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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九月的這次約會有所不同，當時我們都待在卧室里，我在整理自己的行李，托尼打斷他正在談論的事情——他當時在說烏干達的伊迪·阿明——叫我把這件襯衫扔進洗衣筐里，跟他的襯衫放在一起。這也合情合理。我們很快就會回來，管家特拉弗斯太太明天就會來把一切收拾好的。坎寧太太要在維也納待十天。那一刻我記得清清楚楚，因為這事讓我很高興。想到我們的愛情能融入家常生活，彷彿成了理所當然的事，而且估計再過三四天又能見面，我深感快慰。以往在劍橋，我通常孤身一人，老是守在走廊的投幣電話邊等托尼的電話。倏忽間准太太的頭銜似乎落到了我頭上，我掀開柳條筐的蓋子，把我的襯衫扔進去蓋在他的襯衫上面，然後就沒再多想。莎拉·特拉弗斯住在離此地最近的村子里，一周來三次。我們曾經愉快地共度半小時，坐在廚房的桌邊剝豌豆，她告訴我她的兒子到阿富汗當嬉皮士去了。她說這話的時候相當自豪，就好像他是參了軍，去打一場雖然危險卻非打不可的仗。我不樂意細想此事，可我猜她見過一大串托尼的女朋友穿過這座小別墅。我想她不在乎，反正她是領薪水的。
「這是個陰招，塞麗娜。我還以為你不至於這麼卑劣。這話很難說出口，但我真是對你失望透頂。」
我輕易就給帶上了道。我實際上在為平生的第一次面試做準備，這場面試將會在九月發生。他知道他們想要，或者說他想要錄用怎樣的英國女人，他擔心我那狹隘薄弱的教育程度會讓我敗下陣來。他相信——事實證明他想錯了——那群主考官里會有他以前的某個學生。他非要我每天看一份報紙——他當然指的是《泰晤士報》，在那個年月，它仍然是赫赫有名、教人敬畏的報紙。以前我沒怎麼關注過新聞界的事兒，甚至從來沒聽說過社論是什麼東西。顯然，社論是一份報紙「跳動的心臟」。第一眼看去，那文風就像是在描述一個關於象棋的問題。我給迷住了。那些就公眾關心的事務所發表的言論句句莊嚴高貴、擲地有聲，讓我為之傾倒。至於他們的判斷，多少有點晦澀不明，頂多就是援引塔西佗或者維吉爾的說法，從來不會更深入。多麼老到的手段啊！我覺得，在這些不知其名的作者里，隨便找一個都能成為全世界的總統。
他說這話時輕輕柔柔，幾乎可算滿含愛意，就像一個慈愛的父親，而我很快就要失去他了。我們應該好好吵一架的，應該比他跟弗里達吵得更凶，我應該朝他撲過去才對。可我偏偏覺得自己快要哭出來了，我決定忍住。我輕易不哭，一旦非哭不可就想一個人待著。可他那柔和圓潤、不由分說的嗓音穿透了我。那聲音是多麼自信多麼和藹，我簡直要相信它了。我已經意識到，我非但不可能改變他對上周日的記憶，而且也不能求他別把我趕走。而且我知道，我現在的舉止，大有坐實罪名的危險。我活像一個在店裡扒竊的賊，被人當場抓住以後反而如釋重負地哭出來。太不公平了，太絕望了。我百口莫辯。那些守在電話邊等待的時間，那些不眠之夜已經將我摧毀。我的喉頭開始發緊，頸部下面的其他肌肉也跟著緊張起來，牽扯著嘴唇，努力想把它撐開，好把牙齒露出來。有什麼東西要綳斷了，可我不能讓它斷，不能當著他的面斷。為了控制住局面，為了維護我的尊嚴，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沉默。一旦開口，我就會一瀉千里。可我真想說話啊。我得告訴他，他這樣是多麼不公平，就因為記憶出了點岔子，他就可能輸掉我們之間的一切。類似的情形時常發生：腦子裡想的是一回事，肢體上呈現的卻是另一回事。好比考試時想做|愛，婚禮中卻幾欲嘔吐。我越是默默地奮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就越是討厭自己，他卻反而愈加冷靜。
我也並非全盤滿意。他行事潦草，沒有耐心到下一步——他的人生激|情都傾注在喝酒聊天上。後來，我有時候覺得他挺自私，無疑屬於老派，只顧著一路往自己的高潮衝刺，然後總是氣喘吁吁地大叫一聲抵達目標。而且他對我的乳|房實在是太著迷了，那時它們當然很討人喜歡，可是，讓一個跟主教大人年齡相仿的男人，用一種近乎嬰兒的方式對此戀戀不捨——他簡直就是在「吃奶」，還發出一種奇怪的抽抽搭搭的聲音——那總不太對勁吧。他就像很多英國男人一樣，年方七歲就被人從母親懷裡拽開，坐車駛入冷漠的寄宿學校里慘遭流放。這些可憐的傢伙，他們從來不承認這構成了多大的傷害，他們只是把那些日子挨了過去。不過，上述種種不過是些小問題罷了。一切都是全新的感受，是一場足以證明我自身成熟的冒險。我因此而知曉，年長的男人是那麼溺愛我。對他的一切我都能寬宥包容。而且我喜歡他柔軟得像墊子一般的雙唇。他的吻很銷魂。
「得了吧。你知道我不會說這種話的。」
凌晨，我洗了個澡，給自己灑上香水。七點之前我已經整裝待發。我真是個滿懷希望的傻瓜，居然在包里塞了他喜歡的那種內褲（當然是黑色，還有紫色）和適合林中漫步的膠底帆布鞋。我在九點二十五分抵達車站，一路上都在擔心他到的早，因為發現我不在那裡而大失所望。他是十點一刻來的。他打開副駕駛座，我鑽進車，可他沒親我。相反，他兩隻手一直握在方向盤上，猛地發動汽車駛離路緣。我們開了大約十英里，他一直不肯跟我說話。他握得太緊，連指關節都發白了，雙眼一直緊盯前方。出什麼事了？他不肯告訴我。我要瘋了，我被他的做派嚇得魂飛魄散：他開著那輛小車搖搖晃晃地來回變道，歪歪扭扭、橫衝直撞地超車，就好像在警告我，一場暴風雨就要來了。
我飛快地把最近發生的事兒回憶了一通。根本沒什麼花招可言，所以一時間我又燃起了希望，以為只是小事一樁，我們立馬就能擺平的。我甚至以為我們可以對此一笑置之。我們還能趕在正午之前做場愛。
他劈頭就是一句，「這下你的小花招落空了。」
這種情形當然不會永遠持續，就在我即將奔赴倫敦參加面試的兩天前，在一條川流不息的主幹道邊，經過歷時半個鐘頭的狂風暴雨，一切分崩離析。有必要精確記錄此事的來龍去脈。有一件絲綢襯衫，之前我曾經提過，是托尼在七月初買給我的。那是他精心挑選的。我喜歡在溫暖的夜晚摩挲它時那種昂貴的手感。托尼不止一次告訴我，他有多麼喜歡這簡潔寬鬆的剪裁樣式穿在我身上的效果。我很感動。生平第一次，有個男人替我買了件衣服。真是個「糖心爹地」。（我想主教大人從來沒進過商店。）這件禮物頗為老派，多少帶點「刻奇」味兒，而且太過陰柔，可我喜歡。我一穿上它，就投入了他的懷抱。商標上的淺藍色手寫體看起來格外色情——「野蠶絲，手洗」——領口與袖口上鑲著英式刺繡飾帶，肩上的兩處褶子與背上的兩個小襇相映成趣。我覺得這份禮物是一種象徵。每當離別在即，我就會把襯衫帶回我那個集卧室與起居室於一身的小單間，放在盆里洗凈、熨平、疊好，準備迎接下一次約會。就像我自己。九九藏書
接下來幾個月，母親每天都要勻出大把時間同時應付四件事。第一件是把露西從監獄里搭救出來，第二件是不讓她的故事見諸報章，第三件是不讓曼徹斯特——她在那裡念醫科二年級——開除她，第四件是安排她墮胎，這倒沒經過多少痛苦的思想鬥爭。為了這場危機我趕回家，據我觀察（露西渾身散發著廣藿香的味道，一邊抽泣一邊用她那被陽光晒成古銅色的胳膊緊緊地抱住我），主教大人已經準備好低下頭，接受上帝派發的任何命運了。可我母親已經控制住了局面，她以旺盛的精力激活了本地乃至全國的關係網，每一個建於十二世紀的天主教堂都不放過。比方說，本郡的警察局長是個循規蹈矩的傳道俗人，他有個熟人跟他情況相仿，是肯特郡的警察局長。有個保守黨聯盟的朋友跟多佛那個第一次攔下露西的治安官正好熟悉。本地報紙的編輯想讓他那對無法辨別音高的雙胞胎加入教堂唱詩班。音調當然跟唱歌有關，可是什麼事情都不是天經地義的嘛。母親還對我承認，這些事情都很難辦，可是沒有一件比流產更難辦。儘管這在醫院里只是個常規手術，可是連露西自己都沒想到，整個過程讓她非常難受。末了，她獲刑六個月，緩期執行，報上風平浪靜，我父親向一位在曼徹斯特的大學里擔任教區長的朋友或者諸如此類的名人保證，在即將舉行的教會會議中，在某個深奧晦澀的問題上，一定會支持他的意見。我的妹妹在九月返校讀書。兩個月之後她還是退了學。
「當然，你年紀輕，如此而已。可你應該感到羞恥。」
我在喧囂聲中嚷起來，「托尼，告訴我！」
我確實覺得很蠢。我們又停下腳步，我用顫抖的、失控的嗓音說，「我真的不懂。」
那年，一九七二，其實只是開了個頭。在我開始看報紙的年代，無論是「每周三天工作制」，還是下一次停電事件，乃至政府宣布進入第五次緊急狀態，都已為時不遠。我相信報上的話，可這些事似乎離我很遙遠。劍橋看起來沒多少變化，坎寧小別墅附近的樹林也大抵如常。儘管上過這麼多歷史課，我還是沒覺得祖國的命運與我休戚相關。我擁有一行李箱的衣服，不到五十本書，家裡的卧室中有幾件兒時舊物。我有個喜歡我、替我做飯，而且從來不會威脅說要離開他妻子的情人。我有一項任務，一場求職面試——再過幾周。我是自由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報名到軍情五處去保衛這個年老體衰的國家，這個歐洲病人，到底是在幹什麼？沒什麼。我什麼也幹不了。我不知道。有個機會落到我頭上，我只不過抓住了它。既然托尼想這樣，那我就想這樣，再說當時也沒什麼別的事兒可忙的。所以，為什麼不呢？
他那柔和的嗓音依然頗具療效。我點點頭。我很清楚。他其實已經告訴我了。他一邊說，我一邊看著一輛卡車飛快地開過來，然後剎住車，在亭子邊上的沙礫道上機靈地滑行了一段。駕駛室里的流行音樂開得震天響。開車的小夥子扎著馬尾辮，穿著鼓手T恤，炫耀著他肌肉強健、膚色棕黑的胳膊。他從車裡出來，把兩大塑料袋用來做漢堡的圓麵包扔在亭子邊的泥地上。然後他開著車呼嘯而去，揚起的那團藍色煙霧被風吹起，向我們直撲過來。沒錯，我正在被他拋棄，就像那些圓麵包。剎那間我恍然大悟，終於明白我們為什麼會待在這條停車帶上。托尼在等著好戲上演。他可不想把舞台搬到他那輛狹小的車裡。他怎麼能將一個歇斯底里的姑娘從副駕駛座上轟走呢？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在這裏上演呢？這樣他就可以開車揚長而去，扔下我搭別人的車回城。
多麼省事啊。謎底就此揭開，我可以不再顧忌傑瑞米是不是幸福。他很體貼地考慮我的感受，甚至提出要回來一趟，跟我當面解釋清楚。我回信祝福他，故意誇張地表示只要對他有好處我就高興，這種口氣讓我覺得自己很成熟。這樣的私情合法化也只有五年歷史，對我來說還是個新事物。我告訴他，沒必要大老遠地來劍橋一趟，我會讓最美好的回憶永駐心頭，他是最可愛的男人，我期待有朝一日能見到曼弗雷德，保持聯繫吧，再會！我真想感謝他將托尼介紹給我，可我覺得沒必要讓人心生疑竇。我也沒跟托尼提起他以前的學生。人人都只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事情，這樣才能幸福。
「戰艦？」他怒氣沖沖地說，「那玩意連輕型護衛艦都算不上。也就是艘該死的、正在下沉的划艇罷了。」
「你九九藏書想讓她找到你的襯衫。好吧，她是找到了你的襯衫。你以為她會勃然大怒，你想的沒錯。你以為你能拆散我的婚姻，自己擠進來，可你想錯了。」
以情人的標準衡量呢？呃，顯然不會像傑瑞米那麼精力充沛、取之不竭。儘管就托尼的年齡而言他算保養得不錯，可第一次上床時，我還是沒想到五十四年光陰會將一具肉身變成這副樣子，所以有點不知所措。他當時坐在床邊，彎下腰脫一隻襪子。他那隻可憐的光著的腳看起來就像是一隻破爛不堪的舊鞋。我在各種匪夷所思的地方看到層層褶皺，就連他胳膊下面也有。說來奇怪，儘管我驚詫莫名——而且這份驚詫很快就被我壓了下去，可我居然沒有想到，我所目擊的正是我自己的未來。那時我二十一歲。那些被我視為司空見慣的正常現象——緊實，光滑，柔韌——其實只是轉瞬即逝的青春特質。對我而言，老人是另一個種群，就像麻雀或者狐狸。而今，但凡我能再回到五十四歲，我拿什麼交換都甘心！人體最大的器官承受著巨大的衝力——人一旦衰老，就會跟自己的皮膚配不上套。皮膚松垂於他們之外，松垂於我們之外，就像是一件預留成長空間的大尺寸校服。或者睡衣。在某種光線下（儘管也許是卧室的窗帘作祟），托尼看起來泛著黃，宛若一本老舊的平裝書，你可以從中讀到種種不幸遭遇——讀到暴飲暴食，讀到膝上的以及闌尾切除手術留下的傷疤，讀到一次被狗咬過的痕迹，讀到一場攀岩事故，一場童年災難：某次早餐時一把煎鍋導致他長陰|毛的區域禿了一小塊。他的右側胸腔上有一道四英寸傷疤，直指頸部，他從來不肯解釋這到底有怎樣的歷史。然而，即便他有那麼一點……泛黃變色，有時候就像是我那教堂旁邊的家裡藏著的那隻飽經磨損的舊泰迪熊，可與此同時，他畢竟是個老於世故、富有教養的情人。堪稱風度翩翩。他替我脫衣服，把我的衣服搭在他的前臂上，像一個在泳池邊聽差的侍衛，這一套能讓我的身體興奮起來，還有，有時候他想讓我跨坐在他的臉上——對我而言，這種方式就像芝麻菜色拉那樣新鮮。
那座小別墅是我們唯一能見面的地方。劍橋太像個小村落，而托尼在那裡又實在太有名。我只能拎著手提箱長途跋涉到鎮子的偏遠角落，就在一片住宅區邊緣，我待在公交車站上等著他開著那輛又老又破的跑車過來。那本應是一輛摺篷汽車，可是支撐帆布頂篷的六角形風箱式摺疊金屬零件銹得太嚴重了，沒法再折起來。這輛MGA老爺車的一根鍍鉻的導桿上裝著一盞地圖燈，儀錶盤搖搖欲墜。車子散發著引擎機油和因為摩擦生熱而逸出的氣味，也許一九四〇年代的噴火式戰鬥機會有這樣的氣味。你能感覺到發熱的鐵皮車底在你腳下震顫。在普通乘客憎惡的目光中從等候公交車的隊列里走出來，這可真夠刺|激的，剎那間我從青蛙變成了公主，俯身入車，坐在教授身邊。這就跟上床一樣，公然地。我把包胡亂塞進我身後狹窄的空隙里，感覺到座椅皮面上的裂口略微戳到了我的絲綢襯衫——這件襯衫是他在利伯蒂商場買給我的——與此同時，我側過身子，領受那份屬於我的親吻。
弗里達·坎寧是位藝術品經紀人，常常出國，卻不喜歡到這裏來。她抱怨這裏潮濕，散發著一股子霉味，還數落有了第二個家就多出成堆的麻煩事兒。碰巧，此地只要暖和起來，那股氣味就會消失，於是所有這些任務都落到了她丈夫身上。干這些活兒需要點特殊的知識和技巧：如何點燃那台笨重的雷伯恩牌火爐，如何奮力打開廚房的窗，如何讓浴室里的管道暢通好用，如何將那些被捕鼠器夾斷了脊梁骨的老鼠處理乾淨。我甚至連做飯都不用怎麼操心。儘管托尼將茶點弄得亂七八糟，可他在廚房裡倒是頗為自得。有時候我會替他打打下手，他教了我很多東西。他做的是義大利菜，那是當初他在錫耶納擔任四年講師時學來的。他的背有點毛病，所以每次約會開始，我就得從他那輛泊在田野里的MGA老爺車上把幾麻袋吃的喝的卸下來，吃力地扛著穿過花園。
「跟你挑明了吧，」他說，我們停下腳步。「你永遠也別想在我跟弗里達之間插一杠子。」
在實現理想的道路上，她繞了個大圈子。那年七月，作為一名背包旅客，她從加來擺渡到多佛時被一名海關人員半途攔截。更準確一點，攔住她的是那人的狗，她背包里散發出的氣味讓這條尋血犬突然興奮起來，狂吠不止。包里，裹在沒洗過的T恤和幾層專門防備狗的塑料布里的，是半磅土耳其大麻。而在露西體內——儘管當時秘而不宣——是一個正在發育的胚胎。至於孩子的父親是誰，她自己也拿不準。
即便是像我這樣向來缺乏經驗，當時又給弄得既困惑又害怕的人，也能覺察到這件事有多麼荒唐。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訴我，所以我一言不發地等著。我們往回走，經過他的車，那個亭子在眼前越來越清晰。我們右邊是高高的、覆滿塵土的山楂樹籬。顏色鮮亮的糖紙和薯片袋纏掛在長著刺的樹枝上。有一隻用過的安全套，尺寸長得可笑，躺在草叢裡。這真是風流雲散的理想場所。
我的第一堂輔導課在花園裡的栒子樹下展開。我學到了一點：十六世紀之後，先是英格蘭、繼而是整個英國的歐洲政策，是以追求權力平衡為基礎的。他要求我認真研讀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的有關史料。托尼認定，各國彼此之間達成某種平衡是依法建立國際和平外交秩序的基本要素。至關重要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能互相鉗制。
八月末的某天下午，我們走進樹林。我們常常這麼走，不過這回托尼在那條小道上拐了彎，我茫然地跟在後面。我們笨手笨腳地穿過灌木叢，我還以為我們會在哪個只有他知道的隱秘地點做|愛。反正地上的樹葉是足夠乾燥的。可他心裏只想著蘑菇，想著牛肝菌。我並沒有流露自己的失望，反倒學會了一套鑒別技巧——那些氣孔不是菌褶，它就像是裝在莖稈上的精雕細琢的工藝品，當你把大拇指按進蘑菇肉里時，不會留下污跡。那天晚上他煮了一大鍋，他喜歡管它叫porcini，跟橄欖油、胡椒、鹽和煙熏豬胸肉一起燉，佐餐的是玉米糊、色拉和紅酒——一瓶巴羅洛。在七〇年代，這樣的菜式顯得很有異國情調。每件事我都記得清楚——擦得鋥亮的松木桌子，褪了色的鴨蛋青色桌腿上有凹痕，寬大的彩陶碗里裝著滑溜溜的牛肝菌，玉米糊盛在磕破了一塊釉的淡綠色盤子里，圓圓的就像是個小太陽在閃光。蒙上一層灰的黑色酒瓶，帶著缺口的白碗上裝著撒過一層胡椒粉的芝麻菜，眨眼間托尼就做好了色拉汁，甚至——反正當時看來就是如此——他一邊端著色拉上桌，一邊淋上油，同時從拳頭裡捏住的半隻檸檬里擠出汁來灑上一圈。（我母親調汁的動作都得在視平面上進行，搞得像工業化學師似的。）類似的飯我和托尼在這張桌邊吃過多次，可這一頓足以涵蓋其餘。那樣的簡潔，那樣的滋味，天下竟有那樣的男人！那天晚上起了風，一株梣樹的粗大枝幹砰地落下來，擦過茅草屋頂。晚飯之後會讀點書，當然還會聊天，不過，只有先喝上一杯酒，再做完一場愛，才顧得上這些。ｈｔtｐs://ｒｅａd•9９csｗ•coｍ
托尼說，「你知道這一切會導致什麼結果，難道不是嗎？」
我從緊繃繃的牛仔褲口袋裡摸出一張紙巾，捂在鼻子上發出哀怨的、猶如吹喇叭似的聲音。我還是不相信自己的控制力，不敢開口說話。
通常，午餐之後，我一個人讀書，而托尼會打個盹——隨著夏日流逝，他午睡的時間越拉越長，我本該注意到這點的。起初，我的速讀能力讓他刮目相看。兩百頁只要幾小時！然後我又讓他大失所望。我沒能條理清晰地回答他的問題，我沒記住多少信息。他讓我再看看邱吉爾關於「光榮革命」的說法，他考查我，像演戲似的誇張呻|吟——你這個粗枝大葉的討厭鬼！——要我再去讀書，問我更多的問題。這些口試總是在林間散步時發生，在吃完他做的晚餐、隨即喝下幾杯酒以後。我討厭他這麼不依不饒。我希望我們是一雙情侶，而不是一對師生。當我說不出答案的時候，我既生他的氣，也生我自己的氣。接著，在經過幾堂吹毛求疵的課之後，我開始得意起來，不僅因為我的表現越來越好，而且我已經開始就這些故事本身做起筆記來了。這一點彌足珍貴，就好像那都是我自己的發現——比如蘇聯政府的高壓政策。難道十七世紀時英國不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喜歡質疑的社會嗎？難道英國的啟蒙運動不比法國的意義更為重大嗎？在反抗天主教會在歐陸專制統治的鬥爭中，難道英國的貢獻不是格外突出嗎？毫無疑問，我們就是這種自由精神的繼承者。
當時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哪裡？在那些社論中，華美的從句語焉不詳地繞著星光熠熠的主句轉，可是在「讀者來信」版上，人人都顯得斬釘截鐵。整個世界都亂了套，這些寫信的人個個都揣著一顆焦慮的心，他們覺得國家陷入了絕望、憤怒與破罐子破摔的自殘狀態。有一封信宣稱，大英帝國已經陷入了一種瘋狂的akrasia狀態——托尼提醒我，這個希臘詞兒的意思是「行事與更為明智的判斷背道而馳」（我難道沒讀過柏拉圖的《普羅泰哥拉篇》嗎？）真是個有用的詞兒。我記住了。然而，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更為明智的判斷」，也並不存在什麼與之背道而馳的東西。人人都瘋了，人人都這麼說。在這喧嚷放蕩的年代，那個古老的詞兒「衝突」已經給用濫了，通貨膨脹引發罷工，工資標準調整方案又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愚不可及的午餐酒局政治，還有那些根本無意合作、野心勃勃地煽動叛亂的工會，懦弱的政府，能源危機與停電事件，光頭黨，骯髒的街道，此起彼伏的愛爾蘭暴亂，核武器。頹廢，頹喪，難挽頹勢，沉悶低效，末世預言……
他有好幾十個朋友，不過，當然啦，只要我在，他就不會邀請任何人到這裏來。只有一次我們接待了幾個客人。某天下午他們坐著一輛配有司機的汽車過來，都穿著黑色套裝，我猜他們有四十多歲。托尼的態度委實突兀，他要我到林子里散步，把時間拖得久一點。一個半小時之後那些人才走。托尼沒有做出任何解釋，當天晚上我們就回到了劍橋。
「塞麗娜，你怎麼會那麼蠢？」
我為什麼要忍受這樣的事兒？我從他身邊走開，直奔他的車。我知道我只有一件事可做了。我們可以雙雙待在停車帶上。如果逼他跟我再待上一個鐘頭，他也許能恢復理智。也許不能。無所謂。我有自己的計劃。我的手伸向駕駛室的車門，隨即打開，從點火裝置上拔下鑰匙。他的整個人生都掛在這沉甸甸的鑰匙圈上，這一大串看起來雜亂無章，陽剛氣十足：丘伯鎖，班恩哈姆鎖，耶爾鎖；他的辦公室，他的房子，他的第二個家；他的郵箱、保險箱和第二輛車；還有其餘種種，反正都是他不肯讓我介入的生活。我把自己的胳膊往回收，想把這全套鑰匙都扔出去，越過山楂樹籬。如果他有本事進去，那就讓他連滾帶爬地穿過田野吧，在奶牛和小糞池之間尋找他那些性命攸關的鑰匙，而我會袖手旁觀。
他又回過頭朝他的汽車走過去，我跟在後面。「該死的噩夢。」他自言自語。
如果不是我的妹妹露西在那年夏天惹出一個大麻煩，轉移了我母親的注意力，她本來多少會有點懷疑。露西向來更鬧騰，脾氣更暴躁，更熱衷於冒險，而且對於「自由解放」的六〇年代——彼時六〇年代已經一瘸一拐地走進了下一個十年。當時她又長高了兩英寸，而且她是我所見過的第一個穿毛邊牛仔短褲的人。放鬆點，塞麗娜，要自由！她在嬉皮風即將過時之際才趕上這波時髦，不過鄉野小鎮向來都是這麼慢一拍的。她還向全世界宣告，她平
九-九-藏-書生的唯一目標是從醫，當個全科大夫或者兒科醫生。我發覺自己在啞著嗓子哀求他，我討厭自己發出這樣的聲音。「托尼，是你說把襯衫放進洗衣筐的。」
我畢竟在紐恩漢姆練過三年網球，當時如果真的扔出去了，力量自然不小。可我終究沒能出成這個風頭。我的胳膊剛剛往回掄到極限，就感覺到他的手指環繞在我的手腕上，愈攥愈緊。頃刻間他已經逼得我鬆開了鑰匙。他的動作並不粗野，我也沒奮力掙扎。他推開我，一言不發地鑽進車裡。他已經說得夠多了，更何況我剛才的舉動已經讓他愈發堅信，我徹底辜負了他的期望。他把我的包扔到地上，甩上車門，發動引擎。現在我能發出聲音了，可我說什麼呢？我又成了一條可憐蟲。我不想讓他走。我傻乎乎地衝著他的汽車摺篷喊，「托尼，你別裝得好像你不知道真相似的。」
「什麼花招？」
除此之外，我當時仍然覺得自己有責任向父母交待，他們聽說我正在考慮到「衛生及社會保障部」麾下的一個體面的政府部門求職，都很高興。我母親也許沒想到原子對撞機之類的玩意，可是在動蕩年代，這份工作的穩定性一定讓她深感欣慰。她想知道結業考試之後我為什麼不回家住，於是我告訴她，一位親切和藹的導師替我安排了「住宿」。這當然說得通：在耶穌草坪租到一個廉價的小房間，投入「熱情洋溢的工作」，哪怕周末也不例外。
他喜歡跟我講他的童年。他父親在一戰中當過海軍指揮，其帆船駕駛水準達到專業級別。二〇年代末，他們家常常會去波羅的海度假，在那些小島間穿梭遊玩，他父母就是在那裡邂逅的，他們還在庫姆靈厄的一座偏僻島嶼上買了一幢石塊壘的小別墅。在懷舊情愫的不斷打磨下，那裡漸漸成了他童年回憶中的天堂勝地。在那裡，托尼和哥哥或四處遊盪，或在海灘上點起篝火野營，或划船到一座無人居住的小島上掏鳥蛋。他還拿出以前那種方鏡箱照相機拍的快照，證明這樣的夢境曾真實存在。
話說回來，我還是最喜歡他重新把衣服穿上，將他的頭路恢復到原來的優雅模樣（他會用頭油和一把鋼梳）。此時他又變得尊貴莊重起來，把我安頓在一張扶手椅上，靈巧地拔出一瓶灰比諾酒的塞子，開始指導我讀書。從此以後我就時時留心到這一點——在一|絲|不|掛的男人和衣冠楚楚的男人之間，橫著一座山。就像是共用一張護照的兩個男人。不過，這其實也沒什麼要緊，一切都是融為一體的——食與色，美酒與散步，聊天。而且我們也真夠用功的。起初那些日子，也就是那一年的春天和初夏，我在忙著應付我的結業考試。在這些領域托尼幫不上什麼忙。他坐在我對面，寫一部關於約翰·迪的專著。
他繼續沿著自己的思路往下說，而我一直背對著他。他曾經多麼信任我，鼓勵我，對我寄予多麼大的希望，而我卻讓他失望透頂。像現在這樣衝著我的後腦勺說這些話，而不用直視我的雙眼，一定能讓他好受一些。我開始猜測這根本不是一個簡單的錯誤，不是一個忙忙碌碌、德高望重的老人司空見慣的記憶故障。我想我看得夠清楚了。弗里達提早從維也納回來。不知怎麼的，也許出於某種陰暗的預感，她專程出門去了小別墅。要不就是他們倆一起去的。卧室里擺著我那件洗好的襯衫。然後戲碼就在薩福克郡或者劍橋上演，她下了最後通牒——要麼把女孩趕走，要麼他自己開路。於是托尼做出了顯而易見的決定。不過重點在下面。他同時做了另一個選擇。他決定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橫遭欺騙，備受冤屈，所以怒火中燒是理所應當的。他已經說服了自己：他根本沒跟我提過什麼洗衣筐。那段記憶給抹掉了，他是故意的。不過，如今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經把它給抹掉了。他甚至不是在裝腔作勢。他真的相信自己對我失望透頂。他真的以為我做了什麼陰險下作的事兒。他是在逃避那個念頭——他已經做出了選擇。是懦弱，是自欺，還是虛妄浮夸？都有，不過更關鍵的是他失去了理智。什麼貴賓桌啦，學術專著啦，政府使命啦——都毫無意義。他的理性已經離他而去。據我看，坎寧教授罹患了嚴重的心智功能失調症。
總之，七八月份沒人關注我，我得以在耶穌草坪閒蕩，讀點邱吉爾，讀煩了便眼巴巴地等著周末，好徒步去城市邊緣的公交車站。沒過多久，七二年的這個夏天就被我供奉于記憶的神龕，它是黃金時代，是一段彌足珍貴的牧歌歲月，可是當時其實也只有周五到周日才算舒心寫意。那些周末是一堂漫長而廣泛的輔導課，教我如何生活，如何吃喝以及吃喝什麼，如何看報，如何在一場辯論中堅持到底，如何「消化」一本書。我知道一場面試迫在眉睫，可我從來沒有閃過一絲狐疑，問問托尼為什麼要在我身上傾注那麼多心血。即便我想過，我也可能會認為，既然是跟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談情說愛，那麼領受這樣的關切就是分內的事兒。
回到耶穌草坪，四天一晃而過，我什麼消息也沒得到。我乖乖地研究《工廠法》和《穀物法》，細讀報紙。我見了幾個正好路過的朋友，可我壓根不敢遠離那台電話。第五天我去了托尼的學院，在門房那裡留了張條子便趕回家，生怕錯過電話。我不能給他打——我的情人很謹慎，沒給過我家裡的電話號碼。那天晚上他打來了電話。他的聲音平板而獃滯。他沒有寒暄，直接命令我明天早上十點等在公交車站。我正想向他提個哀怨的問題，他就把電話掛了。那天晚上我當然沒睡好。匪夷所思的是，一夜無眠中，我居然一直擔心他出了什麼事，其實，我那顆愚蠢的心本來應該意識到，要完蛋的那個人是我。
考試一結束，托尼就宣布，從此以後我讀什麼東西由他說了算。小說讀得夠多了！他很震驚，我對於他所謂的「我們的島國往事」竟然如此無知。這話他倒沒說錯。十四歲以後，我在學校里就沒學過一點歷史。如今我二十一歲，有幸受到得天獨厚的教育，然而，阿金庫爾戰役、君權神授說和百年戰爭對我而言僅僅是幾個短語而已。一提起「歷史」這個詞兒，我的眼前就浮現出一連串單調乏味的畫面，不是王位更替，便是殘忍的教派爭訟。可我還是乖乖地聽從了他的教導。這些材料總比數學有意思，更何況他開給我的書單也不長——溫斯頓·邱吉爾和G·M·特里維廉。至於其他內容，教授會當面講授。rｅad.９９ｃsｗ.ｃｏｍ
我們確實挺幸福。我們每個周末都在離薩福克郡伯里聖埃德蒙茲鎮不遠的一座與世隔絕的鄉間小別墅里幽會。你先得從一條安靜狹窄的小巷拐到一條昏暗的小路，沿著它穿過一片田野，然後你在一片古老的、截去樹梢的林子邊上停下腳步，一扇小小的白色尖樁籬柵門就藏在一叢彼此纏繞的山楂林里。一條石板路蜿蜒曲折地穿過枝蔓叢生的鄉間花園（羽扇豆，蜀葵，碩大的罌粟），路之盡頭是一扇重重的、綴滿鉚釘或元釘的橡木門。你一打開門就是餐廳，那裡到處都是巨大的石板和滿是蛀孔、半埋在灰泥中的橫樑。對面牆上掛著一幅地中海風景畫，白屋粉牆，一根繩子上晾著被單。這幅水彩是溫斯頓·邱吉爾一九四三年在馬拉喀什會議間歇畫的。我一直沒弄明白這幅畫是怎麼會被托尼收藏的。
我們來到停車帶與馬路交匯的地方。
「托尼，什麼花招？」
以英國人的標準衡量，那真是個愜意的夏天，托尼把生活節奏安排得莊嚴持重。我們經常在古老的栒子樹的濃蔭下吃午餐。通常，從午後小睡中醒來，他會先去洗個澡，接著，如果天只是比較暖和，他就會在兩棵白樺樹之間懸一張吊床，躺在上面看看書。如果天確實太熱，他有時候會出點鼻血，所以只能仰面躺在屋裡，臉上壓一塊法蘭絨布和若干冰塊。有幾個傍晚，我們到林子里野餐，用一塊挺括的茶巾包起一瓶白葡萄酒，在一隻雪松木盒子里裝酒杯，外加一隻裝滿咖啡的扁壺。這番排場堪稱「草地上的高腳貴賓桌」。茶碟茶杯，織花檯布，瓷盤銀器，一應俱全，還有一張鋁骨帆布摺疊椅——我毫無怨言地將這些東西運來運去。那年夏末，我們並沒有沿著那條小路走到遠處，因為托尼說步行時腿腳會痛，而且他動不動就累。入夜，他喜歡在一台老式留聲機上放歌劇唱片，儘管他迫不及待地跟我解釋《阿依達》、《女人心》和《愛的靈藥》里的人物和種種弔詭的情節，可我對那些尖銳纖弱、充滿渴望的嗓音幾乎無動於衷。那老舊而奇特的嘶嘶聲，還有早就被磨鈍的唱針隨著彎曲變形的唱片表面起起伏伏，發出噼噼啪啪如爆裂般的聲響，聽起來仿如飄入太空般失真，透過唱片，那些死去的幽魂在絕望地向我們呼喊。
這事太不公平，把我整個人都打蒙了，很難說出話來。在舌根後上方，我的喉頭開始發緊。我生怕眼淚掉下來，趕緊轉過頭。我不想讓他看見。
他在一個彎道上折回來，直奔劍橋方向，然後駛入A45公路旁的一條停車帶，那裡油膩膩的，長滿雜草，飽經風霜的光禿禿的地面上有個亭子，專門用來向卡車司機出售熱狗和漢堡。在上午的這個時段，這個小攤關著門上著鎖，也沒有別人停在那裡。我們從車裡出來。這是夏末最糟糕的那種天氣——出太陽，颳風，塵土飛揚。我們右邊有一排間距寬闊、乾枯憔悴的西克莫無花果幼樹，而另一邊則是時而呼嘯時而轟鳴的車流。我們就像是站在一條賽車道的邊緣。停車帶足有幾百碼長。他沿著停車帶邁開步子，我在他邊上跟著。為了交談，我們幾乎得大聲喊。
多麼荒唐啊。他當然在裝。這根本就是他的失敗。他連著發動了幾次引擎，防備著我萬一說出別的什麼話來，他正好可以用那些轟鳴聲來淹沒它。接著他向前行駛——起初開得慢，擔心我沒準會撲到擋風玻璃上，或者橫在他輪下。可我像個悲劇感十足的傻瓜那樣站在那裡，眼睜睜看著他走。我看見他的剎車燈閃了閃，他在放慢速度等待匯入車流。接著他就走了，一切就此告終。
我跟托尼·坎寧的私情持續了幾個月。起初我同時也跟傑瑞米約會，可是到了六月末結業考試之後，他搬到愛丁堡，開始攻讀博士學位。從此我便不用再那樣擔驚受怕，不過，直到他離開，關於他為什麼無法滿足的問題，我還是沒能揭開謎底，這事兒仍然讓我煩心。他從來沒抱怨過，似乎也沒替自己傷心過。幾周之後，他寫了一封溫柔的、滿含歉意的信，說他某天晚上在厄舍音樂廳聽布魯赫的協奏曲，愛上了一位小提琴手，那是一個來自於德國杜塞爾多夫的年輕人，其演奏格調精緻，慢板尤佳。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沒錯。但凡我的思維更老派一點，我就會猜到了，過去確實有那麼一段時間，男人只要在床笫之歡上碰到問題，就只有一種原因。
「你難道不開心嗎？二十五年來，昨晚我們倆吵得最凶。你得逞了，難道不興奮嗎？」
《泰晤士報》讀者來信的熱門話題，既涉及礦工的處境，也包括「一個工人國家」的概念，還有伊諾克·鮑威爾和托尼·本恩的勢不兩立、倉促組織的示威抗議，以及「索爾特利抗爭事件」。有一位退役海軍少將來信說這個國家就像是一艘生鏽的戰艦，吃水線下千瘡百孔。托尼一邊吃早飯一邊看那封信，然後衝著我嘩啦啦地搖著他那份報紙——那年頭，新聞紙總是沙沙作響，動靜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