其實與俄的比較可以分為兩個領域：一是俄與中東歐（尤其是波蘭捷克匈牙利等）相比，如前所說，這一比較決不足以證明「漸進」優於「激進」。二是整個前蘇聯東歐與中國相比，眾所周知，前蘇東各國無論漸進還是激進，其共同點是轉軌初期都出現了經濟滑坡，而中國似無這種現象，那麼前蘇東各國有什麼共同點而為中國所無？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民主化，由此而有民主妨礙經濟發展之說。但我認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視的是另一點，即改革前經濟體制的不同對改革「代價」的影響。

如今已經很明顯，無論就民心、政情還是葉本人的身體狀況而言，葉利欽都已不可能連任，而他要逆民心而採取非常手段搞獨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問題是後葉時代會在怎樣的情況下到來？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看到了葉利欽時代（確切地說也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留下的正面遺產在起作用。

[5] [俄]《消息報》，1997年11月18日。

因此，中國一方面在「計劃經濟」方面還有極大的改進餘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中國改革前期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復甦式管理。這從鄧小平關於「改革實際上在75年就開始了，只是當時叫做『整頓』」的話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

而俄羅斯正相反。它從「大眾私有化」轉向發展金融工業集團的過程，同時就是從「世界主義」轉向民族主義與俄國利益至上的過程。用國家權力把重點金融企業與重點工業企業結合成「巨無霸」式的集團以抗衡外資、防止「國民經濟非洲化」，是公開宣布的理由。正如葉利欽在1997年獨聯體國家首腦會議上說的：前蘇聯各國如今只有兩個選擇：要麽建立跨國金融工業集團，在新的市場基礎上恢復過去存在的統一經濟空間，要麽就只能成為西方的原料附庸國。 [10] 這時，俄政府已經先後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喬治亞、拉脫維亞與吉爾吉斯等國簽約，組建了6個跨國或多國金融工業集團。並在莫斯科召開「建立和發展跨國金融工業集團的經驗與問題」國際研討會，後來又提出要建立40個這樣的集團，並使其運轉。

[13] 我國一些論著從單純反自由民主的立場出發，把自由民主派當作「極右」，與之相比寡頭國家主義者反被視為偏向中間。這是十分奇怪的。按這種邏輯，皮諾切特、蘇哈托倒比社會黨還要左了。還有些人以葉利欽劃線，越反葉、反「激進改革」便被看成越左，反之則越右。按這種邏輯，制度主張與意識形態類似的「亞博盧」與蓋達爾一派便被分成中、右兩翼。但同樣反葉利欽的日里諾夫斯基難道是中派嗎？

民營中小企業與外資經濟，在今日俄羅斯均不景氣，最突出的問題是投資萎縮。但隨著政治上了軌道，經濟恢復穩定，投資者信心增加，這一塊經濟也會活躍起來。這樣，在以上三大塊經濟的推動下，俄國經濟最終走出困境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的可能是存在的。

[17] 轉引自張曙光：《批評規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天則雙周學術討論會文稿系列》，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1999年。

關於俄羅斯經濟滑坡程度的數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羅斯逃稅成風，統計外的灰色經濟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但俄的實際經濟實力與人民實際生活水平並不象數字反映的那麼糟糕則是肯定的。有人說如今的俄羅斯是人人都喜歡把事情說得越壞越好：反對派喜歡說壞自是理所當然。自由知識界與傳媒要張揚社會批判精神與迎合大眾情緒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歡說壞！——由於近年來葉利欽頻繁更換政府，更換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歡宣傳自己面臨的形勢如何如何嚴峻，以顯示自己的回天之力。然而他們又總是位子沒坐熱便被撤換，來不及為自己評功擺好。當然，西方近年來與俄關係越搞越僵，他們也就越來越難得說俄的好話了。於是俄羅斯的情況是否真的那麼壞，便很值得研究。以這些說法與喜歡說好的輿論相比較，就更須謹慎了。轉軌之初，關於俄羅斯的許多樂觀預言都落空了，然而這些年來幾乎年年（可能只有1995、1997兩年少些）有關於俄羅斯魏瑪化、關於要發生社會爆炸、過不了嚴冬、將發生飢荒或內戰的預言，事實證明也屬市虎之言。而俄羅斯人近年來的中派化卻是無論樂觀者還是悲觀者都沒預見的。看來俄羅斯仍將艱難地繼續她的轉軌歷程，直到柳暗花明。

目前我國以國企為代表的存量經濟問題成堆，但從一些指標看尚未出現東歐國家改革初期那種大滑坡的局面。這成為一些人全盤否定「激進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實，這裏除了一些深層問題尚被掩蓋乃至尚在積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中國與蘇聯改革前體制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後的農民國家裡發生的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徵，但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製、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哄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餘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此時認真分析葉利欽時代的歷史是意義重大的。然而如今兩種似是而非的論點卻值得注意：「右」的一種認為俄羅斯虧在「平民主義」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證券」而一開始就放縱寡頭搞「亞洲自由主義」就好了。「左」的九九藏書一種認為俄羅斯虧在「激進改革」上，似乎「普魯士道路」當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卻可以救蘇聯。然而我們已經看到葉利欽時代既不缺寡頭也不缺新權威，他們所缺的不就是我們也要爭取的嗎？總而言之，葉利欽時代給我們的教訓決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們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10] [俄]〈今日俄羅斯〉1997年第3期。

[12] 羅·麥德維捷夫：〈葉利欽時代的終結〉，〈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3期，94-95頁。

總之，在葉利欽時代的四個階段中，葉利欽都既有出色的作為，也干過許多蠢事。尤其在首尾兩個階段中更明顯：如果他在8·19之後不拆戈爾巴喬夫的台，而是葉戈合作共創民主新聯盟，如果他不在反政變勝利后忘乎所以，錯過了憲政改革的最佳機會，他的「闖關」式改革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證券私有化」設計得如此拙陋，後期倚重的寡頭自由派不那麼違反公正原則擴展權力資本，俄羅斯的轉型期社會問題不會如此嚴重。如果他在這兩年不那麼乖戾地頻繁更換政府，1997年的經濟回升有可能持續，1998年的危機可能避免，即使難免也可能不那麼嚴重。當然在另一方面，葉利欽是俄羅斯民主化市場化改革的象徵，如果沒有他挺身而出帶領人民反擊8·19政變，蘇聯就可能出現第二個「停滯時代」。作為一個過渡型歷史人物，葉利欽順應了俄蘇人民擺脫舊體制的願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並沒有完全擺脫舊官僚那種專橫獨斷、剛愎自用的習氣，而在建立了「新權威」之後，權力腐蝕症在缺少制約機制的條件下在他周圍的小圈子裡蔓延，可能也傳染到他本人。作為個人因素，葉利欽是個「闖將」而不是深謀遠慮的思想家，喜弄權術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與他長期合作。再加上他長期有病，導致行為亦常呈病態，「病夫治國」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對於俄羅斯的現狀，他是難辭其個人責任的。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內的經濟學家常把中國與蘇東改革前經濟體制都稱為計劃經濟，但這兩者其實是差異巨大的。簡而言之，改革前中國的農村體制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特徵的、有束縛而無保護的共同體，它比東歐那種束縛功能與保護功能相協調的、甚至有保護而無束縛的農業體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國的工業體制是一種大轟大嗡的運動經濟或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它比東歐式的科學主義計劃經濟更無效率。因此，中國改革在公平改進與效率改進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潛勢。當然，導致中俄進程差異的還有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的遠因，這需要另行討論，但改革起點不同的影響無疑是更直接的。

葉利欽如此措置乖戾固然與他在權力無制衡情況下「病夫治國」之不智有關，但也反映了葉利欽時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階段中俄羅斯過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權威加經濟上的寡頭化——的危機。在這一階段中，經濟雖然止跌回穩，國有資產也被寡頭們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而葉的聲望也進一步下降。在眼看葉利欽病體難支、不能久任的情況下，葉利欽身邊的小圈子行為日益短期化，他們不僅不能為俄國的長遠利益、而且甚至已經不能為他們在上一階段所主要依靠的社會基礎即金融工業集團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只是著眼于怎樣能實現一種在「後葉利欽時代」儘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後安排。

我國廢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過公共選擇、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認可的方式實現了農民走向市場時大致的起點平等。在某種意義上，「平分土地」與每人一份的「證券私有化」性質相似，都是以民主方式擺脫共同體的束縛。但東歐人擺脫束縛，便要付出失去保護的代價，而中國農民之所以主動發動改革，正是由於舊農業體制即使在計劃經濟範圍內也顯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種「由國家控制而由農民承擔控制後果」的經濟，既不同於真正的集體經濟，也不同於國家控制、國家承擔責任的城市國營經濟，共同體的束縛功能極強而保護功能缺失，只有「父權」而無「父責」，這即使在共同體本位的價值觀下也是極不公正的。這種只是為了取得原始積累而管制農民的體制在前蘇聯雖也存在過，但他們在原始積累過程完成後，工業已停止了對農民的「抽取」，從1966年蘇聯集體農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制」起，其體制已變為如城市國企一樣的「國家承擔控制後果」之經濟，擺脫共同體的束縛就意味著失去共同體的保護。就這個意義而言，蘇聯的農業與我國的國企都比我國的人民公社體制要公平些。多數東歐國家農業體制與1966年後蘇聯類似，而且原始積累時期更短（捷克、東德等工業化國家基本上沒有此時期）。少數東歐國家劇變前就沒有搞過農業集體化，如前南斯拉夫與波蘭，那裡的農業劇變前就是個體農場農業，但國家從60年代後為了增加「社會主義吸引力」仍出資為農民建立了退休、免費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換言之，南、波的舊體制對農民有保護而很少束縛，那裡的農民就更談不上主動改革了。

但國企改革在我國就沒有這麼順當了。在「窮廟富方丈」的同時讓工人空手「下崗」，或是強迫工人出錢為「窮廟」填補窟窿，再或者把「窮廟」粉刷一下上市騙錢，都會造成嚴重的不公正。而農村改革的經驗、日本戰後解散財閥時的「證券民主化」經驗與當代波蘭、捷克等國的轉軌經驗都表明，「以起點平等原則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規則公平原則找到最終所有者」是解決進入市場時產權初始配置問題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講起點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選擇。存量資產既然是公共的積累，那末無論是「分」、是「賣」還是「送」，都不能不考慮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個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權益。東歐尤其是前東德不少「爛攤子」企業是採用象徵性價格「送」掉的。但這種方案都經過了工會同意並以強大的工會力量保證「送」的條件（職工就業等）得以落實。如果不是這樣，「送」就行不通。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把困境歸因於東歐的社會保障太多、福利包袱太重，這種解釋是與新保守主義反對福利國家、反對強大九*九*藏*書工會的立場相符的。如薩克斯便認為東歐應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虎」學習，擺脫福利國家這種「歐洲病」，奈斯比特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它以家庭責任排斥了歐洲傳統的國家責任，因而創造了奇迹。波蘭學者科沃德科也認為東歐不可能象中國那樣吸引外資，因為東歐（例如波蘭）工會太強大，嚇跑了投資者。 [19] 應當承認，這些人的確看到了歐洲式的民主資本主義與亞洲的專制資本主義在國家責任與勞動者權利方面的重大區別，然而至少在東歐內部，這些說法不能解釋何以例如波蘭的工會比俄羅斯的更強大，但波蘭的經濟包括對外資的吸引力都比俄羅斯強得多。

本文初稿截稿後傳來俄羅斯杜馬大選結果（1999年12月19日），新杜馬從上屆的左派獨大轉變為本屆的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俄共議席從上屆的157席減為111席，曾經主持激進改革的自由民主派上屆（以「民主選擇」為代表）在政黨議席中全軍覆沒，只在選區中獲得9個議席，此次(以「正義」聯盟為代表)則東山再起，以第四位的選績重返議會黨團大門，連同選區議席共獲27席，加上同為自由民主派但堅決反對葉利欽的「亞博盧」聯盟的21席，自由民主派總議席達到48席，略少於上屆的54席（其中政黨議席40席，多於上屆的31席），社會民主派上屆（以雷布金聯盟為代表）全軍覆沒，本屆（以「祖國」為代表）獲得66席，成為第三大議會黨團。總體上看，議會民主制下的「常規兩黨」即自由民主派與社會民主派（西方意義上的右派與左派，以俄國傳統而言則是中右與中左 [13] ）共佔有114席，多於俄共（俄國的左派，西方意義上的極左派）的111席，寡頭自由派即所謂政權黨和法西斯傾向的日里諾夫斯基派（俄國的右派，西方意義上的極右派）合計的91席。這種三足鼎立而中派略佔上風的局面是俄羅斯轉軌以來從未有過的（在近代杜馬史上也只有1905年的頭兩屆杜馬可以相比）。比起上屆杜馬中上述三種傾向成54（亞博盧加「民主選擇」）：177（俄共及其盟友農業黨）：106（政權黨加日里諾夫斯基）之比的嚴重兩極化並且左派居絕對優勢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俄國民心與政局的中派化，只是比原先人們預計的更「右」一些。主要是「祖國」的勢頭被新「政權黨」奪去不少，同時自由民主派中堅決反葉利欽的「亞博盧」也被與葉利欽不即不離的蓋達爾—基里延科聯盟奪走大量選票。

然而俄國並沒有因此而大亂，甚至沒有給葉利欽很大難堪。與人們預期的相反，葉此後又換了兩屆政府，發起了車臣行動，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對。而議會的彈劾程序無疾而終，許多人預言會發展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遊行也進行得十分溫和，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危機后「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漸成氣候。社會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後葉時代平穩過渡。總之，在葉利欽這個「強人」不再有能力逞強之時，當「新權威」的權威基本消失之際，俄國一沒大亂，二沒走極端，三沒走回頭路。在專制與極端傳統深厚的俄羅斯，葉利欽能依憲政程序離任已屬不易，而在最不利條件下仍能平穩離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8年來，人們對俄羅斯的樂觀預期屢屢落空，上面這種預期會不會失准呢？當然也可能。但這裏的關鍵在於葉的交班。交班順利，這樣的預期是有把握的。否則就難說，陷入大亂甚至爆發內戰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假如葉利欽要推翻民主，以強權固位的話，那就是俄共上台的機會了。俄國歷史上常常發生賭徒的冒險反而促進了相反的發展之例。1917年8月要不是科爾尼洛夫將軍發動右派政變想推翻二月民主政體，布爾什維克是難有崛起機會的。1991年8月若不是保守派發動政變想終止民主進程，民主派的成功也不會那麼快。如今葉利欽若想步8·19政變者的後塵，那歷史就要重演類似的一幕了。

[7] G.亞夫林斯基：《俄羅斯虛假的資本主義》，[美]《外交》1998年5-6月號

在經濟上，目前俄國仍保留的純國有經濟主要是軍工系統。實踐表明俄國軍工的技術狀況與運作傳統使它很難「軍轉民」並在此過程中私有化，但擴大出口賺取外匯的潛力倒不可低估。今後俄可能會放棄軍工轉民及私有化目標，改以開發國際軍火市場來供養軍工部門，並長期維持這一部門的國有狀態。只要能賺到外匯，這並不是不可行的。

俄國歷史充滿了不可預見性，現在推斷俄將來會如何是很冒險的，但只要葉利欽交權不出亂子，我們還是可以大致這樣預期：

十一、轉軌為什麼這樣難：兼論中俄之異

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的宏觀看，如第三章所言，在「帝國後遺症」中出現上述情況倒屬於常規，而葉利欽若能跳出這種輪迴，反而是非常之舉。葉利欽的政治生涯中度過不少危機，創造過不少「奇迹」，但這一次若他還想憑強權創奇迹，那他就可能掉入千年歷史常規而把他以前所創的「奇迹」全部湮沒。而這一次他若不再想創造奇迹，依憲交班，那他倒是在歷史上創造了個真正的奇迹。這將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也是真正能確立以前各次奇迹之意義的最重要的奇迹了。

更多的論者把中俄分別看成漸進與激進兩種改革的標本，並從兩國實踐的對比中得出激進不如漸進的結論。前述斯蒂格利茨報告便是這種說法最近和最有影響的一個版本。斯蒂格利茨把中俄列為改革模式的兩個極端，而中東歐諸國位於兩者之間。他認為俄羅斯改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激進自由主義烏托邦計劃，而中國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眾選擇。前者忽視了國家的作用，而後者發揮了國家的協調功能。這樣一種解釋邏輯上似乎很合理，可惜與事實難以契合。首先那種以中俄為兩極東歐居中間的排列就與人們通常的觀察不符。斯蒂格利茨這樣排列是基於轉軌效果中國最好俄羅斯最差而東歐居中，然而轉軌方式決不是這樣的順序，中俄之比姑且不論，東歐的激進怎能說次於俄羅斯？其實前面的敘述已表明俄羅斯的十年改革同樣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199htｔps://reａd•99csｗ•coｍ4年前後經歷了明顯的調整，此前在兩宮拉鋸戰的條件下甚至可以說是葉利欽與議會各摸各的石頭各過各的河，哪有什麼自上而下的計劃可言。而此後的新權威、寡頭化、民族主義方向更與其說象東歐，不如說象中國。就1994年後的情況而言，俄羅斯的改革方式實居東歐與中國之間，無論是從民主到新權威，從大眾私有化到寡頭化，還是從西化到民族主義。然而中俄經濟增長的差異不僅沒縮小，俄羅斯與東歐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可見斯蒂格利茨的解釋也不能服人。

[9] 邱莉莉：《匈牙利私有化的特色與得失》，《東歐中亞研究》1997年第6期，53-56頁。

從廣義契約—廣義公正的角度講，人們放棄自由是為了獲取保護。而共同體在實行束縛的同時也就承擔了保護義務。擺脫這樣的束縛是要付出代價的。而我國的公社只有束縛卻無保護，擺脫它的過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見的「無代價的進步」。套用馬克思的話說，農民在這一過程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卻是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而且這一機會（以土地為載體）在他們中的初始分配又較均等，他們何樂不為？顯然，這樣一場類似「帕累托改進」的變革得以實現，既不是由於什麼特殊「文化」的影響（城市裡接受「市場文化」的影響不比閉塞的鄉村更多嗎），更不是由於改革前的公社有什麼「經濟民主」，而就是由於擺脫不公正的衝動與公平的要求。

[3] 伊·斯塔杜波羅夫斯卡婭：《金融工業集團：幻想與現實》，[俄]《經濟問題》1996年第7期。

八 、政府走馬燈：葉利欽時代第四階段

這一切使中國的改革具有某種「落後的優勢」。但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如今的成就與他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表明我們如今幹得比他們好，毋寧說是表明我們過去幹得比他們差——我們的公社不如他們的農莊公平，而我們的命令經濟不如他們的計劃經濟有效率。但他們當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盡頭，我們也不能只吃「落後優勢」的老本。我們如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重複建設、山頭經濟的問題，這無可非議，「專家的計劃」畢竟比諸侯們的攀比競賽更講配置效率。但人家沿這條路走到底也不過如此，我們又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應當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有時效限制。如今國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說遠高於文革時期，但國企的困境卻遠甚於那時，同時權錢結合的原始積累也形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一切都表明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個臨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循環的怪圈，就看我們此時的選擇了。

總之，葉利欽時代第三階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轉向新權威主義，在對外姿態上由世界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強國主義，在經濟上也由「大眾私有化」轉向扶植壟斷性寡頭。在此期間葉利欽幾乎疏遠了（如果不是決裂的話）原先支持過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時以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及總統辦公廳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頭主義者，成為葉政權的新的支柱。

的確，就葉利欽本人而言，他對這場危機驚慌失措、不知所為，與過去歷次危機中他表現的極為果斷、敏銳、自信與機智形成鮮明對比。正如麥德維傑夫所言：「葉利欽的個人權力資源與政治資本已經耗盡，他已不再擁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宮之外事態發展所需的施政班子、執政綱領、精英與民眾的信任以及過去的精力與健康。」 [12] 實際上，葉利欽這時已不再是個「新權威」了。

[18] 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Washington, World Bank,1999.

總之，中國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農村改革（不僅是農業改革，號稱「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是我國改革時期工業成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從大包乾產生的後續變革），而農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漸進」，二不是靠「不動存量」，而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改革前農村體制特別不公正（既相對城市體制、也相對蘇聯東歐農業體制而言），二是改革過程較好地體現了公共選擇、起點平等。如果中國農民像國企或蘇聯農民那樣被國家管起來但也包下來了，或者像波蘭農民那樣國家不管卻也包下來，中國農民就不會有那種由「管而不包」逼出來的改革衝動。而如果農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為起點，而是開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長的私人莊園並把農民一腳踢出去，或變為莊園里的長工，那農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4] 金雁、秦暉：《「分」之罪？不「分」之罪？——俄羅斯大眾私有化評析》，《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

2000年1月3日改定於京北寓所

這表明俄國人在葉利欽時代雖然付出了許多代價，但的確成熟了。他們很有希望走出歷史循環的怪圈。葉利欽時代儘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規則畢竟有了，葉利欽時代沒有建成市場秩序，但市場化的基礎也有了。而俄國人民儘管對葉利欽再不滿，他們也不想走回頭路的。

[11] 李建民：前引文，53頁。

九 、葉利欽之後：轉軌的前景

葉之後執政的大概會是普里馬科夫那樣的「中左派」，他們會對葉時代的政策做出明顯調整，但不會完全反其道而行（即使俄共上台恐怕也不可能那樣）。然而從目前情況看，俄國經濟轉軌尚難在短期內完成，「中左派」要完全解決轉型時期困難也不可能。這樣在民眾不耐煩的情況下，他們會落選下台，而最可能取代他們的是中右派。（當然，如果中左派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引起大亂子，極左派上台也不是不可想象。但這種可能極小。）這樣，俄國便逐漸會形成中左、中右輪流坐莊的議會民主制常規，出現社會民主派與自由派的二元政治，從而完成向民主國家的過渡。

「祖國」與「亞博盧」在大選前半年間影響大增，曾被視為俄國民心「中派化」的表現。但這兩個聯盟在大選中受挫也並不意味著「中派化」的https://read.99csw.com趨勢發生改變。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新一屆杜馬仍然是自由民主派與社會民主派即俄國意義上的中右—中左二元結構走向形成的體現。儘管由於政權黨在這半年間集中攻擊「祖國」而使俄共多少得享漁翁之利，而車臣戰爭得到多數民眾擁護，一方面提高了政權黨的得分，另一方面使歷來對在車臣用兵批評最力的「亞博盧」失分于價值取向類似但更傾向於與政府合作的基里延科聯盟。這兩點有助於延長現今的寡頭自由派統治，但不可能改變政權中左或中右化的走向。相反，經歷了晚期葉利欽眾多弊政的俄國人仍能給政權黨以相當的認可，表明他們對轉軌的評價並不是那麼糟，也更有利於平穩地（而不是翻燒餅似地）走向中派化。

農村改革使中國80%以上人口主動掀起了求變的大潮，而俄羅斯農民正相反，「有保障的工資制」下他們成為比城裡人更被動的改革滯後者。俄羅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額債務為誘餌獎勵願意改革的集體農莊，然而應者寥寥，拖延兩年之後俄羅斯政府終於不得不無條件取消了這些債務。至今俄國的農業仍是俄經濟中最不景氣也最難改革的部門。

[15] 《1995年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俄]《俄羅斯世界》1996年第1期，57頁。

[2] 董曉陽：《俄羅斯官僚資產階級是如何形成的》，《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6期，23頁。

無論程度如何，俄羅斯轉型期危機比人們預料的更嚴重，是不爭的事實。在經濟方面，俄羅斯的衰退與中國的增長更形成鮮明對比。對此不僅中俄兩國思想界討論熱烈，國際經濟學界也視之為前沿問題，斯蒂格利茨今年四月為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發表的主題報告《改革向何處去？轉軌的十年》 [18] 就是以中俄改革比較為主題的。這個報告對中俄兩國與國際經濟學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就導致葉利欽在這一個階段的行為越來越走向個人權術。而這樣的短期行為又使俄國的轉型期危機拖長、經濟發展受損。本來在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末期已開始回升的經濟，在進入「走馬燈時代」后又趨惡化。政府短期行為導致社會短期行為，尤其是資本的短期行為。而資本的短期行為則是金融危機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機雖然有其深層、宏觀的原因（無投資激勵機制經濟不能真正穩定、國際油價下跌致使俄國家財政狀況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俄金融系統的體制性問題等），但人們的心理預期惡化造成抽逃、擠兌無疑是危機的導火索。而形成這樣的心理預期，葉利欽末期的唐突舉措是要負至少一部分責任的。

然而這裏仍有一系列問題要澄清。首先對「俄羅斯的現狀」要有客觀的評價。如今的俄羅斯的確處於困境，尤其與處於經濟增長期的中國相比很能令國人沾沾自喜。但其實困擾俄羅斯的許多問題在中國不僅也存在，而且有的並不比俄樂觀。例如俄社會如今最敏感的拖欠工資問題，失業下崗問題等，中國都決不比俄羅斯來得輕。只不過素來缺乏社會保障意識的人們不以為這是個問題、素來缺少社會權利的人們也無法談論這類問題罷了。象中央電視台那樣天天公然向下崗工人宣傳「只不過是從頭再來」的「公益廣告」，象某些傳媒宣稱工人應當「感謝下崗」，象流行理論堂而皇之地論證鄉鎮企業的活力就在於「農民沒有失業問題」，甚至宣傳外商要求在企業中設立黨支部以便管束工人。——這類的說法在俄羅斯哪個「寡頭」敢講？如今俄羅斯傳媒充斥著關於「暴發的寡頭和貧困的大眾」的激烈抨擊，那裡的貧富分化也的確比許多中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等更嚴重，但就最能反映貧富分化程度的統計指標—居民收入分配吉尼係數而言，按俄羅斯政府國家統計委員會的數據，1994年為0.409, 1995年降為0.381; 民間大多數專家學者估計得更嚴重些,為0.400--0.405不等。 [15] （吉尼係數為0表示絕對平等，為1表示絕對不平等，在這兩極端之間數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貧富分化越嚴重）而中國大陸1994年據社會學家李強為首的一個課題組調查統計，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按戶計的吉尼係數為0.445, 按人計為0.434。 [16] 1995年據經濟學家李實為首的課題組調查統計，按戶、按人戶、與按人計的吉尼係數分別為0.409, 0.444和0.445。 [17] 因此，誰更需要批評是大可玩味的。

葉利欽的寡頭轉軌模式誠然遠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轉軌，而葉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勁。他在金融危機使俄國經濟再入谷底、支持者紛紛離去、民意背離、體力難支的最不利狀態下下台，從常理而言，從俄國歷史經驗而言，這是最容易引起「翻燒餅」的。而葉利欽體制雖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來一場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現在看來，俄國各方都表現得驚人地理智。當8月底危機來臨時，許多人斷言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且是俄國整個經濟轉軌進程「不可逆轉的失敗」，它將導致「整個政治上層建築的崩潰」，此後幾年中俄國將發生大亂，人們只能討論「民族與國家的簡單生存問題」了。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俄國已經面臨社會爆炸、秩序崩潰與內戰。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挂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經濟學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飯；中國的「小而全」、「山散洞」與蘇聯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於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1998年3月葉利欽突然解散了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由此開始了葉利欽時代的第四個階段。大概也是最後的階段了。這一階段突出特點是葉利欽走馬燈式地頻繁更換政府，並且似乎已經完全亂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職僅5個月便被免職，任命切爾諾梅read.99csw.com爾金復出受阻，葉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馬科夫。普氏上任僅8個月就被免職，換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壽命更短至2個多月，又換了普京。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已經完全不顧政績標準：切爾諾梅爾金是在俄經濟止跌回升、形勢看好時被免職，普里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機、穩定經濟初見成效時被免職。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機」，但嚴格地講主要責任也不在他。葉利欽用人此時似乎也沒了價值標準：基里延科接近於民主派，切爾諾梅爾金如前所說，是寡頭新權威主義者，普里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馬科夫本人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則純屬事務官員。總而言之，葉利欽此時用人施政已既不講政績也不講「主義」，純屬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後而玩弄權術。因此很自然，這時的葉利欽幾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評，包括原來擁護他的寡頭派。

十、千秋功罪任評說

[16] 李強、洪大用、宋時歌：《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異分析》，《中國科技導報》1995年第11期。

[8] 田永祥：《俄羅斯政黨與金融企業的關係》，《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2期，38-43頁。

正因為當局宣布組建金融工業集團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俄國自己的經濟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這種方式搞的國有資產改制既不向外資開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間資本，而是一種典型的「自己人」交易。這一方面使俄國民間中小企業難有大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國吸引的外資微乎其微，遠不能與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如前所說，葉利欽「病夫治國」的許多失誤對形成俄羅斯今日的困境是有責任的，但大多數論者（無論其思想傾向如何）不會把個人失誤當作困境的主要原因。那麼主因何在呢？

[14] [俄]〈獨立報〉，1997年6月17日。

[19] 參見蘇文：《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嗎？》，《讀書》1996年第6期。

[1] [俄]《消息報》1996年1月10日說：前蘇聯官員出身者在總統班子佔75%，政府中佔74、3%，地方精英中佔82、3%，經濟精英中佔61%。其中，前蘇聯經濟官員在政府中佔42、3%，經濟精英中佔37、7%。

1999年10月初稿

[6] P .M .Nagy, The Meltdown of the Russian State: The Deform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State in Rus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0.pp72-74.

最成問題的是如今樹敵甚多的寡頭部門，包括金融、能源動力原材料等民用基礎工業。寡頭經濟雖然弊病極多，但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以「革命」手段消滅之也不是辦法，即使俄共，如今也與金融工業集團有聯繫，何況「中左派」？可能的選擇是通過規範化改造揚其利而除其弊。寡頭部門在技術上是俄國民用經濟的精華，幾年來雖有「官經濟」的傳統，畢竟也進行了適應市場的改革，許多人認為它還是有自我發展的機制及其經濟合理性的。金融工業集團通過資產重組來形成生產力，要比重新投資新建企業來得經濟。它們的低風險運作與雄厚實力也成為與外資合作的有利因素。在市場化過程中，它們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重視引進與技術開發，在生產、銷售與服務方面力求與國際接軌，取得與國際先進大企業競爭、抗衡的資格與地位，這都是金融工業集團的優勢。也是它們雖脫胎于、但到底也還不同於前蘇聯時期僵化的官僚托拉斯的地方。近年來，金融工業集團一直是俄經濟中最活躍的部門，尤其在經濟總量下降的背景下更突出：1996年全俄工業生產下降5%，而金融工業集團的工業產值卻猛增三倍，從26萬億盧布躍增到100萬億盧布以上，在GDP中的比重由2%升至10%，在全俄投資平均下降18%的情況下，15個金融工業集團基本投資增長率卻達到250%。當年全俄外貿出口增長8%，而一些金融工業集團則增長28%。這些企業債務低，管理好，而且由於具備高技術開發潛力，有可能成為俄科技革命和走向知識經濟的先鋒。 [14] 因此無論誰上台，都不可能取消這個部門。可能的辦法是：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改革消除其「官經濟」色彩，使其演變為按市場規則運轉的現代財團（如日、韓的那種），一方面嚴禁其向政權滲透，並通過二次分配的社會民主政策使其承擔社會保障義務，以解決公平問題。

8月危機沉重打擊了俄羅斯的經濟及其轉軌過程，也使葉利欽的聲望進一步掉到谷底，而這又反過來使葉利欽身邊的「圈子」更擔心「後葉利欽時代」的局面，從而使葉利欽的行為更加短期化，如此惡性循環，終於使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趨於終結。

實際上對所有的轉型國家來說，國有資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無非是三個：要麽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給老百姓，要麽就「賣」，然而如按開放式自由競爭的辦法「賣」，則「自己人」競爭不過實力雄厚的外資，實際上主要是賣給外國人。要麽決心「賣」給「自己人」， 那就只能關起門來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蘭與1992-1993年間的俄羅斯走的是第一條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條道路，而1994年後的俄羅斯走的是第三條道路。於是便有了「新權威」政治條件下金融工業寡頭的崛起。無怪乎主張走第 一、二條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對金融工業寡頭抨擊甚烈，而「國際資本」也決不是俄國寡頭的捧場者。雖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資本與控制了俄國經濟命脈的寡頭們有許多交易要做，但兩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國際資本中跨國投機性最強的所謂「對沖基金」，對俄羅斯寡頭的抨擊最厲。如著名的「國際大鱷」索羅斯，就張口閉口罵「俄羅斯的強盜資本主義」。我國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經濟利益決定了它的基本價值觀——追求一個強有力的、集中制的國家，推崇以保護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等。在這點上，它與舊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繼承性， [11] 而它與自由主義或「西方價值」倒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