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我決定先召開新聞發布會，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召開新聞發布會。路易斯和一位紐約市的公關大師霍華德·魯賓斯坦一起，幫我請了幾位有影響力的人物，包括美國參議院的議員曼夫瑞德·奧倫斯汀先生，和紐約政界很有影響力的勞工談判專家西奧多爾·基爾。基爾在會上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在炮台公園建會展中心，無異於在墓地建夜總會。」為了表明立場，我們在發布會場打出了條幅「34號大街，『見』造奇迹」。我在一大堆記者面前保證，我在34號大街建的會展中心將花費1.1億美元，比政府原定在44號大街的工程節省至少1.5億美元。

我沒跟自己開玩笑，羅伊可不是紀律嚴明的童子軍 。有一次，他跟我說，他要把成年時代2/3的時間都主要花在一到兩個案子的訴訟上。我聽得目瞪口呆，問他：「你不會說真的吧？」他看我一眼，笑著說：「你想什麼呢！」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

同年11月，國家政府也宣布，未來五年，為中低收入者建房的開發商，包括那些已經被批准的項目，也都得不到政府財政補貼。

他的一席話，讓我當即決定聘用他做我方律師。當時我在房地產界還默默無聞，但是科恩是個願意伸張正義的人，於是他接手了我的官司。我隨他去了法庭，為了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在法庭上，由於政府拿不出控告我們的證據，法院便從中調解，沒有判哪方有罪。我們也同意了政府的一個要求，就是在當地的報紙上登一段時間的出租廣告，出租對象是所有人，大家機會均等。

接下來，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向維克多和他的團隊推銷我自己。我沒有豐富的建設經驗和成果，但是我可以讓他們感受到我十足的幹勁和飽滿的熱情。

打完電話的第二天，我們按約定的時間見面喝酒。我其實不會喝酒，坐在那兒也不知該幹什麼。俱樂部老闆卻是海量，還帶了一個跟他一樣能喝的朋友。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他們一直在喝，我就干坐著。最後，我忍不住發問：「嗨，夥計們，要不要送你們回家？」他們說：「不用，我們接著喝。」

這項工程簡直就是恥辱，更糟的是，很多人對此根本毫無感覺。1986年，雖然受邀參加會展中心的開幕儀式，但是我拒絕了。政府原本可以在優勢地塊上建出完美工程，可是因為計劃失敗，預算不周，這一切都給毀了。即使今天會展中心取得了成功，那些被揮霍掉的金錢永遠也彌補不回來了。

我積極組建精英團隊，為的是推銷自己的地塊。於此同時，政府也有了新的選擇，他們打算把會展中心的地址改在曼哈頓南部的炮台公園區（Battery Park City），與世貿中心相對。依我之見，原址和新址選的都不怎麼樣，倒不是因為我要跟他們競爭才這麼說的。我打算跟政府公開叫板，可我只是無名之輩，要想得到公眾的支持，必須先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抨擊倒是其次，大部分時間，我都在跟別人讚美自己在34號大街的地塊。它位於高速公路右邊，或者說，在高速公路東側，交通便捷。比起政府的兩處選址，這裏離地鐵和公交車站都比較近。我的會展中心一定比政府建的省錢，而且不用讓原來住在附近的租客搬遷。

沒用多久，我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唯一的缺憾就是有幾位大人物不支持我的計劃。首當其衝的是市長亞伯拉罕·必姆。亞伯放棄了在44號大街的建設計劃，就把目光瞄準在炮台公園上，無論我怎樣跟他分析我的地塊優勢，他總是不為所動。另外一位主要反對者是副市長約翰·祖克緹。他見我逐漸開始佔優勢，便到處詆毀我在34號大街的地塊。我認為，他這麼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不願意承認自己這幾年在44號大街花費的巨額資金和精力都毫無意義。我毫不示弱，把這個原因告訴了公眾，還說了他自私自利、心胸狹隘等一系列缺點。他聽了十分惱火。我們的口水戰引來很多媒體的關注，這對我沒什麼壞處，因為我可以藉機宣傳自己地塊的諸多優勢。

比較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宣布計劃並且成功擊敗對手之後，沒到一年，紐約的經濟情況就惡化了。

我簡直聽呆了。我的母親跟父親一樣，意志堅定，她一輩子只愛父親一個人，最近他們還剛剛慶祝了金婚紀念日。我在父母恩愛的環境里長大，可是有人卻讓我別跟別人的老婆偷情。

這事確實讓我忍無可忍，況且，事實上我們根本就把房子租給黑人了。

這種場合讓我有點招架不了。我的父親是個意志堅定的人，說一不二，生活很有規律。他每天晚上7點回家，吃過晚飯之後，開始讀報紙，看電視新聞等等。這點我跟父親很像，我們跟這兩個「酒桶」簡直來自兩個世界。我甚至想，該不會曼哈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嗜酒吧，如果真是那樣，跟他們競爭起來，豈不是更有優勢了。

說是這麼說，但是用不了多久，這些地方都能有很好的改觀。就拿那些髒亂差的大街來說吧，即使是西區84號大街，也有用赤褐色砂石建造的豪華公寓，距中央公園只有幾步之遙。在條rｅａｄ•９9cｓｗ•ｃom件同樣不太樂觀的大道上，特別是公園西道和河邊大道（Riverside Drive），也有很多古老豪華的建築，面積寬敞，窗外風景絕佳，人們只是需要時間去發現這些地段的價值所在。

當時，我一直通過媒體大肆宣傳自己的建設計劃，但是還沒有將其付諸實施。紐約房產界一位大亨跟我的一個親密朋友說：「特朗普就知道吹，怎麼沒見他蓋樓的磚瓦和砂漿呢？」

我最初設想在新地段上建造面向中等收入者的單元房，房租跟現在比相當低：每月100~125美元，當時算是高價。我打算從政府的米歇爾·拉瑪項目中爭取資金支持。該項目是為了鼓勵開發商建造面向中等收入者的住房而設立的，政府給這部分開發商提供長期低利息的貸款，而且還減免他們的稅款。

來曼哈頓之後，我先加入了曼哈頓最著名但是入會條件也最苛刻的Le俱樂部（Le Club），跟54俱樂部是一種類型。它位於東區54號大街，裏面的會員基本上是商界最成功的人士和社交界最有姿色的女人。在這傢俱樂部，如果你看到一個75歲的富人左擁右抱著三個瑞典金髮美女，一定不要覺得奇怪。

同時，我也認識了很多事業有成、家纏萬貫的富翁。每天晚上我去俱樂部休閑娛樂的同時，也能學到很多東西。我學到了紐約房地產行業的運作方式，還認識了很多今後會合作的商人。就是這些富人朋友，特別是來自歐洲和南美洲的商人，後來購買了特朗普大廈和特朗普廣場里最貴的地方。

1973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新聞，提到賓夕法尼亞州中央鐵路正在提交破產申請。報紙還說，賓州中央鐵路的董事聘請了一家公司幫他們處理一些資產，公司的老闆名叫維克多·龐萬力。這些資產主要位於曼哈頓西區60號街區和30號街區。賓州中央鐵路答應維克多，每做成一筆買賣，都給維克多一筆分紅。

政府決定花1200萬美元從賓州中央鐵路買下這裏。由於我跟賓州中央鐵路已經談妥，政府答應賠償我83.3萬美元。不過，我跟政府商量說，如果他們同意會展中心以我的姓氏命名，我可以放棄這筆賠償。很多人對此持異議，但是我沒必要解釋什麼，因為，要是沒有特朗普家族，紐約恐怕到今天都沒有一家會展中心。

雖然有時候顯得強硬，但是羅伊有很多朋友，而且我自信自己也是其中一員。頭腦精明的他對朋友十分忠誠，因此絕對是個值得信賴的人。你大可放心讓他在法庭上做你的堅強後盾，即使他私底下不同意你的觀點，亦或是支持你對他來說沒有多少好處，但他從不幹兩面三刀的事。

會場入口處的位置，他們的選擇也很草率。如果入口處在會場西面，與哈得孫河相對，順便還能欣賞宜人的風景。可是，他們卻將入口放在會場東面，面朝車水馬龍的11號大道。

我一直認為西區34號大街的地段是建會展中心的好地方。但是，眾口難調，每個人的算盤打的都不一樣。起初，政府花了三年時間考察研究了一個地塊，它位於44號大街，毗鄰哈得孫河。政府想在這裏建會展中心，而且得到了很多地位顯赫商人的支持。政府對外宣稱，光是準備工作這一項，就已經花了1300萬美元，但據知情人士透露，實際花費已經接近3000萬。

卡亨接管后，第一件事是聘用貝聿銘做建築師。貝聿銘名聲很大，但在我看來，他處理問題總愛用特別大的手筆，而且毫不節制。貝聿銘首先為會場設計空間框架，但他的方案是所有職業工程師們公認的難題，而且建築費用肯定會超支。特別是用於會展中心的話，這種方案更難操作。

雖然不可理喻，我還是答應了他。成為俱樂部會員，無論從職業上還是社交方面，都對我的人生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在這傢俱樂部，我認識了很多漂亮的單身女性，幾乎每晚都出去應酬。實際上，我沒有跟她們中的任何一位真正交往過。她們雖然容貌姣好，可是從來不跟你說一件正經事。她們愛慕虛榮、瘋瘋癲癲、放蕩不羈，好多人甚至滿口胡言。我很快就發現自己不能帶這類女孩兒回公寓，在她們眼裡，我的住處簡直不堪入目，她們過分關注外在的東西。後來，我結了婚，娶了一位同樣美麗的妻子，但是，她跟她們不一樣，她和我的父母一樣，是個踏實、不輕浮的人。

我們給房客訂的租房要求是，按時交租，保持房子乾淨整潔，與鄰居和睦相處，而且他們的收入必須至少是房租的四倍。我把這些都告訴了羅伊，問他：「你覺得我該怎麼辦？」他說：「讓這些人見鬼去吧，上法庭跟他們打官司。既然你的租客里有黑人，他們就沒有證據證明你歧視黑人。」他還說：「你有權力選擇自己的租客，不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只要他們不受歡迎，你都能將他們拒之門外，政府無權干涉你的生意。」

那段時間，我從羅伊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只要他充分重視，他都能把官司打得很漂亮。他可以不帶任何筆記就上法庭，他的記憶力驚人，很多事情都能脫口而九九藏書出。如果準備充分，那他在法庭上總能表現得智慧過人，無懈可擊。但是，他並不是認真準備每場官司。他的天資聰穎，不準備似乎也能應付得來，但是，一旦出現問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每當一場官司開始之前，我都會問羅伊是否已做了充分準備，如果他說沒有，我就會請求法院延期開庭。

1975年9月，市長必姆宣稱，由於財政危機，政府決定暫停撥付支持新房建設的項目基金。

州市兩級政府決定，他們派人負責監督工程，拜他們所賜，這應該是建築史上最嚴重超時超支的工程了。政府委派城市發展委員會的主席理查德·卡亨監督我們的項目。理查德人很好，但是像羅伯特·摩西一樣，有點權力狂。而且，我並不清楚他的建設經驗和能力。

這種情況並不適合新的房地產開發。1973年1到9月，政府在紐約五大區一共批准建設了15000套單元房和單身公寓，但是到1974年同期，這個數字下降到了6000套。

建在炮台公園，比44號大街更不靠譜。那裡地處城市最南端，交通、住宿、娛樂都很不方便。我還給大家分發了我們製作的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如果在炮台公園建會展中心，就得重修西區高速公路，讓它通向這裏。另外，還得會展中心附近新建至少2000間賓館房。

為了推銷自己的地塊，無論我到什麼地方，總會先強調在34號大街建會展中心的重要性。多數人的觀點是，紐約還處於危機之中，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件事提都不要提了。

我的申請再次被拒絕，會展中心的工程從失敗變為慘敗。去年，在延期四年、超支2.5億美元的情況下，這項工程終於竣工。加上這幾年的儲囤成本費，工程耗資不下10億，財政赤字創下了7億元。

自從搬進曼哈頓，我對這個地區就更加熟悉了，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任何一個剛來曼哈頓的人，都不會用我這種方法去認識這裏——我摸清了所有好地產的位置，也成了地地道道的「城裡人」。我躊躇滿志，自認為擁有一切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年輕，有活力有幹勁，雖然在布魯克林區工作，但是我住在曼哈頓。

1974年，7月29日，我們正式宣布，特朗普集團以62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賓州中央鐵路沿河的兩處地塊，分別是59號大街到72號大街的地段和34號大街到39號大街的地段，不需要付押金。這則消息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

接下來的第一筆，便是與維克多·龐萬力和賓州中鐵公司洽談，購買康莫得酒店。

我猜他們可能是欣賞我的直率和熱情吧。那時我還從未有過什麼建築成果，但是比起那些比我小有成就的人來說，我願意做他們不屑做的生意。

政府宣布不給城市建設提供資金的數周后，市長必姆也宣稱，44號大街建會展中心的計劃暫時擱置。消息一傳出，我立刻聘請了優秀的律師塞繆爾·林登鮑姆，他對城市分區規劃的問題很在行，而且之前一直為44號大街會展中心項目服務。

不管你怎麼看他，他其實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我想，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忠誠，應該就是超強的原則性了吧。比方說，羅伊的朋友們都知道他是同性戀。如果你在社交場合遇見他，多半他都跟一些長相英俊的年輕男士在一起。但是羅伊從不談論同性戀的話題，他只是不想別人拿有色眼鏡看他。他覺得在那些非同性戀者的眼中，同性戀就是窩囊廢的代名詞。他懶得解釋，所以就刻意迴避這個話題。但是，如果有人當面攻擊同性戀，羅伊會第一個站出來反擊。

說來有趣，雖然34號大街的建設大費周折，不過我從沒拿它跟60號大街的建築項目做過對比。說到底，還是60號大街的項目困難更大啊：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反對聲音大，分區又複雜，銀行也不願在城市的經濟風雨飄搖的時候貸款給開發商。

相反，他任職期間，我為了申請在西區34大街建一座會展中心，幾乎花了四年時間。那是建會展中心的最好地方，我們也幾乎得到了紐約所有有頭有臉的商人的支持，可是直到必姆離職前的幾個星期才站出來支持這個項目，而且，他從未給過我官方的許可證。終於，到1978年，新上任的紐約市長，愛德·科赫同意了我們的申請。沒人想過我和愛德·科赫是不是私交很好，不過，說到這兒，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顯而易見了。

以低價買到好地段，誰都願意做這種買賣。當時，西區的很多住宅區都被人們看做危險的去處，幾乎每條街上都有福利旅店，公園裡也到處是毒販子。我還記得《紐約時報》上曾撰文大篇幅記載過公園西道（Central Park West）和哥倫布大道（Columbus Avenue）之間與84號大街交會的街區，說這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地區。

1979年，雖然百般不情願，我還是放棄了自己在60號大街的建設計劃，轉而投向更有前景的生意。

然而，最大的問題來自紐約這座城市自身，巨額負債弄得人心惶惶，人們第一次開始感到城市要「破產」了。這種恐懼一傳九_九_藏_書十，十傳百，人們對城市發展的信心指數大跌，大家普遍為城市的未來感到擔憂。

要知道，我是在皇後區出生，在布魯克林工作的「市郊人」，如今能在曼哈頓東區有個安身之處，心情怎能不激動？

在這個項目里，我是第一個表示有意願並且有能力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把它做好的人。有時候，為了做成一筆生意，你必須貶低自己的競爭對手。直覺告訴我，施泰力的出價不可靠，他們的公司根本就不會跟維克多方面達成協議，即使協議達成了，他們的樓盤也開發不好。任何人任何時候都能競標，包括我，因為意外有隨時發生的可能。但是，我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讓維克多和他團隊的人相信，我是個嚴謹又盡職盡責的人。

1978年1月，愛德·科赫接任市長一職，他打算親自考察我的地塊是否符合要求。我以為一切又得重新開始，不過，事情進展很快，我們的地塊也再次脫穎而出。終於，1978年4月份，市政府和州政府宣布，他們打算購買我在34號大街的地塊，在那裡建會展中心。我終於勝利了，雖然這種勝利的形式意義大於物質意義。為此事奔波的這幾年，我的付出遠大於應得的回報，何況，這種付出也不能僅從物質的角度去衡量。

自從來到曼哈頓，我能夠認識很多人，也更加了解紐約房地產，但是我始終未能發現價格合適的好地塊。1973年，曼哈頓房產界的情況開始變糟。我早預料到有這麼一天，任何事物都有周期，房產市場也是周期市場，不過，情況也不會糟得太離譜。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第一，聯邦政府要延期支付給開發商的建房補助，這些補助原來數額很大，主要撥給城市開發商。第二，銀行利率上漲。由於銀行利率多年保持平穩，很多人甚至都不記得銀行利率還會波動這回事。第三，突然的通貨膨脹無疑是雪上加霜，建築成本猛漲，帶動其他沒有發生通脹地區的建材價格也跟著上漲。

我還跟他說，買這麼一大片沒開發的地塊，去政府辦理各項申請手續也是很麻煩的。無論開發什麼項目，社區管理委員會都要干涉，而且，往城市規劃委員會和財政預算委員會跑的日子還長著呢。

他問我：「那麼你為什麼覺得自己有資格加入俱樂部呢？」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最後，這位老闆跟我說：「聽起來你人挺不錯的，吸收年輕會員對我們也有好處，我們找時間去21號包間喝一杯吧。」

我們逐漸說服了所有人。由於我們的堅持不懈，那些反對派的聲音也越來越弱。1977年，必姆又成立了另一個委員會，打算對會展中心重新選址，經過考察，他們也認為我的地塊是最優的。在這種情況下，必姆終於給我們投了贊成票——不過已經沒有效力，因為他那年的年底就要離職。

1971年，情況有了好轉，當時我決定在曼哈頓租一間公寓。公寓是位於第三大道和75號大街交會處的一間工作室，它對面就是相鄰大廈的頂層水箱。我自嘲自己住的是閣樓，因為它確實接近大廈的頂層了。我試著把它分成幾部分，讓屋子看起來大一些，不過，它終究是一間又暗又髒的小公寓而已。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愛這間公寓。15年後，我搬進特朗普大廈位置最優的3層公寓，窗外能看到中央公園的景色，當時那種心情，也不如我搬進這間小公寓激動。

我早就看中了一個地方，它是位於哈得孫河旁，起於第59號大街，止於72號大街的一片廢棄的鐵路站場。每次我沿著西區高速公路開車經過這裏，都夢想有一天能在這裏建樓盤。在沿河地區的100多畝未開發的土地上蓋樓，這種巨大的商機是顯而易見的。可主要問題是，怎樣在城市經濟危機的時候開始這項工程。

在1968年，我從沃頓商學院畢業，當時就瞄準了曼哈頓市場。但是，曼哈頓房產市場很熱，房價居高不下，我苦於找不到一筆合適的生意。我所謂的合適的生意，是指地段較好，我又能買得起的。父親的生意做得不錯，但是他並不能將一筆數目可觀的投資基金完全交給我。我剛畢業那會兒，自己有20萬元的資產，不過它們多數都套在布魯克林區和皇後區的樓市裡，於是我決定再等等。我一邊幫父親打理生意，一邊花大量時間待在曼哈頓，尋找機會。

我看出他開始對我的話題感興趣了，但又不太明白我想說什麼。於是他問：「你是在給我講大道理嗎？」我說：「這並不是什麼大道理，這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政府以民法的名義，起訴我和另外一些公司，說我們歧視黑人，不把房子租給他們。」我還解釋說，我下午剛和父親一起見了一些律師，他們來自華爾街一家很有名望的律師事務所，這些律師勸我們跟政府調停。很多商人面對這種情況時，即使打官司有百分之百的勝券，也會選擇調停，因為他們擔心對簿公堂會讓自己的臉面不好看。

現在很多衣冠楚楚自詡誠實正直的人，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忠誠度可言。他們只想著什麼對自己最有好處，卻不想想在背後捅朋友一刀自己會得到什麼報應。羅伊是reａｄ.9９ｃｓｗ•ｃom絕對干不出這種事情來的，這也是我最欣賞他的地方。羅伊這種人就是，如果你病危在床，哪怕其他人都已經離開，他還會守護你直到你離開這個世界。

跟維克多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之後，我就能為他工作，而不只是他的一個買家。這對我來說十分有利，比如，我們制定了協議，使我在購買60號街區和30號街區的地塊上享有特權，雖然我還要得到政府批准，也要得到負責賓州中央鐵路破產案的法院許可——該有的手續都得辦，但是我可以不用花自己一分錢，賓州中央鐵路方面甚至提出為我出所有的開發資金。這簡直不可思議，賣方居然為潛在的買方出提供開發基金。這件事情雖然今天聽起來是筆吃大虧的買賣，不過，在當時那個奄奄一息的紐約，根本沒人願意開發地產，所以買方是在幫賣方的忙。

最終，我說服了維克多，雖然我出價只有6200萬美元，但是把項目交給我，絕對比在施泰力身上冒險值得的多。

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讓我建會展中心，他們就能省下一大筆錢，我也樂意這麼做。但是，愛德·科赫卻認為，我剛剛把這個地塊賣出，不宜又成為它的承包商，這理由真讓我覺得匪夷所思。最後，我跟政府保證，整個承包工程花費不會超過2億元，超出部分我自己負責。這個條件其實對我很不利，很少有承包商干這種傻事。

一開始我就跟卡亨和他的團隊建議，我們得同時建會展中心的停車場。他們卻說，建停車場得先取得政府的環境影響評價書。我的意見是：「拖得時間越長越難獲批。如果一直拖到最後，就得另立文件申請，最起碼現在可以先進行準備工作。」但是，他們並不理會我的建議。所以，到最後停車場也沒建起來，而且短時期內也沒有興建的可能。

那天晚上，他們一直喝到10點。喝完后，我自然要負責送他們回家。俱樂部老闆再也沒有聯繫我，過了兩周，我給他打電話，他居然都不記得我了。我又重複了一遍我們認識的經過，一直說到我們約好去21號包廂喝酒的事情，因為那時他頭腦還清醒。他同意收我做會員，但是有一個顧慮，俱樂部好多會員都是老夫少妻，老闆擔心我長的這麼年輕英俊，會勾引那些年輕貌美的貴婦人。他讓我保證不幹那種事。

在我看來，持這種觀點的人目光都比較短淺。舉例來說，很多公司看到銷售業績下滑，就開始減少廣告開支。可是，正是因為人們都不買東西了，你才更要做廣告。建會展中心也是這個道理，我敢說，它一定能重塑城市形象，並且推動城市經濟重新步入正軌。

我跟維克多提到我們在政界也有熟人，比如亞伯拉罕·必姆，他是1973年11月當選的紐約市長。必姆原來跟我父親在一家民主黨俱樂部，他們也互相認識。和其他開發商一樣，我和父親為他競選市長捐了錢，也給其他競選人捐了。在紐約，開發商給政治人士捐款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我們捐給必姆的錢並不比其他開發商捐的多。而且我認為，也許是私下裡跟他認識的原因，必姆總是有意避免在政策上對我們有什麼照顧。

我跟維克多見了面，交談得很愉快。維克多很圓滑也很有魅力，他是義大利人，長得像個歐裔新教徒。我首先告訴他，60號街區的情況太差了，整個居民區跟現在的紐約城一樣，亂得不可收拾，我看中這種地方，可能只是頭腦發熱的結果。我一直覺得，如果自己想買什麼東西，一定要告訴賣方，他們的東西值不了多少錢，這對我是有好處的。

也是在這個俱樂部，我認識了律師羅伊·科恩。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為他名聲在外，他的無所畏懼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天晚上，我發現羅伊就坐在我的鄰桌，經人介紹后，我們聊了起來，我打算試試他——我總喜歡試探別人。我說：「我不喜歡律師，他們只會耽誤生意，不會促成生意，無論問他們什麼，他們都說不行。他們只盼著調停，而不會爭取主動。」羅伊說他同意我的觀點。我很滿意，接著說：「我做房產生意可不能像律師那樣，我要主動出擊，而不是一味忍讓。否則，別人就覺得我好欺負。」

第三天，我繼續打，我對接電話的人說：「我要跟俱樂部老闆聯繫，我有重要東西給他。」這話終於起了作用，對方把老闆的商務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我給老闆打了電話，首先非常禮貌地介紹了自己：「您好，我叫唐納德·特朗普，我想加入貴俱樂部。」他問：「你有朋友或家人是我們的會員嗎？」我說：「沒有，我一個會員也不認識。」

同時，維克多還幫我在媒體界建立了良好的信譽。美國知名經濟雜誌《巴朗》的記者問他，為什麼選擇了特朗普。他說：「這個項目存在很多未知的風險，像黑洞一樣，一旦涉足，很難抽身。我們跟很多人交涉，但是他們沒有闖勁，準備不周，缺乏想象力，不是我們期待的人選。特朗普就不同了，他身上有19世紀開發商所具備的優良品質，他是時代的英雄。」

成為Le俱樂部會員的經歷還挺難忘的。一天，我撥通了俱樂部的電話，自我介紹說：「我叫唐納德·特朗普，我想加入貴俱九-九-藏-書樂部。」電話那頭傳來輕蔑的笑，一個聲音說：「你在開玩笑吧？」他的反應沒什麼好奇怪的，我畢竟只是無名小輩。第二天我又想了一個辦法，繼續打電話過去，說：「我能不能看一下你們的會員名單？裏面可能有我認識的人。」電話那頭的回答是：「抱歉，我們的名單不對外泄露。」於是又掛了電話。

我前腳剛宣布了自己的購買計劃，後腳就有人出來跟我競爭，施泰力房產公司（Starrett Housing）就是其中之一。在布魯克林的時候，我和這家公司合作了施泰力城市住房項目。他這次願意出價1.5億美元跟我競爭，具體數目還要依據集資情況和相關機構是否批准為準。我的出價跟他的相比，簡直抬不起頭。

不出所料，很多人表示懷疑，各媒體也一片嘩然，但是政治家們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從那之後我發現，政治家是不會在乎花費的，反正花的不是他們的錢。

另外，我還聘請了路易斯·桑夏，她是一位盡職盡責，很有政治背景的人。1974年，修·凱瑞競選州長的時候，她是修的財政顧問，同時，她還是民主黨派的財政主管。剛開始，路易斯幾乎是無償為我工作的，後來，她成了我公司的副總裁。

我也開始擔憂紐約的未來，但倒不至於為此徹夜難眠。說到底我還是個樂天派，而且從城市的危機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機遇。我是在皇後區長大的人，我一直覺得在曼哈頓生活是最棒的，它是世界的中心——當然，這話可能有很強的主觀色彩。無論城市現在遭遇了什麼危機，我都堅信最後一定有轉機。紐約始終都是獨一無二的，不是嗎？

1974年6月份，我宣布買下地塊前的一個月，我、維克多和他團隊的一些人約見了亞伯拉罕·必姆市長，試探他對我們開發計劃的意見。他給了我們很多鼓勵，但是計劃公開后，他卻從未表過態，直到所有相關機構，包括城市規劃委員會、財政預算委員會和當地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全都審核通過了之後，他才表明自己的立場。這就是政界人士，風往那邊吹，他就往哪邊倒。

維克多願意相信別人，他打算看看我的表現，還建議我把西區34號大街的開發權也買下來。我想，可能我的自我評價有點言過其實，讓他完全相信了。但是，我別無選擇。我只有27歲，無論是父親還是我，我們都沒在曼哈頓開發過樓盤。儘管維克多很看好我，可是，如果不是我把自己的公司說的龐大又資歷雄厚，他也不會這麼信任我。我們的公司其實沒有什麼正式的名字，但是我告訴維克多，它叫「特朗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可能「集團」這個詞聽起來很氣派吧。很少有人知道，所謂的「特朗普集團」只不過是布魯克林區Z大道上的幾間小辦公室而已。

這些問題讓我忍無可忍。1983年，工程延期和超支問題越來越嚴重，我提筆寫信給新的城市發展委員會主席威廉姆·斯特恩，第二次申請工程的承包權，這次我不要任何的資金補助，只要讓我擁有工程的監督管理權，我還保證一定能在預算內高效完成工作。

朋友把這話轉述給我的時候，我因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而感到憤怒，一年多沒跟那個嘲笑我的人說話。現在回頭想想，也許他說得沒錯，所有的一切都可能煙消雲散。如果我在曼哈頓沒有成功完成第一個開發項目，如果政府沒有批准我建會展中心，沒有同意我來建設君悅大酒店，我可能今天還在布魯克林，做房屋出租生意。而恰恰是有了這一切，才有了我的現在。

只要別人願意聽，我就會告訴他們：34號大街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政府的兩處選擇糟糕至極。要想在之前選擇的44號大街建會展中心，就得在哈得孫河上搭防水台，建到河上面，這樣做成本高、問題多、耗時長。而且，44號大街的地塊面積太小，根本沒有擴展的空間，如果會展中心建在水上，還得經過日漸風化的西區高速公路才能到達。最後，我會使出「殺手鐧」：要想在水上搞建築，必須獲得政府的水上建築許可。為此，我專門做功課查詢了什麼是水上建築許可證。它是政府批准開發商在特定水域搞建設的許可證明，要想得到它，得先通過國會立法。

因為這片區域面積廣闊，很多地方都能留作日後開發。有一次，議員羅伯特·瓦格納讓他畢業班的學生到我的地塊上做項目評優，我想辦法得到了他們評優報告，將之命名為「瓦格納報告」。這個報告可是獨一無二的。

我從沒聽過維克多·龐萬力，但是看了報紙之後我決定認識他。我打通了他經紀人的電話，說：「你好，我是唐納德·特朗普，我想買60號街區的地塊。」這種直截了當的方式是很有效的。

那段時間，每早起床，你都能在早報頭條讀到關於經濟危機的報道。每當看到這種新聞，我都忍不住為城市的未來感到擔憂。當我確定自己得不到政府的建設補貼之後，我決定另闢蹊徑。

1975年1月，為公共住房發行債券的城市發展協會（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拖欠了1億多美元的債券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