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追上雪莉，跟她面對面說話，她告訴我，整件事都微不足道，引人發笑。我不該擔心的，她這麼跟我說。讓人們知道我會獨立思考，對我沒什麼壞處。可是我知道事實正相反。這事會讓我深受其害。我們這種級別的人壓根就不應該獨立思考。這是我的第一次不良記錄，卻不是最後一次。

我渴望讀到某種稚拙的現實主義。我尋尋覓覓，每當書里提到一條我認得的倫敦街道，或者我見過的一款女裝，某個真實的公眾人物，甚至某個牌子的汽車，我就會伸長我那讀書人的脖子。而且，我覺得我有一個標準，我能根據小說描寫的準確性、在多大程度上與我自己對事物的印象保持一致以及它是否在此基礎上有所升華，來評估其寫作品質。幸而當時大多數英國人的作品都是那種非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紀實作品。有一類作家（他們散佈於南美和北美）打動不了我：他們潛入自己的書頁，自己充當某個角色，他們打定主意要提醒可憐的讀者，所有的人物，乃至他們自己，都是徹頭徹尾的杜撰，小說和人生有所不同。要不就反其道而行之，堅定地宣稱人生就是一部小說。在我看來，只有作家才有將兩者混為一談的危險。我生來就是個經驗主義者。我相信人們付錢給作家，就是要他們「做假」的，碰上合適的時候，他們應該利用真實的世界，即我們所有人共享的這個世界，從而將自己的作品構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所以說，不要耍著花腔爭辯什麼他們的藝術極限，不要背叛讀者，裝模作樣地穿過想象的疆界，再穿回來。在我喜歡的書里，沒有這類「雙重間諜」的位置。那一年，我嘗試了劍橋那些老於世故的朋友逼我讀的書，隨即扔在一邊——博爾赫斯、巴斯、品欽、科塔薩爾以及加迪斯。沒一個是英國人，也沒有任何種族的女人。我頗有點像父母那輩人，他們非但不喜歡大蒜的味道和氣息，而且不信任所有吃大蒜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在軍情五處留下了不良記錄，毋寧說，是雪莉·先令替我招來了這個污點。我是那種偶爾能讀懂她心思的姑娘，可是我更強烈的願望是積極上進，得到上級的讚賞。雪莉生性好鬥，簡直不計後果，這點與我的本性相去甚遠。可我們畢竟是一對，勞萊與哈代嘛，或許這也是遲早的事，我難免會被她的驕傲拖累，難免成為一個替她背黑鍋的共謀犯。

屋子裡只有椅子嘎吱作響和人們竊竊低語的聲音，我看見在我前排，人們在克制地動作著，腦袋或是往旁邊歪一下，或是略轉個方向，要不就是肩膀輕微地向鄰座斜靠過去。陸軍准將觸碰到了萊肯菲爾德宅邸里大家一直在抱怨的問題。就連我也從馬克斯那裡略有耳聞。在那些彼此猜忌的王國的邊境線上，是不會有什麼信息流通的。不過，我們這位客人是故意挑這一屋子人愛聽的話說嗎，他真的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嗎？確實如此。他說軍情六處正在管轄著不該他們管的地方——貝爾法斯特和倫敦德里都是大英帝國的領土。六處的許可權是海外情報，他們歷史上是管過國內的事，但那得追溯到分家之前，現在已經不相干了。眼下這個問題屬於內政。所以理應是五處的地盤。軍隊情報機構冗員過剩，總是陷在「程序優先」的泥潭裡。北愛爾蘭皇家警隊的特別行動處自認為是這塊地盤的主人，他們笨手笨腳，也沒多少資源，更重要的是，作為新教徒的世襲領地，他們本身就構成了問題的一部分。除了他們，還有誰會在一九七一年這樣亂抓人？

我伸出手，按下貝克萊電木開關，一眼瞥見房間里紋絲未動。或者說我以為紋絲未動。我走進去，放下包。昨晚我在讀的那本書——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吃人是錯的》——還擱在原來的位置，椅子旁邊的地板上。可是書籤躺在我的扶手椅上。自從我上午離開之後就沒人進過這棟房子。九_九_藏_書

我轉過頭向雪莉求助，可她已經置身於擁向門口的人群中了。我不知道是怎樣一種受虐狂式的榮譽感，讓我沒有一口咬定我不是那個嚷嚷的傢伙。不過我確信此時此刻，處長一定在打聽我的名字，而且有人，比如哈利·塔普，會告訴他。

我覺得處長很是尷尬，因為他本來把那幾位當成像牧場主和茶葉種植園主那樣的人物，現在只好由著他們暴露出自己的底色，當著一個外人的面，而這個外人此刻正在莊嚴地點著頭。

沒有掌聲，部分原因是陸軍准將的口吻聽起來像是在諄諄教導，而這一套在這裡是吃不開的。而且人人都知道，單單在白廳的走廊里展開攻勢，是遠遠不夠的。陸軍准將和處長討論的時候，我沒做筆記。在提問環節我只記了一個問題，要不就是把幾個問題堆在一起，算是籠統地概括了一下。這些問題都來自前殖民地官員——有一個我記得很清楚，那人叫傑克·麥克格里格，表情呆板，面色薑黃，帶著那種緊繃繃的、將母音囫圇吞掉的南非口音，儘管他原本出生於薩里郡。他和幾個同事都很想知道，如果社會崩潰了，該如何正確應對。軍情五處將會擔任怎樣的角色？軍隊又該如何？如果政府無法堅守陣地，我們難道能袖手旁觀，眼看著公共秩序分崩離析？

在我們熱戀的那個夏天，托尼·坎寧曾經責備過我，因為我將一本書翻開，面朝下扔在一邊。這樣會弄壞書脊的，會讓書在某一頁開裂，對於作者的意圖展示，對於另一位讀者的判斷，都會構成一種紊亂的、教人分心的干擾。於是他送給我一枚書籤。這幾乎算不上是一份禮物。他肯定是從抽屜底層翻出來的。這是一枚狹長的綠色皮製鋸齒邊書籤，表面凸起的金字刻的是某座威爾士城堡或者城防土牆的名字。這是他和他太太當年相處愉快時——或者說愉快得足以一起遠足時，在度假勝地的紀念品商店買的刻奇味兒十足的東西。我對它略感厭惡，這枚皮書籤陰險地訴說著別處的另一段人生，那裡沒有我。我想我當時並沒用過它。我記住了那個頁碼，不再弄壞書脊。失戀數月後，我發現那枚書籤捲成一團躺在一隻筒狀包底部，跟一張巧克力包裝紙粘在一起。

我的房門上沒有鎖，也沒有門閂。我把五斗櫥拖過來頂住門，開著燈上床。大半個晚上我都仰面躺著，被子拉到下巴底下，豎起耳朵聽，兜著圈子瞎琢磨，等著黎明將至，就像等一個能撫慰人心的母親，然後一切就能好起來。黎明真的來了，一切也真的好了起來。第一道曙光照進來，我立即說服自己，先前是因為太累，我的記憶亂作一團，所以誤將意圖當成了動作，當時把書放下來那會兒，裏面應該是沒有夾書籤。我昨天一直在拿自己的影子嚇唬自己。接著，陽光似乎為常識提供了實實在在的佐證。我必須休息一會兒，因為第二天我得參加一場重要的講座。能解釋這枚書籤的理由已經多得足夠讓我在鬧鐘響起之前再睡上兩個半小時。

自然，我首先猜測是我昨晚沒有執行那道儀式。人一累就很容易忘。我當時可能站在那裡，準備穿過房間拿水盆洗漱的時候，書籤掉落下來。然而，我的記憶格外清晰。那本小說很短，我只要坐著分兩次就能讀完。可我眼皮沉重。不到一半時我親親皮書籤，然後把它夾在九十八頁和九十九頁之間。我甚至記得最後讀到的那一段，因為在我合上書以前又瞥了一眼。那是一行對話。「知識界不可能始終秉承開放自由的觀念。」

大家齊刷刷倒吸一口氣，所有的腦袋都轉過來看著我們。她這一個舉動就破了幾條規矩。她未經處長許可就自說自話，她還用了個可疑的詞兒「伯克佬」，有人肯定知道這句押韻的俚語是什麼出處。所以她既怠慢了禮數，又侮辱了兩名級別遠遠高於她自己的文官。當著一位客人的面她表現得毫無教養。更何況她級別低，而且是個女人。最最糟糕的是，她說的也許是對的。上述種種本來也跟我沒什麼關係，可雪莉偏偏淡定自若地坐著，毫不理會大夥的目光，而我倒漲紅了臉，而我的臉越紅，大伙兒就愈發確信，我就是那個開口說話的人。我覺察到了，臉愈發紅得厲害，連脖子都熱乎乎的。他們的眼睛不再盯著我們倆，而是單單盯著我。我都想鑽到椅子底下去了。就為了這項我並沒有犯的罪，我的羞愧一路上升到了嗓子眼。我ｒｅaｄ.９9csw.com隨手擺弄著筆記本——我本來還以為那些筆記能贏得別人的尊重——垂下眼帘，盯著我的膝蓋，這麼一來，就等於提供了更確鑿的罪證。

我說過，他死後並沒給我留下什麼愛情信物。可我有這枚書籤。我將它洗凈、撫平，開始珍藏它，使用它。據說作家都有點迷信，有自己的一套小儀式。讀者也有。我的儀式就是將書籤夾在指間，一邊讀一邊用大拇指撫摩它。夜漸深，到我需要放下書本時，我的儀式是用嘴唇碰碰書籤，將它夾在書頁間，然後合上書，擱在我椅子邊的地板上，這樣下一回我便能輕易夠到。托尼會贊成的。

處長回答了——簡明扼要，且彬彬有禮。軍情五處受命于聯合情報委員會和內政大臣，軍隊則歸國防部管轄，這種局面將會持續下去。應急處置權足以應對任何威脅，而這種權力一旦啟動，對其內部的民主制度多少會構成某種挑戰。

我在房間里轉悠，想找找還有沒有其他動過的痕迹。我沒有書架，書全靠著牆，按照讀過的和沒讀過的分作兩堆。擱在沒讀的那一堆最上層的，也就是接下來我要讀的那本，是A·S·拜厄特的《遊戲》。一切秩序井然。我翻遍了五斗櫥，翻遍梳妝袋，我看了看床上和床下——都沒動過，也沒什麼給人偷掉。我回到椅子邊上，盯著看了好一會兒，就好像這麼看看就能解開謎底似的。我知道我應該下樓看看有沒有闖竊的痕迹，可我不想去。布拉德伯里的小說標題在底下瞪著我，現在看起來它就像是一道徒勞的、反對主流道德規範的抗議。我拿起這本書，飛快翻到我昨天合起來之前讀到的那一頁。我出門走到樓梯平台上，斜倚在扶手上，聽不見任何異常的聲響，可我還是不敢下樓。

可是事情終究還是這麼發生了，當天殺掉十三個平民所造成的後果，是愛爾蘭共和軍的兩派人都樂於見到的。錢，武器以及新招募來的士兵如蜜般流成大河，滾滾而來。多愁善感、幼稚無知的美國人，還有許多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捐出大把大把愚蠢的美元，通過「劫掠者滾開」之類的募捐會餵飽了愛爾蘭共和軍。美國非得等自己也遭到恐怖分子的襲擊之後，才會開始懂道理。為了替那些枉死在倫敦德里的人償命，愛爾蘭共和軍正統派屠殺了五個清潔女工、一個園丁和一個奧爾德肖特的天主教神父，而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則謀殺了貝爾法斯特的阿伯康恩飯店裡的幾對母親和孩子，其中有些人是天主教徒。在全國罷工期間，我們的男孩們遭遇無恥的新教暴民，被北愛爾蘭先鋒黨刺傷，這夥人下流卑鄙的程度完全超乎想象。接著是停火，停火失敗之後，兩邊教派都冒出了喪心病狂的傢伙，搬來槍支彈藥，向北愛爾蘭公眾施以徹頭徹尾的野蠻暴行，數千起持槍搶劫和目標混亂、濫殺無辜的案子，包括長釘炸彈、槍擊膝蓋以及暴力私刑，五千人受重傷，數百人被親英分子和愛爾蘭共和軍的民兵所殺，還頗有幾個死在英國陸軍手裡的——儘管，當然，不是故意的。這就是一九七二年大致的流水賬。

那條街上的大多數房子都經過地產商重新拆分，而且沒有經過現代化改造，儘管我不記得那時有人用過這個詞兒，或者用這些術語來考慮問題。取暖用電爐，走廊和廚房地板上蓋著古舊的棕色亞麻地氈，別處則鋪著印花地毯，腳踩上去黏乎乎的。也許早在二三十年代，這裏曾稍事整修——電線給埋進了灰撲撲的管子，管子給釘在牆上，電話機固定在吹著穿堂風的門廳里，浸入式電熱水器藉由一隻「飢餓」的水表接入，將接近沸點的水輸送到一個狹小而寒冷的浴室里，由四個女人共用。這些房子尚未擺脫維多利亞時代的暗影，難免因襲舊式，可我從來沒聽到有誰抱怨過這一點。在我的記憶里，即便到了七十年代，那些恰好住在此類老城區的普通人也只是剛剛開始省悟：如果這裏的物價持續升高，那也許搬到市中心以外，日子能過得更舒服一些。卡姆登鎮後街上的那些房子正在等待著一個嶄新的、生機勃勃的階層搬來入住、工作，在這裏安裝集中供暖設備，同時，出於沒人能說清的理由九_九_藏_書，他們掀掉松木的壁腳板和地板，去掉每一扇留著油漆殘跡或者帷幔飾物的門。

讓我們集體蒙羞的是，我們沒能讓這些恐怖小組一一暴露，也沒能搗毀他們的供給線路。而這正是他這場報告的重點——我們之所以做不到，其首要原因在於缺乏整合良好的情報系統。機構林立，官僚作風橫行，眼巴巴地看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各自為政，壁壘森嚴，中央的管控遠遠不夠。

這事就發生在那天下午，我們在萊肯菲爾德宅邸聽講座，講座的題目是「經濟無政府主義，市民騷亂」。現場人都到齊了。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有尊貴的客人來，座位就按職級高低依次排列。前排坐著六樓下來的各位大人物。三排之後是哈利·塔普，跟米莉·特里明漢姆坐在一起。他們後面相隔兩排坐著馬克斯，他在跟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男人說話。再後面就是滿滿幾排女人，級別都在文職助理以下。末了，我和雪莉這兩個淘氣的女孩自覺坐在最後一排。至少我還準備了一個筆記本。

我記下了處長的原話。「我覺得我已經將自己的立場說得夠清楚了。所謂的『恢復民主制』，陸軍和軍情五處沒準需要在巴拉圭干這樣的事。但不會在這裏。」

幾分鐘之後，問題又扔了回來，這回提問的是另一個前殖民地官員，換了個更尖銳的方式。假設在下一次大選中工黨政府重新執政。假設其左翼與激進的工會成員結盟，人們發現議會民主制度受到直接的威脅。屆時當然應該有某種形式的處置突發事件的規劃付諸實施。

所幸，我的室友——寶琳，布麗奇特，特莉西亞——是三個來自特倫河畔的斯托克城的工人階級姑娘，她們自幼相識，通過了學校里的所有考試，在她們接受的大抵可算完整的法律培訓中始終形影不離。她們都很乏味，都躊躇滿志，也都酷愛整潔到了讓人望而生畏的地步。整幢房子運轉自如，廚房裡總是很乾凈，小小的冰箱里塞得滿滿的。即便她們真有男朋友，我也從來沒有見過。沒有酗酒，沒有嗑藥，沒有吵吵鬧鬧的音樂。在那個年月，一幢房子里若是住著像我妹妹那樣的人，還顯得更合理一些。特莉西亞在考律師牌照，寶琳專攻公司法，而布麗奇特在鑽研財產權。她們用形式各異但同樣目空一切的口氣告訴我，她們再也不會回去了。說起斯托克時，她們並沒把它看做是純粹的地理概念。不過我也沒問得太細。我當時正在努力適應自己的新工作，對她們的階級鬥爭或者往上爬的可能性沒什麼興趣。在她們看來，我是個獃頭獃腦的公務員，而我覺得她們是獃頭獃腦的實習律師。絕配。我們的時間表不一樣，極少在一起吃飯。沒有人樂意在唯一舒適的公共空間——起居室里多待。連電視機多半也不開。晚上她們在房間里用功。我在自己的房間里看書，要不就跟雪莉出門。

處長向陸軍准將表示感謝，總算藉此恢復了正式場合該有的氣氛。響起一片掌聲，陸軍准將和處長離開房間，人們一邊站起身往外走，一邊轉過身又看了我一眼。

我的閱讀習慣還是老一套，每周讀完三四本。那一年平裝本還算是比較時髦的事物，我平時去慈善機構和高街上的二手書店買，有時覺得自己手頭還不算太緊，就到卡姆登水閘附近的「清單」書店買。我讀書照舊狼吞虎咽，這裏頭也多少夾雜著一絲厭倦，我盡量忍卻忍不住。但凡有誰看到我那副樣子，都會以為我在查工具書，我實在是翻得太快了。我猜，無意中，我是在尋找某種東西，尋找屬於我自己的文本，尋找一個能讓我套進去的女主角，就像穿上一雙最合意的舊鞋子。或者一件野蠶絲襯衫。因為這是我想成為的那個「最好」的我，不是這個每天晚上弓著腰坐在從舊貨店淘來的椅子上、捧著一本書脊開裂的平裝本的小姑娘，而是一個生活放蕩的年輕女子，拉開一輛跑車副駕駛座的車門，俯下身領受情人的熱吻，然後一路疾駛，直奔鄉間幽靜之處。我不會向自己承認，我其實應該去讀一本層次更低的小說，好比那種針對大眾市場的言情小說。我終究還是從劍橋，從托尼那裡學會了某種程度的品位，或曰勢利。我再也不會將傑奎琳·蘇珊的地位抬得比簡·奧斯丁更高了。有時候，我的「他我」在字裡行間閃著轉瞬即逝的微光，她像一個友善的幽靈，從多麗絲·萊辛、瑪格麗特·德拉布爾或者愛麗絲·默多克的書頁中浮起，向我漂過來。然後她便走了——她們寫的人都太有教養太聰明了，或者就是不夠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法讓我代入。我估計，我手裡非得有一部這樣的小說才會滿意：描寫一位居住在卡姆登單間公寓的姑娘，她是軍情五處的低級職員，身邊一個男人都沒有。九_九_藏_書

處長上前來介紹主講人，一位陸軍准將，有長期平定叛亂的經驗，目前擔任軍情五處的顧問。從屋子的各個角落裡響起一片掌聲，歡迎這位軍人。他吐字飛快，發音清脆，這種風格通常能讓我們聯想到英國老電影和四十年代無線電廣播里的實況報道。我們身邊那些上了年紀的人里，總是有那麼幾個隱隱散發出百折不撓、嚴肅認真的氣質，這種氣質是在一場漫長而徹底的戰爭中形成的。

我住在聖奧古斯丁街，房間朝北，正對著街上一棵七葉樹的枝杈。那年春天樹長出葉子，白天房間便暗了些。我那張佔掉房間一半大小的床，頂著胡桃木鑲面的床頭板，堆上沼澤般柔軟的褥墊，顯得搖搖欲墜。燭芯紗床罩發霉泛黃。我幾次拿到自助洗衣店，卻怎麼也除不掉那股子又冷又濕的貼身氣味，沒準來自一條狗，要不就是某個鬱鬱寡歡的人。除此之外屋裡唯一的傢具是一座五斗櫥，櫥頂上斜斜地擱著一面鏡子。整座櫥就立在一個小壁爐前面，後者在暖和的日子里散發出一種酸酸的煤油氣味。當七葉花怒放枝頭時，每逢多雲天氣，屋裡的天光就不夠讀書了，於是我花了三十便士，從卡姆登街上買來一盞「裝飾派」風格的檯燈。一天之後，我跑回那家店，花了一英鎊二十便士買下一張小巧而方正的扶手椅，這樣我就可以坐在椅子上讀書，不用整個人都塌在床上。店主背起椅子幫我扛回家，走了半英里路，上兩層樓，我們原來談好運費是一品脫啤酒的價錢——十三便士。不過後來我給了他十五。

五處與那些可疑的審訊技巧——不外乎嚴刑拷打——保持距離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如今五處正在一個擁擠不堪的地盤上竭力周旋。然而，即便每一家情報機構都配備絕世天才和效率極高的楷模，四家聯手，也休想擊敗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這塊渾然一體、堅不可摧的磐石，他們堪稱迄今為止全球範圍內最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組織之一。北愛爾蘭是關乎國內安全的重大焦點。軍情五處必須掌握主動，在白廳的走廊里積極運作，收買其他「遊戲」玩家，讓他們如願以償，漸漸成為這塊領地的合法繼承人，從而步步逼近問題的根源。

馬克斯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他靜靜地說，「塞麗娜，這不是個好主意。」

在我和馬克斯初吻之後，又過了一個多星期，便是五月初的那個傍晚，我們倆在伯克利廣場上聊天，聊得比平時更久。那天他談興頗濃，跟我講起一隻十八世紀的鍾，說關於這隻鍾他總有一天會寫點什麼。等我回到聖奧古斯丁大街時，整棟房子一片漆黑。我記得那天是某個無足輕重的法定假期的第二天。寶琳、布麗奇特和特莉西亞儘管老大不情願，還是回到斯托克過了一個長周末。我把客廳里以及通往廚房的過道上的燈全部打開。我閂住大門，上樓去我的房間。我突然想念起那三個聰明懂事的北方姑娘，想念從她們房門下漏出的燈光，我有點不安起來。不過我也算聰明懂事。我並不怕超自然的東西，但凡有人恭恭敬敬地說起直覺和第六感之類的玩意，我向來是要嘲笑兩句的。我安慰自己，我驟然加快的脈息不過是因為上樓太費勁。然而，獨自待在一棟又大又老的房子里，我多少有那麼一點焦慮，以至於當我走到自家門口準備打https://read.99csw.com開頂燈時，禁不住在門檻前躊躇片刻。一個月前卡姆登廣場的人行道上發生過一場持刀兇案，一個三十歲的精神病人毫無動機地亂殺一氣。我相信並沒有人闖進這棟房子，可是，像這樣一條報道恐怖事件的新聞會潛伏在你心底深處，用幾乎難以覺察的方式影響你。它會讓你的感官愈發敏銳。我一動不動地站著，聽著，在靜默中嘶嘶作聲的耳鳴音之外，我聽到嘈雜的市聲，更近些，我聽到大樓的外殼在夜空中變涼、收縮，發出嘎吱嘎吱、咔噠咔噠的聲音。

不過，這位陸軍准將偶爾也喜歡舌燦蓮花，搬幾句華麗的詞兒。他說他知道這間屋子裡有不少退役軍人，他要說一點他們早就知道、但別人未必清楚的事情，希望他們多多包涵。首先——我們的士兵正在打仗，可是沒有哪個政治家有勇氣如此定義。晦澀難解、年深歲久的宗派仇恨引發種種紛爭，而那些被派來解決紛爭的人們發現，自己給夾在兩派之間腹背受敵。按照軍規，那些訓練有素的士兵明知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是最好的選擇，卻無法獲准實施。那些來自諾森伯郡或者薩里郡的年方十九的新兵，也許原本以為他們是來保護天主教少數派免受新教主流勢力欺凌的，到頭來，他們發覺自己流血犧牲、未來流離失所，只不過是為了一頭扎進貝爾法斯特和倫敦德里的貧民窟，而那些天主教徒的孩子們，還有那些十幾歲的小流氓們，對他們盡情譏諷、肆意嘲笑。這些士兵被狙擊手的槍撂倒，通常都是從高層建築上往下射擊，還偽裝成有組織有預謀的暴亂或者街頭騷亂。比如去年的「血腥星期日」，讓那些傘兵不堪壓力從而失控的，正是這些屢試不爽的花招，不外乎倫敦德里的那些背後有狙擊手撐腰的街頭阿飛們。去年四月的威傑里報告出台的速度之快，值得稱道，報告為上述事實提供了佐證。報告聲稱，派遣一支像傘兵部隊那樣衝動好鬥、目標明確的隊伍去維持一場民權遊行的秩序，顯然是一次操作失誤。這本來應該是北愛爾蘭皇家武裝警察的任務嘛。哪怕是派皇家英吉利軍團，動靜也不至於鬧得這麼大。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雪莉讓整個房間嚇了一跳，她就在後排我隔壁的那個位子上嚷起來，「這些伯克佬就想策劃一場政變！」

陸軍准將戲劇性地嘆了口氣。他是個大個子男人，相對於他那顆碩大而骨感的頭顱，眼睛顯得小了點。無論是其畢生過分整潔的習慣，還是他那套剪裁得當的正裝，抑或是插在胸袋上的手帕，都無法掩飾他那毛髮叢生、遲滯笨重的六英尺三英寸的肥碩身軀。他似乎已經準備好，憑著自己的赤手空拳就能把那些變態殺人狂統統解決。他告訴我們，如今，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已經自己分解成若干小組，散佈於內陸，他們擺出的是經典的恐怖主義陣勢。經過十八個月的毀滅性攻擊，據說他們正變得越來越惡貫滿盈。很久以前他們作勢要追求純粹的軍事資產，如今早已偃旗息鼓。恐怖活動才是他們要玩兒的把戲。在北愛爾蘭，孩子、店主、普通工人，都是合適的攻擊目標。鑒於工業衰落、失業率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導致各界普遍預期社會將面臨崩潰，所以那些放在百貨店和酒吧里的炸彈就具有更大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