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執行槍決前的那一夜，我回憶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一連幾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擺脫愧疚：媽媽都是因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為我……如果我因為擔心自己的親人而不去抗敵，如果另一個人也這樣想，如果第三個、第四個人也都這樣，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我決意讓自己忘記，忘記媽媽向我們走來時的情景，忘記聽到命令的那個瞬間……可是我確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我忘不掉她的白色頭巾……您絕不能想到，這種感受是怎樣讓人痛不欲生。時間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他們永遠別想！」

解放之後，同樣是這些婦女，我們一起建立了集體農莊，她們選我做農莊主席。我們農莊里還有四個老爺爺和五個十到十三歲的小男孩。這就是我農莊的全體成員。我們有二十匹馬，但它們已經渾身生瘡，必須治療，這些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當。既沒有車子，也沒有馬匹，婦女們就自己一鏟一鏟地翻地，趕著牛耙地，拽著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們就起不來了。幾個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繩子從身上解開。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樣的：野菜餅。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種子碾碎揉成面后烤成的……沒有聽說過吧？這是一種草，三葉草擠壓磨碎，再完全搗成粉，就能做成烤餅。這種餅很苦很苦……

戰爭就在這時爆發了，而我們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當然，在我們的日托米爾，馬上出現了地下抵抗組織。我立即參加了地下組織，甚至不用商量：參加還是不參加？害怕或不害怕？這根本不用說……

我們走進一間小茅屋，裏面幾乎什麼都沒有，只有兩條磨得光光的長凳和一張桌子。連喝水杯子也沒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給敵人搶走了，但是屋角擺著一尊聖像，聖像上罩著一條手巾。

過了一年之後，來了一張通知書，上面寫著：您的丈夫弗拉基米爾·格里戈洛維奇犧牲在德國柏林城下。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墳墓。一個鄰居完好無缺地回來了，另一個鄰居失去雙腿回來了。唯有我是這麼可憐：只要我的男人回來，沒有腿腳又怎麼樣？只要他還活著，我會用雙臂抱著他生活……

最後，還是茨卡爾圖博的醫療泥漿救了我，也是求生慾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別無他求。我終於活了下來，能和大家一樣生活了。我在圖書館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歲月，的的確確。現在呢，生活又成了與疾病沒完沒了的鬥爭。無論怎麼說，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還有疾病和孤獨，我完全是一個人過活，那些輾轉難眠的漫漫長夜啊……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總做噩夢，每次醒來都嚇出一身冷汗。我不記得安尼婭姓什麼了，也不記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還是斯摩棱斯克，我只記得她是多麼不願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彎在腦後，透過窗欞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戰後我馬上被派到鄉下去征訂公債。國家需要錢，需要重新建立工廠，恢復生產。

「堅持下去，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隨隨便便地死……」

我記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時候。他們是為了躲避轟炸而背井離鄉幾十公裡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兒都沒去。我知道我們必須繼續鬥爭，我們也感覺勝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他們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溝壑里，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們菜園裡發現了一個傷員。他是一個年輕軍官，快死了，氣若遊絲，連告訴我他名字的力氣都沒有，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幾個字，我都聽不清楚。我記得自己當時曾經很絕望，可我也覺得從來沒有像那些日子那麼幸福過。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在這以前我以為爸爸是遠離政治的人，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篤信上帝，整個戰爭中她都在祈禱。想知道她是怎麼祈禱的嗎？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產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吧。」在蓋世太保刑訊室里，我天天巴望著大門會突然打開，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著媽媽走進來看我……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我們也怕死，但是更怕當叛徒。當我被他們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開始了。我雖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堅強的，但是肉體呢？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里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噢，姐妹們，我只有一件事掛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顧我的孩子們！」

屋裡坐著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們一個游擊隊員脫下長筒靴，解開包腳布，包腳布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哪裡還能裹住腳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濘，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裡，起身蹣跚著走到聖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聖像上的手巾，遞給了游擊隊員：「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後你怎麼走路呢？」

我有一個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過日子只有一年半時間。他離開家時，我正懷著孩子。但他從來沒有見到過女兒，沒有等到女兒出生就上前線了。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兒。

過了幾個月，我們的地下組織被出賣，遭到敵人追蹤。蓋世太保抓住了我……當然，這是很痛苦的，對我來說比死更痛苦。因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萬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想過，如何面對酷刑……比如我吧，從小時候開始，就很難忍受任何疼痛。其實，我們當時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們會有多麼堅強……

這就是我的故事……

媽媽並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她說的只是普通女人說的話。就是想我們能活下去，並且要讀書學習，特別是學習。

她問我：「你是來征訂公債的嗎？」

一個女巫教我說：「當深夜裡所有人都睡著時，你戴上一條黑色圍巾，坐在大鏡子前。那時候他就會從鏡子里出來……但是你既不能碰他的人，也不能碰他的衣服，只能和他說話……」我按照女巫說的那樣，整夜整夜坐在鏡子前面。就在大清早時，他真的來了……他一言不發，只是默默地流著眼淚。他這樣子出現過三次，我只要叫他，他就會出現，總是哭著來看我。後來我就不再叫他了，因為我不忍心看著他流淚……

戰爭真是一場災難啊……我的小茅屋裡除了孩子什麼都沒有，既沒有椅子，也沒有柜子，家徒四壁。只能吃橡樹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兒該上學了，只有那時我才給她買了第一雙鞋子。她連睡覺都穿著，不想脫下來。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這輩子都快到頭了，但我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那場戰爭……

唉唉唉……我們的上帝……仁慈的主啊……

我們姐妹二人相依為命，都是活在過去的時代。我們有一個美好的過去，生活雖然艱苦，但是既美好又誠實。我問心無愧，一輩子都問心無愧……我這一生從沒有過污點……

在我逃離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門而入。按照我們說好的，媽媽假裝她是既看不到又聽不到。但敵人還是殘酷地毒打她，逼問她女兒在哪裡。母親也因此生了一場大病，長期卧床不起……

射擊命令一旦下達，你就必須開槍。在那個關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兒開槍了，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條白頭巾——看看媽媽是活著，還是倒下了？那條白頭巾很顯眼……只要槍聲一響，鄉親們和敵人都九-九-藏-書向四處跑開，也就會有人被擊中倒下。如果我沒有弄清楚媽媽是否還活著，就會一連數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聯絡員從村裡回來，告訴我媽媽還在，我才又恢復正常。就是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再經歷一回。這種事要是擱在今天，我是怎麼也受不了這種刺|激的。可當時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這種仇恨，支撐我挺了下來……

一個孤獨的女人怎麼生活？不管別人是否來幫助我，或者不幫助我。苦難才是唯一的伴侶。什麼樣的話都聽過了，人們說得太多，狗兒也叫得太多……不過，我在自己的五個孫子身上都能夠看見我的伊萬。我一次又一次地守著他的照片，給孫子們看他的照片。心裏有話總還是要和他說說……

聽到這個故事，您還會問為什麼我們要去作戰，為什麼要學會射擊嗎？……

後來爸爸開始派我一個人去聯絡站，他教我必須記住哪些要點。我總是悄悄地藏在灌木叢里，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記下敵人列車通過的數目，還要記下車上是運送什麼東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在運武器，有時運的是坦克，有時運的是士兵。樹叢就在鐵路旁邊，德國人每天都要朝這裏掃射兩三次。

這不是我在說話，而是我的悲傷在說話……

在最初幾天，我在村外找到兩個傷員……一個是頭部受傷，另一個士兵是腿上中了彈片。我自己把那個彈片拔了出來，再往傷口裡倒煤油沖洗，那時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我收到一批傳單，把它們縫到了枕頭裡。媽媽鋪床的時候摸出來了，她把枕頭拆開，發現了裡頭的傳單，哭了：「你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後來她也幫我干起了工作。

其他婦女都收到了陣亡通知書，只有我那張紙上面寫的是「失蹤」，用藍色墨水寫的。第一個十年裡，我每一天都還盼望著他回來，直到現在我也在等待。只要人活著，就可以繼續抱有希望……

你是我的小老鄉……我每天就是挖挖小土豆，挖挖甜菜……總感覺他還在什麼地方，我馬上就會去找他……姐姐告訴我：「你不要往地下看，要往天上看。抬頭看看天空吧，他們都在那裡啊。」可我總感覺他就在我的小草屋裡，就在我身邊……請在我們家住一夜吧，過夜之後，你會知道得更多。血畢竟不是水，捨不得灑出去，它是在身體里流動的。我看電視……每天都看……

有時在深夜裡，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都會嚇得亂打哆嗦，剎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喘不過氣來，一團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燒焦是什麼氣味，特別是在夏天，那是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甜絲絲的味道。我如今在區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兒著了火，就必須趕到現場搬走文件。可是如果聽說是農場失火，有牲畜燒死了，那我是說什麼也不會去的。我不能夠去，因為那會使我回憶起過去……那種味道，就像被燒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時深夜醒來，也會跑去取香水，因為我覺得空氣中也有這種氣味，到處都是……

戰後才把我送去看醫生，可是已經太晚了，我全身癱瘓了，只能躺在床上……現在我可以坐起身來，但是時間不能久，只能躺著看電影……這就是我記憶里的戰爭……

後來，人們都以為是上級把父親留下來執行區黨委的任務。其實，沒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沒有什麼任務。是我們自己決定留下來戰鬥的。我記得，當時我們家人完全沒有害怕和驚慌，有的只是憤怒與痛苦。是的，絕沒有驚慌，大家都相信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就在德國人入侵我們村莊的那天傍晚，父親用小提琴奏起了《國際歌》。他悲憤地拉著小提琴，表達自己抗爭的意志……

可我還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過林子。雖然我熟悉那裡的每條小路，但說實話，我很怕黑。最後，我總算找到了游擊隊，他們正在等著呢。我把爸爸說的話告訴了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開始黎明。怎樣才能避開德國人的巡邏隊？我在樹林里繞啊繞啊，結果掉進了湖裡，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從冰窟窿里鑽出來……在雪地上光著腳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沒爬起來，雙腿麻木。那時候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媽媽只能煎些草藥湯給我喝，並用黏土敷在我頭上……

曾經，我們在路上救起過一位婦女，當時她已經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說自己已經死了。儘管感覺血還在身上流動，但她斷定自己是在陰間，已經不是在人間了。我們使勁搖晃她，她才多少恢復了神志，對我們講述敵人是怎樣把她和她的五個孩子一道拉出去槍斃的。敵人把她和孩子們拉到板棚前，先把幾個孩子槍斃了，一邊開槍，還一邊獰笑著……最後只剩下一個吃奶的孩子。一個法西斯比畫著說，放下你的孩子，我要開槍了。這位母親使勁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寧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願意讓德國鬼子開槍打死……她說她不想活了，在經歷了這一切后，她再也無法在人間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陰間。她不想留在這個世界上……

你還是不要寫我們吧，心裏能記住更好……所以我對你什麼都說，也和你一起哭。等你和我們告別時，再看一下我們，再看看我們的小屋。不要像陌生人那樣只看一次，多看兩次吧，就像自己的家一樣。別的也都不需要，就好好看一下吧……

我到了一個村莊，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們都在地底下住著，生活在地窖里……有一個婦女鑽了出來，她身上穿的是什麼啊，簡直不忍目睹。我鑽進地窖，看到裏面有三個孩子，全都餓得不成人樣了。那女人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著乾草的大石槽里。

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儘管我那時並沒有失去知覺。只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麼鐵輪子絞我的雙手。好像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著我去看別人受刑時的慘狀，聽別人的慘叫聲。在後來的審訊中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得就像木頭一樣。我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說！在敵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絕不能！只是在拷打結束后，他們把我扔回監牢里，我才能感到遍體鱗傷的疼痛。體無完膚……但是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寧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媽媽！

那時游擊隊的聯絡員常常到我家來，雖然從馬匹上卸完東西就走，但您想，別人會看不見嗎？誰都能看到，也猜得出來。我總是對人說，他們是打我哥哥那兒來，是從鄉下老家來的。可是鄰居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鄉下根本沒有什麼哥哥。我永遠感激他們，我應該向我們那條街上的所有鄰居致敬。只要走漏一絲風聲，就足以使我們全家人遭到殺身之禍……甚至只須用手指頭朝我們家這邊指一下，我們就完了。可是沒有，沒有一個人干出那種事……戰爭期間，我真的太喜歡那些鄰居了，對他們的愛永遠不會減少……

那個德國青年這樣耍弄了猶太男孩兩個多小時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車後面，轉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樣跑著……朝猶太人隔離區那邊……

那次，我完成了一項任務，不能繼續留在村裡，就投奔了游擊隊。幾天後，蓋世太保進村抓捕我的家人。雖然弟弟僥倖逃脫，但母親被他們抓住了。敵人殘酷地折磨我的母親，向她拷問我的行蹤。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裡，每次搜索行動，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婦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們害怕踩到游擊隊的地雷，所以總是逼著當read.99csw.com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眾就會被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兩年，他們就這樣押著我母親……

敵人還剝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來拷打我，還給我拍照。我光知道用兩隻手緊緊遮護著胸脯……我看到敵人瘋狂得喪失了人性。我曾經看到一個叫柯連卡的小男孩，還不到一歲，大人還在教他學說「媽媽」呢。就是這麼幼小的嬰孩，當敵人把他從母親懷裡奪走時，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親了，於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媽——媽！」其實這還不是語言，或者說，這不僅僅是語言。我想好好地講給你聽，全都講給你聽……唉，我在牢房裡見過的，都是多麼好的難友啊！她們在蓋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們的英勇行為只有牢獄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們表示深切的敬意。她們常說：「死比什麼都簡單！」可是，活著呢？……人們又是多麼想活著！我們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我們懷疑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那個偉大的日子？

我把她抱在懷裡，過了四十年，還是像小孩子那樣……我妻子兩年前去世，臨終前，她原諒了我的一切。年輕時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瑪麗亞仍不肯原諒我，從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來……我現在很怕死去，因為那樣就把女兒一個人留在世上了。誰還能這樣把她抱在懷裡？誰還會在夜間為她祈禱？還有誰能為她祈求上帝呢……

我還記得，看到一個猶太男孩……一個德國人把他拴在自行車上，他就像狗一樣跟在德國人的車後面緊跑。「快跑！快跑！」德國人一邊騎車一邊大笑著。是個年輕的德國人……等他玩累了，就從自行車上下來，比畫著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著地，就像狗一樣跳著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撿回來！猶太男孩站起身，跑過去把棍子拿在手裡跑回來。德國人大怒，氣勢洶洶地打他罵他，比畫著要男孩四肢著地，像狗一樣跳著跑過去，用牙齒銜起木棒。最後，男孩是用牙齒咬著木棒回來的……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裡的孩子的叫聲。您哪裡聽到過那種聲音啊？那孩子被扔進井裡時，尖聲凄厲，簡直像是從地獄里，像是從陰曹地府傳出來的聲音。那已經不是孩子的喊叫聲，甚至不是人的聲音了……還有，誰看到過一個年輕小夥子被鋼鋸活活鋸成幾段？……那是我們的游擊隊戰友……從那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心裏就只有一個念頭：殺敵報仇，有多少殺多少，用最無情的方法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活活掐死他幾個。用我的雙手掐死他們，用我的牙齒咬死他們。我都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我男人出發上前線的時候，哭得好厲害，他把一堆幼小的孩子留在家裡，怎麼能捨得呢？孩子們真的是太小了，甚至都不知道他們有個爸爸。主要是他們全都是男孩子，最小的一個還在我懷裡吃奶呢。我男人緊緊抱著小兒子，貼在自己胸前。那邊的人大聲喊叫：「所有人馬上列隊！」他還是不放開兒子，我在他後面緊跟著，他就抱著孩子站到隊伍中……一個帶兵的軍人對他大聲呵斥，可是他像小孩子一樣，哭得淚水淋淋，孩子的襁褓都濕了。我和孩子們跟著他的隊伍跑出了村子，追了五公里后還捨不得停下。和我們一起的還有村裡別的婦女們。後來我的孩子們都累倒了，我也快抱不動小兒子了。而我男人沃洛佳還在不斷地回頭張望，我就繼續跑啊跑啊。最後只剩下我一人，我把孩子們都扔在了路上，只抱著最小的兒子，繼續追趕我的男人……

我沒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誰述說她的故事……

我在游擊隊打了兩年仗……在最後一次戰鬥中，我的兩條腿都受傷了，整個人失去了知覺。可那是在天寒地凍的地方啊——待我醒過來時，兩隻手也凍傷了。別看現在我的兩隻手很靈活、很健康，可當時都發黑了……兩條腿當然也凍傷了。如果不是嚴寒，兩條腿興許還可以保住，因為它們當時還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們找到我時，把我與其他傷員一起集中到了一個地方。傷員有很多，又正在被德軍包圍，游擊隊要撤退突圍出去，我們就像柴火一樣給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處，隱藏起來。就這樣運來運去，後來游擊隊才向莫斯科報告了我的傷情，畢竟我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算是個大人物，人們都為我感到驕傲。我是從最基層，一個普通的農婦，從一個農民家庭成長進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產黨……

我一直在等待和我的男人會面……我想白天黑夜都和他說話。我什麼都不需要他做，只要他聽我說話。他在陰間可能也在變老，就像我一樣。

我們牢房裡有個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鐵柵欄，得讓人托著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我們大家都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難友叫安尼婭，是個女傘兵。她是在一次從飛機上跳傘到敵後，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傘兵小隊全都中了敵人的埋伏。就是她，已經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就這樣又過了兩三年。有一天，女兒從街上跑回家對我說：「我可以就在家裡玩嗎？因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個阿爸走過來了，可是他認不出我來，看都沒有看我一眼。」我又不能把女兒從茅屋裡趕出去和孩子們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裡坐著，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但是我們家的阿爸永遠不會回來了。

我沒有任何私人財產，只有一些勳章、獎章和證書。房子是國家造的，又高大又寬敞。因為裏面沒有孩子，就顯得格外空曠……在這麼高的天花板下面，這麼大的房子裏面，只有我和妹妹兩個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媽媽，還是我的保姆。我現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和母親一同參加了游擊隊……媽媽在游擊隊里給大伙兒洗衣服、做飯。需要的時候，她還站崗。有一次我外出去執行任務，我媽聽人說我被絞死了。過幾天我回到了營地，她看到我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一連幾個鐘頭，好像口舌麻木了。當時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這些都是當時必須忍受的痛苦……

我最強烈的體會是，一看到德國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毆打，整個身體都難以忍受地疼，每一個細胞都感到痛苦：他們憑什麼到我的家鄉來？那種仇恨十分強烈，超過對自己親人的擔憂，甚至比對死亡的恐懼都要強烈得多。我們當然每時每刻都在擔憂親人們，但我們卻別無選擇。敵人窮凶極惡地侵犯了我們的土地，用火和劍殺了進來……

我曾經那麼喜歡春天，喜歡看櫻桃花開，喜歡聞丁香樹周圍飄溢著的丁香花芳香……您不會對我的情調感到驚訝吧？我還喜歡寫詩呢。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爭橫在了我們之間——在我和大自然之間。就是在那年的櫻桃花盛開時節，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們還有個叫扎查爾斯卡雅的女戰友，她有個女兒叫瓦列麗亞，小姑娘才七歲。有一次，需要炸掉敵人的一座飯堂，我們決定把炸藥包放到敵人的烤爐里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藥帶進敵營。這位母親說，她的女兒可以把炸藥帶進去。她把炸藥放在籃子里，上面鋪了兩條兒童裙、一個毛絨玩具、二十個雞蛋，還有一些黃油。就這樣，硬是讓一個小姑娘把炸藥包帶到敵人飯廳里去了。人們都說，最強大的力量是母親保護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認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沒有這樣的母親，沒有這樣的女兒，如果她們不敢這樣帶炸彈進入敵營，我們根本就不會勝利。是的，生命誠然寶貴！但還有更加貴重的東西……

在蓋世太保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這已經是第三個審訊我的人了，這是個自稱教育歷史學家的傢伙。在他審訊我的時候，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法西斯想要弄明白，為什麼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麼思想觀點對我們是如此重要。「生活高於思想。」他對我說。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他就狂叫著毒打我，邊打邊問：「是什麼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麼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麼共產黨人認為共產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說著一read.99csw.com口流利的俄語。於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死我的，我不能這麼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大約在四個小時里，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回答他。哈，他當時是多麼狼狽啊！抱著腦袋，在刑訊室里走來走去，然後又像釘在地板上似的站住，獃獃地看著我，盯著我，卻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她說：「我根本沒有錢，只剩下一隻母雞。讓我去問問鄰居大嬸要不要買走，昨天她還問我來著。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

啊，可愛的姑娘！告訴你吧，我的寶貝，其實我並不喜歡勝利日，因為我總會在那天痛哭不止！號啕大哭！我的腦子裡撇不開那些念頭，一切都舊景重現。雖然說是苦盡甘來，但接著還是痛苦啊……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懷裡抱著不到一歲的女兒，給她餵奶。忽然有人從外面敲著窗戶說：「蓮娜，通知書來了，是你男人的……」（鄰居女人們沒有放那個郵差進來，而是親自進來告訴我。）我大吃一驚，抱著正在吃奶的女兒站起來，又跌倒在地，女兒也驚嚇得不再銜著我的奶頭，放聲大哭。我得到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櫚星期六，那是四月，陽光很明亮溫暖……從那封通知書中，我得知我的伊萬在波蘭犧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犧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我們好不容易熬到了勝利，花園裡的花兒都開放了，我以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只得到這張薄薄的陣亡通知函……

我怎麼忘得掉傷員們用湯匙只能吃鹽的情景啊……還有集合列隊點名時，士兵剛應聲出來，就和步槍一起倒在地上——餓得站都站不住了。

我說是的。

這個茅屋裡再也不剩什麼了……

那個時候，我就是確信無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產黨員，我自己也曾經是共產黨員。我信仰共產主義，我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生存，也正因為這個信念，我才倖存下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后，我聽他談到斯大林的錯誤，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戰爭期間，我也高喊過：「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強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撐……

處理好這兩個傷員，我扶著他們站起來。先扶著一個走進樹林，然後是第二個。這個傷員離開時，突然跪在我的腳下，想親吻我的腳：「親愛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戰爭結束時，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我既做牛馬，又做女人，還做男人。唉……

兩三個月過去了……或者，更多時間過去了……

誰知道他們到了村外，就被自動步槍打死了。所有的人，一個都不剩……都是年紀輕輕的好孩子啊！我們收留過這些士兵的九個人，商量決定要安葬他們。五個人挖坑，四個人放哨，提防德國飛機飛來。天氣酷熱，他們已經在地上躺了四天……我們不能動手去碰他們，也不敢用鐵鍬，只有找來一張桌布鋪平拉開，再打來水給他們洗身體。為了不讓自己倒下去，我們都得把鼻子捏住……就這樣，我們在樹林里挖了一個墓坑，把他們擺成一排……用床單把頭都包蓋住，腿就只能露在外面……

我的腿就這樣沒有了，被截肢了……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樹林里動了手術，條件是最原始的。他們把我放在桌子上，連碘酒都沒有，使用簡單的鋼鋸，把我的雙腿鋸了下來……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沒有。同志們又跑到六公裡外的另一支游擊隊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時什麼都沒有，更不要說麻藥了，代替麻藥的是一瓶家釀白酒。什麼手術器械都沒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鋼鋸，木匠用的鋸子……

我不想殺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殺人的。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教師。但是，當我看到法西斯怎樣燒毀我們的村莊，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聲來：我們那次是被派出執行偵察任務，恰好到了這個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雙手至今還留有那時候的傷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人們是怎樣尖叫，牲畜是怎樣尖叫，家禽是怎樣尖叫……我覺得連牛羊雞鴨都發出了人的尖叫聲。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號叫。

後來我回到了後方，回到迪斯納，我的家鄉小城。我是拄著拐杖回去的。

我現在走路不行了，因為我老了。可當初那會兒，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裝了假肢到處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體農莊去，因為我那時是區執委副主席，承擔了很繁重的工作。我從來不坐在辦公室里，總是往農村跑，往農田裡跑。要是別人想照顧我，我反而會發火。當時那會兒，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有文化的集體農莊主席，每逢有什麼重要活動，區里就得派人下鄉。每逢星期一，我們都要被召到區委，上級分配任務后，就派我們到各農莊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來，望著窗外，看見別人不斷地到區委去，偏偏就沒叫我，傷心極了。我也想和他們一樣去開會啊。

他們會怎樣長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們，看看他們……

終於，電話鈴響了，是第一書記打來的：「費克拉·費多洛夫娜，請您來一下。」我那時多麼滿足啊，雖然我到各個村莊去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遠。有的地方可以乘車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時在森林里走著走著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來，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掙扎著撐起身子，扶住樹榦站起來，繼續趕路。我已經領取了退休金，本來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日子，可是我想做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嘛……

我有一個女友叫卡佳·西瑪柯娃，是游擊隊的聯絡員，她有兩個女兒，都不大，也就是六七歲吧。她常常牽著兩個女兒的手，走遍全城，記下哪兒有敵人的軍事設施。敵人崗哨喊住質問她，她就張著嘴巴，裝出痴獃的樣子。就這樣極度危險地工作了好幾年……作為母親，她是把自己的女兒奉獻了出去……

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自衛，可他們呢？因為把糧食送給游擊隊，他們會被敵人殺死。我在村裡過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說我在哪家待過，那家家人都會被槍斃。一個村裡有個單身婦女，沒有男人，卻帶著三個小孩。她有孩子要養活，但我們到她家去時，她從不趕我們走，還給我們生爐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後一點糊口的東西都送給了我們：「你們吃吧，年輕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們吃著，孩子卻在爐邊坐著、哭著。這是最後一點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那一次，我在得知敵人要來抓我時，就逃進森林參加了游擊隊。我一個人走了，把七十五歲的老母親留在了家裡，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們商量好，讓媽媽裝作又聾又瞎，以為這樣，敵人就不會把她怎麼樣了。其實，這都是在自我安慰。

是人民在支援我們。要是沒有人民的支援，游擊運動就無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們並肩作戰。雖然有時他們會流淚，但畢竟還是把自己的東西全都貢獻了出來：「孩子們，我們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勝利。」

戰爭剛剛結束那會兒，我總會做同一個夢：我走到院子里，就看到我的那位正在院子里散步……他穿著軍裝，還在一直不斷地叫我的名字。每到此時，我就掀開毯子，跳下床，打開窗戶朝外看……可是院子里靜靜的，就連鳥叫都聽不到，一切都在睡夢中。只有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只有風在輕輕呼嘯……

我只有三個小兒子在身邊……我把一捆一捆的莊稼背在自己身上，從森林里背出木材，還有土豆和柴火，全部活兒都自己干……把犁耙套在自己身上拖耕土地。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的小茅屋裡只有兩種人：寡婦或者小男孩。誰家都沒有男人，也沒有馬匹，馬也在戰爭中給搶走了。我就是這樣……我還總是先進工作者。上級發給過我兩張獎狀，有一次還獎勵了十米印花布。我真是高興啊！用這些布給我的三個小子縫了三件襯衫。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裡，他們的父母也在人群里，但誰也不吐露一個字。做母親的要有一顆多麼堅強的心，才不至於喊出聲來呀……但沒有任何應聲。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來，整個村子都會給燒光。敵人不僅會殺死她一個人，全村鄉親都會被殺害。為了一個被打死的德國兵，德寇是會燒掉整個村子來報仇的！她知道這一點。任何功績都能受勛，但這位母親呢？就是用「金星英雄」這種最高勳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麼啊……就是為了她的沉默……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在臨死前還在為我們祝福：

我總是獃獃地看著窗外，就好像他坐在院子里，晚間我常常有這種幻覺……我已經老了，可是我看到的他永遠是年輕的，還是我送他上前線時的樣子。如果是在夢中相見的話，就不僅僅是他年輕，連我也是年輕貌美的……

女兒遭到那次驚嚇后，病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上小學的年齡，只要有人大聲敲門或者大聲喊叫，她就會病倒，夜間睡夢中還常常哭鬧。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難，大概有七年沒有見過太陽，它不會照在我身上。我的眼前總是一片黑暗。

看一眼，這就是全部了。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託了起來。她叫了起來：「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於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麼會長到屋頂上的，又是怎樣在那兒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個姑娘都在想這朵小花的來由。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疑問：這朵小花能活著離開這座地獄嗎？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親是個大夫，在那個年代，醫生是個很崇高的職業。在敵人把我們送上刑場槍決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車，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記得傷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夢境中，一直朝著人們都跑去的那個方向……後來人們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濕疹。我甚至連人說話的聲音都不能聽，一聽到聲音就會疼痛，爸爸媽媽只能小聲交談。我難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熱水裡才會停止。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只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因為只要我一鬆開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歷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為了轉移我的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是我最喜歡的風鈴草和栗子葉，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都給藏了起來。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都一直壓在她的枕頭下面。她活著時一直藏著它……

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只有十三歲。我知道父親在幫助游擊隊，我全都懂……經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裡來，留下一些東西，又取走一些東西。父親外出時常常把我也帶上，他把我放在大車上，對我說：「好好坐著，不許站起來。」我們坐著大車到約定的地點去，他從那兒運回武器和傳單。

戰爭之後，我們才知道了奧斯威辛，知道了達豪……看到了這些，我還怎麼敢生孩子啊？當時我已經懷孕了……

秋天政府發來了派工單：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誰能做到啊？我就帶上自己十二歲的兒子和十歲的女兒干。其他婦女也學著我干，我們就這樣砍倒了一片森林……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當時我已經躺了一年多，卻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你們回來了……」是戰士們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興奮，第二天、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趕緊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麼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去工作啊？」就這樣折騰了幾天之後，我又不行了……又開始犯病，渾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著喊著，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著：「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別讓她這麼痛苦了……」

要是沒有老百姓，我們怎麼辦？游擊隊全都駐紮在森林里，沒有老百姓我們就活不成。他們耕地、播種，養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們吃、供我們穿，整個戰爭期間都是這樣。夜裡只要不打槍，他們就出來耕地。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村子，那兒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種糧食時被打死的，死的時候種子還緊緊攥在手裡，掰都掰不開。他們對糧食永遠不放手……

整整一年，我們都沒有安靜下來，為他們哭泣。每個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兒子又在哪裡啊？他們還活著嗎？因為從戰爭一開始，我們就等啊等啊，又總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游擊隊一直同莫斯科聯繫，要求派飛機來。一架飛機飛來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盤旋，周圍的敵人拚命向它射擊，無法下降。第四次，飛機總算降落了，可我的兩條腿已經截掉了。後來，我在伊萬諾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補截肢，因為發生了四次壞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來越高。第一次我還哭呢，因為想到今後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傷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是什麼幫助了我，支撐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樣說服自己的。當然，我遇見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醫生，他自己也沒有腿，他有一次談到我的時候，這樣說道（這是別的醫生轉告我的）：「我對九*九*藏*書她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給那麼多男人做過手術，卻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人。沒有叫喊一聲。」我確實是有毅力……我已經習慣於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堅強有力……

終於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后就帶著一打雞蛋去找茨岡人算卦。那個女人擺出撲克牌，占卜了一番后對我說：「他已經走了，不要白白等待了。那只是他的魂靈在家裡飄遊。」我和他是因為愛情而走到一起的，火熱的愛情……

我們游擊隊里有一對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們在自己家的村子里中了埋伏，被堵在一個穀倉里，敵人從四面向他們開槍，又放火圍攻，他們一直堅持到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然後渾身大火沖了出來……敵人把他們放到大車上示眾，讓人們辨認他們是誰家的人。希望有人會出賣他們……

戰爭之後……那些犧牲者的兒子們剛剛發育成長。雖然只有十三四歲，但是男孩子已經自認為是成年人，想到娶妻生子了。因為沒有男人，女人們也都是處|女……

他們把糧食都給了我們，連最後一點點土豆仔也拿出來，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里交給我們。這個說：「我有多少，交多少。」那個說：「我也是。」「那麼你呢，伊萬？」「你呢，瑪麗亞？」「我跟大家一樣，可我還有孩子……」

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后，變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她們后，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機在上面碾過。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跑過去用雙手挖了起來，找出了好幾具屍體，我憑著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看到這枚戒指，我大叫一聲，就不省人事了。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抬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凈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現在還保存著那個罐頭盒。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還有兩條大辮子，如今頭髮卻被揪掉了一半。一個連飯也吃不飽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麵包；後來，連麵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麵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這樣，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兩眼放光。他久久地聽我說話，認真地聽著，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時並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1943年。但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他是想弄清楚，這種危機感到底來自何處。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問。可是當我走出刑訊室時，他把我列入了槍斃名單……

那個時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沒有任何事情。只有妹妹和哥哥。

我會一直保持我們當年的樣子，直到生命結束……是的，那時我們多麼天真，多麼浪漫。雖然現在我們已白髮蒼蒼了……但是我依然不變！

是時代把我們變成當時那樣的人，我們也展現了自己。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時機了，歷史不會重複。那時候，我們的想法是年輕的，我們的人也是年輕的。列寧剛去世不久，斯大林還活著……當我戴上少先隊的紅領巾時，在我戴上共青團徽章時，是那樣自豪和驕傲……

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像有什麼東西哽在喉嚨里。這些都是怎樣的人啊，多麼好的人啊！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丟下三個孩子，家裡一無所有，只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征的是現金。她寧願貢獻出一切，只要能換來和平，只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記得她的面孔，還有她那幾個孩子……

為了勝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貢獻出去了……最親的家人。我的兒子們都在前線打仗，我有兩個外甥，因為跟游擊隊有聯繫而被敵人槍斃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倆的母親，被法西斯活活燒死在家裡的茅屋中……當時在場的人們說，她一直抱著一尊聖像，直直地立著，像一根蠟燭，直到被火焰吞噬。戰後，每當我看到夕陽，總會感覺那是一團烈火在熊熊燃燒……

我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必定勝利……

戰爭結束后，我們都參加了集體農莊，耕種、收割、打穀，用自己代替馬匹拉犁。沒有馬匹，它們都被殺掉了，連狗也都被射殺了。我媽媽就說：等我死的那天，有什麼能和靈魂做伴啊，只有兩手空空。我的女兒才十歲，就跟我一起耕作。生產組長過來看到了，心疼地說，這麼小的姑娘，從早到晚當作成年人用！我們就這麼干啊干啊，從太陽落到樹林後面，做到它再次升起。我們白天時間都不夠用，因為上面把我們母女倆當作兩個整勞力。其實我們得不到任何報酬，只是記勞動工分。從初夏開始下田地耕作，秋天還分不到一袋麵粉。我們就用這點可憐的食物撫養孩子……

有消息說，我軍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裡，要是誰家發現裏面有自己的親人，就可以領走。各家婦女們聽說了，馬上都跳起來跑了過去！晚上，有人在戰俘中找到了親人，也有人把生人帶回家去。她們都說沒有能力去辨認：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餓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樹葉、吃草莖，從地里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沒有找到我自己的兒子，但是我想我也應該去救別人的孩子。有個皮膚黝黑的孩子看著我，他叫薩什卡，和我現在的孫子同名。他十八歲……我給看押的德國人送了熏肉雞蛋，按照教會方式，一邊稱他「兄弟」，一邊在胸前畫十字，他們才讓我把薩什卡帶回家。這孩子已經衰弱得很，連一個雞蛋都吃不下。可是，這些被俘士兵在我們村連一個月都沒住滿——因為村裡出了一個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樣過日子，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軍指揮部舉報，說我們領回家的是外人。第二天，德國人開著摩托車來了。我們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國人欺騙說會把他們送回家鄉。分手時，我把爺爺的衣服給了薩什卡，我以為他會活下去……

我當時忍不住哭了……淚水奪眶而出……

我那時長得很小，偷偷鑽進樹叢去，誰也發現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兩次試圖走出我們住的村子，游擊隊在樹林里等他。可是他兩次出村，都被敵人的巡邏兵趕了回來。天色暗下來了，他終於喊起我來：「瑪琳娜……」這時媽媽說話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從爸爸身邊拽走……

我很長時間不敢結婚，不敢要孩子。因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發戰爭，我還是要上前線，那我的孩子怎麼辦？現在我喜歡閱讀有關人死之後的書籍，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在那邊會與誰相遇？我是多麼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見到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是不怕，但是現在年齡大了……

不止一次了，我們正要打伏擊開火，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面，德國人走在後面。等她們走近了，又看見自己的親人都在裡頭。這時大家最提心弔膽的，就是游擊隊長下令開槍，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個人小聲嘟噥：「那是我媽。」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著一條白頭巾。她個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別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

德國人把我家搶得一乾二淨，又一把火燒毀了我們的茅屋，只剩下一塊灰色岩石。我們從樹林里回來后，什麼都沒有了，只有野貓偶爾出現一下。吃什麼？夏季就是去採集漿果和蘑菇。我還有一窩孩子要養活呢。

解放以後，我走在大街上總要習慣性地環顧四周：已經不能不害怕了，已經不能心情平靜地通過街道了。走路必須注意汽車，在火車站要注意火車……好久都不能放棄這種心態……

等到人們歡呼「勝利啦」的時候，男人們也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可是，回來的男人遠遠少於我們送走的，甚至還不到一半。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個回來的，但是他已經成了殘廢。和我一樣，他也有一個女孩，四歲多，快滿五歲了，我女兒常常去他家裡玩。有一次，女兒大哭著回家說：「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我問她：「你為什麼要哭？」女兒回答：「奧爾加（哥哥的女兒叫奧爾加）的阿爸跪著抱她，疼愛她。我就沒有阿爸。我只有阿媽。」我們母女兩個相擁而泣……

一到晚間，村裡的女人們就聚集在我家茅屋裡議論時局：「德國人說他們拿下了莫斯科。」

所以，如果有人告訴我，交出自己的牛就能夠不打仗，我會立刻交出去！只要能夠讓我的孩子們不再遭遇我那時候的苦難就好。一天一天，一夜一夜，我都在傾聽自己的痛苦……

所以，待戰爭過後，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也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游擊隊里，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爸爸從前線回來時，滿身的傷、滿身的病，沒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這麼一大家子人，到頭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母親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她哭著，不肯放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