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這一概念來自中國，但日本人走得更遠。日本政治家輕而易舉地把全體國民忠誠的對象轉移到天皇身上，古老的民間傳說，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無疑是起了些作用的。但這一傳說並不像西方人想的那麼重要。其實那些完全否定神的存在的日本知識分子也普遍認為應該忠於天皇。東西方的觀念差異在這裏又明顯了起來。

通過這些方式，天皇凌駕於國內一切政治糾紛之上。就像美國人對星條旗的忠誠，超越一切政黨政治一樣。我們對國旗設置了某種儀制，並認為這種儀制不適用於個人。而日本人卻充分利用天皇這個最具象徵的人的價值。人民敬愛天皇，天皇也作出反應。老百姓聽說天皇「關心國民」時會感動得熱淚盈眶。「為了使陛下放心」，他們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在像日本文化這種完全建立在人際關係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為忠誠的象徵，其意義遠遠超過國旗。教師如果教育學生說人的最高職責就是熱愛自己的國家，那他會受到指責，必須說是對天皇報恩。

西方認為神就是至上，是等級的頂峰。在人與神之間，日本人的距離更近。每個日本人

西方的社會哲學九-九-藏-書，是以西方的真理標準為基礎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國家，它沒有採用西方各國那種最後的力量：革命。它也沒有用消極破壞等辦法來對抗佔領軍。他們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在戰鬥力未被完全摧毀以前，就要求自己把無條件投降這一巨大代價作為「忠」。在他們看來，這種巨大的代價仍然是有價值的，他們保住了最珍視的東西，他們有權利說：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說，國家被打敗並沒有讓法制崩潰，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近代日本作了種種努力，使「忠」的對象轉向具體的人並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維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傑出、威嚴的人，他長期在位，自然地成為臣民瞻仰的國體象徵。他極少在民眾面前出現，僅有的幾次露面，都隆重地布置儀式，極盡尊榮。群眾匍匐在地上，沒有發出絲毫聲響，沒有一個人敢於抬頭看上一眼。二樓以上的窗戶全部遮閉，以保證任何人都不得從高處俯視天皇。他和高級顧問的接觸也嚴格按等級進行。日本沒有天皇召開執政會議的說法，而是少數特權的「閣下」 們九_九_藏_書，「受賜拜謁天皇」。他難得對有爭議的政治問題發布詔書。所發的詔敕內容都是有關道德、節儉；或者是安撫民心。當他即將駕崩時，整個日本幾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為他虔誠祈禱。

這種事情不算神秘。只是有些西方人不明白，是情感在支配著人類的行動，而情感本身是可以發生變化的。有些人說日本民族只會滅絕，別無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則主張，只有自由主義者掌握政權，推翻現政府，日本才能得救。這兩種分析，如果說的是一個全民動員進行總體戰的西方國家，那還可以理解。但是，他們以為日本的行動方針和西方國家基本相同，這就錯了。甚至在平安無事地佔領日本幾個月以後，有些西方人士還在預言，一切機會均已失去，因為日本沒有發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說「日本人不明白他們已經被打敗」。這是

1945年8月14日，日本人的「忠」在全世界顯示了難以置信的威力。許多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認為日本沒有投降這一說。他們聲稱，幻想那些分佈在亞洲和太平洋諸島上的日軍會和平地放下武器，恐怕過於天真。日軍的許多地方部九九藏書隊還沒遭受過失敗，他們還確信自己的戰爭是正義的。日本本土各島，到處都是誓死頑抗之輩。佔領軍———其先頭部隊只能是小部隊——— 如果前進至艦炮火力圈之外，就會遭到屠殺。在戰爭中，日本人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他們是好戰的民族。這類美國分析家沒有考慮到「忠」的作用。天皇下了詔書，戰爭就結束了。在天皇的聲音尚未廣播之前，大群的反對者們包圍了皇宮，試圖阻止停戰詔書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們就全都認了命。不論是在滿洲、爪哇、菲律賓，各地的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東條們沒有一個人反對。盟國的軍隊在機場著陸后，受到了禮貌的歡迎。外國記者中有一個人這樣寫道：早晨著陸時他還緊緊地握著手槍，中午時就把槍忘在了一邊，傍晚便悠閑地上街去買日用品了。日本人現在是用遵守和平的辦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個星期前，他們還發誓要用竹槍擊退夷狄來使「陛下安心」呢！

死後都會變成神，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日本對天皇的忠誠，更大的一個因素是整個日本歷史上只有一個皇室，它萬世一統，繼承皇位。西方人不相信這一九九藏書點，而且日本的繼承規則也與西方不同，但這種挑剔對日本人無效。日本的規則就是日本的規則，皇室就是「萬世不變」的。明治維新之前，反德川的勢力就是利用了「萬世一系」的情況，而不是天照大神理論。

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來，從喪葬到納稅無所不包。稅吏、警察、地方徵兵官員都是臣民盡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對他們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報。這一點與美國的風習形成強烈的對照。在美國人看來，任何新法律———從規定停車的尾燈標誌到所得稅的稅率，都是對個人自由的干涉，都會引起國民的不滿。聯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懷疑，因為它干擾各州的立法權，認為它是華盛頓官僚集團強加于國民的。許多國民認為，對那些法律，無論怎樣反對，也不能滿足國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認為美國人無法無天，美國人認為日本人是不知道民主為何物的順民。也許更符合實際的看法是，兩國國民的自尊心取決於他們面對自己的不同態度。在西方，自尊心是與自己的作為聯繫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則是與對施恩者報恩聯繫在一起的。這兩ｈtｔｐs://reaｄ•９9csｗ•com種習俗各有各的難處：我們的難處在於即使對全國有利的法規，也很難被接受；他們的難處在於，人們一生都處於負恩的重壓之下。也許，每個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場合找到既不觸犯法律，又能迴避苛求的辦法。特定情況下他們讚賞暴力，樂於採取直接行動了結個人私怨，這些是美國人不贊成的。然而，無論如何，「忠」對日本人的支配力是無可懷疑的。

「忠」在臣民與天皇之間構成了雙重體系。一方面，臣民的忠誠直接針對天皇，其間沒有中介，他們自己用行動來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經過天皇與大臣之間的各種中介者之手，一級一級傳到他們耳朵的。「這是天皇御旨」，這一句話就可以喚起「忠」，其強制力要超過任何現代國家的號召。羅里先生曾描述這麼一件事：在一次日常的軍事演習中，一位軍官帶隊出發時下令，不經他同意不能喝水壺裡的水。日本的軍隊訓練，非常強調能在極困難條件下，連續行軍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於口渴和疲勞，有20個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開死亡士兵的水壺一看，裏面的水一滴也未少。「那位軍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