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讀汪曾祺先生的《蒲橋集》，大好。他對文章的觀點尤其精到。他說，散文過度抒情，不知節制，容易流於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但有時恐怕也不免『為賦新詞強說愁』，感情不那麼真實。」平淡真是談何容易。蘇軾說文章要寫得「如ｈｔtｐs://ｒead.９９csw•cｏm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行雲，這流水，還是有文理的，還有姿態。汪先生說，他談結構的原則是「隨便」二字。有個作家朋友說小說最重結構，他對汪先生說：「我講了一輩子結構，你卻說：隨便！」汪先生後來糾正說法，改為「苦心經營的隨便」，那位朋友同意了九*九*藏*書。

汪先生承認很重視語言，斷言「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他有個觀點很重要：「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我前幾天讀到范用先生的一篇《相約在書店》，那真是好文章：要平淡，有平淡，說文理，有文理，看姿態，有姿態。范rｅａd.99csｗ.coｍ先生一生與書結緣，是北京三聯的要員，退休前就在收集拙作，去年還要我補寄我一本稚嫩的舊作給他，我不敢獻醜，後來是羅孚先生在坊間找到了寄去的。范先生真是可愛可敬的老前輩。我讀他的文章，真像是看到老翁攜帶幼孫閑步庭院，一邊嬉戲，一邊照顧，無一刻不是顧盼有情，痛癢相關。還是那句老話：寫文章，太難了。

讀我文章的陳先生來信說我每記前輩或同輩文士消息，九九藏書頗多獎摛之詞，會不會過當，「抑或是溫柔敦厚之旨哉」。閱世日深，讀書漸多，乃知學養之不易強求。看到人家文章的一點巧思、幾處警句，往往想到人家必是費了不少苦心。再說，我尊敬的前輩，實在都有了成就，有了名聲，不像是僥倖混出個名堂來。我常說，世上命好的人可以只顧讀書，不必寫書；只有命苦的人才要寫文章討生活。人在原稿紙的格子中沉浮，方知此中之難處。或曰錢鍾書之文無情九-九-藏-書，巴金之文濫情，茅盾之文矯情，鄧拓之文八股，似有道理。只是看看他們一生所寫的字那麼多，書那麼厚，遭遇又不見得暢順，真的不忍心挑剔了。一隻手寫幾百幾千萬字，抄都抄死人了！再說，文章能寫的教人覺得無情、濫情、矯情、八股，大概也不容易了。這是文章的性情。天下文章最忌淪為兩類：一是白痴的夢話，不知所云；二是膚淺的稚語，讀兩三行就可以扔了。文章而見性情，文字又那麼好，當然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