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說：「我們手裡還有幾家酒店，你可能會有興趣。」

得到消息后，我立刻步行去了康莫得酒店，那天的情景我至今歷歷在目。酒店附近的地區落敗不堪，半數建築物都已被沒收。康莫得的外牆髒得不成樣子，酒店門廊也邋邋遢遢，看起來像個福利旅館。一樓沿街房是破破爛爛的跳蚤市場，店面都被木板封住了，門口亂糟糟堆著廢棄物。多數人看到這幅場景，一定覺得壓抑難耐。

我在自己的遺囑里也提到了這項排他合同，為的是防止我的繼承人過於溫順，讓凱悅集團鑽空子。我擔心自己去世后，凱悅集團會派出詭計多端又和藹可親的人，對我的繼承人說：「我們打算在肯尼迪機場（Kennedy Airport）建一家對君悅酒店不具競爭性的酒店，你一定不會介意吧？」凱悅集團想在紐約建的酒店，絕對不止一家。但是只要決定權在我手裡，就沒什麼好怕的。

這個想法不是心血來潮，我知道潛力和弊端並存，這項投資可能讓我一鳴驚人，也可以讓我一敗塗地。從第一天接觸這筆生意，我就在儘力讓所有風險最小化，從經濟方面來說，所有努力都沒白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筆交易越來越棘手，雖然投入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可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單純靠金錢就能解決的。我不能只在嘴上說說，我還要證明我自己，向其他房地產開發商、向媒體、向我父親證明：我一定說到做到。

5月19號，紐約所有報紙都在頭版撰文發布了康莫得酒店最後一批住戶搬出的消息，還提到上百名酒店員工變為無業游民，店鋪老闆擔心酒店倒閉會影響自己的生意。這樣的報道正是我願意看到的。5月20號，預算委員會8比0全票通過我的稅費減免申請。40年的稅費減免期限可以讓我省下數千萬元的資金，這場戰役付出的很值。

負責城市經濟發展的專員為我的申請構架出了兌現方案。他們可以連續40年減免我的房產稅，條件是我要給政府交年費，酒店經營的利潤也要跟政府共享。具體的操作辦法相當複雜。第一，我付1000萬美元給賓州中鐵，買下康莫得大酒店，從這些錢里拿出600萬給政府，作為償還酒店當初欠下的房地產稅。第二，政府以1美元的價格從我手中買走康莫得酒店，然後租給我，租期99年。我以租金代替房產稅，第一年租金25萬美元，逐年遞增，到第40年免稅期結束，我的租金是270萬美元。同時，我要按一定比例將營業收入給政府分紅。這樣下來，我們實際支出的錢跟1974年按酒店價值算出的房地產稅相差無幾。

這點擔憂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傑伊·普立茲克的父親安·普利茲克算是家族元老了，最近剛剛去世。他在世的時候，只要來紐約，一般都會找我。普利茲克父子性格迥異，唯一的共同點是都很精明。傑伊很理智，但是他的父親比較感性，性格開朗，像泰迪熊一樣可愛，他們倆是一對完美組合。老普立茲克先生剛開始創業的時候沒什麼資產，但是銀行願意貸款給他，就是因為他討人喜歡。傑伊就不同了，他不需要討好銀行。現在家族企業壯大起來，傑伊作為掌門人，哪怕再冷若冰霜，銀行也願意跟他打交道。

我跟他說，設計的關鍵是一定要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康莫得大酒店之所以經營不好，一半原因是因為它的氛圍讓人感到壓抑。從一開始，我的觀點就是徹底改變酒店外觀，將原來的磚牆改為青銅建材，如果青銅成本過高，就用玻璃。我希望酒店看起來富有現代氣息，能夠光彩奪目，讓行人願意駐足欣賞。我看得出，德爾完全領會了我的意思。

看來想得到銀行貸款，只能先讓政府給我們減免稅費。我把希望寄托在政府1975年初頒布的《商務投資獎勵辦法》（Business Investment Incentive Policy）上，這個政策主要是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給開發商進行稅費減免，鼓勵他們進行商業投資。1975年6月，我毅然向政府申請稅費減免。很多人會覺得我的做法很可笑：沒有銀行貸款還敢申請？可是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不僅去要，還要多要。我一定要鎮定自若地向政府申請大筆的免稅金額，這樣的話，即使他們削減一部分，剩下的也不少。這就跟玩高風險賭博遊戲差不多，如果競爭雙方都沒有好牌，那就只能從氣勢上壓倒對方了。不過，一旦在政府面前誇下海口，就沒法不做這樁生意了，不然別人會說我不講信用。何況，那時候政府確實是迫切地鼓勵商人投資。

顯然帕特想辦法解決了這件事情。新的經理很圓滑，他每周都給我打幾次電話，把酒店所有瑣事交代一遍。比如：「唐納德先生，我們想把14層的牆紙換掉，您有什麼意見？」或是：「我們打算給一家餐廳換新菜單了。」或者：「我們打算更新洗熨服務的方式。」除此之外，所有與管理有關的會議他也邀我參加。他這樣事無巨細，把我牽扯到酒店管理中，讓我實在受不了。最後，我告訴他：「別問我了，你看著辦吧，這些事情不用讓我知道。」他的手段很高明，沒有跟我硬碰硬，read.99csw.com而是主動、友好、熱情地跟我溝通，最後成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我終於不再過問酒店的事情了。

我認為，龐萬力和賓州中央鐵路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誰也不希望看到康莫得酒店破產倒閉。5月12號，龐萬力宣布，賓州中鐵打算6天之內永久關閉康莫得酒店，除非政府第四次訂出投票表決的時間。緊接著，批評聲又來了，說龐萬力的聲明只不過是激將法而已，龐萬力是該從時間上要挾政府了。其實，早在6個月前賓州中鐵就放話說夏天會關閉康莫得酒店，加上酒店的入住率也由去年的46%下降到了33%，預計1976年酒店的損失會達到460萬。

最後，我們從另外兩家機構得到了資金支援。第一家是公平人壽保險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它們除了做業務，還有很多不動產。保險公司老闆喬治·皮科克同意借給我3500萬美元，他跟他的員工都認為新建的君悅大酒店會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另外一家是鮑里儲蓄銀行（Bowery Savings Bank），總部在我的酒店對過，他們借給我4500萬美元，原因很現實：他們可不希望與自己一街之隔的鄰居破產完蛋。

我重新找到維克多，跟他說我對康莫得酒店感興趣。維克多聽了很高興，因為在別人眼中，康莫得已經一文不值了。我同時把自己的想法也告訴了父親，父親以為我在開玩笑。後來在一次採訪中，父親跟記者說，他聽了我的想法之後的第一感覺就是：「當時，連赫赫有名的克萊斯勒大樓（Chrysler Building）都瀕臨破產，他卻買這麼一家酒店，簡直就是飛蛾撲火。」

1975年5月4日，我們一起開了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合作夥伴關係，在假定我們得到銀行貸款和政府免稅的情況下，完成購買、裝修和翻新康莫得酒店的一系列工作。有了凱悅集團的「通行證」，再加上德爾早期的設計圖和工程的粗略預算，我就可以向銀行申請貸款了。我已經聘請了一位資歷很深的房產經紀人亨利·皮爾斯協助我進行貸款。

沒想到，銀行依舊不給我們貸款，現在我還是無法理解銀行為什麼不相信我們。1974年，康莫得酒店的房價是每晚20.80美元，只要入住率保持在40%以上，就能保證酒店收支平衡。我們計劃買入酒店后，房價定為每晚48美元，平均入住率60%，這已算是保守估計，可銀行卻說我們過於樂觀。結果，到1980年9月酒店正式營業的時候，城市經濟開始復甦，房價漲到每晚115美元，入住率超過80%。1987年7月，房價漲到每晚175美元，入住率已接近90%。

1980年9月，改裝之後的康莫得大酒店，也就是君悅大酒店正式開張營業了。酒店可以說是一炮而紅，經營到今天，每年的毛利潤超過3000萬美元。既然凱悅集團負責酒店經營管理，所以，酒店建好之後我的任務也基本結束了。不過，因為我享有酒店50%的股份，所以酒店也不是完全與我無關。為此，我和凱悅集團剛開始還產生了點小摩擦。我經常派主管去酒店看一下運營情況，多數都是我妻子去，凱悅為此很不滿意。有一天，負責所有凱悅連鎖酒店的主管帕特里克·福利給我打來電話：「唐納德，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君悅酒店的經理快要受不了了。您的妻子經常過來，大廳角落的灰塵她要管，門口守衛的制服是否整潔她也要管。酒店經理不擅長跟女士打交道，但畢竟他才是這裏的主管，手下還有1500名員工。我們應該按酒店規章制度辦事，不然沒法做生意。」

很多事情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改變。當初反對我構想的那些評論家和保守派，等酒店建成后，都很喜歡它。他們發現君悅大酒店原來是一個巨大的「投影儀」，無論是走過42號大街還是穿過公園大道，只要抬頭看一眼君悅大酒店，就能看到四面玻璃牆上映射出的中央車站、克萊斯勒大樓等一些附近的地標，這些事物以前是很少被人注意到的。

當然，這些計劃的最終決定權在城市預算委員會（Board of Estimate），他們將於1975年12月份開會討論我的申請。距他們開會討論還有一周的時候，我找到維克多·龐萬力，跟他說，如果我們想得到政府的免稅，就要想辦法證明康莫得酒店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馬上就要倒閉了。維克多跟我想的一樣。12月12號，龐萬力對外宣布，1975年間，賓州中鐵在康莫得酒店又損失了120萬美元，1976年情況將會進一步惡化，酒店最遲到1976年6月30號永久關閉。

可是一切都無濟於事。有一次，終於有一家銀行願意給我放款了，結果在最後一刻，我的一個主管人員因為提了一個無關緊要的技術問題，讓整個工程功虧一簣。這個主管簡直是個機器，對工作毫無感情。工作對他而言就是耗時間，他只要每天下午5點按時回家，就萬事大吉。這種態度，還不如一個對事業充滿激|情的殺手。如果一個殺手跟你說「不行」，你rｅａｄ.９９ｃsｗ.cｏm還有機會說服他，也許經過一番唇槍舌劍，能跟他達成協議。可要是一台機器說「不行」，這可就難辦了。就像這位主管，你對他講遍世界上的大道理也不頂用，完全是對牛彈琴，他聽完后還是一板一眼的跟你說：「唐納德，不行，不行，真不行。」這件事過後，我跟亨利說：「要不這個生意就算了吧。」但是亨利不想放棄，他跟我的律師傑瑞·施拉格給了我很多鼓勵，我們一起繼續努力著。

賓州中央鐵路在市中心確實是有幾家酒店，互相離得也不遠，它們分別是：比爾特摩酒店、巴克萊酒店、羅斯福酒店、康莫得酒店。前三家酒店經營相對得比較成功，買下它們應該不會花太多錢。康莫得酒店危機重重，不僅不盈利，而且多年拖欠稅金。

他們之所以反對我，主要是覺得政府給我的好處太多了，減免稅費的期限只是原因之一。批評者們還認為，不該把我給政府的分紅設置上限。而且，按照1974年的標準，我的最大租金數額和全部房產稅價格相等，其實這筆數字應該是很靈活的，因為還要考慮幾年之後房產升值，和隨之上漲的房產評估價格。

1975年初，我開始物色經理。說實話，我對酒店經營一無所知。如今經過多年學習，我已經懂得如何把酒店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是那時候，我才只是一個27歲的年輕人，連酒店都沒住過幾次，卻敢買下一座150萬平方英尺的「龐然大物」。這家酒店將擁有1400個房間，是繼25年前希爾頓大酒店之後紐約最大的酒店，為此，我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的經理。我把酒店定位為大酒店的連鎖酒店，這個設想基本合理：連鎖酒店雖沒有特別之處，但能加入國內酒店系統的大家庭，學到生意經和酒店管理知識。

我很少用對待老普利茲克的方式對待別人。他1986年去世，葬禮在芝加哥舉行。那天我剛好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商務會議，關於我夢寐以求的一筆生意，為此我已經準備了幾個月，而且與會人員是從四面八方專程趕來我辦公室的。但是，為了去芝加哥參加葬禮，我取消了這個會議。雖然這筆生意再也沒希望談成了，但是我不後悔。這個世界上總有這麼一些人值得你去尊敬和愛戴，在他們去世的時候送他們最後一程。我想，之所以能跟凱悅集團保持長久穩定的合作關係，除了他們企業本身的強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一直對老普立茲克先生懷有敬重和緬懷之情。

維克多的消息讓我喜不自禁。我當即想到，康莫得酒店在紐約中心，位於42號大街和公園大道交會處，與中央車站相鄰，將來一定是這四家酒店裡發展前景最好的。

購買康莫得酒店，其實是要耍一些「花招」的，不過這些花招比我預想的多。首先，我得讓龐萬力團隊的人相信，我是購買酒店的最佳人選，但是洽談中盡量不涉及錢的問題。同時，我請到一位經驗豐富的酒店管理人員，有他做擔保，我向銀行尋求貸款會容易一些。這還不夠，我還要說服政府官員最大限度減免我的稅費。當時那種情況，銀行甚至不願意貸款給效益好的企業，但是，如果看到政府能給我減稅的話，銀行一定願意給我貸款。

我沒想到，兩天之後又有一項重要聲明——波特曼聯合公司（Portman Associates）聲稱放棄在地跨三條大街的時代廣場建大型酒店的計劃，原因是他們申請了兩年的銀行貸款始終得不到批複。這個消息對我來說很不利，因為我正在搜集所有跟貸款有關的信息，以此向銀行證明在紐約投資是有意義的。不過，我也可以為此跟政府挑明，波特曼公司的失敗更證明，如果政府不批准我減免稅費，我會跟波特曼公司一樣得不到銀行貸款。

如果我是負責談判的政府官員，我也會陳列上述理由。但是，雖然其他酒店經營者都忙著雞蛋裡挑骨頭，卻沒有人跟我爭奪酒店的經營權，因為他們中絕大部分人都認為我是經營酒店的不二人選，這一點政府也沒有異議。在那之前幾個月，一位政府官員曾讓我把跟賓州中鐵的合同複印件寄過去，我照做了。不過，因為我那25萬美元還沒有到付，寄給政府的合同里只有我方的簽字。這一點無人察覺，直到兩年後，一位記者打算報道當年那筆生意，請政府找出當年的合同，才發現了紕漏。

吃過晚飯，我請德爾和另外一些朋友去我的住處，就是第三大街的那間小工作室。到了那兒，我讓他們給我的傢具提點兒意見，有的人只是附和說「很好」、「不錯」之類的，德爾則不同。「傢具太多了」，他一邊說著，一邊重新擺放它們的位置，有些直接給挪到了門外走廊里。被他這麼一擺，屋裡的空間顯得大了許多，我非常喜歡。

但是當我離酒店越來越近，卻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當時是早上9點，很多來自康涅狄格州和韋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的西裝革履的上班族從中央車站和地鐵站湧入42號大街。 紐約雖然在衰落，可我在康莫得大酒店卻看到了希望。只要紐約城一天還在，每天就會有成千上萬上流社會的人從四面八方經過這裏。不說別的，康莫得酒店是發展read.99csw.com這裏的關鍵，如果讓我經營，它一定能東山再起，因為光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很佔優勢。

1974年末，我致電凱悅集團總經理小胡戈·孟弗蘭德，即斯基普·弗蘭德。斯基普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通過交談我確信凱悅想在紐約開一家連鎖酒店，於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我們很快就達成臨時協議，我真是既高興又自豪。兩天後，斯基普卻打來電話說：「抱歉，我們上次訂的協議不合適。」於是我們又重新協商，握手成交，可是幾天後，生意又黃了，這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後來，凱悅集團一位跟我關係很好的高層主管打電話告訴我：「我有一個建議，你可以打給董事長傑伊·普利茲克，直接跟他談。」

另外一項引起巨大反響的是酒店大廳。紐約多數飯店的大廳都讓人感到沉悶乏味，我的酒店大廳一定要與眾不同，讓人們流連忘返。大廳的地板是奢華的褐色大理石，欄杆和圓柱都用了富有光澤的黃銅。這座高達170英尺的玻璃外觀酒店在42號大街平地而起，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我敢說，如果繼續保持康莫得酒店原來沉悶老氣的風格，一定收不到現在的影響力和商業效果。

亨利·皮爾斯是皮爾斯，梅爾，格里爾公司（Pearce, Mayer, Greer）的老闆，是個了不起的人。他雖已將近70歲，但是看起來比20幾歲的年輕人還有幹勁，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他總是盡職盡責，不屈不撓。因為年紀大，人們自然覺得他資歷深，再加上他執著的精神，都對我們的工作很有幫助。我們總是一起去見那些尊口難開的銀行家，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沒聽過我的名字。很多方面我比亨利要保守，於是銀行家專心對付亨利這位跟銀行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白髮老人，對我則比較放心。

擔心歸擔心，可是我在公眾面前毫不示弱，從不承認自己有錯。一次一個記者問為什麼我能得到40年的稅費減免，我回答他：「那是因為我沒跟政府申請50年稅費減免。」

我用當初說服維克多·龐萬力的方法跟銀行談判。我先告訴他們特朗普「集團」取得的成就，還特彆強調我們會在預算之內按時完成工作，因為我知道銀行最害怕成本超支，如果超支，即使當初完全符合條件的貸款最後也有可能收不回來。我向他們展示了設計圖紙和跟酒店一樣光彩奪目的模型，另外，我保證酒店一定會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創造成千上萬個新的工作崗位，最後，我一定要說說凱悅集團的巨大影響力，還有我們期望從政府得到的稅費減免。沒想到，一提稅費減免，我就犯了「第22條軍規」（Catch-22），使自己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原因是，沒有銀行貸款，政府是不願意考慮稅費減免的，同樣，銀行也是看到政府先批了稅費減免，才願意對外放款。

君悅大酒店經營得很成功，不過，比起君悅酒店一半的擁有權，我更看重合同里的一個小條款，人們稱它「排他合同」。合同規定，沒有我的允許，任何人不得在紐約五大區建凱悅集團的連鎖酒店跟我競爭。

最後我們決定另闢蹊徑，正面進攻不行，我們就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他們的立場去說服他們，主要是引起他們的負罪感和社會責任感。我會說，從你們的角度看，貸款給我們是為紐約做貢獻。紐約現在雖然身陷危機，但是它的明天是美好的，你不貸款給我們，讓我們為城市經濟發展做貢獻，怎麼幫紐約復興？既然你能借錢給第三世界的國家和郊區的商人，為什麼不把錢借給我們？

老普利茲克以前來紐約，會這麼跟我打電話：「唐，我來紐約了，找你沒什麼事，就是跟你打聲招呼。」我會說：「我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你想在紐約開連鎖酒店，對不對？」他說：「唐，真希望你同意我們在紐約建酒店，這不僅對你沒壞處，而且對我們，對所有人都是件好事。」每當聽到他這麼說，我都會故意轉移話題，他人這麼好，我實在不忍心直接拒絕他。

距預算委員會第三次投票表決還有兩周，跟我競爭康莫得酒店經營權的人終於出現了。對方在一片窮人區擁有幾家廉租酒店。他們的負責人表示，如果政府得到康莫得酒店的所有權，他們願意買下酒店，投入幾百萬進行翻新，將經營所得利潤與政府共享，上不封頂。由於對方信譽不高，提出的想法又欠考慮，他們的出現其實是幫了我的忙，康莫得酒店可不需要三流的管理和二流的投資。

轉眼已是1975年春天，我給傑伊·普利茲克打了電話，他對我的來電似乎很感興趣。凱悅集團總部位於芝加哥，但是傑伊說下星期會來紐約跟我見面。我那時還沒有豪華商務車，只能開著自己的車去接他。誰想到那天非常熱，我想傑伊坐在車裡一定特別不舒服，不過他沒表現出來。看的出來，傑伊為了生意是可以心無旁騖的。休息的時候，他會很放鬆，但是大部分時間他都敏銳機警，做事謹小慎微。幸運的是，我很適應他的性格，所以我們倆相處很好。傑伊另外一個特點是不輕易相信別人，這點跟我很像，我們對彼此都很有警覺，不過這也意味著我們從一開始就很尊重對方。

公司最有權的人只有ｒeaｄ•９9ｃｓw.ｃｏm一位，其他人說白了都在給他打工，員工是不會為了別人的生意盡全力爭取的，他們儘力爭取的只是自己的工資和聖誕節福利，其他時候則是能不煩老闆就不煩。所以，他們給上司彙報一筆生意的時候，自己基本上沒有任何立場。在我面前，他會對我的生意表現得很感興趣，可是在老闆面前，他至多會說：「紐約有個叫特朗普的打算跟咱們做生意，這筆生意對我們有利有弊，您有什麼意見？」如果老闆感興趣，員工自然隨聲附和，如果老闆不滿意，員工馬上見風使舵，說：「我也覺得您不同意，但又覺得應該給您彙報一下。」

首先，我需要一個精美絕倫的設計，讓人們對我的酒店一見鍾情，為此，我約見了一位年輕有為的建築師德爾·斯卡特。我們于周五晚上在麥克斯韋餐廳見面，我很快被德爾的才情所吸引。我告訴他自己的想法之後，他拿起菜單就開始繪製設計圖。

反對我的人怎麼想無所謂，10天之後《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讓我雙喜臨門。社論說：「唐納德的競爭者只會讓康莫得酒店帶來欠稅和破產。他們除了給政府帶來稅務上的損失，還會讓酒店所在的地區從發展主力變為城市的傷疤和心病。」

1976年初，預算委員會決定修改給我的免稅方案，他們不再需要我先把酒店以1美元賣給政府，再高價租回，而是把我的生意交給紐約州的城市發展委員會。移交過程是符合規範的，不過從個人角度講，這個改變對我大有裨益。跟政府相比，城市發展委員會擁有驅逐權，即他們可以依法迅速、高效地驅逐原有房客，換做開發商，這項工作大概要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

我們見面后，帕特告訴我：「我打算給酒店換一位經理。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而且跟你妻子一樣是東歐人。他處事靈活，能跟你妻子和平相處。這樣你妻子就能隨時過來，發表任何意見，我們也能皆大歡喜。」

我告訴帕特：「我明白你的意思，也知道這樣做確實會出問題。但是，既然這家酒店的一半股份都是我的，我就不能對發現的問題坐視不管。」帕特建議我們下周面談這個問題，我同意了，我喜歡帕特也尊重他，他是個出色的主管，有著愛爾蘭民族的所有優點。無論在哥倫比亞特區的華盛頓，還是在佛羅里達的西棕櫚海灘（West Palm Beach, Florida），他能記住那裡每一位凱悅酒店員工和他們家人的名字，他會跟廚師問好，鼓勵行李工好好乾，對保衛和女服務生態度也很好。他一來到酒店，所有人都會精神倍增，感覺腰板兒也直了很多。

1974年秋末，我把購買酒店的事情正式與龐萬力提上了桌面。八九個月之前，賓州中央鐵路公司剛剛投資200萬對康莫得酒店進行了翻新，這項工作的效果，僅相當於給一輛出過嚴重車禍的車重新打了蠟。酒店翻新之後，1974年賓州中鐵還是產生了巨額虧損，這裏面還不包括康莫得酒店欠下的600萬元稅款，康莫得酒店就是公司虧損項目之最。

可是，到了1976年4月，預算委員會依然沒有對我的申請做出批示，反對我的呼聲卻越來越高。最強的一支來自一些酒店的老闆。阿爾伯特·福爾米可拉是紐約酒店協會的會長，他認為政府給我減免稅費，對其他交付全額房地產稅的經營者是不公平的。希爾頓酒店老闆阿方斯·薩拉莫內則說，免稅期十年還可以接受，十年之後，所有人都該公平競爭。哈里·赫爾姆斯利算是他們當中經營比較成功的，嫉妒心也不強，可是連他都說我的要求有點過分。預算委員會投票表決之前，三位委員在康莫得酒店前面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譴責我跟政府的協議。我並沒有太放在心上，這隻是政客的一種慣用伎倆罷了，他們聽到反對我的風聲，便見風使舵，藉機吸引選民和媒體的眼球。

在我看來，讓酒店保持原來的風格等於自取滅亡。我對評論家說：「拜託各位，別跟我提那些偉大的建築了。克萊斯勒大樓已經喪失了抵押品贖回權，整個街區都奄奄一息，你們說的根本行不通。讓我保持康莫得酒店的原有風格實在是太荒唐了。」

1975年10月份，我第一次向政府提出申請，沒有繞任何彎子。我在申請里說，康莫得酒店的情況急轉直下；要是不採取措施，中央車站附近的區域馬上就成為貧民窟了；凱悅集團在紐約建連鎖酒店，萬事俱備，只欠幾百萬建築基金，我熱切盼望政府能給我減免房地產稅。

一開始，我就看好了凱悅集團龐大的連鎖機構。希爾頓和喜來登酒店名聲雖大，可都有點過氣，假日酒店和華美達酒店（Ramada Inn）星級又太低，只有凱悅讓我滿意。凱悅的設計風格富有現代色彩，外觀清新明亮又有光澤，這些正是我對康莫得酒店的改裝設想。另外，凱悅集團的門檻很高，如果生意做成了，也是對自我能力的證明。

我聘用了德爾，並花錢請他趕製設計圖，以便給政府和銀行做幻燈展示用。我還囑咐他，設計圖一定要很上檔次，一個製作精良的幻燈片會對事情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由於購買賓州鐵路沿河兩處地塊的緣故，我跟維克多·龐萬力和他的團隊相處rｅaｄ.9９ｃsｗ•cｏm得越來越好。197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維克多的辦公室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夥計，現在我已經有了賓州中央鐵路的兩處地塊，你們公司還有什麼好買賣？」

其實我只是在碰運氣，因為銀行貸款隨時可能泡湯。但是，傑伊·普利茲克的不在場對我非常有利。他當時在尼泊爾登山，代他出席的一位經理怎麼也聯繫不到他，而銀行只給凱悅集團一個小時的時間做決定。在這一個小時里，我自己動手寫了一份排他合同，內容是除了我的君悅大酒店，凱悅集團不能在紐約五大區（包括兩個機場）新開連鎖酒店。合同允許凱悅在這些地區開小型豪華酒店，但是我認為，從經濟方面考慮，這種酒店的可操作性不大。一小時期限到了，凱悅集團的代表簽署了我訂的合同。

很快，我們為交易制定了初步計劃。我打算以1000萬美元收購酒店，前提是我能得到政府的稅費減免、銀行貸款，還要找一位酒店經理。也就是說，我會全盤考慮再做定奪。不過，有25萬元是我必須要花費的，但是我又不願意在談生意的初始階段就這麼大手筆，要知道，在1974年，25萬元對我來說可是個大數目，於是我打算緩一緩。合同已經簽好了，但是我讓律師從中又找出了很多法律漏洞，然後給他們駁回。與此同時，我繼續為各項事宜積極準備著。

到1975年春天，我們的設計工作已經進行的差不多了。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德爾打電話說他被供職的卡恩·雅克布/霍克國際建築公司（Kahn& Jacobs/ Hellmuth, Obata& Kassabaum）解僱了。我知道他跟自己老闆的關係一直不好，但是霍克國際建築公司無論從資源還是名氣上，都對我的酒店建築很有利，我不想因為這兩方的矛盾耽擱工程進度，而且，德爾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新東家怎麼辦？誰知德爾很快跟格魯澤聯合公司（Gruzen & Partners）簽約了，這倒讓我有機可乘。霍克公司非常想繼續負責我的酒店建設，德爾也是，我可以利用他們的這種關係壓低薪酬。最後，我選擇了德爾，付他的薪酬自然不算太高。我告訴他，這項工程意義非凡，能使他成為建築界的明星。雖然當時對自己的薪酬不滿意，但是德爾後來告訴我，我的話沒錯，從君悅大酒店（Grand Hgatt）〔凱悅酒店旗下品牌之一，總部沒在芝加哥，其中還包括柏悅（Park Hyatt）、凱悅（Hyatt Regency）、Andaz，Hyatt Place等酒店品牌〕到後來的特朗普大廈，他的精彩設計確實為自己贏得了建築界明星的稱號。

如果只是重新粉刷康莫得酒店，而不是把它改建成全新的君悅大酒店，我一定能省下千百萬資金，而且，竭力反對我花重金對康莫得酒店進行翻新的人的確不在少數。從我宣布把康莫得的磚面牆改成玻璃幕牆那天開始，一些評論家和保守派就開始反對，他們認為酒店應該沿襲中央車站地區的古樸風格，用磚和石灰岩做建築材料，跟街區其他建築的風格保持一致。

我們很快達成協議，同意做彼此的平等合作夥伴。我負責建酒店，凱悅負責建成后的經營。比達成初步協議更重要的是，從此以後我可以直接找傑伊解決任何問題，這種關係一直延續到今天，雖然我們有時候不苟同彼此的觀點，但是合作關係一直很穩固，因為我們可以直接對話。

有趣的是，我最有力的武器是拿紐約城糟糕的經濟環境做擋箭牌。我跟龐萬力說，在紐約經濟岌岌可危的時候，我可能是唯一一位願意在破敗街區購買瀕臨倒閉酒店的人。對銀行方面，我跟他們說，給新項目提供貸款是他們振興紐約經濟的職責所在。對政府官員，我也有充分的理由：他們給我減免稅費是一項雙贏之舉，我的酒店肯定會帶動與之相關的建築項目和服務業的發展，繁榮區域經濟，最終能給城市貢獻大量的稅金。

早些時候，我希望從凱悅集團董事長傑伊·普立茲克那裡爭取這個條款，被他拒絕了。傑伊頭腦精明，他肯定不願意在紐約這座國際大都市只建一家連鎖酒店。就在我們正式簽合同之前，我單獨跟一位銀行部門經理進行了交談，我告訴他，這次貸款數額大，風險高，唯一保護銀行貸款的方法就是從凱悅集團得到排他合同，使凱悅集團兩年後不能在42號大街新建連鎖酒店。部門經理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闖進會議室，對凱悅集團的人說：「各位，我們這次要放出數千萬美元的貸款，這可不是小數目。你們必須簽下排他合同，保證不在紐約開其他連鎖酒店，否則，我們拒絕貸款。」

我那時幾乎沒聽過普利茲克，可見我有多年輕了，我知道普利茲克家族是凱悅集團最大的股東，僅此而已。這位朋友說，普利茲克才是集團的掌門人。我一下子明白了：如果你要做大生意，就得跟最有權的人直接談。

還有一個原因，如果我成為凱悅集團旗下的酒店，這個影響力將是空前的。希爾頓和喜來登在紐約已經有幾家連鎖店，以紐約現在的經濟形勢，他們肯定不願意新設連鎖店。凱悅集團在其他城市經營不錯，他們也急於在紐約打響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