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金磚大酒店的史蒂夫·永利開始大張旗鼓地準備收購希爾頓集團。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不是永利的出現，巴倫也許根本不會和我洽談大西洋城賭場酒店的生意。

永利這麼做的原因，居然能追溯到康拉德·希爾頓先生。康拉德1979年去世時幾乎「榨乾」了巴倫——我實在找不到更好聽的詞。一般情況下，大家覺得康拉德會把自己在希爾頓集團持有的大額股份作為遺產留給巴倫，至少，會留給其他家庭成員。

我坐在傑瑞的辦公室，心裏疑惑，到底是我的律師不希望我談成生意，還是對方的律師這麼想呢？這真是一種奇怪的感覺。

首先，他們在內華達州有賭場經營許可證。其次，當時大西洋城沒有建設中的賭場，希爾頓集團卻在市區一塊尚未開發的土地上進行如此大的項目。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博彩業吸引的是有影響力的企業，希爾頓集團在美國可謂家喻戶曉，對他們而言，申請許可證不過是走走過場罷了。

「不清楚，出什麼事了？」

「他們沒得到賭場經營許可。」

之所以說史蒂夫·永利幫了我，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首先，收購希爾頓集團的行為雖然讓巴倫對他保持高度警惕，卻也影響巴倫自己準備複審的精力。第二，永利越是咄咄逼人，巴倫越是把我看做大救星。

而且，巴倫還希望通過錯綜複雜的法律條文，買回父親捐贈給基金會的所有股票。1979年的股價是每支24.6美元，現在已漲到72美元。也就是說，如果可能，巴倫只需花1.7億美元就能買下現在價值5億美元的股票。

我沒有刻意扮演救星角色，是永利「造就」了我。永利是在他父親的賓果遊戲廳里長大的，他父親是個賭性成癮的人，幫不了他什麼忙。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在拉斯維加斯交了幾個有用的朋友，又買了金磚大酒店的小額股份，直到後來收購了整家酒店。在他的「財富帝國」里，拉斯維加斯、大西洋城和博彩業平分秋色。他工作出色，能說會道，衣著整潔，愛穿2000美元一套的西裝和200美元一件的絲綢襯衫。永利希望自己在別人面前樹立完美形象，這點讓很多人受不了，巴倫·希爾頓就是其中之一。

為了儘快將投資的錢賺回來，希爾頓集團一邊開工建設，一邊申請賭場經營許可。我在前文提過，正是因為擔心工程進行到一半許可證申請被拒，我才先申請許可證才開工建設的。不過，希爾頓集團畢竟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他們這麼做一定是來自強大的自信心吧。

我說話的口氣，與其說義憤填膺，倒不如說是備受傷害。我不是不會破口大罵，不過這次，我擔心破口大罵會嚇走他們。我們的談判已經進行了大半，除非我給他們一個適當的理由，不然，從心理角度上講，他們也不好意思一走了之。而且，希爾頓集團的變臉很可能是故作姿態，是他們為了少擔責任而使出的伎倆而已。

這就是傳說中的「大買賣」吧，可是，這也叫「重寫遺囑」。我強烈好奇巴倫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勝算，如果他沒買回股票，在史蒂夫·永利這樣的對手面前，他肯定處於劣勢。另外，如果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繼續保留大西洋城的賭場，那麼任何有關股權紛爭的官司都對他十分不利。

不過，我覺得可以先託人代管遺產，等孩子們到了21周歲再給他們。康拉德的想法太過絕對了。他只是象徵性的給兒子巴倫留了一部分股票，給孫輩每人留了1萬美元，他的大部分財產，也就是希爾頓集團27%的股份，都留給了康拉德基金會（Conrad N. Hilton Foundation），讓基金會把這些錢用於加利福尼亞州天主教堂的慈善工作。

希爾頓集團的人高興得太早了，他們自以為到大西洋城是施恩來了。誰知，賭場管理委員會的人卻不是這麼想的，在他們眼裡，所有人一律平等。希爾頓集團的自以為是犯了致命的錯誤。

3月初，伊斯特迪爾房產公司 （Eastdil Realty）的老闆、我的朋友本傑明·蘭伯特（Benjamin Lambert）打來電話。我跟本傑明相識於十年前，當時我正為康莫得酒店的生意尋找一位合作夥伴，為此，他給我出過很多主意。這麼多年來，我們一起成功合作了幾筆生意，可以說，我們是和而不同的好朋友。本傑明是希爾頓集團的一名董事，希爾頓集團申請許可證失敗后，我跟本傑明聯繫過幾次，他認為希爾頓賭場一定會賣。

可以想見，既然做出這個決定，巴倫就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績。希爾頓集團的地塊面積8英畝，是當地最大的地塊hｔｔps://ｒeａｄ.９9ｃsｗ•ｃｏm之一，他們打算在這片土地打造出最豪華的陣容：富麗堂皇的大門，30英尺的天花板，還有能容納3000車位的車庫，希爾頓集團在年度報告里形容這項工程是「史上最浩瀚工程」。在這塊地段上，賭場佔地約6萬平方英尺，酒店建在賭場上面，共有615間房。這家賭場酒店的規模可以跟本地最大的賭場酒店之一哈拉斯賭場酒店（Harrah』s）相媲美，不同之處在於，希爾頓集團還有第二階段的擴展計劃，就是擴建10萬平方英尺的賭場空間，外加2000個酒店房間。

我把賭場酒店命名為特朗普城堡。本來我想叫它特朗普宮殿，可是凱撒宮殿說他們享有「宮殿」二字的專有權，這事雖不至於打起來，可是我們已經花了幾百萬美元宣傳「特朗普宮殿」，我實在不想給賭場改名字。沒想到，改了名字，假日酒店又不滿意了。我剛把賭場改為特朗普城堡，假日酒店就提出訴訟，說和我合營的特朗普廣場跟新賭場有競爭關係，所以新賭場不能再以特朗普命名。不過，沒過幾周，這個訴訟就被駁回了。

我讓自己的律師提出反訴。1986年4月2日，我們一共列出了特朗普城堡工程中出現的94處問題，而且還列出了解決方案的估價，數字遠大於我們未支付的500萬美元。雖然官司尚未判決，不過我相信我們一定會贏。

剛開始我以為他在開玩笑。想得到申請，必須得到四位委員的同意，希爾頓集團當時得到了超過半數的支持。不過也不一定，之前休·赫夫納在聽證會上得到了3比2的選票，照樣沒得到許可證。阿爾推測，希爾頓集團很可能不參加複審，直接將在建的賭場轉賣出去。

巴倫希望通過法律渠道得到康拉德基金會的股份，官司拖了好幾年，輸贏都是未知數。要知道，他告的可是天主教堂的修女和神父，誰敢跟他們打官司？

在生意中，起訴書是不可避免的，這點我不否認。可是，既然巴倫跟我說好要好好聊聊，他應該遵守這個諾言，能不能談妥則另當別論。從那天起，我再也沒在別人面前說過巴倫的好話。

看完訴訟，我馬上給巴倫打了電話。我說：「巴倫，我們已經約定好好談談，你們怎麼還給我發來起訴書？」巴倫一句話把我堵了回來：「我不知道什麼訴訟書啊。」他建議我給他們公司副總裁格雷格·狄龍打電話。結果，狄龍也說自己毫不知情。我馬上明白了事情原由，這麼重要的起訴，巴倫和公司高層怎麼會不知道？

賭場生意的巨大成功並沒有讓巴倫產生進軍大西洋城的念頭。希爾頓集團在大西洋城買下馬麗娜海港的地塊時，正值博彩業剛剛合法化卻又半心半意前進的階段。1984年，巴倫終於下定決心進軍大西洋城。此時，他在內華達州的競爭夥伴，像巴利酒店、凱撒酒店、哈拉斯酒店、金沙賭場酒店和金磚大酒店等，都已在大西洋城一路高歌好多年了。

再說，當時我並沒有經營上市公司，自然不用害怕什麼華爾街商人、公司股東和季度盈利報告，我只要讓自己滿意就行了。可是巴倫——我想——他一定不打算兩條戰線同時作戰了，要麼爭取經營許可證，要麼爭取公司所有權，後者在兩者中更重要。

後來，巴倫·希爾頓總算做了個正確的決定：向博彩業進軍。1972年，希爾頓集團用1200萬美元購買了內華達州的兩家賭場，把它們改建為希爾頓拉斯維加斯賭場（Las Vegas Hilton）和希爾頓弗拉明戈賭場（Flamingo Hilton）。兩家賭場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希爾頓集團盈利的主力軍。1976年，兩家賭場創造的利潤占希爾頓集團總利潤額的30%，1981年達到40%，到了1985年，變成了45%，賭場為希爾頓集團賺到了7000萬美金。

事實上，巴倫已經越來越討厭永利。永利提出收購要求的第二天，巴倫·希爾頓就認真地跟我說起了出售賭場酒店的事情。

原因只有一個，我堅信，如果經營有方，我一定可以賺到大錢。

1985年，我聽說希爾頓集團陷入了麻煩。大西洋城是個政治色彩很濃厚的地方，那裡的生意人對此都心中有數。希爾頓集團為了表現自己熟諳此道，特別聘請了位很有政治背景的律師。表面看來，這是一招好棋，實際上，據知情人士透露，這是一招死棋。

我認為希爾頓賭場酒店的工程進展很順利。即使工程進展不順利，甚至要花3000萬解決問題，希爾頓集團依然脫不了干係。1985年4月27日上午9點，我和希爾頓集團正式簽署合約。我交付了2000萬九_九_藏_書美元不可歸還的保證金，雙方約好60天後交易結束。

希爾頓集團1984年在大西洋城建大型賭場酒店的時候，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會買下那裡，相反，看著他們賭場一天天地建起來，我備感壓力，我可不希望在大西洋城出現一個勁敵。當時，我們跟哈拉斯賭場酒店合作擊敗了很多競爭對手，但是總體業績不算好。看來，希爾頓集團在經過了幾年的舉棋不定后，終於來到大西洋城，打算全力出擊了。

起初，雙方的談判成果一直很合我意。可是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希爾頓集團負責談判的副總裁格蕾戈里·狄龍接到了巴倫·希爾頓從舊金山打來的電話。接完電話后，狄龍就像換了一個人。雖然不知道內情，可是直覺告訴我，巴倫不想跟我談生意了，有人在最後一刻開出了高價。沒猜錯的話，這人正是金磚大酒店的史蒂夫·永利。

6月15號，我和希爾頓集團的交易完全結束，夏季的經營熱潮也來了。6月16號，特朗普城堡開業。人們紛至沓來，生意好得出乎意料。開張第一天，我們的收入總額就高達72.8萬美元。1985年，開張之後不到六個月的時間里，我們總收入達到了1.31億美元。我們比三四家競爭對手做得都好，我在海濱走道的特朗普廣場同期業績也遠比不上特朗普城堡。

後來，為了彌補過失，巴倫說卡爾斯基從未代表希爾頓集團做過小動作，可是根本不頂用。幾周后，卡爾斯基給巴倫寫了封信，還將內容公布給媒體。信中詳細介紹了他在拉斯維加斯為希爾頓集團所做的工作，還附寄了巴倫寫給卡爾斯基感謝信的複印件。卡爾斯基在信的結尾對巴倫說：「你給我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想知道我的厲害嗎？等你拿不到大西洋城賭場經營許可證的時候，就會體會到。」

電話接通后，我告訴他，既然雙方存在爭議，我們為什麼不坐下來好好談談。巴倫很高興我給他致電，他說自己下周一二會來紐約，到時會聯繫跟我見面。

不過，我必須得到一份完工擔保，不然的話，出了問題我可承擔不起。比如，自來水管道或冷氣系統有了毛病，我就得拆掉重做。賭場酒店這麼大，每一項整修都少不了幾百萬美元的開銷。

如果我是巴倫·希爾頓，我一定不會優柔寡斷，我會和史蒂夫·永利鬥爭，對他的收購行為做出反抗；我也會參加複審，為經營許可證而戰。我不敢說自己能戰勝這一切，大不了輸了破口大罵一頓，然後關掉酒店，讓它自生自滅。這就是我的做事風格，被逼急了，不論花多少財力，冒多大風險，我都會奮起反抗。

希爾頓集團距約定時間遲到了兩個小時，讓我加確信了自己的猜測。下午3點半，他們出現了。我想，唯一能拿下這筆生意的辦法，就是激起他們的廉恥心。我站起來，字正腔圓地問他們，怎麼能跟我握手成交后卻不信守諾言？怎麼能跟我連連談判了三天，卻想一走了之？怎麼能逼我在花了幾十萬元律師費之後，卻不聞不問？我告訴他們，這些行為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是可恥的！

原來，希爾頓集團的董事們在處理大西洋賭場的問題上意見很不一致。雖然賭場管理委員會同意了希爾頓集團的複審申請，不過，包括本傑明在內的幾位董事都覺得，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買家，還是賣掉賭場為妙。他們的理由是，如果委員會沒有收回原判，不給希爾頓集團發許可證，公司肯定吃不消，這幾個月不僅要繼續給幾千名員工發工資，而且，這種情況賣賭場肯定沒有好價錢。

也許，巴倫認真地參加聽證會，情況也不會這麼糟，誰知他根本沒把聽證會放在眼裡。他很少去新澤西州陳述證詞，希爾頓集團其他高層也很少出席聽證會。

可是康拉德·希爾頓剝奪了子孫接受遺產的權利。臨終時，康拉德持有希爾頓集團價值5億美元的股票。不過，他認為大筆遺產只會泯滅子孫的道德和上進心。這種心情我可以理解。

貝爾斯登公司的工作做得很完善，讓我和買家各有所得。買債券的人收益都不錯，現在債券已經賣到供不應求。

4月14日，永利給巴倫寫了一封信，打算以72美元每股的價錢，買走希爾頓集團27%的股票。當時，希爾頓集團對外股票價格是67美元每股。永利說，如果巴倫同意，他願以相同價格買走集團所有股票。

為了讓買家對債券感興趣，必須拿高收益來吸引他們。貝爾斯登幫我發行的債券收益和其它賭場自行發行的一樣，這些賭場有過銷售經驗，給買家的保障也多。

康拉德在遺囑里說過，如果因為某種原因基金會沒有接受他的股票遺產，巴倫有權以197ｒeaｄ•９９ｃsｗ•cｏｍ9年的市場股價買回這些股票。聯邦法規定，慈善機構和它們的附屬團體擁有的企業股份捐贈不能超過企業股份總額的20%。巴倫據此認為，他父親捐獻了公司27%的股份，他有權要回7%的股份。

開張的頭六個月時間里，我方代表和希爾頓集團代表就責任分擔問題進行了秘密協商。我方代表認為對方沒按合同要求完成項目，造成的損失遠大於500萬美元。這個問題，我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決。

1959年，巴倫的第一項工作是經營希爾頓集團剛買的全權委託信用企業（Carte Blanche）的信用卡業務。他把業務搞砸了，全權委託公司六年裡虧損了幾百萬美元，1966年，希爾頓只得將這家公司賣給花旗銀行。1967年，巴倫說服他的父親，把希爾頓國際酒店賣給環球航空公司，以此交換對方當時90美元每隻的股票。可是，他們忽視了來自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巨大壓力。剛賣完酒店，油價就開始躥升，這可苦了航空公司。接下來的18個月，環球航空股價跌了一半，到1974年，只剩下每股5美元，直到卡爾·伊坎接管公司，情況才有了好轉，不過股價還是縮水不少。再說希爾頓賣掉的國際酒店，生意一直不錯，最近剛以近10億的價錢被轉賣出去。1983年，國際酒店賺了7000萬美元，這個數目等於希爾頓集團在美國所有酒店盈利額的總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老字號的希爾頓集團正逐漸失去其在豪華酒店市場的主導地位，而萬豪（Marriott）和凱悅集團已經後來者居上了，現在的希爾頓集團已不能跟「最好的酒店」畫上等號了。

希爾頓集團原計劃聽證會之後三個月內開張賭場。他們已雇了1000多名員工，而且這個數目正以一百人每天的速度增長。到開業時，他們得給接近4000人發工資。不管希爾頓集團有多龐大，這麼多張嘴等著吃飯，賭場酒店沒有收入是不行的。不過，雖然時間緊迫，希爾頓集團還有一次上訴的機會。可是我擔心，集團已為賭場投資了3億美元，在法庭上很可能會處於任人擺布的地位。

談判陷入僵局。格蕾戈里·狄龍建議：「今天是談不出什麼結果了，咱們明天再來吧。」表面看來，他的建議很合理。那天是周六凌晨，我們已在辦公室連軸轉了將近48個小時，所有人都非常疲憊。可是，我擔心談判一旦擱置，隔天這筆生意就再也談不成了。作為折中，我建議大家休息幾小時，下午1點再回來碰頭，希爾頓集團的人同意了。

5月1日，我第一次去現場看了這座3.2億美元的賭場酒店。一進去，我就意識到自己的選擇做對了。雖然很多工作尚未完成，還是掩蓋不了這座建築的風采，這種感受讓我要求員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接下的六個月里，我們完成了別的賭場至少用一年完成的工作。我們獲得了臨時的賭場佔有證書，備好了申請經營許可的所有材料，並且新僱員工1500名……一切為賭場酒店開張大吉準備著。

當時我的律師傑瑞·施拉格也委婉地建議我放棄交易。由於我一直沒從漢諾製造信託公司得到書面的承諾，傑瑞擔心這樣不可靠。我認為約翰·托雷爾的口頭承諾相當於書面承諾，傑瑞卻認為，即使約翰的承諾是可信的，他提的貸款要求很可能造成我做其他生意時的借款困難。

也許永利不願意承認，不過我確信，在收購希爾頓集團的行動中，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佔有絕對優勢。很多人都覺得史蒂夫想要的只是賭場酒店，他們說，在重重困境面前，巴倫很可能會使出一石二鳥之術跟史蒂夫斡旋，他會說：「史蒂夫，如果你不收購我的集團，我就把大西洋城賭場酒店賣給你。」

誰知，那個周一一大早就有人給我奉上了希爾頓集團的起訴書，內容是讓我公司立刻支付500萬美元欠款，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特朗普城堡開張前，我和幾家投資銀行討論了發行債券的問題，以儘快還清我在漢諾製造信託公司的貸款。為了儘早讓自己不受牽制，我打算髮行高利率債券。當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特朗普城堡剛剛起步，別人根本不知道我們有幾斤幾兩。再說，雖然新賭場在緊鑼密鼓的準備開張，可是我們並沒有任何賭場經營經驗。

1985年2月14日，一位名叫阿爾·格拉斯哥的人給我來電。阿爾主辦一份關於博彩業的簡訊，名叫《大西洋動態》（Atlantic City Action）。阿爾比起傳媒達人達蒙·魯尼恩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連他呼出的空氣里，都是「博彩業」的味道。大西洋城每筆九*九*藏*書博彩生意的來龍去脈，他都瞭然于胸。在電話里，阿爾問我：「你知道最近希爾頓集團發生的事情嗎？」

經營這家賭場酒店，一定要借鑒特朗普廣場的經驗教訓。這次我沒有聘請外人做總經理，而是讓我的賢內助——伊萬娜親自上任。通過觀察學習讓我認識到，在大西洋城開賭場，好的管理方法跟經驗一樣重要，伊萬娜的作為印證了我的觀點。

這次，所有風險都要我一個人扛。

這樣做讓巴倫成了只有地位沒有股份的光桿司令。儘管身為董事長，巴倫擁有優先控股權，可是到1985年，他還是只擁有小部分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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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電話之前，我提到了生意。我說：「巴倫，我不清楚你打算怎麼處理這家賭場，如果你想賣掉它，價格合適的話我願意收購。」巴倫說他會考慮，並感謝我的致電。我認為他的感謝是真心的，也覺得事情會到此為止。希爾頓集團已經準備材料迎接複審了，我相信他們這次能說服評審委員會的人。

這筆生意全仰仗我獨自思量，我都沒去過那家賭場酒店，就做了決定。有幾位員工代我看過現場，讓我知道了承包商的一些工作情況。鑒於希爾頓集團正處於困境中，我覺得自己不便現身。這件事要是讓我父親知道，他一定得說我一頓。孩提時代，有一次我陪父親去布魯克林區考察他打算購買的樓盤，當時的購買價是10萬或20萬美元。我們在大樓里轉悠了好幾個小時，隨機考察了一些公寓，把裏面的冰箱、水槽、鍋爐、天花板和走廊都看了個遍。

他們是風格迥異的兩類人。巴倫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貴族，從小就被嬌養著，他不需要取悅別人，因此從不刻意用風格或衣著去引人注意。史蒂夫·永利和巴倫·希爾頓，一個費勁心思，一個毫不在意。

跟阿爾·格拉斯哥和另外一些人商量之後，我決定給身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巴倫·希爾頓打電話。別的且不說，起碼的安慰還是要有的，因為誰都知道巴倫現在處境悲慘。「你好，巴倫，最近怎麼樣？」我問他。不出所料，他的狀態不佳，「不好，非常不好。」我說：「我理解，你最近有點不太順利。」他答道：「唐納德，這種情況真讓我始料不及，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我告訴他，我們也沒有心理準備。我們的對話基本就圍繞這個話題進行。

被拒第二天，希爾頓集團炒了卡爾斯基的魷魚。巴倫後來對委員會的人說，他炒卡爾斯基的魷魚，僅僅是因為 「委員會對此人非常反感」，這話非常不合適。委員會裡曾給希爾頓集團投反對票的人說：「態度不端正，希爾頓集團永遠得不到賭場經營許可證。」

我喜歡巴倫·希爾頓這個人，對他在大西洋城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有幾個月，每當聽到攻擊他的言論，我總替他說話。由於雙方代表就誰該賠償誰的問題討論不出結果，1986年1月，我決定親自給巴倫打電話。

希爾頓集團還犯了一個錯誤：不借鑒同行的經驗教訓。花|花|公|子集團三年前申請許可證被拒，部分原因是他們聘請了名叫西德尼·卡爾斯基的律師。據說西德尼和一起犯罪活動有關聯，誰知希爾頓集團還是聘請了西德尼。有10年的時間里，希爾頓集團每年付他5萬美元，讓他幫忙處理集團的勞資糾紛。卡爾斯基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要討評審委員會人的歡心，既然評審委員會的人說過他們不喜歡卡爾斯基，希爾頓集團就該跟卡爾斯基斷絕來往。希爾頓集團沒這麼做，結果，1984年年中，希爾頓集團申請賭場經營許可證被拒。

讓我出乎意料的是，幾家投資銀行居然爭相接受我的請求，他們願意替我尋找買家，按規定價格把債券賣出。願意幫我的有德雷克塞爾·伯納姆，他創造了「垃圾債券高收益」的理念；貝爾斯登公司願意拿出3億美元，也就是所需數字的95%借給我；還有阿蘭·格林伯格和保羅·哈林比的好意都讓我非常高興。

生意場上，有時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覺的。

其實，一筆生意中，談價錢並不難，難的是完工擔保、過失承擔，還有從合同簽訂到交易結束的費用分攤問題，這些問題最容易把生意攪黃。希爾頓集團從一開始就採取了強硬態度，他們打算「原封不動」地賣掉賭場酒店，合同一簽好，就擺脫和大西洋城的一切干係。我想，巴倫一定是恨透了新澤西州和大西洋城，越早離開這裏，與之相關的噩夢就越早結束。

在我看來，希爾頓集團讓人看不透。集團1921年由康拉德·希爾頓創建，現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連鎖酒店集團。康拉德的兒子巴倫20世紀50年代進入公司，巴倫掌管希爾頓集團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跟是否優秀無九_九_藏_書關，是與生俱來的權力。1966年，康拉德退休，巴倫成為公司總裁。在這家由父親創立並領向成功的企業里，想要樹起自己的威信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面對相同情況，有些大企業老闆的公子要麼乾脆放棄，要麼滿足於維持父親開墾的一畝三分地，只有少數人志在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因為這是最難的事情了。如果這位公子的父親碰巧叫康拉德·希爾頓，那麼，難上加難。

反對者認為我在給自己找麻煩。他們說，這家賭場酒店兩個月之後就要開張，我卻沒有管理經驗；巨大的經濟風險要我獨自承擔；我只是從哈維製造信託公司得到了口頭承諾，對方反悔怎麼辦。他們還擔心市場對這家大型賭場酒店沒有容納力；而且，現在貸款利率這麼高，賭場背負巨債怎麼辦？所有人都問我：為什麼要買這家賭場酒店？

誠惶誠恐的不止我父親一人。以前總有人跟我意見不一致，這次幾乎所有人都反對我購買這家賭場酒店。

最後，我們達成了折中方案：希爾頓集團必須盡職盡責直到酒店開業，他們要列出「未完成清單」，把所有沒完成的項目處理完；我先預留500萬的購買資金，等他們按照合同條款建成一流水準的賭場酒店之後，我再把錢給他們。

價格談妥了，可是正式簽署合同之前，還有一大堆事情要處理。1985年4月14日，我們和希爾頓集團在101號公園大道的辦公室正式商談合作事宜，雙方律師都在場。

我和希爾頓集團的合同里曾規定，我先預留500萬美元，等他們按合同要求建成一流賭場酒店之後，我再把錢給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賭場酒店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出在冷氣塔、下水道系統、計算機系統等方面。

我去參加了聚會，並且經本傑明引薦，見到了從未謀面的巴倫先生。我倆談話非常投機，聊著聊著就去了屋外的花園。我們的話題依然沒什麼針對性，多數時間巴倫都在表達自己的絕望，我聽著也只能深表同情。巴倫是個保守謹慎的人，有點優柔寡斷，所以我決定這事不能操之過急。我們相處得很愉快，本傑明後來告訴我，巴倫說跟我一起很放鬆。人要根據不同場合選擇咄咄逼人的態度或溫和可親的性格。

本傑明這次來電是邀我參加一個聚會，參加人員還有希爾頓集團所有董事，時間是集團在紐約招考董事年會的前一周。他說：「你好好跟巴倫面談一下吧。」

我的第一次出價是2.5億美元。這個價格雖高，不過我知道巴倫對此並不滿意。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為這項工程，他投入了3.2億美元。本來賣掉賭場就是無奈之舉，賣高了沒什麼高興的，可他絕對不能在股東面前說自己賣低了價錢。幾天後，我把價錢提到3.2億美元。我已沒有時間在這個問題上忸怩作態了，要買就買，不買就走人。

決定了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約翰·托雷爾。約翰既是漢諾製造信託公司（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的老闆，也是我的好朋友，之前跟我有過愉快的合作。我們這次的對話簡短又高效。我說：「約翰，我打算花3.2億美元購買希爾頓集團在大西洋城的賭場酒店，你能不能貸款給我，這周就需要。」約翰問了幾個相關問題，兩分鐘后，他說：「成交。」這就是信任的力量，我以個人名義向約翰做了擔保。

除去這個小插曲，特朗普城堡總體來說是很好的，這主要歸功於伊萬娜。伊萬娜有一雙「火眼金睛」，她聘用了大西洋城各層次的頂尖人才——從賭場總管到老闆，再到高層主管。她負責監管酒店公共區域的裝修工作，現在這個地方建得相當漂亮。因為伊萬娜對衛生要求非常嚴格，賭場酒店總是一塵不染。好的管理自然有好的收益，1986年，開張僅一年，賭場酒店就收入2.26億美元。我們的目標是總收入3.1億美元，營業毛利達7000萬美元以上。

於是，狄龍和希爾頓集團的律師開始針對我們剛才談妥的條款挑毛病。我參加過不少談判，我很快意識到，他們是想讓生意做不成。打個比方，如果雙方在完工擔保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離開，而且把責任全部推到我方。

總之，買我們債券的人是需要很大勇氣的。他們下的賭注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能取得巨大成功，而只有取得巨大成功，我們才能還得起4億元的債券。事實上，大西洋城很多賭場根本還不起這個數字。

那個時候，即使是2.5億美元，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筆風險投資，更別提3.2億美元了。一年前，我在海濱走道的賭場酒店斥資2.2億美元，當時所有的資金和風險都由假日酒店替我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