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容忍我發動了四輪反共戰役。我的興趣擴展到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納博科夫的《庶出的標誌》以及米沃什那部優美動人的專著《被禁錮的頭腦》。還有，我覺得我才是天底下第一個讀懂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人。可我的心始終與我的初戀——亞歷山大同在。那如東正教堂穹頂般隆起的額頭，那宛若鄉間牧師般的倒三角鬍鬚，那令人生畏的、打著古拉格烙印的威儀，還有他那頑固不化、不為政客所動的脾氣。即便是他的宗教信仰也沒能嚇住我。儘管他說人們已經忘卻了上帝，我還是原諒了他。他就是上帝。誰能與之匹敵？有誰能否認他的諾貝爾獎實至名歸？凝視著他的肖像，我有多想當他的情人啊。我會像母親對待父親那樣侍奉他。把他的襪子裝在盒子里？我會幹脆跪下來洗他的腳。用我的舌頭！

然而，我不明白，在母親貌似尋常的外表下，其實深埋著微小而強韌的女權主義的種子。我敢肯定她的雙唇間從沒溜出過這麼個詞兒，但提不提都一樣。她那股斬釘截鐵的氣勢嚇了我一跳。她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有責任去劍橋攻讀數學。作為一個女人？那個年代，像我們這樣的出身，是不會有人用這種口氣說話的。沒有哪個女人會「作為一個女人」去干任何事。她告訴我，她不允許我浪擲天分。我得把別人甩在身後，出類拔萃。我一定得在理工科或者經濟領域里干出點像樣的事業。她由著自己的性子，信口開河地說著陳詞濫調。我既聰明又漂亮，而我妹妹兩樣都不行，真是不公平。如果我不把目標定得高一點，會讓這樣的不公平雪上加霜。我弄不懂這話是什麼邏輯，可我什麼也沒說。母親對我說，如果我跑去念英語專業，到頭來淪為一個比她教養稍好的家庭主婦，那她就永遠不會原諒我，也永遠不會原諒她自己。我險些就要荒廢人生了。這是她的原話，意味著她在承認一個事實。平生唯有這一次，她表達了，或者說暗示了對命運的不滿。

六十年代末期，我們的生活被倏然照亮，卻並未隨之瓦解。除了請病假，我沒有在當地的文法學校里缺過一天課。十六七歲時，從花園圍牆外飄進某些被他們稱為「熱烈愛撫」的實驗，嘗試煙草、酒精和一點兒大麻，搖滾樂唱片，更亮麗的顏色以及與別人更熱絡的關係。十七歲那年，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有那麼點羞羞答答、興緻勃勃的叛逆，可我們照樣完成學校里的作業，將不規則動詞、數理化公式、小說人物的動機爛熟于胸，再一瀉千里地「吐」出來。我們樂意把自己想象成壞女孩，可我們其實乖得很。我們喜歡一九六九年空氣中普遍洋溢著的興奮躁動的氣息。與此密不可分的是，我們都指望很快就能離家遠走，到別處去求學。在我此生的前十八年，沒出過一丁點古怪恐怖的事情，所以我權且略過不提。

《？誰？》只是學生鼓搗的小玩意，從不敢指望有人嚴肅看待。他的讚揚讓我很受用，可我太年輕了，不知道該怎麼領受恭維。我咕噥了一句表示自謙的客套話，可是聽上去倒像是在反駁，然後我傻乎乎地想糾正自己的失誤，於是顯得愈發局促不安。教授對我頗為同情，便邀請我們一起吃茶點，我們接受了，或者說是傑瑞米接受了。於是我們跟著坎寧往回走，穿過集市，向他學院的方向走去。

於是我放棄了在達勒姆大學或者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念英文的志向——我敢肯定如果去那裡我一定會開心——轉而去劍橋紐恩漢姆學院，在第一堂導師輔導課（這事發生在三一學院）上，我就發現自己的數學天分其實是多麼乏善可陳。第一個學期我過得鬱鬱寡歡，差點逃走。那些長得粗粗笨笨的男孩子，既沒有個人魅力，也缺乏人類的其他屬性——比如同情心和所謂的「生成語法」，他們跟我以前下象棋時輕鬆擊敗的那些傻瓜是同一類人，只不過智商更高一點罷了，他們總是斜著眼睛看著我跟那些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奮力抗爭。「啊，是高貴嫻雅的弗魯姆小姐呀，」每周二上午我走進教室，總有位導師滿含譏諷地嚷起來，「威尼斯，藍眼睛！快來將我們照亮！」顯然，在我的導師和同學們看來，我之所以學業不佳，就是因為我是個穿著迷你裙、有一頭金色鬈髮垂於肩胛骨之下的漂亮姑娘。事實上，我學業不佳，是因為我跟幾乎所有的別人都差不多——對數學不太擅長，沒到那個水準。我竭盡全力想轉到英語或者法語甚至人類學專業，可沒人要我。在那個年月，人人都恪守規則。將這個冗長而憂鬱的故事簡短截說，就是我好歹挺住了，最後勉強得了個丙級。九九藏書

那年頭，反覆聲討蘇俄體制的十惡不赦，乃是西方政客和大多數報紙社論的日常功課。置之於校園生活和學生政治的語境中，這就讓人有點反感了。既然美國中央情報局是反共的，那共產主義就一定有可取之處。工黨內部仍然有一些組織在替克里姆林宮裡那些日漸衰老、長著方下巴的野獸以及他們一手策劃的駭人聽聞的行動秉燭祈禱，他們仍然在一年一度的大會上唱國際歌，仍然在用「友好交流」的名義將學生派遣過去。冷戰時代的思維二元對立，非此即彼，關於蘇聯問題，你是不能跟一個正在向越南舉兵的美國總統所見略同的。不過，約在銅壺餐廳的那頓茶點上，羅娜說——甚至在說出這話時她還是顯得那麼有教養，渾身散發著香水的味道，用詞是那麼清晰準確——並非是我專欄里的政治傾向惹惱了她。我的罪過是為之狂熱。她的下一期雜誌不會出現我的名字。佔掉我版位的是一篇訪談，採訪那支妙不可言的弦樂隊。《？誰？》就此與我告別。

我叫塞麗娜·弗魯姆（跟「羽毛」那個詞兒押韻），約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國軍情五處派遣，履行一項秘密使命。我沒能安然歸來。幹了十八個月之後，我被他們解僱，非但身敗名裂，還毀了我的情人，儘管，毫無疑問，他對於自己的一敗塗地也難辭其咎。

通常，不管是「手」還是「肩膀」，都屬於男人。用這種廣為流傳、享譽持久的套路來接近一個女人，絕非尋常做法。儘管後來托尼·坎寧確確實實將我招進了軍情五處，可他的動機很複雜，而且事先並沒有得到官方許可。如果說，在他看來，事情的關鍵是我既年輕又迷人，那麼，我也是過了好一陣子才發現這教人傷感的整個玄機的。（如今鏡子里敘述的已經是截然不同的故事了，所以我能把這話說出來，不再骨鯁于喉。我那時確實很漂亮。不僅僅是漂亮的問題。傑瑞米有一回在一封少見的激|情澎湃的信中寫過，我「絕對是個大美人」。）即便是六樓那些身居高位的白鬍子老頭，那些我在短暫的從業生涯中從未會過面、只是偶爾看到一兩眼的人物，也沒弄懂我是怎麼會送到他們麾下的。他們兩面都下注，可他們從來沒想到，身為軍情五處的老手，坎寧教授其實是懷著贖罪的目的，給他們送上一份禮物。誰都想不到，他的情況更複雜更憂傷。他將會改變我的人生，他的所作所為都會帶著無私的殘忍，因為他準備踏上的是一段不可能回頭的旅程。如果說，哪怕時至今日我對他的了解也還是少得可憐，那是因為我只不過陪他走了一小段路而已。

說到我念本科時的閱讀習慣，其實並非離題。我之所以會在情報機關謀職，正是拜那些書所賜。本科最後一年，我的朋友羅娜·坎普創辦了一份周刊，名叫《？誰？》。類似的項目往往是一窩蜂而來、一陣風而去，可是她辦的這一份既雅且俗、參差混搭，領一時風氣之先。詩歌與流行音樂，政治理論與八卦流言，弦樂四重奏與校園風尚，新浪潮與足球。十年之後，到處都能見到這樣的搭配方式。這也許不能算是羅娜發明的，可她屬於那類最早發現其誘人之處的。她拿《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當過跳板，進而轉到《時尚》雜誌，後來，經過一番激動人心的起起落落，她在曼哈頓和里約熱內盧都創辦了新雜誌。至於她生平創立的第一份刊物，刊名上的兩個問號也算一種革新，這份雜誌之所以能一連發行十一期，這一點功不可沒。當時她想起我點評蘇珊作品的那件事，就約我寫個專欄：「一周閱讀」。我寫的摘要必須「明白如話，雜學旁收」。這個簡單！我的文風就跟說話差不多，通常只是在快速瀏覽之後概括一下書里的情節，同時，為了刻意自嘲，我在偶爾下判語時還會附上一排感嘆號加重語氣。我那幼稚輕浮、動不動就押個頭韻的散文頗受歡迎。有好幾次，路上撞見的陌生人都跟我這麼說。就連我那位向來不分場合亂開玩笑的數學導師也恭維了一句。這是我平生最近乎于嘗到那甜蜜而醉人的鍊金葯——在校園裡大出風頭——的時刻。

接著，她搬來了我的父親——我和妹妹都管他叫「主教大人」。某天下午我放學回家，母親告訴我他在書房裡等我。那天我穿著綠色上裝，戴著飾有拉丁文箴言——Nisi Dominus Vanum（若沒有主，一切皆空）——的紋章，懶懶地倚在他那張只讓自家人坐的皮製扶手椅上，而他則端坐于書桌邊，像洗牌似的翻弄著文件，read.99csw.com一邊整理思路，一邊哼哼唧唧地自言自語。我以為他要衝著我操練一套「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警世箴言，但出乎意料，他用的是實實在在的口吻。他提出了幾個問題。劍橋巴不得別人把他們看成「向崇尚人人平等的現代世界敞開大門」。既然我背負著三重厄運——畢業於文法學校，身為女孩，又要申請一個被男性霸佔的科目——那我一定能進得去。反之，如果我申請去劍橋攻讀英語專業（我可從來沒想過去劍橋，主教大人向來疏於細節），難度倒是會大得多。過了一周，我母親已經跟校長談妥。某些科目的老師也被他們說動，不僅照搬我父母的那套說辭，還加上他們自己提出的理由，我當然招架不住。

對於先當教區牧師太太、繼而升格為主教夫人的那一類人而言，她要麼堪稱個中典範，要麼可算詼諧戲仿——她的記憶力令人敬畏，對本堂信眾的名字、面相乃至他們的滿腹牢騷都如數家珍，還有她那副戴著愛馬仕圍巾在街上游弋自如的氣派，對於日間女傭和園丁和顏悅色卻從不任意遷就的態度。無論從哪個社會等級、哪種基調衡量，她的魅力都無懈可擊。碰上從住宅區跑到教堂地下室來參加母嬰俱樂部的那些緊繃著面孔、一根接一根猛抽煙的女人，她也能以誠相待，這是何等洞察世情之舉。聖誕夜，當她在我們的客廳里給圍在她腳邊的來自「巴納多慈善會」的孩子們念故事時，又是何等引人入勝。有一回，坎特伯雷大主教為修葺一新的教堂門面祈福，完事之後過來喝茶，吃雅法橙子蛋糕，我母親以落落大方、教人信服的態度，營造了多麼賓至如歸的氣氛。他來做客的那段時間里，我和露西都給趕到了樓上。與這一切密不可分的——難就難在這裏——是她對我父親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和服從。她鼓勵他上進，為他忙前忙后，幫他輕鬆挨過每一道坎。襪子裝在盒子里，熨燙平整的白色法衣掛在衣櫥中，書房一塵不染，當他在周六寫佈道詞時，整棟房子里鴉雀無聲。她需要的回報——當然這隻是我的猜測——只是要他愛她，或者，至少永遠不會離開她。

我的「墮落」始於那天花了五十分鐘讀完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紀倫·艾特肯剛剛將它翻譯成英語。當時，我剛看完伊恩·弗萊明的《八爪女》，緊接著就讀到了這一篇。兩者之間的落差讓人寒意陡生。此前我對蘇聯勞改營一無所知，也從未聽說過「古拉格」這個詞兒。我在教堂一帶長大，怎麼會知道共產主義包含著「殘酷的荒誕」，怎麼會知道，日復一日，那些勇敢的男男女女在遙遠而荒涼的囚牢地里淪落到何種境地——除了活下去，他們還能有什麼別的念想？數十萬人給流放到西伯利亞荒原，因為曾在異域為祖國而戰，因為當過戰俘，因為觸怒了黨的官員，或者因為自己就是黨的官員，因為戴著眼鏡，或者因為自己是猶太人、同性戀、詩人抑或擁有一頭奶牛的農民。誰能替這些流離失所的人伸張正義？我以前從來沒被政治擾亂過心緒。我對於上一輩人的爭議與幻滅一無所知，我也沒聽說過什麼「左派反對黨」。學校之外，我受到的教育不過是補充點數學知識，多讀了幾堆平裝小說而已。我不諳世故，我的怒火純粹出於義憤。我沒用過，甚至從沒聽說過「極權主義」這個詞。也許，我原本以為這個詞兒說的是拒絕一杯飲料之類的事兒。我相信我的目光穿透了一層面紗，我在開闢嶄新的領域，從一道隱蔽的陣線上發送檄文。

我說過我讀書飛快。《紅塵浮沉錄》只用了四個下午，躺在床上就看完了！我可以一目十行或者整整一段，任憑眼睛和思維如軟蠟一般輕盈滑過，書頁上的種種，便在蠟上落下了新鮮痕印。每隔幾秒鐘，我就會啪地一抖手腕，很不耐煩地翻過一頁，這動靜總是讓周圍的人火冒三丈。我的需求很簡單。我不會費心琢磨小說表現的是什麼主題，或者遣詞造句有多麼貼切，碰上對天氣、景物和屋內陳設細細描摹的段落，就跳過去。我想要的是能讓我信賴的人物，我希望自己的好奇心能給勾起來，想知道他們身上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大體而言，我喜歡人物愛得死去活來，不過假如他們試著干點別的，我也不太介意。雖然有點俗氣，可我喜歡有人會在結局說「嫁給我」。缺少女性角色的小說如同一片毫無生機的沙漠。所以我從來就不考慮康拉德，吉卜林和海明威的大部分小說亦屬此列。我向來不會衝著名氣去讀書。凡是周圍目之所及的東西，我都會拿來看。低俗小說也好，偉大的文學名著也罷，還有那些介於兩者之間的作品——我都給它們同樣潦草的待遇。

後來我發覺他原來是個溫九*九*藏*書柔體貼的情人，儘管他那倒霉的、角度尖銳的恥骨在第一次上床時弄得我痛得要命。他為此而道歉，就好像替一個發了瘋的遠親道歉。我的意思是他並沒顯得特別難為情。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做|愛時在兩人之間墊一塊折起來的毛巾，我能察覺到，這個法子他以前也經常用。他做得很上心，也頗有技巧，我想要多久他就能堅持多久，不僅如此，他可以堅持到我忍無可忍為止。他自己的高潮卻飄忽不定，儘管我已經費盡了心力，我開始猜測，他大概想要我說點什麼，做點什麼。他不肯告訴我那到底是什麼。更準確一點，是他一口咬定根本沒什麼好說的。我不信。我希望他能有一種隱秘的、難以啟齒的慾望，只有我才能滿足。我想讓這個高深莫測、彬彬有禮的男人完全屬於我。他是不是想在我後面啪啪地打兩下？還是想讓我打他？他是想試穿我的內褲嗎？不在他身邊時，這個謎讓我魂牽夢縈，於是愈發難以停止對他的挂念，而那時我本應聚精會神攻克數學的。科萊特成了我的避難所。

若是全依著我自己的性子，我會在我家的西北面，遠遠地找一所「地方大學」，選擇可以偷懶的英語專業。我喜歡讀小說。我讀得飛快——一周能幹掉兩三本——就這樣打發掉三年，對我再合適不過。然而，那時別人把我看成天生的怪物——一個碰巧有數學稟賦的女孩兒。我對這門課提不起興緻，幾無樂趣可言，可是我喜歡拔尖，何況還不用費什麼勁。甚至早在我知道如何解答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答案。當我的朋友們還在奮力計算時，我就通過一串輕飄飄的步驟——有些是看得見的，有些只是出於某種直覺——得到了答案。很難解釋這些我所知道的東西，究竟是如何知道的。顯然，應付一場數學考試要比英語文學考試容易得多。畢業前那年我成了學校國際象棋隊的隊長。你得將這種情形放到歷史背景上去想象，才能懂得，在當時，讓一個女孩跑到鄰近的學校里，打擊一個居高臨下、洋洋得意地笑著胡說的男孩，到底意味著什麼。無論如何，數學也好，象棋也好，還有冰球、百褶裙和唱詩，在我看來這些都只是學校里玩的花樣。我想，既然現在要開始考慮申請什麼大學，那趁此機會拋開這些幼稚的玩意，倒是正當其時。可我沒考慮到我的母親。

就像許多剛剛嘗到成功甜頭的作家那樣，我在寫了半打輕鬆時髦的文章之後，事情有點不妙了。我開始太拿自己當回事了。我是個在品味問題上缺乏教養的姑娘，我胸無點墨，時刻等待著被人收容管教。我在等待——正如他們在某些我當時讀到的小說中所言——等待白馬王子倏忽而至，讓我拜倒在他腳下。我的「白馬王子」是個嚴厲的俄國人。我發現了一位作家，一類題材，漸漸為之狂熱。突然間，我有了一個主題，一項使命，可以拿來說服別人。我開始由著自己的性子反覆改寫。我不再於稿紙上直抒胸臆，而是忙著寫第二稿第三稿。按照我謙恭而審慎的看法，我的專欄已經成了至關重要的、服務於大眾的事業。我在半夜裡爬起來，整段整段地推倒重來，在字裡行間畫滿箭頭，打滿「補丁」。我追求的是那種舉足輕重的分量。我知道我對普羅大眾的吸引力會下降，可我不在乎。這樣的下降恰恰證明了我的觀點，我知道如此充滿英雄氣概的代價是一定要付出的。我想要的讀者並不是以前那種。我也不在乎羅娜的抗議。實際上，我反倒覺得這樣一來就證明我是對的。「這篇完全不能算『明白如話』啊，」某天下午在銅壺餐廳里，她一邊把我的文章退還給我，一邊冷冷地說，「這不是我們當初說好的寫法。」她說得沒錯。我的活潑風趣連同感嘆號一起蕩然無存，一腔怒火與滿心急躁擠壓著我的情趣，摧毀了我的文風。

既然我將童年時代和青春歲月一筆帶過，那麼當然也不能在描述本科生涯時拖泥帶水。我從來沒坐過劍橋的平底船，不管身邊有沒有手搖留聲機，我既沒有去過「腳燈劇社」——看戲總是讓我局促不安——也沒在劍橋花園飯店的騷亂中被人逮捕。不過，我在第一學期就失去了童貞，似乎分了幾次才成其好事，大體而言，整個過程的風格可謂既緘默又笨拙，此後我交了一連串還算合意的男朋友，九個學期里一共有六個或者七個或者八個，到底有幾個得看你如何定義雲雨之歡。在紐恩漢姆的女同學里我交了幾個好朋友。我既打網球也讀書。全拜母親所賜，我選錯了專業，可我並沒有放棄讀書。在學校里我從來沒讀過詩歌或戲劇，不過，我覺得我從小說中得到的樂趣，要比我那些在大學里每周都得為了應付《米德爾馬契》或者《名利場》的論文而揮汗如雨的朋友更多。這些書我也飛快地讀過，沒準兒也能就此聊上幾句，如果身邊的什麼人能忍受我低劣的理論水準，那我就繼續往下說。藉著讀書，我便可以不去想數學問題。更重要（也許我的意思是「更次要」？）的是，這樣我什麼都可以不用想了。

冷不防，有個人從一條巷道上冒出來站在我們面前，藉著昏暗的街燈，我們發現這是傑瑞米的歷史導師托尼·坎寧。我們相互介紹的時候，他跟我握手，我覺得他把我的手攥得實在是太久了。他五十齣頭——大約與我父親年齡相仿——我對他的了解，僅限於之前傑瑞米跟我說過的那些。他是教授，一度是內政大臣雷吉·莫德林的朋友，後者曾經到他學院里來共進晚餐。某天晚上，這兩個男人喝得爛醉，說起在北愛爾蘭推行不經審判即可拘留的政策，雙方爭執不下，就此失和。坎寧教授擔任一個歷史遺址委員會的主席，在好幾家名目多樣的顧問委員會裡掛著名，他是大英博物館理事會成員，還寫過一部有關維也納會議的權威著作。ｈｔｔpｓ://ｒeaｄ•99csｗ•ｃoｍ

互相介紹完之後，坎寧問了幾個關於我自己的問題。儘是些溫文有禮、不會叫人為難的問題——我的學位啦，紐恩漢姆啦，校長是他的好朋友啦，還有我的家鄉，那座教堂之類。傑瑞米插|進來閑聊兩句，於是坎寧順勢打住話頭，感謝他把《？誰？》上面我最近寫的三篇文章拿給他看。

哪部小說名著的開頭如此簡潔有力？她抵達的那天氣溫高達華氏九十度。這個開頭難道沒有衝擊力？你難道看不出來？當我跟紐恩漢姆的那些主修英語的朋友說《玩偶之谷》不比簡·奧斯丁的任何一部作品遜色時，他們都笑了。他們笑話我，諷刺我，長達數月之久。蘇珊的那本書，他們其實一行字都沒有看過。可誰會在乎呢？誰會真的關心一個劣等的數學專業學生的幼稚言論呢？我無所謂，我的朋友們也無所謂。就這點而言，至少我是自由的。

坎寧的風格是那種有所克制的高傲，這也許是為了與其擔任的力戒浮夸的公眾角色相稱。我注意到他那波浪形的鬈髮優雅地向兩邊分開，雙唇濕潤而豐|滿，下巴中央有一個小小的凹陷，在我看來倒是挺可愛的，因為儘管光線昏暗，我還是能看出那塊地方給他刮臉造成了一點難度。不聽話的黑色毛髮從縱向的皮膚凹陷中冒出來。他是個挺好看的男人。

他又轉向我。「文章真是太棒了。你真是個天才，親愛的。你想進入新聞業？」

他的房間比我預想的要更小、更暗、更混亂，我吃驚地看著他把茶點弄得一團糟，他清洗著馬克杯上厚厚的棕色污跡——也只能洗掉一部分而已，他操起一把髒兮兮的電水壺，熱水濺在文件和書本上。這一幕與我後來對他的了解完全對不上號。他坐在書桌後面，我們坐在扶手椅上，他繼續提問。這情形簡直像是一堂輔導課。既然我正在嚼他的「福特納姆&梅森」牌巧克力餅乾，那就有義務回答得更詳盡一些。傑瑞米在鼓勵我，我說什麼他都笨拙地點點頭。教授問起我的父母，問起我「在教堂的陰影中」長大是什麼感覺——我機智地說，我想不會有什麼陰影，因為教堂在我家北面。兩個男人都笑了，弄得我反倒納悶起來，懷疑自己的玩笑是不是包含著什麼我自己都渾然不覺的暗示。我們的話題轉到核武器和工黨籲請政府單方面裁軍。我把自己在什麼地方讀到過的說辭重複了一遍——後來我才意識到那真是陳詞濫調：「把神話里召之即來的魔仆放回瓶子里」是不可能的。核武器必須被利用，而不是被禁止。年輕人的理想主義還是到此為止吧。實際上，我對這個話題並沒有什麼固定的看法。若是換一個場合，我完全可能聲稱支持核裁軍。也許我會否認，但我當時確實是想取悅於人，想拿出正確答案，想顯得風趣動人。我喜歡當我說話時，托尼·坎寧身子往前傾的樣子，讓我大受鼓舞的是他那讚許的淺淺微笑——他鼓鼓的嘴唇因此而伸展，卻沒有完全張開，還有每當我停頓時，他說「我明白」或者「確實如此」的樣子。

慘遭解僱的那些日子里，我開始迷上科萊特，耗去數月之久。而我還有別的要緊事得操心。過幾周就是各門課的結業考試，而我卻在此時結交了一個新男友，他叫傑瑞米·莫特，學歷史。他是那種很老派的類型——身材過於瘦長，大鼻子，喉結更是大得離譜。他不修邊幅，聰明卻不張揚，格外謙恭有禮。我發覺身邊頗有幾個這樣的人。他們似乎都來自單親家庭，畢業於英格蘭北部的公學，在那裡都得穿派發的一模一樣的衣服。他們是地球上最後一撥還在穿哈里斯粗花呢夾克衫的人，肘部補上兩塊皮，袖口鑲著邊。雖然傑瑞米自己沒有提過，可我知道大家都覺得他能當上甲等生，而且他已經在一份關於十六世紀研究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

四月初的某個下午，我們剛在傑瑞米的房間里隔著折好的毛巾「會晤」完畢，正穿過古老的穀物交易所邊上那條馬路，我兀自沉浸在高潮過後的暈眩和腰背肌肉拉傷的酸痛中，而他——呃，我拿不準。一路上我都在琢磨是不是應該把這個話題再挑起來。他心情愉快，胳膊重重地攬住我的肩膀，跟我說起他關於「星法院」的論文。我相信他並沒有得到嚴格意義上的滿足。我覺得我聽出他的喉嚨發緊，步子邁得慌慌張張。在那些翻雲覆雨的日子里，他不曾有幸得到一次高潮。我想幫幫他，而且我也挺好奇。同時，一想到我可能不中他的意，我就好生煩惱。我能惹得他興起，這一點顯而易見，可是也許他對我的慾望還不夠強烈。我們路上經過穀物交易所，在這潮濕的春天裡，黃昏略有寒意，情人攬著我的胳膊就像是一襲狐狸的毛皮，一陣肌肉的刺痛讓我的快樂略有減損，再想到傑瑞米的慾望之謎，這層不悅就又添了幾分。九_九_藏_書

我不想浪費大把時間描述童年往事和青春歲月。我是一名聖公會主教的女兒，生於英格蘭東部一座迷人的小城，在教堂一帶長大。我的家溫良而優雅，井井有條，滿溢書香。父母之間情深意篤，對我疼愛有加，我對他們也一樣。妹妹露西比我小一歲半，雖然青春期我們動不動爭得雞飛狗跳，但彼此都不記仇，隨著年事稍長而日漸親密。父親對上帝的信仰溫和低調，合情合理，從未對我們的生活橫加干涉，只不過讓他在教會等級體系中應付裕如，同時得以把我們安置在一棟舒適的、建於安妮女王時代的房子里罷了。那房子俯瞰著一個花園，四面圍著古意盎然的綠草帶，時至今日，對那些精通植物的人士而言，這些綠草帶仍然很有名。言而總之，一切都波瀾不驚，教人艷羡，簡直是一闋田園詩。我們在一個四面築起圍牆的花園裡長大，體驗過其中必然蘊含的一切愉悅與局限。

他是個大人物，對這類人我也不算陌生。三不五時，像他這樣的人會到我家來拜訪主教大人。對二十五歲以下的人而言，他們在年逾六旬之後當然惹人生厭，可我倒是挺喜歡他們的。他們有時頗為迷人，甚至妙趣橫生，而且環繞在他們身邊的雪茄煙霧與白蘭地氣味讓這個世界看起來秩序井然，富庶美滿。他們很會替自己著想，可他們似乎並不騙人，而且他們對於公共服務事業具有——或者說讓人覺得他們具有——強烈的責任心。他們以認真的態度尋歡作樂（美酒，佳肴，垂釣，橋牌），其中有些人顯然還在一場饒有趣味的戰爭中打過仗。我記得孩提時的聖誕節，他們這些人里會有一兩個來給我和妹妹一張五便士的紙幣。就讓這些人統治世界吧。看看別人，有的是比他們壞得多的傢伙。

一周過後，我已經讀完了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標題來自但丁。他筆下的地獄第一圈是留給希臘哲學家的，那裡恰巧有一座怡人的花園，四面圍牆將地獄中的種種苦難阻隔在外，但逃離這座花園並進入天堂的行為是被嚴令禁止的。我犯了狂熱崇拜者常見的錯誤，以為別人都跟我一樣，在此之前對這些事情全然無知。我的專欄成了慷慨激昂的演說。難道志得意滿的劍橋不知道，向東三千英里，已經發生並且仍在發生著什麼樣的事情？難道劍橋沒有注意到，這一敗塗地的烏托邦，這個需要排隊領取配給食品、人人衣衫襤褸、出行處處受限的地方，對於人類精神造成了多大的損害？我們該怎麼辦？

也許，當時我應該已經心知肚明，照這樣下去事態會發展到哪一步。在一個狹小的、如同溫室般的本科生新聞圈裡，我已經宣告了自己是「冷戰鬥士」的一員新兵。如今看來，這一點顯然是確鑿無疑的。畢竟，那可是在劍橋啊。要不然我還有什麼必要將這次會面說得如此詳細呢？當時，這場邂逅對我而言根本沒什麼重大意義。我們本來準備去書店，結果卻跟傑瑞米的導師一起用了茶點。這事並沒有什麼蹊蹺之處。當時招募新兵的方式是在改變，可也只是變了一丁點兒。西方世界也許正在經歷著一場穩健的變革，年輕人也許認為他們發現了一種新的交流方式，昔日的壁壘屏障據說正在從根基處土崩瓦解。然而，那著名的套路——「拍拍肩膀的手」如今還在用，也許用得比以往少，也許壓力有所減輕。在大學環境里，某些教師還在持續關注著可造之材，提供可以約談的名單。某些在公務員考試中大獲成功的候選人仍然會被人帶到一邊，問他們是否想到「另一個」部門去。通常，人們一旦出道混過幾年之後，就會有人悄悄靠近他。壓根就不需要有誰道破天機，不過出身背景還是至關重要，我的背景中有位主教大人，這絕非劣勢。常有人感嘆，即便在伯吉斯、麥克林和菲爾比的東窗事發之後，人們也還是過了好久才摒棄成見的——他們一直認為某個階層的人可能會比其他階層更忠於祖國。在七〇年代，雖然那些著名的投敵叛國事件不時激起迴響，但以前那套招募新人的方法仍然很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