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源井離市區不遠，沿著旭河一直往下遊走，有時候我們也走那條路散步，經過老鹽廠坍塌的紅磚房，瓦礫堆中長出藤蔓，結鮮紅漿果。鹽廠早就破產，留下極少工人生產沐浴鹽和調味鹽，東源井又出鹽滷又出天然氣，從咸豐年間一直生產到現在，老早就評上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去了，晚上散步的人哪個沒去。」

我不知道琵琶記是什麼，但我說：「好啊，下次是幾號？我叫上關靜。」

爸爸說：「這裏現在分了一半地方給社區做文化中心，每個月有兩天市川劇團在這裏免費表演……下次我們都來看看吧，還可以，有時候會演琵琶記。」

拿著一袋子石榴繼續往前走，漸漸到了老街，青石板兩旁是黑瓦平房，每個人都坐在路邊乘涼吃西瓜，把西瓜籽吐在石板和石板縫隙。爸爸突然說：「你代理的那個同學，叫什麼來著，好像就住在這一帶……死的那個好像也是，說是同一個居委會，現在分別派了人做兩邊男人的工作。」

七月十三號凌晨五點，東源井井筒出現故障，工人在維修井筒時發生坍塌，筒內發生堵塞九*九*藏*書。上午八點井筒疏通時，筒內被封存的氣體和水由於壓力過大，發生了井湧現象，導致天然氣及硫化氫泄漏。下午六點，氣場工人控制住危險，開始進場維修，到了七點半，飯後散步的人漸漸聚集在東源井，有些人靠得很近，想看到井下維修現場，拍下來發到朋友圈。葉敏敏站在最前面，她掉下去前先驚呼了半聲，但即刻安靜下來，她死得非常快。井筒一直到當晚十二點才徹底疏通，葉敏敏的屍體被吊了上來，零零星星的幾塊，頭髮中混著她那部蘋果4S的屏幕碎片。

「那天晚上你們都去了？」

我們走到公共廁所，新近裝修過，貼滿一看即是公共廁所的白色瓷磚，作為居委會的業績，門口放了幾盆茉莉，尿騷味混茉莉香，晚風又帶水氣，讓這附近有一種含糊的定位：窮，卻又有點風情。承包公共廁所的是一對夫妻，大概就住邊上，在門廊里支了一張塑料圓凳，兩個人蹲在地上吃飯，各自抱著大碗，幾種菜混在一個大鋁盆里。我辨認出萵筍燒泥鰍和蒜薹肉絲，走過了才輕聲對爸媽說：「守ｒead.９９ｃｓw.cｏｍ廁所的吃得還可以。」

中學有一次郊遊，不知道怎麼選在這裏，大概因為井在半山上，前面有一塊平壩，壩上稀稀落落長草，四周又有不結果的桃花。我和關靜坐在一起，吃小圓麵包夾火腿腸，喝同一個保溫瓶中的熱水。有兩個人用漁線放風箏，兩隻一模一樣的大蜈蚣，先並排飛得很高，後來有一隻漸漸下墜，又纏到井上的天車。我記得班上最高的男同學試圖爬上去取迴風箏，我們所有人站在下面仰頭望著。風箏沒有取下來，天車太高，有工人出來制止，春天的風其實極大，我們下山的時候，那隻風箏已經斷線，往不確切的方向飛去。我忘記另一隻蜈蚣的下落，我也忘記到底是哪兩個人在放風箏，每個人都看起來可疑，林凌和葉敏敏，我和關靜。

開始都以為是意外，後來有個男人回家看手機視頻，清楚看見林凌在背後推她的那一下，林凌本來站得有點遠，但她突然擠開人群，猛地伸出手推向葉敏敏的腰。那男人報了警，刑警大隊的人趕到老街時，林凌正在露天壩中打麻將，穿一條碎花睡裙九-九-藏-書，她那天贏了不少錢，被帶走時還把那幾百塊胡亂塞到睡裙口袋裡。

吃過晚飯，我和父母散步到旭河對岸。旭河上有兩座橋，剛下過雨，平橋漫水，應該是橋面的地方，現在浮著幾個黑膠輪胎，有男人赤膊坐在輪胎上撒網捕魚。我們走上大橋，攤販們佔滿人行道，賣襪子、髮飾、十塊錢三條的內褲和西藏風格的綠松石項鏈耳環。有一家賣石榴，裂開兩個作為樣品，有瑪瑙樣鮮紅的籽，我們一路沒有說話，現在倒是商量起要不要買石榴，最後買了五個。

空氣中有天然氣味，我以為是誰家煮湯撲鍋，爸爸卻說：「一直這樣，快一個月了……上次井下漏的氣還沒散完，這兩天下了雨，味道已經淡了。」

我簽了偵查階段律師代理，只收兩萬，這個價格極低，卻多少能彌補我在股市上損失的錢，在無人察覺的隱秘之處，我想蓋住這又一場失敗。和林凌的丈夫王雲雷簽好合同，拿到一萬塊首付款，裝在一個用金粉印著「新春賀喜」的紅包里，他訕訕說：「……家裡找不到信封……」王雲雷穿戴整齊，看不出住在老街，家中還沒九-九-藏-書有獨立衛生間，每天早上需要排隊上公共廁所，關靜後來說，那兩萬塊是她的錢。

我們在青石板路盡頭拐錯了一個彎，不知怎麼走到區里唯一一個基督堂。近一百年的老院子，一直說要塌，一直沒有塌，於是又說是因主庇佑。院子里有四間房，圍住一個小天井，沒有人種過什麼，卻自顧自長出了橘子樹和夾竹桃。外婆在世的時候，我陪她來過幾次基督堂，因為她應承聽一次福音給我五塊錢，為了錢我聽「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又聽牧師講經，不可說人閑話，因為「凡人所說的閑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我當然沒有信主，和所有人一樣，我被他人說閑話，也說他人的閑話。後來外婆死了，家裡還是照城中慣例，請來和尚念經，道士做法，葬禮喧囂熱鬧，街坊鄰居一家送一匹布，卻來吃了好幾天飯，火化時是我堅持要放進一本《聖經》。

父母對我非常失望，看起來是因為我的離婚，其實是因為我在離婚後暴露的一切：三十九歲，沒有房子，沒有車，沒有男九_九_藏_書人，也沒有男人追求。三十九歲還要有人追求不容易，我從來長得不美，四肢細細，卻有肚腩，皮膚發黃，粉底顏色一直不對，總像一張臉上浮動另一張臉。剛搬到鼓樓后的那兩個月，我也晚上十點化好妝，走到后海喝酒。從小區到水邊需要走一條石子路，高跟鞋走在上面有一種絕望的決心，但我一直堅持穿8厘米尖頭細跟鞋。我換過不少酒吧和不少裙子，卻一直沒有人請我喝酒，始終沒有。我也就放棄了，現在每天穿拖鞋T恤出門，喝老北京酸奶，坐在酸奶鋪的塑料矮凳上。

在別的家庭，「律師」這種身份也許還能拿出來搪塞，但我的父母都在市司法局工作，都有點職位，見慣了畏畏縮縮沒有案源的律師，頂著合伙人的頭銜卻出不起合伙人的份子錢，這更讓他們一眼可以看透我的生活，看透隱藏其下的落魄失敗。父母是關靜一定要找到我做林凌律師的原因，司法局對案子說不上有什麼具體用處，但聽起來總更讓人放心，更何況——關靜私下裡對我說——「肯定是要判刑的吧？那起碼進去了能託人照顧。」我答應她，這沒有問題，司法局管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