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住處在我北面，距離只有一英里，那是個位於四樓的小房間，俯瞰著喧鬧的霍洛威大街。經過一個禮拜的熟絡，我們就開始在晚上約好一起行動了。沒過多久，我就發現我們的友誼替我們在辦公室里贏來了「勞萊與哈代」的諢號，這並不是說我們喜歡打打鬧鬧，而是因為我們的身材對比強烈。我沒有告訴雪莉。她從來沒想過，除了酒吧之外，夜晚還能在別處度過，而且她更喜歡那種吵吵鬧鬧、樂聲震天的酒吧。她對梅費爾一帶毫無興趣。過了幾個月，我就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各種不同程度的體面與頹廢以及卡姆登、肯特鎮和伊斯林頓的酒吧了如指掌。第一次出遊，我就在肯特鎮的一家愛爾蘭酒吧里看到了一場可怕的鬥毆。在電影里，一拳頭打在下巴上司空見慣，可是眼睜睜地目擊這一幕就非同尋常了，儘管那聲音、那骨頭的嘎吱作響，都要比電影里靜默得多，潮濕得多。對於一個向來被人保護得好好的女人來說，這一幕魯莽得教人難以置信，對於可能會招來的報復，對於未來的後果、對於生命本身都是那麼漫不經心，那些白天替墨菲建築公司揮舞丁字鎬的拳頭重重地砸在一張臉上。我們坐在吧凳上看著他們。我看見有什麼東西在空中劃過一道弧線，越過啤酒泵的手柄——一粒扣子，或者一顆牙齒。更多的人加入戰鬥，喊聲此起彼伏，酒吧侍者是個看起來頗為機靈的傢伙，手腕上刺著墨丘利節杖圖案，他正在打電話。雪莉單手攬住我肩膀，推著我向門口走去。身後的酒吧里，留著我們的朗姆酒和可樂，可樂里的冰塊正在融化。

我們晚上外出並不是為了找男人。相反，我們之間聊了很多——聊我們的家庭，聊我們過往的人生。她說她的敘利亞醫生，我說傑瑞米·莫特，但沒提托尼·坎寧。傳播辦公室里的小道消息是被嚴令禁止的，哪怕是我們這些底層的新手，而服從命令是關乎尊嚴的大事。除此之外，我能感覺到如今雪莉手頭已經在干比我更重要的工作。對她問長問短是不智之舉。每當我們在酒吧里的聊天被中斷，每當男人靠近我們，他們起初都是奔著我來的，結果卻總是被雪莉迷倒。我很樂意默默地待在她身邊，讓她來接管。他們繞不過那善意的戲謔與大笑，機智而親切的問題，比如問他們是幹什麼的，從哪裡來，經過一兩輪朗姆酒加可樂，他們就撤退了。在卡姆登水閘——當時那裡還不是一個旅遊景點——一帶的嬉皮酒吧里，那些長發男子更狡猾也更難纏，他們用更柔和的聲調說「得了吧」，說他們內心深處埋藏著女權主義精神，談論集體無意識、金星凌日以及與之相關的俗套噱頭。雪莉擺出一副雖然親切可人卻不解其妙的樣子，把他們打發走，而我看到這些人就想起我妹妹，避之唯恐不及。

我努力不讓自己消沉，飛快地拐上卡納比街，邁步匯入人流。哀嚎的吉他樂聲和從一家開在地下的商店裡飄出的廣藿香氣味讓我想起我妹妹，想起家裡碰上的那些麻煩。成排成排「迷幻風」T恤和佩珀中士穿的那種流蘇軍裝掛在人行道上的衣架上。都是賣給那些志趣相投、一心想表達個性的傢伙。好吧，我現在的情緒有點尖酸刻薄。我沿著攝政街往前走，然後左轉，步入索霍區深處，街上骯髒不堪，遍地都是垃圾、被人扔下的零食、塗上番茄醬的漢堡和熱狗，壓爛的紙盒子躺在人行道和陰溝里，燈柱邊堆著一隻只垃圾袋。紅色霓虹燈上的「成人」字樣隨處可見。櫥窗里，仿天鵝絨底座上陳列著各色物件：皮鞭、假陰|莖、催情藥膏、鉚釘面具。一個穿著皮夾克的胖子——貌似是在替脫衣夜總會招徠生意——在門口衝著我嚷嚷一個含ｈｔｔｐs://ｒｅaｄ.９9ｃsw•ｃom混不清的詞兒，發音聽起來像「玩藝兒」！也可能是「喂」！有人朝我吹口哨。我加快腳步，刻意顯得目中無人。我還在想露西。看到這塊地方就聯想到她，這樣並不公平，然而，這種嶄新的自由精神，既害得我妹妹被捕、懷孕，也縱容了這些商店的存在（不僅如此，也許我還能加一句，它也縱容了我跟長者之間的風流韻事）。露西不止一次跟我說過，歷史是一種負擔，現在到了將一切都推倒的時候了。好多人都這麼想。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污穢下流、隨心所欲的叛逆氣息。不過，拜託尼所賜，如今我懂得，儘管西方文明不盡完美，卻是經歷了多少劫難才構築起來的。由於管理上的失誤，我們擁有的自由不夠完整。可是，在世界的這個角落，我們的統治者已經不再擁有絕對的權威，那些殘忍的暴行大部分都是個人行為。在這些索霍區的街道上，無論腳下是什麼樣子，我們終究能出淤泥而不染。那些教堂、議會、繪畫、法庭、圖書館和實驗室——它們實在太珍貴了，不容摧毀。

塔普說了點什麼讓我大受鼓舞，於是我在自畫像上又添了一筆，說我對國際象棋如何熱愛，卻不提我已經有三年沒碰過棋了。他問我是否熟悉一九五八年齊爾伯與塔爾的殘局。我並不熟悉，不過我可以煞有介事地描繪著名的「薩維德拉局面」。說實話，那次面試的表現，是我有生以來最機靈的一次。自從我在《？誰？》上發表了幾篇文章之後，我還從來沒對自己這麼滿意過。我幾乎無所不談。無論什麼話題，即便一無所知，我也有辦法灑上一層金光。我是在替托尼說話。我的口氣活像學院院長，政府諮詢委員會主席或者哪位鄉紳。加入軍情五處？我簡直都準備領導它了。於是，他們先是要我離開房間，五分鐘之後就把我叫了回去，當我聽著塔普先生告訴我他們決定給我一份工作時，根本沒有一絲驚訝。他還能怎麼做呢？

上班路上，我不時陷入沉思，琢磨這份工作的表象與現實之間有多麼大的差距。我只能對自己說——既然我沒法跟別人說——我替軍情五處當差。它好歹籠罩著某種光環。直到今天，一想起當年那個蒼白羸弱的小東西居然想為國家效犬馬之勞，我的心情還是很難平靜。但我不過是又一個穿著超短裙的姑娘罷了，擠在人堆里，像我這樣的人成千上萬，擁進骯髒的地鐵隧道，通過中轉站換乘，去往「綠色公園」，在那裡，我們對垃圾、沙礫以及地下臭烘烘的風早已見怪不怪，它們抽打我們的臉，弄亂我們的頭髮（如今的倫敦可真是乾淨多了）。上班之後，我也只是個辦公室女職員，挺直脊樑在一台碩大的雷明頓打字機上敲敲打打，我所在的房間煙霧繚繞，在首都這樣的房間何止千萬，我在那裡忙著取文件、辨認男人的筆跡，中午吃完飯便匆匆趕回。我甚至比大多數人都賺得少。托尼以前給我念過一首貝傑曼寫的詩，我就像詩里提到的那種女工，也在自己的小單間里用洗臉盆洗內衣。

我認識米莉·特里明漢姆嗎？——就是那位後來當上處長的單親媽媽。後來，等到我能夠告訴所有人自己曾在軍情五處工作時，別人經常這樣問我。如果說這問題讓我惱火的話，那是因為我猜他們真正想問的是：憑著劍橋背景，我為什麼不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我入行比她晚三年，而且，沒錯，我確實是沿著她的路徑起步的，就是她在回憶錄里描述過的那條路——位於梅費爾區的同一幢陰森森的大樓，待在同一個狹長而暗淡的房間里，接受同樣雖然沒有意義卻頗能讓人好奇的任務。不過，當我在一九七二年入行時，特里明漢姆在新來的姑娘眼裡已經成了一個傳奇。記住，我們當時不過二十齣頭，而她已經三十五六。有一次我的新朋友雪莉·先令指給我看，特里明漢姆正站在一條走廊的盡頭，邊上那扇窗戶髒兮兮的，所以光線昏暗，她一隻胳膊下面夾著一疊文件，正在跟人說著什麼要緊事，那人我們不認識，看起來像是來自雲山霧罩的權力頂峰。她神態自九九藏書若，幾乎像是跟那人平起平坐，逗得他發出一陣狂笑，一隻手還飛快地在她的前臂上碰了一下，好像在說：收斂一點你的聰明勁吧，要不我這日子沒法過啦。

作為一名最低級的職員，我第一周的薪水減去扣除額之後是十四鎊三十便士，當時剛實行十進位幣制，這新玩意尚未褪去那種不夠嚴肅、半生不熟、看起來就像是騙人的氣息。我每周房租要用去四英鎊，外加一英鎊電費。我的交通費一鎊多一點，剩下八英鎊解決飲食和其他一切開銷。我把這些細節列出來，不是為了抱怨，而是秉承簡·奧斯丁的精神，她的小說我是在劍橋時迅速翻完的。如果想理解一個人物——無論是真實還是虛構——的內心世界，你怎麼能不知道她的經濟狀況呢？弗魯姆小姐，剛剛在聖奧古斯丁大街七十號的蝸居中安頓下來，每年收入不足一千，懷著一顆沉重的心。我一星期一星期地挨過去，可我並沒覺得自己屬於那個激動人心的隱秘世界。我還年輕，如果每天從早到晚都「懷著一顆沉重的心」，那我可受不了。在午休時間和晚上下班時與我做伴的是雪莉·先令，她的名字與姓氏押著頭韻，而姓氏又正好是那種靠得住的舊幣，這一點倒是與她那豐腴的臉上歪著嘴的微笑，以及她的老派品味相得益彰。她剛來一個禮拜就因為「在盥洗室里逗留太久」，惹毛了我們那位煙癮巨大的上司林小姐。實際上，那天雪莉是在十點鐘衝出大樓的，去給自己買一件當晚派對上要穿的禮服，她一路跑到牛津街上的馬莎百貨，找到目標就試穿，接著又試了大一號的，付完賬以後坐巴士回來——總共耗時二十分鐘。那天中午她沒時間，因為她計劃在中午買鞋子。我們這些新來的姑娘，除了她沒人敢這麼離譜。

我離開大樓時，頭腦混亂，心情抑鬱。甚至在跟瓊道別之前，我已經打定主意，我不想要這份工作。這是在侮辱我，一個低等文秘的職位，薪水卻只有此類工作慣例的三分之二。如果當個女侍應，加上小費我的收入還能翻倍呢。他們自己留著這職位好了。我會給他們留張條子的。儘管大失所望，至少事態明朗了。我覺得自己心裏空蕩蕩的，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到哪裡去。在劍橋租的那間房已經耗盡了我的錢。當時我別無選擇，只能回去找我父母，再當個乖女兒，好孩子，面對主教大人的冷漠和母親張羅各種事務的熱情。不過，比這些前景更可怕的是，此時突然襲來一陣失去情人的悲傷。在剛才那一個小時里，我假扮成托尼，還將我們在夏日的共同記憶劫來為我所用，這樣一來，往事頓時在腦海中栩栩如生。我已經說服自己，要學會理解我的損失到底有多大。這就好像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長長的對話，他突然轉過身，撇下我獨自面對他的離去所帶來的那種排山倒海的痛苦。我想念他，渴望他，我知道我永遠也沒法讓他回頭。

不過，在我看來，這些歷險記沒有一件比得上她一直隨身攜帶的那個筆記本更古怪，本子上套著稚氣的粉色塑料封皮，裏面夾著一支短短的鉛筆。她一度不肯說自己寫的到底是什麼，不過某天晚上在莫斯威爾山酒吧里，她承認記錄的是人們說過的那些「或機智或風趣或癲狂的話」。她還會寫一點「關於故事的小故事」，要不就是純粹記錄一點「想法」。這個筆記本總是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這樣哪怕是聊到一半的時候她也能動筆。辦公室里別的姑娘都拿這事嘲笑她，而我卻很想知道她有沒有更大的寫作野心。我跟她談起我正在讀什麼書，儘管她禮貌地聆聽著，甚至可以說聽得相當認真，可她從來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就連她到底讀不讀書我都拿不準。她要麼就是什麼都不讀，要麼就是在守著什麼大秘密。

有好幾秒鐘我都沒弄懂他話里的意思。等我回過神來，我覺得他不是在逗我玩，就是在考驗我。我得到的職位是初級文職助理。當時我已經知道在文職部門的階層序列里，這是低得不能再低的頭銜。我的主要職責將是文件歸檔、編製索引以及與此相關的資料室工作。如果工作勤勉、提拔及時，那我也許能升到文職助理。我儘力不讓自己的表情流露出我剎那間領悟到的事實——我犯了個可怕的錯誤，或者說這個錯是托尼犯的。又或者，這其實是他原先就設計好用來懲罰我的。如今他們招募我並不是去當「官」的。這樣就沒法當間諜了，不會摻和第一線的工作。我假裝挺高興，然後試探著問了一句，瓊便向我坦承，確實有那麼一項慣例：男性與女性分別沿著兩條職業軌道前進，只有男人才能當「官」。當然，當然，我說。這個我當然知道。我是一個年輕聰慧、無所不知的女人嘛。我生性驕傲，不願意讓他們看出我原先得到的信息是多麼不靠譜，現在我又是多麼惱火。我聽任自己熱情洋溢地接受了這份工作。太棒了！謝謝你！我從此就有了一個「起步紀念日」。等不及啦！我們站在那裡，塔普先生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瓊陪著我走到門口九九藏書，她跟我解釋說他錄取我的決定還將按慣例經受一系列審查。如果我最終被錄用，那就要到柯曾街工作。我必須簽署「公務保密條例」，並受其各項嚴格規定的約束。當然當然，我不停地說。太棒了。謝謝你。

「警察快到了，他們沒準會找目擊證人。最好趕快走人。」跑到大街上，我們才想起她的外套。「啊，忘了它吧。」她一邊說一邊揮手。說話間她已經又在往前走了。「我討厭那件外套。」

形影相弔中，我緩緩地走在馬爾伯勒大街上。這份工作和托尼是同一件事的兩個面，它們都屬於這一個夏季的「傷感教育」，而這一切在四十八小時里便分崩離析。他回去找他的妻子和他的學院，而我一無所有。沒有愛情，沒有工作。只有孤獨帶來的寒意。一想到他甩掉我的方式，我便愈發悲傷。太不公平了！我瞥了一眼馬路對面，發現一個可惡的巧合，迎面正是利伯蒂商場的仿都鐸建築，托尼就是在那裡替我買了那件襯衫。

我們這些新手對她頂禮膜拜，因為我們聽說她很快就掌握了文件管理和登記造冊這類複雜的花樣，所以不到兩個月就升了職。有人說是幾周，甚至幾天。我們相信她穿的那些衣服有一點離經叛道的意味，那些明麗的印花衫和圍巾，都是從巴基斯坦買回來的真貨，她曾受軍情五處派遣，到那裡的某個無法無天的軍事基地里工作過。這說法其實是我們自己傳的。我們本應該問問她。很久很久以後，我才在她的回憶錄中讀到，她只是在伊斯蘭堡辦事處里當過文書罷了。不過我還是不知道她有沒有參加過那年的女職員抗議活動，當時軍情五處的女畢業生正在發動戰役，爭取更好的職業前景。她們希望獲准由自己來調度特工，就像那些男性文官一樣。我猜特里明漢姆是同情這些訴求目標的，可她對於集體行動、言論和決議都懷有戒心。我從來沒搞懂，為什麼關於這場抗議活動的流言，一點都沒傳到我們這裏。也許她們覺得我們資歷太淺了。歸根結底，是時代潮流慢慢改變了軍情五處，可她是第一個脫穎而出的，第一個在女人的小隔間的天花板上鑿出了洞。她幹得不動聲色、富有技巧。我們其餘人等就跟在她身後鬧哄哄地往上爬。我就是其中之一，屬於隊伍尾梢的那撥。當她從培訓部調離，迎接她的是全新的硬骨頭——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主義——而我們這些跟在她身後的人，有好多還是繼續原地踏步了好一會兒，照舊跟蘇聯在老戰場上周旋。

底樓大部分地盤都被登記處佔據，這個龐大的儲存庫里有三百多名出身良好的秘書，像修建金字塔的奴隸那樣埋頭苦幹，處理各種調檔需求，返還或分發文件給大樓里的專項主管，還要將新來的材料分類歸檔。在人們看來，這個系統運轉得如此良好，以至於直到電腦時代它還繼續維持了好久，時間長得離譜。這是最後一道防禦工事，是紙張最後的專制。就像入伍新兵總是被人打發去削土豆、用一把牙刷清潔閱兵場，我的頭幾個月都在忙著編製大不列顛各地共產黨員的名單，還要為所有那些尚未明確定性者建立案卷。我重點關注的是格洛斯特郡。（當初特里明漢姆負責的是約克郡。）頭一個月我替斯特拉德一家文法學校的校長建立了案卷，他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某個周六晚上，參加了當地共產黨組織的一次公開會議。他在「黨員同志」們流傳的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不過後來他一定是改變了主意，沒有加入組織。在我們已經掌握的正式名單中沒有他。可我還是決定給他建一份案卷，因為他所處的地位可能會影響年輕人的思想。這是我工作的起點，我的第一步，所以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哈羅德·鄧波爾曼，還記得他的出生在哪一年。如果鄧波爾曼有朝一日決定放下管理學校的工作（他只有四十三歲），轉而申請當公務員，那他就會牽涉到密控檔案問題，經過一系列審查程序，自會有人查到這份案卷。鄧波爾曼會受到盤問，問到那個七月的夜晚（他當然會對那天印象深刻），也可能他的申請會被否決，而他永遠也不知道為什麼。完美無瑕。至少理論上是這樣。我們仍然在學習必要的規章條款，判斷需要具備怎樣的材料，才能建立一份案卷。在一九七三年的頭幾個月，這樣一個封閉的、運轉自如的系統——不管它是多麼無聊——對我而言倒是種寬慰。我們這十二個在那個房間里工作的人都很清楚，那些受蘇聯總部領導的特工們，根本就不會跑來向我們宣告他加入了大不列顛的共產黨組織。我無所謂。

然而，雪莉從無愧色，行事高調，她並不急著嫁人，不管面對誰都能坦然直視。她有個絕活，或者說是嗜好，喜歡把自己的事兒拿出來肆意嘲笑——我覺得，這並不是因為她覺得自己很可笑，而是因為她認為人生需要及時行樂，還想把別人也拉進來一起開心。高調的人，尤其是高調的女人難免樹敵，雪莉也有一兩個敵人全心全意地討厭她，不過，總體上她的方式暢行無阻，人緣不錯，跟我特別要好。有一點也許幫了她的忙ｈｔｔｐｓ://rｅａd•９9ｃsｗ•cｏm：她不是那種美得咄咄逼人的。她是個大個子，至少超重三十磅，衣服要買十六號，而我只要十號，而她真的跟我們說過，我們務必要用「婀娜多姿」這個詞兒來形容她。說完她就笑了。她的圓臉原本略顯短胖，但臉上幾乎一直在變化的表情，非但替她藏了拙，甚至頗添了幾分光彩，讓她顯得那麼生氣盎然。她最漂亮的地方，是將那一頭自然卷黑髮、鼻樑上的淺淺雀斑和灰藍色的眼睛搭配在一起，這樣的組合併非司空見慣。她微笑時嘴角總是向右下方傾斜，這表情我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詞兒來描摹。介於放蕩不羈與敢作敢當之間。儘管她並不寬裕，她外出遊歷的次數還是超過了我們大多數人。大學畢業之後的那年，她獨自搭車去伊斯坦布爾，賣血換來一輛輕型摩托車，然後摔斷了腿、肩膀和手肘，愛上一位敘利亞醫生，墮了一次胎，最後才跟著一艘船從安納托利亞回到英國，坐船的條件是在船上幫廚。

我花了半小時信步從攝政街踱到查令十字街，這段路改變了我的命運。我改弦易轍，決定接受這份工作，好讓我的人生井井有條、目標明確、獨立自主。我的決定里也許有一絲轉瞬即逝的受虐狂意味——作為一個被遺棄的情人，我只配在辦公室里打打下手。再說也沒別的工作。我可以把劍橋，連同它與托尼之間的關係都拋到腦後，我可以在倫敦的人群中忘乎所以——這其中多少蘊含著某種討喜的悲劇意味。我將會告訴父母，我在衛生及社會保障部找了一份體面的文職工作。現在我發覺當初根本沒必要搞得這麼鬼鬼祟祟，不過，那會兒我也是故意誤導他們的，因為那樣讓我覺得很刺|激。

有些姑娘對雪莉很勢利，可是我們沒有哪一個能像她那樣既入世又脫俗。我們好多新人的出身都很體面，完全可以作為首度進入社交界的淑女進宮覲見伊麗莎白女王——如果這項禮儀沒有在十五年前廢止的話。有幾個是現役或退休官員的女兒或侄女。我們這些人三分之二都有老牌大學的學位。我們說話的腔調一模一樣，我們在社交中頗為自信，在鄉間別墅的周末聚會中也能表現得令人滿意。可是在我們的行事風格中，總有那麼一絲愧意，一種彬彬有禮、甘願俯首帖耳的傾向，尤其是在一個高級軍官——就是那種前殖民地軍官的類型——走進我們昏暗的房間時。我們大多都是（我當然將自己排除在外）那種垂著眼帘、溫文爾雅、看起來似笑非笑的女人。新人們紛紛心照不宣地低調搜尋，想找到出身合宜的體面丈夫。

第一場面試，我見到了一個名叫瓊的活潑而友好的女人，大致是填填表，回答幾個簡單的、有關個人簡歷的問題。一小時之後，我回到同一個房間，裏面除了瓊之外，還有一位看起來像軍人，他叫哈利·塔普，長著淺黃色的、像牙刷一樣的八字鬍，不停地從一隻細長的金盒子里拿煙抽。我喜歡他那種老派的、清脆明晰的嗓音，還有他說話時輕輕叩擊發黃的右手指、聆聽時又會停下來的方式。整整五十分鐘，我們三個人都在合力打造關於我的人物特寫。本質上我是個數學專業人士，其他的愛好也算得體合宜。然而，到頭來我的成績怎麼只得了個「丙級」呢？為了滿足要求，我說了謊，也可以說是歪曲事實，我說最後一個學年我迷上了寫作（鑒於當時那點工作量，我這樣說可真傻），迷上了蘇聯問題和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塔普先生聽到我的觀點，顯得頗為感觸，不過那套詞兒是我背出來的，畢竟我曾經按照我那位舊情人的建議通讀過幾本老書。大學生涯之外，我塑造的「自己」完全脫胎于跟他共度的那個夏季。除了他，我還有誰呢？有時候我成了托尼本人。他們發現我原來對英格蘭鄉間充滿熱情，特別是薩福克郡，我迷戀某種截去樹梢的林子，喜歡在秋天漫步其間，採摘牛肝菌。瓊對牛肝菌略知一二，塔普很不耐煩地看著我們倆飛快地交流了菜譜。她從來沒聽說過煙熏豬胸肉。塔普問我對編密碼感不感興趣。我沒興趣，不過我承認自己對時事頗有偏好。我們匆匆聊了幾句時下的話題——礦工和碼頭工人的罷工，歐洲共同市場，貝爾法斯特的暴動。我說話的時候用的是《泰晤士報》社論的口吻，重複著那些高貴的、聽起來深思熟慮、幾乎不可能被駁斥的觀點。比方說，當我們說到「性自由社會」時，我引用了《泰晤士報》的觀點：必須在個體性自由與兒童對安全與愛的需求之間求得平衡。這話誰能反對？我發揮得越來越好。接著談到我對英國歷史的熱愛。哈利·塔普再度興奮起來。對哪段歷史特別感興趣呢？光榮革命。哦，那一段確實很有意思！接著，又問，就智識水準而言，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說是邱吉爾，並非因為他是政治家，而是因為我將其視為史學家（我大體概括了他對特拉法爾加海戰「無與倫比」的敘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及水彩畫家。對於他那幅鮮為人知的《馬拉喀什屋頂洗衣坊》，我心儀已久，並且相信如今它已經hｔｔｐs://reａd.9９ｃsw•ｃｏm落入了私人收藏。

那麼我們怎麼看她呢？雖然這幾年文化沿革貌似深遠，可這些變化剪不斷人們的社交天線。只用了一分鐘，不對，比一分鐘更短，雪莉只說了三個詞兒，我們就知道她出身寒微。她父親在伊爾福德開一家床具沙發店，名叫「床天下」，她曾就讀於當地一家龐大的綜合性中學，然後是諾丁漢大學。她是全家唯一十六歲后就去住校的。軍情五處原本大概是想實行更為開放的招募政策，不過雪莉的表現也正好是出類拔萃的。我們其餘人等，打字最快的速度也只有她的一半，她的記憶力——無論是對於人臉、對話還是事情發生的過程——比我們都強，她的提問既勇敢又有趣。頗有一批身為「弱勢群體」的姑娘崇拜她，這也算時代風尚使然——她輕柔的倫敦東區口音里有某種時髦的魅力，她的嗓音和舉止讓我們想到崔姬、凱斯·理查茲或者鮑比·摩爾。實際上，她的弟弟是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在狼隊足球俱樂部里當替補。就因為他，我們才知道這傢俱樂部在當時剛剛創辦的歐洲聯盟杯里殺進了決賽。雪莉是個奇人，她代表著一個自信的新世界。

那天下午我回到了那個小單間，告知我的房東，然後開始收拾房間。第二天，我帶著所有的東西回到了教堂邊上的家裡。母親很替我高興，滿懷愛意地抱住我。讓我驚訝的是，主教大人給了我一張二十英鎊的鈔票。三周之後，我就在倫敦開始了新生活。

我沒有取消到軍情五處的面試。那會兒我的生活里再沒別的事可干，再加上當時剛剛解決露西的麻煩，所以就連主教大人都看好我到「衛生及社會保障部」謀事的職業前景。停車帶事件過後兩天，我就到索霍區西側的大馬爾伯勒街上接受了面試。昏暗的水泥地走廊上，一位沉默寡言、但看起來不太喜歡我的秘書讓我坐在一張硬邦邦的椅子上等著。我想我以前從沒見過這麼壓抑的建築。我坐的這一邊有一排窗戶，鐵窗框里鑲嵌著那種讓我聯想到地窖的氣泡玻璃磚。不過，真正阻擋光線的並不是這種玻璃磚，而是窗戶上里裡外外矇著的灰塵。窗台上靠我最近的是幾堆報紙，矇著一層黑色沙礫。我不知道，到頭來，我會不會發現這份工作——如果我被錄用的話——原來是某種被托尼遙控的、曠日持久的懲罰。樓梯井上方漂浮著某種複雜的氣味。為了打發時間，我努力辨別著這些氣味從哪裡來。香水，香煙，以氨水為主的清潔液以及某種有機物——沒準以前是能吃的東西。

也許是因為劍橋，也許是因為日積月累，我看到那麼多古建築和草坪，看到時光對於那些石頭是何等仁慈，也可能只因為我缺乏青春的勇氣，謹小慎微，為人古板。反正我對這場可恥的革命無動於衷。我不希望每個小鎮都有性用品商店，我不希望經歷我妹妹那樣的人生，我不希望將歷史付之一炬。去旅行？我想跟托尼·坎寧那樣有教養的人同行，他們認為法制的重要性天經地義，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思考如何加以改進。如果他樂意與我同行該有多好。如果他不是這樣一個混蛋該有多好。

我們總是在城裡的那一帶聽音樂，一路喝著酒去往公園路上的「都柏林城堡」。雪莉對於搖滾樂就像男孩子一樣狂熱，而且七十年代早期，最好的樂隊都在酒吧里——通常是那種如洞穴般深邃幽暗的維多利亞時期建築——演出。我驚訝地發現自己也對這種活力十足、毫不做作的音樂有了一點短暫的興趣。我住的單間沉悶無聊，所以我很高興能在晚上除了讀小說之外，還有點別的事可干。在我們日漸熟絡之後，某天晚上，我跟雪莉聊起了我們的理想情人。她告訴我，她的夢想是要一個善於自省、身型瘦削的男人，身高剛過六英尺，穿牛仔褲、黑T恤，平頭，臉頰凹陷，脖子上掛一把吉他。當她護著我一路經過坎威島和謝潑茲布希之間的所有酒吧時，我們一定是看到了二三十個這樣的類型。我們聽到了釀蜜樂隊（我的最愛），魯格雷塔樂隊（她的最愛）——還有「愜意博士」、「奢華寶貝鴨」、「基爾伯恩」和「公路」。我跟平時判若兩人，手裡端著半品脫酒，站在揮汗如雨的人流中，耳邊一片嘈雜。想到我們身邊這些反文化的人群會有多麼可怕，我的心裏就會生出某種單純的愉悅來，因為我知道我們來自軍情五處那「正直」的灰色世界，是他們的死對頭。勞萊與哈代，嶄新的「震撼內務特工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