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政策在華盛頓被擬訂之時，很多美國人擔心日本人可能會採取倨傲和敵對態度。一個怒目敵視、伺機報復的民族將會消極抵制一切和平計劃。後來這些擔憂並未成為事實。其主要原因正在於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於有關戰敗民族、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也許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政策。在日本人看來，這種政策是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的象徵，促使他們實行新的國策，他們能夠如此接受，在於他們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

能促進滿足美利堅合眾國之目標，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日本國政府將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被允許就內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麥克阿瑟對日本的管理跟盟軍對德、意的管理有相當大的區別。它純粹httpｓ://ｒｅａd.9９cｓｗ•cｏm是一個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級官僚機構的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通告發給日本帝國政府，而不是發給日本國民或縣市的居民。它的任務是規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不可能實施某項指令，可以提出辭職。如果他的建議正確，也可以修改指令。

普魯士的權威主義不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社會生活中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制定某種媾和條件。明智的媾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德國人不像日本人，他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歷史欠恩情，他們努力奮鬥，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情，而是避免淪為犧牲者。德國的父親是一個權威人物，如同其他佔據高位的人一樣，按德國人的說法，是「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國人的生read.99csw.com活中，每個兒子都在青年時代反對權威的父親，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然而他們成人後，最終還是跟父母一樣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

對民主作如此解釋，在美國人看來，簡直豈有此理。但是，在這種復古解說的基礎上，日本無疑將比立足於西方意識形態更容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向麥克阿瑟將軍發出的聯合指令，作出了重大決定，並且獲得了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將負責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

日本社會是一個三角，它被大頭針固定住了一角。

日本投降時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佔領的性質。《波茨坦公告》說：「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之地點必須佔領，以確保盟國達成其戰爭目標」，以及必須永久排除「欺騙或誤read.99csw.com導日本國民再度興起征服世界的慾望」。

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媾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寬嚴，而在於嚴如其分，恰好足以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政治模式，樹立起新的目標。至於選擇何種手段則應該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定。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並不是極端的權威主義。幾乎所有西方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很難見到。日本孩子跟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情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因此，父親只要稍許改變一下聲調，孩子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父親也絕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在世人的判斷面前成為為家庭責任的殉道者。日本人說，他們尊重父親是「為了學習」，「為了訓練」，也就是說，父親作九*九*藏*書為尊敬的對象，乃是等級制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徵。

兒童在早期跟父親接觸中學到的這種態度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位居等級制度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自身並不掌握著專斷權力。在等級制中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也並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著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縱。黑龍會式的超國粹團體的一位領袖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和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最準確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面：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我國自古以來，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為國民的意志。這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講的民主政治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

換句話說，在桌面上的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大頭針則是幾乎看不見的。三角形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但都是圍繞著一個十分隱ｈｔｔpｓ://ｒｅaｄ.９９cｓｗ.ｃom蔽的軸在擺動。專制權力力求不浮上表面，一切行動都在表達對象徵性地位的忠誠，這個象徵性地位經常不行使實權。日本人一旦發現被揭掉假面具的權力之源，就會認為它是剝削，是跟他們的制度不相稱的，正如同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因為日本人是這樣觀察他們的社會的，所以他們能夠反抗剝削和不義卻不會成為革命者。他們並不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可以像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卻根本不去批判制度本身。他們把這種變革稱之為「復古」。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識形態方面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了戰爭期間日本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他們都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形勢。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1945年 10月組閣時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