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不對勁了，真的很不對勁了。我在心底暗怪自己的後知後覺，亡羊補牢，執起手機，致電返港請旅行社老友幫忙調動機位。立即返港，馬上回家，這應該是唯一的選項。經過十多個電話的來往溝通，終於安排了傍晚的班機離開倫敦，打道回府，home，sweet home，回家總是最好。

前行，的確找到教堂，但地址並非什麼Church Way，站在十字路口，左右茫然，有點彷徨。這時候，轉身看見一幢老房子門前掛著一面小招牌，好像是Bed & Breakfast的小客棧，反正有時間，試試敲門再問。按鈴后，一位男子前來應門，瞄了一眼訂房單，道：「我不知道這酒店在什麼地方，但如果你想找訂單上寫著的這位房客，她就在這裏，住在樓上！」

吃不下東西不打緊，重要的是連書也看不下，這才是最最關鍵的病徵。記得去年有一回要抽血，痛死了，但小女孩坐在醫務所內等葯時隨手翻開一頁《哈利波特》，儘管是重讀再重讀又重讀，第N次了，依然一看即笑，笑如初讀。我望見，馬上知道病情不太礙事。這趟則是把書放在床邊，完全失去了翻頁的意願，充分顯示，嗯，用廣東話來說九-九-藏-書是「唔對路」，若講台語，則是「代志大條」。

唯幸到了第五天終於找對了葯，那一針打下去，如同光明與黑暗的分界線。小女孩已經很久沒有一覺睡到天亮了，醒來，揉一下眼睛，總算有信心地問：「什麼時候回家？」而且自發病以來第一次流下眼淚。

小女孩到英國念暑期課程，算是遊學吧，高高興興地去，沒想到犯了重感冒，竟又變成肺炎。

然而「幸好」在倫敦第四天的晚上半夜被小女孩的咳嗽聲吵醒。那其實不止是咳嗽了，簡直是求救的氣喘，像向上天乞憐多一些空氣、多一點恩典。她的眼睛是緊閉的，嘴巴是張開的，眼和嘴之間的皮膚是鬆弛無力的，完全失去了少年人該有的光亮與神采。

我呆住了。也就是這樣了。她原先訂了「王府井酒店」，但臨時改變主意，改訂另一間「西三環客棧」，可又忘了把新地址給我，豈料我搭車時不小心在西三環站下錯了，結果她在那裡，我意外地敲了她的酒店門。

打個「本地化」的比喻好了：就像本來要搭巴士從北京首都機場到王府井找酒店，卻在西三環下錯了車，清晨七點半，傻呼呼地拿著訂房單在九九藏書路上找尋，問了兩三個人，都說不知道，再問一個工人，他看見地址是Church Way，便說應該在前面兩個街口，那邊有一間教堂，應在該地。

原來小女孩已經懂得爭風吃醋。

其後的過程只能是「兵來將擋」地見招拆招。上機時航空公司懷疑小女孩有傳染病，幾乎不讓登機。我要求她撐起眼皮，「演」出精神，她照辦，故能過關。下機后朋友駕車來接，本想直往東區醫院，但小女孩熬過了十三小時的漫長旅程，希望先回家休息，勉強吃了幾口白粥始再踏進那不能不去的醫療空間。

小女孩在旁偷聽了，卻插嘴道：「爹地，你怎麼確定是跳不出媽咪的手掌呢？可能你其實是跳不出我的手九*九*藏*書掌！」

在英國看完三次醫生，小女孩繼續發燒咳嗽，我心想，既然醫生說沒事就不會有事，頂多是疲倦難頂，但只要到了阿姆斯特丹，看見風車，看見梵高博物館，看見Anne Frank紀念館，亢奮起來，不藥而癒，是可能的。

往下便是八天的醫療搏鬥了。在香港再照X光始知是急性肺炎，用藥，試藥，吸氧氣，控制白血球指數，前四天病情全沒改善，且有藥物過敏，剩下可用的葯類不多了，絕對不能說不沮喪。醫生說驗出了細菌，在香港罕見，但在英國有個案報告，故很可能是從牛津老校舍內感染而得。人算不如天算，小女孩上了苦惱的一課。

說巧合可能太輕了，說詭異卻又稍嫌沉重，但發生了就是發生了，叫什麼都無所謂了。

她沒答腔。

第三次看醫生，是從牛津回到倫敦，朋友介紹一位從香港來的華人醫生，在市中心一幢樓房的三樓，竟然沒電梯，只有旋轉的木樓梯，很古典，可惜如今沒心欣賞了，只能集中力九_九_藏_書氣，把已有相當體重的小女孩抱起來，一口氣衝上梯級，到了，把她放下，雙手已經累得顫抖。

於是決定繼續行程，也不希望浪費已訂好的Eurostar火車票和各城旅館房間。

華人醫生診斷了半小時，亦是和藹地說，肺部沒問題啊，應該只是感冒病毒，吃抗生素便沒事了。那我就放心，不妨繼續行程，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幾個歐洲城市一路玩下去。

於是跑了兩次牛津醫院的急症室。都是晚上去的，人多，排隊等候。還好，十六歲以下病人有優先權，等不太久，半小時即見到醫生。兩次都照了X光，肺部沒問題啊，應該只是感冒病毒，吃抗生素便沒事了，醫生和藹地說；可是書仍是看不下去，那表示，病仍然沒好，而且小女孩對抗生素過敏，全身紅疹如中毒，眼神是前所未有地獃滯，幸好仍像以往生病，沒流半滴眼淚。

那是英國清晨，拿著小女孩的媽媽印給我的一張網上酒店訂房單，有店名和地址，也有她的地址，從倫敦出發搭巴士前往牛津，五十分鐘，很準時，但偏偏下錯車，早了一個站，卻又懵然不察。

日後某回，談起這件小事，我笑對小女孩的媽媽說：「唉，這輩子看來我是註定沒法跳離你的手掌！」

她母九*九*藏*書親和我早就計劃在學期結束時到牛津跟她會合，再一起到荷蘭和法國走走。計劃臨時全部取消了，也幸好取消了，本來還以為沒事，欲繼續行程。幸好。

初時以為只是簡單常見的傷風感冒，流鼻水了，發燒了，沒胃口了。小女孩從暑期學校暫時借住於一位長輩家中，心想休息兩天即可回校上課，沒料根本全身沒有半點力氣，咳嗽不休，愈來愈不對勁，待我到了牛津見到她，已是一臉蒼白，兩隻黑眼圈像《死亡筆記》里的L，嘴唇顏色呢，亦是接近灰黑。

兩人之間的最短距離，恐怕叫做「緣份」；旅途結束，我帶著一份疲倦與不解，回家。

牛津那回病痛經歷是不堪回望，然而我又喜對朋友述說同樣發生在牛津的重逢經歷，而每回重述，我都沒法確定到底應該稱它為「巧合」呢抑或「詭異」呢？

更何況再在倫敦停留兩晚，可以看兩場音樂劇，心情好了，病魔便走；心理學家都是這麼說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