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16日賭場酒店全部歸我后，到年底我們的毛利潤是5800萬美元，比假日酒店原計劃多賺2000萬美元。而且，1986年6月份的時候，為了新建車庫，我們的停車場還關閉過一段時間。我們預計，到1988年，毛利潤可以達到9000萬美元。

這麼優厚的條件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時不時看看羅伯特和哈維，擔心自己聽漏了什麼，他倆一直都面帶微笑。邁克·羅斯走之前，我們握手道別，算是達成了協議。雖然最終結果還要以雙方合同和假日酒店董事會是否同意為準，不過我猜他們已做出妥協了。只要像50%分成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不改變，這就是一樁好生意。讓我更滿意的是，我找到了高品質的合作夥伴，他們有能力勝任賭場酒店的經營工作。畢竟，我在經營賭場酒店方面可謂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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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以自己大事化小的能力自豪。雖沒有心理準備，我還是很快把話題轉移過來，用同樣飽滿的熱情向他介紹了我的計劃。我說，賭場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一流的設備，還得到了各項批准和銀行貸款，兩年內一定能開張營業。

漢華實業公司（Manufacturers Hanover）曾貸款給我的君悅大酒店，可是不願意貸款給我的賭場。儘管如此，因為在建君悅大酒店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他們最後還是同意了。雖然提的條件讓我不太滿意，可我也沒什麼好抱怨的，畢竟人家願意貸款給我已經很不錯了。

大家應該能猜出來，假日酒店和我有很多不同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想辦法買走了假日酒店在特朗普廣場的全部股份，具體細節在這裏就不贅述了。我的所有律師都認為，依據《第一修正案》，如果我跟假日酒店對簿公堂，我肯定能大獲全勝。但是生意場上，我不會這麼做事的。就我而言，生意場上說生意話，即使從法律允許我可以不用遵守某些合同條款，我還是會信守自己許下的諾言。

我們省錢的一大法寶，是利用了「工程經濟學」。比方說，設計師給我推薦了一款有四個鉸鏈的門，安裝之前我會先找工程師諮詢。如果他說：「這扇門有兩個鉸鏈就夠了，最多三個。」我就聽他的。一個鉸鏈能省10美元，2000扇門就能省下兩萬美元。還有一個貼切的例子，就是為製冷系統安裝冷卻塔。建築師最早建議把冷卻塔裝在酒店房頂，通過工程經濟學，我們決定把冷卻塔裝在低於房頂的部分，大概七層樓高的地方，因為房頂還要澆灌混凝土。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提前六個月就為製冷系統安裝管道和線路。

尼克和我很快商定出一個策略：先得到賭場經營許可再建賭場。

回到剛才那通電話上面。我看中的地塊面積2.5英畝，位於海濱走道中心、連接大西洋城高速公路（Atlantic City Expressway）和通向市區的主幹道旁邊。而且，相鄰的會展中心是舉辦展會和進行大型娛樂休閑活動的最大場地，賭場建在它旁邊一定會受益無窮。我對這塊地段的優勢深信不疑，不過，事實證明這也是最難對付的一個地塊。

1976年11月，全民通過大西洋城賭博合法化的決議，1977年6月左右，這項決議被寫入法律。那時，我在康莫得大酒店原址上新建的君悅大酒店工程總算有了進展，可大西洋城的地價卻漲得有點離譜。5年前看到居高不下的曼哈頓房價，我選擇了觀望的態度。這次也一樣，我相信，只要自己保持耐心，處處留意，就一定能等到合適的時機。

博彩執法局做出調查報告后沒幾個月，我去參加了聽證會。同時，我們也獲批了經營賭場所需的各項申請，包括同意我在賭場酒店和會展中心之間建一座高架橋。建高架橋的好處是，賭場有一部分在地面以上，節省地面空間的同時，我們建造了大西洋城最大的賭場酒店。而且，跟海濱走道其他賭場酒店不同，我們的賓館和餐館房間面向大海——旁邊有這麼美的海景，為什麼不好好利用？

大西洋城顯然值得一去。我對賭博並無道義上的譴責，很多反對賭博的聲音在我眼裡都很虛偽。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像世上最大的賭場，它跟一般賭場的唯一區別，就是「玩家」都穿著藍色條紋禮服，手裡拎一隻皮包。證券交易市場里資金流動比世界上所有賭場的總和還要多，交易市場的員工跟賭場里那些賭21點、擲骰子、輪盤賭的人本來就毫無區別。

簡單地說，折舊可以減少納稅。舉個例子，如果我在大西洋城開賭場的花費是4億美元，每年的折舊率是0.04，那麼每年我要從稅後收入中減去1600萬美元折舊費。如果稅前利潤剛好是1600萬美元，折舊之後我們的收入就上報為零。

一聽他這麼說，我立刻反駁：「等不了一年。我願意積極配合，但我不願意掰著指頭數日子等你們給我回復。」他們兩個再沒說什麼。六個月的期限里，他們必須兌現自己的承諾。

局長打算再緩和一下，便說：「我們儘力而為，不過可能得花一年的時間。」

1980年7月，所有地塊整合完畢，交易結束那天令我記憶猶新。雙方約定的時間是周五下午，地點是我在大西洋城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當天，所有交易全天候同時進行。28小時后，合同的簽訂和蓋章工作全部完成。雖已筋疲力盡，不過我總算得到大西ｈttps://rｅad•９９ｃsw.coｍ洋城最好的位置了。

我認為，要從經濟角度考慮大西洋城賭博合法化的問題。經營時機是否合適，出手價格是否合算，賭場位置是否合理，都要考慮。大西洋城位於新澤西州南海岸，距紐約120英里，過去曾是會展中心所在地，是休閑度假的好去處。後來，會展中心轉移到氣候溫和的大城市，大西洋城陷入低迷，情況糟到極點，整座小城都荒廢了，到處是燒毀的建築、封閉的店鋪，還有失業人群帶來的絕望感。

如果時光退回到1976年，我就不敢保證能拿下這個地塊，因為當時我在紐約還是一事無成的小人物。可是1980年就不一樣了，君悅大酒店已經在建，特朗普大廈的工程也蓄勢待發，我已經擁有了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那種只會滿世界吹牛卻什麼也不做的人，自然不會有公信力。

反正邁克現在在這裏，那我乾脆來個閃爍其辭。我說：「邁克，我已經有了資金，經營許可，還得到了各項批准，實話說，我現在不需要合作夥伴。不過，我倒想聽聽你的想法。」

可以說，1986年2月，我把假日酒店在賭場酒店的股份全部收入囊中，是我最值得回味的一筆交易。

邁克把懂事會議安排在大西洋城，便於董事們實地考察並評估我的工程進度。這讓我有些憂慮，因為我們還有好多工作沒完成。他們來之前的那周，我想到一個應對辦法。

我直接買下了那些零散住戶的房子，是托當地人作為代表跟房主洽談的。這些房主多是國外移民，英語說得不好，又不擅長跟陌生人打交道。其他開發商曾經在核心位置花100萬美元買下一處小公寓的地盤，現在碰上市場不濟，我得以合適的價格買下所有分散的房子。

不過，貸款問題要我自己負責了。我剛開始在大西洋城尋找地產的時候，銀行最低利率是14%，到1986年中期，利率下降到9%。利率雖低，可是我要親自披甲上陣申請貸款，也不是易事。

這個原本炎熱的城市霎時變得寒冷難耐，再沒有人談論建賭場的事。大西洋賭場生意似乎是季節性的，只有少數賭場能生存下來。不過，在我看來，挑戰和機遇並存，壞時期往往能製造好機會，做成大買賣。

多數股東和華爾街商人僅關注企業除去折舊費之後的利潤，所以很多公司老闆都不喜歡折舊，這讓他們覺得沒有成就感。我就不同了，我不必取悅華爾街上的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最後上報了多少收入，而是我實際賺了多少錢。

過了幾分鐘，又有一位董事會成員走了過來，問到：「那個男的剛挖出來的土，怎麼又給填回去了？」這個簡單的問題把我嚇住了，好在，這位董事只是對此好奇，並沒看出什麼破綻。所有董事會成員心滿意足的離開了工地，他們確信選擇我是沒錯的。三周后，在1982年6月30日那天，我們簽署了合作協議。

我先聘請了代理律師尼克·利比斯。尼克曾為紐豪斯（Newhouse）集團效力，這次也是紐豪斯的人向我推薦了他。我相信紐豪斯家族的為人，第一次見到尼克后，就喜歡上了他。當時他大概30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我一見他就說：「尼克，你這麼年輕就接管這麼大的項目，真令人佩服。」尼克並沒因為這句稱讚沾沾自喜，他說：「特朗普先生，老實說，像您這麼年輕就能付得起我的傭金，我也是頭一回碰見。」

假日酒店做我的合作夥伴，有兩點優勢。首先，他們有經營博彩生意的豐富經驗。其次，他們的財力雄厚，可以自給。可我並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跟我合作。假日酒店在大西洋城已經有一家成功的賭場，就是位於馬麗娜海港（Marina）的哈拉斯賭場酒店（Harrah』s）。我知道他們也想在海濱走道建賭場，也已經在那裡買了一塊價格不菲的地皮，難道他們什麼都還沒有建？

在我隔壁建賭城的鮑勃·古西奧尼就碰到了上述情況。直到今天，在他銹跡斑斑尚未完成的賭場框架下還有一個單親家庭的釘子戶。雖然得到了銀行貸款，他的工程卻不能繼續。試想一下，花3~4億美元在一座破敗的五間房小陋室周圍建一座熠熠生輝的賭城，是什麼感覺？

1981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羅伯特、尼克·利比斯一起驅車前往新澤西，與那裡的首席檢察官和博彩執法局局長會面。我的表現不卑不亢。我說自己打算在新澤西進行一項大投資，用的是自己的錢，現在已在海濱走道的地塊上投入了幾百萬美元。但是，我說，新澤西州的博彩生意已經大不如從前，光是賭場經營許可證的審批工作就要拖18個月或更久。我在紐約房產界名聲不錯，也很希望在新澤西已整合好的土地上建一家豪華賭場，可是，如果經營許可證的審批工作既耗時又複雜，我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大西洋城。除非得到許可證，否則我不會再投入一分錢，也不會開始賭場的建設工程。

真是滑稽，我可不會加入那些人的隊伍，不會花大筆錢作為風險投資。如果全民投票前我花50萬美元買了一塊地，投票沒通過的話，我的50萬美元第二天就可能一文不值；通過了還好，同樣的地塊可能會升值到200萬美元，可我是不會為一項不確定的事投資的。成功的賭場經營能換回強勁的財力，即使買地塊時花錢稍多，最後也能通過經九*九*藏*書營賭場賺回來。

接下來，我們需要說服賭場管理委員會的人。建賭場需要得到大大小小各類批准，什麼房間面積、室內布置、餐館數量和健身中心大小，都要考慮。我們希望在施工前，給監管部門呈上詳細的建築計劃和設計圖，這樣他們就能提前了解並調整我們的計劃。

現在好了，所有的設備歸我一人所有，我有把握經營好它們，我還打算多建一些套房和餐館。

所以，我打算髮行債券，公共融資。這樣做的壞處是，為了吸引買家，我必須提高債券利率。好處是，一旦債券發行出去，我就不用獨自擔負法律責任了。最終，貝爾斯登公司出資2.5億美元幫我發行了債券，這麼做不僅幫我墊付了假日酒店原來承擔的5000萬美元資金，還讓我還清了1.7億美元的銀行貸款，而且用餘下的錢還能建一個停車場。雖然每年我要為這些債券償還3000萬利息，比還給銀行的貸款高出700萬，可是我不後悔。因為不用獨自承擔法律責任，所以我晚上也不會擔驚受怕睡不著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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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只負責經營不負責建設的賭場老闆們從沒做過我這麼周密的計劃。為了儘早開張營業，還沒得到經營許可他們就開始施工，結果監管部門的人來了一看，說「這間房子太小了」， 「老虎機不能放在這裏」，好多工作就得重做。按照經驗，施工中途不按原計劃進行的花費是很高的，這是很多項目最後嚴重超支的重要原因。

邁克說，他很看好我的賭場位置，也看重我從不超時超支完成工程的好名聲。假日酒店的哈拉斯賭場酒店在施工過程中出過不少問題，財政赤字達到上千萬美元。如果新建賭場再發生財政赤字，無法向公司股東交代。如果我們能合作，以他公司的經驗加上我公司的能力和信譽，一定是個完美組合。

我打電話給工程總監，讓他把能找到的推土機和自卸卡車統統找來，立刻到現場施工。在一周的時間里，他們要在兩英畝的空地上進行世界上最「有聲有色」的工作。這些機器幹什麼不重要，關鍵要多干。如果能在一周做出成績當然最好，如果做不出來，就把土從一邊挖向另一邊。而且，在我下達新指示之前，這項工作不能中斷。

8月中旬，特朗普廣場全部歸我之後兩個月，我開始收購假日酒店的股票。到9月9日，我已經買下他們公司100萬支股票，佔總額的5%。事到如今，我可以做兩種選擇：一種是手握股票，就當是自己的一項投資，另一種是收購假日酒店。

考慮到這些，我重新審視了康莫得酒店的生意，決定這筆生意既然開始，就不放棄了，而且，我打算去大西洋城轉一轉。一年前，新澤西州讓全民表決賭博能否合法化，不過表決沒通過。1976年，新澤西州又提出，全民表決大西洋城賭博能否合法化。

進行下一步工作之前，我還要得到貸款、建築批准和賭場經營許可。更重要的是，我要考慮現在開工建設是否合適。好在我並不著急做決定，雖已花掉幾百萬美元用在聘請律師、預製設計圖、人事費用以及購買或租賃土地上，不過我確信，如果自己反客為主，把整合的土地轉賣出去，一定不會吃虧，總有人跟我一樣願意擇優購買。

達成協議后，就要看假日酒店的董事會是否許可了。多數情況下，得到董事會的批准只是走走過場。不過我擔心邁克會利用董事會的權力，讓自己從生意里抽身，或至少對協議做出些許改動。

然而，全民投票的風聲剛吹來，大西洋城地價就開始飆升，特別是大西洋沿岸的海濱走道地區，這一點相當具有諷刺意味。從大公司的員工到言而無信的騙子，所有的投機倒把者都像禿鷹覓食般飛來這裏。一年前5000美元的小房子，突然之間炒到了30萬或者50萬，甚至100萬！

1985年，我跟假日酒店合作經營滿一年時，在扣除利息、稅款和折舊費之前，我們共賺3500萬美元；1986年，假日酒店計劃賺取3800萬美元，不過，從前五個月的經營情況看，他們有點落後于原計劃。

為了防患於未然，我打算好好利用自己的社會公信力。我要告訴這些地塊的主人跟他們做公平交易，跟之前的開發商不同，我不會輕易放棄，我在房地產開發界的業績可是相當不錯的；我還會告訴他們，我可能是唯一願意整合這些地塊的人，如果不抓住機會，可能很長時間都沒人來收購他們的房子。

我聘請到史蒂芬之後，又挖來很多在他手下效力多年的精英，其中包括保羅·帕提，大西洋城餐飲業經理的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屬。在經營管理上，我有一條最簡單的原則：用高價從競爭對手那裡聘請最好的員工，並且根據他們的表現付給獎金。這也是我的經營管理能長盛不衰的原因。

回到辦公室沒一會兒，我為這個疑惑找到了答案。希爾頓集團在世界上擁有150家酒店，不過它在拉斯維加斯的兩家賭場占集團總收益的40%。相形之下，紐約希爾頓酒店為集團創造的利潤還不到1%，這家酒店在我眼裡可是曼哈頓最成功的酒店之一。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過去的兩年裡，我沒日沒夜地在為42號大街建酒店努力著，可是，我還沒得到政府批准，沒有銀行貸款，整筆生意也隨時可能泡湯。我第一次想到，即使酒店建好，並且在紐約這座國際大都市取得成功，到頭來，可九*九*藏*書能還不如西南地區一座沙漠小城裡的賭場酒店利潤高。

我收購假日酒店的消息傳出后，對方的股價就開始上漲。我猜一定是套利者意識到有人要收購公司，便開始哄搶公司股票。到10月初，股票價格漲到72美元一股。

《花|花|公|子》雜誌的休·赫夫納沒有得到許可，因為據說他們公司20年前為了得到曼哈頓花|花|公|子俱樂部（Playboy Club）的賣酒執照，有過行賄行為。赫夫納在新澤西州出庭作證時，一口咬定當時是被索賄，而且無論是他還是花|花|公|子集團都沒有惹過任何官司。即便如此，他的許可證還是沒有拿下。負責審問他的州政府官員說，有幾位委員不喜歡他在證人席上的舉止和風格。那天他叼著煙斗，穿著絲綢襯衫和外衣，旁邊還有金髮美女陪伴，如果當時我也在新澤西的特頓（Trenton）參加他的聽證會，也不會喜歡他的。他知書達禮的女兒克里斯蒂在場的話，可能會是另外一個結果。

也許，故事到這裏就已經很完美了。不過，在海濱走道的成功經營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我開始物色那些擁有賭場的公司。假日酒店有一次闖入了我的視線。雖然把海濱走道賭場的股份賣給了我，他們還擁有三家賭場，一家在大西洋城，兩家在內華達州，除此之外，他們在世界各地還有上千家酒店。

我想獨自擁有賭場酒店的一個原因和折舊價值有關。折舊是指建築物總價值乘以一定比例所得出來的、建築物主人每年從稅後所得款項中減去的部分，而用於維護建築的資金，比如補償建築物正常磨損的費用，是不應該納稅的。

我沒有細問原因，像羅斯這樣的人，沒有重要事是不會約我見面的。而且，我自認為對他此行的目的心中有數。他很可能想購買我幾年前買下的巴比松廣場酒店（Barbizon-Plaza Hotel），地點在中央公園南區的美洲大街（Avenue of Americas）。我知道假日酒店想在紐約找個好位置開分店，所以放話出去說，願以合適價錢出售巴比松廣場酒店。

這筆生意的大頭還是那三個大地塊，所以，我打算親自同三大地塊的負責人談。我沒有直接提出買下三塊地，而是先尋求一份長期租約，租后再購買。我的原則是盡量壓低預付款額，避免從銀行獲取大額貸款——當時銀行對大西洋城的經濟很是擔憂。我的態度很明朗：我願意儘早徹底地買下三個地塊，他們必須以合作的態度對我，讓三筆交易同時結束，如果三方中有一方預先出售或出租所有土地，其他方不能提起法律訴訟，我可不想因為土地給自己扯上官司。

11月11日那天是周三，貝爾斯登的阿蘭·格林伯格告訴我，假日酒店為了抵制惡意收購，正在進行公司重組。他們還打算借款28億，賠償公司股東之前以每隻65美元的價格買的股票。當時假日酒店的股價已漲到每隻76元。我毫不猶豫地告訴阿蘭，賣掉手中假日酒店的股票。我堅信即使不賣這些股票，我也能跨越假日酒店設置的任何障礙，我只是不想自己後半生都在法庭跟他們打官司。何況，賣掉股票可以讓我大賺一筆。截止到周末，我把手中所有假日酒店的股票全部賣出。也就是說，僅僅八周，我就凈賺幾百萬美元，這些錢比當初我買下他們在特朗普廣場的股份用的錢多多了。

也有一些傳言，說有的賭場和某些有組織的犯罪行為有關，凱撒和巴利酒店就位列中，不過他們最終都得到了經營許可。在我看來，取得許可證的過程近乎殘忍：為了得到許可證，申請者必須經常獻出至少一個殉葬品。在凱撒酒店，珀爾曼兄弟被迫辭職，巴利酒店則是威廉姆·奧東內爾出局。和這些大公司不同，我不會讓任何人做出犧牲，我要向大家展示自己公司清白的歷史。

我把賭場重命名為特朗普廣場賭場（Trump Plaza Hotel & Casino），並打算重新找一位主管。我先從自己最強勁的競爭對手裡物色人選。當時，史蒂芬·海德是金磚大酒店的副總裁和運營主管人，地位僅在史蒂夫·永利之下，他之前在兩家頂尖賭場——金沙賭場酒店和凱撒賭場酒店供職過。如果我問別人，誰是賭場經理人的最佳人選，大家的答案總是史蒂芬·海德。我見到這個人之後，終於明白大家舉薦他的原因。他經驗豐富，言辭犀利，又有競爭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麼能賺回賬本底線。很多經理人一心想著最大化自己的財政收入，因為這個數字多數是要公開的。聰明人就不一樣了，他們雖然也知道最大化財政收入的好處，但他們更知道，真正重要的是收入和支出的分佈情況，也就是最終盈利多少。

三年過去了，1980年冬天，我終於接到了期待的電話。我在大西洋城安插的建築師來電說，現在可以考慮購買海濱走道一處地產了。我對那處地產一直很感興趣，現在購買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賭場生意的第一波熱潮已經退去，現在形勢很嚴峻。雖然諸如度假中心（Resorts）、金磚大酒店、凱撒酒店（Caesars）的生意都很興隆。不過，新近開設的幾家賭場都遭遇了各種麻煩。

早前，在大西洋城購買或整合地塊的公司都將申請許可證和施工同時進行。申請時間跟施工時間差不多，所以，越快建好賭場，就能越早開始賺錢read.99csw.com——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前提是最後能得到經營許可。和別人不同，我不會一下投入幾億元風險資金；而且，一旦開始為建設項目投入大量資金，申請許可時的自主權就少了，我不能讓自己處於劣勢。雖然得到許可之前，我要多花一些保存成本費，還會拖延盈利時間，不過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現如今已沒人願在新澤西州經歷申請許可的噩夢，這倒為內華達州招商引資提供了契機。

我們的預算是2.2億美元，其中5000萬由假日酒店出，另外1.7億的貸款也由他們擔保，這些錢包括儲囤成本費、施工費、經營開支和備用資金。1984年5月，全部工程完工，我早就料到能提前完工，而且正是因為精打細算，才能把花費控制在預算以內。

省錢的第二大法寶，是制訂出無懈可擊的計劃，讓承包商沒法鑽空子。如果計劃不夠完備，精於算計的承包商為了得到項目，開始會以相對低價接手工程。他們知道，只要我們後期對計劃做任何調整，他們都能趁機要上一筆。

與此同時，我讓弟弟羅伯特也加入了我的團隊。跟我不同，羅伯特大學畢業后在華爾街找了份工作，可能也想擺脫家族生意的籠罩。羅伯特起初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做企業融資工作。三年後，他到伊斯迪爾房產公司（Eastdil Realty）做了五年的房產企業融資。後來，他又到希爾森·洛布·布羅茲公司（Eastdil Kidder Peabody），在那組建了房產融資團隊。一直到投奔我之前，他的團隊都做得非常成功。我想他最終還是會為家裡人效力，他應該也是這麼想的。

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6月的一天早上，邁克爾·羅斯（Michael Rose）給我打來電話，這讓我有點受寵若驚。雖從未謀面，但我知道來電話的正是假日酒店的董事長。羅斯先生在電話里非常友善地介紹了他自己，還說想從孟菲斯（Memphis）來紐約見我。

到1980年，能試的我們都試過了，可購買前要走的法律程序還是一團糟：地塊的土地所有權分散，協議重疊，選項糾紛，個別地塊遭扣押，各派紛爭……這種狀況讓人難以捉摸，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每個律師和房產經紀人都竭力勸我去別處購買整合好的地塊。聽歸聽，可他們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

一周后，我陪著假日酒店的所有行政主管和董事會成員一起到現場考察。整個現場看起來就像在建著名的大古力壩（Grand Coulee Dam）那樣，眾多機器同時開工，看起來都忙不過來了。這些大領導一看這架勢，顯然被鎮住了。其中一位轉向我，邊搖頭邊感嘆：「沒想到你這麼默默無聞，卻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的話讓總監非常吃驚。他說：「特朗普先生，我幹這一行這麼多年，像您這麼奇怪的指示，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不管怎麼樣，我儘力而為吧。」

接下來的大任務就是得到貸款，這可不容易。多數銀行都有不成文的規定，不給博彩業貸款，因為它們多數聲譽不好。有意思的是，我的問題恰恰相反。我在銀行界名聲不錯，在博彩業卻沒什麼業績。這可是個好說詞，比起經驗豐富卻臭名遠揚的賭場經營者，銀行應該更願意貸款給我這種名聲不錯歷史清白的人吧。我還告訴銀行的人，和其他賭場酒店的老闆不同，我們既是開發商，又是承包人，我們一定會在預算內按時完成工作。

巴利（Bally）賭場是大西洋城最新的一家賭場，建設費用超支至少兩億美元；南新雅大酒店（Ramada Inn）旗下的熱帶天堂酒店（Tropicana）不僅工程延期，而且嚴重超支；《閣樓》雜誌的鮑勃·古西奧尼曾打算在海濱走道建賭場，可是場地選好后，卻遲遲得不到銀行貸款；《花|花|公|子》的創辦人休·赫夫納打算建一家賭場酒店，可是沒有得到賭場經營許可證。還有很多不知名的經營者，他們滿懷信心地來到大西洋城，不是因為得不到貸款、營業許可而裹足不前，就是看到建賭場的高昂費用之後望而卻步。

首席檢察官聽完說：「特朗普先生，您的看法有些偏頗，許可證的審批工作是非常高效的。我不敢跟您保證我們的審查結果，因為您的項目有可能不符合要求。可是，我敢保證，如果您能積極配合，我們六個月後給您答覆。」說完，他轉向博彩執法局的局長問：「我說的沒錯吧？」

首先，在價格合理的情況下，我的原則是優中選優。第二，我對複雜的生意特別感興趣，一方面處理它們讓我感到樂趣，另一方面複雜的交易都能談個好價錢。

聯邦調查局的「斯坎卧底行動」調查出的貪污事件，也影響了大西洋城的名聲。1980年，賭場管理委員會的副主席肯尼思·麥克唐納辭職，因為某開發商為了得到賭場經營許可，向當地一位政客行賄10萬美元，肯尼思承認行賄時自己也在場。禍不單行，1980年冬，海濱走道天寒地凍，冷得讓人沒法待。

最後一大法寶，是1982年春天大西洋城的建築業市場，當時，在建賭場只有熱帶天堂酒店。當地數以千計的建築工人不是失業就是待業，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情況給承包商施壓，他們要麼節省開支，要麼收拾包袱走人。我並不是要壓榨這些工人，相反，我給他們的價格一般都非常合理。

第一次關注賭場生意reaｄ•99ｃsｗ•ｃｏm是在1975年末的一天。當時我正驅車為康莫得酒店收購的事情參加一個會議，收音機里一則新聞吸引了我。播音員說，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的酒店員工舉行了大罷工，引起了諸多不良後果，其中之一是，在拉斯維加斯州擁有兩家賭場酒店的希爾頓酒店股價大跌。這件事讓我意識到，經營酒店真不容易。不過，我有一個疑惑：希爾頓酒店在世界上擁有至少100家酒店，罷工隻影響了兩家賭場，卻使酒店整體股價大跌，這怎麼可能呢？

當下最先要做的是得到賭場經營許可證。我知道，得到大西洋城的賭場經營許可證耗時長，困難大，變數也多。

面對這個結果，我自然沒什麼好抱怨的。也許我是從假日酒店獲利最多的人，不過，比賺到錢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一個道理：生意場上一定要高瞻遠矚。

1981年10月16日，剛好6個月，博彩執法局結束調查並做出了調查報告。結果是，我跟羅伯特都博得了頭籌，博彩執法局認為我倆都能得到營業許可證。

1982年3月15日，臨時貸款已經到位，設計圖紙也都得到批准，我前往新澤西的特頓參加聽證會。以前這種聽證會一般要六到八周才能結束。上午10點15分剛過，我出庭作證，整個過程大概用了17分鐘。12點之前，所有委員一致同意給我和羅伯特頒發許可證，並承認了我的賭場酒店——特朗普廣場的合法身份。我終於迎來了這一天。

原來邁克早已盤算好了。我們負責建設，他們負責經營，最後利潤五五分成。他補充說，願意從自己公司拿出5000萬美元為我投資，這樣的話，我就能節省2200萬美元。我們還商定，他們負責貸款，並以假日酒店的名義擔保我們能獲得最優利率。為了讓交易看起來更誘人，羅斯說，假日酒店擔保從賭場開張之日起五年之內，不讓我有任何損失，而且他們會給我一大筆工程基金。

大西洋城充滿了機遇，我要在這座距紐約120英里的地方，投資近兩億美元建賭場。因為不能日夜守在那裡，我需要一位有能力、誠實正直、忠誠的人替我監管整個工程。這個人選，有能力的家人再合適不過。外人再好，也比不上家人值得信任。1980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給羅伯特打了電話，之後他來我公寓，與我長談了好幾個小時。第二天，羅伯特答應負責我在大西洋城賭場工程的日常工作，別的且不說，他的許諾意味著我們站在了一條戰線上，為賭場經營許可證而戰。

5月14日,賭場正式開業，那天正好是陣亡戰士紀念日的周末，也是一年中賭場生意最紅火的三個時期之一。我們花了2.18億美元，建成了大西洋城第一家既按時完成又沒有赤字的賭場酒店。

一周后，邁克·羅斯來訪，我、羅伯特、哈維·弗里曼一起會見了他。邁克先生儀錶堂堂，身材挺拔，衣著考究，舉止優雅。一見面，我就開始向他羅列巴比松廣場酒店的種種好處，還說他能為此來訪實在是明智之舉。我還說，雖然我捨不得賣掉這家酒店，不過如果條件合適，我會考慮的。我滔滔不絕地講了10分鐘，邁克先生一直安靜地坐著，耐心傾聽。等我說完，他稍稍皺了皺眉頭，說：「唐納德，我想你誤會了。我對巴比松廣場酒店不感興趣，我想做你在大西洋城賭場的合作夥伴。」

這個地塊包括分屬不同投資商的三個大地塊和一些移民家庭的居民房。要做成這筆生意，關鍵是把所有地塊一視同仁，為了建成我理想中的賭城，分散地塊一個也不能少。我最怕看到的是，自己已經投入了大筆資金，卻碰到一個難纏的房主，死握著手裡的地產不放。

我申請許可證的最有力論點是：大西洋城的賭場生意已經陷入停滯狀態了。其實，州市兩級政府都非常想證明大西洋城還是個投資的好場所，再說我在房地產界信譽還不錯，所以兩級政府應該願意接受我建大型賭場酒店的請求。我不會向任何人求情，至少，我要跟別人公平競爭，爭取讓自己的項目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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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那天的巨大反響，讓我頗感意外。開業典禮有幾千人出席，成了大型新聞媒體事件。前來參加典禮的人有很多新澤西州的政要。州長托馬斯·基恩是主要發言人，他毫不吝嗇地表達了對我的溢美之詞。哈拉斯賭場酒店的董事長理查德·戈格萊因也表達了相同感受，他對所有人說，我們這項在預算內按時完成的工程，「簡直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奇迹」。

面對這麼多條條框框，我們有一點優勢：團體內沒有官僚主義。在很多大公司里，為了得到一個答案，下屬得先通過各個主管的「層層選拔」，而且，這些主管多半都敷衍了事。我的公司不一樣，所有下屬都可以直接把問題上報到我這裏，我也會在第一時間答覆他們。正因為如此，我才在做生意時比競爭者出手更快。

我認為假日酒店的估價偏低。因為擁有很多地產，他們有權勾銷折舊費，所以他們上報的凈利比實際賺取的低。1986年8月初期，股票價格是每隻54美元，當時，我能用10億美元就收購假日酒店，賣掉該集團所有不設賭場的酒店，賺到大概7億美元。然後保留三家賭場酒店，因為它們賺的錢抵得上所有非賭場酒店利潤的總和。

打開大門的那一刻，幾千人涌了進來，人人都想看看這家新賭場的廬山真面目。沒過幾分鐘，人們就把牌桌和老虎機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