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市，平均150戶的豪華高層銷售周期為兩年，並且是在採用積極市場營銷的前提下。但是要在新開發的地段，銷售上千套住宅，不僅需要獨特的賣點，也需要大刀闊斧的銷售策略。這兩點馬克利都不具備。他提議開發的林肯縣項目，包括了12座磚牆建築，無論是外觀還是風格都跟60年代曼哈頓匆匆建成的公共社區沒什麼區別，平淡乏味、毫無聲息。因此，三年裡，馬克利聯繫的幾家銀行，沒有一家願意貸款給他的項目，而銀行從實際出發，則更傾向於貸款給紐約市其他的開發項目。

無論如何，市政府在給我製造障礙，迫使我做出改變，在我看來這就是一種經濟上的敲詐。只要我反對他們的想法，他們就會暫緩批示的進程，我的成本就大大提高。

當然，我得到什麼樣的區域類型，我的計劃會隨之而已。我沒有必要進行複雜的成本分析，來確定工程可行的唯一方案是獲准得到比馬克利多得多的單元和可建築面積。和馬克利不同，我準備一直堅持，直到我認為的更經濟有效的方案獲得批准，甚至必要時進入另外的城市管理程序。

1984年的中旬，我跟傑瑞在漂亮的雪莉·荷蘭旅館見證了意向書的簽訂，當然還有馬克利、他的小兒子以及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的美麗的翻譯官。她身上散發著標準拉丁人的魅力，我們幾乎被她迷住了。我永遠不會忘記克里斯蒂娜在翻譯到複雜的法律問題時對馬克利的提醒：「您真的需要考慮聘請一位律師，幫您理解意向書中文件的含義，有些情況確實比較複雜。」

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要把項目建設的令人耳目一新、魅力四射，這樣的話，紐約市政府才可能批准我的區劃申請。關鍵是找到共同利益所在，當交易雙方都能得其所得，一切就會變得暢通無阻。很幸運，買下那塊地之後，一天早上我拿了一份報紙來讀，結果答案找到了。報紙上報道，很長時間全國廣播公司的總部在洛克菲勒中心，現在正在尋找新址。紐約頂尖的房地產經紀人愛德華·戈登向我確認了這一點。在所有的選擇中，全國廣播公司考慮搬到河對岸的新澤西州，這樣的話，因為當地相對較低的稅率和土地成本，搬遷確實能夠省不少的資金。

我把意向書從文件夾里拿出來，當著馬克利的面，撕成了兩半。我對他說：「如果你有一天再次決定賣出這片地，我希望你能首先考慮到我。同時，祝你好運！」

關於開發曼哈頓地區任何大塊地皮的關鍵在於，在經濟狀況允許的條件下，得到必要的批准。重新區劃是一個複雜、充滿政治色彩並且耗時的過程，最終可能牽扯到多個州和城市的機構、當地社區團體以及政客們。

在某種意義上，這很令人難過，因為馬克利是一個好心、善良的人。但是，從一開始他就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他認為像西城區地段這樣的工程，他能夠負擔所有可能的成本，並且最終獲得不菲的利潤。但事實上，除非你設計的項目能夠「自給自足」，否則你就是在冒險。

在西城區建設高樓，我已經等了很久，並且我能夠繼續等下去，直到得到滿意的區劃批文。最後，無論全國廣播公司是否遷入「電視城」，本屆政府是否繼續，我都會義無反顧地建成「電視城」。

我在1985年10月第一次面試了庫珀，恰巧在海莫特·楊的規劃與公眾見面之前。那時已經有跡象說明我們設計的開發空間存在問題，因此我有興趣邀請庫珀與楊一起為規劃努力。合作對雙方來說根本沒什麼興趣，所以兩位建築師的合作就先拋之腦後了。

對我來說，這個計劃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的簡約和壯麗。除了世界第一高樓，我們還打算建成另外七座大廈——三座在北面，四座在南面。這些樓前面三層平台——包括了停車場和封閉式的購物區——成為了人行走廊。在水平方向上，比鄰近的西側高速公路還高。所以，我們的設計為人們提供了沒有任何阻擋的視野，在那塊地的任何一點，都能看到對面的哈得孫河。我們擁有足夠大的停車空間。總之，我們提出的面積是馬克利當時的1.5倍。即使這樣，我們的整體密度還是比其他很多項目要低。

很多人驚訝於我選擇了亞歷山大·庫珀。與理查德·邁耶差不多，庫珀的風格與約翰的風格是對立的。很傳奇的是庫珀熱心於公益事業，而且作為城市規劃師而著名，曾在城市規劃委員會效力五年，協助撰寫了此項目規劃過程的規定。那時，與自己的合作夥伴斯坦頓·艾科斯塔特一起，庫珀只是在曼哈頓南部的炮台公園完成了項目的總體規劃。評論員喜歡這座建築，並把它稱為啟發城市建築的經典例子。

馬克利解釋道這個項目簡直是在要他的命，但是他仍然不顧一切地想要做最後的努力，爭取拿到貸款，使項目向前推進。我的憐憫之心油然而生，而且我很欣賞他的坦率。

到1986年的春天，我們的項目因為紐約市的城市規劃而一度停滯不前，多數的解釋是愛德·科赫市政府幾乎瀕臨癱瘓。

通用公司調整之後，全國廣播公司開始積極地考慮選址的問題，其中包括了紐約市的四家以及新澤西州的一家。1987年1月，全國廣播公司宣布除了繼續留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可能，他們縮小了選址範圍：我們和新澤西州斯考克斯市哈氏公司（Hartz Mountain Industrial）所有的淺海地帶，從競爭中淘汰的是紐約市的另外三家。

同樣糟糕的是馬克利最終達成的區劃協議。隨著區劃進程接近尾聲，協商迫使上百英畝的地盤上，居住單元縮減到了4300戶，這個居住密度比郊區的六層公寓區還要稀疏。具體來說，馬克利決定在68號大街到72號大街這塊最值錢的地段上，只建造850個居住單元。他承諾在項目的南部欠發達工業區，建設大部分的公寓，事實上，這裏的住宅市場他根本沒有全面地調查過。

通過專心地投入其他項目，產生大量的流動資金，足以維持任何項目的資產維持費用。而且，我建立了成功紀錄，因此，銀行都樂意貸款給我。

在西城區這塊地上，我能夠為全國廣播公司提供紐約其他開發商所無法提供的條件：足夠大的空間，建造巨大的整一層的演播室，風格接近好萊塢的外景場地。按照規定，全國廣播公司在洛克菲勒中心的狹窄的建築面積為120萬平方英尺。而在我的地盤上，我可以提供200萬平方英尺的面積，九九藏書以及為未來擴建保留的空間。另外，我還保留了足夠大的空間，為以後的項目做準備。

令我驚訝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於世界第一高樓的反對聲音似乎銷聲匿跡了。批評家開始關注那些爭議相對較小的其他方面，這也恰恰是我所期望的。特別是《時代》雜誌的評論家保羅·戈德伯格發表了關於通過改革反對「電視城」的文章。宣布我的計劃一周后，戈德伯格寫了很長的一篇題為《特朗普最近的計劃就是一棟「空中樓閣」》的評論。除了他不喜歡高樓的事實之外，他主要指責我們的項目不能恰到好處地與周圍環境相融合。

當馬克利把那塊地賣給我的時候，他與紐約市沒有簽署任何正式的合同，而且紐約市也沒有給馬克利發出任何最後的建設批文。因此，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兌現他的承諾。從全新的起跑線開始意味著我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但卻別無選擇。

我還構想在樓盤一層設計大型的零售購物商場，就沿著樓盤前那濱河地帶。我覺得對於曼哈頓上西區來說最需要的就是基本的購物服務，如大型超市、鞋店、藥店還有五金店等。高昂的租金把小商小販趕出了百老匯、阿姆斯特丹大街、哥倫布大道一帶，如今在哥倫布大道上找一雙100美元的皮手套要比一條面包容易得多。這塊低成本的地皮的優勢就是我可以向零售租戶徵收更加合理的租金。

我的首要目標就是讓自己的計劃儘可能遠離馬克利的獲准工程，任何與他的工程的聯繫都會影響我。

事實上，馬克利幾乎花了三年的時間做徒勞的「贈予」業務。項目批准權在市政府手上，所以，馬克利一而再再而三的讓步。他同意提供3000萬美元整修72號大街的地鐵站，地鐵站離項目工程很近，雖然整修只是把站台拓寬4英尺，但是耗資3000萬，足以重建新的地鐵站了。

對我來說，最難的一次商業決策就是1979年對於西城區78英畝河邊地帶（第59大街與第72大街之間）的選擇，而對我來說最容易的一次商業決策則是在1985年重新買回那塊地皮。

我尚且不能表達得這麼到位。

這項研究報告還指出了工程建成之後的益處。例如報告預測，西城區將每年從新住戶的商機中獲得5億美元經濟效益，而且工程建設將帶來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在我看來，比起創造福利項目，提供工作機會是解決失業問題更為有效的方式。最後，研究發現，通過改進地鐵和公交服務、交通擁堵問題，也是評論員關注的問題之一，將得到極大的緩解。

我相信弗蘭克·馬克利同意將這塊地賣給我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達成的交易對他來說是幫了個大忙。1984年初，我們見面后不久，便同意在臨時協議的基礎上，馬克利把項目賣給我。他並不確定是否最終想要賣掉那塊地，但是他希望考慮簽訂意向書。對於房地產，特別是對紐約市的房地產來說，每個人必須知道的是任何時候都不要簽訂意向書。否則，在這一紙簡單的、看似沒有「約束」的意向書的官司里，糾纏幾年也不一定能脫身。

科赫像我預想的那樣回復了我。他沒有針對我的細節問題進行答覆，而是試圖將這件事變成一種個人意願，在愛德·科赫眼裡，「貪婪的」的開發商特朗普就是他的死對頭。幾個月里，他都在尋找報復我的方法，因為我如此快速高效地建成沃爾曼溜冰場讓他難堪，他顯然將西城區當做是理想的場所。

3月份，我決定把世界第一高樓向南移到63號大街，這時候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官員立刻變得熱情飽滿。幾乎同時，《紐約時報》為公眾做了一份關於此地段環境影響的調查報告，我認為其中的某些結論最終推動了我們的工程進程。我一直相信對於城市密度的擔心都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曼哈頓西城區是人口相對稀少的地區。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本地區人口從1960年的24.5萬下降到1980年的20.4萬，在1980年到1984年之間，只有3100棟新公寓建成。

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科赫通過大力鼓吹自己的正直和清廉，提升自己的地位。一般情況下，如果他的下屬被證明貪污受賄，那最後他也應當負起責任，而這種事就不會發生在科赫市長這裏。相反，如果一旦聽到任何關於朋友有難的風聲，科赫立刻調轉風向比誰都跑得快。例如，當他的好友皇後區主席唐納德·摩尼在接受調查、想要自殺的時候，科赫卻掉頭稱他是「惡棍」，即使當時摩尼還沒有定罪。那時摩尼正在醫院恢復，幾周之後，他還是自殺了。

對於世界第一高樓來說，我最欣賞的評論來自於專欄作家喬治·維爾。我喜歡維爾，其中的原因就是他從來不怕挑戰時尚。「唐納德·特朗普現在並不理性，」維爾寫道，「但人又不是單靠理性活著的。特朗普相信無節制也可以是一種美德，他就像曼哈頓天際線下的美國人（指標準的美國人——譯者注），這恰恰表達了共和黨人無窮的力量。他說正是因為別人認為沒必要，才堅定了他有必要建成的信心。他相信建築師洋溢的熱情是可以影響大家的，粗獷、熱情和活力正是我們國家的品質。」

對於吸引全國廣播公司搬到我們的地盤上，我感覺美國通用電氣公司1986年收購美國無線電公司（全國廣播公司的擁有者）進一步促成了雙方的合作可能。我認識通用電氣公司的主席傑克·韋爾奇，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有才氣的思考者，他立刻看準了全國廣播公司選址在「電視城」的優勢。韋爾奇「點將」通用公司高層主管鮑勃·賴特出任全國廣播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給我的感覺跟韋爾奇差不多。他們都是出色的人物，即使他們沒有選擇我的地盤。

1986年5月我再次給庫珀打電話，希望他能獨自承擔「電視城」的任務，我認為他是推動工程向前發展的最好人選。雖然過去我們「道不同」，但對他來說，沒有哪個聰明且野心勃勃的建築師會放棄這個機會。「電視城」幾乎是最好、最有挑戰性的設計項目，我相信只是時間問題，庫珀會漸漸適應大型的、大胆的建築，而放棄小型的、柔弱的設計。值得高興和讚揚的是庫珀欣然接受了這次機會。「我的天啊！」過後他向記者說，「長1.2公里，沿哈得孫河的樓面闊度，輕鬆走下來可不容易。」

然而，科赫給全國廣播公司提供了並不完整的、打了折扣的減hｔｔｐs://ｒｅａd•9９cｓｗ.ｃｏm稅提議，其中科赫還說他們可以將減稅這一項用到所有在曼哈頓的選址。科赫甚至無償地提供了選擇其他新址的建議。免費的建議當然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還沒等科赫的建議提出來，全國廣播公司的發言人就回應道，廣播電視網對其他新址不感興趣。同時，新澤西的哈氏公司的高管們並沒有坐以待斃。看到時機成熟，哈氏公司要求全國廣播公司做出決定，6月1日哈氏公司宣布30天之後，全國廣播公司就會接受我們提供的條款，而紐約市則不願再參与競爭。

在我買下西城區地段之前，我就考慮要建設世界第一高樓。我沒有任何理由地痴迷於摩天大樓。我還記得，小時候懇求父親帶我們去看帝國大廈，在那時，帝國大廈是世界第一高樓。後來，在芝加哥建成的希爾斯大廈（Sears Tower）成了第一高樓。我熱愛挑戰，希望把世界第一高樓建設在紐約市，這也是紐約市應該有的。

1987年2月末，《每日新聞》發表的社論恰到好處的抓住了進退兩難的關鍵。社論中還提到，對紐約市來說，損失了全國廣播公司將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就業崗位、收入和城市聲望的巨大損失」，社論還強調了我們那塊地的重要性，「『電視城』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工程必須走審批程序，政府的遲鈍和政治上的懦弱都可能讓工程中途流產。」「讓紐約市政府閉著眼接受特朗普的計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雖然點頭『是』與搖頭『否』的決策能體現效率和速度。紐約市政策的目標一定是讓全國廣播公司留下來，可能的最壞結果就是失掉全國廣播公司。」

1979年我放棄了原來的選擇，沒過多久，賓州中央鐵路就把西區的河邊地帶賣給了我的朋友亞伯拉罕·赫希費爾德，很快亞伯拉罕就出馬請到了自己的合作夥伴。60年代，弗朗西斯科·馬克利因為承擔阿根廷政府的路橋工程而發跡。根據與赫希費爾德的協議，馬克利全權負責工程項目。赫希費爾德雖然保留了不少的利益份額，但在工程中沒有具體的職位。反過來，馬克利把監督工程的任務交給了名叫卡羅斯·法薩夫思奇的物理學教授，他一直負責經營馬克利的阿根廷公司。

我特別喜歡海莫特，因為他跟我一致認為摩天大樓很漂亮，他也特別喜歡壯觀的景象。我跟他見面后不到三周，他就帶著比例模型來到我的辦公室，模型的製作包括了我想要的基本元素以及他的創意。1985年夏，我聘請了楊作為項目的首席建築師。

媒體的報道是我花了9500萬美元購置這片地，大約是一英畝100萬美元，其實這與實際價格相差並不大。如果把貨幣的時間價值考慮在內的話，1985年購買的的價格比1979年買下來還便宜。幾年的時間，曼哈頓地區房地產價格漲了五倍。甚至之前我建成的一座大廈，如果確定出手的話，一定能夠賣出可觀的價格，但我還是拒絕了不少買主。用一個比較，你就會知道現在的情況。我買下西城區這片地之後，另外的一家開發商花了5億美元買下了哥倫布環島（Columbus Circle Coliseum），相比之下，是一片面積不大的地產，而且與曼哈頓西城區僅隔四個街區。

馬克利犯的最後一個錯誤就是他從來沒有為他的林肯縣項目創造任何令人興奮的事情。在他擁有這片「寶地」的四年中，沒有任何媒體的報道。即使林肯縣這個名字代表了全美最大、最有潛力的開發，但也無濟於事，這隻是在林肯中心西部的工程而已。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大樓確實「燒錢」。如果建高於50層的建築，建設成本就會成倍增長。如果利益最大化是你的唯一動機，不如建造三座50層的建築，而放棄150層的摩天大樓。另一方面，我認為我要建成的高樓，能夠自負盈虧，因為它也是不錯的旅遊景點和觀賞點。畢竟，我們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旅遊者來到帝國大廈就是為一睹世界第一高樓的芳容。

特別是城市規劃委員會想要我提供更多條通往濱水區的道路，增加東西方向的街道，實現項目與城市道路網的聯繫，把世界第一高樓向南移動，遠離現在的住宅社區。我不同意他們的建議，但是我一直認為區劃的問題就是協商的問題。經過努力的推進，最後我變得更現實了。如果我做出一些讓步，工程能向前發展，而且保證工程的經濟可行性沒有遭到破壞的話，我準備做出一些改變。

我提出一個方案就是我自己來建全國廣播公司的總部，成本在3億到4億美元之間。我還將在30年裡通過徵收每平方英尺15美元的租金來補貼全國廣播公司，這個租金比平均租金的一半還低，最後我還同意在未來40年裡將「電視城」所有利潤的25%上交給市政府。作為回報，我將獲得整塊地20年減稅，但即使這樣，也只有我將工程完成才能開始獲利，最好的情況下，也得好幾年後。不僅如此，我還得自掏腰包來補貼全國廣播公司，一年最少需要3000萬美元。

我突然理解了，弗蘭克·馬克利根本不屑於去計算。但是我計算了一下，建設一根高500英尺的通天煙囪，其成本幾乎能建一座樓了。我告訴馬克利說：「這可能要花掉三四千萬美元。」但是，他好像根本無動於衷。當他對所有的人的要求「樂善好施」之後，馬克利總計已經承諾了1億美元的「免費項目」。更糟糕的是，他同意在建成任何項目之前，就先答應支付1億美元。

我自己本人並不是炮台公園的「粉絲」。例如，當公園的建築落成在濱水區之後，很多公寓都朝向其他的建築，丟掉了美麗的「水景」。另外，我覺得很多建築都出現了雷同。然而，庫珀對於總體規劃的貢獻我非常贊同，他把道路、停車場以及其他設施的布局完美的融合到了我們的地盤上。

心理失衡也同樣嚴重。失掉一個製造業的公司是一回事，幾乎無人問津，而失掉一個讓紐約市成為全球媒體中心的大公司則是另外一回事。另外的兩家廣播電視網，美國廣播公司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幾乎全部的業務都是在洛杉磯。全國廣播公司仍然在紐約做《今日秀》、《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大衛深夜脫口秀》、《科斯比秀》、《周六晚間直播》等其他的節目。事實上，你不能用金錢來衡量一流的廣播電視網以及它的節目給觀眾帶來的快樂和刺|激，與你無法衡量九*九*藏*書帝國大廈和自由女神像給對紐約市的深遠意義一樣。

我以不錯的價格拿下了西城那片地，原因有三。其一，銀行取消了入不敷出的賣家的抵押贖回權；其二，在土地進入市場流通之前，我已經敲定將其買下；其三，除了我，幾乎沒有其他開發商願意並且能夠支付每年幾百萬美元的建設成本。

我發現大部分記者對於開發項目的細節並不感興趣，相反，他們喜歡嘩眾取寵的視角。這樣的話，其實正合我的口味。我準備了關於密度、交通和住宅建築混合的問題，但是記者們卻喜歡談論世界第一高樓的話題，我還給這個項目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當我晚上回家的時候，我打開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希望聽到羅納德·里根總統和米凱爾·格魯巴喬夫的高層峰會。但是記者丹並沒有在日內瓦報道這檔節目，而是突然報道說：「今天，在紐約市，開發商唐納德·特朗普宣布了建設世界第一高樓的消息。」這完全證明了，我挖掘的「第一高樓」的符號是多麼地有影響力和號召力。

不可思議的是紐約市滿足於「靜坐觀望」，並不採取任何行動。我覺得不可思議是因為在1987年上半年，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美孚石油（Mobil Oil）公司宣布將要離開紐約市遷往弗吉尼亞州。時間不長，老牌零售商彭尼公司（J. C. Penney）的高官也陸續要離開紐約市，並且帶走幾千個就業崗位。你可能會想，紐約市已經面臨三個大公司離開的威脅，應該馬上採取行動了。但是，我們無法理解愛德·科赫的想法。

同時，我與海莫特·楊見了一次面。我欣賞他，原因跟欣賞理查德·邁耶完全不同。楊算是個外來戶：生在德國，長在芝加哥，一點也沒接觸過紐約市的建築。他個人有紈絝弟子的氣質，但是個不錯的推銷員，他經常因為一些令人瞠目的事情而引起人們的注意。就項目而言，楊設計了芝加哥市中心的施樂中心（Xerox Center）以及伊利諾伊州高科技大廈。我跟他談話的時候，他還有四個曼哈頓的建築項目在進行中。

除此之外，因為我的土地成本相對較低，所以我可以為全國廣播公司開出比其他開發商更低的單價。但在那時，與新澤西的競爭也趨於白熱化。所以，我需要向紐約市政府提出減稅申請。而且我了解到出於經濟利益等考慮，紐約市希望全國廣播公司能留下。

第二天，我給科赫寫了一封推遲了一年多的信，信里說：「愛德，您對全國廣播公司是否留在紐約置之不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且，我預料您的態度將使全國廣播公司以及其他許多大公司搬往新澤西。」我又闡述了留下這些廣播電視網的好處。信的結尾說，我真的不想無動於衷地看著新澤西和其他州把這些「命|根|子」從紐約市挖走。

到秋天，我們反覆推敲了多種可能的建築方案。我們都覺得那塊地面積太大，特色太明顯，不知都什麼樣的創意才能使之融入周圍的社區環境。相反，我把這個問題看作是建設一幢「特立獨行」建築的機會，外觀和特點完全與其周圍的建築迥異。

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團隊幾乎所有人都反對我的方案。羅伯特、哈維·弗里曼，還有諾曼·萊文都覺得在確定我們獲利之前許諾支付全國廣播公司一年3000萬美元作為補貼過於冒險了，而我覺得這個冒險值得一試。減稅可以讓我們的住宅公寓更有市場競爭力，另外，全國廣播公司還可以給這片區域帶來知名度和吸引力。對市政府而言，他們沒有任何損失，他們既不需要拿出任何錢來留住全國廣播公司，又可以從我們的最終獲利中大比例提成，以此彌補減少的稅收。

科赫做了一些相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主持的政府是公認的腐敗無能的政府，芝加哥市的前任市長理查德·戴利能在腐敗中生存，原因是他至少能夠有效地管理城市。而科赫政府卻面臨極大的挑戰：無家可歸的問題不斷升級，城市的多數地區仍然沒有有線電視的接入，高速公路年久失修，地鐵建設尚未完工，大批公司遷往其他城市，城市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惡化。

如果把我計劃的高樓高度減半，讓它們看起來像西城區有名的戰前建築一樣，我確定保羅·戈德伯格和其他的評論家就能夠給出更好的評論。問題是如果這樣，我的建築項目將不再宏偉壯觀，並且很難銷售了。那些評論員既沒有設計也沒有實踐過任何建築，卻全權委託地在主要出版物上表達他們的觀點，並且對於他們的批評指責我沒有任何回應的空間，這真把我激怒了。當然，我也可以激怒任何我想要激怒的人，但卻沒什麼意義。只要評論員為像如《紐約時報》這類的報紙寫文章，他們的觀點就很有分量，不管你喜不喜歡。

雖然我跟庫珀在各方面存在差異，但是我很快發現他具有追求完美的本性，因此我們能夠相處得很融洽，雖然一般人認為我們可能「水火不容」。亞歷山大·庫珀增加了街道和人行道，實現了建築項目與濱水區的直接相連，他設計的停車場使外圍的人們能夠很容易地到達這裏。我們一致同意縮小建築物大小，增加建築物數量。在更高的樓層前面，庫珀決定運用聯排別墅（Townhouses，是由幾幢小於三層的單戶別墅並聯組成聯排式住宅, 是公寓和別墅的中間形態——譯者注）調整建築規模。

馬克利團隊有一大批智囊團，但是他們缺乏的卻是實踐經驗，特別是在紐約市，已經很難開展任何形式的房地產開發了。

我的第二個挑戰就是找到一種方法，立刻捕捉公眾對項目的設想和期待。如果越多地創造認識的環境和熱烈的氛圍，就能越早地吸引買家，而很多開發商則傾向於先建設后宣傳。

當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要求馬克利承諾支付工地上公司煙囪重建的成本時，他卻答應了。我覺得這種事真的荒唐可笑！在全國電力行業中，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已經達到了最高的電能利用率。當我見到馬克利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同意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提出的要求。我還問他，多年以來一直花費幾十億的資金購買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的電，這還不夠嗎？

同時，科赫的同事以及手下的一幫人開始陷入受賄、偽證、拿回扣的起訴，並因為承認了犯罪事實而被迫蒙羞辭職。犯罪的指控包括了紐約市計程車管理局前局長傑·圖魯夫，醫院院長約翰·麥克勞克林以及前交通部部長安東尼·阿莫魯索。維克多·伯ｒｅａｄ.９９csw.ｃom尼克是與科赫市長關係最好的私人顧問，被指提供虛假教育背景、借公務職權之便到各地旅行，因此辭職。文化事務局局長，也是科赫的好朋友貝斯·邁爾森因被指為法官女兒提供職位，影響判案的公正性並多次否認與自己有關而引咎辭職，後來發現科赫並沒有理睬邁爾森權力行使不當的證據。

即使最後移動了世界第一高樓的位置，我開始認為我必須更換建築師。海莫特是紐約市的「局外人」，我承認我喜歡這一點，但是我認為他傷害了紐約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感情。委員會所有的人幾乎都與海莫特氣場不合。我想這已經很明確了，我必須採取行動了。如果工程要繼續向前發展，必須要有合作精神。很勉強，我決定換掉建築師。

對於世界第一高樓的反應不可能都是積極的，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事實上，這種爭論可以幫助我們的項目始終成為新聞關注的焦點。批評家堅持認為這樣的建築是沒有必要的，人們不希望居住得如此之高，而且我也不可能建成這樣的建築。《新聞周刊》對這個項目做了題為《唐納德·特朗普的「鴻鵠之志」》的整頁報道，《紐約時報》也對我們的計劃發表了社論，社論提到：「唯有時間能夠驗證什麼是遠大的夢想，什麼是突然的幻想。判斷唐納德·特朗普的心愿是希望150層的摩天大樓，高高聳立在紐約市以及其他城市風景之上，這確實有點為時過早。」

11月8日，我們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對外宣布了我們的項目計劃。好多年前，當馬克利還在追求他的林肯縣計劃時，媒體早就開始遺忘他了。這次當地的和全國的50多位記者出席了我們的發布會，我大致介紹了項目計劃的要點。我們打算給項目起名為「電視城」，並且希望能夠吸引全國廣播公司作為我們的主要承租人。我們打算建一座1850萬平方英尺，綜合商業、居住和零售的多功能大廈。項目將包括近8000套的居住單元、350萬平方英尺的電視電影演播室和辦公室，170萬平方英尺的零售面積，8500個停車位，接近40英畝的停車場和開放空間，包括了13個海濱散步長廊。在那塊地的中心，我們打算建成世界第一高樓——1670英尺高——比芝加哥的希爾斯大廈高出200英尺。

不管怎樣，我從《每日新聞》得到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市長說政府能給全國廣播公司提供多少優惠是有限的，這沒錯，」文中提道，「但這絕不應該是沒有任何行動的理由。科赫應該把全國廣播公司、洛克菲勒中心和特朗普公司的決策者召集到一起，然後提出強有力的執行計劃，如果成功的條件成熟了，真是謝天謝地。」

結果讓事情變得很簡單：全國廣播公司要麼搬到我們的地盤上，要麼搬到新澤西州。紐約市已經聲明願意為全國廣播公司提供稅項特許，大部分是以減免財產稅的形式吸引廣播電視網繼續留在紐約市，現在的問題就是紐約市是否會開出比新澤西州更有競爭力的優惠政策。

唯一遺憾的是在城市規劃委員會中沒有喬治·維爾的席位。

我面臨的第三個挑戰就是找到一位像我一樣熱情的建築師。最後我面試了兩位建築師，其中一位是理查德·邁耶，他的建築風格是紐約市建築的縮影。評論家很喜歡邁耶，而且他的人氣很旺。但是很快我發現，邁耶並沒有精力充沛地、熱情地投入進來，他更喜歡花時間仔細考慮和分析以及理論化。幾周過去了，我等他帶給我計劃的比例模型，或者至少是一些初步的設計圖樣，可是，他什麼都沒做出來。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政府收緊了對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補貼，社區反對西區開發的聲音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且銀行業表現出不願意貸款給任何大型的開發項目。可能最重要的是，我熱衷於其他項目，其中包括康莫得酒店（君悅大酒店）、特朗普大廈以及我的第一家大西洋城的賭場。既然我的個人資源已經很有限，因此，我不想因為巨額的資產維持費用把自己拖垮。

「不需要，真的，克里斯蒂娜，」他說，「只要我能夠脫身，這些問題並不重要。」馬克利拿起筆簽了字。

「他們告訴我將會反對我的項目，」馬克利解釋道，「那麼請問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一根煙囪能花多少錢？」

我考慮得越多就越認同自己的想法。即使最後全國廣播公司沒搬到我的地段來，這仍然是建設電視、電影演播室的絕佳選址，有沒有全國廣播公司演播室總是一個回報率高的不錯選擇。在我得到廣播電視網的確認之前，我已經決定以演播室為主題打造我的項目。第一步的概念就是：電視城。

到1983年年底，馬克利個人的財務狀況也雪上加霜。當然，馬島戰爭（Falklands War，福克蘭群島戰爭或福克蘭海戰，發生於1982年，英國和阿根廷之間的為爭奪福克蘭群島的主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譯者注）也使阿根廷的商業利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這個時候，計算一下建築工人工資、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支出以及資產維持的費用，馬克利大概在林肯縣的項目上已經投資了1億美元。陷入困境后，馬克利開始拖欠，為了購買這塊地皮而從大通曼哈頓銀行的貸款債務。

當我告訴施拉格的時候，他很不高興，但是我堅信這次撕掉意向書一定會使馬克利再回來找我，不管意向書是否對我們有約束力。

1984年春天，我接到了亞伯拉罕·赫希費爾德的電話，他告訴我馬克利的處境很糟糕而且有意出售這片地。我馬上去拜訪了馬克利，我們進行了一次長談。他非常希望能夠從林肯縣的項目上大賺一筆，但是銀行的不合作，大大阻礙了馬克利的項目進程。毫無疑問，我們最終達成協議，到11月我們承諾以全現金的方式提供1億美元，並且大通銀行也同意為這筆交易提供資金支持。

我的「電視城」的時代到來了！我很幸運我可以等得起，欲速則不達嘛。我堅定要一直在紐約市繼續我的地產生意，即使之後愛德·科赫搬出了格雷西大廈（紐約市史官邸所在）。

科赫的下屬都爭取避免犯罪的指控，但是他們最大的醜聞就是行政無作為。有的確實缺乏才能，有的則總結為保住職位的「上策」就是不做任何決策，至少他們不會被指控觸犯法律。問題就是當一個大城市的政府部門停止決策了，官僚政治就會陷入僵局。欺詐是不能被容忍的，但行政的無能和無作為更是百害而無一利。

馬克利最終將他的htｔｐｓ://reaｄ.９９ｃｓw.ｃoｍ項目區劃為林肯縣 （Lincoln West），但在整個過程中，他對市政府做出了極大地讓步。政府迫使馬克利賣掉這塊地可能是唯一對馬克利有利的事情，如果馬克利按照自己同意的條款建設項目的話，他可能會損失上千萬的資金。

接下來，馬克利又承諾500萬美元，運營布朗克斯南區的鐵路平板車，取消了西城區的鐵路運營。接著他又承諾捐助3000萬美元，在開發的範圍內建設一座公園。後來，他決定那座公園的建設要穿越街道，與現存的城市網路相連。可以肯定，這項工程的成本能夠達到上千萬美元。

剛開始，庫珀對項目規模的設計持懷疑的態度，當他投入到設計中的時候，他的熱情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1987年4月，他告訴 《紐約時報》：「我希望這項工程能夠給自己正名。現在紐約市反對開發的呼聲很強烈。我們建設『電視城』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哈得孫河旁邊留有空地，我們提供的基礎設施的也證明這麼大的項目是無可非議的——停車場、海濱長廊等等。世界第一高樓需要特別的條件，如果說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體現世界第一高樓的價值的話，那非此莫屬！」

我傾向於對自己決定的生意充滿熱情，而且我相信所有人都認為這是美國現存的最好的一片尚未開發之地。

甚至在1985年1月我重新簽署購回的合同之前，腦海中對樓盤的計劃依然清晰。我打算建設的樓盤一定少於馬克利之前的計劃，而且樓盤全部沿著同一個街區延伸開來。視野是這塊地最重要的賣點，而且我希望每一棟公寓都有開闊敞亮的視野，能夠看到以西的哈得孫河以及以東的城市風景。我還打算建一些更高的建築，能夠充分利用視野優勢；而且我相信樓越高就會越宏偉、越迷人。

在我們與市政府第一次正式協商中，我提出了自己的提議。愛德·科赫沒有參加，但是他下屬的官員好像基本接受了計劃的大概框架。但是，經過三周多的密切協商后，5月25日，愛德·科赫完全擱置了這筆交易。我堅信他做出這個決定不是因為對錯，而是他根本不願意跟我做任何交易，不管這對紐約市多麼有利。

馬克利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他一味地把橋樑建設的原則應用到住宅開發項目中。在橋樑建設中，你能夠預算成本，然後與政府簽訂一定數額的橋樑建設的合同。要想取得收益，你需要做的就是按預算完成項目。而在房地產的開發中，情況卻是完全不同。你可以預算建設成本，但卻不能真正預期收益，因為你始終是受到市場支配的。市場上的變數很多，包括了單位價格是多少、銷售時間多長以及資產維持費用等。所以說，之前你承諾支出越少，後來的風險就會越大。

我認為有必要減少整體的平方數保證工程的經濟可行性，但是庫珀卻沒有大規模減少平方數。結果他的改變卓有成效，很快城市規劃委員會對我們的規劃開始有正面的反饋了。當我們在1986年10月23日正式公布我們的計劃時，即使當初最嚴厲的評論員也表現得異常熱情。當地的社區委員會的主席約翰·科瓦爾，雖然仍舊反對摩天大樓，但是他誇讚庫珀的新設計說是「特朗普願望的最傑出答案」，「是一個更完善的計劃」。

在我看來，這恰恰可能發生。1987年5月我前往紐約市政府提出了為項目減稅的議案，如果批准減稅，我就能提供比新澤西州更有競爭力的交易。紐約市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阿萊爾·湯森卻說，如果沒有減稅政策，全國廣播公司前往新澤西的話，單單這一項就能在20年的時間節省20億美元。

當《紐約時報》反對我的方案時，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那篇社論的作者是科赫的長期盟友赫伯·斯特茨。直到幾周前加入《紐約時報》報社，斯特茨一直是城市規劃委員會的主席，全權負責「電視城」的項目。在我看來，讓赫伯·斯特茨寫紐約的社論就好像是允許卡斯帕·溫伯格（美國前國防部部長——譯者注）寫里根軍事政策的社論一樣。

馬克利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另外，我的律師傑瑞·施拉格起草了一份比一般約束力更強的意向書。

1974年，我拿到了從賓州中央鐵路購買西城區地段的買賣權，這也是我在曼哈頓的第一筆大買賣。在那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紐約市瀕臨破產的邊緣，曼哈頓的西區幾乎被看做是無法生存的地方。但是我堅信，低價買入曼哈頓中部的河邊地帶的地產並不是錯誤的選擇。

當然，那正好是我喜歡的一點。我深信，如果我建造了與周圍環境相融合的建築，那才是失敗。10年前，在重建康莫得（君悅大酒店）的時候，我仍然堅持同樣的立場。中央火車站的附近正在敗落，我認為唯一重獲生機的機會就是建一座引人注目的、反射玻璃外牆的酒店，這樣的話，酒店獨樹一幟，區別於老氣陳舊的社區。雖然最終評論家們也向我們發起了攻勢，但是酒店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讀戈德伯格的文章，就像再次經歷康莫得酒店工程一樣。

我會繼續保持其他選擇的開放性，因為我講過這是唯一能夠保全自己的方法。如果住宅房地產市場仍舊堅挺，無疑我的大型河景公寓會有不錯的表現。如果市場真的不景氣——其實在紐約這樣的城市不景氣也是暫時的——我會考慮只建設購物中心，相信收益也會不菲。

結果是馬克利仍然抱有幻想，能夠繼續完成他的項目。幾個月之後，他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可以撤回意向書。我委婉地拒絕了，但是他問我是否可以見一面，我答應了。

曼哈頓上西城反對開發的勢力與馬克利展開了鬥爭，馬克利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顯然，對於任何城市來說，大公司的離開不是件好事，特別是像全國廣播公司這樣的大公司。負面的影響並不單純是經濟的因素，紐約市經濟發展部門估計，如果全國廣播公司搬走，紐約市的損失就是4000個工作崗位以及5億美元的年收入。

有人告訴我，由於把愛德·科赫糾纏到了媒體的風口浪尖，所以我失去了獲得區劃批准的機會。他們也許是對的，但我認為仍有更嚴峻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徹底相信了愛德·科赫對紐約市的無作為和消極作用，而且確實應該有人站出來向公眾說明這一點。《每日新聞》的民意測驗，目的在於了解公眾是否支持科赫在全國廣播公司搬遷一事中的立場，結果挺讓人滿意的，大約10000名讀者支持我，只有1800名讀者支持科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