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應該是1608年的航行之前——他收到了他的朋友和探險家同行、經歷相當富有傳奇色彩的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來信。史密斯曾在匈牙利對土耳其人作戰，在戰鬥中被俘並被賣到伊斯坦布爾做奴隸，但他贏得了俘虜他的女人的芳心，經俄羅斯逃往特蘭西瓦尼亞，然後艱苦跋涉，穿越北非——這一切都發生在他25歲生日之前。有這樣的履歷，史密斯猶嫌不足。1607年，他作為先鋒，帶領人們在弗吉尼亞建立起了殖民地——北美海岸線上第一個永久性的歐洲殖民地［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於1587年建立起的羅阿諾克（Roanoke）殖民地在1590年援兵趕到之前就已經消失了］。在那裡，他和他的同伴們過著人間煉獄般的生活（最初的150名殖民者中只有38人熬過了第一個冬天）。史密斯給哈德遜寄去了北美洲海岸線的地圖，同時也介紹了自己一直致力發展的某些理論。這些正是哈德遜想要聽到的內容，也正符合他自己的那套理論：弗吉尼亞北面某處的海或河會流向「中國海」（Sea of Cathay）。（史密斯似乎是從印第安人那裡得到這個消息的，印第安人談到經哈德遜河就可以到達一片海——那應該是五大湖，通過陸路經莫霍克河谷即可到達。）

他想錯了。然而，命運就是這麼愛捉弄人。他成就一番事業的夢想終會實現，而且他的成果會很豐碩，只是成就夢想的方式比他所能想象到的要離奇得多。命運會讓他變成一座大城市的主保聖人式的人物，這多少讓人覺得有點兒啼笑皆非。這座大城市未來不但將崛起並獲得世界之都的張揚名號，它還會在一個久遠的年代中變成全世界的模範社會。一條搖晃但堅不可摧的鏈條會從哈德遜的身上伸向一個遙遠的、大雜燴式的地方：那裡有摩天大樓和酒庄、中式點心和嘻哈街舞、超市和地鐵、豪華轎車、蛋蜜乳、金融和時尚——隨著時間的推移，雜亂的配料燉到一起，融會成了一個具有21世紀風格的世界之都。（他將達到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限，成為歷史轉折的支點：木頭和鋼鐵構成的世界將轉變為硅和塑料構成的世界。）

似乎是命運讓天時、地利、人和齊備。英國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危機的解決方案就在「外面」。於是，這個國家的領導者們組成了一個商業圈，以每股25英鎊的價格籌資，最後總共籌得了6000英鎊。

然而，他一到家就開始忙著準備下一次冒險之旅。他現在幹勁十足：連續兩個季度的兩次航行，讓他排除了兩條路線，現在還剩下一條。他堅信自己的目光正在漸漸對準這條通道，整個文藝復興時期困擾著歐洲的謎團就要被解開。現在看來，答案很確定：它就在那片霧氣蒙蒙，最近剛在地圖上被標為美洲的未知區域。

公司擴大了，國家也隨之擴大。伊麗莎白女王登基；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環遊世界；莎士比亞寫作。1588年，當時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派遣艦隊入侵英國，意圖將該島納入其帝國，迫使那裡的人民回歸羅馬天主教，而相比之下規模很小的英國海軍因擊潰無敵艦隊而震驚全球。勝利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這個國家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英國偉大的詩人告知英國人民，他們到底不是一個黑暗而寒冷的島嶼，而是一塊「銀色海洋中的寶石」。

拜哈克盧特所賜，航海者們現在看到了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也因為哈克盧特，哈德遜——一個原本意志堅定、沉著冷靜的人——公開表明自己渴望躋身哥倫布、麥哲倫、卡伯特、科爾特斯和達·伽馬之列，而且對於哈德遜來說，榮譽的象徵只有一種。在哥倫布、卡伯特、錢塞勒、弗羅比舍、卡蒂埃（Jacques Cartier）、韋拉扎諾（Verrazzano）等人接連失敗之後（雖敗猶榮，但終究還是失敗了），他最終會成為找到傳奇中如緞帶一般的冰藍水域的那個人——穿過那片水域，出現在充滿肉豆蔻香氣的中國大地之上，單槍匹馬地開疆拓土。他相信自己就是那個人。

如果這位航海家選擇繞道走下山經過那座教堂，那麼他應該會來到浩渺的泰晤士河河邊。從那裡望向西面河畔的下游風光，映入眼帘的是橫跨河面的倫敦橋和它的20個石拱，以及搖搖欲墜地立在河道兩旁的房屋。直接越過這條低聲吟唱、令人神往的河就是薩瑟克區（Southwark），那是一片荒涼偏僻之地，因此也是尋歡作樂之所。妓院遍布大街小巷，而且這裡能看到「耍狗熊」（bear bayting）的舞台，那曾是最受大眾歡迎的消遣之一。過了薩瑟克區就是還保持著圓形木結構原樣的「環球劇院」。那一刻，在薩瑟克區那邊的某處，在住在這個自治區中的商人、娼妓、「身強力壯的乞丐」和「跑龍套的普通演員」中，莎士比亞——他當時44歲，與哈德遜幾乎處於同一時代，後來成為當時風頭最勁、名望最高的戲劇家——很可能正忙著做他的生意，和他的演員朋友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和約翰·赫明（John Heminge）在「美人魚」酒館中過夜，或者也許正對著大頁紙苦思冥想《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的情節。此劇大約就是寫于這個時代，而且是緊隨著那些偉大的悲劇寫成的，因此可能讓人感覺有些空洞。

他的首次海上之旅完全是個瘋狂之舉。當地理學家們還在為那條難以捉摸的通往亞洲的航道究竟是在西北方向經加拿大，還是東北方沿著俄羅斯而爭論時，第一次指揮船隻的哈德遜做出了比其中任何一種說法都要大胆得多、荒謬得多的嘗試，一個從來沒有人進行過的嘗試：一直往上走，跨越世界的頂端。他依靠的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理論——80年前，由羅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首次提出。羅伯特·索恩是一個商業探險家，他聲稱幸運的海員在靠近極點的時候除了會發現融化的冰之外，還會在冒險跨越世界的頂端后得助於「永無黑夜的晴天」。日光也許派得上用場，但這種勇氣令人難以想象：特意駕駛一艘長70英尺、載有12名船員、僅靠風力供能的木船沿筆直的水道一直向北，朝世界的頂端而去，挑戰600萬平方英里的北極冰蓋，而且計劃直接破冰穿過，讓船隻傾斜地駛向這個星球的另一端。無怪乎在1607年4月19日的早上，哈德遜和他的小船隊——其中包括他的小兒子約翰，約翰應該和當年的他一樣正在受訓——會從微弱的春日陽光中走出，小心翼翼地走進了主教門（Bishopsgate）內的聖埃澤布加教堂（Church of St. Ethelburga）黑暗古老的內室（顯然他們成功地忽略了教堂門口附近扎堆的酒館：「天使」酒館、「四天鵝」酒館、「青龍」酒館、「黑牛」酒館），在會眾中就座，懇求先祖之神保佑他們事業有成。九-九-藏-書

塔街變成了小東市場路（Little Eastcheap），然後併入坎德爾維克路（Candlewick），然後是布奇道（Budge Row）。哈德遜的公司就在這裏，在一座名叫「莫斯科大樓」（Muscovy House）的壯觀建築中，那是莫斯科公司的總部。1608年的倫敦呈現出來的中世紀風貌掩蓋了英國日漸崛起為全球帝國的實際情況，而這個國家崛起的其中一大動力就在這些門的後面。從這家公司虛張聲勢的正式名稱——「探尋土地、領土、島嶼與未知領地的英格蘭商人冒險家公司」（Merchants Adventurers of England for the Discovery of Lands，Territories，Iles，Dominions，and Seigniories Unknown）——來看，人們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靠著純粹的、不可阻擋的旺盛精力建立起來的。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組建了這家公司的商人和貴族團體包括16世紀中期倫敦許多最有名望的人——王室財政大臣、女王的王室總管、掌璽大臣、海軍大臣，以及一些其他的騎士和紳士。不過，雖然全球大發現——當時的知識與商業的良機——將他們聯繫到了一起，但是沒有人將這項事業視為驚心動魄的探險，是絕望的境地迫使他們開拓新的視野。16世紀40年代的英國已經是一潭死水，經濟蕭條、趨於保守，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主要的海上帝國的陰影籠罩。羊毛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商品，但是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英國商人們無法涉足歐洲的主要市場。經濟的停滯與思想的停滯緊密相連：當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大陸上正如火如荼時，英國對更廣闊的世界卻興趣寥寥，而且為數不多的幾個由英國發起的探險航行大部分都是由像威尼斯的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這樣的外國人領軍。談起海上航行，英國人對此敬謝不敏。read.99csw.com

他往西朝著聖保羅大教堂的方向走去，當時的大教堂和它現在一樣獨絕天際。但是，遠處的建築物卻不是今天的聖保羅教堂。今天的聖保羅教堂是一座尊貴的皇家建築，象徵著秩序和人類理性，它那壯麗的穹頂閃耀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精神。而他所看到的聖保羅教堂有一座樣式陳舊的塔樓而非穹頂（原來的塔尖在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前遭到雷擊但沒有被拆除重建）；那是一座黑暗的中世紀風格的教堂，它和17世紀初的倫敦倒是很相稱——當時的倫敦還是一個中世紀的集鎮。他走過的街道狹窄、幽暗，有種令人恐懼的幽閉感，向中央的污水溝傾斜。街道兩旁的房屋都是木製建築，圍牆是抹灰籬笆牆，那是一座以木結構為主的城市。

這位航海家顯然沒有因為對他的出生國或培養過他的公司不忠而感到痛苦。哈德遜只是把行程推遲到了9月中旬，參加完一個孫女（他兒子奧利弗的孩子愛麗絲）的洗禮之後，他就登船，打算穿越海峽。當時他渾然不知自己對於歷史的貢獻並非發現通往東方的道路，而是命運的轉折使其進行的一系列大胆、精彩、誤入歧途卻氣勢磅礴的曲折航行。

這家鼎鼎大名的公司被它資助的第一次航行搶走了風頭。一位勇敢的、名叫理查德·錢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的航海家走了東北航線，儘管他沒能發現通往東方的通道，但是他成了那個時代第一個登上俄國領土的英國人。所謂的莫斯科貿易也隨之而來——在貿易過程中，英國人找到了羊毛的銷路，而且還從伊凡大帝（Ivan the Terrible）的王國進口了大麻、鯨油和皮草——這些貿易帶來的利潤如此豐厚，以至於英國人基本上放棄對通往亞洲的北方路線的尋找。

1608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紳士走過那座叫作倫敦的城市。他志向遠大，恃才傲物，衝勁十足——一句話，就是他這個年紀的男子常有的樣子。和我們一樣，他身處一個人們的眼界擴大、世界迅速縮小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追求個人夢想的舉動帶來了新發現，而新發現反過來又催生出更新、更大的夢想。他複雜的性格——包括時不時地因意志消沉而無力施展抱負的狀態——是建立在非凡的自信心之上的。眼下，他幾乎確信自己前去參加的會議具有歷史性意義。

委託人們排成了長龍，資金也已準備就緒，剩下的事情就只是選擇最有希望的路線了——要麼是弗里修斯的地圖上指明的那條路線，要麼是其他幾條同樣由信心滿滿的人提出的線路。關鍵是要找到北方的通道，因為這樣的捷徑將終結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半球的壟斷地位，而且在這條路上遇到的北方人也可能會成為英國羊毛最有潛力的買家。每個人都對北冰洋路線的存在深信不疑。我們知道，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說，使用木製帆船來驗證這一想法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但知識界的觀點一致，而且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幾個論據基礎上的。比如有一個觀點是由荷蘭大臣、地理學家彼得·普朗修斯（Peter Plancius）提出的：「在極點附近，太陽會持續照耀五個月；儘管它的光線微弱，但由於持續日照的時間長，所以有足夠的強度使地面變暖，使得氣溫變得適宜人類居住，而且會出產足夠的草為動物提供養料。」https://read.99csw.com

哈德遜在他倫敦的家中度過了冬天。他一邊在壁爐旁取暖，一邊一頭扎進自己的海圖以及航海家同行和地理學家的來信中。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制訂計劃，也許還和哈克盧特本人見了面——這時兩人已經成為朋友——討論有哪些可選方案。在接下來的季節到來時，他馬上動身——1608年4月22日——還是在同一艘莫斯科公司的船「霍普韋爾號」（Hopewell）上，這一次他帶了14名船員。當船從泰晤士河畔的碼頭離開時，他坐在壁櫥大小的船長室里，心隨著升高的腎上腺素而怦怦地跳著，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航海日誌上寫道：「我們在聖凱瑟琳碼頭（Saint Katherines）起航，順流而下至布萊克沃爾（Blackewall）。」

當氣度不凡的范·梅特倫出現在哈德遜面前的那一刻，他發現了這位航海家真正心心念念的興趣所在，那與船長的身份和他為之工作的公司無關。哈德遜追求的目標是與突然席捲歐洲列強的歷史潮流聯繫在一起的，那是對擺脫貫穿各國中世紀歷史的「地中海範式」，以及探索全球各個角落的自覺需要：他想要發現，開拓，擴張，做生意。范·梅特倫代表某些荷蘭商人說話，這些懷有熱切渴望的荷蘭商人看到哈德遜的同胞失去了信心，便希望支持哈德遜施展抱負。總之，他們想聘請他。

按照任何常理來衡量，這次航行都應該被認為是一個失敗之舉，但是常理不管用——現在是17世紀，一個廣闊無垠的新世界正等著人們去探索。企業家和船長都知道，把一條錯誤的道路從名單中劃掉就是一種進步。莫斯科公司不但沒有將他的嘗試看作失敗之舉［更何況，哈德遜的報告中提到了斯匹次卑爾根島（Spitzbergen Island）附近有「許多鯨」，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那裡興起了大規模捕鯨的熱潮，為人們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可想而知，大批的鯨因此而被殺害］。在他1607年9月回來后，莫斯科公司馬上與他簽訂合同，請他在下一年的這個季節再度攻堅克難。

現在他們找的那個幫他們重啟探索之旅的人，不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而是一位先驅者，他將這個故事從不可能變為可能。在傳奇探險家的行列中，亨利·哈德遜是被冷落的一員。在他所處的時代，他不像弗朗西斯·德雷克、馬丁·弗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或約翰·卡伯特那樣為英國公眾所稱道，而且比起對哥倫布或麥哲倫的描述，歷史學家對他的事迹著墨不多。這其中有性格使然的邏輯：德雷克定義了一個時代的男兒氣概；義大利人卡伯特雖然品格差些，但充滿魅力（在他從「新大陸」歸來一舉成名之後，他就習慣於向自己在小酒館中見到的人承諾他會用這些人的名字為島嶼命名）。但是，當我們談到亨利·哈德遜時，我們會看到一個陰鬱且喜怒無常的人物，他盤旋在這些歷史記錄的後面，似乎更享受藏在歷史陰影之下的自在感。不過，要重新了解北美荷蘭殖民地，我們就勢必要重新評價這個男人，他時不時心血來潮做出的決定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許多個夜晚，迪伊在燭光中與一位名叫格哈德·克雷默爾（Gerhard Kremer）的佛蘭德學者一起聚精會神地研究弗里修斯的地圖。克雷默爾是一位訓練有素的雕刻家，他在學術界的筆名是墨卡托（Mercator）。十年前他製作了一幅巴勒斯坦的地圖，這幅地圖所描繪的「聖地」比以往所有地圖都準確得多，他也因此名聲大噪。墨卡托是真正的「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他是製圖大師，能熟練使用望遠鏡、六分儀、勘測設備以及其他高敏度測量裝置的工程師，福音書經文彙編的編者，可令地圖印刷得更加清晰可辨的新斜體字型的推廣者——他成了迪伊的知己。1569年，墨卡托的那幅令他流芳百世的地圖即將出版，地圖中的經緯線都是直線，經線等距均勻分佈，而且越靠近兩極，平行的緯線之間的距離就越大。它將解決海上航行過程中的一個棘手的問題：有了它，水手們就可以標繪並沿著一條直線航行而無須經常重新計算他們的位置。（墨卡托投影至今依然是航海圖的一大特色，不過，即使在當時，有些水手也會像後世的學童們一樣被墨卡托投影導致的尺寸扭曲弄糊塗。）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的目的地，也對他的住所有所了解，所以我們可以追蹤到船長亨利·哈德遜在那年夏天去見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的董事們時走過的大致路線。該公司就是他開啟探險和發現之旅的資助者。從塔街區（Tower Street Ward）通往考德維那街區（Cordwainer Street Ward）最寬的一條大道就是「塔街」。在他首先穿過的一個街區上，儘管人們由此可以看到倫敦塔上的絞刑台和絞刑架，但這裡有相對較新的「許多比較氣派的大房子」，正如同時代編年史家約翰·斯托（John Stow）所描述的那樣，其中一些房子曾為地位顯赫的貴族所有。九-九-藏-書

然而到了17世紀初，命運之輪又轉了一圈。女王死了，俄國貿易量也下跌了。再次面對金融危機，該公司的董事們決定回歸原來的目的——他們將重振文藝復興時期的夢想，再次努力尋找通往亞洲的北方通道。

哈德遜決定進行這樣一次海上之旅本身就已經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還在旅行中活下來了。劃破濃霧和堅冰，靠吃熊和海豹維持生命（船員們一度因吃了腐壞的熊肉而生病），頂住來勢洶洶的風暴和企圖從他們船的龍骨下浮出水面的鯨魚所帶來的恐慌。他們走到了一個北緯80度以北，距離北極只有600英里的地方，這時哈德遜語氣冷淡地記錄道：「今天早晨我們被大量的冰包圍了……現在我能確定……此路不通。」

我們無法跟著他進去。這座建築本身，以及莫斯科公司的所有記錄都毀於那場大火。就算曾經有關於這次會議的公司記錄，記載了誰投票反對再次資助他以及反對的原因，那麼這份記錄也已經丟失了。我們只能想象，當他們拒絕了他，放棄了這場偉大的探險，拋棄了他們中的一員時，哈德遜內心有多麼震驚。也許他們已經察覺到了他的偏執和容易引發嘩變的性格，也可能是莫斯科公司已經日薄西山（該公司很快就要遭受17世紀企業收購的衝擊，被更年輕、更富有活力的東印度公司收購）。

低地國家與不列顛群島之間錯綜複雜的糾纏將決定下一個世紀的走向，當迪伊帶著墨卡托和弗里修斯製作的地圖、測量設備和地球儀回到倫敦時，便已為這種關係埋下了奇妙的伏筆。這將帶動英國崛起，並使它成為世界霸主。迪伊的英國同事們覺得這些地圖和地球儀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大部分人會忽略的一個區域：頂部的北極圈。弗里修斯的地圖視角看起來像是從北極星往下看，上面顯示出的一條明顯的開放水道徑直穿過北極，製圖者自信地用拉丁文將它標為「Fretum trium fratrum」（三兄弟海峽）。看到地圖上大胆標出的「三兄弟海峽」時，迪伊的英國朋友們肯定倒吸了一口氣。所有飽學之士和愛冒險的人所追求的「聖杯」就是發現通往富饒的亞洲的一條短短的通道，找到它，投資者就將得到許多倍的回報。對於英國人來說，這一發現能讓他們的經濟跳出中世紀，使英國一躍成為歐洲的領軍力量。不過即便在當時，人們也搞不清楚「三兄弟海峽」的傳說是怎麼回事，但它似乎是在科爾特·雷亞爾兄弟（Corte Real brothers）冒險故事的基礎上誕生的。科爾特·雷亞爾兄弟是葡萄牙航海家。16世紀初，他們探索了紐芬蘭周邊區域，而且有些人認為，他們曾見到過也許甚至還航行穿過了這條傳說中的海峽，抵達了亞洲，直到其中兩人消失在茫茫的北極中。（諷刺的是，西班牙人對於這條神秘的海峽也有一番理論，只不過他們把它稱為「英國人的海峽」。）現在，它就在弗里修斯的地圖上，這顯然是託了與葡萄牙航海家們取得聯繫的弗里修斯的福。墨卡托的地球儀上也有這條海峽，不過他只是簡單地將其標記為「fretum arcticum」，意為「北極海峽」。無論如何，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看到它已經出現在印刷品上，看到製作者用精巧而又明確的方式將它的海岸和海灣呈現出來，這一點就已經證明了它的真實性。

然後出現在他左手邊的是東區高高聳立的聖鄧斯坦教堂和一件能讓他想起自己家族傳統的物件。莫斯科公司先前不僅至少兩次資助了亨利·哈德遜的航海旅行，回首該公司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其名冊上至少包含了幾位哈德遜家族人士。在1555年該公司的創辦成員名單中還有一位亨利·哈德遜，他由卑微的皮革商或製革匠起家，後來變成富有階層的一員和倫敦市的一名市政官，而且他應該就是這位探險家的祖父。所以我們的亨利·哈德遜應該就是為海洋和這家公司而生的。在他現在經過的教堂中，那位在莫斯科公司名冊中與他同名的人士就躺在一塊鍍金雪花石膏紀念碑下。碑上刻著如下一段墓志銘：

我們對他早年的職業一無所知，但從他是一艘船的船長這一事實來看，到1608年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他已經在這一行做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有理由認為他曾經在20年前大敗無敵艦隊的戰役中出過力，儘管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信息。莫斯科公司經常會讓男孩們從學徒做起，好讓他們設法了解一個或多個方面的業務：當行政員、當管理人（即代理人），或者當水手。因此，一個名叫克里斯托弗·哈德遜（Christopher Hudson）的人升到了公司主管負責人的位置，並在這個位置上從1601年做到了1607年。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應該是亨利·哈德遜的叔伯。他從銷售與營銷部門做起，年輕時是公司的德九九藏書國業務代表。走進歷史的聚光燈下時，亨利·哈德遜已經40多歲了，他是一個經驗老到的海員，有一個能幹而又足智多謀的妻子，還有三個兒子。他不僅是為海洋而生、為海洋而長，而且註定是要探索通往亞洲的北方通道的人。從幼時起就對先輩們的傳奇故事耳熟能詳的他大概是不由自主地對此著了迷。

一位名叫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的英國同胞點燃了英國國內的狂熱之火，當然他自己心中的狂熱之火也被點燃了。哈克盧特是莫斯科公司的顧問，但更重要的一點是他是當時獨一無二的人物：既是記者，又是大眾明星，還愛結交名流，更是支持英國國際主義事業的狂熱分子。16世紀80年代，他開始收集航海日誌、日記以及其他航海記錄，並將它們一拔接一拔地全部出版了——其中主體部分收錄在《英吉利民族航海與發現大事記》（The Principle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中。這一部分內容出版得可謂恰逢其時——就在大敗無敵艦隊之後不久——因此使英國人對海上探險的熱情越漲越高。結果就是，英國意識到了自己在國際背景下的地位，看到了歐洲國家都在地理大發現的新時代中將目光投向外面世界的事實。哈克盧特勉勵他的同胞要為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而感到自豪：「上帝讓這片土地上每個年輕人的心中都燃起渴望，渴望了解地球上每個角落的面貌。」

這一次他選擇了一條新路線：向東北走。其他人，包括他在莫斯科公司的前輩們，也曾嘗試過走這條路線，但是董事們依然相信，在俄國東面有最有可能通往亞洲的通道。哈德遜本人也許對此半信半疑——他有理由相信朝西北方向更有可能成功——但是他願意遂他們的願，或者表面看來如此。他第二次航行的失敗沒有7月6日發生的事情那麼有看頭。在那一天之後，他就下了結論，不可能繼續航行下去（他一進入那道他寄予希望的海峽就敬畏地寫道：「到處都是冰，你想都想象不到」）。在新地島（Nova Zembla）［今天的新地島（Novaya Zemlya）在俄羅斯北極地區］周邊他找不到路，此時他覺得「向東北方找通道已是無望」，因此他計劃徹底改變航線，拋棄公司的任務指令而朝西北方走。在與北極的惡劣天氣苦鬥十周之後，直接繞道穿越大西洋、進入一個全新的荒涼世界的想法讓頭腦清醒的船員們畏縮了。接下來，一場近乎嘩變的騷亂髮生了；哈德遜被迫把眼光從他痴迷的遠方收回，轉而關注于甲板上在他面前的人們。他讓步了，他們隨後返回了倫敦。

如果讓心理醫生診斷，哈德遜應該會被認為是情緒敏感之人，但他還沒來得及繼續消沉下去，一條讓他意想不到的新的大道便已在他面前展開。剛走出公司大樓，走進夏日的耀眼陽光，他就發現有一位彬彬有禮、謹言慎行的72歲紳士前來搭訕。艾曼努爾·范·梅特倫（Emanuel van Meteren）出生於安特衛普，不過在他15歲時，全家搬到了倫敦，從那以後他就一直生活在這裏，接受英國教育和英國人的文雅做派，但他骨子裡依然是荷蘭人。在過去30年間，他一直擔任荷蘭駐倫敦領事，與兩國的許多聲名顯赫的商人、貴族和探險家關係密切。他早已發現莫斯科公司打算放棄哈德遜——憑他與公司董事的親密關係，他也許比哈德遜還更早知道了這件事。

於是我們就見到了本章開頭部分出現的那個哈德遜。1608年8月底或9月初登陸后不久，他正要走進莫斯科大樓——身穿有漿洗過的縐領和刺繡的短上衣，應該是為了一次正式會面而如此打扮——他必須見見公司的董事們。他一直心緒難平。一方面，史密斯的消息支撐著他的信念，他相信自己正對著目標而去。可另一方面，該公司的一位董事，和哈克盧特一樣倡導英國海上探險的塞繆爾·帕切斯（Samuel Purchas，我們對於哈德遜航行的大部分了解都來自他），在哈德遜剛回國后的某一天與他偶遇，並發現哈德遜再次「陷入了情緒的低谷，沒有人能讓他振作起來。雖然他靠毅力和勤奮完善的北方地圖讓英國變得更加富有，但這對他而言沒有意義。我對他說，他的美名也將永世流芳，但是他不聽我的」。這完全是性格使然：哈德遜似乎就是那種典型的精力充沛、容易入迷，但時不時又因絕望而一蹶不振的人。當他走進莫斯科大樓時，剛剛經歷失敗的現實以及可能會到來的榮耀肯定從兩個相反的方向敲打著他的心。他似乎就是在這樣的壓力、這樣的矛盾中成長起來的：他沉浸在自然的虛空中，力圖拓展人類文明；他在生活便利的文明與社會的中心漫步，可腐爛的熊肉帶有的充滿野性的刺鼻味道卻依然在他的舌尖停留。

按照傳統看法，歷史上英國在這一時期的崛起是與1558年伊麗莎白女王登上王位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547年。當時，一個對知識如饑似渴的20歲年輕人——約翰·迪伊（John Dee）做了一件後來被無數學生效仿的事：他夏天出國遊歷，然後興奮地帶著新的知識和見解回國。他曾在劍橋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問，並在那裡顯露出自己的數學天賦。在那之後，他又遊歷至今天比利時境內的魯汶大學。也許布拉班地區充沛的夏日陽光本就足以啟發人的心靈，但沒過多久，迪伊發現自己走進了一個大講堂，盯著一件東西看，對於他來說，那樣東西是超出自己經驗的。講堂上的老師是伽瑪·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一位佛蘭德數學家和未知樂土的描繪者。迪伊看到的是一幅地圖，它巨細靡遺的程度、其上描繪的新土地，甚至連上面的字母都令人吃驚。他發現，低地國家在學習新事物方面領先於他的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