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不知道，組織上在介紹我們第一次認識時，已把我「定」給了他。當時組織決定的，很快就可以結婚。而我們從相識到相愛卻長達兩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選擇，尊重我的內心，尊重我的情感，這在當時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與我的相處中，是怎麼做到不以一個首長的面孔出現的，我們一直是平等的兩個人。我承認，我愛上了他。當時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沒有任何愛的情況下結合的。我慶幸自己擁有愛情。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獲得了自由，從監獄走出時，我的頭髮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個強|奸犯送進了監獄。

幾乎自解放戰爭一開始，校園裡的氣氛就不寧靜，顯得十分浮躁。解放軍進城時，我們都去歡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樣樸實的軍人，他們給我的感覺不是從血雨腥風的戰場上走來的，而是從一塊豐收的田地中走回來的。這支軍隊沒有其他軍隊獲勝后的不可一世，飛揚跋扈，而是像從農田裡勞作歸來的農民一樣熱情謙和，小心謹慎，甚至有些害羞。從他們身上，我一下覺得放心了，覺得原先的擔憂和懼怕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家人大可不必為了這種憂懼而遠走異國他鄉。

在大學時，就有一個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愛他。我告訴他我即將在部隊結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殺。他因愛生恨，懷恨在心，最終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他寫信給部隊說我父親是中統特務，說我是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自上大學開始，就加入了特務組織。我當時結婚才一年多，與愛人過著幸福的、充實的、帶ｒead.99csw.com著理想色彩的生活，我們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的未來都是樂觀的、充滿信心的。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領導給我介紹了一位旅參謀長。他當時二十九歲，是在抗戰期間投筆從戎的，軍人氣和書生氣兼而有之。在當時的師團幹部中，像他這種讀過大學的並不多。他的幹練精明、彬彬有禮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解放時，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學讀書。我學的是英語和法語。我嚮往歐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學的老師，家教很嚴，我從小就養成了刻苦好學的習慣。我的成績很優秀，這也是我雖然歷經五十年坷坎，在獄中待了二十三年後，至今仍能流利地說這兩種語言的原因。

當天半夜，有三個人打開了牢房的門，他們進來后就對我劈頭蓋臉一陣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輪|奸了我。這樣的事後來就經常發生。在那個獄頭1968年調走時，我在監獄中先後生了三個不知父親是誰的孩子。

……但我……卻沒有……沒有死成！我……我被他們……搶救……后，不再讓我回……回單人牢房，而是放在一個大牢房中，讓五個女犯輪流……監視……我……

我記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藍。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剛三個月的女兒后正準備睡覺。有人打電話叫走了丈夫，他剛走，幾個人沖了進來，說我被捕了，讓我跟他們走。我大聲申辯。孩子嚇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們不讓。他們抄走了我的日記、信件和部分書籍，粗魯地、強行地給我戴上手銬，把我押走了。

我……我只能說…九九藏書…我的靈……靈魂是高潔的！我後來還知道，由於肅清「反革命分子」時打擊面過寬，五七年曾進行過甄別平反，正是那個獄頭說我是真正的反革命，沒有給我平反。

我先是到了二軍的一個騎兵師，當時它駐在於闐，是為了進軍西藏而組建的。我曾騎馬跟隨慰問團翻越昆崙山、喀喇昆崙山、岡底斯山到阿里慰問部隊。不久又調到喀什。

那次自殺未遂后，我就決定無論如何我都要活著——即使像牲畜一樣，我也要活著。除非他們槍斃我，我決不自殺。我認為活著就是勝利，就是戰勝邪惡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們向我懺悔為止。我要用活著來證實人的良知曾被徹底泯滅過。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這是我後來加入解放軍行列的原因。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書中說過這樣的話——

那個傢伙說，你自殺吧，反革命分子在這裏連狗都不如，你死了，就當死了一條狗。

我沒有覺得西去的路有多麼荒涼，因為它充滿了傳奇色彩。我知道這條路上走過許多偉大的行者，比如張騫、班超、法顯、宋雲、玄奘、耶律楚材、馬可·波羅等，他們那穿越文明的腳步聲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親人在遙遠的異國，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我沒有思鄉的情緒，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來越遠的地方。

過了幾天，我被換到一個偏僻的單人牢房，我感到了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來的牢房中去。他們「哐」的一聲關上了鐵門。我見了，就威脅說，你們敢把我關在這裏，我就自殺。

我當時想，在這個新的國家裡，我會像一個生活在農村的人一樣安寧，有田園詩一般的情調，有苦澀辛九*九*藏*書勞，有單純而親切的人際關係，充滿著互助、關懷與和諧。可能也有農民似的紛爭，但不會發展到互相傾軋和鬥爭——是的，那些軍人多像我鄉下的親戚和朋友啊，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親切。

我一下愛上了這個地方。帕米爾高峻的身影，開闊的綠洲，奇異的民俗，空氣中塵土和居民身上散發的氣息，白楊林、泥坯屋、面紗、艾德萊絲綢、騎士、驢車……這一切使我像是來到一個夢幻中的地方。

那時部隊經常組織舞會。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動地、有禮貌地邀請我跳舞，不像有的領導，等著女兵去邀請他。我們常常一邊跳舞，一邊談些曾經讀過的書。在交談中，我知道他對西方的文學、哲學和歷史都很了解。他也把當時能搜羅到的書借給我看。我們漸漸成了朋友。在當時，他是我唯一能夠交談的人。

即使到了塔克拉瑪干大漠中的監獄里，我還覺得自己是在做一場噩夢。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牆壁、牢固的鐵窗，使我知道那是現實。

有一天半夜，一個獄頭來到牢房，與我拉起了家常，顯出讓我受寵若驚的親切樣子，最後說，只要你好好表現，我可以給你減刑。

他惱羞成怒，臨走時惡狠狠地說，你不識抬舉，我們就走著瞧吧！

我想見見孩子，他們沒有同意。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認的美人。我的命運似乎印證了「紅顏薄命」那句古話。監管人員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計想占我的便宜。

後來，與父親的通信越來越困難九*九*藏*書，最後，我寫的信都退了回來。到當兵時，我與家人的聯繫就完全中斷了。

在那十二年的時間里，他就以這種卑鄙的方式強|暴我。我……我認為我……我的肉體早已死亡……一切惡行……都只能佔有或消滅我的肉體，卻永遠，永遠，不能佔有我的靈魂！

剛解放時，我常常可以收到父親輾轉澳門或香港寄來的信。我也寫信告訴了我對新政權的認識。我勸他儘快回來，不想他卻害怕了。至於為什麼，他在信中沒有說，只在來信中流露出對我命運的擔憂。

但我當時並沒有在意，認為他的擔憂是多餘的，僅僅出於父親對女兒的愛。

父親雖然很是捨不得，但還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認為我僅僅是個學生，一個有知識的青年，沒有在舊政權中謀過事，不會為誰承擔什麼責任。我留下后，就沒有什麼能動搖他回到祖國的決心了。

他以後就三天兩頭地來，一來就無話找話地聊上半天，磨蹭著不走。我已知道他是個人面獸心的傢伙，所以時時防備著。他說什麼，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終於撲向了我，無恥地說，只要我答應他一次，就為我減刑一個月。我給了他一個耳光，大叫著讓他滾開。

1949年是中國人命運大轉折的一年，新中國誕生了。父親不願去台灣，他想讓我們全家到法國去。他不是一個政治家，只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對新的國家沒有認識，但他熱愛中華民族，時常為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而牽腸掛肚。他去法國，也是為了在以後適當的時候能夠回來。

我沒有跟父親去。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得留一個將來歡迎你的人。

半年後，我又被安排到了單人牢房，能擺脫那群魔鬼樣的九九藏書女人，我暗自慶幸。我找到了打發時間的方式，那就是默記英語和法語單詞，有時還用法語和英語自己跟自己對話。

我要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把我的經歷講給我的兒子、孫子。我至少要讓他們銘記，人不能淪為禽獸。

我當時已聽說過部隊中女兵的婚姻問題，原來一直不信。後來知道了真相，還抗議他們包辦婚姻。在一次舞會上，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真地對我作了解釋，並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堅決拒絕分配給他的夫人。我當時對他的解釋雖然不滿意，但我知道他只能這麼說。他也同時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單身。

我說過，我不會死去。在他們把我當成一條狗，想讓我像狗一樣去死時，我要像人一樣活著。我要等到昭雪的時候，我要等到邪惡受到懲罰。如果我死去，這一段罪惡就剛好被邪惡輕易地抹殺。作為人類可以唾棄的邪惡就會以為沒有發生過。我願意把我肉體所承載的罪惡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訴！

我當兵是為了過一種新的生活，新疆的遙遠和神奇令我嚮往。在當時，這也是一種能走向遠方的方式。

幾乎沒有任何審判，根據那位同學的誣告信和父親給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國民黨中統特務，被宣判為「歷史反革命」，要判處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在押往監獄之前，他們強迫我與丈夫劃清界限。為了我愛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家人遠在異國他鄉，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認，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切夢想轉眼間破滅了。想到這裏，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牆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冤」字，然後一頭撞到了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