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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第一個電話之後，我決定使用鹽水製冷系統重建沃爾曼溜冰場。而且，紐約市政府也做出了同樣的決策。唯一的差別在於他們之前浪費了六年的時間以及上百萬的資金。

事實上，雖然我不懂如何建溜冰場，但對工程施工我還是了解的。如果給我兩年半的時間建成一幢摩天大樓，那我很確定，建設一個耗資兩百萬美元的溜冰場只是幾個月的事情。兩年前，當重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了場館的負責人亨利·斯特恩，提出免費接管施工的請求，但是，我被拒絕了。現如今，在得知工程最新進展之後，我再次打電話給亨利，提出接管工程建設的事情。亨利做出了同樣的答覆：「不需要，謝謝！我們能夠自己完成。」

即使在未動工前，我們就已經受到了媒體的關注了，打電話詢問工程的進展情況。記者向來是對建築工程沒什麼興趣的，卻突然想了解管道的鋪設、混凝土的澆築以及空氣壓縮機房的建設等細節。

我至今沒有接到任何市政府官員的會面電話，但是說實話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負面新聞已經銷聲匿跡，這才是政府關心的焦點。

另外一種選擇是鹽水冷卻系統，這種系統幾十年來已經在幾百個溜冰場使用過，其中鹽水通過管道循環。雖然這種系統比起氟利昂冷卻系統稍貴一些，但是優勢在於可靠性高、持久耐用。1936年開放的洛克菲勒溜冰中心就是使用的鹽水冷卻系統，而且從沒出過大問題。

1984年秋末，這個系統終於進入了首次測試。測試結果表明混凝土表面下管道多處漏水，系統承壓時間短，導致製冰困難。1984年10月到12月，一共發現並整修了六處漏水點。禍不單行，系統再次測試，發現仍然不能製冰。

1982年6月，溜冰場第一次閉館兩年後，混凝土終於澆築到了未被測試的銅製管道上。在澆築凹凸不平的平面時，承包人經常利用振動機以防產生氣泡。然而，振動機卻有意想不到的破壞作用：它會振松銅管道的連接點。同時，承包商還面臨一個更大問題要處理：他遠遠低估了覆蓋整個溜冰場需要的混凝土量。澆築混凝土的關鍵在於連續不斷地一次性全部做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混凝土均勻地粘合在一起。承包商並沒有中斷澆築，而是決定用水稀釋混凝土，這恰恰是災難的根源。

我面臨的只有一個挑戰：快速、正確地完成溜冰場的重建。如果我失敗了，比如工期延誤一天或者比預算多出1美元，我就打算整理行裝飛往阿根廷，因為包括愛德·科赫在內的任何人都不能容忍我再留下來。

還不到一周，裂痕就開始在新鋪設的混凝土表面上蔓延。並非巧合，裂痕大多集中在溜冰場的一端，因為這裏的混凝土被稀釋過，而且振動機在上面走過。

完全出於巧合，當我走向溜冰場的時候，正好這位園藝師在種植那棵小樹。這可能是你見過的最丑、最矮小的小樹了，我不可能忍受它的存在。更讓我發狂的是他的種植方法。就在前一天，我們在溜冰場的周圍種植了草皮的樣本。天黑之前下雨了，地面在剛剛鋪好的草皮下面非常柔軟。而那些所謂的園藝人員卻開著拖拉機，壓過草皮，踐踏了鋪好的草地。大約幾分鐘的時間，6個人——其實根本用不了那麼多人——就完全破壞了美麗的草皮。這些草皮是花兩天時間完成的，破壞之後卻需要3個月的時間恢復。

溜冰場開放的慶祝活動由滑冰冠軍迪克·巴頓和阿甲·扎尼奧娃-斯特德勒（Aja Zanova-Steindler）籌辦。他們安排了一場世界頂尖滑冰者的盛會。佩吉·弗萊明、多蘿西·哈米爾、斯科特·漢密爾頓、黛比·托馬斯、羅賓·卡曾斯、托勒·克朗斯通以及雙人組合托維爾和迪安、布拉姆格和塞比特都出席了這次盛會。

1980年政府第一次關閉溜冰場開展重修。到計劃藍圖出爐，投標工作結束，已經一年多過去了。1981年3月，工程開始安裝製冷系統。近22英里的管道，全部用耐用性差的銅製的氟利昂製冷管道鋪設。同時，溜冰場管理人員也在考慮如何確定製冷壓縮機室的位置以及選擇何種製冷設備的問題。即使在管道安裝完畢，所有的工作沒有其他進展的情況下，仍然停留在最終選擇什麼樣的製冷設備運轉溜冰場。

這些政府官員選擇了仕途而沒有從商，這對他們來說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所建議的交易是我經歷的最糟糕的。我並沒有貶低自己、冒犯他們的打算。

我從來都不制訂什麼總體規劃。我只是每天吃飽喝足，然後再決定要做什麼。

溜冰場的情況不僅引起了當地的關注，很多其他來自邁阿密、底特律以及洛杉磯的報紙都對沃爾曼溜冰場的故事做了長篇報道。《時代雜誌》在「國家」版花了整版進行了報道。這一篇報道就是一部簡單易懂的戲劇——無作為的政府與高效能私營企業家reａｄ•99ｃsw.ｃｏm的對比。

一年之後，溜冰場確實沒有重新開放，賓格也履行他的承諾辭職了，不過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很短的時間內，他成為了紐約州監獄建設工程的負責人。我並不了解如何建造監獄，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重建沃爾曼溜冰場相比之下要更簡單一些。提拔這樣的人負責工程項目，你不會一無所獲，只會收穫更多的失敗。

從9月7日到10日，我們總共鋪設了22英里的管道。9月11日，運輸水泥的車隊到達工地，我們開始澆築地面，僅用10個小時完成，水泥也沒有出現不足。第二天，工程師檢查澆築情況，結論是澆築很成功而且非常平坦。9月15日，新建的製冷設備安裝到改建的空氣壓縮室內。那時唯一的障礙就是氣溫過高，我們澆築水泥的那一天，氣溫爬升到了華氏87度（攝氏31度），我意識到只有氣溫合適了，我們才能為滑冰者負責任。

巧合的是在1980年6月，我負責的特朗普大廈破土動工。特朗普大廈是一座高68層的摩天大廈，包括了六層購物區、上千平米的辦公區以及263套住宅式公寓。兩年半的時間，特朗普大廈按計劃、按預算實現竣工。

雖然製冰設備已經安裝完畢，但是溜冰場的設計卻沒有提上議事日程。具體說來，溜冰場地基的設計是斜的，因此，其中一邊比另一邊高出將近8英尺。但最後竣工，斜差是11英尺。其實斜角設計是有目的：在夏季，溜冰場可以當做反映池，因為有斜度能夠更好地反射光線；然而在冬季，這種傾斜的地基是存在安全隱患的。

科赫市長也沒有因為我們的成績而高興多少，我想可能還是媒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10月，所有的地方報紙的報道讓他的處境變為了守勢。例如，《時代》雜誌發表的社論指出：「因為紐約市政府，沃爾曼溜冰場的重新開放拖延了六年，浪費了幾百萬美元的資金，」最後還寫道：「沃爾曼溜冰場的教訓應該牢記。」

我們必須了解愛德·科赫，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恃強欺弱的人。其實恃強欺弱的人往往是膽小鬼，真正恃強欺弱者只左右他們認為可以打敗的人。如果遇到有能力的人，他們就會展開更強的反擊；如果也遇到強勢勁敵，多數情況下，他們也會撤退。

就在那時，我打電話給了亨利·斯特恩，並提出了我接管重建溜冰場的想法。當他拒絕我時，我說：「你想跟我一起走走看看工程現場嗎，說不定我能提些建議？」幾天後，我們在隆冬的一天來到了溜冰場。我被看到的情況震驚了。

三年多過去了，工程已經投入了巨額資金，但結果是越變越糟糕。因此，在1986年5月的一個早上，紐約市不得不宣布工程一切從零開始。

即使是我自己也非常吃驚，媒體報道幾乎都站到了我這一邊，顯然這很意外。但就是這次，三天之內雪片般的文章、社論等都將矛頭指向了科赫。

最後，在10月12日，氣溫降到了華氏55度以下並保持了幾天。10月15日，我們給管道注入鹽水，安排了第一次新系統測試。經過測試，系統沒有漏水點並且壓力穩定。那天晚上還下起了雨，隨後在溜冰場上結了冰，很美、很乾凈、期待已久的冰。自從被批准重建溜冰場之日起，我們總共才用了4個月的時間。而且資金方面，雖然我們的預算是300萬美元，但實際盈餘了75萬美元。經過市政府批准，我們用剩餘的資金重建了鄰近的運動員休息室和餐廳。

這麼多電話打過來，我決定召開一場記者招待會，在會上回答所有人的問題。8月7日，就在溜冰場的毛坯地板上，我們與記者見面了。令我很吃驚，大約有近40位記者、攝影師、攝影記者出席了招待會，另外還包括了地方電視台的代表及各地通訊社。我並沒有宣布希么重大的新聞，我傳達給媒體的信息很簡單，工程按照進度順利進行，希望沃爾曼溜冰場在今年12月重新開放。第二天，每家報紙的頭條都做了報道，「特朗普將還滑冰愛好者一個冰雪驚喜」、「特朗普給沃爾曼蛋糕披上了一層冰霜」。

1986年5月28日我寫信給了愛德·科赫市長，他很快回復了我的郵件。令我很吃驚的是市長根本就沒看上我的好意，他說，市政府不會讓我經營溜冰場的，但是，如果我願意出300萬美元重建溜冰場，卻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市長在信中講了些風涼話，最後寫道：「期待你的答覆。」

市政府官員總是強調兩條理由來解釋他們為什麼不能像私營開發者一樣高效完成項目。第一，根據法律，政府必須與出價成本最低的承包人簽訂合同，而不管承包人是否最適合這個項目。至少有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在市政工程上，客觀的資格標準應該適用於所有的承包人，例如應該提供過去的項目經驗證明。另外，任何有利於城市建設——即不誤工期、不超預九九藏書算的承包人都應該在未來的市政工程中獲得優先權。

信的開頭這麼寫道：「尊敬的愛德市長！幾年來我親眼目睹了紐約市未能兌現承諾，按時完工並開放沃爾曼溜冰場的情況。其實建設溜冰場的施工並不麻煩，4個月的時間綽綽有餘。據我所知，工程已經耗費了6年的時間，而且還得再花兩年，這對於渴望在沃爾曼溜冰場滑冰的人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我和所有的紐約人已經厭倦了沃爾曼溜冰場的消極怠工，在這項簡單的工程建設中表現出的效率低下，恰恰也反映了政府工作的失職。我不敢想象兩年之後，沃爾曼溜冰場能否重新開放，事實上，廣大的公眾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完全低估了媒體的反應。首先，媒體衝到了前沿陣地。他們喜歡極端的新聞素材，不管是巨大的成功，還是嚴重的失敗。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就是一樁極端事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記者們只想充當為消費者伸張正義的角色。與其他事件相比，這種以犧牲普通公民利益為代價的事件容易激怒媒體，紐約市在重建沃爾曼溜冰場上的慘敗就是個典型。

市長回信的語氣激怒了我，但幸好被拒絕的人不只我一個。因為不想背上嘩眾取寵的惡名，所以索性沒有把自己的信公布給媒體。可恰恰相反，科赫卻決定將他的信公之於眾。很明顯，科赫覺得如果他嘲笑我重建溜冰場的好意的話，我可能只是靜靜地離開。

我仍然相信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確實有許多值得紐約市吸取的教訓。為什麼市政府做不到的而我們卻做到了，在這一點上，科赫市長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特朗普的時間安排很有彈性，」科赫市長說，「他能夠與自己的精英工人一起努力壓縮時間。而且工人們知道，如果工作完成得糟糕，他們將會面臨不能再為唐納德·特朗普效勞的危險。」這個解釋並不是完全錯誤的，科赫市長所不能理解的是我完成了市政府本應該完成的事情。我並不是建議他們像我一樣能夠在5個月或6個月時間里完成工程，但如果在一年內還完成不了，就很難說得過去了，更何況他們竟然用了六年，這種糟糕的事根源就是政府的無能和不作為。

同時，場館管理部門內部也產生了意見不一致，如何設計溜冰場周圍的混凝土人行道成為了爭論的焦點。結果是關於人行道的爭論不休，而且包括地基的混凝土的澆築統統擱置了9個月。不幸的是，冬天也如此。這9個月來，新鋪設的銅製管道被暴露在惡劣的天氣中，遭到雨雪的侵蝕。另外，銅製管道比較值錢，蓄意破壞的人翻越圍欄，切斷管道，然後轉賣。直到春天，22英里的管道看上去就像遭遇了一場劫難，不過卻沒有人考慮檢查可能的損失。

6月中旬，當財政預算委員會批准我的重建請求時，我已經動工了。之後我發現，市政府已經同意出15萬美元與另一家諮詢公司合作，這次合作的目的是提供運用鹽水冷卻系統的施工建議。合同指定了索拉（St. Onge Ruff Associations）公司諮詢報告的時間，即從1986年7月1日到12月月底。換句話說，在報告按約定提交之前重建工程就已經完成了。

《每日新聞》的一篇社論指出：「科赫政府正在猶豫是否接受唐納德·特朗普的提議，重建並經營沃爾曼溜冰場。為什麼還要猶豫呢？提議很誠懇，而且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科赫應該抓住這次機遇，為甩掉這項耗時耗錢的項目而長舒一口氣。到現在，市長提出了諸多不合理的反對意見……問題可能在於浪費1200萬美元重建沃爾曼溜冰場，科赫以及工程公司感到十分的尷尬。」

政府很聰明，駁斥道：「我們不同意你的解決方案，也不允許你利用溜冰場獲利。」

第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不再清理舊的場地，而是在上面重建新的溜冰場。8月1日，我們鋪設了新溜冰場的一層底基並安裝了管道，澆築了混凝土，思姆科公司忙著建造兩個巨大的、35000磅重的製冷裝置。當我接手這個項目時，我並沒有意識到沃爾曼溜冰場有這麼大。沃爾曼溜冰場佔地3000多平方米，是美國最大的人工溜冰場之一。

也是在這個時間，我收到了前任場館負責人戈登·戴維斯的來信。他在信中寫道：「作為溜冰場前期問題的負責人，我很高興，也很寬慰地看到我的錯誤得到了糾正。」我相信負責任的人應該不只戴維斯一個。然而，真正觸動我的是他負責任的態度，與亨利·斯特恩的態度大相徑庭。

工程建設期間，政府幾乎沒有參与其中，因為我要求大家不要讓場館管理人員接近工地。 當他們想要干預時，那一定是場「災難」。例如當我們竣工時，場館負責部門的一隊人馬送來一棵小樹，他們宣稱紐約市將以此向我表示敬意。這種事可能一兩個人就能完成，可偏偏來了十好幾位，其中一位園藝師監督這項工作。小樹是由九_九_藏_書一台帶滑移裝置的拖拉機運來的。

報告中真正提供的是凌亂無章的、缺乏決斷力以及相當愚蠢的時間表。如果這不是悲哀的話，也是諷刺和鬧劇了。

當科赫市長和斯特恩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們說在工程完工之後，會見我以及我的工人們，看沃爾曼溜冰場的教訓是否能夠運用到其他城市建設工程中。如果我聽到了他們發表的聲明，我肯定還能聽到很多次，其中就包括11月13日在溜冰場重新開放儀式上的演講。

他馬上給我講述了溜冰場的建造過程，他說最主要是選擇哪一種製冰方法。政府本來決定使用一種相對較新的技術：使用氟利昂作為凍結劑，理由就是氟利昂製冷系統可以更節電，從而實現能源成本的降低。但是氟利昂系統的缺點就是耐用性差、性能不穩定、維護難度大，特別是在溜冰場這種公共設施環境中，人員流動比較快。思姆科公司的朋友告訴我，在所有使用氟利昂系統的溜冰設施中，至少1/3的設施出現問題。

首先，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我們相信一切都會順利。沃爾曼溜冰場於1950年建成，並在1980年的6月進行了第一次閉館重修。工程計劃兩年半完成，對於重修溜冰場來說，可能看上去工期並不短。

6月6日周五下班的時候，也就是我之前的提議10天之後，我們達成了最後的協議，並得到了財政預算委員會的通過。我將承擔建設費用，並同意在12月15日竣工。在那時，政府就要償付我的成本，總計資金額不超過300萬美元，條件是溜冰場能正常使用。如果實際工程資金低於預算，政府將按照實際花費償付我；如果超出預算，我只能自己承擔這部分費用，這便是政府想要我做的。

不用多想我們便能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製冰會有兩種可能。好的可能是順利成冰，但是由於水的深淺不一，冰的密度可能不均勻。而壞的可能是在溜冰場較深的一邊水結不成冰，即使製冰設備很強大。

如果市政府把建成的溜冰場移交給二流的運營商，故事的結局仍然會是悲劇。然而，因為一般的競標程序會使開放的時間延期，所以政府允許我暫時經營沃爾曼溜冰場一季。隨後，我找到了最棒的溜冰場經紀人——白雪溜冰團（美國著名的冰上舞蹈表演團體——譯者注）。除了精彩的演出之外，沃爾曼溜冰場在白雪溜冰團的運作下，成為了全國最好的溜冰場之一。

1985年春天，市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想法。花費20萬美元聘用一位工程顧問，研究氟利昂製冷系統漏水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諮詢公司承諾4個月內提交報告，但是9個月過去了，直到1985年12月，公司才宣布他們對找到漏水原因無能為力。

確定製冷設備的位置一拖再拖，導致其他問題的出現。經過16個月的深思熟慮，市政府才做出決定。承擔安裝設備任務的承包人堅持要修改之前的合同。實際上，就是為了賺取更多的工程費用。合同的討價還價持續了12個月，直到1983年7月政府才根據承包人的要求通過了新的合同。最後，製冷設別的安裝完成時間再次推遲到了1984年9月。

「就讓他勇敢一試吧，」 《每日新聞》寫道，「畢竟紐約市在這項工程上無力證明什麼，只證明了它無法完成這項工程。」

當我來到溜冰場的工地時，發現情況比我想象的還糟糕。例如溜冰運動員休息室的房頂有很多漏洞，其結果就是長期的雨淋破壞了建築的內部結構。從很細小的事情上，就能看出政府的工作方式。例如當路過溜冰場的時候，我看到了丟棄在路邊的麻布袋，其中有些袋子上長滿了雜草。我仔細一看，發現麻袋裡裝滿了用於新景觀綠化的植物，而這些植物卻被丟在路邊，無人問津，以至死去。當我發現這一情況的時候，一位建築工人正好走過，踩到了麻袋裡的植物，頭也不回地走開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真是一種諷刺：溜冰場被付了錢建設它的人踩踏得一塌糊塗。

我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希望接手此項工程，自己出錢來建一個全新的沃爾曼溜冰場，而且保證在今年冬天的11月竣工。我同時希望能夠以合理的價格租下溜冰場，在工程竣工后，進行有效的經營。」

「特朗普提議接受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工程，承擔所有費用並保證在11月開放，」《紐約郵報》寫道，「回首歷時13年、耗資巨大的爛尾工程，大家似乎應該為這樣的結果高興才是。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市政官員好像更專註于找出理由以阻止重建的進行，而不是更多地考慮達成一致意見，實現工程竣工。市政府應該儘快為唐納德·特朗普公開聽證，因為沃爾曼重建的鬧劇實在是拖得太久了。」

很快我發現市政府在沃爾曼溜冰場重建項目上根本沒什麼作為，可以擴展到很多細節的地方，無論大小。我做出決定接管沃爾曼溜冰場重建工程一周后，6月16日的一份市九-九-藏-書政府報告，總結了政府在過去六年裡在沃爾曼溜冰場重建工程上的錯誤——這個時間是我給工程預算時間的四倍。更糟糕的是，雖然在報告里政府的無作為的例子很多，但卻根本沒有任何結論，比如誰來負責這次教訓、今後如何避免此類事件的重演。

我聘請了思姆科公司安裝製冷系統和管道設備的專家，並得到了基本的工程建議。同時為了建設溜冰場，我聘用了HRH建築公司。這家公司具備了君悅大酒店和特朗普大廈工程的經驗，而且之前的合作也證明，公司是講信譽的承包人。既然如此，他們也決定按照成本完成任務。同時，作為一直的合作夥伴，摩根大通銀行也決定無息貸款給我的工程，這是一項關係到每個人利益的工程。

我說：「好吧，亨利。只可惜兩年前你給了我相同的答覆，而且現在的建設情況你也看到了。」我決定給紐約市市長愛德·科赫寫封措辭強烈的信，因我確實對於市政府某些方面的不稱職接受不了。我由衷地相信我可以出色的完成重建工程。溜冰場是屬於成千上萬的紐約人的——包括自己的孩子們——大家都有權利去享用它。不論別人的想法如何，我的初衷就這麼簡單。

過去幾年跟政客打交道，唯一的收穫就是了解到媒體報道是政府採取行動的關鍵制約，或者更具體一點，就是政府對媒體報道的畏懼之情。在競選中，媒體可以利用各種形式的壓力，製造託詞和威脅，讓競選活動不惜重金。雖然媒體幾乎沒什麼好處，但卻可能製造負面的新聞，即使在隱晦的出版物中，政客們都會非常敏感。確實，負面新聞會導致失掉選票，甚至落選。如果真的落選，政客們不得不重操朝九晚五的舊業，這是政客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從我的新公寓可以看到沃爾曼溜冰場，但卻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溜冰場的重修已經投入了上百萬美元，顯然，從遠處看，溜冰場完全沒有完工的跡象。

9月底，所有的製冰設備都已經安裝完畢。要測試系統的話，我只需要連續4天氣溫低於華氏55度（攝氏13度）。結果卻出現了連續兩周晴好高溫的天氣，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希望冬天的到來。

整個沃爾曼工程期間，斯特恩利用一切機會向記者貶低我們完成的工作。《每日新聞》發現了斯特恩惡意的評論，而後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亨利試著說一聲感謝吧!在現在的情況下，說一聲感謝其實是值得尊重的。」

負責任的領導應該是工程完成的關鍵。溜冰場重修的過程中，我幾乎每天都會去現場勘查。最多的時候，我會一個人去工地。我將在6個月的時間內按期完成項目，這相對於政府的最好紀錄來說，的確是一個奇迹。根據我自己的推算，6個月中有一個月是防備不時之需的。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認為4個月完工是沒問題的。

我並不否認按照這些法律，市政府可以被定罪，但是我相信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領導力。

很確定的是，一夜之間形式逆轉。當媒體的報道指責到溜冰場重建時，科赫市長就給自己留了退路，很快紐約市開始請我接受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工作。6月6日在辦公室，我跟市政府的官員，包括亨利·斯特恩，一起協商重建遵守的條款。像其他政府資助建設項目一樣，市政府堅持招標的程序。然而，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我自己投資重建溜冰場，反過來，也應該從溜冰場的收益中得到回報。換句話說，我不是單純地監督工程的建設過程，而且要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段，向政府借出300萬美元。甚至如果溜冰場沒有收益，我的借款期限就遙遙無期了。

最糟糕的是，沒有市政府官員對工程的失敗負責任。我想起了一個最為經典的例子。那得回到1984年，那時紐約市已經花了四年的時間重建沃爾曼溜冰場，一個名叫布朗森·賓格的政府官員召開了一次新聞發布會。那時候，賓格擔任的是場館負責人的副職，他的首要任務就是重建沃爾曼溜冰場。賓格對出席發布會的記者做了勇敢而自信的承諾：如果沃爾曼溜冰場在下一季不能及時開放，他就辭職謝罪。

即使在此刻，1987年的春天，我正在完成這些文字，每次從特朗普大廈望到沃爾曼溜冰場上成百上千的溜冰者的時候，我都會心潮澎湃。很遺憾，我卻不是他們中的一員。許多人已經等了多少年，想看到我摔倒，但是我卻不打算去為滑冰事業努力，因為滑冰並不是我的強項。

在我看來，混凝土表面足有好幾百條裂痕。更糟糕的是，溜冰場表面的各個地方都鑿開了很多不小的洞。我仔細看了下，發現這些洞穿過混凝土，到達下面管道的漏水點。不幸的是，氣錘鑿洞用力猛烈，下面的管道很難支撐。為了到達漏水管道，「暴力」的工人加上他們手上的氣錘，實際上是會讓問題更嚴重。

因為我根本不懂怎樣建造溜冰場，所以我準備找最好的溜冰場建設工人。邏輯上來說，最應該hｔｔps://rｅａd.99ｃｓｗ.cｏｍ去加拿大找一找。作為全國性的娛樂運動，加拿大人對溜冰的熱愛絕不次於美國人對於壘球的熱愛，我認為最棒的建築機構應該是為加拿大專業冰球隊建造場地的公司。而且毫無疑問，我的朋友都說多倫多的思姆科（Cimco）公司是最好的。其他項目中，思姆科公司還為蒙特利爾市民建造了溜冰場。我電話聯繫到了公司的領導，直接問道：「要建設一個大型戶外溜冰場需要多長時間？」

「嗨，你們沒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溜冰場確實能夠賺錢，我就會用這筆錢償還貸款，這並不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實際上，如果我真的收回了成本，我將會把後續的收入用於慈善事業。」令我和我的律師驚訝的是市政府的確沒有這項工程的預算。相反，他們提出了反提案。我需要拿出300萬美元走招標的程序，然後在重建竣工之後，市政府全額償付我。

到此離沃爾曼溜冰場第一次閉館重修已經過去6年了，工程投入了1300萬美元的巨額資金。場館管理部門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必須拆除氟利昂系統，替換為鹽水系統。1986年5月21日，政府宣布了耗資300萬美元、歷時18個月的重修計劃，這就是我最終說服政府，接管溜冰場重修的計劃。

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管道鋪設開始兩個月後，也就是7月份，傾盆大雨灌倒了溜冰場里，新鋪設的管道上淤積了厚厚的一層泥沙。直到9月，場館管理部門才著手僱人挽回損失。

就在那時，我轉向斯特恩並且告訴他：「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你根本沒有發現這些漏水點。同時，這隻能造成更嚴重的漏水。算了，重新開始吧！」亨利故作鎮定，其實重新開始是他最不願意麵對和考慮的。

這件事讓我回憶起幾年前的一件事，那是在一個美麗的夏天，我正好走過溜冰場。大約是在下午2點鐘，在未完工溜冰場中間大約有30名工人。他們都沒工作而是在中途休息。大約一小時之後，我再次走過溜冰場，那幫工人還在原處，而且姿勢都與之前一樣，就像他們要永久地睡去。其實在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場景意味著什麼。現在我明白了，這原來就是沃爾曼溜冰場最大的癥結所在：根本沒有人來負責項目。

市政府官員提到的另一個理由就是所謂的威克斯法（Wicks）。法律規定在所有的公共項目建設中，如果預算超過5萬美元的話，工程就必須分包給4個不同的承包人。這個法律的目的在於增強競爭，減少建設成本，但效果卻恰恰相反。沒有一個單獨的主管承包人負有全部的責任，那麼結果就是延誤、爭論和超支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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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22日早上，《紐約時報》的頭條宣布紐約市政府已經決定開始重建位於中央公園的沃爾曼溜冰場。同時，紐約市表示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溜冰場將會在兩年內重新開放。

白雪溜冰團在沃爾曼溜冰場的工作無可挑剔，不僅善於經營，而且非常的成功。19世紀70年代，溜冰場還開放的時候，由市政府經營，每年的平均凈收益近10萬美元，卻從來沒超過15萬美元。雖然，我們現在的票價都低於所有私人溜冰場的票價——成人一場4.5美元，兒童2.5美元——但是，在我們經營的第一季中，我們的總收入就達到了120萬美元。除去開支，我們的收益超過了50萬美元，而且全部捐贈給了慈善事業和場館管理部門。同樣重要的是，大約有超過50萬的溜冰愛好者快樂地「享用」著沃爾曼溜冰場。

根據我的經驗，能讓即使最好的承包人按時、按預算完成工程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定得要努力盯住進度。只要意志堅定，任何任務都是可以完成，前提是你得了解項目。就像現在，承包人向市政府官員請示：「不好意思，工程期間出現了問題，我們需要再申請100萬或200萬的資金才能完成項目。」沒有人反駁，因為市政府根本沒有官員真正了解工程建設。

有人說我對沃爾曼溜冰場的記者招待會有點太熱衷了。可能他們是對的，但是我只能說媒體不可能了解詳情的，有不少記者會參加我們舉行的每一場記者招待會。

恰恰有一批人，因為市政府的無作為而真正獲益，他們就是工程的承包商。當地鐵工程或者新高速路、橋樑工程建設超出預算幾百萬美元的時候，那麼市政府會來承擔超支費用。在福布斯「美國財富400強」中，你看不到這些人的名字，而且他們可能根本說不好英文，但是我可以保證，只要參与紐約市政府市政工程的，許多人都已經一夜暴富。政府批准之後，他們賺了大筆的、無根據的超支費用，卻由廣大的納稅人買單。

因為諮詢顧問能提出明智建議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決定不只是跟他們座談一下。了解之後，我很驚訝。經營這家諮詢公司的兩位先生，從來沒有參与過建造溜冰場的項目。他們連清晰的工程概念都沒有，何談幫助？

我覺得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