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了杯威土忌，說我也應該來一杯，那可以讓我無所顧忌地說話，讓我平靜下來，頭腦清醒。喝下兩杯威士忌后，我告訴他自己是多麼想躺在格林威治村一間屋子的地板上抽大麻，和一個長發女郎共飲一罐酒。查理·帕克在留聲機里唱著，悠長舒緩而甜蜜的樂曲讓我們飄上天堂，又讓我們緩緩降到人間。

我喝著啤酒，搞不懂這是個什麼樣的國家：警察不停地叫你不要停；人們在你的火腿三明治里放鴿子屎；和美式橄欖球運動員定情要訂婚的女孩因為我不打領帶而離開了我；嬤嬤替他留下的邁克爾洗禮，儘管他曾在集中營里受過難，本該保留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不去麻煩任何人；大學生們盡情地吃喝，悲嘆存在主義和一切的虛無。而警察再次對你說，不要停。

我不管格林威治村的人戴些什麼。這是雞尾酒會，所有的男人都打領帶。你現在是在美國。我們到百老匯的男裝店去給你弄條領帶。

帕迪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啊喲！看在耶穌基督的分上，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你知道你的問題嗎？新教徒和黑人，接下來就會是猶太人，然後你就死定了。

她從我身邊走過，沿著第一一六大街向百老匯走去，伸出手，跳上一輛計程車，也不看看我是不是跟上了。

我對他講了邁克·斯莫爾和領帶的事，他一點也不同情，說這就是我結交那些該死的新教徒的下場。你遠在利默里克的可憐母親會怎麼說呢？我不在乎母親會怎麼說。我迷戀著邁克·斯莫爾。

領帶是我倆首次出現意見分歧的根源，我第一次見識了邁克·斯莫爾的脾氣。當時，我們要去參加一個雞尾酒會，我到她位於河濱大道的公寓樓外接她。她說：你的領帶哪兒去了？

快點走，警察說。我照做了。現在誰在親吻她？律師一定正在懷抱著她看電影、指尖懸盪在她那為蜜月保留的胸部邊緣，吃爆米九-九-藏-書花的間隙可能會有親吻或擁抱。而我在百老匯看著街對面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門，不知道該走哪條路，希望能找到一個來自加州或者俄克拉荷馬州，像邁克·斯莫爾一樣金髮碧眼，牙齒從來沒有疼痛或齲洞，總是開心的女孩。她總是開心，因為她的人生已經設計好了：大學畢業，嫁給一個不錯的男孩（她叫他男孩），過上平靜、輕鬆、舒適的生活，就像我母親曾經說過的那樣。對警察說這些沒什麼用。

警察再次向我走來，叫我不要停，夥計。我努力帶著尊嚴走過第一一六大街。這樣他就不能用手指指點點，對同伴說：又一個從老家來的嗜酒如命的愛爾蘭人。他們不知道，也不會在乎這一切都是因為邁克·斯莫爾想讓我打領帶而我拒絕了。

老人說他認識一個同鎮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家酒館工作二十五年後回家定居，可一句捷克斯洛伐克話也不會說。這都是因為他和自己人，在那兒能找到的幾個愛爾蘭人在一起。他們聚在一起，感謝上帝和聖母馬利亞。老人說為了向和自己人在一起的愛爾蘭男人和女人們表示敬意，想請我們倆喝杯酒。和自己人在一起，孩子一出生就知道父親是誰。天哪，上帝饒恕我說的話，知道父親是誰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用在銀行、碼頭、倉庫幹活，我就有時間成為一名循規蹈矩的大學生，悲嘆人生的虛無。我希望父母過著體面的生活，送我上大學。這樣我就可以在酒吧和自助餐廳里對人說自己是如何因為加繆每日催人自殺而崇拜他，如何因為海明威甘冒公牛角的風險而崇拜他。如果有錢有時間，我在心灰意冷這方面會比紐約任何一個學生都要優秀。但我永遠都不能對母親提這些事，她會說：啊喲，看在上帝的分上，難道你身體不健康，沒有鞋子穿，沒有一頭好頭髮嗎？你還想要什麼呢？

如果你穿成那樣，我就不去參加聚會了。

我回頭沿著百老匯大街走過哥倫比亞大學，走到華盛頓高地，向喬治·華盛頓大橋走去。在那兒，我可以好好打量哈德遜河。我的腦海里充斥著九_九_藏_書烏雲和噪音，利默里克、達豪和埃德克萊因，美國大兵在那兒拯救了他留下的邁克爾，一個無用的人。我母親在我腦海里進進出出，還有梅奧的埃默、羅得島的邁克·斯莫爾。帕迪·阿瑟大笑著說我兩隻眼睛就像雪地里的尿坑，永遠都不會和愛爾蘭女孩跳舞。我仔細打量著哈德遜河，為自己感到難過，直到天空在遠處放亮，初升的太陽從一個橋塔到另一個橋塔，將曼哈頓變成金色的立柱。

有時候，她會應邀參加雞尾酒會，並帶我一起去。人們鼻子對鼻子站著聊天，吃著過期的麵包塊和餅乾上的小東西。沒有人像利默里克人那樣唱歌或講故事，最後他們看自己的手錶，說：你餓嗎？想去吃點東西嗎？於是，人們零零散散地走了出去。他們把這稱為聚會，讓我很困惑。

我轉回身，走到樓梯下，對他說，多洛雷斯勾引我坐上E線地鐵，一路送她到昆斯村，讓我以為那晚會有高潮。在那之後，我不在乎此生或來世能否再見到她。在登上前往鬧市區的地鐵前，帕迪和我在百老匯一家酒吧停了下來喝杯啤酒。帕迪說：天哪，你怎麼啦？屁股被蜜蜂叮了？

我家裡有領帶，為什麼還要買？

我不喜歡打領帶，格林威治村的人都不打領帶。

在家裡。

這就是紐約的富人區，我一點也不喜歡，特別是在一個穿西服的男人和邁克說話的時候。他告訴她自己是個律師，還衝我點點頭，問她究竟為什麼和我這樣的人約會。他邀請她去吃晚餐，好像她應該走開，將我留給空杯子、不新鮮的東西和不唱歌的人。當然，她說：不，謝謝。但你可以看出她受到了奉承，沾沾自喜。我不知道她是否願意和穿西服的律師先生出去，而不是和我這個來自貧民窟、沒上過高中、用兩隻雪地里的尿坑似的眼睛獃獃地看世界的人在一起。當然，她願意嫁給某個有著清澈藍眼睛和光亮白牙齒的人，那個人會帶她參加雞尾酒會，搬到維斯切斯特。在那兒，他們會加入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球，喝馬提尼酒，就著杜松子酒的酒勁兒嬉笑玩樂。

但這是雞尾酒會。

帕迪·阿瑟穿戴整齊，但沒有打領帶，正從樓梯上下來，要去參加一個愛爾蘭舞會。我為什麼不跟他一起去呢？也許能再次見到多洛雷斯。

威士忌讓我的腦海里一片黑暗。我想告訴帕迪和那個老人：我厭倦了愛爾蘭的苦難，無法同時生活在兩個國家。但是我離開了他們。他們倆坐在酒吧的凳子上商談著什麼。我從第一七九大街走到百老匯，再走到第一一六大街，希望等的時間足夠長，能瞥見邁克·斯莫爾由穿西服的律師先生送回家。我既想瞥見這一幕，又不想瞥見，直到巡邏車裡的警察直衝我喊：快點走，夥計，所有的巴納德女孩都已經上床睡覺了。

這些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扯著嗓門爭辯虛無的人生，一切都是那麼的荒唐可笑，所有重要的事情在壓力之下都成了神的恩惠，哥們兒。當那個公牛角沖你衝過來，擦傷了你的屁股，你就知道那是真理到來的時刻了，哥們兒。看你的海明威吧，夥計，看你的J·保羅·薩特吧。他們知道真相。像這些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這樣，我還不如去紐約大學的自助餐廳。

我獃獃地坐在酒吧的凳子上，腦海里只有邁克·斯莫爾。她金髮碧眼秀色可餐。她是一個純美國女孩，按照新教聖公會教徒的方式輕鬆地駛過人生的航程，頭腦里都是蒂佛頓的美好回憶：那個長島小鎮；祖母撫養她長大的房子；卧室里的小窗帘輕柔地飄蕩在朝向納拉干西特河的窗戶上；鋪了很多床單和毯子，擺著枕頭的床鋪。躺在床上夢想著外出，枕頭上散著金色長發；乘坐裝有乾草的大車出遊，到波士頓旅遊，男孩男孩男孩。奶奶在早上準備好了營養豐富的美國式早餐，她這個小女孩就可以用整天迷倒每一個男孩、女孩、老師和任何遇到的人，包括我在內，主要是我。

在無名的痛苦中，我坐上開往華盛頓高地的第九-九-藏-書七大道地鐵，咒罵自己的倔犟，擔心她會徹底放棄我，投入穿西服的律師先生的懷抱。夏天剩下的日子里，她會和他一起參加雞尾酒會，直到美式橄欖球運動員鮑勃從後備軍官訓練營回來。她甚至可能為那個律師放棄鮑勃，念完大學后搬到維斯切斯特或者長島去。那裡，所有的男人都打領帶，有些人甚至每周七天都打。打領帶還是為了社交。她會高高興興地穿戴整齊去鄉村俱樂部，高興地想起她父親說的話：女士只有戴上齊肘的白手套才算穿戴得體。

威士忌讓他們越來越迷糊。我盯著酒吧里的鏡子，不知道現在是誰在親吻邁克·斯莫爾。我想和她一起走在大街上，這樣大家都會轉過身來看我們，我會成為所有人忌妒的對象。帕迪和老人的話只不過讓我想起成千上萬為愛爾蘭犧牲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會因為我背叛愛爾蘭人的事業、結交新教聖公會教徒而不滿。帕迪又一次背對著我，留下我獃獃地看著鏡子里的自己，不明白身處的這個世界。老人時不時繞過帕迪，靠過來告訴我跟自己人在一起，跟自己人在一起。身在紐約這片自由者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園，但一舉一動都應該像在利默里克那樣，帶有愛爾蘭特徵。我只能和愛爾蘭女孩約會，但她們把我嚇壞了，總是天恩眷顧的樣子，對任何人和事都說不，除非那個人是想在盧斯卡門郡的農場定居，撫養七個孩子、三頭奶牛、五隻綿羊和一頭豬的帕迪·馬克。如果我不得不聽有關愛爾蘭的悲慘故事，只能和身段優美的鄉村女孩、來自莫林加的娘們兒跳舞，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還要回到美國來。

西端酒吧里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喝杯啤酒，或許能混進去，被誤認為是他們中的一員，排名比紐約大學學生還要高。一個金髮美女可能會愛上我，讓我忘了邁克·斯莫爾。但我仍舊認為，即使布里吉特·巴多特溜進我的被窩，我也不會對邁克·斯莫爾不屑一顧。read.99csw.com

我早就知道自己更喜歡紐約的鬧市區。那裡，留著鬍子的男人和披著長發、戴著珠子項鏈的女人在咖啡館和酒吧里讀詩。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雜誌上：凱魯亞克、金斯堡、布里吉德·默納漢。不住在閣樓和經濟公寓里的時候，他們就周遊全國，用巨大的酒壺喝葡萄酒，吸大麻，躺在地板上挖掘爵士樂。挖掘，他們就這麼說。他們打響指，很酷，哦，很酷，就像我在利默里克的帕特舅舅一樣，對任何事情都不在乎。如果必須參加雞尾酒會或者打領帶，他們就活不了了。

帕迪旁邊有個坐在凳子上抽煙斗的老人，說：那沒錯，兒子，那沒錯。告訴你的朋友，你得和自己人在一起。我這輩子都和自己人在一起，為電話公司挖坑，都是愛爾蘭人，一點麻煩也沒有，因為，天哪！我和自己人在一起。我見到年輕人到這兒后和各種不同的人結婚，丟掉了自己的信仰，接下來去看棒球賽，那就是他們的結局。

我們舉杯，向所有和自己在一起並且知道父親是誰的人致敬。帕迪靠近那老人，他們談起了家鄉愛爾蘭，儘管老人已經四十年沒回去了。他希望自己能葬在戈特那個美麗的城鎮，葬在可憐的愛爾蘭母親和在抗擊背信棄義的撒克遜暴君的長期鬥爭中盡了本分的父親身邊。他舉起酒杯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