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回過身來又轉向她時，她閉著雙眼，有節律地淺淺呼吸著。但她還沒有睡著。我在床邊收拾包的時候，她閉著眼低聲說：「我想重溫那場夢。」

上次來訪時，那張快照是一個很好的始發點。我盯著它，而她則注視著我，等著開始。她的手肘撐在上腹部，食指靠在下巴那道長長的皺褶上。我真正想問的問題是：你是怎樣把你那美麗的面龐搞成這副樣子的？到頭來你何以如此與眾不同——難道是生活嗎？我的天啊，你的變化太大了！

我想說點什麼，來讓她明白，我並沒有對她感到厭惡或者失望。恰好相反，我很喜歡她。我逐漸明白：親情，羈絆，心靈——它們仍然很重要；以前經歷的生活和遭遇的紛擾仍將持續下去；直到生命終結，也沒有什麼最終的定論，沒有純粹超然的評價。我從這領悟中，從瓊的激憤中，得到了一絲慰藉。

接待員走出來並拿出訪客登記簿讓我填好。五年過去了，瓊依然在世。她本來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於托特納姆法院路上的公寓里。她本應該留在法國的。就像伯納德所說，她走向死亡的時間就和我們所花的一樣多。但是公寓已經賣掉了，所有安排都已就緒，我們可敬的種種努力，將她自己營造的生活空間全部都封死了。她選擇呆在療養院里，和這裏的工作人員以及像她一樣瀕死的病人們一起，在牆面平整、既無裝飾畫也無圖書的娛樂室里看雜誌，或看電視問答節目和肥皂劇來聊以自|慰。我們愚蠢的安排只不過是逃避的借口。沒有人願意接受這一可怕的事實。沒有人，除了瓊以外。從法國回來后，在找到這家療養院之前，她和伯納德住在一起，撰寫她想要完成的那部書稿。毫無疑問，她也一直在身體力行，實踐著她在自己那本暢銷小冊子——《十大冥思》中所描述的冥思方法。她很樂意讓我們對她的作品的實用性展開評論。她的身心衰竭比醫生預料的要慢得多，這個時候，她也同樣心滿意足地接受了切斯特納·里奇療養院，並把選擇它當作自己的責任。她一點也不想出來，不想回到塵世中。她只想和一群看電視的人關在一座房子里，並聲稱這種生活簡單而有益，很適合她，甚至讓她很開心。不僅如此，這也是她的宿命。

「我可不這麼認為，」她說道，併為自己的肯定而得意。「你不可能知道當時的情形。」

我擺出買來的東西，她一樣樣地檢查著，還開著玩笑，拋出無需回答的小問題。

「不錯嘛。我會把你調|教成聖賢之輩。」

我讓她放心，說：「我已經把它記下來了。」

終於有一天，瓊鼓起勇氣，大步流星地走進了伯納德的辦公室，決計要讓伯納德帶她出去共進午餐，而那一天也正好就是伯納德毅然第一次仔細端詳她的那個日子。他赤|裸裸地盯著她，目光毫無遮攔，好像要一口吃掉她似的，以至於瓊在走近他的辦公桌前，居然有了些猶豫。角落裡，瓊那位未來的哥哥正咧開嘴角，傾斜著身體準備站起來。瓊扔下她的包裹，逃也似的跑了。不過現在，她確信自己已經擁有了那個男人。打那以後，無論瓊什麼時候走進來，伯納德都會晃動著那張大大的下巴試圖與她搭訕。去喬·里昂咖啡館共進午餐的邀請，只需瓊輕輕地點撥他一下就行了。

「是的。的確是的……」她停頓了一下，然後又打定主意說：「我所做的一切有價值的事情，我都不得不一個人去做。當時我並不在意。我很滿足——順便說一句，我不曾期望過得到幸福。幸福是偶然的，就像夏天的閃電那樣短暫。不過我的確獲得了心境的平和，而且，在所有這些年裡，我認為自己一個人過得挺好的。我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客人，他們的到訪和離別都令我快樂。可是，現在……」

「我不會忘記的。」

我以前曾經聽過這種說法，形式不同而已，它來自一個崇尚精神生活的校長、一個政見不同的牧師和一個從印度回來的前女友，還有一些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專業人員和頭腦發昏的嬉皮士們。她看到我在椅子上已經有些坐不住了，但她意猶未盡。

瓊跟隨著我的視線。取筆記本和圓珠筆時，我感到有點不自然，有種欺騙的感覺。我們彼此已經達成一致，我要寫下她的生平。她心裏有意寫本傳記，這是很合情合理的，而這也是我原本的想法。但是當我開始以後，事情卻變成了另一種樣子：不是傳記，甚至確切地說也談不上是回憶錄，而更像是部跑題之作。她當然是中心人物，但我並不會僅僅只寫她的生活。

我們將要跳過八年，略過1938—1946年這段戰爭時期。談話就以這樣的方式進行。

在切斯特納·里奇療養院，情況卻沒有聽起來的這麼簡單。她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去說服護士和助手們。我原以為她的這場抗爭是註定要失敗的；她的謙遜將向專業護理人員屈服。然而瓊做到了，因為她一直耐著性子，扮演著療養院期望她扮演的乖寶寶角色。她很冷靜。當某位護士沒有敲門就進了瓊的房間——我曾經見過一次——一邊哼著第一人稱複數的小曲時，瓊朝那年輕的婦人瞪起雙眼，讓一陣寬恕般的寂靜隨之降臨。早先，她被歸入難伺候的病號之列，甚至有傳言說療養院再也容不下她了。詹妮和她的兄弟們前來和院長協商。瓊不想參与談話，她從來沒有想走的念頭。她對自己十分自信，鎮定自若，這種自信源自多年來的獨立思考。她首先說服了自己的醫生。當他認識到這位病人並非愚蠢無知、老態龍鍾時，他開始和她談起與醫學無關的話題——野花，這是他們倆都很感興趣的愛好，而且在這方面瓊還是個專家。不久，他就開始向她吐露自己婚姻方面的問題。這位醫生對瓊的態度轉變了——這就是醫療機構的等級性質。

瓊還在講。這次她表現得相當好。

瓊又發出了一陣貓頭鷹似的笑聲。我從沒見她如此興高采烈過。「真是個驚喜！伯納德是個頭號笨蛋，他總會弄灑他的飲料或者把頭撞在橫樑上。給別人點煙對他來說是件苦差。我肯定我是他接觸的第一個女孩。他曾經在其他方面暗示過，但那只是一種形式，是他當時非說不可的話，所以我寧願相信我們倆都缺乏經驗，我真的不在乎這個。我無論如何都想得到他。我們爬上一張窄小的床，我帶著恐懼與興奮咯咯地傻笑。你相信嗎——伯納德是個天才！他給我的感覺，可以用浪漫小說里能找到的所有詞彙來形容——溫柔，強壯，技巧非凡……而且，嗯，很有創意。當我們做完的時候，他幹了一件荒唐事。他突然跳起來，跑到窗前，把窗戶迎著暴雨猛地推開，然後赤條條地站在那兒，人又高又瘦又白凈，捶打著他的胸，像人猿泰山那樣大呼小叫，任樹葉紛紛揚揚隨狂風刮進屋裡。真是好傻啊！你知道嗎，他讓我笑得好厲害，我在床上都小便失禁了。我們得把床墊翻過來，然後把地毯上成千上百的樹葉撿乾淨。我把床單裝進一個購物袋裡，帶回家洗乾淨，又在朋友的幫助下把它們放回到床上。那個朋友比我大一歲，她對此感到特別噁心，為此幾個月都沒和我說話。」

「她什麼時候回來？」

「每次當我們談起外面的世界時，都會談到共產主義。它是另一樣令我們迷戀的東西。我們決定原諒黨在戰爭初期的愚蠢，決定在和平時期一到來、我們一離開工作崗位就儘快加入。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前方的道路——我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意見一致。真是肉與靈的完美結合！我們營造了一個私人烏托邦，而全世界各民族追隨我們的腳步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這就是塑造我們的那幾個月。在我們經受了這麼多年的挫折之後，我們多麼希望回到原先那些快樂的日子。一旦開始用不同的眼光審視這個世界，我們就能感到時間正從我們身上流失殆盡，我們開始對彼此不耐煩起來。每一次爭執都是對我們所知的可能性的一個中斷——很快，我們的生活中就只剩下它們了。最後，時間的確已經所剩無幾，而那些記憶猶在，控訴著我們，我們仍然無法放開對方，獨自生活。

「別犯傻了，我已經想不起要寫什麼了。反正也都是些廢話。坐下吧。你給我帶什麼來了？我要的墨水記得帶來了嗎？」在我拉過椅子坐下的工夫，她才露出了剛才一直忍在嘴邊的笑意。當她的嘴角拉起向面頰伸展時，那張臉皺成一團，變得像手上的指紋那樣縱橫交錯，面頰上浮出一圈圈的平行皺褶，環繞著她的面龐，在太陽穴周圍捲曲。在她額頭中間，那條樹榦一樣的皺紋更加凹陷，變得像犁溝一樣深。

可相反，我卻對她說：「我想我能理解。」

「準備好了嗎？1938年的整個夏天，我都和一戶人家待在法國，就在第戎市郊外。信不信由你，他們的的確確是做芥末生意的。他們教我怎麼烹飪，並讓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地方的菜能比法國更好的了。這個年輕時保留的觀念，直到現在我都無法改變。當我回來時，剛好是我十八歲生日，我收到了生日禮物——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漂亮極了。那時自行車俱樂部還很時髦，於是我加入了阿默珊姆社會主義騎行俱樂部。可能我當時是想讓我那古板守舊的父母吃上一驚，但我不記得他們哪怕提過一丁點反對的意見。周末的時候，我們大約二十來個人，就會沿著奇特恩斯的鄉間小徑，騎車到郊外去野餐，或者沿著陡坡向下，騎向泰晤鎮和牛津城。我們的俱樂部和其他俱樂部是有聯繫的，其中有一些俱樂部還和共產黨有聯繫。我不知道這裏面是否有什麼計劃或陰謀，應該有人去調查一下。從事後來看，這些俱樂部是在為黨招募新成員，不過這很可能並不正規。沒有人給我講過課，也沒有人向我灌輸些什麼。我只是發現我正在一群自己喜歡的人中間，很快樂很酣暢，我們談論的內容你也可想而知——英國存在的弊端，社會的不公和人們遭受的苦難，怎樣撥亂反正，以及蘇聯如何扭轉乾坤。斯大林所採取的措施，列寧的語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然後大家就開始閑聊：誰加入了黨組織，誰真的去過莫斯科，入黨是怎麼一回事，以及誰在考慮入黨，等等。

我緩緩地開始發問。這樣說會不會傷害她？雖然這個想法還困擾著我，但我已經開口了。「難道你不認為這個世界能夠包容你和伯納德看待問題的方式嗎？有人朝內部探索心靈秘境，另一些人則專註于改善外部世界，這難道不是最好的局面嗎？多樣性不正是構建文明的根基嗎？」

「這就是開端。八年後我終於入了黨。到我一入黨，它就結束了，拉開了結束的序幕。」

想到這裏，一陣輕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現實之中，讓我想起了自己今天來的目的。我穿過門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著旅店門鈴。沒有動靜。這老古董也只是個擺設。療養院里預想的就是這種隱居鄉間的氛圍，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預期的床位和早餐。在這裏，「吧台」就是餐室內一張帶鎖的櫥櫃，每天早上七點鐘打開，一個小時后就關上。在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雖然沒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認事實，但實際上，這裏就是一家營利性的療養院read.99csw.com，專門收容那些瀕危病人。

「永遠不回來了。你死了以後就永遠都不回來了。」

「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再把它說出來。我已經累了。你很快就要離開這裏。而我也想再把那個夢重溫一遍。我要保證你把它們如實地記錄下來。」

「所有這些談話、閑聊和嬉笑，都發生在我們在鄉間騎車的路上，或者是我們坐在風景宜人的山頭吃三明治的時候，或者是我們停在村莊酒吧的花園裡，大口喝著攙汽水的啤酒的時候。從一開始，黨和它代表的一切、所有莫名其妙的學說：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產階級歷史科學的繼承權、萬事皆枯萎消亡——這一切愚蠢舉動，在我的腦海里，都和另外一些場景聯繫在一起：山毛櫸樹林，玉米地，陽光，順著山坡往下沖，沿著在夏天變成溝渠的小徑飛馳。共產主義，我對鄉村的熱情，還有我對其中一兩個身著短褲的俊朗小夥子的興趣，全都混雜在了一起。是的，我那時非常興奮。」

「我還沒講完呢。還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雖然帶著這些不安的想法，但在那座石板墓前，我還是感到很幸福的。我只想靜靜地坐在那裡，看著群山一點點變紅，呼吸著傍晚如絲一般清涼的空氣，而且我心裏知道，伯納德正和我做著同樣的事情，有著同樣的感受。因此另一個問題出現了。沒有寂靜，沒有沉默。我們正在為——天曉得啊——改良派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和城市貧苦居民的生活現狀而憂慮，而我們和這些人素不相識，在那時我們也沒有能力去幫助他們。我們的生命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時刻交匯——我們身在一處有五千多年歷史的聖地，我們深愛對方，夕陽斜照，壯闊的平原在我們眼前伸展——可這一切我們卻無從把握，我們無法將它們融入自己的心靈。我們不能解放自己，進入現實中；相反，我們居然還在想怎麼把別人解放出來。我們想要關注他們的不幸，用他們的不幸來掩飾自己的悲哀。而我們的悲哀就在於，我們不能欣然接受生活賜予我們的簡單美好的事物併為之高興。政治，理想主義的政治，莫不關乎未來。我用了一生的時間才發現，一旦你完完全全地走入現在，你就能發現無限的空間，無限的時間，如果你願意的話，你不妨稱之為上帝……」

既然被她嘲弄了，我也就放肆了起來。我的口氣有點強硬：「這麼說，當今世界是個精神荒漠嗎？就算你說得對，這是陳詞濫調，那你又怎樣呢，瓊？你為什麼也不幸福？每次我來，你依然對伯納德十分怨憤。你為什麼就不能息事寧人？這件事現在還有什麼意義呢？放他一馬吧。其實，你沒有這樣，或者說不能這樣，恰好說明你方法不當。」

我正想抗議，但她揮了揮手，示意我平靜。

每當想起接下來發生的事，我仍然會感到心痛。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不適是如此強烈，我無法忍受再聽到更多這樣的話。也許是多年孤獨的歲月滋養了我的懷疑態度，使我對那些讓我去愛、去進步、去放棄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核心價值觀，然後看它在博愛與美德的暖流中消融的響亮號召產生了抵觸。這種談話會讓我臉紅，我見到這樣說話的人就會不由得退縮。我不明白，我也不相信。

他七歲的表哥哈利道出了真相：「她死了，傻瓜。冷冰冰地死掉了。她什麼也不知道。」

「她不喜歡那樣。」他自信滿滿地說。

「是的，很難想象你現在會對那樣的事感興趣。」

「伯納德一直在說話，毫無疑問，我也一直在插嘴回答。但我感到很困惑。也許是我對政治和荒野都無法適應。也許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個溫馨的家庭和一個孩子，讓我來照顧。我非常困惑。」

我把這看作是她在策略上的一次成功，一場深謀遠慮的勝利：她將內心的憤怒掩藏起來，最終大功告成。然而，在我向她祝賀的時候，她卻告訴我，這不是什麼戰術，而是很久以前她從老子的《道德經》里學得的心靈之道。這本書她曾多次向我推薦，儘管每次我讀它時，都會被裡面自以為是的悖論所激怒：欲達，則必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次，她捧起這本書大聲讀道：「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我的試探將瓊拉出了回憶，她開始向我告白。我將筆記本翻開新的一頁。

「所以你……」

「我剛才說了，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如果我不想回答，我就不會回答你。」

「瓊，是我，傑里米。抱歉，我比預想的來早了些。」

突然間，她全想起來了，但為了掩飾她還是裝出一副生氣的模樣：「是的，該死的，是你沒錯。我剛才是在想自己要寫些什麼來著。」她對自己的表演並不賣力。我們倆都注意到她手上沒拿筆。

1946年，在即將結束蜜月從法國歸來的途中，伯納德和瓊在朗格多克長途跋涉，穿過了一片名叫「拉扎克的喀斯」的乾燥石灰岩高原。他們偶然經過一處古老的墓地遺址，人稱「普魯納萊德巨石墓」，離兩人正好打算夜裡入住的那個村莊僅幾英里遠。墓地就在山頭上，在威斯河峽谷附近，黃昏時分他們倆在那裡坐了近一兩個小時，面朝北方遙望塞文山脈，談論著他們的未來。後來我們也多次去過那處地方。1971年，詹妮在那兒追求過一個當地的小夥子，一個法國軍隊里的逃兵。八十年代中期時，我們曾和伯納德還有孩子們在那裡野餐。我和詹妮曾到那裡去探討解決婚姻問題。那也是個獨處的好地方，成了一個家庭集會的場所。通常情況下，巨石墓由一塊飽經歲月滄桑的厚重石板和支撐它的兩塊岩石共同組成，好似一張低矮的石桌。在那塊喀斯平原上，有好幾十座巨石墓，但只有一座是我所說的那個。

然而，瓊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離了預定的發展軌道，而且，當有人進入她的私密房間時，也幾乎不可能從這幀快照里預見到她這張綻出滿面慈祥、笑容歡迎的老臉。照片里，二十五歲女子那美麗的圓臉蛋上浮現出快樂的微笑。她趨於散開的燙髮依然太緊，顯得太拘謹，一點也不適合她。春日的陽光照耀在她業已鬆散的髮絲上。她上身穿一件帶高墊肩的短夾克衫，下面搭一條很相配的百褶裙——這種低調的奢華體現了戰後的「新貌」服飾風格。她穿的白襯衫帶有V字形的寬鬆領口，領口朝下越來越窄，一直大胆地延伸到她的乳|溝。襯衫衣領翻在夾克衫外邊，這讓她看上去清新活潑，帶著戰時招貼畫里的姑娘們那種英國玫瑰般嬌艷新鮮的氣質。從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會主義騎行俱樂部中的一員。她用一隻胳膊把手提包攏向自己，另一隻胳膊挽著丈夫。她依偎著他，頭還沒到他的肩膀高。

「你走之前可以沖洗下那些茶杯嗎？謝謝，傑里米。」

我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當我說出這番話時，瓊將視線從室內移向了窗戶。寂靜被她長長的吸氣聲打斷，接著又是一段更為緊張的沉默，然後她很響地呼出一口氣，直直地盯住我。

不幸的是，瓊誤把我的開場白當作是對伯納德的詢問。「你知道他上個月來想跟我談什麼嗎？歐洲共產主義！一周前他會見了某個來自義大利的代表團。那些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惡棍，自己有錢卻花別人的錢去請客。他說他很樂觀！」她衝著照片點頭。「傑里米，他的確非常興奮！就像我們以前那樣。『穩步前進』這個詞太好聽了。原地踏步，我得這樣說。停滯不前。」

「我希望我的來訪沒有讓你不快。」

「傑里米，你是我親愛的老朋友，不過你確實喜歡講些廢話。你太想做個正派人了，想讓所有人都喜歡你，想讓大家彼此喜歡……哎！」

「你們說了些什麼？」

我一邊記，一邊心胸狹窄地想，我是否被利用了，成了瓊想為自己的人生做最後的修補所利用的工具。這個想法，讓我對自己沒按她的意願寫她的傳記略感舒服了些。

「伯納德認為，注重眼前是一種自我放縱。但那純粹是胡扯。他有沒有靜下來坐著反思過自己的人生？或者，他有沒有想過他這一生給詹妮帶來的影響？又或者，他想沒想過，自己為什麼不能獨自生活，而非要找那個女人，那位『女管家』來照顧他？他對自己這些事根本就不聞不問。他只關心事實和數據，他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他總是匆匆忙忙地去發表演講，或者參加專題小組討論之類的活動，但是他從來就沒有反思過。他從未對造物之美抱有哪怕一瞬的敬畏。他討厭靜默，所以他一無所知。現在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如此受歡迎的人，怎麼還會原地踏步，停滯不前？他看問題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整天在胡扯如果世界更加井然有序事物會是什麼樣子，卻不去學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這就是原因所在啊。」

這張照片現在就掛在我們在朗格多克的家中的廚房裡。我經常獨自一人端詳它。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瓊的女兒，懷疑我本性難移，對我迷上了她的雙親感到生氣。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擺脫他們，而且她感到我的興趣會將她拉回到父母身邊，這一點沒錯。我把臉靠近照片，試圖瞻望未來的生活、未來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現后所產生的忠貞決意。歡樂的微笑讓她光滑的額頭泛起了一道細小的皺紋，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這道皺紋後來成了瓊那張老臉上最明顯的特徵：從鼻樑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額頭分成了兩半。或許我只是在想象這微笑背後被隱藏在下巴褶皺里的艱辛，一種堅定的態度，觀念的執著，一份對未來所抱有的科學的樂觀。就在拍這張照片的那天早上，瓊和伯納德剛剛到位於格拉頓大街的英國共產黨總部所在地，在那裡簽了字，加入了黨組織。他們即將離開工作崗位，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對黨的忠誠，而在整個戰爭期間，忠誠心已經發生動搖。如今，黨內對這場戰爭的定性依然沒有統一結論——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義、為自由解放而戰的反法西斯戰爭，還是一次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掠奪性侵略戰爭？——這種動搖讓許多黨員產生了懷疑，一些人還退出了黨，而就是在這個時候，瓊和伯納德毅然加入了進去。除了希望建立一個理智、公正、沒有戰爭和階級壓迫的世界之外，他們還覺得，作為黨員他們就可以與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他們即將跨越英吉利海峽，奔赴混亂的北歐，雖然有人勸他們不要貿然前往，但他們仍執意要去嘗試他們新的自由，無論那自由是指個人的還是地域上的。從加萊出發，他們將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那裡的世界嶄新而和平，法西斯主義已經無可辯駁地成了資本主義末日危機的明證，溫和的革命即將開始，更何況他們年輕，新婚，而且相愛。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瓊和伯納德從未比較過那段早期的記憶。瓊肯定會喜歡這些回憶的不同之處，它們會證實她後來對伯納德的偏見是正確的：這傢伙粗心大意，對現實中發生的微妙變化毫無察覺，還堅持認為一切都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之中。然而，我忍住了，沒有把他們各自的回憶告訴對方。這是我的決定，不是他們的，是我自己想把這兩種回憶完全分開。他們都不會相信這就是真正的事實，而在我們的談話中，我意識到，自己只是被當作一個信息與印象的傳九九藏書遞者。瓊會喜歡讓我站在她的一邊指責伯納德——聲討他的世界觀，聲討他那參与廣播小組討論和請女管家的放蕩生活。伯納德則希望我向瓊傳遞和她分開后他生活照樣美滿的假象，還有他對瓊的喜愛之情（不管她聽到這裡會多麼抓狂），從而免去他下一次可怖的拜訪，或者為他下次的拜訪先緩和一下氣氛。每次一見到我，他們就設法引我暢談，以獲取對方的消息，通常是拋出一些值得爭議的話題，以問話的形式出現。因此伯納德會問：他們還能讓她保持鎮靜嗎？她有沒有嚷嚷著不停地說我壞話？你認為她會一直這樣恨我嗎？而瓊則會問：他還在念叨著布麗格斯夫人（那位女管家）嗎？他放棄自殺的打算了嗎？

瓊的回憶如下：她是一名口譯譯員，偶爾接手些將官方文件從法文翻譯過來的筆譯工作。一個無聊的午後，她前往議事大樓，到一間辦公室里辦事。當她在走廊里經過隔壁一間辦公室敞開的房門時，無意間看見了一個面貌古怪、身材瘦長的年輕男子。他伸開四肢，腳蹺在桌上，難受地半躺在一張木製椅子里，專心致志地研讀一本看上去很嚴肅的書籍。那個男子抬眼瞅了一下，與她四目相對了一會兒，馬上埋頭回到他的書中，把她給忘了。瓊在不至於失禮的情況下，儘可能多逗留一會——不過只有幾秒鐘——她假裝查看手裡的馬尼拉紙文件袋，實際上是目不轉睛、貪婪地看著他。她以前和一些小夥子們出去約會過，她雖然會喜歡上他們，但總要先克服對他們的莫名的厭惡感。但這個男人卻一下子就把她吸引住了。他正是「她想要的類型」——如今她發自內心地理解了這一氣人的說法。他顯然十分聰明——在那間辦公室里上班的人個個十分聰明——而且她也喜歡他那笨拙無助的體型，他那張寬大、慷慨的面孔，以及他看到了她卻沒有對她產生興趣這一極具挑戰性的事實。少有男人能做到那樣。

她身子往後一仰，靠著枕頭，疲憊不堪，修長的面孔歪向天花板，呼吸沉重。對於那天傍晚在巨石墓的事，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通常是為講述第二天瓊所經歷的重大遭遇打好鋪墊。她很生氣，而且她知道，她的生氣都被我看在眼裡，這使得她更加惱火。她已經陷入失控的狀態。她心裏清楚，她對伯納德的人生描述——電視上的亮相，收音機里的小組討論，一個公眾知名人物——都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早已過時。現在伯納德·崔曼表現得相當低調，沒有多少人能再聽到他的消息。他蝸居在家裡安心寫書，只有家人和幾個朋友會給他打電話保持聯繫，另外，還有一位住在同一幢樓里的婦女每天花三個小時為他打掃房間和做飯。瓊對她的嫉妒在旁人看來是一種痛苦。瓊的人生理念也正是她衡量自己與伯納德之間隔閡的準繩，而如果這些理念源於對真理的追求，那麼，痛苦和對愛情的失望也成了真理的一部分。失真和誇張的言語竟也透露了如此多的真相。

「如果你覺得我的一些問題太私人化了，你一定要告訴我啊。」

瓊又找借口去了他所在的辦公室。她主動幫助自己辦公室的另一個女孩遞送文件。為了延長停留的時間，也因為伯納德不會朝她的方向看上一眼，她只好與他的一位同事，一個來自約克郡的滿臉雀斑、嗓音尖細的可憐蟲調情。有一次，她故意撞上伯納德的桌子，讓茶水潑濺出來。他卻只是皺了下眉頭，一邊繼續看書，一邊用手帕把水跡吸干。瓊故意將寄往別處的包裹拿給他。他禮貌地糾正了她。約克郡的那位寫了一份痛苦的宣言，傾吐自己的孤獨。他說，他並沒有奢求瓊能夠嫁給他（儘管他並沒有排除這種可能），但他的確希望他們能夠成為最親密的朋友，就像親兄妹一樣。瓊知道她必須趕快行動了。

瓊的眼皮開始打架，我剛來得及把茶杯和茶托從她正在低垂的手中救下，擱在抽屜上，她就睡著了。這突如其來的瞌睡，她堅持說，並不是由於她精疲力竭的緣故，而是源於她的身體狀況，某種神經機能障礙導致了她的多巴胺分泌失調。她告訴我，從表面上看，這類睡眠病患者的狀態是麻木且無法抵抗的，就像在你臉上扔了條毯子。但當我向瓊的醫生提到此事時，他凝視著我，輕輕地搖搖頭，這份否定實際上是在建議我與他保持默契。「她病了，」醫生說，「而且她也累了。」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我就來到了這裏，最後一次將自己禁錮起來。孤獨彷彿成了我人生最大的失敗。一個大錯誤啊。過美好的人生——可如果是孤身一人，那又有什麼意義呢？當我回想起在法國的那些歲月時，有時感到好像有股冷風撲面而來。伯納德認為我是個愚蠢的神秘主義者，而在我看來，他是個目光短淺的政委，如果可以在地上換來一座物質天堂，他會把我們所有人都出賣——那是家庭的故事，家庭內部的笑柄。事實上，我們一直彼此相愛，我們從未停止愛慕對方，我們互相吸引，而且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我們沒有辦法一起生活。我們無法停止相愛，但也不會屈從於愛的力量。這個問題很容易講清楚，可那時我們從來都沒有講過。我們從來沒說：瞧，這就是我們的感受，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呢？不，孩子們的安排呀、日復一日的混亂呀、不斷滋生的分離感呀、奔波于不同的國家呀，吵吵鬧鬧，亂七八糟的。把一切拒之門外，我就找到了安寧。假如我痛苦，那是因為我還沒有原諒自己。假如我學會了懸浮在一百英尺高的空中，那麼我從未學會跟伯納德交流或相處，這就無所謂彌補了。每當我從報上讀到社會崩潰的最新消息並牢騷滿腹時，我就不得不提醒自己——為什麼我要寄希望于數百萬個陌生人，期望存在利益衝突的他們去友好相處呢？要知道，我自己都不能和我孩子們的父親、我愛的那個男人和合法婚姻的伴侶一起，組建一個小小的和睦家庭啊。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如果我還是在對伯納德打冷槍，那是因為你在這裏，我知道你經常去看望他——我本不該說這些的——是你使我想起了他。謝天謝地，你沒有他的政治野心，但你們倆身上的那種冷漠和疏遠感，都讓我既愛又恨。而且……」

就在她說著這番話的時候，種種意象和印象，就如在洞中墜落的愛麗絲或者她所超越的那些碎石雜屑那樣滾落下來，從一個不斷變寬的時空漏斗中穿過：辦公室內積塵的氣味；刷成光亮的乳白和棕褐色的走廊牆壁；從打字機到汽車的一切考究、笨重、塗著黑漆的日常用品；沒開暖氣的房間，多疑的女房東；裹在寬鬆的法蘭絨衣服里、咬著煙斗、嚴肅得有些滑稽的年輕人；沒配香草、大蒜、檸檬汁和酒水的食物；被視為性感的標誌、常被人把玩在手中的香煙；還有無處不在的權威，展現在公交車票、表格和手塗的路標（它們那孤零零的手指指向道路，穿越一個棕、黑、灰等多種凝重色彩交錯的世界）上，上面寫有毫不妥協、盛氣凌人的拉丁語式的指示。我對那時情形的想象，就如同一間舊貨商店發生了爆炸、裏面所有的雜物都飛起來的那種慢鏡頭場面。瓊察覺不到我的想法，這令我很高興，因為我想象不出他們倆會兩性相悅。

她清了清喉嚨，問：「我講到哪裡了？」我們都知道，她的思想剛才陷入了深淵，陷入了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裂縫中，裏面所有的東西都無可名狀，毫無關聯，這令她害怕。這令我們兩個都很害怕。我們不能承認這一點，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她開口承認之前，我不能先承認。

「永遠永遠永遠不回來了！她現在在天堂里，傻瓜。」

她點點頭，眼睛依然閉著。「你能把自己送出去嗎？」

「然後，一切都改變了。在我遇到伯納德后的幾天里，我都感到……呃，我感到自己好像快要爆炸了。我想要他，傑里米。這就像是一種煎熬。我不想要什麼婚禮或者廚房，我就想要這個男人。我對他想入非非，還不敢對我的女伴們說實話，她們會大吃一驚的。對此我從來沒有任何準備。我急切地想要和伯納德親熱，而同時我也十分害怕。我知道，如果他提出要求，如果他非要不可，我就別無選擇。很明顯，他的感情也非常強烈。他不是那種主動提出要求的人，但是，有天下午，什麼原因我現在想不起來了，我們發現自己單獨在我的一位女伴的父母家裡。我想這和那天下著大雨有關係。我們上了樓，進了客房，開始寬衣解帶。幾周來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可這時我卻特別痛苦，心裏萬分恐懼，就好像正在被人押著趕赴自己的刑場一樣……」

這幾乎是一個玩笑，一個無力的反諷。我俯向她，吻了她的臉頰，輕聲在她耳邊說：「我想我可以。」然後我輕輕穿過她的房間，走出房門，來到走廊里，站在那塊紅黃相間、帶著旋紋的地毯上，一邊像以前離開她時所做的那樣，心想：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來看她了。

「可是，你知道，什麼東西不對勁了，有道陰影在我心中無法抹去。我們坐在那兒，夕陽正緩緩下落，霞光變得無比燦爛。這時我卻在想：但我不想回家，我寧願留在這裏。我眺望著峽谷，視線掠過『布蘭達的喀斯』，投向遠方的群山。我越觀望，就越是領悟到一個昭然的事實：和這些峻岩的年齡、魅力以及力量相比，政治實在顯得微不足道。人類只是一個新生事物。宇宙根本不在乎無產階級的命運！我感到十分恐懼。我那整個短暫的成年人生都依附於政治——它給了我朋友、丈夫以及理想。以前我一直渴望回英國去，而到了這兒，我卻又在告訴自己，我寧願待在這片荒野中，過不舒適的生活。

她注意到了我疑惑的眼神——為什麼痛苦？——然後不耐煩地吸了口氣。

「要不我過十分鐘再進來？」

我輕輕地清了清嗓子：「那，嗯，後來怎麼樣？」我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問瓊·崔曼這個問題。詹妮永遠都不會相信我的。

「巨石墓。」

「叫它上帝，或者愛的靈魂、自我、基督或者自然的法則。我那天所見到的，而且自從那天經常見到的，是一個環繞在我軀體四周的彩色光暈。但那個外形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建立它與中心的聯繫，與那個內在的靈魂的聯繫，然後將這個內在的東西擴展深化。然後再將它帶出來，帶給他人。這是一種愛的治愈力量……」

四周后，她去世了，「在睡夢中安詳地走了」——給詹妮打來電話的那位老護士這樣說。我們不相信這些話，但我們也不想去懷疑什麼。

「她什麼時候回來？外公？什麼時候，外公？」

我搭腔說：「恰如我所料。」

我按照她的指示把要帶的東西都帶來了，對此她很滿意。除了被她放在柜子上的墨水外，我把其他物品都收了起來。笨重的自來水筆、灰白色的厚紙和黑墨水是她以往日常生活僅有的幾件物證。其他的一切，包括她那些現成的奢華物品和衣物，都已經有了自己的歸宿，現在她都看不到了。她那間坐落在羊圈裡的書房，向西能眺望從峽谷朝聖普里瓦延伸的風景，面積是現在這個房間的五倍大小，但也僅能勉強裝下她的書和文稿；巨大的廚房裡，橫樑上掛著許多腌火腿，石板地上放著幾個細頸瓶，裏面裝著橄欖油，櫥櫃里有時會有蝎子在裏面築巢；起居室從前曾是老穀倉，有一次，在狩獵完野豬后，曾有一百個當地人在那裡聚會；她的卧室里有張帶四根帷柱的大床和一扇法式彩色玻璃落地窗，而在那些客房裡，多年間她曾向許多人給予饋贈；她的花房，種著杏樹和橄欖樹的果園，以及果園裡放置園藝工具的小棚屋，還有附近那迷你鴿籠般的雞舍——所有這一切都已經不在了，只有眼前這個獨立書架，一個裝有她從來不|穿的衣物的高腳櫃，一隻她不許別人偷看的扁行李箱和一個小電冰箱。

她終於坐直了，一雙因從事園藝而長滿老繭的手緊緊扣在床單上。她盯著我，眼裡流露出被壓抑的喜悅，或是母性的憐憫之情。「那這個世界為什麼還沒有改善呢？免費醫療，工資上漲，九-九-藏-書每家每戶都有汽車、電視和電動牙刷——人們應有盡有，可為什麼還是不滿足？是不是還有什麼美中不足的呢？」

瓊的呼吸變得平緩而短促。她前額上那道大樹般的皺紋旁邊的紋路少了許多，彷彿冬天除去了它的枝條，顯得更加光禿。她的空茶杯擋住了那張照片的一小部分。這是何等的變化啊！我依然年輕，仍會被照片上的他們所震撼。照片上，瓊的皮膚光潔平滑，她漂亮的圓腦袋依在伯納德的臂膀中。儘管我只了解他們的晚年生活，但我能感覺到一種類似懷舊的惆悵，感懷在他們的感情開始冷淡之前，瓊與伯納德剛墜入愛河、簡簡單單在一起的那段遙遠而短暫的時光。他們那時還不知道，今後他們會陷入怎樣劇烈的情感糾葛和多麼長久的愛恨交織——這也讓照片中顯露出的純真格外誘人。伯納德精神上的枯燥貧乏和「根本沒正經」，他那狹隘的合理性，以及他「無視全部累積的證據」、盲目地堅持認為理性的社會工程能把人類從痛苦與殘忍的天性中解放出來的傲慢與固執，都令瓊惱怒不已；而伯納德則難以忍受瓊對社會良知的背叛，她那「保護自我的宿命論」，以及她「無止境的輕信受騙」——對於那些瓊堅信存在的如獨角獸、樹精、天使、靈媒、自我治愈、集體無意識、「我們內心的上帝」等等一長串名字和事物，伯納德感到痛苦不堪。

「瓊，你越說我越不明白了。」

彷彿是為了特意與被她稱作「病友」的其他人隔離開來，她的房間位於走廊的盡頭。走近房門時，我的腳步慢了下來。每次想到自己會在這裏找到她，在這些一模一樣的膠合板房門后找到她，我總是感到有點難以置信。她屬於我第一次見到她的地方，在薰衣草和她裝著財產的箱子中間，在荒野的邊緣。我用手指甲輕輕地叩了叩房門。她不想讓我以為她正在打盹。她更喜歡讓人看到她在看書或寫東西。我又敲了一次，這次敲得重了一些。我聽見一陣噏動，一聲低語，一下床彈簧變形的吱呀聲。第三次敲門時，先是一陣寂靜，裏面響起一陣清嗓子的咳嗽聲，接著又是一陣沉寂，然後瓊才在裏面喚我進去。我進去的時候，她正使勁坐直身體。她獃獃地瞪著我，沒有認出我來，頭髮亂得一團糟。剛才她一直在沉睡之中，而她的病又使她容易醒過來。我想我應該再給她一些時間鎮靜恢復過來，但現在一切都太晚了。接下來我慢慢地靠近她，放下我的包。就在這幾秒鐘里，她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存在：她是誰？她在哪兒？她為什麼要來這裏，又是怎麼進入這間白牆小屋裡的呢？只有在她想起了這一切后，她才能開始記起我是誰。窗外，一棵七葉樹舞動著枝幹，彷彿急切地想給她些提示。或許，它只是讓她更加糊塗了而已，因為今天她花了更長時間才回過神來。幾本書和幾頁白紙雜亂地攤在床上，她無力地整理著它們，拖延著時間。

作為這個家庭的外來人，我一方面被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又心存疑惑。轉折點，是講故事者和劇作家的發明，是當一段人生被壓縮成一段故事情節、當道德須從一連串列動中得以升華、當觀眾必須帶著對角色成長刻骨銘心的印象回家時，所需要的一套機制。醍醐灌頂，真理乍現，轉折之點——我們無疑從好萊塢或者《聖經》中借鑒這一切，以讓一段擁擠不堪的記憶沾上點滴追溯往昔的味道。那就是發生在瓊身上的「黑狗」事件。我坐在床邊，膝上放著筆記本，察覺到了她內心的一絲空虛，分享著這份眩暈的感覺。我發現，那些幾乎不存在的動物實在過於令人欣慰。再次將這段爛熟的家庭軼事搬出來，也許太穩妥了吧。

但我沒有那樣問。相反，我看著照片，說：「伯納德的人生好像穩步前進，一切都建立在他的既有之上，而你的人生似乎長期處於變化當中……」

兩年多來，我偶爾來探望她，獨自一人。對詹妮和她的母親來說，即使在床邊聊上二十分鐘，也說不完她們之間要說的話。慢慢地（事後想來應該說是太過於遲緩了），從我和瓊的閑聊中，我萌生了為其編寫一部回憶錄的想法。這個念頭讓家族裡的其他成員都感到尷尬。詹妮的一個弟弟試圖勸阻我。大家懷疑我會讓那些早已遺忘的爭吵重新浮出水面，會對目前這好不容易才獲得的艱難和平造成威脅。他們無法理解，他們父母之間的迥異，諸如此類已熟悉到令人生厭的話題，居然還會有什麼吸引力。他們本來用不著擔心的。生活無常，事實證明，只有在我們最後的兩次談話中，我才讓瓊有條有理地聊起往事，而從一開始起，我們就對我的記錄應該採用什麼真實的主題存在不同的看法。

「大概在一個禮拜以後，伯納德去了我家，和我父母見了面，我差不多敢肯定，就是在那一次，他把一整壺茶水撞翻在了威爾頓地毯上。除了那件事以外，他表現得好極了，非常得體——讀的是公立學校，劍橋大學畢業，與長輩交談時既親切又靦腆。於是，我們開始了一種雙重的生活。我們是一對恩愛的年輕伴侶，早早訂婚，準備戰爭一結束就籌辦婚禮，這讓大家都高興不已。與此同時，我們仍繼續著已經開始的夫妻生活。在上院議事廳和其他政府大樓里，還有未被投入使用的房間。伯納德十分聰明，他總能弄到鑰匙。夏天，阿默珊姆周圍長滿了山毛櫸樹林。那是一種沉溺，一股瘋勁，一份秘密的生活。那時我們已經開始採取避孕措施了，不過說句實話，我那會兒根本不太在乎這個。

儀式結束后，我看見他從瓊的老朋友們中抽身，在墓碑中間彷徨，時不時停下來讀一讀眼前的碑文，然後走向一棵紫杉樹。他站在樹的陰影下，雙肘撐在墓地的牆上。我正要走上前去，用自己臨時準備的幾句笨拙的話去安慰他，這時，我聽到他朝牆外呼喚著瓊的名字。我走近他，看見他正在抽泣。他在陰影下哭泣著，那又高又瘦的身體向前傾，然後又挺直，上下抽|動。我轉過身，一邊為我的打擾而感到歉疚，一邊急急匆匆地往回走，經過兩個正在為墳墓填土的人，想要趕上正在喋喋不休的人群。在這夏日的空氣里，隨著隊伍從墓地中蜿蜒而出，沿著道路，經過停放的車輛，朝一片未曾修剪的草地的入口行進，人們的悲傷逐漸消散了。在那片草地的中央，立著一頂奶油色的大帳篷，因為天熱，它的側面都被卷了起來。在我身後，教堂司事正在鏟起乾燥的土地和石塊，傳來陣陣響聲。前方，肯定是瓊曾經想象過的圖景：孩子們在拉繩內外玩耍，服務員們穿著硬挺的白色夾克，從身後用布簾遮住的支架上取下飲料，而最先到達的客人，一對年輕的夫婦，已經懶洋洋地坐在了茵茵草地上了。

「我知道，大家都以為我太小題大做了——不過是一個年輕的女孩被鄉間小路上的一對野狗嚇壞了而已。但你等待著，直到你開始明白自己人生的意義，那時你要麼發現自己已經太老太懶、不能去闖蕩了，要麼就會像我那樣挑出其中的某一事件，從一些可以解釋的平常經歷中找出一種表達方法，不然你就會遺忘它——一場衝突，一次心靈的轉變，一份新的理解。我並不是說，這些動物表裡不一。不管伯納德說過什麼，我其實並不相信它們是撒旦的同類、地獄守護犬或者上帝的神諭，或者是他告訴別人我所相信的任何東西。但在這個故事里，有一面是他不會願意去詳談的。下次你見到他，讓他告訴你，關於那兩條狗，聖莫里斯的村長都告訴了我們些什麼。他會記得的。那是一個漫長的午後，在椴樹旅舍的露台上。我沒有神化這些動物。我利用了它們。它們解放了我。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果然如此。

她生氣地拍了下巴掌。「別審問我。我剛才想起了什麼，是我接下去要講的東西。啊，對了，我想起來了。那個自行車俱樂部讓我明白，共產主義與我對鄉村的熱愛是分不開的——我猜它們都是那浪漫和理想主義情懷的一部分，是人在那個年紀應有的情愫。而現在我在法國，在另一片風景中，遠比奇特恩斯旖旎，壯觀，狂放不羈，甚至有點讓人覺得害怕。我正和心愛的人在一起，我們正在拉呱閑扯，談論著如何盡微薄之力去改變世界，我們正在回家的路上，要回去開始我們嶄新的生活。我甚至還記得自己當時在想：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幸福。這就是我要的生活！

保險單上的附屬細則所帶來的麻煩，以及保險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瓊無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樂護理醫院。幾年前，圍繞她返回英國生活的每一樁安排都很棘手，令人喪氣。我們歷經曲折，中途好幾次推翻了前任醫師的診斷結果，最終才確定她是患了一種相對十分罕見的白血病，一種不治之症；為此伯納德沮喪萬分；我們把她的物品財產從法國運過來，還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財政、資產和住宿問題都要解決；我們還和那家保險公司打了場官司，後來不得不放棄；出售瓊在倫敦的公寓時我們遇上了一連串麻煩；一個糊塗的老傢伙說他能讓瓊在他的妙手下恢復健康，於是我們駕車朝北長途跋涉去找他治療，結果在瓊的惡語侮辱之下，這同一雙妙手差點扇在她的臉上。我婚後的第一年實在是陰影重重。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們，還有伯納德和瓊的朋友們，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緊張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還誤以為卓有效率。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亞歷山大后，我們——至少是對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歸正常。

她猶豫了一下，為下午的最後一場談話積蓄力量。

我一邊把水果拿出來放進水池裡清洗，然後和巧克力一起放進冰箱里，並給咖啡找了個地方（僅有的空地方）放下，一邊向瓊轉達來自詹妮的問候以及孩子們的愛意。她詢問伯納德的健康狀況，但自從上一次拜訪后，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她用手理了理頭髮，然後拿枕頭圍住自己。當我坐回她床邊的椅子上時，我發現自己又一次在看柜子上那張嵌在鏡框里的照片。我也可能會愛上她，這個面龐圓潤、秀髮整潔、帶著一臉活潑歡快的微笑依偎在愛人臂膀里的美人。不僅僅是這位妙齡女郎抑或這對情侶的純真，還有時間本身，顯得如此誘人；甚至連那西裝革履的路人模糊的身影，也帶有一份天真淳樸、懵懂無知的氣息，就像一輛頭燈凸出的豪華轎車停靠在空曠古老的大街上的那種味道。那個純真年代啊！數以千萬計的人死去，歐洲變成一片廢墟，納粹滅絕營仍是新聞，還沒有變成眾所周知的對人性墮落的註解。是照相術本身才製造了純真的假象。它那對凝固敘事的嘲諷顯然令其主體沒有察覺到：他們將會改變或者死去。他們懵懂無知的是未來。五十年後，我們像上帝般地看著照片上的他們，深知他們的身世——他們和誰結了婚，他們在哪一天死去——卻從未想過，將來某一天誰會手握我們的照片。

瓊和伯納德，在肉體上互相吸引。我發現自己很難想象這種場景，因為我是在他們上了年紀，而且對彼此充滿敵意的時候才認識他們的。我本來很想告訴瓊這一點，就像一個孩子會去想象女王如廁的情景一樣，實在是大不敬。

「你能來我很高興。」

她被安葬在切斯特納·里奇療養院附近那座村莊的教堂墓地里。我們開車過去，帶著我們的孩子們和兩個外甥，還有伯納德。這段旅程讓人很不舒服。天氣很熱，車裡很擁擠，並且公路在施工，造成了嚴重的堵車。伯納德坐在前座，一路默默無語。有時，他用手捂住臉。大部分時間里，他凝望前方。他看上去不像在哭的樣子。詹妮坐在後座里，把嬰兒抱在腿上。她的身邊，孩子們討論著死亡。我們坐在車裡，無助地聽著，無法轉移孩子們的話題。我們四歲的亞歷山大，在知道我們要將他深愛的外婆裝在一個木盒子中，放進地下的一個洞里並用泥土掩埋的時候，驚駭不已。

她一定是在打盹時身體滑到了床上。她努力想坐端正，但是她的手腕太無力，手掌也在床上找不到支撐點。我站起身來想要幫她，可是她一聲咕噥，一陣低吼，止住了我。接著她翻過身來，側躺著面對我，把頭嵌進枕頭邊緣的皺褶之中。

我不知道到九*九*藏*書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記憶中，1987年的春、夏天裡，我每次（只有寥寥數次）去療養院探訪瓊，都湊巧撞上了風雨大作的日子。或許，只有一次天氣才很糟糕，但就這麼一次，讓我把其他幾次來時的好天氣忘得一乾二淨。好像每次我到達后，都要從位於老馬廄旁、離大門老遠的停車場里跑進這座維多利亞中期風格的鄉村房舍。風雨飄搖，七葉樹也隨之搖曳，發出巨大的聲響；沒有修剪的草叢平貼在地面上，銀白的背面朝向天空。我把夾克衫拉到了頭上，感到又潮濕又悶熱，心裏為這又一個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憤憤然。我在門廊下停下喘口氣，等待呼吸和情緒都平穩下來。難道僅僅是因為這場雨的緣故嗎？我是很高興看到瓊的，但這個地方卻令我感到沮喪。慵懶深深滲入我的骨髓。門廊四面嵌著橡木色調的鑲板，讓人感覺壓抑；地毯上旋動的圖案中相間的紅色與土黃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暢。一道道封閉的安全防火門使屋內的空氣長期得不到流通，從而彌散著一股體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陳舊氣息。缺氧使我打起哈欠來。我還有精力去拜訪她嗎？我可以輕鬆地走過無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里溜達，直到我找到一間鋪好床的空房間。我會飛快地將需要填寫的表格填好。正式的入住手續過會兒再辦，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著橡膠輪胎的手推車進來叫醒我，提醒我吃送來的晚餐。然後我再吃片鎮靜葯，接著打個盹。一年一年的時間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

「你們這一代人所不能理解的，還有我們這一代人也幾乎快要忘記的是，我們當時依然是那麼懵懂無知，心態是那樣古怪——對性|愛，以及對伴隨性|愛所產生的一切——避孕，離婚，同性戀，性病。未婚先孕在我們眼中是多麼的不可想象，是可能發生的最最糟糕的情況。在二十、三十年代，體面人家裡要是出了個未婚先孕的女兒，家裡人都會把她關進精神病院。未婚的單親媽媽會被當眾遊街，本應照顧她們的機構卻讓她們受盡了羞辱。許多女孩試圖墮胎，結果害死了自己。現在看來這些事都很瘋狂，不過在那個時代，一個懷了孕的女孩只會覺得其他人都是對的，是她自己發了瘋，她遭這麼多罪都是活該。政府方面的態度也是異常嚴厲，相當殘酷。當然啰，沒有任何經濟援助。未婚媽媽們遭人拋棄，被視作恥辱，只能依靠伺機報復的慈善機構、教會或是其他組織。我們都知道六七個恐怖而富有警示意義的故事，保證自己不會步入歧途。那天下午，這些故事沒能讓我回心轉意，但是當我們上了樓梯，走進房頂的那間小屋以後，我當時確實在想，我正在毀滅自己的前程。那天風雨交加，雨點打在窗戶上，和今天一樣。當然了，我們沒有採取避孕措施，無知的我以為懷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我知道，我沒有辦法走回頭路。這令我痛苦，不過我也在品嘗自由的滋味。這種自由，在我的想象中，就是罪犯在開始作案時必然會體驗到的那種自由，雖然它只能持續一小會兒。我一直在或多或少做著人們希望我做的事，不過現在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我自己。而且我好像必須去——必須，傑里米——去貼近這個男人……」

她把想說的話咽了回去，癱軟下來，躺倒在枕頭上。既然我應該認為自己是被恭維了，那麼在接受她所提供的一切時，我感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禮節和正式要求的拘束。她的告白中有一處字眼，我想儘快折回去詳談。不過首先，需要補充點細緻的禮節作為鋪墊。

「但她什麼時候回來？」

她允許我問了。這隻精明的老鳥，我心想，她知道我的問題會在什麼地方遇到障礙。她正在等我開口。

它記錄在我的筆記本里，那段睡前不變的短夢已經纏繞了她四十年：兩隻狗沿著小徑跑進了峽谷，大的那隻身後留下一串血跡，在白石上清晰可見。瓊知道附近那座村子的村長沒有派人去追蹤它們。它們奔進了高崖的陰影之中，跳入灌木叢里，然後又在另一邊的高處出現。她又一次看到了它們，它們穿過峽谷，沖向深山，雖然早已離她遠去，但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的心中依然充滿了恐懼；她知道，它們還會回來。

瓊·崔曼的床頭柜上有一張鑲著鏡框的照片，這張照片放在那裡，令瓊回憶起年輕美貌時的自己，同時也提醒著她的訪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臉龐，不像她丈夫的那樣，沒人能看出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張快照攝於1946年，是在他們結婚後的一兩天里，也就是在去義大利和法國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攝的。這對夫婦挽著胳膊，就在離大英博物館入口不遠的欄杆旁邊。或許這是他們的午飯休息時間，因為他們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發幾天前，他們才最終獲准離職休假。他們斜倚著靠緊對方，看樣子都格外惦記著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他們對著相機露出笑臉，透出發自內心的歡悅。你不可能認錯伯納德。他的樣貌一直沒變，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腳都非常粗壯，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卻仍顯得和藹友善，還有那頭仿軍人樣式的髮型，使他那對茶壺柄狀的耳朵顯得更加滑稽有趣。四十三年的光陰只給他留下了可以預見的歲月痕迹，而且這些變化都只發生在邊緣地帶——頭髮稀疏了點，眉毛更濃了，皮膚也更粗糙了些——然而，這個令人驚訝的怪老頭，從1946年到1989年（這一年他拜託我帶他去柏林），在本質上始終還是同一個伯納德，那個手腳笨拙、容光滿面的大個子男人。

我將茶杯端到床邊。瓊坐起來，無聲地抿了一口滾燙的茶水，她曾告訴我，這是在上學時一位禮儀老師教給她的。她陷入了沉思，顯然沒有繼續談話的意思。我盯著一頁頁筆記，修改一個個記號，以使速記內容清晰可辨。我決心下次到法國時一定要參觀巨石墓。我可以從羊圈那裡步行出發，經過巴德拉澤走上喀斯平原，然後再向北走四五個小時——沉浸在那野花盛開、田間漫布芳草幽蘭的美好春光中。我可以坐在那塊石頭上，再次瞻望那片美景，同時也想想自己的事情。

「你可以向我問任何問題。」

「在我遇到伯納德之前，我已經和另外一兩個小夥子約會過，因為他們看上去都『很不錯』。早些時候，我曾先後帶他們回家與我父母見面，讓他們定奪：這些小夥子『上眼』嗎？我一直在男人們中間挑選，尋找未來可能成為我丈夫的那個人。我的朋友們都是這樣子的，我們也在一起聊這些事情。性|欲從來沒有和這些事產生聯繫，至少對我來說沒有。我只有一股模糊的渴望，渴望能有一個男性朋友，渴望得到一座房子，一個小孩，一間廚房——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至於去考慮男人的感受，那就關係到你自己想讓關係進展到哪一步。我和朋友們經常湊在一起討論這個話題。如果你想要結婚，性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在結婚以後。這是一場硬交易，不過還算公平合理。你不可能只收穫沒付出。

「你要記住，這個夢總是在我半睡半醒的時候到來。我真的看見它們了，傑里米。」

在這最後一點上，可能確實存在某種樸素的真理。或許，她的臉不斷拉長，是為了與她的信念保持一致：自己曾與一種象徵性的邪惡直面相遇，並被這種邪惡力量所考驗。「不，你這傻瓜。才不是象徵呢！」我聽見她在糾正我。「那可是實實在在，千真萬確的喔。你不知道嗎，我差點沒命了！」

「真是你們這一代人的典型，傑里米。到這把年紀了也開始對這種事情裝靦腆。是的，性，我是在說性。」

那張帶有旋紋圖案、令人心煩的地毯向門廊外延伸，從帶有鐵絲網的玻璃防火門下穿過，鋪滿了走廊的每一寸地面。當我踏在這地毯上時，我意識到自己對她瀕死這一事實感到無比怨恨。我不想讓她死，我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她是我的繼母，由於對詹妮的愛、婚姻的習俗和個人的命運，我們才得以相見，儘管這份取代已經遲到了三十二年。

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還有這麼多的人來參加葬禮，著實讓人寬慰不少。從諾曼教堂延伸過來的道路兩邊，在草坪邊緣的斜坡上，停放著數十輛汽車，從它們滾燙的車頂上可以看見空氣在波動。我也只是最近才開始經常參加葬禮，是我的三個朋友，他們都死於艾滋病，我特意去參加的。如今我已經對國教葬禮的儀式很熟悉了，比在電影里看到的還要熟。在我零碎的記憶里，我記得，在一段精彩的人生回顧、著作介紹和在結束時那令人渾身警醒、沐浴在生命不息的氛圍中的抑揚頓挫話語之後，牧師在墳墓邊的獻詞，就像莎士比亞的一段演說那樣偉大。我看著伯納德，他站在教區牧師的右邊，雙手在身側僵直地垂著，朝前凝視，就像他在車裡時那樣，完全控制著自己。

這最後一個修辭性疑問，已經超出了瓊所能容忍的範圍。她發出一下貓頭鷹似的大笑聲，那副保持中立的皺眉神情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無法繼續忍受自己躺在床上，一邊掙扎著想要坐起來（這次她終於成功了），一邊氣喘吁吁地對我說：

「我不想去侵犯你的……」

「我遇見了邪惡，發現了上帝。我把它稱為我的發現，但當然，這並不是新的發現，而且也不是我獨有的發現。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完成這個發現。人們用不同的語言來描述它。我猜想，世界上所有偉大的宗教，都是源於某個人受到啟發而觸碰到了精神上的現實，然後想讓這種知識永葆活力。這種知識的絕大部分精華都在條規、習俗和對權利的沉溺中遺失了，這就是宗教的狀況。最後，儘管這本質的真理，這些我們內在無盡的資源，這種追求更高境界的潛能，這種美德，一旦被抓住，你再怎麼去描述它就都沒有多大關係了……」

我從未聽她說過這個字。在她那BBC戰時播音般標準的嗓音中，她很明顯地念走了字，幾乎念成了「釁」。這從她的嘴裏說出來，聽上去既粗野而又相當下流。是不是因為她得強迫自己說出那個字，然後再重複一遍，來克制自己的厭惡感覺呢？或者她是對的？是不是我這個60后，儘管總是吹毛求疵，現在卻開始變得有福難享，就好像面對一大桌珍饈佳肴卻如鯁在喉呢？

「閉嘴。接著聽這句：『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這些外面世界的標誌並沒有讓她感到難過。據我了解，對自己徹底脫離外面的世界，她沒有任何悔意。這是一個她永遠離開的國度，只不過還保留著一些她喜歡或感興趣的東西。我不知道她怎麼能夠忍受下來，放棄了如此之多，在這樣一個單調的地方生活：蔬菜被煮得稀爛，一堆老傢伙們既挑剔又吵鬧，茫然而又貪婪地盯著電視畫面。這麼自足地過一輩子，會讓我感覺恐慌，或者經常想要逃離。然而，她的默默順從（近乎平靜）使她十分平易近人。對於自己遠離這個世界，甚至對於我們推遲對她的探望，她都毫無怨言。她已經把她的獨立自由遷到了床鋪所在的有限空間中，在這張床上，她讀書，寫作，沉思，打盹。她只要求有人能認真對待自己。

她將手越過被單朝我伸過來。我實在不大情願伸出手去握住她。一股記者般的衝動、一種奇怪的中立念頭阻止了我。就在她接著講下去、而我繼續用速記飛快地把她的話記錄下來的那陣工夫，我感覺自己身體失重，大腦空空蕩蕩，在陳腐與深刻這兩極的不確定性之間懸浮不定。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聽哪一個。我很尷尬，便弓起身，專註于筆記，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直視她的眼睛。

她的思緒開始混亂了，偏離了話題。她想說的不是上帝，而是伯納德。她記起來了。

我問她要不要喝茶，她抬起一根手指表示同意。我來到水池前將水壺灌滿。外面，雨已經停了，但風還在刮。一位身材瘦小、穿著淡藍色羊毛衫的婦女，正撐著助行架穿過草坪。一陣狂九_九_藏_書風好像就可以把她吹走。她走到牆邊的一處花壇旁，在助行架前跪下，彷彿面對著一個移動的祭壇。當她雙膝跪在草地上時，她設法把助行架挪到一邊，然後從羊毛衫的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把茶勺，從另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捧植物的球莖。她開始挖坑，然後把球莖按進去。幾年前我會覺得，像她這麼大把年紀了還種些花花草草，實在沒有意義。我會冷眼旁觀，把這視為徒勞無益的舉動。而現在，我只有靜靜地注視著。

當我站在水池前背對著她時，我聽到她發出一聲嘆息，在床上縮得更深了。窗外，樹枝依舊在風中搖擺。我感到了瞬間的愉悅，自己馬上又要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去了，讓這股西風把我吹回倫敦，讓我回到現在，走出她的過去。當我擦乾這些杯子和茶托並把它們放回架子上時，我想為我剛才無禮的舉動構思一句更好的道歉語。靈魂，來世，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正是這種讓人滿心愉悅的信仰所給予的慰藉令我痛苦；信仰與自身利益密不可分。我怎麼能告訴她這些呢？

我體會著四十五年前瓊所體驗到的那種犯罪般的自由，現在離提出關於伯納德的「尺寸」的那件事情已經不遠了。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那是否僅僅是瓊偶然的一次中傷誹謗？或者，是他自相矛盾的成功的奧秘？又或者，因為他的個子那麼高，瓊是不是簡單地被這種比例上的錯覺給誤導了呢？不過，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問岳母的，況且，她已經在皺眉頭了，正在試圖整理自己的思緒。

五分鐘后，瓊從睡夢中醒來，發現一個神情嚴峻的禿頂男人坐在床邊，手裡拿著筆記本。她在哪兒？這個人是誰？他想幹什麼？她張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慌和驚訝的神情，令我一時語塞，找不到合適的話語來安慰她；而當我想好措辭，開始結結巴巴地說話時，話還沒說完，她就已經想起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想起了她的故事，想起她的女婿是前來記錄這個故事的。

我嘴裏咕噥著，借口自己腿部抽筋，同時站起身來，可是動作太快了。我的椅子向後翻倒，「啪」的一下撞在了櫥柜上，響聲很重。倒是我自己被嚇了一跳。我開始為這意外打斷向瓊道歉，而她定定地看著我，稍稍有點被逗樂了。

「為什麼現在世界上這麼多人里，就瑞士人擅長做巧克力呢？近來我嘴饞，就想吃荔枝，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覺得我是不是懷孕了？」

雖然頗為苦悶，伯納德仍保留著黨籍，直到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時，他才覺得自己已經把退黨的事拖得太久了。這種變心反映了一種眾所周知的邏輯，代表了一段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滅的歷史。而瓊的黨齡只有幾個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經歷的那次奠定本回憶錄標題的遭遇為止。那次遭遇給她帶來了劇變，令她經歷了一次心靈的轉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證明。一張圓臉蛋怎麼會拉得如此之長？或許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時額頭上現出的小小皺紋深深紮根，長成了一棵大樹，一直延伸到她的髮際線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時並沒有發生這樣的怪事。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當她住在療養院里的時候，她的臉和奧登老年時的面孔很像。或許，多年來地中海的陽光使她的面孔粗糙變形，長期的隱居與思索令她的皮膚擴張，然後又重疊堆到了一起。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隨著臉部而拉長，然後彷彿又改變了主意，試圖折回去，以弧線形式朝外生長。在她休息的時候，她的臉如斧鑿一般輪廓鮮明，表情抑鬱陰沉，彷彿是一個雕像，一張薩滿教巫師為抵禦惡靈而雕刻的面具。

她將頭向後一靠，閉上雙眼，這一姿態表明她終於想尋根刨底了。以前，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探究瓊到底是如何、又是為什麼要改變她的生活的。每次她的開場白都有些不同。

她說：「我知道，這些話聽著累人，我也累了。下次可能會更好些，如果我能讓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下次……」她沒有力量來撼動我的懷疑。下午的談話已臨近尾聲。

「是這麼回事。」

我總是含糊其辭。我給不了他們任何滿意的答覆，而且，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另外隨時可以打電話或者謀面。但就像那些驕傲的年輕情侶們一樣，他們克制住了自己，相信誰先打電話，誰就表現出了軟弱和可鄙的依賴情緒。

我曾經向伯納德問起他與瓊在戰爭期間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瓊究竟用什麼吸引住了他？他記得根本沒有所謂的第一次見面。他只是慢慢意識到，1944年初的前幾個月里，有一位年輕女士每周都要到議事大樓他的辦公室里來一兩次，送來一些譯自法語的文件，並整理更多的資料帶走。在伯納德的辦公室里，每一個人都懂法語，而且那些材料也很簡單。他不明白她這樣做有什麼意義，便沒有抬眼去看她，無視了她的存在。後來，他無意中聽人談論她的美貌，便在她下一次來時仔細地瞧了瞧她。在她沒出現的日子里，他開始覺得失落，而一旦她出現，他便感到如傻瓜似的開心。他曾經想當然地以為，漂亮女士肯定會討厭和一個瘦長難看、長著一對大耳朵的男人談話；可最終當他支支吾吾地開始與她攀談時，他發現她是那樣平易近人，甚至，她好像還有點喜歡他。他們在斯特蘭德大街上的喬·里昂咖啡館里共進午餐，伯納德對社會主義與昆蟲學高談闊論——他是一位業餘的昆蟲學家——以掩飾他的緊張。不久，他又成功地邀請她晚上一起看電影——不，哪部電影他已經不記得了——這令他的同事們大吃一驚。那天晚上，在乾草市場大街上的一座電影院里，他鼓起勇氣吻了她——彷彿是在模仿古老的浪漫儀式，他先親吻了她的手背，然後吻了她的臉頰，接著是她那溫潤的嘴唇。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簡直令人眩暈：從隨意聊天到純潔美好的初吻，只發生在短短的四個星期里。

現在，她已經知道自己講到哪裡了，正如她知道接下來會講到什麼。然而，在她恢復過來的這一短暫的心理劇中，我發現自己準備抵禦這無法迴避的慫恿——「第二天」。我想把她引向別處。「第二天」里發生的故事，以前我們已經回顧過五六遍了。那是一段家族傳奇，一個經過不斷重複而更新的故事，與其說是記住它，倒不如說就像祈禱詞那樣被銘記在心。幾年前，當我在波蘭遇到詹妮時，就聽說了那個故事。我經常聽伯納德說起它，雖然嚴格來講他並不是一位目擊者。在聖誕聚會和其他家庭聚會上，這個故事也不斷地重演。在瓊看來，這件事將是我的回憶錄的核心部分，就如它在她的人生故事中所處的地位一樣——那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是一段令她人生轉向的經歷，那次遭遇中顯露出的真理，令之前所有定下的結論都必須被重新考慮。這個故事的歷史準確性已經居於次要，它所起到的作用才是最關鍵的。它是一個神話，被尊為紀錄而越發威力灼灼。瓊已經說服自己相信，這「第二天」為她解釋了一切——她為什麼退了黨，為什麼與伯納德陷入一生不和的境地；她為什麼要重新思考她的理性主義，她的物質主義；她如何過上了後來的那種生活，到哪裡去生活，以及她都想了些什麼。

她知道自己說得不對。伯納德多年前就退出了共產黨，後來他成了一名工黨議員，是黨內的一個實力派，是一位尾閭議會成員，在政府委員會裡供職，主管廣播、環保和掃黃打非方面的工作。瓊真正排斥的是伯納德的理性主義。但我現在不想探討那個話題。我想為我的問題找到答案，就是那個我沒有大聲說出口的問題。我佯裝同意她的話。

「你說你和伯納德……相互吸引。你的意思是，呃，在生理上……？」

在我隨身帶給她的購物袋裡，除了裝有從索霍區市場上買來的新鮮荔枝、萬寶龍黑墨水、包斯威爾《倫敦日記》（1762—1763年卷）、巴西咖啡和半打昂貴的巧克力以外，還有我的筆記本。她不讓我用錄音機。我猜想這是因為，在對她那又愛又氣的伯納德言辭粗魯時，她大可隨心所欲，不必有任何顧慮。當伯納德知道我去探望瓊以後，他總是會來個電話：「親愛的孩子，她心境如何？」他的意思是指，他想知道她是否談起了他，都說了些什麼。對我而言，我很高興省卻了書房中大堆的盒式磁帶，裏面滿是瓊偶爾說出的輕率言語，成為泄密的證據。例如，在寫回憶錄這個想法定型之前，她有一次曾使我深感震驚：她忽然間壓低聲音，向我透露伯納德的「陰|莖尺寸很小」，彷彿這是解釋他身上所有缺點的關鍵所在。我不傾向於從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她的話。她那天正好對他很生氣，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她這輩子只見過他的那玩意兒。讓我震驚的是她的措詞，她是在暗示：正是由於她丈夫骨子裡的那種固執，才妨礙了他從哲麥街經常光顧的店鋪里定製更寬鬆合體的衣服。在筆記本里，這個評價可以用速記寫下來，不被人破譯。要是錄進磁帶里，就會成為背叛的明顯證據，我就不得不把它鎖進柜子里了。

「看過巨石墓以後的第二天早晨，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有勇氣，肉體上的勇氣，我可以獨自生活。這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發現，或者至少在我所處的那個年代里是這樣。或許這也是一個命中注定的發現，一個災難性的發現。我現在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應該像當時那樣獨自生活。剩下的話就更難說出口了，尤其是對一個像你這樣的懷疑論者而言。」

不管伯納德怎麼說，現在已經是1987年了，瓊正日漸衰弱下去。這一年裡，她白天花在睡眠上的時間比以往多得多。儘管她總是用其他辦法加以掩飾，裝作一直投身於書稿編纂之中，但實際上她留下的僅僅是她的筆記，而且少得可憐。她不再漫遊于林中的無人小徑，前往離療養院最近的小村莊。她已經六十七歲了。在四十歲時，我自己才剛剛開始認識到，對待今後人生的不同階段要有所區別。以前有一陣子，我曾認為，人在年近古稀之時染疾赴死並不是悲劇，沒什麼好稀奇的，沒必要掙扎抱怨。你老了，然後死去。現在，我開始明白，人生的每一階段——四十歲、六十歲、八十歲——你都在頑強堅持，直到被死亡擊敗，而六十七歲時本還離這場命運遊戲的結局遠著呢。瓊還有事情要做。她看上去氣色一向還不錯，這位法國南部來的老嫗，頭頂草帽下是一張如復活節島石像般瘦長的面龐，走起路來氣定神閑，不慌不忙。每天下午她都要按照院里的作息時間睡上一陣，然後在傍晚早些時候去游賞花園。

我再次試著想為自己的無禮舉動道歉，但她卻先開口了。她的口氣聽上去很輕描淡寫，但這也可能是因為她剛才受到冒犯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