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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這不是一回事。那裡的人們互相關心。」
我正打算回答，雪莉一把抓起她的羽毛撣子和一隻裝著薰衣草油上光劑的噴霧罐，轉身離開。她一邊去客廳，一邊大聲嚷嚷，「你對所有的宣傳伎倆都照單全收，姑娘。現實並非總是那麼中產階級。」
她在伊爾福德那所綜合性中學里的英語老師——此人對她一生頗具影響力，正如某些老師那樣——是一位工黨的顧問，沒準以前還加入過共產黨，通過他的關係，她十六歲那年去德國當交換生。也就是說，她跟著學校組的團去了東德的一個村落，從那裡坐巴士一小時能到萊比錫。
她的話真耳熟。報紙上有過這樣的新聞，還有一部電視紀錄片也報道過東德的生活水平已經完勝英國。多年以後，柏林牆一倒，民智一開啟，人們這才發現，這些都是胡說八道。民主德國是一場災難。人們曾經相信也樂意相信的事實和數據，都是黨自己創造的。不過，在七〇年代，英國人一味自我割裂，人們普遍喜歡假設世上所有國家，包括上沃爾特在內，都要把我們遠遠甩在後面了。
「我們的掩護身份，」她不停地說，壓著嗓子卻還是很大聲，「什麼狗屁掩護。我們本來就是清潔女工，還得假扮成清潔女工！」
這當然是侮辱，不過在當時，這種侮辱的程度不如現在那麼嚴重。我沒有把明擺著的事情說出來，軍情五處是不可能把外面的清潔工叫來摻和這種事的，正如他們也不可能把我們的男同事派到那裡去——不僅僅因為他們太尊貴，而且他們也會把這種活兒幹得一團糟。我居然如此隱忍寡慾，這一點連我自己都很吃驚。我想我一定是學會了「同志之間情義無價」的精神，同時也秉承了女性甘心忠於職守的特點。我正變得越來越像我的母親。她有主教大人，而我有軍情五處。像她一樣，我也有說服自己甘願服從的頑強意志。不過，我還是擔心，這是不是馬克斯說起過的那份「正合乎我追求」的工作。若果真如此，那我再也不跟他說話了。
我們找到了車庫，穿上圍裙。雪莉奮力擠進駕駛座，一邊嘴裏還在不服氣地嘟噥，一邊已經發動汽車，我們直奔皮卡迪里大街。貨車還是大戰前的樣式——輻條式車輪，一塊踏板，駕駛時只能像小狗一樣坐直身子高抬雙手作乞求狀，如此神奇的機械裝置在大街上肯定已經十分罕見了。我們的公司名寫在車的兩側，字體是裝飾派風格。「斯普林格克萊恩」里的那個「k」給畫成了一個興高采烈的女傭，手裡揮舞著一把羽毛撣子。我覺得我們倆看上去實在太招搖了。雪莉開車時自信得讓人吃驚，她飛快地左轉右晃，繞過海德公園角，將變速桿玩得眼花繚亂，她告訴我，這叫連掛兩次空擋，在這種老爺車上只能這麼干。
我本來以為會挨罵，不料卻等來了我的機會——我給派去執行外勤，完成一項秘密使命，搭檔是雪莉。某天上午我們接到一位名叫蒂姆·勒·普雷沃的文官的指令。我在這裏見過他，可以前他從來沒跟我講過話。他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請我們認真聽。他長著小巧的嘴唇，扣子系得很緊，肩膀狹窄，表情僵硬，幾乎可以肯定是退伍軍人。梅費爾區的一條街上，有輛貨車停在一個上了鎖的車庫裡。這是一座所謂的「安全屋」，毫無疑問，他從桌子對面扔過來一個棕色的信封，裏面裝著各種不同的鑰匙。在貨車背後，我們會找到清潔設備，一台胡佛吸塵器和幾件塑料圍裙，我們穿上圍裙以後就出發。我們的「掩護身份」是一家名叫斯普林格克萊恩的公司員工。九九藏書
「這裏也是一黨制國家。我們的新聞是個笑話。窮人也不能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我說，「我們應該記得把捲筒廁紙列在購物單上。」
「剛才我很抱歉。塞麗娜，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干。蠢死了。吵著吵著我就一下子過了火。」接著，為了緩和氣氛，她又加了句玩笑，「這隻是因為我喜歡你！」
「否則的話，」勒·普雷沃說，小巧的嘴巴扭了一下，「我夠強調了吧？」
她寄宿在村子邊緣的一戶人家。那房子模樣醜陋，狹窄擁擠的兩卧室平房而已，不過那裡有半畝果園、一條小溪，不遠處還有一座大得足以讓你迷路的森林。父親是位電視工程師，母親是醫生，而那兩個不到五歲的小姑娘一下子就愛上了新房客，大清早爬到她床上。東德總是陽光燦爛——當時正值四月，那一年的這段時間恰巧特別溫暖。有森林里尋覓羊肚菌的遠足，有和藹友善的鄰居，人人都誇她德語講得好，有人拿了把吉他，還會彈幾首迪倫的歌，有一個漂亮的、一隻手上只有三根手指的男孩，非常喜歡她。某天下午，他將她帶到萊比錫看一場正兒八經的足球比賽。
「民主德國？」
我們以前從來沒談過政治。向來都只聊音樂、家庭和個人趣味。我以為我的所有同事都持有相同的觀點。我在桌子對面細細打量她，判斷她是不是在嘲笑我。她的視線移向別處，猛地從桌子對面伸過手來抓起一支煙。她生氣了。我可不想和我的新朋友開足火力大吵一場。我壓低嗓門柔聲說，「可是，既然你這樣想，雪莉，為什麼要摻和到這些事里來？」
我發覺她故意把「一下子」的「下」字說得特別響，這本身就是一句無聲的道歉。
我將紙片放進我的圍裙口袋，沿著走廊到廁所，希望別撞上雪莉。我鎖上門，跪在那堆報紙邊上，開始分揀。報紙不全——這座安全屋肯定已經空關了挺長一段時間。所以那些報紙得往回追溯好幾個月。慕尼黑奧運會是ｈttps://rｅad•99cｓｗ.coｍ去年夏天的事，十個月之前。誰能忘記十一個以色列運動員被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屠殺呢？直到離這堆報紙底部還差幾英寸的地方，我才找到那張缺了角的，便把它抽出來。報上有「節目」這個詞兒的上半截。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失業率創一九三九年以來新高。」我對這條新聞稍有印象，不是因為這條與失業有關的標題，而是因為在這一版的上半部分，有一篇文章與我昔日的英雄索爾仁尼琴有關。當時他在一九七〇年接受諾貝爾獎時發表的演講稿剛剛公開發表。他抨擊聯合國未能將發表人權公告作為成員國的必備條件。我認為他說得對，而托尼則認為這想法很天真。有幾句關於「死者的陰影」和「從西伯利亞荒原上的痛苦和孤獨中湧起的藝術觀」，讓我心潮起伏。我尤其喜歡那一句：「那個讓文學受困於權利干涉的民族是何等悲哀。」
我說，「這裏的人們也互相關心。」
「真是一派胡言！」
「我以為那裡過得一塌糊塗。人人都這麼說。塞麗娜，其實那裡是他媽的天堂啊。」
我的腦子裡全是尖刻的反駁，而且我想把這些詞一股腦兒全用上。可是我默默地站著，繞著廚桌子走了幾圈，然後拿起吸塵器，這可是件重活，然後我走進小卧室，就是那間血染床墊的卧室。
是的，我們確實花過一點時間討論那場演講，頗有分歧。此後沒過多久便上演了我們在停車帶上的分手好戲。後來，當他的撤退計劃逐漸醞釀成形時，他會不會到這裏來過呢？可是為什麼呢？誰的血跡？我什麼問題也沒解決，不過畢竟有所進展，我還是覺得自己挺聰明的。而且我一向認為，如果能感覺到自己幹得聰明，那離興高采烈也就只差一口氣了。我聽到雪莉過來的腳步聲，便飛快地把這堆報紙理好，沖了下馬桶，洗了洗手，打開房門。
「議會就是我們的唯一政黨。希思和威爾遜屬於同樣的精英集團。」
我們一邊收拾殘局，她一邊繼續大聲抱怨，顯然是想讓我跟她一起討伐。我試著附和，可我的心思不在這裏。如果說，我在這場反獨裁的戰爭中只能充當這樣的小角色，將腐爛的食物裝在袋子里，將浴缸上積的硬垢刮下來，那我也樂意。這活兒也不見得比列印一份備忘錄無聊多少。
「哦，好吧。我們都互相關心。那麼我們在吵什麼呢？」
所以我才會把房間打掃得這麼徹底。我怒氣沖沖地乾著活，那段對話在我腦海中一遍一遍地循環，將我已經說過的話和我希望自己說過的話串在一起。剛才就在我們的茶點之前，我已經裝滿一桶水，準備擦窗戶周圍的木製構件。我決定先擦踢腳板。假如我打算跪在地板上，就得先用吸塵器將地毯弄弄乾凈。為了便於操作，我把幾件傢具搬到走廊上——一隻床頭櫃，兩把擱在床邊的木椅子。房間里唯一的電插座是在床底下的牆面上，一台閱讀燈就在這裏接通。我只能側躺在地板上，儘力伸直手臂去夠到它。那裡很久沒人清掃過
九_九_藏_書了。灰塵纏成球狀，東一團西一團，幾張用過的紙巾，還有一隻髒兮兮的白襪子。插頭很緊，我費了很大勁才拔|出|來，然後將上面的灰抖掉。我心裏還想著雪莉，想我接下來該怎麼對她說。碰上需要針鋒相對的緊要關頭，我總是畏首畏尾。我猜想我們都會選擇英國人的解決方式，假裝這場對話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想到這裏，我就愈發生氣了。「一個偏執狂一黨制國家，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力。一個活像戰俘集中營的民族，諸如此類。」我彷彿聽到托尼在我耳邊說話。
「我去把起居室的活兒收個尾，」她說，接著，她在廚房門口逗留了一會兒。她看來像一尊悲傷的雕像，塑料圍裙底下鼓出來，她的頭髮還濕著，粘在額頭上，那是茶點之前那通忙活熬出的汗水。
她說，「行了，塞麗娜，你不能把這一切想得太簡單。別以為我們就恰好站在天使這邊。」
我站起來。我很想把床墊再翻回來，再看看那攤血。它就在我剛才一直坐著的那塊地方下面。它的歷史是不是跟那張紙一樣長？我不知道留下血跡的時間如何判定。可它確實在那裡，眼前是最簡單的構成謎團的材料，還有造成我焦躁不安的核心：這個島的名字和托尼的名字縮寫與血跡之間，是否有什麼關係呢？
「哦，雪莉，是嗎？」
「沒人富有。可他們很滿足。十天將盡時我想，不，這一套真的管用呢，這裏比伊爾福德強。」
到頭來還是我對這份差事的理解更透徹——考慮到我的童年備受寵愛，家裡既有保姆也有日間女傭，這一點就顯得頗為古怪。我提議我們從最髒的活兒干起，廁所，浴室，廚房，清除垃圾，然後我們可以清潔各種表面，接著是地板，最後收拾床鋪。不過在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之前，我們先將床墊翻了個，這樣雪莉能好受些。起居室里有一台收音機，我們打定主意，放點流行音樂好跟我們的掩護身份合拍。我們忙活了兩個鐘頭，然後我從那些五英鎊紙幣中掏出一張，買些吃茶點的必備用品。回去的路上我又用了一點找頭付停車計時費。回到那棟房子的時候，雪莉正坐在一張雙人床的邊沿，往她那本粉紅色的小本子上寫東西。我們坐在廚房裡，喝茶，抽煙，吃巧克力餅乾。收音機在放音樂，新鮮空氣和陽光透過敞開的窗戶飄進來，雪莉的心情又好起來，一邊吃光所有的餅乾，一邊跟我講起關於她自己的驚人的故事。
「沒準兒任何地方都比伊爾福德強呢。雪莉，你可能只要一走出杜金鎮，就能樂在其中。」
我說，「我沒事。」我確實沒事。相對於我剛才發現的事情，我們之間的這點問題真不算什麼。我已經打定主意不跟她討論這件事。我從來沒跟她說過多少托尼的事兒。我把這些都留給了馬克斯。我這樣做可能不對，不過現在即便向她敞開心扉，也於事無補。那張紙已經深深地塞進了我的口袋。我們換上了慣常的友好口吻，聊了一會兒，然後就回去繼續幹活。這是漫長的一天，直到六點以九_九_藏_書後，我們才把大掃除和買東西的任務完成。我帶走了那張八月份的《泰晤士報》，說不定能從裏面研究出更多的東西。那天傍晚，當我們把貨車扔在梅費爾區並互相道別時，我覺得我和雪莉又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我聳聳肩。說實話，相對而言我覺得我們確實就站在天使這邊，可是鑒於她的口氣如此刻薄，我不想把這話說出來。我說，「如果東歐地區，包括你的民主德國能自由投票，他們就會把蘇聯人踢走的，共產黨一點機會都沒有。他們是靠武力進駐的。我反對的就是這一點。」
自然而然地，我首先冒出的幾個念頭裡，有一個想到了馬克斯。在我認識的人里，他是唯一知道這個島嶼名字的。那份訃告沒有提過這個茬，而且傑瑞米·莫特可能也不知道。可是托尼在軍情五處有一大堆老相識，儘管其中幾乎沒有什麼現役的。可能有幾個是挺大的人物。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庫姆靈厄。至於馬克斯，我的直覺是，如果我跑去要他給我一個解釋，那可不是一個好主意。那樣我就會把我本應該保守的秘密泄露出去。如果對他不利，他就不會把真相告訴我。如果他真的知道什麼值得告訴我的事，那麼他已經用三緘其口的方式欺騙了我。我回想我們在公園裡的談話，還有他那些固執的問題。我又瞧了一眼紙片。看起來很舊，微微泛黃。如果這是個重要的謎，那麼我現在沒有足夠的信息去解開它。茫然中我又冒出一個無關緊要的念頭。我們貨車側面的那個k就是這個缺席的字母，打扮得像個女僕——就像我。沒錯，一切都有關聯！既然我確實愚不可及，那倒幾乎也算是個解脫。
他打發我們出門，我們走出大樓，沿著柯曾街往前走，破口大罵的人不是我，而是雪莉。
我的手腕碰到一張被一條床腿壓住的紙片。紙片是三角形的，斜邊不到三英寸，是從一張《泰晤士報》撕下來的右上角。正面上有熟悉的字體——「奧運會：完整節目表，第五版」。在反面，一條直角邊底下有淡淡的鉛筆字跡。我往後退，坐在床上細看。我凝視良久，直到發覺我其實是把紙片拿倒了，才回過神來。我先是看到兩個小寫字母「tc」。從報上撕下的那道線正好從這個詞兒底下劃過。字跡很淡，就好像只是用鉛筆輕輕往下壓了壓，可是這幾個字母構成的詞兒很清晰：umlinge。就在u字之前還有一筆，一定是k的一部分。我又把那張紙顛倒過來，企圖從這些字母里看出別的名堂來，好證明我只不過是在捕風捉影。可是一切都毫無疑問。他的名字縮寫，他的島。可這並不是他的筆跡。頃刻之間，我的情緒已經從勃然大怒變成了五味俱全——既有困惑不解，又有無所適從的焦慮。
「我不知道。部分原因是為了讓我爸爸高興。我告訴他這是當公務員。我想他hｔｔｐｓ://ｒeaｄ.99ｃｓｗ.coｍ們不會讓我進的。後來他們居然讓我進了，於是大家都很驕傲。包括我。感覺就像是場勝利。可你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他們必須招一個非牛津劍橋出身的類型。我只是你拿來裝門面的無產階級罷了。所以，」她站起來，「還是繼續干我們的要緊事吧。」
這下我生氣了，氣得話都說不出。剛才說最後幾個字的時候，雪莉驟然加重了她的倫敦東區口音，這樣就能更好地利用工人階級正直善良的形象來攻擊我。她怎麼敢如此居高臨下？現實並非總是那麼中產階級！真是忍無可忍。她說「現實」的時候用的是那麼滑稽的喉音。她怎麼能詆毀我們的友誼，說她是我拿來裝門面的無產階級？而且我從來沒有一秒鐘想過她上的是什麼學校，反倒是想過，假如我能去她那所學校，我能過得更開心。至於她的政治觀——這一套早就過時的、白痴才會相信的正統觀念。我簡直想追上她，沖她大喊大叫。
這套公寓位於一條安靜的小路，在一棟喬治王時代建造的房子里佔掉整個底層，比我想象得更漂亮。所有窗戶都加了柵欄。我們拿著拖把、清潔液和提桶，一進門先四處轉了一圈。那叫一個臟啊，甚至比勒·普雷沃暗示的更教人沮喪，這顯然是男人住過的，浴缸邊居然有一截曾經被水打濕的煙頭，還有堆到一英尺高的《泰晤士報》，有幾份給胡亂撕成四份，偷偷充當廁紙。起居室里洋溢著放蕩午夜的氣息——放下的窗帘，伏特加和蘇格蘭威士忌的空瓶子，成堆的煙灰，四個玻璃酒杯。公寓里有三個卧室，最小的那間里擺了張單人床。條紋床墊上有一大攤幹了的血跡，也許曾有什麼人的頭靠在這裏。雪莉大聲乾嘔，我也大受刺|激。有人被嚴刑審訊過。登記處那些文件與真實的命運休戚相關。
我也站起來。這場對話很尷尬，我很高興終於結束了。
抵達目的地之後，我們必須把那個地方「好好翻個底朝天」，包括換掉所有床上的床單，將窗戶擦乾淨。乾淨的床單已經送過去了。一張單人床上的一塊床墊需要翻一翻。它早就該換掉了。廁所和浴室需要格外關照。冰箱里腐爛的食物得處理掉。所有的煙灰缸都得倒空。勒·普雷沃一字一頓地交代著這些家務細節，一邊說一邊滿臉嫌惡。當天結束之前，我們要去富勒姆大街上的一家小超市，買點生活必需品，外加三天之內兩個人的一日三餐。還得專門跑一趟持有外賣酒類執照的店，買四瓶尊尼獲加的紅標。別的事兒用不著我們管。眼前另有一個信封里裝著五十英鎊。他說得把收據和找頭拿回來。我們得記住，出門時要將大門上的三道班漢姆鎖都鎖好。最重要的是，我們一輩子都不能把這個地址說出去，哪怕對這棟大樓里的同事也不能提。
「你以為在這裏，人們就不想把美國人從他們的基地上趕走？你肯定注意到了——我們別無選擇。」
她正好站在走廊靠後的地方，我想她沒有聽到我的話。她看上去很後悔，突然間，我心裏對她湧起一絲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