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是新近出現的。是否如此，很難判斷，但是統計表明，近年來觀察者往往高估自殺的頻率。按比例來說，上一世紀的丹麥和納粹前的德國自殺人數比日本任何時代都要高。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歡自殺這一主題，就像美國人大書特書犯罪一樣，他們對這些話題有切身之感，必須抒發出來。與殺別人相比，他們更津津樂道自殺。議論自殺可以得到其他話題所不能得到的某種滿足。

近代日本的自殺與封建時代歷史故事中的自殺相比，更加富於自虐性。最近四五十年間，每當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亂」、「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凈污穢的時候，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毀滅自己，而不是毀滅別人。

這個民族其實絲毫未變。他們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應的。在頑強努力與消磨時光極端消沉之間，情緒搖擺不定，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在當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維護戰敗的榮譽，而且他們認為採read.99csw.com取友好態度能夠達到這一目的。要知道除了猛烈攻擊以外，日本人還喜歡靠消除競爭來保持面子。作為一種派生的結論，許多日本人認為依賴美國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安全辦法。作出努力反而會招致疑忌，還不如消磨時光。於是消沉情緒蔓延。

現代日本人對自己最極端的攻擊就是自殺。按照他們的信條，用適當的方法自殺，可以洗刷污名並贏得身後好評。美國人譴責自殺，認為它是屈服於絕望而自我毀滅。日本人則尊重自殺，認為它可以是一種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在一定場合，從「份內的情義」來說，自殺是最體面的辦法。年關還不了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殺的官員，結合無望而雙雙情死的戀人，以死抗議政府遲遲不對中國進行戰爭的愛國志士等等，都像上不了高中的少年及不願意當俘虜的士兵一樣，把最後的暴力對準自身。有些日本權威說，這種自殺傾向

現在，這場九-九-藏-書戰爭的結果證明了上述信念的錯誤，消沉再次成為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脅。不管怎麼想，他們很難克服這種心情。它根深蒂固。東京的一位日本人說： 「再不用擔心轟炸了，真是一個大解脫。但我們不打仗了，也沒有目標了。每個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來心不在焉。我自己是這樣，我老婆是這樣，所有的日本人都像醫院的病號，幹什麼事都是慢吞吞的，茫然若失。人們抱怨政府對戰爭的善後及救濟工作進展緩慢。我以為，這是因為那些官員的心情也和我們一樣。」這種虛脫狀態的危險性與法國解放后一樣。在德國，投降后最初的6至8個月期間還沒出現這個問題，日本則成了問題。美國人能夠充分理解這種反應。但是令人幾乎難以置信的是，與此同時，日本人對戰勝國竟如此友好。幾乎戰爭一結束，情況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態度接受了戰敗及其一切後果。他們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歡呼來迎接httｐs://reaｄ•99ｃｓｗ•ｃom美國人。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鬱，也沒有憤怒和敵意。用天皇宣布投降詔書中的話來說，他們已經「忍所難忍」。那麼，這些人為什麼不著手重建家園？他們有這種機會。佔領軍並沒有佔領每個村莊，行政事務的管理仍在他們手中。整個民族似乎都在歡笑招手迎接敵人而對自己的事卻滿不在乎。然而，正是這個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復興奇迹，在1930年代傾注全力準備軍事征服，他們的士兵在整個太平洋地區不顧一切，逐島拚死作戰。

把自殺作為最後論據而爭取獲勝，在日本很常見。德川時代有個著名故事，說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顧問，擔任將軍監護人，曾經在其他顧問官和將軍代理人面前，當眾袒腹抽刀，準備切腹。這種威脅手段奏效了，他推薦的人繼承了將軍職位。他達到了目的，也沒有自殺。在現代，這種抗議性的自殺行為已不是談判手段而是為主義殉身，多半是所提主張未被採納，或反對某些已簽htｔpｓ://reaｄ.9９csｗ•ｃｏm字的協議（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以求留名史冊。在這種場合，只有實實在在的自殺，才能影響輿論；不是擺擺架式進行威脅就能夠奏效的。

但是，日本人並不會長期欣賞消沉。「從消沉中站起來」，「把別人從消沉中喚醒」，既是當前日本號召改善生活的經常性口號，也是戰爭期間廣播中常用的詞句。隨著對美國的適應和理解，日本報紙連篇累牘地開始了：「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視著我們。」轟炸廢墟的瓦礫依然未清，公用事業仍處於停頓，這對日本名譽該是何等玷污！他們還埋怨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說他們意志消沉，夜宿車站，讓美國人看他們的可憐相。日本人那敏感的榮譽心開始起到正面作用。他們也希望傾注最大努力，以便將來能成為一個在聯合國組織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那仍然是為了名譽，但方向則全然一新了。如果將來大國之間實現了和平，日本是能夠走上這條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在「份內的情義」遭受威脅時，把read.99csw.com攻擊矛頭指向自己，這種傾向正在發展，自我攻擊有時表現為沮喪、消沉以及日本知識階層中流行的那種典型的厭倦情緒。這種情緒之所以在這個階層廣泛蔓延，有充分的社會學原因。這是因為，知識分子過剩，他們在等級制中的地位很不穩定，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滿足其雄心壯志。特別是1930年代，當局懷疑他們有「危險思想」，使他們愈加感傷。日本知識分子常把他們的抑鬱歸因於西方化造成的混亂，但這種說法並不對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緒搖擺是從強烈的獻身精神一變而為極端的厭倦。很多知識分子都曾蒙受過的這種心理毀損。1930年代中期，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是用傳統辦法擺脫這種厭倦情緒的。他們抱著國家主義目標，把攻擊矛頭再次從自己內心轉向對外。對外發動侵略，使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他們擺脫了惡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內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們相信，雖然自己也許再也不會成功，但作為民族的一份子，卻在參与一份成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