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對他們的厭惡表現得性感十足。他們自以為是男子漢，而她卻令他們原形畢露，重新變回了淘氣的小屁孩。在她的面前後退畏縮敗下陣來，這會丟盡他們的臉面，讓他們沒法承受。不過，現在他們的確就是這麼做的，儘管在表面上他們還是裝作嬉皮笑臉，縮背聳肩，在心裏朝她大肆辱罵。他們互相假裝著突然都厭倦了，別處還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他們開始朝科希大街走回去，然而那個女人依然沒有停止她的責罵。他們心裏一定想著趕緊跑掉，但為了看上去顯得不失態，他們不得不裝出大搖大擺的樣子離開。當她沿街一直追著他們、大吼著揮舞拳頭的時候，他們只好忍氣吞聲，將大拇指鉤在牛仔褲口袋邊兒上。

毫無疑問，與我們對面相望的監視塔已經被遺棄了。下方，在熒光燈的照射下，有數十隻兔子正在那片被人耙過、掩埋著地雷、詭雷和自動火炮的沙地上平靜地跳動著，尋覓可以嚼食的草穗。

飲料車又一次經過，伯納德遲疑了一下，決定不再點第二杯香檳。

「瞧，興旺起來了呢。」

人群中發出一聲不滿的嘆息，可是沒一個人動彈。我大步上前，揮拳朝那個男孩打去，但沒有擊中。不過他和他的朋友們卻對我不感興趣。他們聚在伯納德四周，我想是準備要把他踢死。我最後朝哨所那邊瞥了一眼，看不到那名警官或者士兵的蹤影。我揪起其中一個男孩的衣領，把他甩到一邊，又向另一個人衝去。他們人數太多了。我看到兩隻，或者是三隻皮靴同時甩向後方，做出了要用力踢出的架勢。

「用你的科學觀念來看，基本不可能。」這個評價輕率得有些刺耳，我後悔把它說出來，但伯納德卻點點頭。

「去吧。」這就是她的建議。「別聽我的，我在嫉妒。不過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經開始的事情做完。」

我剛要擠進去，尋求必要的醫療援助，這時，伯納德掙脫了我的手，急匆匆地從我身邊離開，穿過馬路，向美軍哨所旁邊的安全島走去，大部分人都站在那裡。在此之前，我還沒看見他已經看到的情景。事後他堅稱，在我們剛剛到達的時候，所有情況就已經很明顯了。但直到我叫喚著他的名字、追在他身後時，我才看到了那面紅旗。紅旗系在一根短桿上（也許是一段鋸下來的笤帚把），被一個二十來歲的纖瘦男子舉在手裡。他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他長著黑色的鬈髮，穿得一身黑色——一件黑色的對襟夾克，裏面是黑色T恤，下身是黑色牛仔褲。他向後高昂著頭，在人群前來回踱步，桿上的紅旗斜向他的肩膀。當他踱回去的時候，他攔住了一輛瓦特堡，拒絕讓開，汽車不得不繞過他行駛。

他知道我什麼時候在探他的話。他向後靠過身去，微笑著，並沒有看我。「我們現在是在談那段生活和那個時代的事情嗎？」

「烏托邦。」

他能把自己所有的觀點作為既成事實闡述出來，而且他的那份泰然自若也的確會對聽眾暗中產生影響。我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種觀點，不管我自己相不相信它。伯納德喜歡私人談話的習慣是在長年的公開辯論中形成的。一場公平的辯論能引導我們逼近真相。在我們駛向希思羅機場的路上，我爭辯說，東德人可能會利用附加條款保留他們體系的一些特點，因此要同化他們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另外蘇聯在東德還部署著數十萬計的軍隊，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然可以對事態產生影響；此外，在現實中和經濟領域內實現兩種社會體系的聯姻，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時間。

一台柴油發電機正在轟鳴，伯納德不得不大聲喊起來才能讓我聽見。「老天爺啊！不是那個時候！那是在兩年以後。那時我們在義大利，住在馬西莫老爺子和他那瘦骨嶙峋的太太樓上。他們不想讓房子里有任何噪音。我們曾在戶外，在田地里，在任何我們能找到的地方親熱。後來有天晚上下了一場非常猛烈的暴雨，我們只好在屋裡做了，反正外面風雨那麼大，他們也聽不到我們。」

「聽我說，伯納德，她告訴我的事情並不比那個你們在車站爭吵的故事更私密。假如你想知道，那麼它主要就是在講，在那個年代里，一個年輕的女孩向前跨出了多麼大胆的一步，來證明她對你是如此迷戀。而事實上，你在那一次表現得很不錯。似乎你，呃，對那種事情相當在行——天才，她是這麼來形容你的。她告訴我，你是怎麼在房間里跳來跳去，在暴雨傾盆的當兒推開窗戶，像泰山一樣大呼小叫，數以千計的樹葉被風刮進來……」

「什麼報復？」

我們首先去了君特在克羅茨堡區的公寓。我讓伯納德等在計程車里，自己則拎著行李穿過院子，把它們提到後院房屋的第四層樓梯口上。對門為我們保管鑰匙的鄰居會點英語，也知道我們是為了柏林牆而來的。

「太難以置信了。」

我們穿著睡衣，端著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著電視。在這種時候坐著似乎不大合適。穿著尼龍夾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東柏林人，推著嬰兒車或者牽著孩子們的手，排著縱隊，魚貫穿越查理檢查站，無人檢查。攝像機上下左右地來回搖晃著，闖進一個個熱烈的擁抱當中。一位婦女淚流滿面，一道電視聚光燈打在她的臉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張開雙手，上前想要說些什麼，卻因為過度激動而哽住了，說不出話來。成群結隊的西柏林人歡呼著，善意地拍打每一輛外形滑稽、勇敢地駛向自由的特拉貝特的車頂篷。一對姐妹緊緊地貼在一起，不願分開去接受採訪。我和詹妮熱淚盈眶；而當孩子們跑進來迎接媽媽時，一小幕重逢的短劇和擁抱愛撫在客廳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從柏林的歡樂事件中抽走——這一切令詹妮喜極而泣，放聲大哭。

因為沒說那件事里所有令人尷尬的細節，我覺得自己多少還是要給伯納德講另外一件事情作為補償。「那個，呃，她告訴了我關於你們第一次……你們之間的第一次。」

「好主意，」我馬上回答。「你應該去。」

詹妮正仰面躺著，於是我就傾身去接電話。但來電話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納德，一句話都已經說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嘰里呱啦地叫喚。我能聽到他身後有人正在興奮地評論著什麼，但隨即被一聲警笛打斷了。我試著插嘴，喊著他的名字。他說的第一句我能聽清的話是：「傑里米，你在聽嗎？你還在那裡嗎？」

「一點兒沒錯，等我一感到自己堅強了點的時候，我又恢復了理智。但有一段時間里，我不停地在想：如果出於某種不可理解的機緣，這個世界真的就像她所編造出來的那個樣子，那麼，她肯定會想和我取得聯繫，告訴我我錯了，她是對的——這個世界里有上帝，有永恆的生命，有一個意識的去處。所有那些胡說八道。她會通過一個長得像她的女孩來行事。總有一天，這些姑娘們中的一個會向我走來，給我捎來一條信息。」

「你知道嗎，我實際上從來沒走過這條街。柏林？66年，在柏林牆建成五周年的時候，曾圍繞它舉辦過一次會議。在那之前，我的上帝！還是在1953年。我們作為英國共產黨的一個非正式代表團來這裏抗議——不，這話說得太重了——來對東德共產黨在鎮壓起義上所採取的方式表示密切關注。等我們回國以後，有些同志在黨內惹起了很大的麻煩。」

伯納德叫司機帶我們去勃蘭登堡門，但事實證明，這是個錯誤的決定，而我也開始明白君特鄰居的意思了。這裏人山人海，交通極度擁擠。街道平時本來就很繁忙，現在又有許多噴著尾煙的瓦特堡和特拉貝特，在開進西德的第一夜裡就外出觀光，新增了不少負擔。人行道上擠滿了人。不管是西柏林人、東柏林人還是外來人，大家都成了觀光客。幾幫西德小青年，手裡拿著聽裝啤酒或是瓶裝汽酒，高唱著足球歌曲，從我們堵牢的車邊經過。在後座的黑暗中，我開始隱約感到一絲遺憾：現在自己還沒在羊圈裡，在那高高立於聖-普里瓦之上的房子里打掃收拾，準備過冬。即使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溫和的夜色里仍可以聽到蟬鳴。接著，我想起了伯納德在飛機上講的故事，便驅散了這份遺憾，決心要從伯納德那裡儘可能地取得些收穫，繼續那本回憶錄的寫作。

於是，當他說完后，我攤開雙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話。我說：「那麼，她去世后，你又懷念她什麼地方呢？」

「可是伯納德，當你想碰運氣冒險的時候，你就從來沒有過那種感覺嗎？你從來沒有去摸摸木頭祈求好運嗎？」

伯納德嘆了口氣。他本來好像正要打算回話，這時，我們聽到說話聲和笑聲從各個方向傳來。接著，看台隨著人們跺腳攀登木頭台階的腳步而開始顫抖起來。剛才我們倆的靜心獨處僅僅是碰上了好運氣，剛好插在了人縫裡。不出幾秒https://read.99csw.com鐘，我們周圍就擠上來十五個人，他們狂拍照片，操著德語、日語和丹麥語興奮地叫喊著。我們逆著人群涌動的方向擠下台階，繼續走我們的路。

「你說的穩定在哪裡？」司機還在說，「你說的力量平衡在哪裡？在東邊，俄國正在走下坡路，而所有那些小國家，波蘭什麼的，都深陷進了債務的狗屎堆里，還有一切……」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到底在想些什麼，居然會告訴你那種事？」

「現在瓊算是平易近人了。她和每個人都能和睦相處。她甚至會接受那個的哥。對一個最後隱居荒野的人來說，這倒是有點讓人驚訝。她是個比我好得多的共產主義者，真的。」

我環顧四周，想尋求幫助。一個美國警官和兩個士兵背對著我們，正要去和他們的東德同行們商量些什麼。而在孩子們這邊，不解已經化作憤怒。突然，他們中的兩個人奔跑著繞過伯納德，可是那個旗手早已擠到了人群後面，現在正沿著道路狂奔。他轉過街角跑進了科希大街，消失不見了。

「直到威斯河谷。」

我們比那群孩子們搶先幾秒鐘來到年輕人身邊。他身上散發著濃郁的廣藿香的味道，在我看來，這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思想的味道。無疑，他是個冒牌貨。我剛把「算啦！」說出口，一邊還在拉著伯納德的胳膊，那群人便來到了我們眼前。伯納德擋在這群孩子們和他們的犧牲品之間，張開手臂。

「放屁，伯納德！比放屁還臭，太惡毒了！你是個騙子！」

我們正在肉體急切的愉悅中逐漸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動，這時，床頭柜上的電話響了。我們本應該記著把線拔掉的。我們對視了一眼。在沉默中，我們達成了一致：現在時間還早，這麼早打來的電話應該不同尋常，可能是緊急情況。

伯納德講完后，他插嘴道：「對，那然後呢，夥計？德國佬們又要開始作威作福啦。那時候麻煩才開始咧……」

「自從她死後，我發覺我自己一直在注意年輕的女孩。當然，都這把年紀了我還這樣做是有些悲哀。但我注意的主要是她們的臉而不是身子。我在尋找一絲她的痕迹。這已經變成了習慣。我一直在尋覓：一個手勢，一副表情，一些與眼睛或者頭髮有關的東西，任何能讓我對她保持鮮活印象的事物。我在尋找的瓊，不是你所知道的那個年老的瓊——不然我非把那些老太太們的魂兒都嚇飛不可——而是與我結婚的那個年輕姑娘……」

我的第一個自私的反應是：他現在沒什麼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沒必要現在從床上爬起來，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納德允諾自己會再打給他，然後掛上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詹妮。

相框里照片上的那個瓊。伯納德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機票就像金沙一樣難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經搶下了兩個座位，今天下午的飛機。我得在一個小時內讓他們知道。」

伯納德看上去好像有點畏縮。他背著雙手，身體前傾，彷彿在頂風前行。人們紛紛超過我們。

「左邊的那個。你沒看見嗎？她的嘴和瓊的一樣，面頰也有點像。」

「我從來就沒有過，親愛的孩子。思想才是我所在乎的。」

詹妮向我做著手勢，示意要從我手上接過話筒。但這時伯納德又開始了。我搖了搖頭，雙眼盯住枕頭。

「現在這成了習慣。我看一個女孩，審視她，看在她身上有多少瓊的影子。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的那兩位姑娘……」

「可是有一天晚上，瓊早早睡熟了，我卻難以入眠。我出門繞著廣場溜達了一圈，在一間咖啡吧里喝了幾杯。你也知道，當你和某個人特別親密地待上很長時間，然後又孤身一人獨處的時候，那時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就彷彿你剛才一直在做夢，現在你醒過來了。我坐在外面，看著人們玩滾球遊戲。這天傍晚出奇的熱，我第一次有機會好好想想瓊在火車站說的那些話。我儘力去想象，如果相信——當真相信——大自然會因為一隻昆蟲的死而對一個胎兒施展報復，那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她對此深信不疑，甚至都到被嚇哭的程度了。說實話，我想象不出來。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完全不明白……」

一個半小時后，我讓計程車在愛迪生路上等著，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樓梯，來到伯納德的公寓前。事實上，他正站在打開的房門裡面，拿著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腳旁。直到最近，他才開始顯露出人老時的那種挑剔態度，對自己不中用的記性的必要謹慎。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說對了）。他正要把門拉上，卻已經開始皺起眉頭，豎起一根食指。

「胡說。」他從我的手中掙脫出去。

「哦。」我開口應了一句。伯納德的憤怒不由得轉到了瓊的身上。

「如果你想把它更正過來的話……」

「她有沒有告訴你我們的那次爭吵？在普羅旺斯，從義大利回來的路上，在我們抵達威斯河谷大概至少一個星期以前。」

我們已經沿著柏林牆來到了這樣一處地方，在這裏，由於製圖標示和某些被久已遺忘的政治上的執拗觀點，扇形邊界的走向被強行扭曲，僅僅幾碼之後又折了回來。緊挨著牆邊，有一座被人遺棄的觀景台。伯納德沒有說話，開始攀登台階，我緊隨其後。在觀景台頂部，他用手一指。

伯納德還在繼續講著，似乎沒注意到計程車已經在我們的候機樓前停下了。我向前傾身給司機付錢時，他還在針對我的第三個觀點進行詳細的陳述。司機在座位上轉過身子，滑下玻璃車窗聽著。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完全禿頂，長著一副橡膠般柔韌、嬰兒般稚氣的臉蛋和一雙閃著藍色光芒、盯住人不放的大眼睛。

「接著，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發生了。確切地說，是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了。在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的火車轟隆隆地進了站，噴出團團濃煙與蒸汽。當它停下的時候，瓊突然哭了出來，張開雙臂摟住我，宣布了她懷孕的消息。剛才在手裡抓著一隻小昆蟲，讓她感到自己不僅要為自己身體里的小生命負責，而且要對所有的生命負責，讓我殺死那隻美麗的蜻蜓真是個可怕的錯誤。她確信大自然會報復她，孩子將會遭遇可怕的事情。火車緩緩開走了，我們還在月台上緊緊地抱著對方。我高興地直想在月台上翩翩起舞，可是就像傻瓜一樣，我卻試圖向瓊解釋達爾文的理論來安慰她，告訴她她那所謂的報復純粹是無稽之談，我們的孩子不會出任何事——」

「把收音機打開，親愛的孩子。或者開電視，那樣更好。他們正在蜂擁通過。你絕不會相信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同時我又覺得他對和自己辯論的人過於挑剔。「你失去平易近人的風度了。」

「就像所有最出彩的爭吵一樣，它很快就從具體擴展到一般層面。我對這可憐的小生物的態度就像我對大多數事物一樣，包括對她在內。我內心冷酷，理論至上，傲慢自大。我從未流露過任何情感，還讓她自己也無法流露。她感到自己被觀察，被分析，就像我的昆蟲標本一樣。我只對抽象的事物感興趣。我自稱喜歡『造物』（她就是這麼說的），但實際上我是想要控制它，將生命從中榨乾，給它貼上標籤，把它擺在架子上。而我的政治立場又是另外一回事。對我而言，凌亂比不公更加令我煩惱。吸引我的並不是人類之間的兄弟情誼，而是對人類的高效組織和管理。我想要的只是一個用科學理論指導的社會，像軍營一樣整潔有序。我們站在毒辣辣的日頭下面，而她則衝著我喊：你根本不愛工人階級！你從不和他們說話，你不知道他們的情況。你厭惡他們。你只想讓他們像你那該死的蟲子一樣排列整齊！」

「我一直準備把我寫的一切都拿給你看。你知道的。」

「最後檢查一遍。」

「我想瓊可不會把這句話當作恭維。」

「伯納德，我正要去法國。」

這些天里，一提到瓊，我就會感到一絲內疚。自從她於1987年7月去世到現在，對那本來應該由我去撰寫的回憶錄，我什麼也沒做，只是把所有的筆記分好類，然後裝進了文件盒裡。我的工作（我經營一家專門出版教科書的小型出版社），家庭生活，去年的一次搬家——這類平常的借口並不能讓我好受些。也許我的法國之旅，在羊圈的生活和那裡的一切聯繫，能讓我繼續寫下去。而且我還想向伯納德了解一些事情。

就是最後這句沒有說完的責備，深深地刺痛了伯納德，比令他難堪更甚。他嘴唇緊繃，從我身邊走開了。突然，我的怒氣一下子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懊悔。我算什麼人物，我有什麼資格當著一位高尚的紳士的面，如此專橫無禮地對一樁和我的年齡同樣長久的婚姻評頭論足？圍觀的人們失去了興趣，開始慢慢散開，去排隊購買瞭望塔的模型，以及印有無人區和死亡地帶中的空曠海濱的風景明信片。

「一開始也沒說什麼。你知道我討厭這種場面。我不停地在想，我娶了這麼個可愛的姑娘，而她卻恨我。多麼可怕的錯誤！接著，因為我得說點什麼，我就開始為我自己的愛好辯護。大多數人，我告訴她，都本能地討厭昆蟲世界，而昆蟲學家卻注意它，研究它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周期，並且小心地關護它。給昆蟲命名，將它們列入各種群和子群，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你學會給世界的一部分命名，你就學會了去熱愛它。殺死幾隻昆蟲與這個更大的事實無關。昆蟲的數量是龐大的，即使是珍稀品種也是如此。從遺傳學上講，它們都是彼此的克隆體，因此談論它們中的個體是沒有意義的，更不用說去談論它們的權利了。你又來了，她說，你這根本不是在和我說話，你這是在演講。就在這時，我真的被激怒了。至於我的政治立場，我接著說，沒錯，我是喜歡思想，可這有什麼害處呢？思想就是用來給人們同意或否定和反駁的。沒錯，和工人階級在一起的確讓我不舒服，可這不表示我厭惡他們。太荒唐了。如果他們看著我覺得不舒服，我會很理解的。至於我對她的感情，沒錯，我不是那種激|情洋溢的人，但這並不表示我就沒有感情。我就是這麼被撫養長大的，如果她想知道，那我要說，我對她的愛勝過以前我能夠說出口的所有的愛，就是這麼回事；如果我對她表露得不夠多，哎，那我很抱歉，可是將來要是有必要的話，我會天天對她說我愛她。

我們放棄了計程車，決定步行。二十分鐘后，我們來到了勝利紀念柱，在我們前方，寬闊的六月十七日大街一直向勃蘭登堡門延伸。有人在路牌上捆了塊硬紙板，上面塗著十一月九日。數以百計的行人都在朝同一方向涌動。四分之一英裡外，勃蘭登堡門燈火輝煌地矗立著，看起來顯得又小又矮，與它具有的重大國際意義不太相稱。在它的底基下面，黑暗看起來正在加寬，愈發濃厚。等我們到達后，我們才發現，原來那是不斷聚集的人群。九九藏書

我聽到身後有人正快速地咕噥著，將我最後的那些話翻譯成德語。伯納德試圖拉我離開圍觀的人群，可我正怒火中燒，不肯就這麼走開。

「親愛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半個小時過去了，很明顯，不會發生任何讓群眾滿意的事情。看不到有人駕駛起重機來搬運柏林牆的殘體，也沒有重型機械來將水泥障礙物推到一邊。但伯納德就是要在這裏一直待下去，因此我們就在寒冷的夜裡站著。一群人在一起就成了一種遲緩愚蠢的生物，比組成它的任何個體都要笨得多。這群人準備像狗一樣耐心地站上整個夜晚，等著看誰都知道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開始感到煩躁。城市裡到處舉辦著歡樂的慶祝活動，而這裏只有枯燥的耐心等待和伯納德如參議員般的鎮靜。又過了一個小時，我才說服伯納德和我一起向查理檢查站走去。

兩年多后，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點三十分，我醒來時，發現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魯塞爾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來。我們翻過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別後的重聚勝似新婚吶。她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個人習慣獨自入睡是件多麼容易的事情。她合著眼，嘴角浮出一絲淺笑，一邊把臉貼在我的鎖骨下方——似乎隨著歲月的流逝，那裡已經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臉形。我們至多還有一個小時（很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呢），孩子們就會醒來，並發現她回家了——對此他們一定會更加激動不已，因為我曾擔心詹妮可能趕不上最後一趟航班，便沒有明確地告訴他們媽媽什麼時候回來。我的手向下遊走，揉捏著她的豐臀。她的手輕撫過我的小腹。我摸索著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裡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過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頭，用她母親的話來說，就和昆蟲的腿一樣多。幾分鐘后（或許中途我們還打了會兒盹），我們便開始了甜蜜的交歡，這是婚姻生活的特權與妥協。

我們已經走過了第一個衛星天線。一個個空泡沫塑料咖啡杯被一陣輕風推著從暗處滾向我們。伯納德把其中一隻踩扁在腳下。在超過一百碼外的勃蘭登堡門前，聚集的人群中響起一陣掌聲，就像在音樂會上，當演奏用的大鋼琴被人抬上舞台、鋼琴家還沒上場時，聽眾們所發出的那種愚蠢而善意的鼓掌聲。

司機剛一開口，伯納德就畏縮起來，開始摸索他的包。兩德統一的後果很可能是下一個辯論的話題，但是伯納德沒有被吸引進去。他連一分鐘也沒有停下，便尷尬地匆忙下了車。

「她對我說過，她一直都愛你，而你也這麼說過。你怎麼可以浪費這麼多時間，別人的時間，還有你的孩子們……？」

伯納德說著這些話的時候，我一直在考慮接下來該怎麼辦，試圖讓他對自己那已經離世的妻子態度緩和下來。

我想刺|激他，讓他從那自我滿足的冷漠中走出來。但伯納德聳了聳高大的肩膀，往大衣里縮得更深了一些，說道：「當然。」

我說：「她並不是從一個幻想的烏托邦轉向另一個烏托邦。這是一種探尋。她沒有聲稱自己找到了所有的答案。這是一種追求，她希望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進行，可是她並沒有強迫任何人。她怎麼會呢？她又不是在搞宗教裁判。她對教義教條和有組織的宗教毫無興趣。這是一段精神之旅。以賽亞·伯林的描述在這裏不適用。她絕對不會為了某個終極目標而犧牲他人。沒有人需要成為犧牲品……」

我趕上了伯納德，將手搭在他的胳膊上。「別管這閑事，伯納德。你會受傷的。」

「慢著！」他用那種老式的、像英國巡捕般語重心長的聲音說道。他是否真的以為自己因為年事過高、太高太瘦、太德高望重，就不會為此而挨打呢？那群孩子們突然頓住，聚成一夥，喘著粗氣，耷拉著腦袋和舌頭，不解地看著眼前這瘦高個的老頭兒像個稻草人一樣擋住他們的去路。我看見其中有兩個人在翻領上別著銀色的卐字徽章，還有一個傢伙在指節上也紋上了卐字圖案。我不敢回頭去看後面，不過當時我隱隱感到，那個土耳其人趁機捲起旗幟，悄悄地溜走了。那兩個律師模樣的人驚訝於他們的暴力所導致的後果，已經退到了人群中間，當起了看客。

我們停下腳步，我扶著伯納德的胳膊，把這幅場景盡收眼底。接著，我們擠進咖啡館前的人群，向入口走去。然而，被我們超過的人們其實也是在門口排隊，只有室內有了空位以後，咖啡館才會讓外面的人進去。可是在夜裡的這個時候，誰會願意放棄這裏的一席之地呢？透過凝結著水汽圖案的窗玻璃，我們可以看見，屋裡的人們正安然享受著優越待遇，沉浸在悶濁的空氣里。

「那現在呢？」

「但你在黨內待了十年，你自己也一定扭曲過非常多的真相，才能做到這一點。」

最後，還是詹妮開口了：「我們下樓去看看吧。」

伯納德正在調整頭部的姿勢。他仰起身來，把頭搭在靠墊上，用一聲嘆息打斷了我的話。面朝著離鼻端只有幾英寸遠的車頂篷襯墊，他不耐煩地說道：「是的。我想，這實在是非常巧合。現在看在上帝的分上，傑里米，送我回家吧！」

「這個消息公布以後，我們沒法忍受再等待下一列火車，於是我們徒步走進鎮里——它實際上和一個大村子差不多大小，我希望我還記得它的名字——我們找到了唯一的一家旅館，要了二樓的一個破舊的大房間，上面有一個陽台，可以俯視一片小廣場。很不錯的地方，我們一直想回去看看。瓊知道它的名字，可我現在再也想不起來了。我們在那兒待了兩天，慶祝我們有了孩子，回顧、審視人生，並且像所有年輕夫婦那樣謀划未來。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和解——我們基本上沒有離開那個房間半步。

「無論如何，事已至此，這就是它的價值，生活和時代的另一個產物。她是個比我好得多的共產主義者。可是從她在車站上的爆發中，你能預見到她將來很長的一段人生路程。你能看到她對黨的介入的不滿，看到後來她那滿是哄騙的生活的開始。不管她自己喜歡說些什麼，這都肯定不是在那天早晨、在威斯河谷下面突然發生的。」

他笑了。「一個大楔子的薄邊。不管怎樣，我坐在那兒又喝了一兩杯。我知道反覆思考人們生氣時說的話是件蠢事，可我仍舊思索著她針對我的政治立場說的話，也許，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那裡面也有幾分真理。她以前也說過類似的話。我還記得我那時在想，她不會在黨內待太久的。她有自己的想法，既頑固又古怪的想法。

「太不可思議了。」

「我過會兒打給你。」

現在我看出來了：這道壕溝肯定是沿著以前的一條走廊通道挖掘的，通道伸向一組鑲著白瓷磚的囚室，而我們正在低頭往裡看。每個囚室剛好只能容下一名囚犯，牆上都嵌有兩個鐵環。在遺址的遠處彼端是一棟低矮的建築，博物館。

伯納德說：「他們會找到一片從某個可憐的傢伙手上拔下的指甲，把它洗乾淨，裝進玻璃瓶里，貼上標籤。離這兒半英里遠的地方，史塔西恐怕也在清理他們自己的囚室吧。」他聲音中透出的痛苦令我吃了一驚，我轉過身去看他。他傾身把軀體撐在一根鐵柱上。他看上去很疲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瘦，就好像在他的大衣里裹著的也是一根鐵柱。他已經走了將近三個小時，而現在，對一場只有風燭殘年的老人才能親身記憶的戰爭所余留的憤怒之情，又進一步消耗著他的體力。

「那你現在打算把這種東西寫進去？」

伯納德舉起手上的有機玻璃高腳杯，讓灑滿機艙的陽光從香檳里折射出來。「這年頭誰會呢？可是有那麼一兩年，為了這份事業，她真的非常投入和執著。」

「對，對，你說得太對了，這的確叫人擔心。」伯納德說，他已經安全地走在了人行道上。「傑里米，我們可不能錯過這班飛機。」

伯納德突然改變了主意。他轉過身朝向我。「老天啊，你就是這麼想知道。」他叫道，「那我告訴你。我的妻子可能痴迷於詩意的真相，或者精神上的真相，再或者她自己渴望的真相，可她卻對真相本身毫不在乎，不在乎事實，不在乎兩個人都能各自辨別出來的真相。她先建立模式，創造神話，然後再讓事實與它們相符九-九-藏-書。看在上帝的分上，忘了性吧。你的主題應該是——像瓊這樣的人是怎麼來扭曲事實，使它們與自己的想法相符，而不是讓它們去符合事實的。為什麼人們要這樣做？為什麼他們還在一直這樣做？」

飛機起飛半小時后，我們從飲料車裡點了香檳，為「自由」乾杯。接著伯納德回到了平易近人這個話題上。

伯納德按下頭頂的呼叫按鈕，告訴乘務員他改變主意了，打算再來點香檳。酒來了，我們舉起酒杯，似乎是為了慶祝我妻子的即將誕生。

詹妮在一邊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錯被撥亂反正。他需要找人幫他拎行李呢。」

我們靜靜地站了一會兒，目光轉回柏林牆的方向。實際上柏林牆有兩道，在我們這一處地方，兩道牆相隔有一百五十碼的距離。以前我從未在夜裡造訪邊界。當我朝下注視這條布滿鐵絲網、沙地、巡邏通道和兩邊對稱的探照燈的寬闊走廊時，我為如此純潔的光亮和這般無恥的羞辱感到震驚：通常，政府都會巧妙地掩飾其殘暴統治，而這裏卻比庫弗斯坦達姆大街上的任何一盞霓虹燈下的景象都要更加陰慘可怖。

「她在搞什麼名堂，編出這種故事來？她在搬弄是非，篡改真相，就是這麼回事！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是場災難，從頭到尾都是一場該死的災難。她還把它改頭換面當作是官方版本呢。完全又是來搞這種肆意篡改的伎倆。」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兒的懷裡一縮。開口時我保持著理智的口吻。「伯納德，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沒聽清。重新來，慢慢說。」

「看。」

「親愛的孩子，午飯我們喝點什麼？」

「令我驚喜的是，我合攏雙掌上前一撲，居然把它罩在了手裡。接著我就沿著月台跑回瓊的身邊，讓她把它接在手中，我則在包里找我的旅行工具箱。我打開工具箱，取出殺蟲瓶，叫瓊把這隻小生物交給我。她仍然合著手掌，就像這樣，但是她正帶著一種奇怪的驚駭表情看著我。她問，你要做什麼？我說，我要把它帶回家。她沒有走近前。她說，你的意思是你要殺了它。當然了，我說，它多美啊。這時她變得冷漠和理智起來。她說，它很美，所以你要殺了它。你也知道，瓊在鄉下附近長大，對於殺死像老鼠、耗子、蟑螂、黃蜂等任何礙事的活物來說，她從來沒有顯露出不安。天氣酷熱難當，在這個時候開始一場關於昆蟲權利的倫理討論很不合時宜。於是我說，瓊，你給我把它拿過來。也許是我的口氣太粗暴了。她往後退了半步，我看得出她正準備放生。我說，瓊，你知道它對我有多麼重要，如果你放了它，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你。她的內心正在掙扎。我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然後她總算朝我走了過來，臉色特別陰沉，把蜻蜓交到我手上，看著我把它放進殺蟲瓶里，保管起來。當我把東西放回箱子里的時候，她一言不發。然後，或許是因為她剛才一直在責備自己沒有放生，她的憤怒一下子像火山一樣猛烈地爆發了。」

「對，當然了。詹妮。」

「啊。」伯納德放開了我，把手插|進他的口袋裡。我們一言不發地走著，他一邊思考著這件事。在前方，我們可以看見，沿著六月十七日大街的中段，參差不齊地排著一列媒體車、電視轉播車、衛星天線、升降起重機和發電機卡車。在蒂爾加藤花園的樹下，德國工人正在拆卸一座相配套的深綠色移動廁所。沿著伯納德那寬大的下頜，細小的肌肉正在微微顫動。他的聲音聽上去很冷淡。他快要發火了。

「我要說的是女人。也許我要說的一切就是，當我坐在那個炎熱的小廣場上喝酒的時候，我開始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間的一些事情。」

聽到自己的懷疑被拋了回來，我心裏有些不是滋味。在給凍麵包卷塗黃油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正站在瓊的立場上挑撥離間。「不過伯納德，你又怎麼看那隻昆蟲的報復呢？」

伯納德搭在我胳膊上的手抓得更緊了。「我必須得問你這個問題，因為我一直在惦記它。很久以來我一直想要問你。關於我和她——她是不是講了些相當私密的內容？」

「你從來不聽她對你說的話。她也不會去聽你的。你們倆是在同一件事上相互指責。你和她都一樣強硬。兩個蠢貨！你們都在把自己的內疚推卸到對方身上。」

我在想，我那敏感、幹練的妻子詹妮，聽到這話後會有什麼反應。

伯納德已經喝完了香檳，他正盯著我的酒瓶看，裏面還剩一兩英寸高的酒沒有動過。我把酒遞給他，他說：「我們就面對現實吧，生理上的差異只不過，只不過是……」

最可能打電話來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經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過兩次，但家庭生活的壓力實在太大，我們沒法留下她。幾年前，在二十一歲時，她嫁了一個男人，他給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創傷和一個孩子。兩年後，由於莎莉的性情過於激烈暴躁，不適合撫養她的小男孩，結果她的孩子被別人領養了。多年來她終於克服了酗酒的惡習，但卻又陷進了另一段悲慘可怕的婚姻。現在，她住在曼徹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裡。她的母親瓊已經過世了，莎莉只有從我們身上尋求親情和支持。她從沒向我們要過錢。我始終覺得，自己要對她那不幸的生活負責。這個念頭揮之不去。

我以前和伯納德共坐過倫敦的計程車。他的腿幾乎碰到了隔窗。車還掛在一擋上，正在發動，伯納德就已經把手指摞成塔尖狀，搭在下巴下面，開始說話了：「關鍵在於……」他的聲音沒有瓊的那種如戰時廣播般標準清晰的特質；相反，他的調門有點高，並且發音簡直過度精確了，里頓·斯特拉奇可能就是這樣說話的，馬爾科姆·馬格里奇也是如此，帶有某些有教養的威爾士人說話的腔調。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歡伯納德，可能會認為他講起話來很做作。「關鍵在於，兩德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俄國人會磨刀霍霍，法國佬會振臂歡呼，英國人會『嗯啊』那麼一陣子。誰知道美國佬們想幹什麼，什麼最適合他們。不過這些都無所謂。德國終會統一，因為這是兩德人民共同的願望，他們的憲法也作了闡明，沒有人能阻止他們。他們會儘快實現統一，不會拖到以後，因為沒有哪位總理會蠢到把這樣的榮耀留給繼任者。而統一將基於西德的體系，因為西德人才是將要為此買單的人。」

我正重複著剛才的問題，這時，我聽到了一下汽車喇叭的鳴響和一陣參差不齊的歡呼。在我們前方，一座被遺棄的建築物後面，查理檢查站燈火通明，投射出一圈乳白色的光暈。幾分鐘后，我們出現在了咖啡館旁邊，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夢幻般的緩慢畫面。這場景很熟悉，我和詹妮在今天早晨的電視上見過：哨所的邊界設施，寫有多國語言的標示牌和塗上相間條紋的大門；祝福的人群仍然在向東德行人致以問候，仍然在拍打著特拉貝特的車頂篷，不過激|情已經減退了，好像是在展現電視畫面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差距。

「今天下午，當我從那個的哥身邊跑開的時候，所有這一切我都想了起來。如果當時是瓊，1946年的瓊，而不是徹底拋棄政治立場的那個瓊的話，她說不定會痛快地花上半小時時間和那傢伙談論歐洲政治，把他引上正確的軌道，把他的名字加在寄信名單上，然後，誰知道呢，她說不定還會把他給爭取進來。她會準備好錯過她的飛機。」

我們端起瓶子和酒杯，給午餐托盤騰出位置。

即將到來的辯論讓伯納德恢復了精神。他反擊了，我馬上感到自己被他原諒了：「你錯了，親愛的孩子，大錯特錯。把她的所作所為稱作探尋，也不能改變事實的真相，她就是那種極端主義者的脾氣。要麼你認同她，和她行動一致，要麼你便得從她的生活中滾出去。她要去冥想、鑽研神秘的論題，那樣一類玩意兒，那好啊，可是那不適合我呀。我選擇加入了工黨。她容不得這樣，最後便堅持要和我分居。我就是她的犧牲品之一。我的孩子們也是。」

「那是在一處火車站的月台上，在一座小鎮附近，鎮名我不記得了。我們正在等待去阿爾勒的當地火車。那是一個露天站台，實際上和一個汽車站差不多大小，損壞得很嚴重。候車室也被燒毀了。天很熱，沒地方遮陰，也沒地方能讓人坐下來。我們都累了，而火車還晚點了。我們到這裏來也是自討苦吃。對於我們婚後的第一次爭吵來說，這個環境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你說了些什麼呢？」

「你需要歇一下，」我說。「附近就有家咖啡館，在查理檢查站旁邊。」

他滿意地點著頭。他仍用指尖撐著下巴，正耐心地等我說完，以便可以開始對我的觀點展開闡述。他有條不紊地把它們組織了起來：反對東德分離狀態的民眾力量已經十分強大，勢不可擋，就算有些保留東德特徵的附加條例存在，人們也不會去注意，等發現時就太晚了，只能看作是東德人的一段懷舊情結罷了；蘇聯已經失去了控制其東歐衛星國的興趣，除了軍事力量以外，它再也不是一個超級大國了，況且它極其需要西方的善意和德國的鈔票；至於德國統一所遇到的現實困難，等這場政治聯姻確保了總理在歷史書中九九藏書的地位、讓他在幾百萬心懷感激的新選民的支持下贏得下一次選舉的機會之後，就可以著手去解決了。

我以為伯納德已經忘記了我剛才的問題，或者故意不願回答。然而，當我們走到沿舊國會大廈的台階并行延伸的小路前時，他說：「我最懷念的是她的認真。在我認識的人里，只有幾個像她這樣，將人生視為一項工程，一份事業，由她自己去控制，去讓自己通向——呃，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徹悟，智慧。我們大多數人都將未來定格在金錢、事業、子女這樣一類事情上。而瓊想要理解——天曉得啊——自我，存在，『造物』。她認為我們其他人的生活是在隨波逐流，漫無目的地做著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她說過的，是在『夢遊』，所以她對我們非常不耐煩。我討厭她滿腦子的這些荒唐念頭，不過我喜愛她的這份認真。」

「伯納德，是誰正在通過什麼？」

「還有一件事。在她死後最初的六個月里，有個念頭老是在我腦子裡打轉：她的靈魂一定想與我交流。當然了，有這種想法很正常。悲傷會滋長迷信。」

「你上次來這裡是什麼時候，伯納德？」

「不好，」她堅持說。「這兒人太多了。商店裡，沒牛奶，沒麵包，沒水果。地鐵里也一樣。太多了！」

我把伯納德扶起來。那個年輕女子走回來探詢伯納德的狀況，而她那位與她相同打扮的朋友也出現在她的身邊。直到這時，我才認出她們倆就是剛才在六月十七日大街上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那兩個姑娘。我們一起架著伯納德，他慢慢試著用單腿支撐身體。骨頭看上去沒有斷。他把胳膊架在我的肩膀上，我們拖著步子離開了查理檢查站。人群里有人向伯納德鼓起掌來。

「它們的好日子也快到頭了。」

伯納德輕蔑地飛快盯了我一眼，然後走得離我更遠了些，一邊說道：

我們走在柏林牆邊的一條泥濘小道上，牆上那些可怕的塗鴉被街燈映成了同一種色調。在我們的右邊是廢棄的建築，空蕩蕩的場地上堆著成捆的線圈和碎磚破瓦，去年夏天裡的雜草依然高高直立。我再也忍不住要提出我的問題了。

「那只是個遊戲，可以這麼說。我們知道那是迷信。這種信仰認為，人生有獎有懲，在我們自己給出的解釋下有一層更深刻的含意——都只是些安撫人心的把戲。只有……」

司機搖下了車窗：「在西邊你有英國，雖然在歐洲算不上有地位不是嗎，不能真的算。它還在舔美國的屁股呢——請原諒我的嘴巴不太乾淨。那麼還剩下法國佬了。上帝呀，法國佬啊！」

「可我甚至還沒開始……」

我們正在經過一輛電視直播車。我往車裡瞥了一眼，看見在一打左右的監視器上都播著同樣的畫面——一位記者正對著一隻手上拿著的講稿皺眉，而另一隻手則心不在焉地拿著麥克風，在纏繞成圈的連接線上晃悠。人群中傳來一陣響亮的嘆息，一陣長時間洶湧回蕩的不滿呻|吟，然後慢慢匯聚在一起，變成一種巨大的轟鳴。

我們花了好幾分鐘才走到大街的拐角處，希望能找到一輛計程車。在這期間，我迫不及待地想讓伯納德確認他的救星的身份。我問了她的名字——她叫格蕾特——然後向他重複一遍。他正專註于腿上的疼痛，別的都沒有太注意，另外他還可能正處在輕微的震驚之中難以自拔。可是我究竟堅持對什麼感興趣呢？擾亂他心中的理性？抑或是我心中的？

「我剛才告訴你了。他們正在把柏林牆推倒！真叫人難以置信，但我現在就看著這一切發生，東柏林人正在通過……」

一個小時以後，伯納德又來電話了。從他開始叫我「親愛的孩子」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我懷疑，就是從他加入嘉里克文學俱樂部之後開始的。詹妮堅持認為，這也就是他從那段稱呼「同志」的歲月到現在為止所有的進展。

我們盡量不去理會這條新聞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還不屬於外面的世界，不屬於那個人們穿戴整齊、奮力拚搏的群體。一個重要的原則受到了威脅，那就是：我們的私人生活至高無上。於是，我們繼續剛才被打斷的甜蜜進程。然而，咒語已經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們可以想象，歡呼雀躍的人群正在洶湧而過。我們的心都飄到了別處。

「再見，謝謝你。」伯納德嘀咕著，他甚至心甘情願地抓起自己的行李，拖著它們踉踉蹌蹌甩開了一段距離。我在候機樓的自動門那兒才趕上他。他把包放在我身前的地上，用左手搓揉著右手，說：「我真是受不了的哥們的高談闊論。」

「冰山的一角？」

「我想她沒有提起過。」

「看來我該做點什麼了。」

「有那麼一陣子，我離開站在行李旁邊的瓊，在月台上踱來踱去，就沿著月台的邊緣——你知道人們在打發時間時會做些什麼。這地方真是一片狼藉。我感覺就像是一桶柏油或是顏料潑濺在了地上。鋪路的石頭已經被撬走了，野草長得很高，在熱浪中枯萎。後面，在鐵軌外邊，有一叢不知為什麼長得十分茂盛的楊梅樹。我正欣賞著它，這時我發現，在一片葉子上，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我湊近一看，原來是只蜻蜓，一隻紅蜻蜓，Sympetrum sanguineum，雄性，紅艷無比。這種蜻蜓並不罕見，可這一隻卻大得出奇，實在是美極了。

兩個身著黑色皮夾克和緊身牛仔褲、腳蹬鑲銀釘長筒牛仔靴的女孩，從我們身邊擦過。她們挽著胳膊，十分引人側目，對此她們沒有顯出驕傲的姿態，其他人對她們無動於衷，她們也沒有在意。她們都把頭髮染成了黑色，梳成相同的馬尾辮狀，在身後甩來甩去，令人一下子回想起五十年代，但在我的想象中，那並不是伯納德的五十年代。他正看著她們走開，稍微皺了下眉，然後彎下腰，在我耳邊悄悄地嘀咕起來。他沒必要這樣做，因為我們身邊並沒有什麼人，而且四周到處都是人們的喧囂聲和腳步聲。

然而他們沒有出腳。一瞬之間他們都僵在了那裡，因為就在這時，人群中跳出了一個身影，飛快地在我們身邊打轉，斷斷續續地用尖刻的話語責罵著男孩們。那是一位怒髮衝冠的年輕女子。她的威力震懾了整條大街。她贏得了大家的信服。她是個同齡人，是渴望與抱負的對象。她是一位明星，而且她正好撞見了他們的卑鄙醜行，就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這麼承認。

最後，伯納德向那個姑娘的方向抬起手，同她握了握，說：「格蕾特，謝謝你，親愛的。你救了我。」但在說話時伯納德並沒有去看她。

在我看來，那個旗手愛招惹什麼都行，他是在自討苦吃。我所擔心的是伯納德。他的左膝好像不太靈便，可他還是一瘸一拐地快步走在我的前面。他已經預見到接下來要發生什麼樣的醜陋事情了。一隊人馬正從科希大街方向跑來，他們一共有六個人，一路跑一路呼應叫喊著什麼。我聽到他們喊的那些話了，不過當時我沒有在意。我更願意相信，是這個沉浸在歡樂中的城市裡的漫漫長夜讓他們悶得發慌，急於找點什麼樂子。他們看到有人在頭上挨了一記拳頭，於是便來了興緻。他們的年齡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全都臉色蒼白，長著粉刺，腦袋剃得精光，耷拉著嘴角垂下涎水。他們身上都散發出一股不夠成熟的邪惡氣息，顯得格外潦倒的樣子。土耳其人看見他們沖他奔來，像探戈舞者那樣晃著腦袋，轉過身去。在這共產主義最終風光掃地的日子里出來做這種事，所展示的若不是殉道者的狂熱，便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受虐狂渴望被人當眾痛扁的慾望。的確，大多數人都會像碰到一個怪人那樣，對他不加理睬。畢竟，柏林是一座寬容的城市。可是今夜卻有著足夠的放縱，一些人模模糊糊地感到，需要找某個人來為某些事情承擔罪責——於是，這個舉著紅旗的人看來就成了他們集中發泄的對象。

「親愛的孩子。」

這或許是最佳的一種安排。我重新調整了從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的航班，並確認了伯納德的預訂信息。我給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電話，問我們能否借用他的公寓。我打電話告訴伯納德，我將在兩點鐘坐計程車去接他。我取消了原定的約會，留下指示，收拾行囊。電視上，東柏林人在一家銀行外排起了半英里的長隊，等著領取他們的一百馬克。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纏綿了一個小時，然後她匆匆忙忙去赴一個約會。我穿著睡衣坐在廚房裡，熱了一下剩飯，吃了頓早午餐。小電視里，柏林牆又有好幾段被打通了。人們從地球的各個角落彙集到柏林。一場盛大的聚會正在籌備中。記者和攝製組已經找不到空余的旅館房間了。我回到樓上，站在淋浴頭下沖澡，剛才的甜蜜交歡讓我精神煥發，頭腦清醒。我一邊用義大利語哼著一段還記得的威爾第的片段，一邊慶賀自己擁有如此充實而有趣的人生。

「我沒看到她的臉。」

「現在你們走吧。」他大聲說，一邊扇著兩隻手背要驅散他們。這些帶有卐字標誌的孩子竟然也是德國人——我不知道這一點是叫人更加能夠理解，還是會感到愈發可惡。就在這時，他們中間那個個子最小、尖頭尖腦、一身皮夾克的臭小子，突然跑上前來，一腳踢在伯納德的脛骨上。我聽到了靴子砰然踢上骨頭的聲響。伯納德驚訝地輕輕嘆息了一聲，身體蜷曲著倒在人行道上。

我自己也不清楚它到底有多遠。當我帶伯納德離開時，我發覺他的腳步是那麼的僵硬和遲緩。我暗自責備自己的考慮不周。我們正在穿過一條被柏林牆擋住、成了死胡同的道路。路燈下，伯納德汗水淋漓，面色發灰，兩眼看上去分外明亮。那張大大的下巴——在他寬大的臉上顯得最為和善的部分——正在微微顫抖。我九*九*藏*書感到左右為難，既想催促他走快些，以便可以儘早暖和地吃點東西，同時又擔心這樣他反而可能會一下子垮掉。我不知道在西柏林怎麼呼叫救護車，而且在這荒涼的邊界地段沒有電話可打，甚至連德國人自己都成了遊客。我問他是否需要先坐下休息一會兒，可他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話。

「轉一下。現在可是歷史性的時刻。」

「詹妮。」

那兩個孩子心不在焉地追了幾步，然後又回到了我們周圍。看來伯納德要替那人受罪了。

在科希大街上，我想我也許會有時間向格蕾特（還有她的朋友黛安）問問她們自己的情況。可是我們剛到街角，就看見恰好有輛計程車在下乘客，於是我們叫了這輛車。接下來的一切發生得十分快，我們扶伯納德上了車，我們向她們告別並一再道謝。在此期間，我希望伯納德能最後朝他的守護天使、瓊的化身看上一眼。我透過後車窗向姑娘們揮手，目送她們離開。在告訴司機開往哪裡之前，我對伯納德說道：「你沒認出她們來嗎？她們就是我們在勃蘭登堡門旁邊看到的那兩個姑娘，那時你告訴我過去你曾經很期望得到一條訊息，從……」

我對這個明顯的回答正猶豫不決，這時，我們已經來到了人群的外圍。兩三千人聚集在這裏，希望能在這最重要、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看著柏林牆倒塌。在通向勃蘭登堡門的入口前面，橫堵著十二英尺高的水泥障礙物，上面立著一排神情緊張的年輕東德士兵，面朝西方。他們的佩槍都插在後腰上，不讓人瞧見。一位長官在隊列前走來走去，吸著煙，注視著人群。在士兵們的背後，勃蘭登堡門的正面光彩奪目地挺立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旗幟正在上方飄揚。障礙物擋住了人群，人們發出失望的悲嘆，對那些把警車停在水泥障礙物前的西德警察表示不滿。當我們趕到的時候，有人朝其中一個士兵扔出滿滿一聽啤酒。啤酒罐飛得又高又快，在頭頂燈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白色的泡沫軌跡。當它飛過士兵頭頂時，人群中馬上傳來反對的喊聲和用德語喊出的要求非暴力的口號。聲音傳播開去，這讓我察覺到連樹上也爬滿了人。

我們來到了一個巨大的坑洞的邊緣，這是一道六十英尺長、深度處於地下室位置上的壕溝，四處堆著許多土塊。伯納德停下腳步，補充道：「這些年來，我們不是吵架，就是漠視對方的存在。但你是對的，她的確是愛我的，而當這些話是從你嘴裏說出來的時候……」他朝大坑做了個手勢。「我一直在讀這方面的資料。這裏以前是蓋世太保的總部。他們正在發掘這裏，研究過去的歷史。我不知道在我這一代人里有誰能夠接受這一事實——蓋世太保的滔天罪行正在被考古學所淡化。」

「你有沒有想過，要考慮一下我的感受？」

「怎麼了？」

孩子們被送到各自的幼兒遊戲組和學校后，我又向詹妮提起了這件事。她很高興回家。她在一個個房間里穿梭，無繩電話總是帶在身邊，照料著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經枯萎了的室內植物。

「但都是些什麼樣的事呢？」

「傳記作者們？」

在人群中擠出一條路衝到前面去並不困難。現在我們就在人群中間了，他們比我想象中的更文明，成分也更複雜。小孩子們騎在父母的肩膀上，就和伯納德一樣能看得清清楚楚。兩個學生在出售氣球和冰淇淋。一位戴著墨鏡的老人拄著白色拐杖直立著，頭顱高高揚起，正在聆聽，周圍的人給他留出了一個寬敞的空間。當我們來到障礙物前的時候，伯納德指著正在與東德軍官交談的西德警官說：「正在討論控制群眾呢。統一已經走到一半了。」

在柏林牆和一幢廢棄的建築物之間的狹窄過道上，他停下腳步，等著一群喧鬧的美國學生從我們身邊擠過去。「以賽亞·伯林關於烏托邦的致命特點的評論，尤其是現在人人都在引用的那些話，是怎麼說的來著。他說：假如我清楚地知道如何為人類帶來和平、公正、幸福和無盡的創造力，又有什麼代價算得上高昂呢？為了實現它，不管要付出多少犧牲品都沒有關係。倘若在知道了我所明白的道理之後，我仍不接受用數千人現在的死亡去換取上百萬人今後永遠的幸福，那麼我就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那時我們所採取的方式幾乎不是這樣，但在心境上我們確實就是如此。假如你為了黨內的團結而忽視或篡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那麼從曾經被我們稱為資本主義宣傳機器的東西里產生的無邊無盡的謊言又是什麼呢？因此，你堅持著這份美好的事業，這股潮流一直在你身邊洶湧起伏。我和瓊入黨的時間算是晚的，因此從一開始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就已經有些不妙了。我們不願聽到的消息在慢慢地流傳開去。公開審判，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肅反運動，農民強制集體化，人口大遷移，勞動改造營，審查制度，謊言，迫害，種族滅絕……最終，你無法承受這些矛盾，你崩潰了。但你總是要慢半拍。我在56年退了黨，我在53年差點就退了出去，但我其實應該在48年就走人的。可你還是堅持著。你在想，這些願望主意都是好的，問題是錯誤的人在掌權，這種情況會改變的。而且，你又怎麼能夠讓所有這些美好的事業功虧一簣呢？你告訴自己，它註定永遠是艱難困苦的，實踐和理論還不完全相符，要做好這些都需要時間。你告訴自己，大多數你聽到的消息都是冷戰造成的誹謗。再說，你怎麼可能錯得這麼離譜呢？那麼多智慧、勇敢、滿心善意的人們，怎麼可能都錯了呢？

就是這些話令我頓時火冒三丈。我們正經過廢墟和柏林牆之間那塊仍被稱作波茨坦廣場的地段，成群結隊的友人們在觀景台的台階和賣紀念品的涼亭周圍聚集，正等待著發生些什麼事情，而我們就在他們中間艱難地穿行。令我爆發的不僅僅是伯納德的評價中那些不公正的話語，還有對交流困難的極度的不耐煩；另外，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幅景象：床上的戀人被一組平行的鏡面所遮擋，反射出無限倒退的模樣，顯得毫不真實。當我猛然轉向伯納德時，手腕撞掉了站在我身旁的一名男子手上某個又軟又熱的東西。那是一隻熱狗，但因為我當時太激動了，也就沒向他道歉。波茨坦廣場上的人們正無聊得慌。當我吼叫起來的時候，他們全把頭轉向了我們，開始在我們身邊圍成一個圈。

他稍微停頓了一下，然後字斟句酌地說：「而這就是我和瓊之間的區別。她比我早許多年就退黨了，卻從來沒有崩潰，她從未把幻想和現實分開。她只是從一個烏托邦換到了另一個烏托邦而已。政治家或者女牧師，這並不重要，在本質上她是個強硬派……」

那段關於伯納德「尺寸」大小的尷尬回憶，讓我支吾起來：「當然。她講了很多你的事情。」

自從剛才發了脾氣以後，伯納德在態度上變得冷漠起來。他用一種冷冷的、傲慢的眼神環視著周圍，與早上興高采烈的他簡直是判若兩人。彷彿所有這些人和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僅此而已。

挑釁已經開始要奏效了，而正是這件事吸引著伯納德朝道路走去。與那年輕人敵對的是一群各式各樣混雜的人，不過我最先看到的，是兩個正好站在路邊、西裝革履的男人——不知他們是商務人員還是律師。當年輕人經過時，這兩個人中的一個輕打了一下他的下巴。那不是真的動粗，而是在表示自己的蔑視。這位浪漫的革命者猛然走開，裝作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一位戴著裘皮帽子的老婦人尖叫著向他喊出長長的一句話，然後舉起一把雨傘。她身邊站著的男士阻止了她。年輕人將旗幟舉得更高。第二個律師模樣的人上前一步，揮拳擊向年輕人的耳朵。雖然這一拳沒有打正，不過足以讓年輕人打了個趔趄。他高傲地不去碰自己被拳頭擊中的半側腦袋，繼續他的遊行。這時伯納德正穿行到路的中間，我緊隨其後。

聽她這麼一說，我已經準備對這趟行程說不了。但在吃早飯時，從我們在廚房水槽邊放穩的那台攜帶型黑白小電視里，發出陣陣歡呼和吶喊聲，令我開始感到一種焦躁不安的興奮，一種在連日的家務生活之後產生的對冒險的渴求。電視里又爆發出一陣小規模的吶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被攔在足球決賽賽場看台外的小男孩。歷史正在發生，卻沒有我的份。

「要不是我曾經接受過科學的訓練，我想我可能會在黨內待得更久。實驗室里的工作比任何事都能讓你明白，歪曲事實來迎合理論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情。這甚至不是誠不誠實的問題。它存在於我們的本性之中——我們的觀念中充斥著我們自己的慾望。一次精心設計的實驗可以來防範它，但這一次卻早已失控了。幻想與現實撕裂著我。匈牙利事件是最後的底線。我崩潰了。」

「寫回憶錄本來就不是我的主意，去大肆描寫別人的性生活，就好像是在講一場該死的體育比賽似的。你以為到最後人生只剩下這些東西？到處干來干去？性|事的成功與失敗？一切就只是為了博眾人一笑？」

我放下包，跟著他進屋去，正好趕上看到他從廚桌里掏出房門鑰匙和護照。他把它們舉起來給我看，帶著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個忘了拿東西的人是我，而他應該受到祝賀。

「詹妮的第六根手指頭！」

我們繼續向前走著。我的心裏完全亂作一團，不知該如何向他道歉。我唯一的收斂反應是放低了聲音，故作通情達理的樣子。我們並肩走著，比剛才快了些。伯納德面無表情，這說明他的內心的情感正在洶湧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