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扭開瓶蓋，倒了幾滴油在手指頭，用力塗在人中和兩邊太陽穴。然後，告別打火機，告別白花油，轉身到候機廳。

其後，在網上見到有人提醒，東歐國家都是「fine country」，到處是罰款陷阱，以此多賺外匯。

保安員「一視同『不仁』」，一位白人母親，帶著三個小孩子，仍被要求即場試飲隨身帶著的營養液；一位白人老翁，木拐杖幾乎被檢查得折斷，他震騰騰地站著，眼神可憐。

打火機被收走，幸好抽煙室有人，問他借火，他遞來一盒傳統的火柴，久違了的立體的長方小盒，放在手裡，頗有質感。

我此程的終點站須回到倫敦，旅程只到一半，已經開始擔心回程問題而有了噩夢。真是無聊的男人。

我接受了她的勸告，想必才沒害己害人。

熟悉的感覺全部回來了。重逢是意外，那銘印了的記憶卻只是躺睡了，等待我們用意外去將之喚醒。

再次坐在倫敦機場的抽煙室內，同一個位置，同樣的寧靜，在旅途首天曾經坐在這裏，恍如昨日，刻下卻已是回程之時。

睡眠質素倒是明顯變好了，或許遠離了那許多電話電郵，遠離了那每天開不完的會議和停不了的爭拗，時間和行程全在自己計劃之內；到了夜裡躺在床上，眼睛幾乎尚未閉上，腦袋已經入睡了。

到了機場，警察們是意料之內地如臨大敵，到處有人手持衝鋒槍巡來巡去，用銳利的眼神在每個旅客身上打量，有如遙控搜身。櫃檯前倒是意料之外地疏落，可能早到有早到的好處，不僅不必排隊，英航反而派了額外的人手前來幫忙旅客處理行李寄運，彷彿西線無戰事，所有職員的臉上照舊掛著笑容。

弗洛伊德不必前來出手，我卻急不及待地用腳去找尋弗洛伊德。

到了維也納，所做的最令我亢奮的一件事不是看劇聽歌也不httpｓ://read.９９ｃｓw.com是爬到史提芬大教堂的鐘樓下俯瞰城市全景。是攤開地圖去找弗洛伊德故居，去那幢他于上世紀卅年代住過好些年的樓房，去看他的書房，他的書桌，他的手稿，他的埃及收藏品，對了，還有仍被懸吊在牆上的呢絨帽和木拐杖。

既然提到了恐怖襲擊的夢，不妨讓我把時間跳接一下，先不談維也納，也不談薩爾茨堡，先說說回程時在倫敦機場的遭遇。

抵達維也納，照例是先到火車站詢問處了解下一站行程的班車時間表，踏進小小的房間，聽見一位東方女子在說廣東話，看過去，她旁邊蹲著一位東方男子在整理行囊。咦，有點眼熟，那不是城市大學的同事嗎？

幾乎忘記了如何使用火柴，兩隻手指輕輕握著小棒，用力把火柴頭在盒子外面貼著的紅紙上推擦，啪一聲，棒身截斷。重複動作兩次始能燃起火苗，直到成功地讓小雪茄噴出煙霧，手指頭已差一點被燒到。笨拙的手指，笨拙的腦袋。

我太喜歡這種對比。在餐車裡閱讀，會有醉酒的滿足感。

我連忙解釋自己有懼飛症，攜備白花油是以防萬一需之提神醒腦，但亦早已忘記袋內有此物品。這是中國藥油，並非巴基斯坦炸藥。

火車到了維也納時已近中午，奇怪，旅途上似乎減弱了飢餓感；但同樣奇怪的是，沒吃多少東西，也跑了許多的路，肚腩尺寸依然如舊。太不公道了。

在外地碰見熟人總是快樂的。有一年到倫敦，下機後到旅館放下行李，出門逛盪，走到Russell Square地鐵站轉角處即遇見一位朋友一家四口。那時候他尚未陞官掌權，可能是稍微清閑吧，偶爾還會來電話約吃飯聊聊天，於是算是在異鄉遇見熟人，站在街角開心了好一陣子。其後回到熟悉的城市，各忙各的，浮沉起跌之間各有因緣也各有煩憂，毫不意外地，反而幾乎變成陌生人了。

年輕人先抽完煙，丟下一句have a good trip，推門而出；日後若在電視新聞上見到他的背影，reａd.９９ｃｓw•ｃｏm我必認得。

保安員翻了我的行李幾下，搜出了一隻打火機，幸好只值十元港幣，（故意？）忘了收起來；又搜出了一瓶小號裝的白花油，皺著眉頭說：「噢，原來如此。」

還有還有，他的雪茄。當然是沒抽過的雪茄，粗粗厚厚的一根，他經常夾在手指之間。弗洛伊德有一張經典照片，攝於一九三二年七十六歲時，三件頭西裝，側身而立，左手叉腰，右手稍微抬高，手持雪茄，一雙冷峻的眼睛直視鏡頭似在分析每一個人的深邃夢境。

聽畢解釋，不知道是真心為我好抑或希望我用行動證明，她笑道：「如你需要，不妨先搽一下，好過冇。」

弗洛伊德每天抽三四根雪茄，數十年不斷，死時，患的是口腔癌。但他死時已經八十三歲，患的是什麼癌，有分別嗎？

不知道最初是誰把match翻譯為火柴？喜歡這個「柴」字，如此樸實，恍似孫悟空變戲法，拔一撮毛，吹一口氣，把中國的農村廚房縮成袖珍景物，隆而重之放進盒內，然後，把火柴帶到哪裡，哪裡便有安全感和溫暖。

別緊張，沒事發生。其實一切順利。

這自令到偶遇的緣分更足珍惜。或許，就這麼一次，真的就只有這麼一次，你會因為偶遇一些人而感到溫暖。

火車在動，餐車卻是永遠地，不動如山。

好心的我竟然不忍他們相鬥，更是捨不得浪費自己的旅行時間，於是用英語插嘴道：「夠了夠了，我付錢便是了。」

但有種種驚喜出現在計劃之外。

心理壓力當然是有的。晚上十點十五分的班機，平常只須八點半抵達機場check in即可，這次響應倫敦政府提醒，特地提早了在起飛前三小時搭地鐵到達。這是沒法不響應的，兩天以來在倫敦市內以至所有地鐵站出入口，皆見高高豎起的臨時告示牌，提醒旅客要早要早九_九_藏_書要早。那就只好早了。

但沒有喊叫，或許是喊叫了，可是在夢裡沒有聲音。

不必勞煩弗洛伊德來解釋了，這夢必跟英國宣布攔截了恐怖襲擊有關。聞說倫敦機場風聲鶴唳，旅客在前所未有的嚴密檢查下是前所未有地窩囊，有報道謂連白人孕婦帶著三個小孩過關亦要被搜半小時，只因嬰兒推車要查，奶粉罐和水要查，幾乎連孕婦的肚皮亦要被摸以確認沒有內藏炸藥。

這時剛好有兩位警察經過，我把他們攔下來，訴說詳情，頗有請他們主持公道之意。其中一人不知好歹地對女站員嘰哩咕嚕說了一輪捷克語，語氣柔順，我猜必是為我說項。果然，女站員兩眼一瞪，噼里啪啦地用捷克語把他罵回去，凶神惡煞，肯定是怪那警察多管閑事。

我覺得有點詭異，但懶得追問細節，例如為什麼機程銜接得這麼不順暢。只是隱隱替他感到難受。美國，英國，巴基斯坦，豈不符合這次所謂「恐怖襲擊計劃」的所有基本元素？他獲准進入希斯羅機場或許已算幸運，在這等候的十數小時內，舉手投足——即連在廁所內的穿脫伸展——豈不被全程跟蹤注視？經此一役，即使本來不反美反英，難免徒添怨恨；若早已反美反英，當機會來時，很難不變成真正的恐怖分子。

是他先問我搭幾點機，他自己呢，住在加州，到巴基斯坦度假，經倫敦返美，晚上七點來到希斯羅機場，明天下午三點才上機啟程回洛杉磯，一個晚上就在這裏流離過夜。

只怪自己疏忽。但也幸好自己疏忽。花小錢看了一場真人秀，區區罰款便算是戲票錢好了。

美國電影里，警官常對下屬發施命令，我要查出死者所有親戚於半年內的所有電話紀錄，所有信用卡紀錄，所有訪客紀錄……這次肯定亦是如此，必是有人下了令，乜都要查，反正唔使佢做，話之你。可能這位發令者看了太多好萊塢片，一句話，我們便要付出耗時的平安代價。

大學畢業時不是沒曾想過當心理醫生，但我的心理醫生告訴我，不不不，你只適合做病人。

出門花費太多了，但每在腦海里重溫旅途一次，或每在計算機上多看舊照片一遍read.99csw.com，便像再去了一趟旅行，心理上覺得「攤薄」了使費，比較好受；如是者重溫十次和再看照片一百遍，不僅不再心疼，反而覺得「賺」回不少。這是中年男人的阿Q精神勝利法，別見笑。

我強調已付錢，絕沒欺詐，而且有中央車站的詢問員為證，因為我掏錢買票前向他問過路。

珍貴的回憶畢竟無價。

她臉上沒半絲表情變化，只是反覆誦念：「Your problem! Your problem! 500Kc! 500Kc!」

最令我有點激動的是在牛津大學區的Blackwell書店內遇見論文諮詢教授Erik Wright。站在書架前，我翻著看著，不小心碰撞到身邊人，抬頭瞧瞧並道抱歉，發現竟是萊特教授。五年不見了，好一個驚喜，讀書人相逢于書店內，亦算是合乎情節。

歐洲的長途火車非常自由主義，有抽煙區可解癮，也准開窗讓風扑打耳鼻。在中國大陸搭火車也很自由主義，但看看廁所，即知什麼是「文明自由主義」和「失序自由主義」的差別了。

查票的女站員拉著一張凶臉，冷冰冰如洋判官。她把我攔下，瞄一眼票，用近乎判處死刑的嚴峻語氣說快付五百克朗，否則把你送上警察局，要罰五千克朗，更須拘留廿四小時。

其實那一年在英國的偶遇也不算少。

站在故居，看著牆上掛著的這張照片，忽然記起自己在台灣讀大學時于新店溪旁租住的一個小小的房間，房內有一張窄窄的書桌，桌前有牆，牆上貼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女朋友，一張便是弗洛伊德的這張黑白照。我那時主修的終究是心理學。

總是這樣的：出發時有點擔心旅程太長太累，歸途上卻嫌旅程太短太快。只好一邊抽煙一邊回憶十多天以來的點滴趣味，閉上眼睛，用眼前的黑暗做熒幕，用大腦做remote control，一人戲院，自己re九*九*藏*書play給自己觀看。

從布拉格搭火車到維也納只需兩個多小時，拉著行李上了車，很快便找到有門有窗的廂房座位，算是幸福。

稍不順利的倒是前一天到布拉格中央車站預換火車票。然後乘地鐵回舊城，老老實實地付了票錢，卻忘記把票放進機器內列印時間，那手裡的便算是無效票，結果湊巧地遇上查票，爭論一番后，乖乖繳上罰款，港幣兩百大元，花錢消災，也是開了眼界。

偶遇他鄉，自是滿心歡喜。好幾年了，每天回到同一個辦公單位，彼此相坐距離不到一百呎，卻是各自埋頭看著計算機，除了在會議桌上，甚少接觸相聊。沒想到在氣氛優雅的音樂之都碰上，熱情地握手拍膊頭，也拍了一張難得的紀念照，算是替緣分留影。然後，他和妻子繼續行程，往左走，往右走，且看會否再在下一站遇見。

「水都在我的肚皮里，我還想快快找地方把它放出來呢。」我開玩笑道。確實，在地鐵內，由於預知不準攜水上機，一仰頸，我把隨身帶的蒸餾水都灌進胃內。

夜來有夢，而且不無真實：夢裡，身處日本，應該是紅塵熱鬧的東京街頭，忽見烏雲蔽日，旋旋團聚了一道龍捲風，然後從風裡打出一行雷電，像刀切豆腐一樣把眼前的木樓削去了一截，剩下的建築部分，以慢動作的姿態粉碎、倒下，大樓下有海水倒灌朝我直撲而來，我驚惶奔逃。

唯一的阻滯是我的手提行李通不過X光機檢查，被攔截打開搜查。機場女保安問我：「有帶液體嗎？有水嗎？」

當時我叫了一聲「萊特教授，真高興見到你！」，他仍像九一年我初到美國讀博士班，第一次上他的「階級分析」課程一樣，立即糾正我道：「Kafai,just call me Erik.」

嗯，我想說的只是，沒在心理治療上害己害人，並不包括其他方面。

抽煙室內走進了一位年輕人，中東籍，坐在我旁邊，有的沒的聊起來。

在歐洲搭火車時，我總喜歡到餐車坐上一會兒。鋪著乾淨的桌布，桌上有小燈，客人通常在低頭看書或絮絮聊天，氣氛有點似那種透明的聖誕節鎮紙擺設，一切人事物被罩著，靜止不動，你把擺設端起來搖一下，樹和人和雪騰空飛起，但過不了五秒鐘又復歸原位，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