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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你懂的……」他還是欲言又止,而且哭了起來。
有一天我丈夫來了,他問我:「怎麼,瑪露霞,你還打算待在後方嗎?」
我回到老家的村裡……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瑪麗亞·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維茨
(游擊隊醫生)
「萬尼亞……萬尼奇卡……」
我帶回一塊肥皂送給孩子做禮物,這在那時候可是相當講究的禮物了。可是在給女兒洗澡時,她竟用牙齒啃起肥皂來,想嘗一嘗肥皂的味道,以為是一種可以吃的東西。她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啊!在我的記憶里,母親是個年輕婦女,但她來接我時,已經是個老太婆了。有人說她女兒回來了,她從菜園子里一蹦就跳到大街上來,看到我,張開雙臂就跑過來。我也認出了她,朝她跑去。她還差幾步才跑到我身邊時,突然虛弱地癱倒在地上,我也癱倒在她旁邊。我又親吻媽媽,又親吻土地,心中充滿了愛和恨。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和我一起回來的,還有兩個游擊隊員。他們是來安葬犧牲的同志的。聽到兒子這麼回答,他們都流下了眼淚。
我從柵欄門看進去,院內有好幾個孩子,我兒子正在安慰別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來,大聲哭了。原來他自己也害怕極了。
我們在一起只過了一夜,總共只相擁了一個夜晚。
這件事深深打動了我,直到今天我還常常想起來,慈母心真是偉大:在安葬自己兒子、痛不欲生的時候,她那顆心同時也在為其他母親的兒子慟哭,就像為自己的親人那樣慟哭……
那是1943年5月的一天,上級派我把一部打字機送到另一個游擊區去,在鮑里索夫地區。他們那兒有一部俄文打字機,配有俄文鉛字,可是他們需要德文字型,而這種打字機只有我們支隊才有。這部德文打字機還是我受地下委員會的派遣從淪陷區明斯克帶來的呢。可是當我沿途經過帕利克湖地區時,沒過幾天圍困就開始了,於是我就耽擱在那兒了……
現在我總算可以講出一切了。我想質問: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個月中,我們數以百萬計的士兵和軍官被俘,到底是誰之罪?我想知道:到底是誰,在戰爭爆發前讓我們的軍隊沒有了頭領?又是誰,污衊我們的紅軍將領是德國間諜和日本間諜,因此槍斃了他們?我還想知道:當希特勒以坦克和飛機武裝到牙齒時,是誰仍然只相信布瓊尼的騎兵?又是誰曾經向我們保證:「我們的邊境固若金湯……」可實際上,在戰爭的頭幾天,我軍的彈藥就已經屈指可數了……
我是過了好久才習慣戰爭狀態的……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著你……」
——瓦蓮京娜·葉甫杜金莫夫娜·馬***娃
(游擊隊聯絡員)
「我們去,我們去……我們這就去問問這位媽媽,她為什麼把我們丟下不管了……」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也不再是年輕人了,他變成了一個老頭。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他的父親是個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我只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我終於憑著一隻小皮鞋認出了我的艾洛契卡,否則我根本就認不出是她……
當蓋世太保把我抓走時,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我早已明白和預感到了一切。敵人把我投入監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見識了什麼叫法西斯的「修指甲術」。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種刑具把針插|進我的指甲里,同時把所有指甲都插|進鋼針……這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我立刻昏了過去。我甚至都記不住當時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實在太可怕,後來我怎麼也無法回想起來。他們還用圓木來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記得不確切,說得不對茬口了。我只記得一點:這邊和那邊各擺一根圓木,把我放在中間……這是個什麼刑具呀,我都能聽到自己骨頭斷裂的嘎嘎聲……這樣折磨了我多長時間?我也記不得了。他們還把我放在電椅上拷問,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個劊子手臉上的時候,那個壞蛋是年輕還是年老我不記得了。他們把我全身剝得一|絲|不|掛,這傢伙還上前來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臉上吐口水,沒有別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臉上,他們就把我按在電椅上……
我沒有哭。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我趕緊跑下樓衝到院子里,不料院子里站著的竟然是我丈夫,我的伊萬!……我最愛的老公萬尼亞回來了!從前線回來了!活著回來了!我撲上去親吻他,渾身上下亂摸他,撫摸他的軍裝和他的雙手。啊,他終於回來了!我的雙腿發軟,而他卻獃獃地站在那兒,就像一塊石頭,像一個紙板人似的站著,板著的面孔上沒有一絲笑容。他也不擁抱我,好像凍僵了一樣。我可嚇壞了:我想他大概被炮彈震傷了吧,也可能是耳朵聾了?那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人回來了。我可以護理他,我可以照看他!我已經看到過不少別的女人和這樣的丈夫過日子,但是她們仍然會被所有人嫉妒,會被所有人羡慕。所有這些都一瞬間在我腦海里閃過,僅僅一秒鐘,我的雙腿又因為幸福而發抖了,渾身激動不已。重要的是人還活著!唉,我親愛的,這就是我們女人的命運啊……
我趕緊跑到幼兒園去接兒子。我的小女兒已經在城郊,她剛滿兩歲,在託兒所里,託兒所那時已經遷去了城郊。我決定先把兒子接出來領回家,然後再跑去接女兒。我想儘快把兩個孩子都接到我身邊。
他一下子跳起來,大叫了一聲撲向我:「爸爸——!」因為我穿的是男人服裝,戴著男人帽子。過了一會兒,他才又抱著我大喊了一聲:「媽媽!!!」
我看不到這條路的終點,苦難似乎永無盡頭。我已經不能僅僅把它作為歷史來看待。又有誰能夠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到底是在與誰糾結?是與時間還是與人?時間在變化中,而人呢?莫非我所思考的,只不過是生命過程的呆板重複?
我跑到幼兒園,敵機已飛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彈了。我還在幼兒園牆外,就聽見我那不滿四歲的小兒子的說話聲:「你們都不要害怕,我媽媽說了,敵人read.99csw.com會被打垮的……」
我從1929年起就在鐵路上工作,當火車副司機。當時在蘇聯各地還沒有一個女司機,這正是我的夢想。機務段領導很無奈:「一個姑娘家,卻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兒。」我還真就夢想成真了。1931年,我開創了咱們國家的先例,成了第一個火車女司機。您大概不信,當年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都有許多人圍上來看熱鬧:「呵,姑娘家開火車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地下工作者)
「你叫什麼名字,孩子?」我問他。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蕩開進城來。我兒子哭著跑回家來說:「那裡沒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沒有白面孔的……」
「你爸爸和媽媽呢?」
最後,敵人判處我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裏面還關著另外兩名婦女。知道嗎?我們一滴眼淚都沒有流,毫不慌張,因為我們早就知道,既然乾地下工作,必然會有這樣的命運在等待我們,所以我們十分鎮定從容。我們在一塊兒談論詩歌,回憶自己喜愛的歌劇。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談論愛情,故意不去想我們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們微笑著,互相鼓勵,就這樣過了兩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們互相道別、親吻,但沒流眼淚,也不覺得恐懼。顯然,我多少已經習慣了死的念頭,連恐懼感都沒有了,也沒有眼淚。只不過還有些空虛感,已經什麼人都不去想了……
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著她、吻著她,翻遍了他自己所有的衣袋,把零星食物都搜出來給她,那正是有一次她差點被沼澤地的髒水淹死之後。別的游擊隊員也都學政委的樣子,把衣袋都翻開,倒盡裏面的東西給她。
那正是七月,坦克手們全是年輕小夥子,面孔曬得黑黝黝的。
我當時穿著男式軍服,戴著船形帽,騎著馬。我女兒一定是把她的媽媽想象得跟太外婆和別的女人一樣,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卻是一個大兵。

在我和丈夫重逢時,一連幾個星期都是說啊說啊,沒個夠。我白天黑夜沒完沒了地對他講……

我總算忘掉了戰爭……因為戰後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懼中,就如同活在地獄里一般。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後方,撤到了烏里揚諾夫斯克。我們分到一套兩間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沒有那樣的住宅。兒子也上了幼兒園,一切安適,人們對我都非常好。還用說嗎,我是女火車司機,又是全國第一個……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兒沒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這怎麼行?人人都在保衛祖國,而我卻蹲在家裡?!
戰後我返回了家鄉。我還記得踏上祖國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們當時全都跳出了車廂,親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懷裡。我記得我當時穿著一件白色長衫,我趴倒在地上親吻著,捧起一把土貼在胸前……我當時想的是,我怎麼還能和祖國分開呢?怎麼還能和親愛的土地分開呢?……
戰爭過去之後呀,我瞧著什麼都覺得憐憫……不但憐憫人,還憐憫公雞,憐憫狗狗,現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別人吃苦。我在醫院工作時,病人們都很喜歡我,說我心腸好。我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我從來連一個蘋果都不會賣,連一個野果都不會賣,我把它們全都分掉了,分給別人,從戰爭到今天,我只剩下了這個,就是一顆憐憫的心……
我在逃跑……我們幾個人在一起逃跑。敵人一邊對我們緊追,一邊朝我們開槍。我媽媽也在跟著跑,當她看到我們跑掉了,就停了下來,她是在德寇衝鋒槍手的看押之下。我隱約聽見了她的聲音,她是在喊叫什麼。後來別人告訴我,她喊的是:「好啊,我的好女兒……你穿上了白裙子……往後再不會有人替你換衣服了……」媽媽以為我肯定會被敵人打死,但她高興的是,我將穿著一身白衣服倒下。在事情發生之前,我們正準備去鄰村做客。那天是復活節,我們要去走親戚……
不過,這反應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裡,突然抬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啊?」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紀念日那天,法國人組織了越獄。我也逃了出去,參加了馬基
又過了七年,我的丈夫才回來……我和兒子等了四年才把他從戰場上等回來,但是勝利過後又經過七年,他才從科雷馬回來,從勞改營回來。我們一共等待了十一年,兒子都長大成人了……
還有一件讓我想起來就心疼的事情。有一個男孩,一個七歲的男孩,沒有了媽媽,他媽媽被打死了。這孩子就坐在大路邊上,守在死去的媽媽身邊。他還不知道媽媽已經沒有了,他還在等媽媽醒過來,他想跟媽媽要吃的……
我帶著兒子在街上走,到處都是死人——躺在馬路這邊和那邊。我一邊走一邊給兒子講童話小紅帽的故事,而周圍全是死人。當時我們是離開逃亡的難民群回到我母親那兒去,因為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那年他才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裡,女兒在達莎大嬸家。得知丈夫被內務部逮捕了,關在監獄里,我馬上就趕過去,到了那兒才聽說是怎麼回事……他們對我說:「你丈夫是個叛徒。」實際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兩人相伴,他是個勇敢而誠實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誣告他、誹謗他、中傷他。我回答說:「不,我丈夫不可能叛變。我相信他,他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調查人員就像神經錯亂似的對我說:「閉嘴,你這個法國妓|女!給我閉嘴!」那時候對所有人都會產生懷疑:只要你在佔領區生活過、被俘過,或者曾經被送往德國,被關過法西斯集中營。他們就只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活了下來?為什麼沒有死?甚至連死者也會被懷疑,連犧牲者都會被懷疑。他們從來沒有關注過我們曾經進行的艱苦鬥爭,為了勝利我們犧牲了一切。現在我們勝利了,人民勝利了!但是斯大林還是不相信人民。祖國就是這樣感九_九_藏_書謝我們的,就是這樣回報我們的愛心、我們的熱血……
她也有兩個小娃娃,弄不好會被傳染的。那個時候真沒法子,沒有葯,醫院早已關門了。但是她堅持道:「別說了,快走吧。」
鄰居們聽說,馬上都跑了過來。大家都很激動和高興,互相熱烈擁抱。而他還是像石頭一樣沉默不語。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在戰爭中帶個孩子是多麼可怕,又是多麼愚蠢啊……瞧瞧我們現在的生活,我住在兒子家裡,他是醫生,而且是主任醫生。我們的住房不大,但我哪兒也不想去,從來不領旅遊證……沒法描述……我就是不能離開兒子,不能離開孫子,哪怕離開一天我都會害怕。我兒子也是哪兒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從來都沒有外出旅遊過。工作單位的所有人都奇怪得很:他怎麼一次都沒申請過旅遊證呢?「媽咪,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這麼說的。我的兒媳婦也是這樣。沒法描述……我們甚至連別墅也沒有,就因為我們連分開幾天都做不到。我是一刻也不能沒有他們的。
我現在說話都是輕聲輕氣,不管說到什麼都很小聲。四十多年過去了……
已經勝利了,已經高興了。我們開始收拾破磚碎瓦、廢銅爛鐵,開始清理我們的城市。我們沒日沒夜地工作,不記得什麼時候睡過一個安穩覺,吃過一次安穩飯,只是幹活啊幹活。
當然,後來我和女兒相處得非常好,一輩子都非常好……
鄰家的小姑娘跑來告訴我:「喂!廖尼亞媽媽,廖尼亞還活著……」

那些已經可以說話的人的沉默

這時我再也忍不住了:「你怎麼連媽媽都不認識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季瑪急壞了,說:「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
「爸爸活著,他在前線。媽媽被法西斯打死了,是奶奶告訴我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德國傷兵趴在地上,他很疼,兩隻手死命地摳著土地。這時我們的一個戰士走到他跟前說:「別動,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邊,你是打那邊來的……」
聽到這話,我的兩條腿再也邁不動了:兒子還活著!小姑娘又告訴我,我婆婆已經死於傷寒,是女鄰居收留了廖尼亞。
我再給您講講我跟兒子是怎樣見面的吧……那是在家鄉解放之後,我朝婆婆的房子走去,兩條腿軟綿綿的。游擊隊里年紀大一些的婦女事先教我說:
後來他們就相處好了……
在我家房子旁邊,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邊看一邊就想:「哪一個是我的孩子呢?」他們全都一個樣,頭髮剪得短短的,就像以前我們給綿羊剪毛那樣,齊刷刷的。我認不出哪個是我女兒,就問他們中間誰叫柳霞。只見一個穿長褂子的小孩應了一聲,轉身就朝屋裡跑去。當時我很難分清誰是女孩,誰是男孩,因為他們全都穿得一模一樣。我又問:「你們當中到底誰叫柳霞啊?」
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已經是淚流滿面:「戰爭!戰爭爆發了!你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嗎?」
當時我正在晾衣服,是白色的內衣,我總是穿白色的衣服。我母親教過我怎樣用沙子代替肥皂洗衣服,我們都到河邊找沙子,我知道哪裡有沙子。就是那個時候,晾衣服的時候……有鄰居從下面喊我,聲音都不像是她了:「瓦麗亞!瓦麗亞!」我趕緊跑下樓,首先想到的:我兒子到哪兒去了?您知道,那時候男孩子們總是在廢墟之中跑來跑去,玩戰爭遊戲,尋找真正的手榴彈、真正的地雷。可是,一旦發生爆炸,人們不是丟了胳膊,就是沒了腿腳……我還記得,家長們無論如何都不放孩子們離開自己,但他們都是男孩子啊,就對這些玩意兒感興趣。哪怕你大聲吼叫:「要好好在家裡待著!」五分鐘后,他還是會不見人影。武器總是很吸引男孩子,戰爭結束后特別如此……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有同志被捕。一連幾天我們都會提心弔膽地等著:他們能不能忍受住嚴刑拷打?如果他們受不住酷刑,那麼新的一批逮捕就會開始。過了一段時間后,聽說敵人要處死他們。上級給我的任務是:到現場去,看看今天敵人要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著,看著敵人在準備絞索。我們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鐘的遲疑,因為到處都是密探。有好多詞能夠表達當時的心情,只有一個詞是不恰當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強大的心靈力量,才能夠保持住沉默,不流淚水地從旁邊經過啊。
這是怎樣的一聲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整整一個月,兒子哪兒也不讓我去,連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兒都帶著他,因為他過去很少看到我在他身邊,所以理所當然地纏著我。就連和我一起坐著吃飯,他也用一隻手抓牢我,用另一隻手吃飯。嘴裏一個勁兒地重複著「媽咪」。一直到現在他還這樣叫我:媽咪,我的媽咪……
我還獲得過一枚法國「戰鬥十字勳章」……
——柳鮑芙·扎哈洛夫娜·諾維克
(戰地護士)
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而她們,既是作為士兵在講述,又是作為女人在傾訴。她們中的許多人,自己本身就是母親……
火車頭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現在還想開火車呢,可是人家不讓我開了,嫌我老了……
過了一會兒,一位老太太牽著她的手出來了。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領著柳霞朝我走來:
好了,我們一起回到了家。我恨不得就掛在他的肩膀上,好幸福啊!整個人都沉浸在快樂和喜悅中。我又是多麼驕傲啊!但是,回到家后,他在凳子上坐下來,依舊沉默不語。
孩子們用手指了指,說跑掉的那個就是。我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兒。
我們只待了一個夜晚……如果我知道的話,我還是想給他生孩子,想給他生個女兒……
有一次,我們向敵人發起進攻,有個傷員動脈出血不止,我以前哪裡見過這般情景啊:血就像噴泉一樣湧出來!我正要跑去喊醫生,可是那傷員卻對我大喝了一聲:「你要到哪兒去?哪兒去啊?還不快幫我用皮帶紮上!」這時我才回過神來……
「不,」我說:「我們一起走吧。」
當時,上面組織了一支為前線服務的特別預備縱隊。我和丈夫都申請加入了這支隊伍。丈夫是司機長,我是司機。一連四年我們都九_九_藏_書住在悶罐子車裡,兒子也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身邊度過了整個戰爭,甚至連一隻貓也沒見過。有一次他在基輔郊外弄到一隻小貓,那時我們的機車正好遭到猛烈轟炸。有五架敵機向我們襲擊,他卻還抱著那隻小貓:「基薩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興,我在這裏誰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讓我親親你。」真是個孩子,只有孩子才這麼天真……他在睡覺時還說夢話:「媽咪啊,我們現在有了一隻小貓咪,我們現在有真正的家了。」你不會想到這些,也不會寫這個吧?……可別放棄這段,一定要寫一寫這隻小貓……
「廖尼亞……」
我四處奔波申訴,寫信給所有部門。半年後丈夫總算獲釋,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斷了,一個腎臟被打壞了……他在納粹的監獄里曾經被打壞了腦袋,打斷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監獄里白了頭,1945年他又在內務部的監獄里被打成了殘廢。我護理他好多年,把他從疾病中拉扯出來。可是我什麼反對意見都不能說,他就是不願意聽……他反覆說的只有一句話:「這不過是一個錯誤。」他還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勝利了,這就是根本的一點。當然,我對丈夫總是堅信不疑的。
第二天,有人來找他了,大清早就來敲大門。他已經知道他們會來,一邊抽煙一邊等待著。他對我說得很少很少,來不及說了……他到過羅馬尼亞,到過捷克,帶回來了很多獎章,但他是在恐懼中回家的。他已經受到過調查,受到過兩次內務部甄別。因為他曾經被俘,他們就給他打上了烙印。那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星期,他在斯摩棱斯克城下被俘虜,本來他是要自殺的,我知道他一定想過自殺……但他們的彈藥打完了,既不能打仗,也不能自殺。他的一條腿受了傷,他是受傷后被俘的。他親眼看到政委用石頭砸爛了自己的腦袋,因為他最後一顆子彈是啞彈,他是親眼看到的。蘇聯軍官絕不能做俘虜,我們的軍人不能被俘虜,誰被俘誰就是叛徒,斯大林同志就是這樣說的,他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認,因為兒子被俘虜了。可是我的丈夫,我的老公被俘了……調查人員對他大聲喝道:「你為什麼要活著,為什麼還活著?」他是從戰俘營逃脫出來的,逃進森林參加了烏克蘭游擊隊。烏克蘭解放時,他又申請上前線。他在捷克迎接了勝利日,上級給他頒發了獎章……
——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地下工作者)
我不是隻身一人來到這兒的,還帶著我的女兒。過去我每次外出執行一兩天的任務時,都會把女兒託付給別的同志,可是長時間執行任務就沒人可託付,只好把孩子帶上。這一回,連女兒也落入了敵人的包圍圈,德寇把這個游擊區團團圍住了。如果說男人們行軍只帶一支步槍就行,我卻不僅要背著步槍,而且要帶著一部打字機,還有艾洛契卡。我抱著女兒走路時,常常會突然絆一跤,女兒便越過我的肩膀,跌進沼澤地。我們爬起來繼續趕路,走不了幾步就會再摔一次……就這樣走了兩個月!我那時暗暗發誓,要是我能活下來,一定要遠離沼澤地,永遠也不想再看到它。
我把兒子接回家,請婆婆幫助照看一下,又跑出城去接女兒。我一路緊跑趕到郊外的託兒所,可是那兒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幾位鄉下女人示意我,孩子們都給帶走了。我問:到哪兒去了?誰帶走的?她們說也許是進城了。原來,託兒所里只有兩位保育員,她們不等到汽車來,就帶著孩子們步行離開了。從這兒到市區有十來公里,可那都是小娃娃啊,有的才一兩歲。我親愛的,為了找他們,我到處轉了兩個星期,走遍了所有村落……終於有一天,當我走進一幢房子時,別人告訴我這就是託兒所,孩子們就在這裏,我都不敢相信了。上帝啊,孩子們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滿身的屎尿,有的還發著高燒,像死了一樣。託兒所所長是個少婦,都已經急出了白頭髮。原來,他們從頭至尾全是走路到市裡來的,還迷了路,幾個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後來,我們的房屋都被燒毀了,我們隻身逃出,流落街頭。這時德國軍隊已經進城,我們連藏身之地都沒有。我一連幾天帶著孩子們在大馬路上到處流浪。在街上,我遇到了塔瑪拉·謝爾蓋耶夫娜·西妮查,戰前我和她並不太熟悉。她聽說了我的情況后,就對我說:「你們到我家來吧。」
我們被關在囚車裡走了很久,也記不清車走了幾個小時,反正我是與人生永別了……汽車停下來,我們一共是二十個人,因為被折磨得太厲害,連下車的氣力都沒有了。敵人把我們扔下車,就像扔口袋一樣。德軍指揮官命令我們爬到板棚去,他還用皮鞭抽打我們……在一個板棚跟前,站著一個女人,她還在抱著孩子餵奶。唉,您是知道的,旁邊就是軍犬和警備隊,他們立在那兒一動不動,像柱子似的。但那個德國軍官看到這個情景,就跳了過去,一把從母親手中搶走了孩子……您知道,當時人們正在排隊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鐵制的水龍頭上。孩子的腦漿當場就流了出來,是像牛奶一樣的顏色……我看到那位媽媽頓時昏倒了,我是醫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等您離開我家之後,我丈夫一定會罵我一通。他不喜歡我談論這些,不喜歡我談論戰爭。他沒上過戰場,是個年輕人,年齡比我小,我倆沒有孩子。我心裏一直記著那個男孩,他本來可以做我的兒子……
早上他就被帶走了,他們把他從床上抓走了……我坐在廚房的桌子邊,等待我們的兒子睡醒。兒子剛滿十一歲,我知道他醒來第一句話就會問:「我的爸爸在哪兒啊?」我該怎麼回答他?該如何向鄰居們解釋?該如何告訴媽媽?
「叫上你媽媽,讓她和你一起飛吧。」
女兒害怕,好長時間不敢走到我懷裡來。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為我畢竟沒有撫養她,她是跟著老奶奶們長大的。
我們怎麼辦啊?該把孩子送到哪兒去呢?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峽邊上的克羅澤集中營。
——拉麗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羅卡雅
(游擊隊員)
我是追隨丈夫上戰場的……
她跟我在游擊隊待了一年多……今天我還時常在思考:當時我是怎麼帶https://read.99csw.com著她活下來的?您要是問我,我也答不上來。我親愛的,那簡直是不可能挺下來的!如今要有誰提到「圍困游擊隊」這句話,我的牙齒還會打戰。
我女兒五歲就開始讀祈禱文,而不是讀詩歌。達莎大嬸教她必須祈禱,她就成天為爸爸媽媽禱告,保佑我們活下來。

當時我們機務段的火車頭正好在放氣,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輪流開一個車頭。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就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待在家裡。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來,輪到我去出車。早晨醒來時,我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爭爆發了!」
「你和誰住在一起?」
我走進他們的院子。您知道我當時穿的是什麼?一件德國軍便服、一條補丁撂補丁的黑裙子、一雙破舊的高筒皮靴。女鄰居馬上認出了我,但她沒吭聲。兒子坐在那兒,光著小腳丫,破衣爛衫。
——安東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達列娃
(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
但是我們仍然渴望去參加鬥爭。碌碌無為是苦惱的,只要有機會參加地下工作,我就感到痛快,不能兩手空空地坐在家裡等待。兒子畢竟大了一點,我就常常把他送到婆婆家。而婆婆提出的條件是:「我可以照顧孫子,但你再也不許到家裡來。我們會因為你而全都被殺死的……」結果,我在三年中都不能去看自己的兒子,甚至不敢走近那座房子。而女兒呢,當蓋世太保盯上我時,我就帶著她逃到了游擊隊。我抱著她走了五十公里。這五十公里路,我們走了兩個多星期……

「你要是看見他,決不要馬上承認你是他媽媽。你知道沒有你的時候他是怎樣熬過來的嗎?」

「我知道敵人開槍時你幹嗎不卧倒,你就是想讓子彈把我倆一起打死。」這就是我女兒,一個只有四歲的孩子對我說的話。其實我是沒有力氣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當她說到「我心疼你們所有人」和「你們都是我的親人」時,在場的男人們也都開始哭出聲來。誰都忍不住淚水,控制不住自己了。整個隊伍一片哭聲。這時指揮員大聲發令:「鳴槍致意!」哭聲這才被槍聲壓倒。

小紅帽和在戰場上看到一隻小貓的高興勁兒

我就給他解釋說:「爸爸啊,他是面孔白凈的美男子,他在軍隊里打仗。」
——瑪利亞·亞歷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
(火車女司機)
——柳鮑莢·伊戈列夫娜·魯德柯夫斯卡雅
(游擊隊員)
可我誰也信不過。要是突然遇到敵機掃射,要是她被擊中,我不在身邊可怎麼辦?要是小女兒丟了怎麼辦?
「萬尼亞……」
該怎樣對孩子解釋啊?如何給孩子解釋死亡是什麼呢?……
等游擊隊突圍之後,我徹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癤子,皮都蛻了下來。而我懷裡還抱著孩子。我們等待從大後方派來的飛機。據說如果飛機能飛來,就要把傷勢最重的傷員運走,還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帶走。我清楚地記得,把女兒送走的那一刻,那些傷員們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這兒來。」「到我這兒來,我這兒有地方……」他們全都認識艾洛契卡,她會在醫院里給他們唱歌:「哎——真是想啊,真想活到結婚那一天……」
那就說說我的故事吧……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游擊隊政委洛帕京接見了我。
在整場戰爭中,我全家人都死了。戰爭結束后我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等待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麼會這樣大哭。那時我已經不會哭了……

那一次,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戰鬥中我們損失了很多人,我也負了傷。每次戰鬥之後都要舉行死者安葬儀式,人們通常要在墳墓前簡短地致辭。首先是指揮員講話,然後是戰友講話。這次,犧牲者中間有一位本地小夥子,他的母親來參加了葬禮。這位母親號啕大哭:「我的兒啊!我們已經為你準備了新房啊!你還保證說要把你年輕的未婚妻帶來給我們看啊!你這是要到地下去娶親了啊……」
——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謝涅維契
(游擊隊員)
我們的團長沒有丟下這個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邊說:「好兒子,你的媽媽沒有了,但你會有很多爸爸的。」從此這個男孩就和我們在一起,在軍隊里長大,就像是全團戰友的兒子。他當時七歲,負責給我們的轉盤自動槍裝填子彈。
「真是個好女人!」他很感動地說,「在這種情況下還帶著孩子,打字機也不丟掉。這種事連男人也不是個個都能做到的。」
我趕忙叫醒丈夫:「廖尼亞,快起來!戰爭爆發了……快起來,打仗了!」
如果誰參加過戰爭,他就會明白,分開一天,這是怎麼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我親愛的,這樣的事情難道我能忘記嗎?塔瑪拉和她的孩子與我們一起分吃土豆皮。為了給兒子送點生日禮物,我只好用自己的舊裙子縫製了一條小褲子……
我在前線常常想念女兒,一刻都忘不掉她,做夢都會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一想到不是我在夜裡給她讀童話故事,一想到她睡覺和醒來時身邊沒有我,就不由得哭起來。也不知道是誰在給她編辮子……但我並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理解她,她很愛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個強壯、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這樣的人會被打死。他是當場就犧牲的,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月,敵人飛機一大清早突然轟炸地面。在戰爭剛爆發的那幾個月,甚至大概是戰爭爆發后整整一年裡,空中優勢完全是被德國飛行員所掌控,他就是這樣被炸死的……他的姐姐不願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來,這是他唯一的骨肉。她是那樣一種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論是遇到轟炸還是掃射,她只有一個念頭:今天怎麼沒給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責備她……
一個飛行員問她:「在這兒你是跟誰過啊,小姑娘?」
到了九月,天氣暖洋洋的,我還記得那時九-九-藏-書的充足陽光,我記得各種各樣的水果,許許多多的水果,在集市上,蘋果都是一桶一桶賣的。就是在這一天,我在陽台上晾衣服……我還記得所有的細節,因為從那天起,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全部顛覆了,天翻地覆了。
我學會了沉默……在任何調查問卷中都有這樣的問題:您的丈夫在哪兒?誰是你的父親?親屬中是否有人曾經被俘?我如實寫出之後,他們甚至不接受我到學校去做清潔工,連我去拖地板都不被信任。我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人民敵人的妻子、叛徒的老婆。我這一輩子都完了……戰前我是一名教師,從師範學院畢業,戰後我卻為建築工地拉磚頭。唉,我這一輩子……對不起,我說話總是這樣前後矛盾,充滿困惑,匆匆忙忙……那個時候,我經常夜間獨自一人,躺在那裡自言自語,好像在對什麼人講述我的生活遭遇,多少個夜晚,講了又講。可是一到白天,我就沉默不語了。
隊伍肅立,沒人說話,也沒有人去打擾她。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來,發現犧牲的不只是她兒子一個人,還有很多年輕人躺在地上。於是,她又為別人家的兒子放聲痛哭起來:「你們這些孩子,我的親兒子們啊!親人啊!你們的親娘都不能來看望你們,她們都不知道你們要入土了!這土地這麼冰冷,真是太冷了啊。只好由我來代替她們來哭了,我心疼你們所有人啊。你們都是我的親人啊,我親愛的孩子們……」
敵人開始轟炸明斯克……
丈夫打過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爭),確實是跟兒子生疏了,跟這個家生疏了。
我在孩子中間跨著走著,就是沒找到自己的女兒。所長安慰我說:「不要絕望,再找找看。她應該在這兒的,我記得她……」
我早就想問……現在是可以問了:我的生活到底是在哪裡?我們的生活到底在哪裡?但是我依舊沉默不語,我丈夫依舊沉默不語。哪怕是在今天,我們仍然恐懼,我們依舊害怕……我們必將在這種恐懼中死去,痛苦而屈辱地離開……
「不行,媽媽不能飛走,她還要打法西斯呢。」
從那時起我就一點都碰不得電器。我一直記得他們是怎樣把我按到電椅上去的……我現在連電熨斗都不敢用,一輩子都落下了這塊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覺得全身都彷彿通了電。凡是與電有關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許戰後應該建立一種心理治療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我怎麼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了?我們住在地下室里,每當有人從街上走過,我們會看到一雙雙大皮靴。有一次,兒子不知為什麼,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失聲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法西斯們曾用皮靴踢過他……
「跟我媽媽,她在機艙外邊站著呢。」
游擊隊員們有一次也同情地說:「你夠受的了,還是把小女兒交給我們來領吧……」
我說:「萬尼亞……萬尼奇卡……」

我們常常遭到轟炸和機槍掃射,敵機專門瞄準車頭打,他們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機,毀掉機車頭。飛機進行低空俯衝,向機車和悶罐子車廂掃射,而我的兒子就待在車廂里。每次敵機轟炸掃射,我最擔心的就是兒子。沒法形容……轟炸時我只好把他從車廂轉到機車裡,放在身邊。我緊緊抱著他,貼在心口上:「讓同一塊彈片把我們娘兒倆都打死好了。」難道想死就死得了嗎?您瞧,我們偏偏活下來了。你一定要寫這些……
周圍十分寂靜,敵人停止了朝我們開槍。只有我媽媽還在叫喊……也許敵人後來開槍殺死了她?我沒聽見……
「我們回家吧。」
「我早先和奶奶住在一起。後來她死了,我把她埋了。我每天都去看她,求她把我也帶到墳里去。我一個人睡覺害怕……」
「我的孩子們正患百日咳,怎麼能去您家呢?」我說。
我們每天被押著去幹活,都要在城裡走過,穿過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車,正好是在一個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在叫:「媽媽,媽咪!」我抬起頭:只見達莎大嬸站在那邊,我的小女兒從人行道上跑了過來。她們是偶然到馬路上來看見我的。女兒飛快地跑著,一下子撲到我懷裡來。您想想,邊上就是狼狗,它們是受過專門訓練、專往人身上撲的。可是這回,連一條狼狗都沒有動。平時要是有誰過來,它們早就撲上來撕你的衣服了,它們就是為此而受訓的。可是這回,它們全都一動不動。女兒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哭,只是說:「好女兒,娜塔申卡,我很快就會回家的,別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備隊和狼狗都站在旁邊,可是誰也沒碰她一下……
戰爭,就是每時每刻地埋葬死人……那時我們常常要埋葬游擊隊員,有時整個小分隊遭到伏擊,有時所有人都戰死。我要給您講一個關於葬禮的故事……
她說我是個狠心的女人,沒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戰爭中我們吃了那麼多苦頭,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裡,又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做。我們背著降落傘,坐著等待上級隨時下達任務。男人在抽煙、在玩牌,可我們呢,在起飛信號彈升起前,還在坐著縫頭巾。我們終究還是女人啊。您瞧這張相片,這是我們的領航員。她想寄照片回家,於是我們有人找出一條頭巾替她紮上,為的是不讓肩章露出來,我們還用被單遮住她的軍上裝,好像她穿的是連衣裙……就這樣拍出的照片。這是她最珍愛的照片……
這就是他們,我們的孩子們。我望著她的小臉,不由得打了個寒戰——往後我還能見到她嗎?……
我把女兒留給了婆婆,可婆婆不久就去世了。我丈夫有個姐姐,是她收養了我女兒。但戰後我複員回家時,她說什麼也不肯把女兒還給我,還數落了我一番,說是「既然你能拋棄這麼小的女兒去打仗,那就不應該有女兒」。母親怎麼會拋棄自己的孩子呢,況且又是這麼小的、無依無靠的孩子?我從戰場上回來時,女兒已經七歲了,我離開時她才三歲。我見到的是一個看上去像個小大人似的女孩。不過她長得很瘦小,因為常年吃不飽、睡不好。附近有一家醫院,她常常到那家醫院去,為傷員表演節目,唱歌跳舞,醫院的人就給她點麵包吃,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起初她是等待爸爸和媽媽,後來她就只等媽媽一個人了。因為爸爸犧牲了,她都知道,她心裏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