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länder 'raus.」

「胡說。」伯納德對著我的另一隻耳朵小聲嘟囔著。「科學正在揭示的是一個閃耀著智慧之光的奇妙世界。我們沒必要僅僅因為不理解就去塑造神明。我們的探索才剛剛開始咧！」

真叫人難以置信，我想我從沒有見過這一幕，一個健壯的男人是不能這樣去打一個孩子的，而且這一巴掌的力道很猛，帶著成年人的那種仇恨。孩子的頭「啪」地一下側了過來，那一巴掌把他和他坐著的椅子幾乎推到了我的桌子旁。椅背先摔在地上裂開了，這使得男孩的頭沒有受傷。女招待向我們跑了過來，一邊還呼喚著奧里亞克夫人。我連想也沒想，自己就已經站了起來。一瞬間，我碰上了那位巴黎女士的目光。她一動不動，然後嚴肅地點點頭。女招待已經扶起了那孩子，坐在地板上，喘著氣發出長笛般悅耳的音調來安慰他。我記得她的聲音十分甜美，這時我已經來到了那個父親的餐桌邊。

小徑自羊圈後面升起，向北抬高，越過一道乾涸的溝壑，穿過叢生的胭脂櫟，然後在巴德拉澤巨大的岩石下面蜿蜒而上，通向高原。保持穩健的速度，只需要半個小時就能爬上去。在「拉扎克的喀斯」高原上，涼爽的微風在松林間穿梭，維蘇山峰的遠景盡收眼底，而在更遠方，四十英里之外的地中海泛出銀色的粼粼波光。我沿著一條沙土小徑穿過松林，經過露出地表、被風化為廢墟形狀的石灰岩石，然後走上了向泰德納羊圈延升的開闊平地。從那兒，我可以望見通向聖莫里斯-納瓦塞勒的幾小時高原路途的全景，其後不出一英里就是威斯河谷那巨大的裂隙。在它邊緣左側的某個地方，就是普魯納萊德巨石墓。

她兄弟說，只要所有的客人們都享用那份七十五法郎的菜單——湯、沙拉、兔肉和乳酪——而不期望其他選擇，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女孩也支持他的想法。奧里亞克夫人卻說，她想開的餐館不是這樣。這時我清了清嗓子，為我的打擾先道了歉。我說，我敢肯定，客人們知道旅舍今年這麼遲了還在營業后，只會感到高興，在這種情況下，預製的菜單會令人感到十分滿意。奧里亞克夫人不耐煩地噓了一聲，搖了搖頭，走出廚房——這表示她同意了，她的兄弟得意地攤開手掌。還需要做一個讓步——為了簡化工作，所有客人都要提早在七點半一起吃飯。我說，對我而言，這完全可以接受，於是廚師就讓那個女孩去通知其他客人了。

我的心裏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沒利用好那一個小時的等待時間。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猶豫著要不要再來最後一杯咖啡，享用最後一樣德國食品。我在書店裡四處瀏覽，最終卻連一份報紙也沒買，因為在前一天里，我已經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把它們都翻了個遍。我還有二十分鐘時間，夠我在候機樓里再慢慢溜達上一圈的。通常，當我在一座外國機場里等候轉機，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國的時候，我會抬頭去瀏覽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飛往倫敦的航班，來調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我注意到，現在指示牌上只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國際航班地圖上，柏林只是一個死氣沉沉的荒僻角落——這時，我對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記憶，被伯納德剛才所說的一些東西喚醒了。

「根本沒提到猶太人。看到了嗎？一切還是老樣子，而且還是官方認可的。」然後她又加了一句，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語：「黑狗。」

瓊立即打斷了他的話：「在歐洲，幾個世紀以來，正是教會讓學習的傳統不斷延續下去。還記得1954年我們在克呂尼的時候嗎，帶我們參觀圖書館的那個人……？」

那個聲音很平靜：「Monsieur. Je vous prie. Ça suffit.」（「先生，請您住手。夠了！」）

過了一會兒，受害者的慘景讓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只去想著那些迫害他們的人。我們穿行在這些棚屋中間。它們搭建得這麼好，經歷了這麼長的時間仍保持完整。從每一扇前門那裡，都有一條整潔乾淨的小徑連接我們走過的道路。在我們前方，棚屋群落一直延伸到很遠很遠，我無法看到它們排列的盡頭。而這還只是一排棚屋，只是集中營里的一部分；而這裏還只是一個集中營，與其他地方的集中營相比，規模還算是小的。我陷入了正邪顛倒的欽佩和陰鬱的驚訝反思中。勾勒出這番事業，規劃這些集中營，建設它們，如此處心積慮地布置、運作和維護它們，還要從城鎮和鄉村中徵集供它們消耗的活人燃料。如此巨大的精力，如此熱忱的奉獻。人們怎麼可以把它稱為一個失誤呢？

一陣尷尬的沉默。他們彷彿都在等我繼續說下去。接著我聽到伯納德開口了（或者是我在想象中讓他開口），他輕輕地對瓊、而不是對著我說：「那是不錯。但教會總想要控制科學，壟斷所有的知識，去證明上帝的存在。就拿伽利略來說吧……」

首先，要走一段下坡路，重返並穿越林木線，進入拉瓦克里。徒步走進和離開一座村莊有一種純粹的樂趣。看到其他人的生活被束縛在房子、人際和工作之中，而你自足、自給、自由，沒有任何財物和責任的負擔，這種空想可以短暫地停留。這是一種特有的愉快|感受，當你坐在汽車中穿過這個村莊、成為車流的一部分時，你是無法感受到這種快|感的。我決定不在酒吧逗留喝咖啡，而只是駐足細看了路對面的紀念碑，將它底座上的碑文抄進筆記本里。

我本打算就在這裏結束這部分回憶錄的章節，因為當我從巨石墓開始往回走時，我感到自己已經不再受到他們意識的困擾，可以提筆記述他們的生活了。但我必須簡要地敘述一下那天傍晚在旅舍餐館里發生的事情，因為它看上去像一出單單為我而上演的戲劇。不管受到多少扭曲，它是我以前密切關注的思緒和童年時的孤獨的體現，代表了一次凈化靈魂、驅除心魔的歷程。在這件事中，我是為了我的小外甥女莎莉、也是為了我自己而採取報復行動的。用瓊的話來說，這又是一次「鬧鬼」，而她自己也在現場看著我。我確實從她在那次磨難中表現出來的勇氣里汲取了力量，而那件事發生在一英裡外的地方，距今已經有四十三年了。或許瓊還會告訴我，我真正需要勇敢面對的邪惡就潛伏在我的內心中，因為在事件的最後，將我牢牢拴住、令我俯首帖耳的，竟是人們經常對狗呵斥的一句話。Ça suffit！

伯納德第二天早上飛往倫敦的航班，比我途經法蘭克福和巴黎飛往蒙彼利埃的航班只早一個小時。我已經安排了詹妮的一個弟弟去希思羅機場接他。伯納德顯得精神了一些。他撐著一根借來的拐杖（它看上去十分適合他），蹣跚著穿過泰格爾機場的候機樓大廳，用拐杖招呼來一個機場工作人員，提醒他不要忘記自己預訂過的輪椅。對方向他保證，輪椅會在機場登機口那裡等候他。

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吃完早飯後不久，我就拋開了所有的責任，從一切精神負擔中解脫出來。帶著一種逃學般輕鬆舒適的感覺，我套上旅遊鞋，找了一張大比例的地圖，往我的帆布背包里塞了一瓶水和兩隻橘子，然後沿著一條小徑出發了。

我吃完了兩隻橘子，像個小學生一樣在襯衫上擦了擦手。我打算沿峽谷邊緣的小路返回，可自從我上次來過以後，如今這條路上已經長滿了帶刺的灌木叢。走了一百碼后，我不得不返回了。我很惱火。我還以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可現在事實馬上就證明是我錯了。但我冷靜了下來，想起這條去聖莫里斯的路就是伯納德和瓊在那天晚上走過的。這是他們的路，而我的則不同——朝上走回舊農場，再回到大路上；如果我不得不從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中找到一種標誌，那麼這個會更適合我。

奧里亞克夫人帶來了麵包、水和冰鎮的幾乎難以下咽的紅酒。她走開后，那個男孩把頭埋得更低了，他將胳膊肘靠在桌子上，用手撐住腦袋。一眨眼間，他母親的手飛快地越過桌布，在他的前臂上九_九_藏_書重重打了一下，將它推開。那位父親正眯著眼透過煙霧望著上方，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沒有人說話。越過這個家庭，我能看到那位巴黎女士正定睛注視著房間里一個空曠的角落。男孩弓著身抵在椅子的靠背上，看著自己的腿，搓揉著胳膊。他的母親優雅地將煙灰彈在煙灰缸里。她看起來一點兒不像那種會打孩子的母親。她體態豐|滿，面色紅潤，有一張討人喜歡的圓臉，兩頰帶著像玩具娃娃臉上那樣的胭脂紅。她剛才的行為和母親似的外表很不相稱，顯得有些惡毒。眼前的這個家庭和它的糟糕狀況令我感到壓抑，而我卻無可奈何。如果村子里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吃飯，我會到那裡去的。

我試圖加入其中：「聽著，你們兩位。你們是在完全分離的兩個世界里，誰也犯不著誰。去證實或否定上帝的存在不關科學的事，去量化這個世界也不關精神的事！」

我們已經到了登機口。一個穿著鑲綴著飾帶的制服的男人把輪椅推到伯納德的身後，伯納德嘆了口氣，坐進了輪椅里。

「如果我是魔鬼，」伯納德說，「那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地獄可言了。」

在那段日子里，波蘭的茲羅提貶值到了極點，而美元則無所不能。花二十美元就可以找一輛計程車送我們去盧布林，如有必要還可以讓司機在城裡通宵等待，第二天再把我們送回來。我們成功地從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的眼皮底下溜了出來，沒有被發現。那個吻，那種感覺，那件非同一般的事實，以及對下一個親吻和伴隨其後的美妙圖景的嚮往，已經在過去的24小時里讓我如痴如醉。而現在，當我們穿過華沙城外景緻單調的郊區地帶，想到我們的目的地時，這個吻漸漸離我們遠去了。我們在拉達汽車的後座里遠遠分開坐著，交換著一些關於各自生活的基本情況。這時我才知道她是伯納德·崔曼的女兒，從電台節目和他所著的納賽爾傳記里，我隱約聽說過他的名字。詹妮談到了她父母的彼此疏遠和她與母親之間的艱難關係。她的母親獨自生活在法國的一塊窮鄉僻壤里，為尋求一種精神冥想的生活而拋棄了這個世界。第一次聽到瓊被提起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去會會她了。我告訴詹妮，我的父母在自己八歲時死於車禍，我和我的姐姐瓊還有外甥女莎莉一起長大，而對莎莉來說，我仍然就像一位父親，以及我對於親近別人的父母有多麼在行。我想甚至就在那個時候，我們還就我會如何討得詹妮那位易怒的母親的歡心開過玩笑。

在每處集合地點，在距我幾張座椅外的某個地方，我都能看見詹妮·崔曼。我的咽喉作痛，雙眼被通風不暢的房間里繚繞的煙霧熏得難受，整晚的熬夜和每日的宿醉令我頭暈噁心。我患了一場重感冒，還總是找不著紙巾擤鼻子，高燒一直不退。在去參加一個有關波蘭劇院行業的會議的途中，我難受地對著陰溝吐了出來，而附近排在領取麵包的隊伍里的婦女們還以為我是個醉鬼，紛紛對我投以厭惡的目光。我的感冒發燒、歡喜得意和折磨苦惱，與波蘭、詹妮還有那個洋洋自得、憤世嫉俗的小說家以及他的死黨們密不可分。這幫人令我鄙夷，而他們還熱衷於將我當成一伙人，把在他們看來我在當天的競賽中所處的位置揭個底朝天，在一旁煽風點火。

半個小時后，我第一個在餐廳里就座。現在我感到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客人，我還是一位內部人士，參与了旅館的內部事務。奧里亞克夫人這時候顯得心情很不錯，她親自為我拿來了麵包和啤酒。經過我們的交流確認，我知道1946年時她確實在這裏工作。雖然她已經理所當然地忘記了伯納德和瓊的那次來訪，但她確實曉得村長關於那些狗的故事。她答應我，等空閑一點的時候她會來講給我聽。第二個出現的是來自巴黎的女士。她三十齣頭的樣子，帶著一份憔悴的美麗，過度修飾過的臉上表情冷淡，就和某些法國女人一樣，對我來說過於古板和嚴肅了。她雙頰凹陷，有一雙如餓殍似的大眼睛，我猜她一向吃得很少。她「嗒嗒」地從瓷磚地板上走過，走進一個角落，在離我最遠的一張桌子上坐下了。她如此徹底地忽視了我這個唯一坐在房間里的人的存在，以至於給我留下相反的印象——她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做給我看的。我放下手上的書，心想這到底是事實，還是女人們有時會抱怨的男性幻想症。就在這時，那戶人家進來了。

他打斷了我的話。「關於那段生活和那個時代？那我就告訴你，你大可以把那些有關『與邪惡相遇』的胡說八道統統忘掉。全是些宗教的套話。不過，你要知道，是我告訴她丘吉爾的黑狗的故事的。你還記得嗎？他時常受到抑鬱症的困擾，便給它起了這麼個名字。我想他是從塞繆爾·約翰遜的書里找到這句措辭的。所以瓊的觀點是，如果一條狗代表了個人的抑鬱，那麼兩條狗就是一種文化的抑鬱，對文明而言，這是最為可怕的心態。說真的，這主意不壞。我也經常使用這種方法。在查理檢查站時我想起了它。你知道，事情並不是因為他的那面紅旗引起的。我想他們甚至根本就沒看見那面旗。他們當時喊的話你聽到了嗎？」

當我穿行在村子里的時候，平靜自足的情緒依然伴隨著我。我在椴樹旅舍的露天平台上喝了瓶啤酒，或許就坐在當年那對正處蜜月中的年輕夫婦吃午飯時聽村長講話的那張桌子前。我訂好了晚上過夜的房間，然後就再度出發，踏上通往巨石墓的一英里左右的路途。為了爭取時間，我沿著大路走去。在我右手邊幾百碼開外，就是峽谷的邊緣，被抬高的地勢遮住了。在我的左側和前方，延綿著喀斯高原崎嶇的風貌、堅硬幹裂的地表、山艾樹和電線杆。我經過普魯納萊德的那座廢舊農場，轉向走下右邊一條沙土小路，五分鐘后就來到了巨石墓前。放下背包后，我坐在巨大平整的墓石板上，剝開一隻橘子。午後的陽光並沒有將石頭曬暖。一路上，我刻意不去思考自己來這兒的目的，可現在等我到達這裏后，它們似乎已經夠明顯的了。我不願被動地成為我的兩位傳主之聲的受害者，而是來此追尋他們，重新塑造伯納德和瓊坐在這裏切開粗紅腸、弄碎乾麵包、越過峽谷向北凝望、遠眺未來的場景：我來這裏，是為了感受理解他們那一代人的樂觀情緒，是為了仔細分析並濾出瓊在經歷那次遭遇的前夜所產生的第一絲懷疑。我是希望捕捉他們在那持續一生的爭吵開始前真心相愛的情景。

第二天，伯納德一直呆在克羅茲堡區的公寓里，沒有出去。他躺在小卧室里的沙發上，面色陰鬱，只管盯著電視，一言不發。君特的一位醫生朋友前來為他那條受傷的腿作了檢查。雖然似乎沒有什麼大礙，但他還是建議伯納德在倫敦拍個X光片。臨近中午時，我出去溜達了一會兒。街道上一片狼藉，腳下到處是啤酒罐和摔碎的瓶子，熱狗攤位周圍扔滿了沾著芥末醬和番茄醬的紙餐巾。下午，趁伯納德在睡覺，我讀了些報紙，並把我們前一天的對話記錄了下來。到了晚上他還是不想說話，於是我又出去逛了一圈，還在本地的一家小酒吧里喝了點啤酒。節日的慶典又開始了，但我已經看得夠多了。一個小時內，我回到了公寓。十點半時，我們倆都睡著了。

「我們仁慈友愛的上帝啊，他會寬恕伯納德的……」

這種古老的螯肢動物可以追溯到大約六千萬年前的寒武紀時期。是一種天真、一種在後全新世時代中的絕望無知，把它們引進了新潮猿猴們的家裡。你能看見它們趴在毫無遮蔽的牆壁上，用過時的腳爪和毒刺可憐巴巴地抵禦揮舞的鞋子的重擊。我從廚房櫃檯上取下一隻沉重的木勺，只一下就打死了它。它掉在了地板上，我又用力地踩了一腳。我不得不繼續克制自己的不情願，去觸碰它的軀體曾經待過的地方。現在我想起來了，在幾年前，我們就是在這隻壁櫥里發現了一窩幼蝎。

當我給家裡打電話，向詹妮抱怨說自己都快要發瘋了的時候，她卻捧腹大笑，一點也不體諒我。

他的妻子從座位上站起身，對著那位女孩抱怨道：「你不明白，小姐。你只會讓事情更糟糕。那個孩子，他會尖叫，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總是這麼隨心所欲。」

「椴樹旅舍？那些狗是被訓練用來幹什麼的？這個例子真是再恰當不過了。村長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或者至少我們沒法知道這一點。但是瓊選擇相信了它，因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論。一個歪曲事實來迎合主觀意願的絕好例子。」

「伯納德的天真恰恰證明了他的邪惡。你當時也在柏林，傑里米。看看他和他的同類們以進步的名義在那裡乾的好事吧。」

「你的嘴巴？我會非常樂意幫你打爛它。」他把頭向門外猛地一抽。

在這裏，我根本沒有機會能和她單獨聊聊。我們整天陪著那些編輯、翻譯、記者、政府官員和團結工會的成員們坐在會議室和演講廳里，因為當時團結工會正處於蒸蒸日上的好時機，而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僅僅在幾個星期後，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就會將其取締。談話圍繞的主題只有一個：波蘭。它時刻縈繞在我們身邊，不停地擠壓著我們的頭腦，伴隨我們從一處昏暗髒亂、煙霧繚繞的房間來到另一處房間里。什麼是波蘭？什麼是團結工會？民主能繁榮嗎？會延續下去嗎？俄國人會不會入侵？波蘭屬於歐洲嗎？農民們怎麼辦？等待食品救濟的隊伍日益延長。政府歸咎於團結工會，而其他人則歸咎於政府。民眾在大街上示威遊行，防暴警察用警棍將他們驅散，大學生佔領了學校，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在通宵議論。以前我對波蘭的局勢從未考慮太多，可在一個星期內，就像其他所有人（不管是外國人還是波蘭人）一樣，我變成了一個狂熱的波蘭問題專家，即使沒有給出什麼解決方案，但至少也提出了許多方向正確的問題。我自己的政治見解被攪得一團糟。這些令我本能地感到欽佩的波蘭人促使我去擁護我正好最不信任的那群西方政客。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把反共言論和那些古怪的右派思想家聯繫在一起；而現在，這些言論都可以被人輕鬆地接受，因為在這裏，共產主義形成了一張特權、腐敗和合法暴力的巨大網路，成了一種精神疾病，製造了一連串滑稽可笑、子虛烏有的謊言，而且最為人所共知的是：它已經淪為了外國勢力佔領統治的工具。九-九-藏-書

我立刻意識到，驅使我下手的那股激|情和所謂報復、正義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對我自己感到驚駭萬分，便退了回去。

「去問我老媽吧。」

「即使沒有上帝，我們也可以相親相愛。非常感謝你。基督徒劫持了那個詞，我深惡痛絕。」

伯納德非常激動。「這個例子還真是管用啊！當然了，沒準會有某種形式的意識能夠跨越死亡的障礙，為了你的福祉而顯靈，你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你應該時刻讓心靈敞開，注意那些和時下的理論不符、被人忽視擯棄的各種現象。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兩方面都缺少根據的情況下，你為什麼直接得出了這麼激進的結論，而沒有去考慮其他更加簡單的可能性呢？你在屋子裡時常『感到瓊的存在』——這也就是說，這裏曾經是她的住處，仍然佔滿了她的物品，而且呆在這裏，尤其是在離開了一段時間以後、在你自己的家人還沒有擠滿房間的時候，你肯定會想起她來。也就是說，這種『存在』是你腦子裡的『存在』，被你自己投射到了這個環境裏面。如果考慮到我們對死者的敬畏，那麼你在黑暗中蹣跚穿過屋子時十分小心謹慎這一點就能夠理解。再從你當時的心理狀態來看，牆上的壁櫥看上去肯定會很嚇人——在黑暗中還有這麼一塊顏色更深的物體，不是嗎？以前你曾在那裡面發現了一窩蝎子，這段回憶深深地潛藏在你的腦子裡，所以在潛意識裡，你應該會考慮到這種可能：在這麼差的光線下，你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隻蝎子的形狀。接下來就是你的預感成真這個事實。哎呀，親愛的孩子！在法國的這塊土地上，蝎子隨處可見，為什麼就不能有一隻剛好趴在壁櫥上呢？再想想看，就算它在你手上蜇了一口，那又怎麼樣？毒液很容易吸出來，你頂多疼痛和不舒服上那麼一兩天——那畢竟又不是一隻黑蝎子，憑什麼要讓鬼魂從墳墓里爬出來現身，讓你避免這麼微小的傷害呢？要是死人所能關心到的只有這些，那他們為何不去阻止每天在人世間發生的數百萬樁悲劇呢？」

奧里亞克夫人沒有出現。又一次，我沒做任何決定和計劃，就把自己攪和了進去。那個男人已經點好了煙。讓我略感輕鬆的是，他的雙手在發抖。他沒有朝我看上一眼。我顫抖著聲音開口了，說出的話語很清晰，意思基本準確能讓人聽懂，但事實上說得不夠地道，不像詹妮表達的那樣純熟。說起法語時，我覺得自己的感情和口氣都變得莊重肅穆，就像在台上進行表演；而且站在那裡，我突然有種宏偉高尚的感覺，覺得自己就像那些無名的法國市民，平時默默無聞的他們在國家變革的歷史時期中突然湧現，站在世人面前，臨時發表了那些將永載史冊的驚人語錄。我這是在發表網球場宣言嗎？我是在富瓦咖啡館振臂高呼的德穆蘭嗎？實際上，我說的話的字面意思就是：「先生，像你這樣毆打一個孩子實在令人作嘔。你是個禽獸，禽獸，先生！你敢不敢和有你這塊頭的人打上一場？因為我很想打爛我的嘴巴！」

我們又遇到了那些小學生，跟在他們後面進入那幢立有一根煙囪的磚砌建築。和其他人一樣，我們也注意到了寫在焚屍爐爐門上的建造者的名稱。一份特殊的訂單被迅速地完成了。我們看到一隻裝有氰化物齊克隆-B的舊容器，是由達格希公司供應的。在我們出去的路上，詹妮在一個小時里第一次開口了，她告訴我，在1943年11月的一天，德國當局用機槍屠殺了36000名盧布林的猶太人。他們讓受害者躺在巨大的墳墓里，然後在揚聲器放大的舞曲聲中屠殺了他們。我們又談到了大門外的那塊標示牌和上面的遺漏。

我在黑暗中肯定站了有五分鐘之久。有那麼一刻，我曾幾乎要大步上前，把配電盒的盒門猛然拉開。但是在這種想法產生、大腦傳達指令到大腿的那一刻，腿卻不聽使喚。我知道，如果現在轉身離開廚房，那我今晚肯定再也不能回來了。因此我依然站在原地，直到我想起廚房裡的那個抽屜，還有我為什麼差點把它打開：本來應該放在前門邊的蠟燭和火柴可能在裏面。我的手沿著桌子往回滑動，摸到了抽屜，在修枝剪、圖釘和細線中間摸索翻找著。

我穿過街道，跟著那位巴黎女士走進屋裡。在我們等待警察和救護車到來的時間里，奧里亞克夫人用一卷縐紗繃帶包紮了我的手，還走到吧台後面給我倒了一杯白蘭地。在冰箱的最底層，她為那個男孩找到了夏天剩下的最後一盒冰淇淋。男孩仍然坐在地上，處於恢復當中，那位年輕漂亮的女招待用母親般的懷抱摟住了他。必須指出，她面帶欣喜，沉浸在深深的幸福里。

當我們朝登機口方向走去時，我說：「伯納德，我想問你一些關於瓊的狗的事——」

我們離開了集中營，走回盧布林。我第一次覺得它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它逃過了戰爭的摧殘和ｈtｔps://rｅad•９９csw•cｏｍ戰後的重建（正是戰後重建讓華沙失去了原來的風貌）。我們正走在一條鵝卵石鋪就的濕漉漉的陡坡街道上，在冬季落日那美好的橙色餘暉的映照下，鵝卵石都變成了金色。我們就像是從長期的監禁中被釋放出來一樣，對於重新成為這個世界、成為盧布林平穩的交通高峰里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感到興奮。不知不覺中，詹妮挽住了我的手臂，拎著照相機的皮帶輕輕甩動，對我講起她的一個去倫敦學廚藝的波蘭朋友的故事。我已經說過，在性和愛情方面我一直諱莫如深，對誘惑一向輕車熟路的是我的姐姐。但在這一天，從自我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我，卻一反常態地幹了一樁漂亮事兒。我在詹妮講到一半的時候打斷了她，親吻了她，接著我還告訴她，她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在這天餘下的時間里，我只想和她做|愛。她用那雙碧綠的明眸盯著我的眼睛，然後揚起手臂，剎那間我還以為她要扇我的耳光。然而她指向了街對面的一扇上方掛著褪色招牌的小門。我們踏過金色的街道去了維斯瓦旅館。我們遣走了計程車司機，在那裡呆了三天。十個月後，我們結婚了。

劃下第一根火柴后，一小截不到兩英寸長的蠟燭頭被點亮了。我向配電盒壁櫥靠近，它的陰影在牆上跳動。看上去有點不對勁：櫥門上的小木把變得更長、更華麗了，角度也有了新的變化。我靠近它，離著只有兩英尺了，這時那裝飾品的外形變成了一隻蝎子，又肥又黃，毒鉗沿著對角線方向傾斜地彎曲著，而它那結實而分節的尾巴正好遮擋在下面的把手上。

「受誰的懲罰？」

我突然想起了什麼。「你剛才說到狗是什麼意思？」

他們一共有三個人，丈夫、妻子，還有一個七八歲大的男孩，全保持著沉默，家庭關係明顯緊張。他們穿過更為安靜的餐廳，然後在和我相隔一張桌子的地方坐下來。他們坐下時，椅子在地板上發出一陣很響的刮擦聲。作為一家之主，那個男人將他那刺有文身的前臂搭在桌上，環顧四周。他首先朝巴黎女士的方向看去，她沒有（或許也不願）將視線從菜單上抬起來，然後他的目光遇上了我的。儘管我向他點點頭，卻沒有得到回應。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後對他的妻子小聲說了幾句，她從手提包里拿出一包高盧煙和一隻打火機。這對父母點香煙的時候，我看著那個男孩，他獨自坐在桌子一邊。我有一種感覺：幾分鐘前，在餐廳外面發生過一次爭吵，這個男孩因為他的某些不良舉止而受到了懲戒。他無精打采地坐在那兒，也許正悶悶不樂，左手垂在身體一側，右手則擺弄著餐具。

我吃完了我的兔肉，而那家人還正在吃沙拉。幾分鐘里，唯一能聽見的聲音就是餐具刮擦盤子的聲音。這樣子可沒法讀書，於是我越過書頂靜靜地觀望著。那父親撕下幾小塊麵包，在盤子里旋轉，將最後一點醋醬都蹭乾淨了。他每吃一小口都要低下頭，彷彿拿食物的那隻手不屬於他自己。男孩吃完后，將盤子推到一邊，用手背輕輕擦了下嘴。這看上去像是一個心不在焉的動作，因為這男孩是個挑食的孩子，而且就我所見，他的嘴唇上並沒有沾任何食物殘屑。但我是一個局外人，另外這個動作或許是一份挑釁，一種長期延續的對抗反應。他的父親很快小聲嘟噥了些什麼，其中包括「餐巾」這個詞。那個母親已經停了下來，密切地注意著事態。男孩從腿上拿起餐巾，並沒有擦嘴，而是小心地按在一邊臉頰上，然後是另一邊。對於一個這麼年幼的孩子來說，他這樣做只不過是自然地想去做一件正確的事。但他的父親卻不這麼想，他傾身越過空沙拉碗，重重地在男孩的鎖骨下面推了一把。這一推將男孩從他的椅子里摔到了地板上。那個母親從椅子里半探起身，抓住了他的胳膊。她想在他嚎啕大哭前抓住他，並且保住在餐廳里應有的禮儀。那孩子被弄得暈頭轉向，而她還在一邊嘶聲警告他「閉嘴！閉嘴」。她沒有離開座位，就已經成功地將他拖回了椅子上，而她丈夫則用腳很巧妙地把椅子扶正。這對夫婦明顯配合得十分默契。他們似乎相信，由於沒有站起身來，他們已經成功地避免了一個不愉快的場景。男孩回到了座位里，輕輕地啜泣。他的母親用一根僵直的食指豎在他面前以示警告，直到他完全安靜下來為止。然後她放下了她的手，眼睛還一直盯著他。

「這些虔誠的一神論者啊！在他們的信仰里，帶有那麼多的吝嗇、狹隘、無知和殘忍……」

我跟著他走過空蕩蕩的餐桌。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我們正在向門外走去。一股不計後果的興奮激|情讓我的腳步輕飄飄的，似乎在餐館的地板上跳起了搖擺舞。走出門去的時候，我要挑戰的這個男人把彈簧門反摔在我的身上。他走在前面帶路，穿過渺無人跡的街道，在立在一盞路燈下的一個加油泵前停住。他轉過身來對著我，擺好架勢，但是我已經打好主意，就在他舉起手臂的時候，我的拳頭已經帶著我全身的力量向他臉上揮去。我正好重重地打在了他的鼻子上，這一擊力量太大，打得他的骨頭咔嚓作響。我感到我的指關節某處「叭」的一聲折斷了。他被我打暈了，但人還沒有倒下，這一刻讓我感到心滿意足。他的胳膊垂在身體兩側，人就站在那兒看著我。我用左拳又照著他的臉、喉嚨和肚子揍了一下、兩下、三下，直到他癱倒在地上。我向後抬起腳，這時，要不是我聽見了一個聲音，我想我恐怕已經把他給跺死了。我轉過身，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站在路對面燈光照亮的門口前。

來到波蘭后的第二周剛剛開始，詹妮就讓我大吃一驚：她請我陪她前往一百英里以外的盧布林。她想參觀一下馬伊達內克集中營，幫她的一位正在著書的朋友拍些照片。三年前，當我還是一名電視台研究員的時候，我曾經去過貝爾森，併發誓再也不去第二個集中營了。第一次參觀是一種必要的教育，第二次再去就成病態了。而現在，這位如幽靈般蒼白的女子正在邀請我故地重遊。那時我們剛吃完早飯，正站在我的房間外面。當天的第一個活動安排我們已經遲到了，而且她看上去想儘快得到一個答覆。她解釋說自己以前從未參觀過集中營，所以她想和別人一起去，而這個人應該能被她看作是自己的朋友。當她說出「朋友」這最後兩個字時，她用手指輕輕觸碰了我的手背。這一觸涼涼的。我抓起她的手，然後，由於她心甘情願地向我靠近了一步，我便親吻了她。在陰暗昏沉、空蕩無人的賓館走廊里，那是一個長長的吻。門把手轉動的響聲讓我們停了下來，我對她說我很樂意陪她去。然後有人從樓梯上叫我。此後我們一直沒有時間再說話，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們安排坐計程車過去。

這句口誤讓這個男人鬆懈下來。他把椅子推離餐桌，抬起頭衝著我笑了笑。他看見一個中等身材、臉色蒼白的英國人，手上還緊緊攥著餐巾。對這樣一個傢伙，一個在粗壯的雙臂上都刺有雙蛇杖文身的男人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整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不過在我回到椴樹旅舍后的某段時間里（要麼是我坐在酒吧里喝著一瓶茴香開胃酒的時候，要麼是在半個小時后，當我為了找一塊肥皂而從我的房間里走下來的時候），我得知了旅舍的老闆是莫妮卡·奧里亞克夫人，這個名字讓我想起自己在筆記本里見過。她當然就是那位曾經照顧過瓊的奧里亞克夫人的女兒，而且在村長講他的故事時端上午餐的那個女孩子可能也是她。我想我要問她一些問題，看她對那件事記得多少。但酒吧里突然變得空蕩蕩的，餐廳里也一個人都沒有。我可以聽到廚房裡有人在說話。想到這家旅舍空間不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我的擅自闖入提供點借口，我便推開了疤痕累累的彈簧門，走進廚房。

瓊很不耐煩。「你怎麼能假裝懷疑擺在眼前的事實呢？你怎麼能這麼固執，傑里米？從一踏進屋裡開始，你就感應到了我的存在。你預感到了危險，接著事實也證明了，如果你沒有理會你的預感，你就會被狠狠地蜇上一口。是我警告了你，保護了你，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還準備繼續煞費苦心地去維護你的懷疑精神的話，那你就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傢伙，而我當初就不應該現身去保護你。理性主義是一種盲目的信仰。傑里米，你怎麼能指望去理解這一切呢？」

「德國rｅaｄ.９9ｃｓｗ.cｏm人幫了他們的忙。即使這裏已經沒有猶太人了，人們仍然恨他們。」詹妮說。

我沿著一條小路離開村莊，踏上了一條向北延至峽谷的迷人小徑。自從我來到這裏以後，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心滿意足，覺得自己對這片荒僻的法國土地往昔的眷戀已經完全恢復。瓊和伯納德讓人不得安寧的爭吵聲，現在已漸漸聽不到了，柏林之行帶來的興奮不安也已平息下來，彷彿我後頸上無數條細小的肌肉都慢慢舒緩開來，開闢出一個平靜而廣闊的心靈空間，來映襯我正在走過的這片廣袤的景緻。一如我高興時偶爾會做的那樣，我回想起我的整個生活方式，回想起自我八歲時直到在馬伊達內克的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故事，以及我是如何從生活中解放出來的。千里之外，在數百萬房屋中的一所房子之中或附近，有屬於我的族群——詹妮和我們的四個孩子。我有了歸屬，我的生命之樹紮下了根基，並且枝繁葉茂。小徑平坦，我保持著穩健的步伐。我的思路開始明晰，知道該怎樣為那本回憶錄安排素材了。我想到了我的工作，想到我會怎樣改變我的辦公室的布局，讓在那裡工作的人們受益。在我前往聖莫里斯的路上，這些想法和其他與之相關的計劃佔據了我的全部頭腦。

「但那不是我要問你的問題。」我說。「我昨天在看自己以前留下的筆記。我上一次見到瓊的時候，她要我問你，關於那兩條狗，聖莫里斯-納瓦塞勒的村長都說了些什麼，那天下午你們正在小餐館里吃午飯……」

我把手直伸在臉的前面，摸索著穿過了客廳。四周彌散著一股甜美的氣息，我把它和瓊聯繫在了一起。這股香味是從她大批量購入的薰衣草香皂上散發出來的。她留下的這筆儲備我們連一半都還沒用完。我繼續摸索著穿過了起居室，打開了通往廚房的門。這裏的空氣中有股金屬和淡淡的液化氣混合的味道。保險絲盒和電源開關在房間遠端牆上的一個壁櫥里。即使在這樣的黑暗中，我也能看見前面的壁櫥，顯得像一塊顏色更深的補丁。在我繞過廚房餐桌的時候，那種我正被人監視的感覺更加強烈了。我的表皮好像變成了一種感應器官，對黑暗和空氣中的每個分子都會過敏。我裸|露的胳膊正感受到一種威脅。有什麼東西在靠近，廚房也感覺變得不一樣了。我正在朝錯誤的方向移動。我想折回去，但那樣做會顯得很可笑。汽車太小了，容不下我在裏面過夜。離這裏最近的賓館也有25英里遠，而且現在已經快到午夜了。

這些話語持續不斷，時刻縈繞在我的身旁，開始令我感到苦惱。第二天，當我在果園裡給桃樹修剪枝條的時候，瓊說，我正在修剪的這些樹木和它們的美麗外表都出自上帝的創造。伯納德則說，我們已經對桃樹和其他樹種的進化歷程了解甚多，科學的解釋根本不需要上帝！在我劈砍柴木、疏通溝渠、打掃房間的時候，兩人在那裡針鋒相對，唇槍舌劍，就如同一隻趕不走的雄蜂似的在我身邊打轉，嗡嗡作響。即使我努力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這番爭論仍在持續。就算我去傾聽，也學不到任何東西。每一次提出的觀點都會推翻前一次提出的，或者被后一次提出的觀點所推倒。這是一種自我否定式的辯論，一種和零不斷相乘的荒謬運算，而我根本無法讓它停止。當我做完所有的工作、坐在廚房的餐桌前翻開為撰寫回憶錄所做的筆記時，我岳父母的聲音又提高了。

「他們的話根本沒有意義，就是在不斷地重複打轉啊。」

「可是伯納德，」我問，「那個故事是什麼？他說那些狗是被訓練用來幹什麼的？」

「黑狗。那是一個家族典故，來自我的母親。」她剛想進一步做點解釋，卻又改變了主意。

「要是我的某些部分不存在，那你現在怎麼還能聽見我說話？」

「你想聽他們的故事。你鼓勵他們，討好他們。現在你得到了，全是些喋喋不休的爭吵。」說到這裏，她不禁又大笑了起來，過了好一陣子才停住。接著她問我，為什麼不把他們說的話都記下來。

我又灌下了一杯酒。一個家庭就佔據著一塊神聖的私人空間，四周立起了假想的高牆。在這些可見的高牆內，每個家庭對其成員都有自身的準則。女孩走上前來，清理了我的桌子。然後她又折回來，在那家人面前取走了沙拉碗，換上乾淨的盤子。我想我理解剛剛發生在男孩身上的一切。當餐桌已經為下一道菜準備好、燉兔肉被端上來的時候，他開始哭泣；在受到剛才的羞辱之後，在女招待來回走動的這段時間里，生活還在像平常沒事一樣地繼續著。他感到了徹底的孤獨，他無法抑制自己的絕望。

在我面前，有個柳條籃擺在一張桌子上，裏面疊著一堆沾有血跡的皮毛。在廚房的盡頭，一場風波正在上演。奧里亞克夫人和她的廚師兄弟，還有一個兼做服務員和招待的女孩，他們都扭頭瞥了我一眼，然後又繼續相互鬥嘴。我站在火爐旁邊等待，爐子上正燉著一鍋湯。半分鐘過去了，如果不是我開始意識到這段爭執和我有關，我大概已經悄悄溜掉，等過些時候再來了。這家旅舍本來是要關門歇業的。由於女孩讓那位從英國來的先生住下了（奧里亞克夫人朝我揮了揮手背作為示意），奧里亞克夫人要照以往的規矩把兩個房間留給一戶家庭，而現在又有一位從巴黎來的女士抵達——那麼，現在大家都吃什麼呢？況且他們的人手也不夠。

伯納德搖了搖頭。「下次再說吧。親愛的孩子，謝謝你能過來陪我。」然後他舉起橡皮頭的拐杖，一是向我致意，另外也是給乘務員一個信號。乘務員簡單地向我點了點頭，就推著他的乘客離開了。

燈亮了，那台五十年代的圓冰箱猛地一顫，重新開始發出熟悉的嘎嘎哀嘆。我急於不去回想自己的這段經歷。我把行李拿進屋裡，鋪好床，煎好了魚，把亞特·佩珀的老唱片放到最大音量，還喝了半瓶酒。凌晨三點，我很快沉睡過去。第二天我便開始著手整理房子，為我們十二月的假日做準備。我從工作清單上的第一項開始，先花了幾個小時維修屋頂，上面有許多瓦片在九月的一場風暴中被刮掉了。剩下的時間里我都在屋子四周忙活。氣候溫暖，臨近傍晚時分，我把吊床掛在瓊最喜歡的地方——那棵檉柳樹下。躺在這裏，我能看見金色的陽光鋪灑在伸向聖普里瓦的峽谷中，在更遠方，一輪冬日低低地懸在環繞洛代沃四周的山脈上。一整天里我都在回想自己受到的驚嚇。當我在屋子四周幹活的時候，兩個模糊不清的聲音一直纏著我。現在，當我伸開四肢躺在吊床上、身邊放著一壺茶水的時候，它們變得更加清晰了。

1981年10月，受波蘭政府邀請，我作為一名非政府組織文化代表團的成員來到了波蘭。那時我在一家小有名氣的地方劇團里擔任主管。同行者中還有一位小說家、一名文化藝術記者、一位翻譯和兩三位文化官員。詹妮·崔曼是代表團里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點設在巴黎、資金來自布魯塞爾的機構派來的代表。由於她人長得漂亮，態度又顯得相當尖刻，這使得她招來了其他一些人的敵意，尤其是那位小說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對他的盛名無動於衷，這激起了他的憤怒。於是他便邀記者和一位官員下了筆賭注，看誰能第一個「採下」她這朵鮮花。大意就是，這位膚色白皙、點點雀斑、眼眸碧綠、紅髮稠密的崔曼小姐，還有她那隨身攜帶的記事簿和一口流利的法語，必須讓她安分守己。在正式訪問中那無可迴避的乏味時光里，我們經常坐在賓館的酒吧里喝酒，小聲地嘀咕。這樣做的效果很糟。即使只是和這位女子（很快我就發現，她那凌厲的作風不過是為了掩飾她的緊張）打個招呼，交換隻言片語，也會招致其他人在背地裡互碰臂肘，眨眼示意，事後還問我是不是也「加入了競賽」。

「這個世界里有上帝！」瓊說道，「還有魔鬼！」

「呸！」我聽見瓊在說。「你怎麼知道我們到底阻止沒有？無論怎樣你都不會相信的。我在柏林保護了伯納德，昨晚又保護了你，因為我想讓你知道一些事情。我想讓你知道，對這個由上帝創造、充滿神跡的世界，你是何等的無知。然而對一個懷疑論者來說，任何證據都可以被歪曲，用來迎合他自己那些單調渺小的計劃……」

「外國佬滾出去。柏林牆倒了，大家都在街上載歌載舞，可遲早……」

然而，在五個小時的步行過後，我已別無他念。我內心平衡，目的明確，無意去想鬼魂的事。我的腦子裡依然裝滿了自己的計劃和方案。我再也不想被鬼魂糾纏。那些聲音確實已經消失了；這裏，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十一月的太陽低懸在我右側的天際邊，照亮了遠方懸崖峭壁上的嶙峋陰影。除了我在這個地方得到的愉悅本身，還有曾經和伯納德以及我們的孩子們在這裏舉辦家庭野餐的回憶（那時，我們把這塊大石板當作餐桌）之外，我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

裝有電源開關的深黑色壁櫥形狀模糊，離我約有二十碼遠，我用手沿著廚房餐桌的邊緣摸索，引導著自己朝它走過去。自從童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懼怕過黑暗。像動畫片里的卡通人物那樣，我輕聲地哼九_九_藏_書了起來，心裏並沒有因此而放鬆。我的腦子裡沒有一段完整的旋律，胡亂湊在一起的音符聽上去很傻。我的聲音聽起來很微弱。要是受到什麼傷害那也算我活該。那個念頭又一次出現在我的腦海里，這回更加清晰了：所有需要我做的就是離開這裏。我的手撫過一個又圓又硬的東西。那是連在餐桌抽屜上的把手。我差點要拉開它，但我還是決定不要那樣做。我鼓起勇氣繼續前進，直到離開了餐桌。牆上的那塊黑影顏色如此之深，在我眼前跳動起來。它隱約有個中心，卻沒有清晰的輪廓。我抬起手伸向它，就在這時，我的勇氣全部耗盡了。我不敢去碰它。我後退一步，猶豫不決地站在原地。我的理智在催促我快點行動，打開電源，在明亮的人造光線下看看這一如既往持續著的平常環境；而我那單純的迷信恐懼比渴望看到平常生活還要強烈。我被夾在兩者中間，開始不知所措了。

在我倒出奧里亞克夫人又稀薄又酸澀的紅酒時，我自己的手都顫抖了。我大口喝光了杯里的酒，感到喉嚨里一陣緊縮。他們甚至不允許男孩哭出聲，這比讓他摔倒在地上的那一推更叫我感到心寒。這個孩子的孤獨寂寞揪起了我的心。我記起在我的父母去世后，我是何等孤獨，那種絕望是何等難以傾訴，而我對這個世界是怎樣地不抱任何期望。對這個男孩來說，這個世界是多麼糟糕啊。有誰能夠幫助他呢？我環顧四周。那個獨自坐著的女人將頭轉向了一邊，但她笨手笨腳點煙的動作說明她看到了這一切。在餐廳盡頭的碗櫥旁邊，站著那個年輕的女孩，她正等著換下我們的盤子。法國人向來對孩子是十分和藹和寬容的。顯然會有人說些什麼。會有人干預的，但那個人不是我。

開始他只是身體顫抖，一邊還想控制住自己，然後他崩潰了，發出一陣令人難受的尖細響聲，聲音慢慢變大，儘管他母親的手指又豎了起來。接著，這聲音變得更響，發展成了嚎啕聲，隨後是一下用力抽鼻子的絕望啜泣。他的父親放下了正準備點燃的煙，停了一會兒，想看看接下去會發生什麼。當孩子的哭聲再度響起的時候，這個男人狠狠地在桌子上面揮過手臂，用手背一巴掌抽中了男孩的臉。

我打開前門，眼前如同立著一堵黑壓壓的厚牆。然後我摸索著走進屋，朝一個架子走去，以前我們總想記著在上面放根蠟燭和一盒火柴。架子上什麼也沒有。我站在原地，側耳傾聽。不管我對自己說多少理智的話，我始終無法擺脫這個念頭：一個女人在一所房子里花費那麼多年的時間，全心獻身於對永恆的思考，那麼在這座房屋中，本來就應該存在著某種微妙的發散物，一張由意識結成的蛛絲般輕薄的網路，它已經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我不能鼓起勇氣大聲喊出瓊的名字，可這正是我想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召喚她，而是把她趕走。相反，我大聲地清了清嗓子，陽剛的聲音裡帶著一絲狐疑。等電燈全都亮起來、收音機里開始傳出聲音、我從路邊小攤上買來的小銀魚在瓊的橄欖油里烹炸的時候，鬼魂們都會退到陰影里去。白天里的日光也會對我有幫助，但還要經過幾天時間，要度過一兩個心神不寧的夜晚，這所房子才會真正歸我所有。想要馬上重新佔有羊圈，你得帶著孩子們一起回來。當他們重新拾起被遺忘的遊戲和計劃時，當他們的歡笑聲和爭雙層床位的吵鬧聲響起時，鬼魂會優雅地在生者的活力面前退縮，你便可以無憂無慮地轉遍屋子裡的每個角落，包括瓊的卧室或是她的老書房，腦子裡什麼雜念也不會有。

在我那不太可靠的記憶里，華沙和盧布林之間的波蘭是一片廣袤無垠、供人開墾的黑褐色田野，一條兩旁連一棵樹也沒有的筆直道路橫越其中。我們抵達目的地時，天正下著小雪。我們聽從了波蘭朋友們的建議，在盧布林市中心下了車，從那裡步行前進。以前我不知道，這座城市和集中營竟然距離如此之近：盧布林和馬伊達內克，它們緊挨在一起，就像物質與反物質，而正是這座集中營吞噬了佔全城總人口四分之三的所有猶太人。我們在集中營大門外駐足，讀著一塊標示牌上的文字，上面寫道，有數十萬計的波蘭人、立陶宛人、俄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死在這裏。四周一片寂靜，渺無人跡。有那麼一剎那，我心生猶豫，不想進去。詹妮的低聲耳語讓我心裏一驚。

我開著從蒙彼利埃機場租來的汽車，在漆黑的房屋前停了下來。然後我下了車，在果園裡站了一會兒，仰望十一月的星空，克服心裏那種不情願進屋去的感覺。重返被閑置了數月或即使只有幾個星期之久的羊圈，從來都不是什麼愉快的經歷。漫長的夏季假日行將結束，在九月初一個喧鬧的早晨，我們一家人亂鬨哄地離開了這裏。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人來過。孩子們回蕩在空氣中的最後一縷聲音也消散在了古老石塊的靜寂中。羊圈重新陷入了對未來遙遠的展望——不是短短的幾周假期，也不是孩子們成長的歲月，也不是今後將繼續擁有它的數十年光景，而是好幾個世紀，鄉下里的好幾個世紀。儘管我並不真的相信會有這種事情，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在我們離開的這段日子里，從屋裡的傢具、廚房裡的鍋碗瓢盆、房間里的掛畫，到封面微微捲起的雜誌、浴室牆上那塊澳洲形狀的陳舊污跡，一直到掛在門后沒人捨得扔掉的園丁便服——因為瓊常穿它，那件衣服上已經隱約顯露出她的輪廓——瓊的魂魄會以怎樣的方式去重新奪回它們，再次聲明她對這些物品的所有權。離開這裏一段時間后，屋子裡所有物品間的位置都在記憶中發生了變化，產生了傾斜，如膠片般被時光沖洗成淡淡的棕褐色，或是比這種顏色更加濃重的色彩。還有聲音——鑰匙在鎖孔中的第一圈轉動——產生一種在聽覺上發生微妙變化、超過了聽覺範圍的死寂回聲，暗示著某種幾乎正在回應中的無形存在。詹妮一向討厭打開這扇房門。在夜晚打開它就更加困難了：四十多年來，這棟房子一直在零零碎碎的不停擴建和變化之中，現在開啟電源的配電盒已經不在前門旁邊了。你得一直穿過起居室和廚房才能找到它，而今晚我還忘了帶手電筒。

「你什麼也沒聽見，親愛的孩子。你正在憑空虛構我們的存在，根據你對我們的了解推測我們的對話。這兒除了你根本沒有別人。」

「那就是我一直在告訴你的情況，可你就是聽不進去。現在看你受到懲罰了吧，誰叫你自己把他們招惹來了呢。」

我把伯納德的包遞給乘務員，他把包放到輪椅後面裝好，然後站起身來，將手放在推輪椅的位置上，等待我們結束談話。伯納德朝後靠過身去，把拐杖橫放在大腿上。我的岳父居然能對他現在的衰弱狀態泰然處之，這讓我感到困惑不安。

最後這兩個字沒有引起我的注意。而詹妮其他的那些話，即使不去考慮在修辭上的誇張，其中殘存的真實對我而言，也足以把馬伊達內克從一座紀念碑、從一種民眾為了對抗遺忘而採取的令人肅然起敬的手段，在轉瞬之間，變成一種空想的頑疾和現世的危機，一種令人幾乎難以察覺的對邪惡的縱容默許。我挽住詹妮的手臂，我們繼續向集中營里走去，經過外層的鐵絲網圍欄和警衛室。警衛室現在還有人用，門階上立著滿滿的兩瓶牛奶。集中營里異常整潔，鋪上了一英尺厚的新雪。我們穿過一片無人地帶，雙臂都垂在身旁。前方就是監視塔、搭在樁柱上的屋頂坡面陡峭的低矮棚屋以及搖搖欲墜的木梯；它們在兩道內部圍欄之間構成了一道供人俯瞰的風景。四處都是棚屋，比我想象的更狹長、更低矮、數量更加龐大，充塞著我們的視野。在棚屋后的遠方，那座如一艘髒兮兮的、只有一根煙囪的不定期貨船的建築，就是焚屍爐，正自由地在橙白色天空映襯的背景上浮動。一小時里我們什麼話也沒說。詹妮讀著朋友給她的指示，拍下照片。我們跟在一隊小學生後面，進入一間小棚屋，看到屋內的鐵籠里塞滿了鞋子，有成千上萬隻那麼多，就像被晒乾的水果一樣壓平捲曲著。在另一間棚屋裡，鞋子更多，而在第三間里，難以置信的是，數量還要多，已經不用籠子來裝了，而是成千地鋪散在地板上。我看見一隻釘有平頭釘的靴子，旁邊是一隻嬰兒鞋，鞋子上溫順的小羊羔圖案仍然從塵埃中顯露出來。生命變成了廉價的貨品。如此龐大的規模，那些可以輕易說出口的數字——幾萬，幾十萬，上百萬——將幻想中人類高尚的同情心和對苦難的合理掌握統統否定，陰險地將人們誘向迫害者們設定的前提：生命是廉價的，不過是堆在一起接受檢查的廢物。當我們繼續向前走的時候，我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沒有人需要去被釋放或是餵食。我們只是像遊客一樣在這裏閑逛。要麼你來到這裏，感到絕望，要麼你把手更深地插|進口袋裡，緊攥住帶著體溫的零幣，發覺你已經離噩夢的製造者們又近了一步。這是我們無法逃避的恥辱，我們共同承擔的悲慘境遇。我們處在另一邊，我們在這裏自由地走動，就像從前集中營的司令官或是他的政治領導人所做的一樣，四處看來看去，心裏對出去的路很清楚，並且完全確定下一頓飯正等待著我們。

更讓我惱火的是，在某種意義上，僅僅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加入了。抵達華沙后沒幾天，我就被擊倒了，害起了相思病，陷入了一種老套而無可救藥的境地，而這對愉快的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來說，則是一種滑稽可笑的併發症。每天吃早餐時，第一眼看到她穿過賓館餐廳朝我們的餐桌走來，總會讓我感到一陣痛苦的胸悶，胃裡變得空蕩蕩的，感覺直往下墜。這樣一來，當她來到餐桌前時，我既不能裝作沒看見她，也不能若無其事地向她問好，否則會把我的真情實感暴露出來。餐桌上煮老的雞蛋和黑麵包我一直沒有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