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轉引自《列寧全集》第6卷332頁。

14 車爾尼雪夫斯基：《路易十八和查理第十時代德國的黨派鬥爭》俄國社會民主叢書，第3冊，5-8頁。

50 А·M·安菲莫夫等：《改革后時期俄國農民村社演變的若干特點》（蘇）《蘇聯歷史》1980年第1期，38頁。

隨著時間的推移，「俄國民主主義」即後來的民粹主義與「西歐派」的距離越來越遠。如果說40年代某些情況下還有民主派與自由派在「西歐主義」的陣營下結成同盟對反動的斯拉夫派作戰，那末到60年代末，在與「守舊派」對峙的「進步派」陣營中就絕無民主派的蹤跡了。而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描述的那種「西伯利亞高於英國」的觀念，卻在民主主義者中，尤其是後來的民粹派中成了根深蒂固的信條。

61Л·Α·吉霍米羅夫：《君主制國家之原則》莫斯科1905年，第3卷，118-119、121-124，153頁。

54 《赫爾岑全集及書信》第3卷459頁、第6卷380-382頁。

5 36 49（俄）С·Ю·維特 ：《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1983年，392；392；385頁。

29 4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18、496頁；第46卷上冊104頁、第2卷458-460頁。

在文化史上，俄國統治陣營中的斯拉夫派與西歐派之爭實際上是貴族保守派、反動派與自由派、改良派之爭。19世紀後期的沙皇專制強化論者，從波別多諾斯采夫、戈列梅金直到後來的黑幫，都打著維護「傳統」的斯拉夫主義旗號。一般認為，傳統斯拉夫派之所以反動，是因為它維護諸如沙皇絕對君權、農奴制、東正教原教旨主義這類俄羅斯「國粹」，民粹派在這些方面當然與他們絕不相容。但實際上這些「俄國人民歷史古董的鑒賞家們」的理論體系的主體十分複雜。上述這些反動的「國粹」只是其中一些人理論推導的結果，而整個斯拉夫派理論體系的主體仍然是農村公社理論，是關於村社培養了俄國人特殊的優點，鋪成了俄國發展的特殊道路並使之可以抵禦「資本主義災難」的理論。圍繞這一理論，不少斯拉夫派表現出對現狀的不滿，為俄國宗法共同體的「父權」過於嚴酷而「溫情」過於缺少、束縛職能過於強大而保護職能不足而苦惱，力圖使之恢復宗法式的和諧。因而他們中不少人曾對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殘暴專政持反對派立場，譴責農奴主的冷酷，在「大改革」以前，某些斯拉夫派甚至主張廢除農奴制，用村社制度來「解放」俄國人民，變沙皇——領主——農奴的霸道專製為沙皇——村社——家族（或沙皇——社長——家長）的王道專制。說他們具有民粹主義色彩，或說他們為「警察民粹派」的鼻祖，並不過分。

3 4 《列寧全集》第6卷177頁；第6卷178頁、第2卷454頁。

26 28 32 41 48 51 62 《列寧全集》第15卷141頁；第2卷278頁；第1卷392頁；第19卷378頁；第18卷277頁；第19卷27頁；第15卷72頁；第2卷458-460頁；第6卷180頁、第3卷287頁。

55 《別林斯基全集》第10卷408頁。

9 38 39 O·菲吉斯：《集體耕作與19世紀俄國土地公社：研究筆記》（英）《蘇聯研究》1986年第38卷1期。

當然，世間沒有純而又純的事物，這一派民粹主義者中某些人在某些場合也有些自由主義性質的行為（如偶爾參与立憲運動等），但從主流上說，這實際上是一股反自由主義的警察思潮。的確，「自由主義民粹派」象革命民粹主義那樣反對資本，堅持「村社社會主義」乃至「國家社會主義」，又象貴族自由派那樣與專制妥協，反對革命。但革命民粹派之所以為民主主義並非因為他們擁護村社這種「宗法團體」，而只是因為他們反對沙皇、反對權貴；而自由派之所以為自由主義也並非因為他們與專制妥協，而只是因為他們搞資本主義。然而所謂「自由主義民粹派」卻既不反對專制，又堅決抵制資本主義，因此實際上是既無民主主義又無自由主義可言，它在背叛了民主主義之後，就只剩下了社會封建主義，或曰警察民粹主義。

於是，我們又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議的圖景：最「革命」的民粹派與最反動的「警察」都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農民，而且具體地說都是宗法農民——村社社員，尤其是 其中最安分守己（在沙皇看來），最富於「集體主義」精神（在民粹派看來）的弱者。

31 《俄國民粹派經濟文獻》，莫斯科1958年，333-334頁。

於是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就具有某些光怪陸離的面貌。如由民粹派直接組織的農民起義中最大的一次，即1877年基輔省的奇吉林事件，就是在擁護「好沙皇」的旗號下進行的。當時民粹派分子偽造了許諾恢復農村公社（當時該地的農村公社已在近代發展中解體)的「沙皇詔書」，由此鼓動起了一次按民粹派自己的說法是僅有的「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的暴動。52而我們則在這類「近代民主運動」的背後看到了普加喬夫型舊式農民領袖的影子。無論組織暴動的Я·Β·斯捷潘諾維奇等人具有多少民主思想，這種「皇權主義民粹派運動」是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民鬥士」「利用」農民的皇權主義情緒搞民粹主九-九-藏-書義，「警察」們「利用」農民的民粹主義情緒搞皇權主義。從直接的結果看，雙方都失敗了，而從文化發展的深刻背景看，難道雙方不都取得了某種意義上的成功嗎？ 最後，在對宗法時代俄國傳統文化的認同上，民粹派「革命者」與專制「警察」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當然，多數墮落中的民粹派分子並沒有以上二人這麼典型，這就是以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爾遜、沃龍佐夫等為代表的一批人，他們在80-90年代曾形成了民粹主義的主流。如前所述，現在我們一般把他們稱為「自由主義民粹派」。這個用語是列寧提出的，意在說明他們已經放棄了當年民粹派的革命立場，而與當時的貴族自由派一樣傾向於向沙皇專制屈服、妥協。 然而，當年包括列寧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人進行批判的一些措辭，卻令人無法與「自由主義」聯繫起來。例如普列漢諾夫稱沃龍佐夫為「專制制度的擁護者，因之也是最兇惡的反動派」、「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親兄弟」。普列漢諾夫還說：「我們的合法的『公社熱愛者』把政治看作『資產階級的』而厭惡它，把立憲的活動看作與人民的幸福不相容而輕視它，努力說服政府，說維持這一有名的『基礎』（按：指村社）對它本身如何有利」。這裏明明說的是一種反自由主義的思潮。列寧也說過：丹尼爾遜、沃龍佐夫一伙人「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陳舊的家長制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農村中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他們已經沿著墮落之路「滾下去，與……大地主在一起了」。他還指出他們的主張「為警察局的禁令辯護」，「落到了公開反動的地步」。這「特別明顯地說明了他們觀點的反動性，這些觀點使他們日益靠近大地主」，62等等。顯然，從這裏我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種理論與「自由主義」有什麼相干？

21 22 23 27 30 35 40 44 45 《我們的意見分歧》77頁；40頁；220頁；76頁，4頁；44頁；43頁；258頁；245頁；288頁；41-42頁；166頁，109頁；37頁，43頁，42頁。

18 19 Л·Α·吉霍米羅夫：《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麼？》《民意導報》第2期251-253頁；231頁。

成為「警察」理論家之後的吉霍米羅夫曾躊躇滿志，於1905年出版《君主制國家的原則》一書，書中聲稱：俄國絕對君權建立200多年來君主專制思想一直停滯于「政客們」實用主義的「本能」上，專制思想家們只知模仿「歐洲思想的簡單複製品」，致使專制思想不能上升為理性，「君主主義自覺」的水平太低，造成了「君主制原則的退潮」。而他則自稱可以用其村社主義思想對君主制的合理性作出「嚴格的科學分析」，建立一套具有俄國特色的「創造性」的理論體系，以支持君主專制的復興……。61

如果不是次年便發生了「警察」摧毀村社的斯托雷平「革命」，這位當年的「社會主義者」不知會創造出一種什麼樣的君主專制理論體系來哩！

民粹主義和最保守的「警察」思想之間，還有其他一系列的契合之處。

64 轉引自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三聯書店1961年，50頁。

為什麼說這種「公有制」、「集體經濟」與科學的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並不僅僅是一種財產關係的法權形式，也不僅僅是一種勞動組合形式，它在本質上更是一種標志著「個人向完成的個人發展」的「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基礎上的「自由個性」，42即「自由人聯合體」。而上述宗法共同體的「公有制」和超經濟強制下的集體經濟與封建時代的官營經濟一樣，恰恰是扼殺人的自由個性、阻礙個人自主活動的中世紀羈絆。普列漢諾夫說：「問題的重心不在農戶戶主如何勞動，在一起還是單幹，而是在於個體經濟是否存在，它們是否想合併成一個共產主義整體」。他形象地比喻說，社會主義的運行就象一輛車在道路上行駛，它要克服道路的阻力，但更要有內在的驅動力。就社會主義需要克服私有者心理這一點而言，「使農民習慣於集體勞動」固然有助於減少道路上的阻力，但公社的人身依附性質卻使車輛的動力——人的「主動精神」無法存在。因而企圖靠這種「共耕制」去向社會主義過渡，其荒謬有如把馬車放在好馬路上而卻把馬從車上卸下來，顯然，只有瘋子才會認為失去動力的車能在「阻力較小」的路上跑。「集體耕作」如果在西方出現會起很好的作用，因為那裡發達的社會化生產、成熟的資本主義關係與強大的無產階級已經為社會主義之車提供了動力。而在俄國決非如此，在這裏「公社只能使我們的農民比較容易過渡到共產主義，卻不能使農民具有實行這一過渡所必需的主動精神」。43

在政治上，這些人不僅象「警察」一樣把立憲運動看作「資產階級的把戲」，而且大大地發展了「英雄」駕馭「群氓」的主觀社會學理論。這裏必須指出，「英雄崇拜」並非只存在於宗法時代，資本主義也有它的「英雄哲學」，如世人熟知的尼采、卡萊爾的理論等等。

43 《我們的意見分歧》245-246頁、288頁。在一個世紀以前普列漢諾夫能有如此精闢的read.99csw.com論述是極為可貴的，但今天的歷史進程已使筆者有理由補充說：那種命令經濟下的共耕制不僅取消了社會主義之車的動力，並且也增加了而決非減少了社會主義之路上的阻力，所以就連公社能使農民「比較容易」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說法也是不確切的。普列漢諾夫時代的人們還不可能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也是一種商品經濟，所以他並未把「國家社會主義」的「村社共耕制」對商品經濟發展的阻力看作是對社會主義的阻力。在現在看來更確切的比喻是「村社共耕制」好比將社會主義馬車卸去了馬後放在一條前途坎坷而向後傾斜的道路上，它不僅使馬車不能前進，還有使其向後滑去的危險。 46 52 56 58 《俄國民粹派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475頁；599頁；229頁；374頁。

25 《列寧全集》第6卷117頁，《我們的意見分歧》258頁。

究竟是什麼使這個曾以恐怖手段謀求「人民專制」的人一面「自然而然」地成了沙皇專制的擁護者，一面卻仍以其「革命」經歷而自豪呢？理解了「警察民粹主義」的本質，我們便不難明了其中之緣故。

民粹派一般迴避談論斯拉夫主義或西歐主義這類話題。但他們對俄國國民性優越于西方的觀念，對「西方瘟疫」的東傳導致俄國國民墮落的觀念，對俄國獨特發展道路的觀念，尤其是關於村社是特殊的俄羅斯精神、是俄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基礎的信念，都具有極為鮮明的斯拉夫色彩，而民粹派中某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巴枯寧，更是狂熱的泛斯拉夫主義的典型代表，這種狂熱甚至曾使他走向與沙皇合作。就連民粹派中素稱以「全人類」的觀點考慮問題而明確否認自己屬於斯拉夫派的Η·Κ·米哈依洛夫斯基也認為「可以把」民粹主義「稱作斯拉夫主義經濟綱領」，只是舊斯拉夫派把它「闡述得毫無生氣、水平很差、沒有經受很長的考驗」而已，而經過民粹派的提高后，據說這個綱領就「會有很好的前途」。56另一方面，在民粹派看來，沙皇、貴族和政府最大的罪惡就在於他們扶植了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被他們認為是在俄國社會全無根基的、純屬從西方引進的東西。這樣，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實際上是把他們的敵人當作西方文化的代表、俄國文化的叛徒而加以反對的。因此，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批判民粹派時也把它的斯拉夫主義傾向作為重要的對象。普列漢諾夫曾多次說過，民粹派是「斯拉夫派化的革命家」，他們「用斯拉夫派的觀點把俄國和西方對立起來，把人類生活的原始形式理想化」；民粹派思想是被歪曲了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遺產和斯拉夫派傾向的一種「特殊的理論混合物」，它已經從車氏那裡「退回到赫爾岑的半斯拉夫派的觀點」，充滿了「半斯拉夫主義的極端性」，57等等。

不過，「警察」們同樣沒有把農民看成渾然一體，沙皇官員Μ·Β·克拉索夫斯基曾在國務會議上說：政府依靠的是「老成的庄稼人」而決不是 「縱慾的暴徒」。50換言之，既不是赤貧而不滿的無產者，也不是財大氣粗的、僭禮非分的暴發戶。按維特的說法，沙皇陛下的好農民不是「一頭一頭的牲畜」，而是一個「畜群」，是公社的忠實成員。用列寧的話說，沙皇這一時期在「抑強扶弱」的旗號下寄予希望的是「宗法式的農民」，即「宗法式團體」51——村社的社員，而且尤其是那些尋求共同體庇護的較「弱」者。事實上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在19世紀先後由內務部警察與自治局民粹派倡導乃至強制推行的「村社共耕制」如果說在農村中得到了某種響應的話，也正是來自村社成員中較貧弱的階層。

六、 從革命的聖徒到傳統的衛道士

五、農民、斯拉夫主義及其它

16 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53頁引吉霍米羅夫語。

普列漢諾夫還認為，不能脫離政治自由來談論社會主義。他批評車爾尼雪夫斯基（民粹派在這一點上繼承了車氏）關於村社「公有制」加上集體勞動、使用機器以及公平的分配就等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指出車氏「在研究公社土地所有制時，只限於考察制度、產品分配及農藝方面，而不問公社對國家以及國家對公社的政治影響」，其原因就在於他把政治上的公民民主權利看作「抽象的權利」而漠然視之。然而實際上，這種「公有制」的村社正是「莫斯科專制制度的基礎」。而「鐵血宰相手中的國家企業」也決不比「波爾則格或克虜伯的私人資本」更好。44

但資本主義的「英雄」是建基於個人獨立於整體的本體觀之上的「個性英雄」，而宗法式的「英雄」則是建基於個人從屬於整體的本體觀之上的，作為共同體人格化的「道德英雄」。前者是崛起於商品經濟土壤上的「競爭的英雄」，後者是崛起於宗法共同體灰色天幕下的「專制的英雄」。米哈伊洛夫斯基理論本質上的反動性並不在於他一般性地提出了英雄史觀，而在於他實際上崇拜的是能推翻歷史必然性，「衝破」事物因果關係和物質利益的鎖鏈，以超經濟強制手段扼殺商品經濟的發展，並作為宗法共同體人格化代表把依附於共同體的人們引向「他願意引向的地方去」的英雄。顯然，這種「英雄」理論完全可以作為吉霍米羅夫「君主制國家之原則」的哲學基礎。

11 12 13 15 24 《列寧全集》第 13卷43九*九*藏*書5頁；第13卷272頁；第18卷351頁；第8卷67 頁；《列寧選集》第1卷392頁，522頁。

注 釋

10 37 G·T·羅賓遜：《舊政權下的鄉村俄國》紐約1932年，125頁；127頁。

47 事實上，被我們漢譯為「富農」的俄語Κулак一詞在19世紀 及更早的，年代與「富」和「農」的概念並沒有什麼語義上的聯繫，當時這個詞基本上就是對那些吝嗇、貪婪的人的罵人的話（參見B·達里《大俄羅斯語詳解辭典》Κулак詞條）。所以民粹派文獻中又有「鄉村與城市的富農階級」之類的提法。但無疑正是由於民粹派把這個貶義詞集中地用來指農村中的村社破壞者，才使這個詞後來約定俗成地成了專指農民中一個階級的概念。

前已述及，我們所稱的「警察民粹主義」包括「民粹主義警察」即統治陣營中的一些「反動的民粹主義」分子，以及革命民粹派理論中的宗法性或反動性的一面。前者是代表統治者的，後者是代表人民的，前者維護沙皇、地主與專制制度，後者則反對這一切。一般地說，這兩者是針鋒相對、涇渭分明的。

但是，正如歷史上一切宗法共同體都是尋求共同體庇護的人民和用共同體束縛人民的權貴兩方面意志的綜合一樣，也正如歷史上一切高舉「仁義」之幟討伐「無道」之君的傳統造反運動的結果一樣，民粹主義如果不拋棄自己的宗法軀殼，那麼從革命的聖徒到傳統的衛道士，從最激進的民粹主義鬥士到最反動的民粹主義警察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進入19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農民革命的希望日益暗淡，「人民專制」的前途日漸渺茫，而「『經濟進步』的火焰已經燃燒到俄國人民生活的根基」，58資本主義的瘟疫已經越來越威脅民粹派視為生命的農村公社了，於是在一再「敲響警鐘」而人民仍然「沉睡」的情況下，許多民粹派從對資本主義的仇恨、對「人民」的失望走向了對沙皇的幻想，希望利用沙皇的力量來保衛村社、對抗資本主義，於是出現了民粹主義警察化的明顯趨勢。吉霍米羅夫與卡拉烏洛夫兩人的經歷就是突出的典型。

2 當時俄國幾乎沒有純粹的自由主義者，後來一般視為俄國自由主義典型的立憲民主黨人那時大都以「合法馬克思主義」姿態參加論戰。

59 И·科爾佐夫、Л·Α·吉霍米羅夫：《經濟與政治問題》，轉引自 （蘇）《歷史札記》1963年，74期169頁。

事實上，早在農奴制改革前，沙皇內務部就在國家農民和皇室農民中推行「共耕地」制度。1842年3月16日的內務部法令規定：或者通過農民自願 的協議，或者——如果村社在賦稅交納上落後的話——就通過最高行政當局的命令來設立「共耕地」。一個更嚴厲的條款又規定要把「共耕地」制度強制推行於所有皇室農民村社中。一些沙皇地方官員，如1890年的喀山省代省長Α·Π·恩格爾加爾德，也大力提倡集體耕作，把它作為束縛農民並「把合理的耕作方式引入村社」的手段來推廣。農奴制改革后，地方自治局（其工作人員中有相當多的人是民粹派）也成為推行共耕制的力量。一般地說，村社中的貧苦農戶比較傾向於這種制度，而富裕農戶則持抵制態度。但在更多的情況下，集體耕作是作為保證村社的賦稅交納與提供地方糧食儲備的措施以警察手段強迫推行的，為此常引起反抗和鎮壓。無論沙皇內務部的警察還是自治局的民粹主義者，都扮演過這種「國家社會主義憲兵」的角色。如1835年，辛比爾斯克省什蘭加地區農民為反抗「共耕制」而造反，內務部派出討伐隊予以鎮壓，6個農民被流放西伯利亞，更多的人則被游鄉示眾、當眾鞭笞。1881年，烏法省自治局在向巴什基爾農民為「共耕地」進行長達10年的「不成功」的宣傳之後，悍然在該省所有欠繳賦稅的村社中以武力強制農民實行之。3819世紀中葉前後，這類事件在伏爾加河流域和俄國東南部農業區屢見不鮮。事實表明，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完全是一種以農奴制或變相農奴製為基礎的軍事——封建剝削方式。 這種「集體經濟」在當時整個俄國農村自然比重較小，但在某些農業區已相當可觀，如葉卡特琳諾斯拉夫省的馬利烏波爾斯克縣和沃羅涅日省波古察爾縣，分別有72%的村社擁有「共耕地」，薩拉托夫省阿特卡爾斯克縣82%的皇家農民村社和75%的國家農民村社也集體耕作著部分土地。39這就足以使吉霍米羅夫那樣的民粹派感到鼓舞，為「我國2/3的公社實行集體耕作的事實」洋洋得意了。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些「集體經濟」的實質。普列漢諾夫指出：「土地共耕比共服勞役、比尼古拉·巴甫洛維奇（按：即尼古拉一世）時期靠刺刀和鞭子強迫農民實行的『共耕』，離共產主義不見得近很多」40。列寧則把這種「共耕制」斥為「企圖用獨輪車戰勝火車的騙人兒戲」。41

可見，這些人反對商品經濟，反對市場機制與競爭，反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甚至也反對自由的小資產階級所有制（即獨立農民所有制），而只贊成（並且要求以皇權來維護）中世紀「已經存在」的「極粗陋和原始狀態中的那些勞動和所有制的關係」！

33 34 《特卡喬夫選集》第2卷，莫斯科1976年，164-165頁；165頁。

1 《蘇聯共https://read.99csw.com產黨歷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45頁

6 7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20-21頁；第3卷27頁、第46卷上冊104頁；第23卷87頁。

60 E·J·西蒙斯主編：《俄國與蘇聯思想的延續與變革》哈佛大學1955年，362頁。

這時，源自傳統民粹派另一發展方向的、真正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然而又有很強的革命性的民主主義支派——新民粹主義，或曰「社會革命主義」，卻在新的形勢下發展起來。這是我們另文論述的問題了。

53 費拉托娃：《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三聯書店1956年，68頁。

如所周知，自近代西方文化東漸俄國以來，在俄國朝野上下一直存在著兩種文化、兩種價值觀念系統的衝突。19世紀40年代有「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論戰，60年代有「守舊派」與「進步派」的論戰。而作為民粹主義思想先驅的40-50年代革命民主主義和70年代以後的民粹主義本身都受到這兩次論戰的深刻影響。一般地說，對作為統治集團內兩種思潮的斯拉夫主義與西歐主義，民粹派及其先驅均持批判態度，但這種批判一開始就不是均衡的。赫爾岑在與西歐派尖銳對立的同時，曾有過同斯拉夫派調和的傾向，「斯拉夫派所鼓吹的俄羅斯人民的國民特性就曾吸引過赫爾岑」。53後來他雖然與斯拉夫派決裂，表示「我們不能再象旅伴一樣相處在一起了」，然而他繼續對斯拉夫派關於農村公社是俄國獨特發展的基礎的學說持肯定態度，在他思想成熟期的著作中，他曾表示同他與西歐派的對壘相比，他同斯拉夫派的鬥爭只是「家庭內的口角」。54就連在革命民主主義者中對斯拉夫派批評最激烈的別林斯基，也聲稱他在國民性問題上「寧願轉到斯拉夫派一邊，而不願留在人道主義的世界主義者（按：即西歐派）方面，因為，即使前者也犯了錯誤，但總還是人，還是生物，而後者卻把某種真理說成某種邏輯的翻版」。55

這樣，作為平民思潮的民粹主義和作為統治思潮的斯拉夫主義又在傳統文化大旗下走到了一起。

沃龍佐夫等人的思潮表明民粹主義的警察化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階段。可以想見，如果沙皇當局沿著最保守的斯拉夫派警察之路走下去，這些人也將走到吉霍米羅夫、薩宗諾夫那裡去。然而，1905年革命和隨後的斯托雷平時代把這一進程打斷了。

與之類似的是Β·Α·卡拉烏洛夫，另一位積極的民意黨人，曾經是著名的革命恐怖主義者，民意黨失敗后他逃到國外，繼續從事民粹派活動，並自告奮勇要潛回國內恢復民意黨組織。後來受吉霍米羅夫派遣回國，在地下活動中於1884年在基輔被捕，被處以十年苦役併流放西伯利亞。在那裡他變成沙皇專制的支持者，後來成了立憲民主黨內的右翼，在大多數立憲民主黨人都作為自由派而參加了1905年革命的情況下，卡拉烏洛夫卻堅決反對這場革命，並在杜馬發表「拜神演說」，鼓吹東正教原教旨主義。當時連許多右翼分子都感到十分詫異，提醒他：他曾作為非常「革命」的人當過苦役犯呢。然而卡拉烏洛夫卻說：這正是他引以為驕傲之處！

民粹主義把「人民」視為自己的社會基礎，「人民」當中包括工人，但主要是農民，尤其是村社農民。絕大多數民粹派都把建立「人民專制」的希望寄托在據說保持著「集體主義」精神的村社農民身上。不是希望他們直接起來革命，就是希望他們能附和少數革命密謀家的行動，革命后從「勞動人民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的重任也寄托在他們身上。但是民粹派視為俄國希望之光的「農民」不包括富農。儘管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強烈批評民粹派在農民問題上不強調階級分析，但實際上，關於「富農」（Кулак）是「年輕的農村資產階級 」46這一後來被廣泛運用於列寧主義文獻的定義正是由民粹派確立的。除此而外還有「富農階級」、「農民貴族」、「農民和地主的土地購買者和租佃者階級」、「農民土地佔有者和農場主階級」等等概念也常見於民粹派文獻。斯托雷平改革后的新民粹派如社會革命黨還使用過「村社分離者階級」等名目。所有這一切都被民粹派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敵，看作農村中「個人主義 」、「利己主義」、「自由主義」勢力的體現者，在民粹派文獻中把他們痛斥為「吸血鬼」、「寄生蟲」、「禍根」、「強盜」等等的文字比比皆是，其憎惡之強烈決不下於馬列主義者。但是在民粹派看來所有這些「階級」的罪惡可以歸納為一點，就是破壞了「俄國人民特有的」社會主義傳統與村社的「集體主義」精神，而沙皇、專制政府、貴族和地主之所以十惡不赦，最主要的也就是因為他們支持和扶植了這些「資產階級」勢力。所以，民粹派心目中的可惡的「富農」首先是被視為與村社對立的獨立農民，其次才是被作為與窮人對立的富農來看待的。47而民粹派心目中作為希望之光的「勞動農民」，則是指村社農民，尤其是指那些不僅擁護村社，而且願意走向「村社共耕制」的農民。

另一方面，沙皇的「警察」們把自己的希望之光寄託於何處呢？當然是地主、貴族與大資產階級——人們一般都會這麼回答。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一般地說，沙皇政府維護的是這些人的利益，當然也以這些人為其統治的支柱。但沙皇當局內部在這個問題https://read.99csw.com上也並非鐵板一塊，其中那些最保守、最反動的斯拉夫主義「警察」們（他們曾經人數眾多，左右國事）卻認為：工人與激進的市民是最危險的，知識分子想入非非、離經叛道，資產階級鼓動人慾橫流，擾亂世道綱常，就連貴族也靠不住——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已沾染了西方來的「自由主義」邪說，何況「貴族政治」在傳統上也與中央集權的絕對專制相抵觸。因此，「專制制度的支柱應當（而且可以）不是貴族，也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農民民主派』」。48那個曾經對「共耕制」津津樂道的維特伯爵就說過：君主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農民，農民是國家保守力量的支柱」。49他們不僅這樣想，也這樣做，甚至到了1905年革命爆發后，他們仍一度對農民的宗法性和保守性寄以很大希望，因此在第一、二屆國家杜馬代表名額分配上沙皇對自由派、立憲主義者（各革命派更不必言）百般限制的同時卻對農民大慷其慨，致使這兩屆杜馬的代表中農民佔了幾乎一半，比其他任何階級的代表都多。

57 《我們的意見分歧》202頁，13頁，70頁；《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2年，第4卷191頁。

63 《米哈依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102-103頁。

Л·Α·吉霍米羅夫（1852—1923年）是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義者，也是民粹主義激進派（所謂「布朗基派」）首領特卡喬夫的主要追隨者。1879年民意黨成立時他是創始人與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成為特卡喬夫之後的主要理論家與民意黨在思想上的發言人，曾起草過該黨不少綱領性文件，如著名的《民意黨執委會致亞歷山大三世書》等等。民意黨失敗后他於1883年流亡國外並主持《民意導報》的工作，是海外民粹派最知名、最激進的思想家之一。吉霍米羅夫受特卡喬夫「革命國家」理論的影響，極力鼓吹用暴力發動革命、奪取政權，建立雅各賓式的「人民專制」，以國家的力量推進「社會主義」。他的名言是「暴力因素——這是比生產更重要的因素」。59吉霍米羅夫是如此的「革命」，以致於他可以把馬克思主義者斥為與「『資產階級』原始積累的騎士們公開地結為聯盟」。然而曾幾何時，這個最「革命」的民粹派卻在1888年發表了《我為什麼不再做革命者》一書，次年又給沙皇寫了懺悔信，回國后成了狂熱的君主派與反動分子，號稱沙俄後期「最多產的專制主義理論家」！60

17 《民粹派經濟文獻》莫斯科1958年，107頁。

作為一種資本主義思潮的自由主義，其本來意義無非有二，一是主張政治自由、立憲民主，反對專制獨裁、君主集權，二是主張經濟自由、市場競爭，反對宗法羈絆、公社壁壘。典型的自由派，例如美國的早期共和黨、法國的吉倫特派，是符合這兩項定義的。俄國的自由派因為軟弱，傾向於與專制妥協，但他們在經濟上是主張自由競爭，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他們擁護沙皇，是希望以沙皇的權力來推行資本主義改革。所以儘管不典型，他們仍能算得上是自由派。然而所謂「自由主義民粹派」之擁護沙皇，卻是希望以沙皇的權力來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他們要求沙皇「發展那些現在已經存在於極粗陋和原始狀態中的那些勞動和所有制的關係。顯然，沒有廣泛的國家干涉，這個目的是不能達到的，而國家干涉的第一個行動應該是從立法上鞏固公社」。63他們要求沙皇以超經濟強制組織自給自足的命令經濟，「它的基礎是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不是國家經濟力量的商品——資本主義組織下所有的那種市場、銷售和競爭的利益」。64

過去的論者在談到此公時，無不斥之曰「叛徒」。然而他身居國外，既未被捕，又未遭拷打，是什麼力量使他「叛變」的？其實說來也簡單，出於對資本主義與自由派的仇視，他早在最「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有過只要能抵禦西方瘟疫「專制的沙皇也比立憲的沙皇要好」的高論。民意黨崩潰后，他數度從海外派人潛回國內企圖重新建黨，均遭失敗。「人民專制」成為泡影，失望之餘，他終於認定只有沙皇專制能夠從資本主義的「墮落」中拯救俄國，於是便做出了從民粹主義革命家到民粹主義警察的驚人的一躍。

最後，當時斯拉夫主義「警察」與民粹派鬥士都渲染西方貧富不均和「無產階級化」災難的可怕並吹噓俄國村社的「平均」，甚至連車爾尼雪夫斯基也認為專制統治下保持著村社平均的西伯利亞比確立了「抽象權利」但大多數人民貧困化的英國要好得多。對此，馬克思主義者反駁道：「假如某種公共生活形式……從制度和生產品分配的觀點上看來多少是『公平』的，同時又是以很大的守舊性為特色」，那麼革命者就不能不拋棄它，或改變它。更重要的是，在宗法條件下，個人對共同體的人身依附實際上意味著共同體一般成員對共同體人格化體現者的人身依附，由此產生的特權與剝削必然使得宗法共同體的所謂「平均」成為完全虛偽的東西。列寧與普列漢諾夫都多次指出，所謂沾了村社的光而避免了「無產階級化」的俄國農民實際上比西歐工人貧困得多。而在「公有制」村社中，特權的社員「會把勞動力剝削得和私人經濟中剝削的程度一樣的強烈。俄國的『人民』這樣就分成了兩個階級：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個人」。所以無論如何「應當承認西伯利亞不高於英國」。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