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巴爾魯克山一年之後，連隊有年輕人要結婚，共有四對，連隊決定把全連唯一的一間牧民作「冬窩子」的房子騰出來作新房。房子是用石頭壘起來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糞，鋪上乾草，然後每對新人之間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間隔作為分界線，四對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個小夥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氣冷，小夥子進屋就摸被窩。一摸，不對勁——咦，怎麼床上還睡了一個男的？自己的新房裡怎麼會有別人？——他以為那是他一個人的新房呢，沒記起還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夥子拽起來，拉著就要去找領導，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點亮油燈，才知是自己摸了別人的被窩。後來，大家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迷糊」。

我們已告別過自己的故鄉，這一次又告別了我們剛剛建好的農場、工廠、醫院、街道和學校，又一次告別了我們付出過心血與汗水、辛酸與喜悅、愛與憂傷的土地——我們的第二個故鄉。我們要去的是一個充滿著烽火硝煙、被人拋棄的家園。我們知道自己此行意味著什麼。

解放之後，國家一直把蘇聯作為「老大哥」看待，中蘇邊境一直是有邊無防，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邊民能夠通過邊界湧入蘇聯的原因。

又得開荒，又得燒牛糞，又得住地窩子，已吃過的苦又得吃，已受過的罪還得受，而這裏比原來的地方更為艱苦。更主要是因為孩子，原來受苦受累終於給他們創造了一個成長的環境，到了這裏后，託兒所沒有了，學校沒有了，他們會變成一群小野人。我們包含著複雜情感的哭聲，使男人們也掉下了眼淚。

事件發生后不到十天時間里，兵團從各單位和各墾區抽調的近一萬人的隊伍開始向邊境一線開進。我有幸成為這大軍中的一員。

我們每年都要趕著畜群在春秋之季轉場。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我們要多走幾十里的山路有意穿越爭議區。每當那個時節，蘇聯軍人便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前來阻止和干涉。但我們毫不畏懼，他們甚至多次出動裝甲車和直升機來驅趕羊群。一個叫腳丫子的地方的轉場鬥爭最為激烈。周總理的電話可以直接打到轉場指揮部前沿。在1979年7月，蘇軍在鐵列沙地設伏，把獸醫布龍布提克和幹警李寶勤打死後，用直升機把屍體劫走，經過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們才歸還了遺體。所以，那些轉場路上，不但灑下了軍墾戰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們的鮮血九-九-藏-書。

4月29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剛剛到來，塔城和阿勒泰的積雪正在消融。突然，蘇軍扒開邊界上的鐵絲網，用車燈、探照燈、照明彈將豁口照得如同白晝，為外逃中國邊民驅趕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時，各地蘇僑協會大批散發蘇僑證，誘騙中國邊民外逃。那本是一個平靜的夜晚，卻被男女老幼的呼喚聲和牲畜的嘶叫聲劃破了。在蘇聯駐伊犁領事館和駐塔城領事館的煽動下，伊塔等地成千上萬的邊民，趕著一群群牛羊和馬匹，帶著所有能帶走的財物，擠滿了通向邊界的每一條道路，惶惶然湧向蘇聯。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農工按照邊境協議在雙方共用的界河裡放水澆地，被蘇聯邊防軍人抓走，經多次會晤，才送回。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時，參贊大臣阿桂就借口「雅爾地方向來雪大，而牧場遙遠，近城所有地畝，不敷五百兵丁耕種」，要將雅爾城東遷。乾隆皇帝得知后，大發雷霆，斥責阿桂「於心何安」。但雅爾城終因「其地嚴寒，軍民不堪其苦」，於1766年東遷。新城「每年四月動工，九月雪凝冰凍，即須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無疑更加艱難。

有一年，有一個叫馬萬才的同志半夜起來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許是裏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難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進了一個「家」里，倒頭便睡，不一會兒就被人從床上揪了起來。原來馬萬才摸錯了家門，睡錯了床，把主人從床上擠下來摔醒了，主人這才發現來了一個「侵略者」。這事兒像風一樣傳開了，從此人們見了馬萬才都會把他取笑一番。

1963年，蘇聯邊防軍人抓走了執行邊防任務的班長李增和和另外兩名戰士，抓過去達一個星期，經外交途徑交涉后，才放回來。

自伊犁昭蘇汗騰格里峰下經查布察爾、霍城、溫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賽爾、吉木乃、哈巴河、富蘊、青河一線建立起來的邊境農場帶依然如故。幾十年來，我們這些軍墾人就以這種悲壯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個強大的鄰國宣示著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一切置於與蘇聯對抗的火藥筒上……

同年8月13日，我鐵列克提邊防連官兵前往邊境巡邏，突然遭到蘇聯邊防軍人的伏擊，他們動用坦克和武裝直升機。打死我邊防官兵二十五人，隨軍reａｄ.99csｗ•ｃｏｍ記者三人。

只要你去過邊境線，你就可以看到我們把莊稼一直種到了邊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種到了蘇軍的鐵絲網前，因為那是被他們蠶食的我們的土地。我們在他們的槍口下耕種，莊稼也在他們的槍口下生長。

當時住的地窩子，即使是地窩子，也不是每戶都有一眼，我們這些有家屬和子女的幹部職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窩子住六七家人，其實就是一個用布簾隔開的大通鋪。

每個人的勞作都是為了收穫，但在那種情況下不是。那種勞作有無收穫，能不能收回勞動果實都已不重要，它只不過是一種鬥爭方式。但作為一個庄稼人，在那些莊稼受到對方騎兵踐踏時，眼睜睜看著粒大穗重的莊稼收不回來時，心中是十分難受的。

1979年中蘇關係最緊張時，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雙方均加緊戰備，老百姓都紛紛往口內遷移。當時只有建設兵團和部隊沒有動。

這是一次悲壯而又激昂的出征。

但我們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確很美。拖兒帶女的大軍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趕到了裕民縣。到那裡后，就感到那裡的確需要人。裕民縣原有一萬多人，我們去時，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縣委只剩下了書記和副書記，巴爾魯克山上的三個鄉因為離邊境線近，跑得一個人不剩，水磨還空轉著，有些氈房裡的牛糞火還飄著余煙，牛羊則跑得滿山遍野都是。有時候，看著山上就十幾隻羊，但上山一趕，就會越趕越多，一天能趕回來成百上千隻。僅一六一團就趕回來了十四萬隻羊和幾千頭牛。

就在「伊塔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我丈夫開完會，下午就坐飛機到了塔城。然後到了裕民縣負責「三代」。我隨後跟隨「三代」大軍，前往邊境。

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生存，我們的存在，其實就是戰鬥。

他們一哭，我們就不哭了。我們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這裏，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對一切困難，重新開始。

其實，這裡是一片不宜於農耕的地方。這裡有時九月份就開始降雪，到來年五月份還是銀裝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風口就在額敏附近。這一帶風大雪狂，一旦風雪來臨，就有行人被困、人員死傷的事情發生。所以駐在額敏的邊防團專門配備了一個裝甲連，以便在風雪來臨之後去搶險救人。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把國家推入了貧困的境地，中印戰九九藏書爭尚未結束，中蘇關係迅速惡化……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張仲翰，向他下達了指示：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關心新疆發生的問題。兵團要立即組織一支素質較高的軍墾隊伍，分赴邊境一線承擔維持治安，勸阻邊民外逃的任務。對邊民外逃地區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政權工作，實行無代價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邊民重返家園。同時，沿中蘇邊境建立國營農場帶。

中蘇邊境有三條線。一條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形成的不平等條約線。第二條是蘇圖線。也即是蘇聯地圖單方面標示的國界線，它將我國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領土划入其版圖。這樣，就在不平等條約線和蘇圖線之間形成了爭議區。我國邊民始終沒有放棄在這些爭議區內生產、放牧和居住。由於蘇聯軍隊不斷越過蘇圖線向我方推進，並不斷發生邊境衝突和武裝挑釁，1962年由兩國總理達成邊防諒解，互在原地不進不退，維持現狀，就形成了第三條線——實際控制線。但蘇聯依仗其強大的武力，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月里，仍不時越過實際控制線。

數日之內，我國伊塔邊境內縱深數十公里的範圍內便有六萬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區有四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煙杳然，一片蕭條，滿目瘡痍。來不及帶走的牲畜到處亂竄著，因走不動而留下來的老弱病殘守著零零星星的氈房和土屋，幾聲野狗的吠叫更顯得風聲鶴唳。

我們農九師就誕生於震驚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後，是一支在悲壯中誕生並生存下來的勇敢的屯墾部隊之一。

在塔城地區，原中蘇邊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裡邊境線，我們這些屯墾戰士迅速建成了八個邊境國營農場，其中三十七個連隊的四十七萬畝耕地與蘇聯接壤。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會議紀要，紀要中寫道：「我們專區的現實是：生產組織遭到破壞，經濟受到損失，使我們的生產生活處於最困難的處境，遺留下來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達到恢復生產。」

邊境告急！新疆告急！

塔城因塔爾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爾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在這裏的簽訂，就使它蒙羞受辱。這個條約使沙俄割佔了那片美麗肥沃的，包括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圍共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這也使塔城成了西hｔｔｐs://rｅad•9９cｓｗ•cｏｍ北地區距邊境最近的城市，直線距離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邊城。這裏也一度成為中蘇對抗的最前沿，在塔爾巴哈台山和巴爾魯克山之間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沿邊境行去，蘇軍當年顯示其強大的、盛氣凌人的高高哨樓、鬆土帶、鐵絲網、巡邏路、壕塹碉堡還可看見。蘇聯解體后，它們已經頹廢了，但當年那濃烈的硝煙味兒，似乎還隱隱可以聞到。

他們最後也大聲哭泣起來，這些男人的心裏比我們想得更多，他們所肩負的也就更多。

我們中有翻越過雪山草地的老紅軍，有參加過八年抗戰的老八路，有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戰士，有「九二五」起義官兵，有支邊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這些從湖南、山東、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們已從當年的年輕姑娘變成了拖兒攜女的青年母親。

山上沒有學校，孩子們上學要走三十里山路。他們自上小學開始就只能住校，夏天一兩個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兩個月回家一次。巴爾魯克山狼多，他們不時遇到狼坐在路中間，貪婪地盯著他們。孩子們嚇得直哭，他們就用哭聲和吼叫聲與狼群較量。後來，他們上學時，家長們就給他們備上一掛鞭炮，專門用來驅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還不時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況發生。孩子們冬天趟著沒膝的大雪，要走十幾個小時，到家裡大腿以下的褲腿全結上了冰殼，鞋子和褲子常常脫不下來。見到孩子那個樣子，哪個做母親的不心痛呀！

在創業階段，我們頭腦里幾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無論職務高低，大家都住地窩子。我調到烏魯木齊工作后，終於住上了土坯房。但剛住上沒幾天，又來這裏住地窩子了，於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只有在邊境上，才能認識每一寸國土的神聖。

在巴爾魯克山下，有孫龍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蘇軍騎兵越過實際控制線侵入我國領土，綁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張成山。消息傳到連隊，孫龍珍不顧自己已有六個月的身孕，飛快地趕往出事地點。快到現場時，蘇軍開槍了，一顆子彈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著生命危險把她搶救下來時，她已經停止了呼吸，犧牲時年僅二十九歲，她是江蘇泰縣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離邊境線很近的山包上……

我們幾個一起來的婦女，看到這荒山野嶺的，沒有住，沒有燒，沒有吃，就哭著不肯下車，男人們九-九-藏-書越勸，女人們就哭得越傷心。是啊，從到新疆來已十多年過去了，原以為在戈壁荒漠中開出了良田，節約每一分錢，每一根線，辦起了工廠，常人沒有吃過的苦已吃過了，該吃的苦已吃完了，沒想又到了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地方。

我們連的家當是兩口鐵鍋和幾張羊皮，當時還是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吃的是混著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產飯」；又住進了地窩子——地下挖幾個坑，篷上幾根干樹枝，蓋上些剛割來的野草，再在裏面鋪上些枯樹葉，打開背包一鋪，就住下了。然後開始開荒，搶種冬麥，還要站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兩口鐵鍋，一口做了個木蓋子，蒸「高產飯」窩窩頭，那窩窩頭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頓一個。另一口鍋里煮蘿蔔片，沒有油，只有鹽，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婦女生孩子時才照顧給十幾斤。

自邊民外逃之後，許多傳聞就傳開了。說什麼「蘇修」把我們這邊的老百姓騙過去之後，就會出兵佔領伊塔地區；還有人說會在那裡施化學毒劑，讓那裡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說他們要在那裡試驗原子彈，傳來傳去，把硝煙味傳得越來越濃。如果我是一個戰士，或者說我不是母親，我會義無反顧地前往那裡。可我有三個孩子，我和許多前往那裡的女人一樣，內心懷著深深的恐懼。

我們的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有人說他們「生在地窩子，長在泥土中」，從小就經歷了艱苦的磨難。

我1952年元月從長沙入伍，來到新疆后，先在騎兵第八師二十二團工作，然後調到烏魯木齊河管理處。當時我已有三個孩子，丈夫雖然一直在修建烏庫公路的工地上，顧不了家，但在感覺中，生活終於安定下來了。一夜之間，通知我們前往千里之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內心的確是難以割捨，但邊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際的衛國戍邊夢沒想在已為人|妻、已為人母之際實現了，內心很是激動。但我畢竟是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誰知道會有什麼遭遇呢？

1958年成立的塔（城）額（敏）總場，迅速組建了武裝連隊，進駐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監獄、銀行、倉庫、商店，承擔了黨政機關的保衛工作。並在邊境沿線設立望所，在四十三個關卡擔負巡邏和警戒任務。

我丈夫帶的是築路工程處十一團值班連，他們全副武裝地到了已沒一絲人煙的巴爾魯克山上，一邊守衛那裡，一邊組建十二團。我也帶著孩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