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敲了兩下「回車」鍵，把定位的托架移到中央，在文章的最後面打下「完」這一個字。IBM「信使」（我最喜歡的字體）乖乖踏著舞步，吐出一個個字母。

有一次，她死前五年吧，她在愛爾蘭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旅行。那時我又寫完了一本書。那一回，我就自己喝香檳慶祝，自己把最後一句寫完（那時我已經改用蘋果電腦；這電腦能做的事有千百樣，只是敝人我獨沽一味），而且睡得相當好呢！不過，我還是打電話到她和她朋友布琳待的小旅館，跟她說我要完工了，聽她說我打電話給她要聽的話——那幾個字躥進愛爾蘭那邊的一條電話線，送到微波發送器，再像祈禱一般上傳到太空的某顆衛星，由衛星下傳到我的耳朵里：「嗯，那就好了嘛，對不對？」

謝天謝地她是毛姆迷。

我湖邊木屋的書房很小，但景觀不錯；德里的書房則是長方形的，四壁都是書，沒有窗。那天傍晚，我頭上的吊扇——總共有三台——都開著，不停扑打又悶又潮的空氣。我身穿短褲、T恤，腳踏塑料夾趾涼鞋，捧著錫制的可樂托盤，上面擺了一瓶香檳和兩個冰鎮過的玻璃杯，走進了書房。這間像火車車廂似的房間，最裡面那邊的屋檐很斜，我每次從椅子上站起來都得壓低身子，免得一頭撞上去（過去那些年，我也一直都要耐著性子聽喬念叨，說我怎麼會挑這房間里最糟的一塊地方工作）。蘋果電腦的屏幕上閃著我剛才輸入的字。

我就這樣當了十年的「帶把的安德魯斯」……該說是十四年吧，若把約翰娜死後的那幾年也加進去的話。頭五年在蘭登書屋，後來我的經紀人從普特南出版社要到了高價，我就跳槽了。

「胡說八道！」她還是握著我的「把」，但現在用力一捏，有一點痛，卻又無比暢快。這色迷迷的「褲襠鼠」在那時候可是葷腥不忌，只要量多就好。「快樂決定一切。你寫作的時候快樂嗎，邁克？」

「完啦，」我說，「我的書寫完了。」

我倒了一杯香檳，等泡泡消失，然後舉起杯子。「完啦，喬。」我坐在撲撲拍打的吊扇下面，跟她說，「那就好了嘛，對不對？」

她打完這一句后，看了一下，再抬眼看我，等我說出下一句。「就這樣，」我說，「我看你可以把『完』打上去了。」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你完工了。」她說。

「快樂。」反正她也只知道在乎這些。

我就這樣站在百萬暢銷作家的神奇圈子外圍進不去，但我從沒放心上。我三十一歲的時候，名下已經有了兩棟房子：德里的這一棟漂亮的愛德華式老屋；在緬因州西部另有一棟湖邊的木屋，還夠大，算是可以住人的民宿。湖邊木屋有個名字：「莎拉笑」，當地人這樣叫這木屋都有一百年了。別的夫妻在我們那年紀，未經一番奮戰還沒辦法替自己的第一個家爭取到貸款，要到了一點還覺得自己命好，我們卻已經有了兩棟房子，名下還沒一丁點債務。我們兩個都沒病沒災，不鬧外遇，「玩樂骨頭」也一根沒散。沒錯，我不是托馬斯·沃爾夫（我連湯姆·沃爾夫或托拜厄斯·沃爾夫都算不上），但我愛做的事還相當賺錢，這世上沒有比這更好的行當，簡直像擁有偷竊執照似的。ｈtｔｐｓ://ｒeａd•9９csｗ.ｃｏm

而我這突如其來、意料之外（至少在我的意料之外）的「不語之症」，若有部分成因要歸咎於打破儀式，真的會太牽強嗎？各位若是在「編故事」的土地上找飯吃，那「真實」和「逼真」二者的分界線會變得比較模糊。所以才會有畫家沒戴某一款帽子就沒辦法作畫，才會有棒球選手打得順手的時候絕不肯換襪子。

我們的錢是還沒多到可以（像格里沙姆一樣）買噴氣式飛機來玩，也買不起美式職業足球隊（克蘭西），但以緬因州德里鎮的標準，享受是夠了。我們上床千百回，看電影千百次，讀書千百本（喬通常都把她每天讀的書擺在她睡的那一邊床底下）。不過，我們最大的福氣可能還是：我們始終都不知道幸福的時光有多短暫。

「這一杯酒敬你，寶貝兒，」我說，「希望你能陪在我身邊！我想你想得好苦！」說到這裏，我的聲音抖了抖，但沒嗚咽。我把「泰廷爵」喝完，把最後一句存起來，再把稿子全部用軟盤存好，另外再做一份備份。在這以後，除了日常的筆記、購物清單和支票以外，我四年中沒再寫過一個字。

那天傍晚，我已經先把一瓶「泰廷爵」香檳和兩個香檳杯冰在冰箱里了。所以，我取出香檳和杯子，放在一個錫托盤上面。這托盤我們一般拿來放水罐，把冰紅茶或「果樂」從廚房送到小碼頭去。我捧著托盤，朝起居室走去。

「哦，」她說，輕輕抓住我講到的那東西，「你是真的有『把』嘛。至於他們說你是……邁克，我三年級的時候，那個帕蒂·班寧就說我是『鼻屎老奸』。你說我是嗎？」

「很棒啊，」她說，「你現在要不要進屋裡來嘿咻一下？」我還沒回答，她穿的那條小內褲就掉在我的大腿上，帶著輕輕一聲尼龍的輕嘆。

那時，我雖然覺得可能在自討苦吃，又要再熬一場悼亡的傷痛——搞不好還會是最猛烈的一場——但我還是悶著頭，繼續下去……只是，我們的情緒每每都有出人意料的演出，對不對？那一晚，我沒掉淚，也沒哭出聲來。我想，這些在我身上都已經耗到油盡燈枯了吧。剩下的，是很深很深、心痛如絞的失落感——她以前最愛窩在裏面讀書的那張椅子，現在空了；她以前放眼鏡但老是太靠桌沿的那張小桌子，現在空了。

喬對我的記者生涯所作的預言也很准。我又花了四個月採訪花展、短程加速賽、豆子宴，周薪不過百元上下，才等到蘭登書屋的第一張支票——扣掉經紀人的傭金后兩萬七。所以，我在他們的新聞編輯室還沒待到第一次小小的調薪就閃人了。但他們不管怎樣還是替我辦了一場歡送會。現在我想起來了，地點是在傑克酒吧。他們在後面包廂的桌子上方掛了一條橫幅：「祝邁克萬事順利——寫作不輟！」後來我們回到家時，約翰娜說，若嫉妒是強酸的話，我應該只剩身上的腰帶扣和嘴裏的三顆牙了。

那一天，我磨磨蹭蹭地把《二就是雙》的初稿拿給喬看，她只花了一個晚上就讀完了。她窩在她最喜歡的一張椅子上，身上只穿了一條小內褲，再套一件九*九*藏*書T恤，T恤前胸印了一頭緬因州黑熊，一杯又一杯地把冰紅茶往肚子里灌。我則是躲到車庫（那時我們的經濟狀況還不穩，所以在班戈和另一對夫妻合租一棟房子……唔，不對，喬那時和我還沒正式結婚，只是，據我所知，她也從沒把那個貓眼石戒指從她的手指頭上拿下來），在裏面像無頭蒼蠅一樣亂走一通，覺得自己好像《紐約客》漫畫里的角色——等在產房外的那些怪傢伙。我記得我還弄壞了一套三歲小孩也拼得起來的鳥舍組裝玩具，差點切掉自己的左手食指。每隔二十分鐘，我就回屋裡偷瞄一下喬。就算她發現了，當時也沒讓我看出來。我就把這當作是樂觀的徵兆好了。

我的儀式是在寫第二本書時出現的，我記得那是唯一讓我神經緊張的書——我想是因為我吸收了太多「二年級魔咒」吧：有一本書暢銷可能只是一時僥倖。我記得大學上「美國文學」時，有一個講師說過，現代的美國作家也只有哈珀·李找到過不做蠢事也能避開第二本書憂鬱症的辦法。

我的寫作生涯和我的婚姻生活幾乎是重疊在一起的。我的第一部小說《二就是雙》的初稿，是在喬和我正式訂婚不久之後完稿的（那天，我忽然拿出一個貓眼石戒指套在她的左手中指上。那是我在戴氏珠寶店花了一百一十塊錢買的，在當時算是有一點超過我的經濟能力，但約翰娜看起來還是高興得要命）。而我的最後一部小說《從巔峰直墜而下》，則是在她宣告死亡后一個月完工。這本書寫一個瘋子殺手專愛找高樓動手殺人，於一九九五年秋天出版。在那之後，我還出了幾本小說——聽起來有一點矛盾，但我可以解釋——只是，我想，在這以後，有好一陣子不會有邁克·努南的小說出現在任何榜單上了。我現在知道「寫作障礙」是怎麼回事了，好吧？我不想知道也不行。

「我寫作的時候，天塌下來也不管，除了這一件。」說完，我一翻身爬到了她身上。

我現在知道這儀式的根本——就是真的有用、有法力的那一部分，像滿嘴咕噥、不知所云的咒語里終究有一個字是真有魔法的——就在這句話上面。在這當口，我們大概都會喝一杯香檳，之後，她也大概都會跟著我進書房把另一件事做完，但也不是每次都這樣。

「怎樣？」我說。

約翰娜那時正窩在她那張又老又破的安樂椅上讀書（那晚她讀的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鄧布洛，她最喜歡的當代作家之一）。「唔，」她抬起眼來，記下暫停的地方。「香檳！什麼大事？」各位也明白，她說得好像什麼事也不知道。

開始有這習慣，我說過了，是我寫第二本書的時候。那一次，我們兩個喝完一杯香檳和後來的續杯之後，我就帶著她進書房。我那台青綠色的打字機上面還塞著一張紙。湖面傳來最後一聲潛鳥的長鳴，喚來了夜色。那一聲長鳴，我直到現在還覺得像某個生鏽的東西在風中緩緩搖曳。

我喝完香檳，把玻璃杯放回可樂托盤，再倒一杯。我拿著那杯酒，走到蘋果電腦旁邊，坐到原本該由約翰娜坐的地方——要不九九藏書是那人人愛戴又普愛世人的上帝，如今這還是她的位置。我沒掉淚，沒哭泣，只是眼睛泛著淚光。屏幕上的字是：

「是完工了，就剩最後一句，」我說，「這一本書雖然不怎麼樣，卻是要獻給你的。所以，最後一句我要你來寫。」

「分段縮行？」她問得很嚴肅，很像速記學校畢業的女生準備記下大老闆的口述。

結婚十年，我從沒有過「寫作障礙」的毛病，約翰娜死後也沒有馬上出現。其實，這是因為這情況對我太過陌生，所以，在我注意到有事情不太對勁時，病症早就來了不知多久。我想，這是因為我在心裏面認定，唯有承蒙《紐約時報書評》惠予討論、解構、偶爾嗤之以鼻的「文學」作家，才會犯這毛病。

當她從屋裡出來時，我正坐在後門的台階上，抬頭看天上的星星，抽煙。她坐到我身邊，伸出一隻手搭在我的頸背上。

沒有回應。由後來出的事來看，我想我應該在這裏重複一次——沒有回應。雖然後來我知道了，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在那個看起來空蕩蕩的房間里，其實不是孤單一人。

各位一定在很多暢銷書榜上看過我的名字……這也多虧各位禮拜天看的報紙登的暢銷書排行榜是列到前十五名，而不是前十名。我從來沒克蘭西、勒德拉姆、格里沙姆的分量，但我還是出了不少精裝本（這一點，安德魯斯就始終沒有過，哈羅德·奧布洛夫斯基跟我說——他是我的經紀人——這位夫人最多只是平裝本明星），有一本書還躥到了《紐約時報》暢銷榜的第五名——那是我寫的第二本書《紅衫男子》。只是說來諷刺，擋在我前面讓我上不去的那幾本書，有一本是賽德·波蒙特寫的《鋼鐵機器》。波蒙特家那時候在城堡岩有一棟避暑別墅，就在我們舊怨湖的房子往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賽德現已過世，自殺死的。我不知道他的死跟寫作障礙有沒有關係。

「不用，」我說，「接著前面就好。」然後，我把我在倒香檳前就已經放在腦子裡的那句話講了出來。「他把鏈子從她頭上套下去，兩人一起走下樓梯，朝停車子的地方走去。」

那天寫完《從巔峰直墜而下》的時候，我還是試了一下習慣的儀式，卻感覺很空洞，只是虛有其名，魔法的質已經不見。這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我這樣做，不是因為迷信，而是因為敬和愛。像是紀念，各位也可以這麼說吧；要不然，就說這才是我為約翰娜辦的真正的告別式，在她入土一個月後，終於辦的告別式。

「他從她頭上套下去的鏈子是什麼鏈子？」她問我。

我從打字機前（我還在用那台IBM老式打字機）起身，走進廚房。那是九月中的時節，度假的人大部分都已經走了，湖上潛鳥的叫聲美得無法言喻。太陽已經下山，湖面變成一汪平靜、清涼的火盤。這是我記憶里最鮮明的幾九*九*藏*書段之一，鮮明到我有時還會覺得自己可以一腳走回去，把記憶重新活過一次。屆時，有什麼事我會有不同的做法呢？我有時還是會想這個問題。

「哎喲！」她的聲音好不嬌羞，每次都撩撥得我心癢難耐。「有一根『把』夾在我們中間哦！」

「有的是辦法要你告訴我。」她說。「這還用說嗎？」我說。

我停下來，看著屏幕上一閃一閃的小游標，淚珠還在我的眼眶裡打轉。我還是要再說一次，那時，我並不覺得有冷冷的東西在我的腳踝邊盤旋，也不覺得有鬼魅的手指在我的頸背上摩挲。我先敲兩下「回車」鍵，再點了一下「居中」圖標，把「完」這個字打在文章最後一行的下面，拿起原該由喬喝的那杯香檳，對著屏幕舉杯致意。

「哦，」她笑了，在我彎下腰把托盤捧到她面前時，拿起一杯香檳，「那就好了嘛，對不對？」

她這一番話聽得我精神大振——其實，聽得我連手臂都起雞皮疙瘩了。對，出版這迷人的行業她是啥也不懂，但她若有信心，我若有信心……信心真的就是最正確的道路。通過以前教過我創意寫作的老師介紹（他也讀了我的小說，給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讚美，明褒實貶，我想是他覺得我這小說走商業路線等於離經叛道吧），我有了經紀人，而這位經紀人幫我把《二就是雙》賣給了蘭登書屋。他們是頭一家審閱這部小說的出版社。

「我不想。」

我有好幾次都覺得打破儀式便是寫作障礙的成因。我在白天可以把這想法成迷的胡言亂語給打發掉，但到了晚上，就沒那麼好打發了。晚上，你的思緒就很討厭，會像脫韁野馬一樣到處亂跑。如果你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構想小說的情節，那我敢說，你的韁繩還會更松，野馬也更不肯乖乖就縛。不知是蕭伯納還是王爾德說過，作家這一種人就是要腦子有辦法胡思亂想才行。

後來，上床后，熄了燈——兩人吃光最後一瓣橘子，抽完最後一根煙——我說：「該不會有人拿它跟《天使，望故鄉》相提並論，對吧？」我指的是我的小說。她很清楚，就像她同樣清楚我對創意寫作老師對《二就是雙》的反應頗感沮喪。

「這個啊，」她說，「出版這迷人的行業，敝人啥也不懂。只是，我從小到大專看好看的書——《好奇猴喬治》是最早的一本，你若想知道——」

「印象決定一切。」

所以，我有一點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段班小說作家：評論不睬，走的是類型路線read.99csw.com（我的類型就是漂亮的年輕女子孤身遇上迷人的陌生男子），但報酬優渥，享有如內華達公娼那一等級的不入流認可。人性比較低下的本能需要找出口宣洩，因此，總有人該做這檔子事吧。而我做起這檔子事來，還相當帶勁兒呢（有時喬當起共犯也很帶勁兒，尤其是在書里的情節走到特別麻煩的十字路口時）。就在老布希當上總統的那一陣子前後，會計師跟我們說，我們已經是百萬富翁了。

她這話把我逗樂了，但也有一點受傷。「你也看到了蘭登發的第一份新聞稿，」我知道她看過了，「他們只差沒說我是『帶把的弗吉尼婭·安德魯斯』，天哪！」

那一天是九月的倒數第三天，天氣還是很熱——那是我記憶里最熱的夏末。在為那本書寫最後一句的時候，我心裏想的一直是我好想她……卻也沒因此放慢速度。還不只這樣：那時的德里其實相當熱，熱到我常只穿一條平腳短褲在寫作，但我卻從沒想到過要到我們湖邊的木屋去避暑。就好像「莎拉笑」那屋子已經被我從記憶里抹得一乾二淨。可能是因為我寫完《從巔峰直墜而下》的時候，我終於慢慢接受了現實。這一次，她不是到愛爾蘭去了。

「你把書讀完就知道了。」

她坐在我書桌的椅子上面，我站在她旁邊。這時，她要把臉湊近到她想要湊近的地方，位置正好。她一開口，嘴唇就靠上了我最敏感的部位。我們兩個之間，就只隔著一件純棉短褲，僅此而已。

她沒笑，沒反對，也沒感動莫名，只是定定地看著我，看我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點一點頭；我是說真的。於是她坐進我的椅子。她先前游過泳，頭髮整個朝後梳，箍在一條白色的塑料發圈裡，還是濕的，比平常的紅色還要再暗上兩分。我輕撫她的頭髮，摸起來像潮濕的絲綢。

之後，躺在床上吃橘子的時候（這壞毛病後來我改了），我問她：「好得可以出書嗎？」

我在《紅衫男子》寫到近結尾時，忽然停筆，沒一口氣把它寫完。那時，德里鎮班頓街的那一棟愛德華式老房子還要再兩年才會是我們的，但我們已經買下了「莎拉笑」，就是舊怨湖邊的那棟木屋（那時木屋的裝潢跟後來絕對沒得比，喬的工作室也還沒蓋，不過，還是不錯）。所以，當時我們是住在那裡的。

就在我們翻雲覆雨的時候，我領悟到一兩件事，都是好的：她說她喜歡我寫的書，是說真的（唉！光是從她窩在安樂椅上讀稿的樣子就可以知道：一綹鬈髮垂在眉間，兩條光溜溜的腿蜷縮在身子底下）；因此，我對我寫的東西沒什麼好丟臉的……至少在她眼裡沒什麼好丟臉的。還有一樣，也是好的：她的印象加上我自己的印象，合起來才是婚姻該有的「雙眼並用」，才正是我該在乎的「印象」。

「不分段縮行，」我說，「接著前面就好。」然後，我打下我去拿香檳時就已經放在腦子裡的最後一句話。

「你別拿懷才不遇那一套屁話來煩我，行不行？」她半坐起來，靠在一隻手肘上。「如果真想說，就現在說個痛快，那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翻『離婚自己來』的實戰手冊。」

她再朝我靠過來，剝了一瓣橘子送進我嘴裏，溫熱的胸脯抵著我的手臂，好不挑逗。「——而我讀這一本時，覺得好看得不得了！所以，照我看啊，你在《德里新聞報》當記者的命絕對過不了菜鳥這一關。我看我是註定要當作家夫人啦。」

「你寫作時會覺得有愧於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