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努丁是個熱情飽滿的人。他喜歡他做的每件事。他喜歡他買的房子（總是物超所值）、他選的飯店、他點的菜。他事事順心，他常說起他接連不斷的好運，要不是他擅長描述，這些運氣會讓聽的人受不了。他讓我渴望做他做過的事，去他去過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樣。

我在納扎努丁的小鎮上就過著這樣的日子。我本來是想跑出來開闢一片新天地。不過凡事都有個度，這裏日子的無聊讓我不堪忍受。現在的生活可以隨心所欲，但卻沒有以前豐富。夜晚孤寂難熬，讓我如坐針氈。我覺得我撐不下去了。聊以自|慰的是，我覺得我還沒有失去太多，只是浪費了一些時間。要是我願意，還可以繼續往前走，至於走到哪裡，我現在還不知道。後來我又覺得自己不能走。我必須留下來。

在這些沒有煤油的早上，我只好用木炭生火燒水。生火的器皿是一隻英國造的鑄鐵火盆，是我商店裡的存貨，本來是賣給當地的非洲人的。我把火盆搬到屋子後面樓梯的中間平台上，蹲在那裡用扇子扇。周圍的人在做同樣的事，炊煙四處升起，把這一帶都染藍了。

我聽懂了他的話，但是我不動聲色。我的表現和別人一樣——這些人不承認我們這裏正在發生變化，他們這種姿態曾經讓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因達爾接著問：「你打算怎麼辦？」我就像沒有看到問題的存在一樣，回答說：「我會留下來做生意。」

一切都在恢復常規：早晨在公寓喝咖啡，然後採購，中午單獨吃飯，然後接著採購，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們主僕兩人有時會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帶著同樣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這些小酒吧又開始出現在鎮上，這是生活復甦的跡象。酒吧就設在簡陋的小屋子裡，屋頂是皺紋鐵皮，沒有天花板，牆是水泥的，漆成深藍色或者綠色，地板是紅色的水泥地板。

有錢人總不會忘記自己有錢：我看因達爾不愧是放高利貸者或曰金融家的兒子。他長相英俊，注重儀錶，略顯柔弱，表情看上去總是一本正經。在我看來，這種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財富，也反映出他對性的焦慮。我想他是個暗地裡喜歡尋花問柳的人，又總是害怕被人發現，也怕染上花柳病。

和在海岸的時候一樣，梅迪還是愛四處閑晃。他的卧室從廚房過去穿過走道就是；從外面樓道上到二樓的平台，右邊第一個房間就是他的卧室。我經常聽到他深夜才回來。他本來就是為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投奔我的，這下子該滿意了。就是這個梅迪，剛來的時候還是個又哭又鬧的孩子，一舉一動都像是僕人屋子裡出來的，你看他現在那自由自在的樣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來的舉止他很快就擺脫了，他對自己的價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裡的好幫手。因為他喜歡遊盪（這是我擔心的一點），所以在公寓里不大能見到他。不過他一般不會跑遠。在這個小鎮上，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的出現沖淡了我的孤獨，使得空虛的日子不再那麼難受——有好幾個月，我苦苦等待著貿易的復甦。漸漸地，生意開始緩慢復甦。

阿拉伯人原本是偉大的探險家和戰士，他們一度是統治者。他們深入大陸腹地，建造城鎮，在森林里種植果樹。後來他們的勢力被歐洲人打破，他們的城鎮和果園一起消失了，被叢林所吞噬。他們不再惦記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闖勁。他們忘了自己是誰，從哪裡來。他們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著穆斯林的風俗，接二連三地娶老婆。到了後來，他們和阿拉伯半島的淵源斷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們的僕人。所以，沒過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稱阿拉伯人的人同非洲人就難以區分了。他們對自己原來的文明幾乎一無所知。他們還看《古蘭經》，還遵守《古蘭經》上的律法，還穿著特定樣式的衣服，戴特定樣式的帽子，蓄著特定樣式的鬍鬚，僅此而已。他們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過什麼。他們只是沿襲著權威的習慣，卻沒有與之相應的精力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權威在我小的時候還真真切切，到後來就退化成單純的習俗，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走。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還小的時候，老僕人穆斯塔法常帶著我沿著舊城區的小巷散步。小巷狹窄幽深，兩邊的牆刷成白色。穆斯塔法給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齊齊，在我的眼睛周圍塗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掛上幸運符。然後，他讓我騎在他肩膀上。我是這樣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著，炫耀著我們家族的價值，炫耀著他在我們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們，遇到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來，慫恿我罵他們，他自己也罵。有時還慫恿我和他們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這些孩子的拳打腳踢，他就把我抱起來，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後，我們繼續散步。

我沒有去過真正的歐洲飯店，也沒有開心地喝過酒——我們那邊是禁止喝酒的。我也知道納扎努丁描述的生活已經結束了。但我仍舊開車穿越非洲前往納扎努丁的小鎮，彷彿那種生活可以為我重現。

那片沙灘上有一處圍場，牆是用磚砌起來的。在我還小的時候，那裡就是廢墟了。熱帶非洲的建築都不長久，所以圍場也算是珍貴的歷史遺迹了。販運奴隸的商隊從內陸趕到這兒，把奴隸們悉數關在圍場里，等著單桅帆船來帶他們漂洋過海。要是你不知道這情況，圍場就什麼也不是，只不過是搖搖欲墜的四面牆，出現在以沙灘和椰子樹為背景的明信片上。

我為阿拉伯人擔憂，也為我們自己擔憂。因為就權勢而言，阿拉伯人和我們差不多。我們都生活在大陸邊緣，都是生活在歐洲國旗之下的小群體。小時候我在家裡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討論我們自己以及海岸的未來。大家似乎覺得一切都會延續下去，結婚照舊得門當戶對；生意和貿易會繼續開展，非洲對我們來說同以前一樣。

最後，海岸那邊來信了，一來就是一批，是我家裡人寫的。信寫得很謹慎，不過裏面傳達的信息卻明白無誤。海岸那裡已經沒有我們的地盤了，我們在那裡的生活結束了。家裡人正在各奔東西。只有老人還住在我們那個大院——那裡終於平靜點兒了。家裡的僕人到最後還是纏著我們，不肯走掉，在這個革命的時代還堅持自己的奴隸身份，最後家裡每人分了幾個。來信的目的之一是叫我也收容幾個。

不要說葡萄酒！連最簡單的食物都很難找。要想吃蔬菜，只能買罐頭裝的，罐子陳舊不堪，而且價格奇貴；要不就自己種。非洲人拋棄了小鎮，回到自己的村莊，日子還好過一些。至少他們可以回到傳統的生活，或多或少能做到自給自足。鎮上剩下的其他人（包括幾個比利時人、一些希臘人和義大利人，還有一小群印度人）就很慘了，要商品沒商品，要服務沒服務。大家一無所有，被迫像魯濱遜一樣艱難度日。我們有車，住的房子也不錯。我買了一套公寓，就在一個空倉庫上方，價格非常便宜，簡直是半賣半送。不過這還不如披著獸皮住在窩棚里，這樣日子過起來還不至於顯得如此難堪。商店裡空無一物，喝水也成問題，供電時有時無，汽油也經常短缺。

在原來的國家他還有一些產業——一家商店，幾個代理處。在把資產轉移出這個國家的同時，他覺得還是審慎一些，繼續把商店經營下去，免得人家對他的事情過分關注。現在他給我提供的機會就是這家商店，還九*九*藏*書有那幾個代理處。

旅程中前面一半路他坐火車，以每小時十英里的速度前進。然後轉公共汽車，最後上了道萊特卡車。戰火連綿，路況很差，而且車輛破舊，來自於我們家鄉的道萊特居然還能在小鎮和東部邊界之間跑運輸。道萊特的司機幫助這孩子穿過重重哨卡。他雖然是個見過世面的東海岸混血兒，卻像個真正的非洲人一樣，被路上遇到的內陸陌生部落的人嚇得心驚肉跳。他不敢吃他們的食物，所以餓了好幾天。他不知不覺地走過他的祖先一個多世紀前走過的路，不過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每周到朋友因達爾家的球場打兩次壁球。因達爾的祖父原來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後來到這裏的鐵路上當契約勞工。這位來自旁遮普的老人混得很不錯。契約到期后，他就在海岸這裏定居下來，成了集市放貸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貸款，每次二三十先令。有些店主缺乏周轉資金，要依靠這種小額貸款來進貨，第一周貸了十先令，到了下一周就要還十二到十五先令。這種生意說不上有多光彩，不過如果人活絡（而且手腕硬），一年內資本可以翻很多倍。怎麼說呢？這是一種服務，一種謀生手段。也不只是謀生手段。因達爾家發了，成了有實無名的商業銀行家：他們投資興辦了一些小公司，發展得不錯。他們還投資貿易，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灣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獨桅帆船的郵票所反映的那樣）。

我不能再聽天由命。我不想因循傳統做個好人，我想干一番事業。但怎麼做呢？我可以奉獻什麼？除了家裡傳給我的非洲貿易技能之外，我還有什麼才幹和本領呢？焦慮噬咬著我。納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鋪和生意轉讓給我，我立刻如獲至寶地接受了。他的店鋪在一個遙遠的國家，但還在非洲大陸上。

汽船紀念碑剛豎立起來就被摧毀了。而在落成典禮上肯定有人發表演講，祝願汽船業務邁進新的六十年。其他殖民時期的雕塑和紀念碑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底座被破壞，圍欄被推倒，泛光燈被敲碎，上面銹跡斑斑。廢墟就保持著廢墟的樣子，沒有人來收拾。所有主要街道的名稱都改掉了，粗糙的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寫著新的名字。沒有人使用新的名字，因為大家都不太喜歡。改名字的人只是想把舊名字廢掉，消除人們對入侵者的記憶。非洲人深沉的憤怒，他們不顧後果的破壞慾望，都讓人毛骨悚然。

阿拉伯人曾經統治過這地方，後來歐洲人來了，現在歐洲人又打算離開了。但是不管怎麼變，人們的舉止和思想都沒什麼改變。岸邊漁船的船首仍舊畫著象徵好運的大眼；漁夫看到遊客拍攝他們仍舊會怒氣沖沖，幾欲殺人，因為他們相信相機會攝走他們的靈魂。人們照舊過著日子，過去和現在之間並無斷裂，而過去發生的一切都隨風而逝。永遠只有現在。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麼問題，以至於曙光總是一出現又立刻回歸黑暗，人們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曉。

不過沒幾天，他就鎮定下來了，再也不提海岸發生的事。他適應得比我想象的還要快。我以為他會從此消沉下去，我以為他跋山涉水跑到這個落後的小鎮會心懷怨恨。我萬萬沒想到，他居然喜歡小鎮。他之所以喜歡，是因為他在這裏頗受歡迎，這和以前大不一樣。

我們家的大院里，住著兩個奴隸家庭，他們已經至少連續三代住在我家了。他們最不願意聽到的事就是讓他們離開。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僕人，但他們希望別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貧窮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們其實是奴隸。這並不說明他們以身為奴隸為榮，他們引以為豪的是他們和名門望族有聯繫。要是他們覺得你比不上這些人家，他們就會對你很粗魯。

那是阿拉伯人上世紀到達的最遠的地方。他們在那裡遇到了從另一個方向趕來的歐洲人。但對歐洲人來說，跑到這裏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對中非的阿拉伯人來說，已經是竭盡全力了。驅使阿拉伯人深入非洲的那股幹勁在其源頭已經熄滅，他們的勢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經死亡，而它的光還在繼續前行。阿拉伯人的勢力已經消失了。河灣興起了一個歐洲的而非阿拉伯的小鎮。納扎努丁不時從這個小鎮上回到我們中間，把外鄉的舉止、品位和各種商業成功的故事帶回來。

有一次，我們接連幾個星期弄不到煤油，兩條空油船在河下游被人劫走，當成大河的饋贈拖走，停放到一條秘密的溪流上，改裝成住人的地方。這裏的人為了防蛇，喜歡把院子颳得乾乾淨淨，一直刮到紅土層，所以駁船的鋼甲板就成了理想的地板。

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發現，當問題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卻不肯承認自己孤立無助。我本能地採取了我們家人的態度。不過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實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麼也不肯放棄，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實真相而已。發現自己是這個樣子，穿過炎熱的小鎮回家時，我覺得很煩躁。

因達爾家是個大宅院，地上鋪了柏油。主樓在最裡面，院子兩邊有些小一點兒的房子，喜歡獨門獨戶的家人住在裏面。其他房子是給僕人住的（嚴格意義上的僕人，能請來，也能送走。不像我們家的那些僕人，趕都趕不走）。還有球場。所有這一切都圍在塗成硃紅色的高牆內，正門有門房守著。這座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區，在我眼中要多高級有多高級，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通常情況下，納扎努丁來拜訪的時候，大家總是認真準備，好生接待。客廳要重新打掃過，雕刻著打獵場面的銅花瓶也被擦得鋥亮。不過這一次，大家認為他落難了，成了普通人，和我們沒什麼兩樣，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樣費心了。客廳依舊是亂七八糟，我們坐在外邊的走廊上，面對著院子。

在我們中間，納扎努丁算是外鄉人。他和我父親年齡相仿，但看上去比父親年輕，而且更見多識廣。他打網球，喝葡萄酒，說法語，戴墨鏡，穿西服——西服的翻領很寬，翻領的頂端微微向下。他在我們中間以歐化風度而著稱（不過我們有時也在背後嘲諷他兩句）。他從來沒有去過歐洲，那些歐化舉止並不是在歐洲學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個小鎮上學的。他在那鎮上住過，在那裡有自己的生意。

我失信于納扎努丁，不過我一直把這個享受生活、喜歡探索的人當作自己的好榜樣。我開車去的就是他的小鎮。我對這個河灣小鎮的全部了解都來自納扎努丁講的故事。人在緊張的時候會發生一些荒唐的事情，這趟艱辛的旅程到達終點的時候，我腦子裡想著的居然只是納扎努丁所說的小鎮飯店，以及歐洲的食品和葡萄酒。他說過：「那裡的葡萄酒是薩科內和斯皮德。」這是一個商人的觀察。他的意思是，即便在那裡，在非洲的中部，酒也是從我們東海岸而不是另一邊運過去的。但在我的想象中，我由著自己把他的話理解成純粹的愉悅。

我還記得因達爾投向我的既鄙視又憤怒的目光。我當時就下了決心。我要遠走高飛。我保護不了別人，別人也保護不了我。我們不能保護自己。我們只能用各種方法迴避現實。我要離開我家的宅院，離開我周圍的人群。和他們綁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們一起過日子，只會跟著走向滅亡。我只有獨立出來，才能駕馭自己的命運。過去的一股歷史潮流把我們帶到這裏，這段歷史我們已經忘記，只存在於我後來看到的歐洲書籍中。我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九_九_藏_書，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我們敬拜神，服從神的誡命。但現在，用因達爾的話來說，新的歷史潮流就要到來了，將把我們全部沖走。

我以前認為這種不安全感是個弱點，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發現了我會感到難為情。我總是把我對未來的想法埋在心底。這在我們家的宅院里不難辦到：我說過，這裏從來沒有人討論政治之類的東西。我們家的人不傻。我父親和他的弟兄都是做生意的。他們照自己的方式跟隨時代的步伐。他們審時度勢，敢於冒險，有時候膽子還很大。但他們過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退一步來考慮生活的本質。他們只是本分地活著，要是時運不濟，他們就從宗教中尋找安慰。這不是聽天由命，而是他們堅信人類的一切努力都虛妄無益。

真不愧是納扎努丁！我們都想他這次完了。沒想到他還能這麼熱情地談論他新去的國家，藉此讓我們振奮，讓我們反思他的運氣。居高臨下的還是他。雖然沒有明說，但他看到我們這些人處境危險，那天他是來給我一個機會的。

後來，歐美的報紙陸陸續續送到小鎮，落入各種人手中，傳來傳去。我覺得很驚訝，有些報紙竟然為海岸的屠殺說好話。不過，人們對自己並不真的感興趣或者不必親身生活的地方就是這樣的態度。有些報紙吹捧那裡的起義結束了封建主義，開啟了新紀元。不過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並非破天荒第一次。弱肉強食的情況在非洲並不新鮮。這是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法則。

他總算還平安。後來他終於回到海岸，但是想看他笑話的人都大失所望。他並沒有垮掉，依然是那麼興緻勃勃，戴著墨鏡，西裝筆挺。好像這場災難根本就沒有影響到他。

非洲有過一陣動蕩期，阿拉伯人被掃地出門，歐洲勢力迅速擴張，非洲大陸被瓜分殆盡。祖父說的往事是我聽到的唯一一個關於那個時期的家族故事。我們就是這個樣子。我們自己的歷史以及印度洋的歷史，我都是從歐洲人寫的書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說我們的阿拉伯人當年曾是偉大的冒險家和作家，我們的水手在地中海張起三角帆，為後來發現美洲大陸做了鋪墊；我可以說印度導航員帶著達伽馬從東非航行到卡利卡特；我也可以說「支票」一詞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們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說出這些，是因為我看過歐洲人寫的書。但這一切都不在我們自己的知識範圍內，也不能引發我們的自豪感。我覺得，如果沒有歐洲人，我們的過去會被沖刷掉，就好像鎮外沙灘上漁民的足跡。

下午的陽光照耀在發軟的黑色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樹籬上。一切都那麼平淡無奇。不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還是破敗的街道，或是沒有裝飾的高牆之間的小巷，都還沒有什麼危險。但這地方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歐洲讓我們這些生活在東海岸的人了解了一些自己的歷史，我認為，歐洲人也教會了我們說謊。歐洲人到來之前，關於自己，我們那一帶的人從不說謊。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思想高尚，我們不說謊的原因是我們從來不評價自己，沒什麼謊好說的。我們這些人安守本分。歐洲人卻能說一套做一套。他們這樣做是因為自認對歐洲文明有虧欠。這是他們相對於我們的最大優勢。歐洲人和其他人一樣想要黃金和奴隸，同時又要給自己臉上貼金，說自己給奴隸帶來了好處。歐洲人頭腦聰明，精力旺盛，在他們勢力的全盛期，他們能把歐洲文明的兩面都表現出來，奴隸到手了，臉上也貼金了。

在家裡的時候，我們都叫他阿里，要是我們想暗示他特別放肆、特別不可靠的本質，我們就喊他「阿里娃」。「阿里！阿里！這個阿里娃跑哪兒去了？」他現在拒絕使用這個名字，他更願意人們叫他「梅迪」，當地人就是這樣叫他的。後來我才明白，「梅迪」不是一個真正的名字，而是法語「métis」，意思是混血兒。不過我用「梅迪」的時候沒有這層意思。對我來說，「梅迪」只是個名字而已。

我去的另外一家房子很簡陋，簡直像個農場，裏面住了一對老年印度夫婦。老人的子女們都在動亂中離開了。老人的院子很大，積滿了灰塵，到處都是廢棄的轎車和卡車，看樣子是殖民時代某個運輸公司的舊址。這對老夫婦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他們的院子外邊就是非洲的叢林，但他們不會說法語，也不會說非洲土語。看他們的樣子，你會覺得路邊的大河就是恆河，邊上有印度寺廟，有沐浴的台階。不過和他們在一起很舒心。他們不會刻意找話，要是你什麼都不說，悶頭悶腦地吃了就走，他們也會很開心。

納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們的社區難解難分，他要在我們這裏給兒子娶媳婦，給女兒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個女兒嫁給我，這情況我早已知曉，所以也沒有什麼難為情的。我喜歡納扎努丁。我喜歡他來串門，喜歡和他說話，喜歡他坐在我們樓下客廳或者走廊談論遠方的奇聞逸事時表現出來的異鄉派頭。

我們坐在球場陰涼處的台階上。因達爾用他那種平靜的口吻說：「你知道，我們在這兒擱淺了。要想在非洲站穩，不強大不行，但我們並不強大，我們連自己的旗幟也沒有。」

納扎努丁的小鎮滿目瘡痍，物資匱乏，形同鬼域。對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來說，這裏根本就沒有社交生活。這裏的外國人也沒有向我表示歡迎。他們經歷太多事了，也不知道事態會朝什麼方向發展，一個個都非常緊張。比利時人，尤其是年輕的，都滿腹牢騷，怨天尤人。希臘人都很顧家，就像其他顧家的人一樣，他們咄咄逼人但又失意落魄，在這時候和家人好友守在一起。在周末，我輪流拜訪三戶人家，在他們家吃午飯，這頓午飯成了我的正餐。我拜訪的全是亞洲人或印度人家庭。

「你知道烏干達嗎？一個可愛的國家！挺涼快，海拔三四千英尺，有人說它像蘇格蘭，也有山。英國人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條。非常簡單，非常高效。公路很棒。那裡的班圖人也很聰明。」

經過雨淋日晒和灌木的摧殘，這地方看上去已經很古老了，彷彿是一個已經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遺址。廢墟綿延很多公頃，彷彿在訴說一場毀滅性災難。不過這文明仍未消失。這種文明就是我的生存環境，事實上，也是我仍在追求的文明。它能讓我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處在廢墟之中，你的時間感錯亂了。你感覺自己像是個幽靈，來自未來而非過去。你感覺自己的生活和野心都已經實現，你所看到的是那種生活的遺迹。在你所處的地方，未來出現過，又消失了。

除了這些，納扎努丁還會看手相，他只能在情緒好的時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視他的解讀。我十多歲的時候讓他看過，他說我的手相很不尋常，因此我很尊重他的判斷。他後來還不時給當初的解讀增添一點兒新內容。有一次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坐在搖椅上，在地毯邊緣和水泥地之間晃來晃去。他突然中斷正在說的話題，要我把手伸給他看。他摸了摸我的指尖，彎了彎我的指頭，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後把我的手放開。他想了想他剛才看到的情況——他總是停下來思考他看到的情況，而不是一直盯著我的手掌看。接著他說道：「你是我見過的最可信的人。」這話我聽了並沒有什麼欣喜的感九-九-藏-書覺。因為他好像並沒有給我指出一條人生道路。我問他：「你會給自己看手相嗎？你知道你的命運是怎樣的嗎？」他回答說：「我不知道，不知道。」這時他的聲音有些異樣，我發現，儘管這個男人什麼事情都順心如意（按照他的說法），但實際上他對各種事情的結局總是抱著悲觀的看法。我想：「男人就應該這樣吧。」從此以後，我感覺和他更親近了，比和我的家人還要親近。

納扎努丁的女兒是個可愛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來和姑姑們在一起住幾個星期。她受過比我更好的教育，聽說以後要進入會計或者律師行業。論條件，她是個不錯的結婚對象，我也挺喜歡她，但只把她當成我的家人一樣來喜歡。和她結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過和她結婚也會壓抑得不能再壓抑。我開著我的標緻離開海岸，為的就是逃脫這種壓抑，逃脫其他的一切。

記得祖父說過，他曾經把滿滿一船奴隸當成橡膠來運。他無法告訴我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記憶當中飄來飄去，沒有日期，也沒有背景。祖父並沒有把它作為一樁惡行、惡作劇或玩笑來講，他只是覺得這是他做過的一件不同尋常的事——不尋常的地方不在於運送奴隸本身，而在於把奴隸當成橡膠。要不是我還記得老人說過這故事，這段往事就永遠石沉大海了。後來我看了書，才知道橡膠貿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項大買賣，後來又成了中非的大丑聞。祖父想必是在橡膠成為大買賣的時候了解到「橡膠」這個概念的。這些事實我後來都了解了，祖父卻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

母親給我們上茶來了，舉止不同於往常。往常上茶的時候，她就像其他普通家庭婦女一樣，客客氣氣的，有些羞怯，而現在，她就像在完成最後一項不得不完成的儀式。她把茶碟放下來的時候，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我的姐夫妹夫們也湊了過來，臉上都帶著關注的表情。不過，儘管傳聞說他坐在卡車頂上跋山涉水，我們從他口裡並未聽到災難故事，他說的還是他接連不斷的好運和成功。他說他預見到要出亂子，所以在事情發生之前幾個月就離開了。

我們就這樣生活在一起。這時小鎮逐漸恢復生機，汽船又從首都往這裏開了，先是一周一班，後來增加到兩班，人們又從村子里出來，回到鎮上。隨著貿易的發展，按照納扎努丁的說法，我的生意也從原來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暗暗地盼著它升到四了。

這就是東海岸的情形。奴隸們在不止一個方面反仆為主。住在僕人屋裡的人不再是純粹的非洲人。家裡人不肯承認，但他們身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混入了亞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著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梅迪也是，這小夥子後來橫貫大陸跑到我身邊。不過，這種混血是主人的血混到僕人身上。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況恰恰相反，僕人的血淹沒了主人的。作為主人的阿拉伯種族其實已經消失了。

我的房間在我們家的樓上。我回去的時候，燈還亮著。我從上面俯視我們的宅院，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樹木和綠地。嬸嬸正在喊她的一個女兒：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擦洗的銅瓶沒有拿回來。看著這個掩在牆后的虔誠的女人，我突然發現她對銅瓶的關注是多麼瑣屑。粉刷成白色的牆是多麼單薄，比沙灘上奴隸圍場的牆還要單薄，能給她提供的保護實在是少得可憐。她太脆弱——她的為人，她的宗教，她的風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來，這個吵吵鬧鬧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能不叫人習以為常？又怎會有人駐足詢問到底是什麼給我們提供了庇護？

我從這個哭鬧不休的孩子邊上走開。要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就等於慫恿他繼續這樣。我去找搬運工，走到街上給他小費。不出我所料，樓上的哭鬧終於停住了。公寓的安靜和陌生影響了他。回到樓上，我不願意再聽他說話，只叫他吃東西。

到了目的地，我才發現納扎努丁在他的故事里渲染的小鎮已經毀掉了，又恢復成了叢林，就像他決定出賣土地時所想象的叢林。儘管我有所準備，儘管別人給我講述過最近發生的事件，我還是感到震驚和失望。我的失信似乎不那麼重要了。

「一個星期天上午，我趕到開發區，那裡有我買的幾塊地。天氣很惡劣。又熱又悶。天空烏雲密布，但又不下雨，而是一直就這樣子。遠處有閃電，森林里其他什麼地方在下雨。我當時就想：『這哪裡是住人的地方！』開發區離急流處並不遠，我能聽到大河流淌的聲音。聽著河水的聲音，抬頭看著天，我心裏在想：『這哪裡是什麼地產？明明只是一片叢林嘛。以後也只是一片叢林。』我迫不及待地等到星期一上午，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賣。比市價要低，不過我要求在歐洲付款。我把家裡人送到了烏干達。

所以我很早就養成了觀察的習慣。我盡量從熟悉的情景中跳脫出來，從一定距離之外打量它。正是由於這種觀察習慣，我發現我們這個群體已經落伍了。從此我就有了一種不安全感。

東海岸的奴隸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會有人被販運到種植園。從東海岸離開的人大多去了阿拉伯人家裡當僕人。有的變成了他們服務的家庭的成員。有幾個甚至憑一己之力成了有權有勢的人。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他們走了幾百英里路，從內陸出來，遠離自己的村子和部落，進入外國人家裡，受他們的保護，總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有敵意的非洲人中間強。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歐洲國家很早就禁止蓄奴了，販運奴隸的交易仍未停止。當歐洲人在做一種橡膠生意時，祖父偶爾還會做做另一種「橡膠」生意。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秘密的奴隸交易在東海岸屢禁不絕，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隸和可以稱為奴隸的人都想維持原狀。

我永遠達不到這個高度。我的悲觀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裡人那樣有宗教意識，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為沒有真正的宗教歸屬造成的，它就像是對我們信仰中那種崇高的悲觀主義做了一點改變，這種悲觀主義能促使人做出異乎尋常的事。我比較物質，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脫之間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這一切的代價。

非洲是我的故鄉，我們家族幾個世紀以來都生活在這裏。不過我們屬於東海岸，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裡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個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雜的地方，這裏的居民其實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們身後，連綿許多英里的叢林、沙漠把我們和內陸的非洲人分隔開來。我們把目光投向東方——阿拉伯、印度、波斯。我們和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們的祖先也是從這些地方來的。不過我們不能說自己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這些地方的人比較起來，我們感覺自己是非洲人。

歐洲人能夠評價自己，所以和我們比起來，更有辦法應付變化。我把歐洲人和我們自己作了比較，發現我們在非洲已經無足輕重，也創造不了什麼價值。歐洲人正打算離開，或者參加戰鬥，或者和非洲人狹路相逢。我們卻還在盲目地因循守舊。到了這最後關頭，我們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還是沒有人討論政治。大家都迴避政治話題，我發現我也在迴避。

還有廢墟。碼頭大門外有一塊面目全非的紀念碑，上面只剩下幾個拉丁詞語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reaｄ.９9ｃｓｗ.ｃoｍet foedera jungi，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這幾個詞我是牢牢記住了，我按自己的發音來念，它就像一句沒有意義的小詩銘記在我的腦海中。這些字母刻在一塊花崗石頂端，花崗石的其他部分光禿禿的，什麼也沒有。文字下方的銅像被扒掉了，花崗石上還殘存著一些鋸齒狀的銅片，從圖樣看，雕刻者在頂上雕刻了一些香蕉葉和棕櫚枝，襯托主體雕塑。我聽說紀念碑落成就是前幾年的事，殖民地時代行將結束之際，為的是紀念此地和首都之間開通汽船六十周年。

我不能拒絕：這孩子已經上路了。他說對我「特別有好感」，對我來說這倒是新鮮事。他選擇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我只比他大三四歲，未婚，更有可能容忍他四處閑晃的行為。他永遠在閑晃，以前我們送他到古蘭經學校上學，他總是逃學，為此可沒少挨他媽媽的揍，不過絲毫不改。（我還記得他在院子里尖叫，他母親則在大喊。兩人都竭盡表演之能事，想吸引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這孩子誰看也不像家奴的樣子，他從來不愁吃住，更像是個花|花|公|子。他待人友好，但不可靠。他朋友眾多，總是願意幫助人，總是答應幫助人，不過許諾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

我問他：「這店——比方說你是十塊錢買的，你說你現在賣給我多少錢？」

他安靜下來，規矩了。我給他準備烤豆子和乳酪吐司，這都是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紙盒子裝著帶過來的。家裡人還委託他帶來其他一些東西，比如母親捎來的生薑、調料、香料，父親捎來的兩張全家福。還有一張畫在廉價紙張上的貼畫，畫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處聖地，不過畫家把它畫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有汽車、摩托車、自行車，甚至還有火車，一片混亂。父親總是說，不管我多麼現代，最終都會回歸信仰。

他說的話我沒有全部聽進去，我為鄰居感到著急，想叫他不要這麼大聲，想讓他知道這種炫耀式的奴隸行為（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這麼說）在海岸那裡無所謂，但這裏不會有人理解。但他接著又講了一會兒「卡法爾」（也就是非洲人）的野蠻，好像我這公寓是東海岸那個院落，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大聲說外邊的任何人。道萊特的非洲搬運工很友好，一直從外邊的樓梯往上搬運行李。行李並不多，但散成好多件，小小的，令人尷尬：幾個包袱卷，一個柳條編的洗衣筐，幾個紙箱子。

這消息我最早是從舒芭和馬赫什那裡聽到的，而他們是從收音機里聽到的。這裏的外國人喜歡聽BBC的新聞，我一直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我們捂住這消息，不讓當地人知道。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為當地沒有自己的報紙感到慶幸。

說了這麼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單桅帆船和奴隸，好像我是在講一個《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過，當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當我聽到「奴隸」一詞時，我想的是我們家那個骯髒的大院子。那裡既像學校又像後院：到處都是人，總是有人在扯著嗓子叫；許多衣服晾在繩子上，鋪在漂白石上；漂白石的酸味混合著茅坑的臭味，以及角落裡用東西圍起來的小便處散發的騷味；院子中間的沖洗池裡堆著骯髒的瓷碟子和銅盤子；孩子們到處跑來跑去；熏得黑乎乎的廚房裡總有人在做飯。我想的是一群吵吵鬧鬧的女人和孩子，想的是我的姐姐們和她們的家庭，以及女傭們和她們的家庭，兩邊顯然爭執不斷。我想的是我們屋子裡的爭吵，以及僕人們比賽似的爭吵。小小的院子里擠了太多人。我們不想把那些人都趕到僕人的住處。他們都不是一般的僕人，不可能把他們趕走，我們和他們拴在一起了。

就這樣，他學會了大胆。但我們沒有鬧過不快。他對我越來越有用，成了我的報關員，很善於和顧客打交道，為我和小店贏來不少好感。作為一個外鄉人，一個僕人，他居然是鎮上唯一敢同兼任巫師的小販扎貝思開玩笑的人。

他一見到我就撲進我懷裡，這不是一般的穆斯林式擁抱，而是像孩子一樣緊抱著不放。我拍拍他的肩膀，他順勢哭號起來，聲音大得簡直能把屋頂掀掉。他一邊哭號，一邊向我訴說他在家裡那邊集市上目睹的殺戮。

在這樣一個地方，梅迪給我們的新關係烙上了印記。我進去的時候，發現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極了——細腰窄臀，體形幾近完美。出於僕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來。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歡迎的樣子，好像他是這裏的主人。他用剛學來的法國腔說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恰當的事情。」但接下來舉止照舊。

我生在一個穆斯林家庭，我們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於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就習俗和生活態度而言，我們更接近於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我們的祖籍就在那裡。到底是什麼時候從那裡遷過來的，沒有人能告訴我。我們不是那種人。我們只是活著，守著本分，沿襲著先人的活法。我們從來不問為什麼，從來不記錄。在內心深處，我們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但我們好像沒有辦法測算時間的流逝。我父親和祖父講故事的時候都不會說出時間。這並不說明他們忘了，或者搞不清楚。在他們看來，過去就是過去。

一些小事物能夠啟發我們新的思維方式。給我啟發的是本地的郵票。英國執政當局發行了很多漂亮的郵票，上面畫的都是本地的風土人情。其中有一張郵票叫作「阿拉伯獨桅帆船」。這些郵票里好像有一個外國人的聲音：「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這東西。」要不是看過獨桅帆船的郵票，我會對這種船習以為常。由於這些郵票，我開始注意它們，每次看到它們被拴在碼頭，我都會覺得那是這一帶特有的東西，有些古怪，外國人看了會評論，而且不太現代，絕對不像停泊在現代碼頭的那些大客輪和貨船。

很多年前，納扎努丁一時興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開始往內陸跑。非洲各殖民地的邊界使得他的活動多了一層國際化色彩。不過，納扎努丁也只是沿著原來阿拉伯人的貿易路線往內陸走，到了大陸中部大河的那個轉彎處就不再前進了。

他把不能說的話給說出來了。他話一出口，我頓時覺得宅院的高牆毫無用處。我所見到的一切是他們家兩代人經營起來的，我為他們的徒勞感到悲哀。因達爾的話一出口，我就覺得自己能進入他的思想，看到他看到的東西——這宅子的富麗堂皇只是虛張聲勢：大門也好，門房也好，都擋不住真正的危險。

我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顯然，別人已經給我選好了。僕人家有個孩子或小夥子想離開海岸，跑得越遠越好，他堅決要求「跟隨薩林姆」。這孩子說他「對薩林姆特別有好感」，為此一直糾纏不休，最後他們決定把他送到我這裏來。那種場景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能想象他如何吵鬧、跺腳、慪氣。我們家的僕人就是這樣放肆，比小孩還要麻煩。我父親不知道家裡其他人寫給我的信上是怎麼說的，來信說他和母親決定送一個人過來照顧我——當然，他真正的意思是送個孩子來讓我照顧，讓我提供衣食。

納扎努丁從我的手相上看到了可信，但他看錯了。我接過他的生意時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了。我接手他的生意只是為了逃離。逃離我的家庭，逃離我們這個群體，這也意味著逃離我對他和他女兒心照不宣的承諾。

我拜訪過一對印度夫婦。他們住在一間狹小的公九_九_藏_書寓里，裡頭充滿了阿魏膠的氣味，裝飾著紙花和顏色鮮艷的宗教畫。這家的男人好像是個聯合國專家什麼的，合同到期后不想回印度，留在了這裏，做些零工謀生。這對夫婦很客氣，他們總是強調自己有義務款待受到驚嚇或者處境窘迫的外國人（我想這可能是出於宗教原因）。不過老是這麼說，熱情好客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他們的食物湯汁太多，太辛辣，我有點受不了，我也不喜歡男主人吃飯的樣子。他低下頭，鼻子離食物只有一兩英寸，吃東西的聲音很響，總是喜歡咂巴嘴。男人吃飯的時候，妻子在邊上給他扇扇子，眼睛一直盯著他的盤子看。她用右手扇扇子，左手托著下巴。儘管這樣，我還是一周到他們家跑兩趟，並不是看中他們的食物，只是想找個地方去罷了。

他的長相和體形和本地人差別很大，他比他們個頭更高，更結實，行動更放鬆，更有活力。他受到人們的仰慕。本地女人本來就很隨便，她們毫不掩飾對他的喜愛，在大街上叫住他，用那種壞壞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著他，好像是在說：「你當我是在開玩笑，那就笑吧。要不你就當真吧。」我對他的看法也變了。他不再是從僕人屋子裡出來的孩子。當地人對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裡。在我看來，他比以前更帥氣，更出眾。在當地非洲人眼裡，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不會引起種族間的不安。他是一個異鄉人，但和非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想同他套近乎。他交上好運了。他學當地語言學得很快，還有了新名字。

我想讓他打住。我不想再聽下去了。不過讓他住嘴沒那麼容易，他繼續描述那些斷胳膊斷腿。他說的受害者都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慘絕人寰。我開始覺得，他本來已經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讓自己激動起來，多哭一會兒。他說著說著，就有點什麼東西記不起來了，思想又開小差了，我感覺這讓他挺苦惱。我也苦惱。

我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在海岸發生了。那裡發生了起義，非洲人終於把阿拉伯人（其實他們和服侍自己的非洲人已經沒什麼兩樣了）打倒了。

那孩子吃完后說道：「出事的時候我在集市上，薩林姆。一開始我還以為只是有人在米安的小攤旁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一個個凶神惡煞，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長的一樣。我真不敢相信。到後來，就好像是一群野狗衝進肉鋪子一樣。我看到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確確。第二天它們還在那兒，那些胳膊和腿。」

但最讓人毛骨悚然的莫過於急流附近淪為廢墟的郊區。那裡一度是房地產的寶地，現在又成了叢林，而且按照非洲習慣變成了公共地界。那裡的房子被一間一間燒掉，放火前和放火后，本地人需要的東西被洗劫一空：一張張錫皮、一根根管子，還有浴缸、洗碗池、抽水馬桶（這些容器不滲水，他們可以拿回去泡木薯）。廣闊的草坪和花園又恢復成叢林；街道不見了；水泥或者空心土坯造的牆東倒西歪褪了顏色，上面爬滿了藤蔓植物。灌木掩映中不時露出飯店（啊，那些薩科內和斯皮德葡萄酒）或夜總會的水泥框架。有家夜總會叫作「那波利」，這名字現在已經毫無意義，仍留在水泥外牆上，顏色快褪盡了。

如果說我對我們在海岸的處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麼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能讓我平靜下來。非洲這一帶的局勢開始急劇變化。北方一個內陸部落發動了血腥叛亂，英國人好像沒辦法把他們鎮壓下去。在別的地方，起義和暴動也此起彼伏。雖說疑病生病，但我認為我的這種感覺也並不完全是我的緊張情緒造成的：我們所熟悉的政治體制已經到頭了，會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我害怕謊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謊言。

納扎努丁說：「讓我緊張的不是非洲人，而是歐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出事前人們都失去了理智。那裡掀起了地產熱潮。大家除了談錢還是談錢。今天一文不值的一片叢林，明天就可以賣到五十萬法郎。簡直像在變魔術，不過變出來的都是真錢。我也跟著這陣風跑，差點陷了進去。

因達爾已經開始擔心體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后，我們一起喝冰凍橙汁和熱紅茶。他告訴我他要離開了。他要去英國上一所著名的大學，要在那裡讀三年書。因達爾和他家裡人都是這個樣子，喜歡用隨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這消息讓我有些鬱悶。因達爾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單單是因為他有錢（我總覺得出國留學沒有一大筆錢是辦不到的），還因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學里一直念到十八歲。而我到十六歲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聰明，也不是我不想接著念，只是我們全家沒有一個人過了十六歲還待在學校。

讓我感到最親近的人是舒芭和馬赫什，我不久就把他們當成了朋友。他們開了一家店，正對著凡·德爾·維登旅館，這裏本應是做生意的黃金地段。和我一樣，他們也是從東海岸來的，逃離了自己的家鄉。這對夫妻都長得非常漂亮。在這個小鎮上，難得見到這樣講究儀錶和穿著的人。不過他們離開家人的時間太久了，都不大想得起來打聽他們了。和其他離群索居的人一樣，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大關心外邊的事。不過這對美麗的夫婦也有緊張的時候。女主人舒芭愛虛榮，神經質，馬赫什要質樸一些，經常為她感到焦慮不安。

收到告知他被送來的信件之後不久，有天夜裡，他坐著道萊特的一輛卡車到了。不過一見到他，我就心疼不已：他模樣大變，看起來非常疲倦，非常驚恐。他還沒有從海岸殺戮事件帶給他的震驚中恢復過來，而且橫貫非洲的旅程也夠他受的了。

「兩塊。過三四年它能漲到六塊。非洲總會有生意做，現在只是暫時中斷。對我來說，等著它從兩塊漲到六塊太浪費時間。我在烏干達做棉花生意更有賺頭，不過對你來說，資本會翻三番。你要記得見好就收。」

「它們現在不值什麼錢了，不過會好轉的。我真想白送給你，不過這對你對我都不好。你一定要見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數學家。你要記住這一點。不要被漂亮的數字搞昏了頭。生意人十塊錢買進的東西，到了十二塊錢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塊錢買進了，到了十八塊還不鬆手，想等到二十塊。都是漂亮的數字而已。等他的貨跌到十塊，他就想等到十八塊。跌到兩塊，又想等到十塊。或許最後能回到這個價位吧，但他已經浪費了一輩子四分之一的光陰。最後到手的錢只是聊以自|慰的數字。」

後來這個成功而健談的人破產了，這個結果有人私下裡預言過。納扎努丁做生意的那個國家獨立了，獨立得很突然，接連幾個星期，幾個月，從那裡傳來的都是戰爭和殺戮的消息。有人開始說納扎努丁的閑話了，好像如果他不是這樣的人，如果他少吹點兒牛，少喝點兒酒，言談舉止本分一些，局勢就不會朝這個方向發展。我聽說他帶著全家逃到烏干達去了。據說他們坐在卡車頂上，在叢林中跋涉了很多天，最後驚慌落魄地出現在邊境城市基索羅。

我的姐姐們是按照傳統方式結婚的。大家覺得我到了時候也會結婚，把家族的香火傳下去。不過，當我還是一個在上學的小孩時，我就覺得我們的生活方式過時了，快到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