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以來的"西馬"主流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無論其他方面如何對立，在批判馬克思（尤其是晚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性主義傾向方面卻存在著有趣的一致性。"西馬"以浪漫主義、哈耶克以經驗主義來抵制「理性主義的僭妄」，這或許反映"後現代"西方對啟蒙理性的過分擴張之反感已成為超越左、右的潮流。這在歐美自由社會中作為一種批判的聲音自有其價值，但這些資源再被國人傳入中國後會有怎樣的作用，卻很值得研究。我們已經指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過分貶抑「積極自由」可能有副作用，同樣，在啟蒙目標實現之前過分貶抑啟蒙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這一時期原有幫會傾向與現代政黨傾向的鬥爭突出表現在允許黨內有派、求同存異的問題上。1850年盟內出現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分歧后，馬、恩主持的多數派並沒有以「多」壓「少」，而是主張兩派各自建立倫敦區部，並把同盟中央由倫敦遷至科倫以示超脫，倫敦的兩個區部互不統屬而只與科倫中央委員會聯繫。然而，原正義者同盟傳統領袖沙佩爾和維利希等主持的少數派卻拒絕了這一「一黨兩派求同存異」的方案，他們以策劃「革命」需要集中領導為由，由該派倫敦區部召開大會開除了多數派，另立中央委員會，不承認「調和的」科倫盟中央。這場馬、恩與所謂「沙佩爾—維利希冒險主義集團」的鬥爭以沙佩爾受挫后與馬克思言歸於好而結束。[24]它確立了此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多元化傳統，承認黨內有派、自由討論，不以組織措施解決政見認同問題——這些現代政黨——公民政治組織的特徵一直保留到現在的社會黨國際中。

但問題還不在於這些「主義」是否切合中國的實際。即使從純粹學理的意義講，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的教訓是否只可以歸咎於理性主義或科學主義的膨脹，也著實可疑。「西馬」主流認為俄國人實踐中的一切弊端來自「晚年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的科學主義傾向。但實證的史學研究證明：科學主義或者「理性僭妄」如果說確實對恩格斯、考茨基乃至希法亭這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影響甚大，對普列漢諾夫乃至孟什維克這些「西歐化」的俄國左派也很起作用，但卻與從民粹主義到列寧主義的「俄國現象」不甚搭界。事實上正好相反：從「晚年馬克思」到恩格斯發展下去的科學主義傾向，與其說導致了布爾什維主義，勿寧說是導致了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它在俄國的代表即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派「西方社會主義」，他們作為自由主義之友、民粹主義之敵在1917年是失敗者，而非勝利者。另一方面，「列寧主義」的源頭與其說是恩格斯，不如說是俄國傳統的民粹派。而對於民粹派，「人文主義」的馬克思比「科學主義」的恩格斯更能認同。當代的研究表明，不僅馬克思基本肯定俄國民粹派而恩格斯則基本否定，並且對普列漢諾夫等人與民粹派的決裂，馬克思也是反對乃至鄙視的，而恩格斯則直接鼓勵了這種決裂。[26]事實上，不僅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甚至連俄國自由主義最初都是以資本主義是「必經階段」這樣一種「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即當時所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為依據的。而列寧主義的形成與其說是基於「歷史必然性」之類的科學主義觀念，不如說是基於反對斯托雷平改革的人文主義情緒。[27]

那時民粹主義是主張革命暴力與「人民專制」的，而社會民主黨則主張政治自由與議會民主，後者不但抨擊那種「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會使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裡）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觀點」[21]，還與自由派結成反民粹派的聯盟。在經濟上，民粹派主張村社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而社會民主派則主張個人自由與市場競爭，普列漢諾夫的名言是：「俄國人民就這樣分成了兩個階級：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22]只有把「個人」從強制性的「剝削者公社」中解放出來后，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談得上走向自由人聯合體。

[24] М.И.Михайлов,СоюзКоммунстов---первая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пролетариата.М.,НАуК. 1960. стр.233-284

[4] 如今的美國自由右派思想家如李普塞特把那種保守主義稱為「托利黨的『父權制社會主義』」、「托利社會主義（Tory-socialism）」，(S. M. Lipset, American Exec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1996 pp.153-154. )當年左派的馬克思把迪斯累利的那一套稱為「封建社會主義」，普列漢諾夫稱之為「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別見《共產黨宣言》和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今日「第三條道路」的吉登斯也指出：類似「福利國家」的政策歷史上曾屬於貴族傾向的保守派，而「自由市場哲學」倒是左翼的。(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三聯書店2000年版，11，九_九_藏_書40—41頁。)

[19] 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42頁

[21]《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 ，179頁

在談到「強制」問題時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黨建」問題。我們曾指出，有「烏托邦」而無強制，則烏托邦也是有益而無害的。這一看法落實到「主義者」的活動方式上就是：有「極左」理論而無幫會式組織，則這些理論作為多元中之一元也會有益無害。現代政黨是公民社會中建立在「主義認同」乃至利益認同基礎上的公民政治組織，它與傳統社會中那種人身依附式的以對個人或「組織」的「忠誠」及鐵腕紀律為紐帶的會黨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傳統專制社會中現代政黨無法活動，因此具有現代思想的人們往往不能不以傳統方式組織起來。這種現象不僅社會主義為然，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民主派當年組黨時也帶有會黨色彩。在馬克思主義形成時，自由民主即使在歐洲也未成氣候，傳統專制社會中的政治組織方式不可能不影響社會主義運動。但應當說，馬、恩是力圖使運動擺脫幫會傳統而採取公民政治與現代政黨形式的。

[15] М.Робеспьёр，Й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ёния.т.3,м.1965. стр.91

但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文明史上實際上有著比上述各「成分」更基本的地位。這要從人類文明的總進程說起。簡而言之，人類在擺脫前近代人作為「共同體的附屬物」的地位、擺脫迷信與奴役的過程中產生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這兩大近代潮流。它們分別體現了真與善、實然與應然、智性與德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追求。在「走出中世紀」的過程中這兩者是同向的。但近代文明的異化卻使二者漸相衝突，尤其在擺脫中世紀之後二者的分裂已成了新的陷阱。早在18世紀，啟蒙運動的分裂已導致了兩個「法庭」的對峙：伏爾泰的「理性法庭」在審判迷信的同時也顯示了對人類情感的審判，而盧梭的「情感法庭」在譴責奴役的同時也顯示了對人類理性的排斥，兩個「法庭」的對峙使人們陷於冷酷的（不人道的）「規律」與浪漫的（反「科學」的）精神之悖論中，同時也開始了走出困境的探索。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代表的就是這種力圖使「科學主義」人性化與「人文主義」科學化的努力。這種努力在本質上是超越性的，終極關懷式的，因為它實質上是要打通應然與實然，此岸與彼岸，天堂與人間。這種性質決定了這類努力不可能從人類的追求中消失，但它與「目標」的距離也許無法縮短。

而這一時期在專制的俄國仍然盛行幫會式政治。以民意黨為代表的民粹派體現了一種「職業革命家」密謀團體模式，它強調效忠組織、高度集中、鐵的紀律、限制爭論。列寧對此極為讚賞，認為民意黨是「我們大家應當奉為模範的出色組織」。[25]由此，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建黨伊始，就發生了以民意黨為榜樣的「布爾什維克」與以西方社會黨為榜樣的「孟什維克」的建黨原則之爭。當時這場黨務並不涉及理論上的「左」與「右」，列寧在政治上的民粹主義化（如前所述）也是在後來斯托雷平時代才發生，此時他與孟什維克尚無別的分歧。而理論上極「左」的托洛茨基及盧森堡儘管後來在政治上多與列寧為伍，但在黨務上他們都持孟什維克式的、亦即第二國際各黨通行的立場。然而後來的事實表明，正是這種「布爾什維克建黨原則」扭轉了馬克思以來的現代政黨模式，併產生了一系列後續變化。

[22] 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43頁

那麼，馬克思主義在今日還有前途么？這就要看所謂馬克思主義究竟何指了。當今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可謂眾說紛紜。改革前的傳統說法是：馬克思主義有三大來源與三大成分：源於德國古典哲學的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源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剩餘價值學說和源於法英空想社會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80年代以來，又有人不斷按「來源-成份」模式進行增補：有人說源於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理論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來源與第四成分或政治學成分；有人說源於摩爾根等美國人類學家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人類學是第五來源或第五成分。……如果這樣理解「馬克思主義」，那麼它的「來源」與「成分」可以無限列舉下去，而這所有的「成分」作為一種「科學」表述也都是可以證偽的。作為這許多「成分」之代數和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今日仍有前途的話，那也主要是理論研究的前途，而非社會實踐前途。

這種組織模式對於造成社會強制狀態的作用甚至大於意識形態的「左」。有烏托邦而無強制，與「現實主義的強制」相比實際上可能溫和得多。後來的托派組織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在理論上比斯大林還「左」，但在黨務上他卻受第一、二國際傳統影響更深，從未擺脫孟什維克傳統。「第四國際」的困境就在於：它及所屬各黨在意識形態上是比共產國際還「左」的革命黨，但在黨務上托氏有濃厚的第二國際色彩，一直堅持「黨內民主」。這使它「兩頭不到岸」：其意識形態上的革命色彩決定了它難以在議會政治中有所作為，而黨務上的非集中化和組織https://read.99csw.com渙散又使它難以發動「革命」。但另一方面，這也使它較少背上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包袱，而仍能作為民間力量在當今民主社會中承擔某種社會批判功能。

總之，對社會主義的反思主要不在其「左」，其「烏托邦」，而在於其強制性，尤其是黨務上的強制性。其實毛澤東早有名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而這種「千奇百怪」的「帝王思想」之所以把馬、恩開創的運動扭曲到如此地步，除東方專制傳統影響及個案因素外，「不公正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正」之不良循環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7頁。

但社會民主黨傳統此時並未完全消失。列寧雖因強調集中與紀律而被斥為搞「黨內戒嚴」、搞「農奴制」，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仍然共處一黨之中，即使布爾什維克內部，也還允許有派別存在。列寧也一直按「政教分離」的傳統扮演思想家角色，終其一生在黨內只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儘管他控制黨務的能力已遠在馬、恩之上。而1917年初設的「書記」只被看作是事務性角色，1921年任「責任書記」的莫洛托夫、1922年任「總書記」的斯大林都並不引人注目。以至於列寧死後以繼位者自命的托洛茨基都不屑於控制這個位置。他視自己為馬克思、列寧那樣的思想領袖，而把黨務交給在他看來類似倍倍爾這樣的人去管。然而他沒料到，俄國傳統不同於德國，按民意黨模式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更不同於第一、二國際，馬克思與克里默、恩格斯與倍倍爾那樣的關係是決不可能出現在他與斯大林之間的。 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過《關於黨的統一》決議，嚴厲禁止「黨內有派」，於是用組織手段解決不同政見、用權力解決思想分歧成為慣例。隨著列寧死後斯大林利用黨務權力一一擊敗托洛茨基等反對者，成為思想與組織上的雙重領袖，馬克思以來「黨內有派」、「政教分離」的多元化傳統終於在俄國消滅，而民意黨式的集中制經列寧長期倡導后終於定型。此後的黨恰如回到了馬、恩以前的「正義者同盟」，忠於組織與領袖代替了忠於真理，紀律紐帶代替了思想認同，「職業革命家」組織代替了公民政治組織，傳統幫會色彩代替了現代政黨模式。如果說在傳統專制之下採用集中制的密謀活動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那麼在合法乃至執政狀態下仍採用這種方式便耐人尋味了。

因此，如果要在反思俄國現象的基礎上「更新」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僅僅「回歸人文主義」或片面地反對「科學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勿寧說，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如果要在「蘇式社會主義廢墟」上獲得新生，它只能寄希望於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在一個全新基礎上的再次結合。而這種結合也不能忽視自由主義一個世紀以來的新發展。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就像「歷史上第一個發展中國家」俄羅斯[28]在20世紀初曾顯示的那樣），「新社會主義」（或「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如果要有意義，它只能以「自由主義之友，民粹主義（以及專制主義）之敵」的形式存在。而一切依附於專制主義或民粹主義情緒的「社會主義」，則不過是「皇帝的新衣」而已。

[9] 馬爾庫塞對此有系統的論述，參見H.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如下所述，筆者不同意他與不少「西馬」的反理性主義傾向及揚「青馬」貶「老馬」的許多觀點，但他所說的這些話確系來自馬克思的思想：「在嚴格意義上，真正的人類歷史將是自由個人的歷史，因此整體利益將被編織進每個人的個別存在之中。……這種『個人主義』的取向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興趣。」馬克思主義「包括其『對私有制的積極揚棄』，本質上是一種新形式的個人主義。」

[11] 諾奇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雖然如此，這種追求決非毫無意義，更非萬惡之淵。這正如「科學」永遠不能消除未知領域，甚至沒有縮小這一領域，但愛智求真的精神永存；宗教永遠不能建立人間天堂，甚至不能達到千年王國，但人的心靈不能無所歸依。把科學追求與人文追求結合在一起的努力不可能有最後結果，但在不出現濫用強制的情況下，它在「頭腦」與「良知」兩方面都取得進步，猶如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實際做到的那樣，還是可能的。然而濫用強制則會使它走向反面，以強製為基礎的「偽人文」與「偽科學」之結合，既為借人文之名的反科學蠻幹、也為借科學之名的反人道暴行造就了口實。結果是：在反抗中世紀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市民社會的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在這種「偽結合」下反而導致二者同歸於盡，出現了既不人道又無科學的「中世紀復活」，以及「良知」與「頭腦」的雙重倒退。在30年代，波蘭共產黨領導層為了躲避本國當局的迫害旅居蘇聯，結果在斯大林暴政下全部被殺光，整個政治局委員中只有在本國「反動政府」監獄里坐牢十年的A .蘭普一人活到二戰爆發出獄。他九-九-藏-書於1943年病逝前留下一句著名的「蘭普格言」：「如果靠蘇聯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那麼社會主義在波蘭將會被推遲幾代人時間」。50多年過去，蘭普不幸言中了，更不幸的是他不僅在波蘭言中。

但1905-1907年俄國社會民主派與自由主義反對派的政治運動被鎮壓，隨即出現了為維護權貴利益以暴力手段摧毀傳統公社、強行「化公為私」的斯托雷平改革。在當局強制推行「不公正的偽競爭」的刺|激下，社會下層迸發了「反競爭的偽公正」衝動。傳統公社的復興成為民心所向，民粹派迅速復甦並成為反對派運動的主流。而主張公平競爭的社會民主派與自由派則被夾在中間陷於空前尷尬。除了部分書生堅持原來理念而被擠出現實生活、成為書齋里的反對派以外，有政治頭腦的人不得不重作角色定位。許多自由主義者放棄了起點平等與民主原則而認同「不公正的偽競爭」，為權貴資本主義辯護，一步步走向寡頭主義。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放棄了個人權利與自由原則而認同「反競爭的偽公正」，向「人民專制」轉變，一步步走向民粹主義乃至超民粹主義，並與歐洲正統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主流宣告決裂。[23]這種超民粹主義化的社會民主派即列寧主義，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不僅全盤接受並強化了他過去曾猛烈抨擊的「反對政治自由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觀點」，而且把馬克思設想的過渡性的「半國家」變成了利維坦式的「超國家」，要求實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專政，把馬、恩設想用以對付資產階級暴力鎮壓的手段變成了對付「資產階級」（及一切異己勢力）民主、對付政治自由的手段。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布哈林的「無產階級超經濟強制」說與斯米爾諾夫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把「專政」從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改造乃至經濟建設領域。與此同時，1918年黨也改了名，去掉了「社會民主黨」的稱呼，從此走上了與「歐洲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決裂直至視後者為「最危險的敵人」的道路。俄國人就此步步走向了「古拉格群島」。

除「黨內有派」外，「政教分離」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又一傳統。馬克思在第一國際、恩格斯在第二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都處於思想領袖地位，但並沒有特殊的組織權力，更無權隨意排斥不同政見者。而這些組織的日常黨務工作負責人（如第一國際主席奧哲爾、書記克里默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等人）被視為辦事人員，地位較低，但並無服從思想領袖的義務。馬、恩不僅對一般事務，甚至對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如著名的哥達綱領與愛爾福特綱領）都可以發表激烈批評。但這並不影響綱領生效，也不影響黨繼續尊敬其思想領袖。這種黨務工作者與理論家各自獨立的體制形成了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種類似「政教分離」的傳統。「教主」沒有組織權力，「黨魁」也不干涉理論創新，它與黨內有派的多元化傳統相表裡，使社會主義運動得以在公民政治的軌道上進行。

[17] 同上，第28卷，第218頁。

[28] T. Shanin, Russia as a『Developing Society』， vol.1 of The Roots of Otherness: Russias Turn of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5.

七、未結束語

[14]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例如羅伊.麥德維傑夫（R.A.Medvedev, Leninism and Western Socialism. London,1981 .）注意到了這一點，但往往解釋說這是因為這段時間馬克思正專註于經濟學研究。這當然是部分原因，但決非全部。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20-21頁；第3卷27頁、第46卷上冊104頁；第23卷87頁。

[12] W.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foreword by M.Harrington. New York, 1976. S. M. Lipset, American Exec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1996.

[27] 蘇文：《傳統、改革與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再認識》，《二十一世紀》，1997年10月號，4—16頁

在馬、恩加入前，四季社與正義者同盟都是以紀律為紐帶的幫會式組織，馬、恩加入並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后，開始具有以思想為紐帶的公民政黨性質。馬、恩起草的盟章規定要消除秘密團體的宗派性與密謀性的一切特徵；任何密謀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強調革命是一種不以單個政黨單個階級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運動，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因而黨的任務是宣傳思想團結工人，而不是策劃革命。按馬、恩要求，簡化入盟儀式，取消效忠宣誓，變原來密謀組織的集中製為黨內民主制，不設領袖而只設選舉產生並隨時可罷免的各級委員會。盟員以思想原則而不是九*九*藏*書以個人為準繩。

顯然，社會主義如果能復興，「告彆強制」是不能迴避的必要條件。但復興后的這個「主義」不管叫什麼（如今在歐洲，許多實際堅持左派理念的人也要迴避某某主義之名了），如果它不僅是古已有之的浪漫理想、如果它還想從人類文明史上馬克思開創的那個傳統中繼承什麼的話，那恐怕不是這個或那個「組成部分」，而是那種結合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理性法庭」與「情感法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努力——如前所說，作為「科學結構」的那些「組成部分」都有可能被證偽，但那種超越性的努力作為一種終極關懷是永存的。

從「良知」與「頭腦」的雙重魅力，到德性與智性的雙重危機，馬克思主義的150年歷史足夠人們再回味150年的。我們前面簡述了馬克思主義及其所體現的積極自由精神對建立自由秩序的正面意義，以及馬克思的部分（並非全部）後學如何轉向反自由的強制立場。在這一問題上，把一切歸罪於馬克思（或者像「西馬」那樣把一切歸罪於恩格斯與「後期馬克思」），猶如歸罪於啟蒙思想、歸罪於希臘理性與希伯來救贖觀念乃至歸罪於亞當、夏娃的「原罪」一樣，是一種大而無當的概括。我欣賞朱學勤先生的一句話：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對馬克思主義流變過程的研究，要做的工作還很多。 但這當然遠不是問題的全部。自由秩序之後怎麼辦？怎樣總結馬克思對這一秩序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能成為「後現代」的資源嗎？馬克思主義還有沒有下一個150年？

[10] 參見秦暉：《善惡、信仰與自由：兩個托馬斯的啟示》，載《問題與主義》，長春出版社1999年，87—115頁。

[25] 《列寧選集》第1卷，344頁。

[23] 卞悟：《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化》，《二十一世紀》，1997年10月號，37—47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23、29—81、77頁。

六、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悖論

[20]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219頁。

[6]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如今的許多「西馬」、「新馬」和「新左派」不是那種人，他們的「頭腦」與「良知」並沒有問題，也富於創新精神。然而他們創新的方向已經很難說是人文主義的科學化與科學主義的人道化。現代「西馬」，有的是科學主義者，而主流即絕大多數是人文主義者。前者如阿爾都塞式「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批判「人文主義的僭妄」著稱，後者則自葛蘭西到法蘭克福學派。葛蘭西等人當初與俄國人的分歧主要是形而上的，即反對唯物主義，更強調文化自覺、階級意識等類似"主觀戰鬥精神"的東西。顯而易見，這裏潛藏著一些比俄國人更"左"的苗頭。法蘭克福學派更以「1844年手稿」為圭臬，開闢了一條揚「青馬」抑「老馬」、揚馬抑恩、揚人文主義抑科學主義的思路。

而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體系中儘管也有烏托邦成分，但並沒有由此產生對社會的強制。儘管哈耶克、米塞斯等人把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任何「社會主義」都視為「通往奴役之路」。但誰都知道，社會黨執政的許多西方國家沒有哪個走上了這條道路。相反，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二元格局如今已成為「自由秩序」的通行模式。 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而非強制，不僅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絕非「強制主義」，就是從發展的方向看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走向以政治自由為基礎的社會民主，而不是走向「人民專制」，對於代表后一傾向的民粹派，如果說馬克思還表示了謹慎的保留，那麼恩格斯則是堅決拒斥的。後來東方國家出現的強制社會，除了自有其本國傳統（如俄國的民粹派）根源外，就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國家後來的演變而言，也與其說是與「理性的自負」有關，不如說與「不公正的偽競爭」關係更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超民粹主義化是在斯托雷平時代完成的，可以說沒有斯托雷平體制，就不會有「列寧主義」。今天對此進行反思決不僅僅是「左派」的事。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固然要拒絕「反競爭的偽公正」，與民粹主義劃清界限，而今日的自由主義者也要拒絕「不公正的偽競爭」，與寡頭主義劃清界限。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認識「理性的局限」、防止「致命的自負」固然很重要，但在進入市場經濟時切實保障競爭的公平、盡量做到機會的均等則更為重要。

五、社會民主黨模式與民意黨模式

所謂現代性危機的三個方面：人的意義危機（從「人的異化」到馬爾庫塞所謂的「一維化」）、人際關係危機（過去講的階級關係與如今的南北關係）及「天人關係」危機（環境問題）究竟與「現代性」有什麼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是「現代性危機」的一部分呢，還是前者能為擺脫後者提供資源?抑或是只有馬克思主義危機而根本無所謂現代性危機?這些都是關心人類前途的人不能迴避的。我們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

1864年成立的第一國際是一個政治俱樂部式的聯合組織，其各個支部可以有公開的派別綱領，如里昂支部屬巴枯寧派、洛桑支部屬蒲魯東派等，國際只禁https://read.99csw.com止陰謀性的秘密宗派（後來開除巴枯寧即以此理由）而不禁止公開的不同政見派別。1889年成立的第二國際，其各成員黨都是按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建立的，現代公民政黨的特徵更為明顯。1871年的巴黎公社更是個「多黨制」政權，蒲魯東派、布朗基派與新雅各賓派都有公開組織的俱樂部（雛形政黨）在各種公社機構中活動。

然而從這點看，如今的許多「西馬」、「新馬」、「新左派」不能說是這種努力的繼承者，這倒不是說它們丟掉了哪些不該丟掉的「組成部分」（這個或那個「組成部分」如今是否還能成立，「馬克思主義」者中歷來有爭論，將來也未必能「統一認識」。而且從原則上講，任何有生命即有新陳代謝能力的「主義」，其「組成部分」都是隨時代的變遷而有增有減的。），而是說他們大都已經放棄了上述那種努力。一些人即便把所有的「組成部分」倒背如流並奉為圭臬，但那已經成了獲得某種利益的敲門磚，愛智求真的「頭腦」與悲天憫人的「良知」都已蕩然無存。他們雖然也許自詡正統馬克思主義或者被貶斥為教條的、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他們與馬克思的差別已經比馬克思與他的許多論戰對手之差別更大了。——這已不值得深論。

德性與智性是人性的正面。馬克思在這兩方面都把「人性的自信」推到了極端。因而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實際上是人性的信心危機。然而對人性完全失去信心的人類能面臨問題成堆的現實的挑戰嗎？甚至就連自由秩序的維持，也決不僅僅受到「自負」的威脅。性惡論也可以導出專制，中國古代的法家就是典型。

[2] С.Ю.Витте,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1,Петроград,1923. стр.393-395

[3] 鹽川伸明：《社會主義在世界史中的意義》，（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1997年十月號，18頁。

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是現代性的兩面旗幟，而馬克思是深刻認識到兩者之間緊張關係的現代性危機的第一人。他力圖結合二者，建立一種「科學的」人文主義與「人道的」科學主義，並聲稱發現了合乎正義理想的「客觀規律」和可以「科學」地論證的道德王國。但在號稱信奉他的社會裡，人們看到的卻是「科學」名義下極端的反人道暴行與道德名義下極端的非理性愚昧。那麼，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緊張是否還有化解的可能？或者必須兩擇其一：不是像「西馬」的主流派那樣，走以人文主義拒斥科學主義的路子，就是像阿爾都塞那樣，以科學主義驅逐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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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見W.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6.

[26] 參見L.B.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1971. P.10.

如上所述，當今苦於啟蒙理性過分擴張的西方，浪漫主義的新左派與經驗主義的哈耶克式自由派都在抵制理性的僭妄與科學的自負，但我們這裏，無論自由思想還是社會民主思想都應當追求更多的人文主義、更多的科學—理性精神。這就如同在制度層面，他們的左、右派都在趨向于「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國家」，而我們卻希望「更多的自由放任、更多的福利國家」一樣。不同之處在於：如果說自由競爭與福利國家的缺乏與我們的發達程度不夠有關，那麼人文主義與理性精神的結合則是超越性的，無論社會發達到何種程度。

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恩格斯從未設想過在和平時期作為正常政權無產階級可以用「專政」來進行統治。甚至列寧實際上也明白這一點，他早年曾明確地說：如果無產階級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用不著說『專政』了，因為那時完全能夠保證我們獲得絕大多數，以至專政大可不必要了」。[18]因此毫不奇怪，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曾強烈抨擊民粹派的「人民專制」（注意：不是「專政」）理論，並強調憲政「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工具」，而且也是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還明確指出：「『自由主義者所忙於爭取的』『抽象權利』正是人民發展所必須的條件」。[19]在馬、恩時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意味著用無產階級的暴力來對付資產階級的暴力，從不意味著用「無產階級的」暴力對付「資產階級」民主。馬克思原來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后國家即消亡，後來雖然提出革命后的過渡時期仍要有國家，但那是個職能遠比「資產階級國家」弱化的、消亡中的「半國家」。而到德國開放黨禁、社會民主黨合法化后，恩格斯便主張走議會道路，由此導致了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當時像俄國這樣的國家裡，「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同義詞，而「社會主義」一詞常指民粹主義。若要指馬克思主義的話就得講明是「西歐式的社會主義」。[20]

[16]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7卷，第245頁。

[18] 《列寧全集》第6卷，34—35頁。

[1] 布哈林：《自傳》，見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編：《論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