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努伊特還監督一座堡壘的建築工程。這座堡壘位於島的西南端，這個位置有利於防禦進入海港的敵方艦艇。最初的計劃是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築，所有的定居者都在其中生活，好遠離這個國家中的野蠻人。但是野蠻人似乎也沒那麼野蠻，而且，考慮到人手緊缺的情況，要想建起非常宏偉的建築顯然也是不可能的。米努伊特下令重新設計。那個被派去為城鎮設計布局並建造堡壘的荷蘭工程師顯然特別不專業：原來的建築大部分是由土堆成的，甚至在還沒完工之前就已經開始崩潰。這座建築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被推倒重建；誠然，阿姆斯特丹堡搖搖欲墜的狀態會一直持續到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站在不牢固的城牆上將其拱手讓給英國人為止。這座堡壘的大致輪廓顯然在如今舊海關大樓的「腳印」里，後者的位置也和原先差不多，就在炮台公園（Battery Park）對面。歷史開了一個諷刺的玩笑，這個地方原先是為了將印第安人拒之門外，如今卻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這裏大概是曼哈頓唯一一個能夠看到明顯的印第安文明標誌的地方。

不過，雖然不斷有數以千計的海狸皮草運抵阿姆斯特丹海濱的西印度公司倉庫，但是這個殖民地撈不到什麼好處。董事們希望他們的北美殖民地像生產海鹽的加勒比殖民地一樣為他們的投資帶來回報，在如何實現這一希望的問題上，董事局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有些董事認為，如果沒有大量的定居者湧入這個殖民地，那麼它就永遠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讓人們到那裡去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允許有錢人在那裡建立種植園。作為回報，每位贊助人（在荷蘭語中叫「patroon」）將可運送一批農民、工匠、石匠、車輪修造工、麵包師、蠟燭製造商和其他工人到殖民地。贊成這一計劃的董事們毛遂自薦，成為贊助人。其他董事則認為這是個愚蠢的想法，從本質上來說，這種做法就是將這個殖民地打造成小型的封地，這將讓人更難應付海盜及背叛該公司的交易商。彼得·米努伊特加入了這場論戰中，他支持贊助人一派。米迦勒牧師佔到了另一方的陣營中，他寄出了一連串詆毀米努伊特的信件，稱其是在欺騙董事們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黑暗勢力。他成功地讓董事們相信了這個殖民地已經危在旦夕。於是，1631年，他們將米努伊特和米迦勒召回荷蘭。他們命令克羅爾——一位奉命管理奧蘭治堡的帶職信徒擔任該殖民地的臨時董事。

因此，米努伊特加入了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約里斯·拉帕里所在的隊伍，一起乘船到河流上游去，而且，他似乎在早期就已經搜集到關於這塊新大陸的大量信息。後來，他顯然回到阿姆斯特丹待了一段時間，也許他是要遞交公司指令中要求他提供的「染料、藥物、樹膠、草藥、植物、樹木和花的樣本」。記錄中顯示，他於1626年1月再次離開荷蘭共和國並於5月4日返回新尼德蘭。所以他的確在殖民地度過了一段時間，這段時間足以讓他用自己的能力給定居者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後再返回歐洲；如今，他又回來了。在他的「海鷗號」穿過史坦頓島（Staten Eylandt，為了紀念聯合省的總議會而以此命名）和長島（Lange Eylandt，這個名字的由來顯而易見）之間的峽口，在港口下錨之後沒多久，他就要被壞消息淹沒了。

隨著定居者們對他們所在的這座島的不斷探索，他們發現它有著不可思議的多重面貌：茂密的森林中鑲嵌著稜角突出的岩石、綠草如茵的草地，高山從中心綿延到北部，有激流也有涓涓細流，還有蘆葦叢生的大池塘。那些和他們交易的印第安人還扮演了嚮導的角色。維闊斯蓋克（Wickquasgeck）部落居住在島北面內陸的某些地區以及曼哈頓北部的一些森林中。曼哈頓印第安人用維闊斯蓋克命名他們穿過島嶼中心，抵達北部地區的那條小道。沿著這條路向南走，各部落的印第安人就能抵達位於島最南端的荷蘭定居點。同樣地，歐洲人可以沿路北上，到島中央茂密的樹林中打獵，在伸入東海岸的水灣打魚。北上的路途中，他們會穿過大片的針櫟樹、栗樹、楊樹、松樹，經過散落著野草莓的開闊地（「河流附近平原上的地面上長滿了草莓，」他們當中的一個人記錄道，「果實累累，你都可以躺下來直接吃了」），越過從高地——就位於如今的五十九街（Fifty-ninth Street）和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所在的區域，差不多就在「廣場酒店」的位置上——向東南方匆匆流去，最終注入「東河」（East River）上的小海灣中的小河。顯然，這裏註定要成為島上最重要的航道。荷蘭人在拓寬這條小道時將其稱為「紳士街」（Gentlemen's Street）或「高街」（High Street），或者直接叫作「大路」（Highway）。當然，英國人會將其稱為「百老匯大街」。

商人和政客突然都興緻勃發。富商們自己組織了五個地區的商會，每個商會都出了啟動資金。國家的主管機構總議會又加了一小筆錢，到1623年10月，西印度公司已成為史上資金最充裕的新公司了，該公司的金庫中有700萬荷蘭盾。東印度公司對亞洲的開發已經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如今，其新同行的腳步將遍及環大西洋地區——它的壟斷地位延伸至西非、加勒比群島和北美沿岸地區。那將是戰爭和貿易的產物，商人、船長、水手、會計、木匠、武器製造商和士兵形成了一個網路，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滲透了這個新的利益屬地。到了1626年，該公司向董事提供的財產清冊上包括以下內容：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一位神父來到了曼哈頓，他來得正是時候。但是，如果定居者們期望這片殖民地上的第一位牧師能夠成為他們的領袖並鼓舞士氣的話，那麼他們就要大失所望了。如果要在新阿姆斯特丹舉行比賽，選出最喜怒無常、最吹毛求疵的居民的話，那麼喬納斯·米迦勒教士（Reverend Jonas Michaelius）應該會是勝出者。在他言語刻薄的家書中，他抱怨海上航行、定居者（「粗魯放縱」）、氣候、原住民（「絕對野蠻，未開化，對所有禮儀一竅不通，對，就像花園裡的杆子一樣粗笨、愚蠢，擅長一切邪惡的、褻瀆神明的勾當；像惡魔一樣的人，他們敬奉的就只有魔鬼」）和食物（「少得可憐，難吃」）。「我不確定自己在三年（合同）期滿之後還要不要在這裏再待下去，」他在家書中補充道，「我們和窮人一樣過得清苦，日子很艱難。」米迦勒的刻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情有可原的：去往新大陸的海上航行奪走了他有孕在身、體弱多病的妻子的生命，只留下他孤零零一人照顧兩個年幼的女兒。

於是他把它買了下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彼得·米努伊特以價值60荷蘭盾的商品，或者根據19世紀歷史學家埃德蒙·奧卡拉漢（Edmund O'Callaghan）計算的價值24美元的商品，從一群印第安原住民手中購得了曼哈頓島。自17世紀到20世紀初，美洲原住民做了成千上萬宗地產買賣——面積從小城鎮到中西部的州不等——向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和其他歐洲定居者出售土地。但是只有一宗買賣是傳奇式的，只有一宗買賣是人盡皆知的，只有一宗買賣是在百老匯的歌曲中被反覆吟唱，經久不衰的［「把它還給印第安人」（「Give It Back to the Indians」），引自1939年羅傑斯與哈特的音樂劇《姑娘成群》］，而且，20世紀末，幽默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在他的專欄中把這宗買賣作為笑料寫出來（「……荷蘭定居者彼得·米努伊特花了24美元外加每月16.7萬美元的維護費，從印第安人手裡購得曼哈頓」）。

如今我們了解得更多了，能夠更加詳細地描述出1626年春發生的事情。1610年，在阿姆斯特丹，一捆文件出現在一次善本與手稿拍賣中。一點陣圖書管理員將其標為第1795號「新尼德蘭文件，1624—1626」。該文件主人的名字如雷貫耳：亞歷山大·卡爾·保羅·喬治·里德爾·范·拉帕德（Alexander Carel Paul George Ridder van Rappard）。他拿來拍賣的古印刷品應該是他的祖父即著名收藏家弗朗斯·亞歷山大·里德爾·范·拉帕德（Frans Alexander Ridder van Rappard）的收藏品中的一部分。很多年之後這些文件才被其他收藏家（美國鐵路大亨亨利·E.亨廷頓）買下，被翻譯出版，為學者們所用。這些文件——曾經是西印度公司檔案中的一部分，不知為何在大規模的銷毀中逃過了一劫——由5封信和一批指示文件組成，可以追溯到該殖民地建立初期。本章中的許多信息都出自這些文件，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讓我們能重新了解荷蘭人對於自己在「新大陸」殖民地中的表現的看法。比如，長久以來，人們有一種看法，認為這個殖民地從建立之初就是無組織的臨時定居點，那裡管理不善，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在英國人到來並促使其正常運轉之前，那裡基本上就是一團糟。然而，那些所謂的「范·拉帕德文件」證明了這種看法是錯的。它們證明了荷蘭人付出了許多心血打理這塊殖民地，併為居民的福利做了許多事情。從這些文件中我們了解到，在米努伊特之前還有一位領導人，即倒霉的威廉·費爾哈斯特。在他離開荷蘭共和國之前，費爾哈斯特被明確指示「仔細記錄下所有可耕種或放牧，有礦藏或其他資源的土地的所在位置」，在土壤中鑽孔，指明每一處瀑布、溪流和可供開鋸木廠的地方，註明「河流的入口、深度、淺灘、礁石和寬度」，標明最適合建立堡壘的地點，「牢牢記住最適宜的、滿足下列因素——河流狹窄，不會被人居高臨下射擊，大船無法靠得太近，遠處景物一覽無餘、沒有樹或山丘遮蔽，護城河中能有水，沒有沙子而只有黏土或其他堅實的土壤——的地點」。這些指示中對農耕的準備工作做出了詳細說明：「……各種各樣的樹木、藤和種子被運送出去……應先後將各種水果的樣本寄給我們……至於被寄出做試驗的茴香和孜然籽，應當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播種，並觀察其在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長得最好，結的果實最多。」

大海在定居者們面前延伸，而在海的另一邊，世界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海因的事迹似乎證明了西班牙帝國的主體已經衰敗。在半個世界之外的爪哇島上，荷蘭人揚·彼得森·庫恩（Jan Pieterszoon Coen）正在實施一項東方版的米努伊特式工程：在不毛之地上建造城市（巴達維亞，即現代的雅加達），而這座城市將變成荷蘭在東南亞的貿易基地。與此同時，在法蘭克福，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心血運動論》（Exercita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此書詳細說明了他關於血液循環的理論；在義大利，內科醫師散克托留斯（Santorio Santorio）找到了使用體溫計測量人體體溫的技巧。有條不紊的荷蘭通信系統（向不同的船發送一式兩份或一式三份的公文）雖然速度慢，但能確保消息的送達。多虧了這種通信系統，曼哈頓人才了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並且感覺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胸口因劇烈的呼吸而起伏，臉上掛著一條條汗水的新尼德蘭定居者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計去消化這個消息。他們清楚地知道，一群英國清教徒們幾年前已經在他們的北面安營紮寨——當時他們按照主張脫離國教的傳教士羅伯特·勃朗（Robert Browne）的名字稱這些人為「勃朗派」——而且他們希望雙方能相安無事。實際上，相安無事是意料之中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占荷蘭殖民地早期人口大多數的瓦隆人都是來自萊頓（Leiden，在當時的拼寫是Leyden）大學城的救濟院，而那裡也是英國清教徒們的棲身之所。為了躲避英國國內的宗教迫害，清教徒們接受了荷蘭人12年的款待，然後才動身前往「新大陸」建立一個全新的神權政體。

他在成長過程中說的是德語，荷蘭語只是他的第二語言，但他的祖先是法國人，所以他的名字念起來像法語——「米努伊特」（Min-wee）。我們對這個人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了解他，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人物——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是一個具有領導才能的個人主義者，即將在多個方面影響歷史進程。他的父親是北上躲避西班牙軍隊和異端審判官的清教徒移民之一，他們在德國的小鎮韋塞爾（Wesel）落腳，這個在荷蘭邊境附近的小鎮正是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uit）長大的地方。他之後變成了一個鬥志旺盛，沒有固定效忠對象且奮勇向前的商人，而且他娶了附近克列沃鎮（Kleve）鎮長的女兒，走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好棋，體面地向社會更高層流動。後來，他和妻子搬到了西邊75英里之外的烏特勒支（Utrecht），這個荷蘭城市更大一些。米努伊特在那裡接受訓練，成為鑽石切割工。然而他覺得這個工作很乏味，並且聽說了西印度公司成立的消息。通過向法語圈內的熟人打聽，他進一步了解到一群瓦隆人正要簽訂合同，成為探索新大陸的先鋒。1624年的一天，他出現在阿姆斯特丹釀酒者運河邊上西印度公司富麗堂皇的大樓里，請求該公司派自己前往新尼德蘭。顯然，他不是以定居者或公司官員的身份去的，而是以一個私人「志願」商人的身份去探索貿易機會。董事們肯定對他活力四射的表現印象深刻。米努伊特似乎是和第一批定居者一起乘船離開的，因為該公司在給費爾哈斯特的最初指令中寫道：「他應當指示志願者彼得·米努伊特及其他他認為有才幹的人想方設法到河流上游的最遠處去調察這塊土地的情況……」

一小隊士兵立在一旁，大約200名定居者全部沿著平緩的曼哈頓東南翼集結在一起，眺望兩條河中間較狹窄的部分。兩條河流環繞著這座島，通向水域對面500碼之外的懸崖絕壁。在米努伊特的指揮之下，他們從露營者迅速成長為定居者。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他們在河濱（The Strand）沿岸建起了30座木屋，米努伊特和德·拉謝利共住其中一間木屋。他們建起了一座石頭建築，它的茅草屋頂是用河裡的蘆葦製成的，那就是西印度公司的總部。在這邊領土上買來的毛皮都儲存在這裏，然後再經船運回到他們的家鄉；這裏也是艾薩克·德·拉謝利的辦公室。在島的最南端，一個名叫弗朗索瓦的男人正準備捕捉狂風，他是一個職業的風車工匠，造過兩架風車，一個是磨糧食用的，另一個則是鋸木材用的。

這不是在買賣之後的幾天或幾周內持續發生的事情，而是好幾年都如此。范·斯里赫騰霍斯特剛要出門調查地產的情況就遇到安營紮寨的印第安人。他不但不能因這些「入侵者」而感到憤怒，而且根據他們的習俗，他還有義務給他們送上更多的禮物並款待他們。「老實說，頭三年裡，我們沒有半天是能擺脫印第安人的糾纏的。」他寫道。當然，從長期來看，是歐洲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但印第安人也絕不是厚道的受騙者，從短期來看，他們從一場簡單的土地交易中獲得的遠比購地價賬面上看來的多得多，這在當時是很重要的。

正是當時的這封信讓我們了解到那個購買價。雖然這可能會促使人們反省白人從印第安人手中奪取這片大陸的行為，但是如果要公平對待這場交易中的參与者，我們就要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問題。首先，我們可以不去管那個24美元的數目，因為其所處的時間要追溯到19世紀中期，而且其與200年前的購買力之間沒有關係。第二，米努伊特付出的不是60荷蘭盾——印第安人們會覺得荷蘭盾毫無用處，他付出的是「價值」60荷蘭盾的東西，也就是貨品。1626年，多少貨品能值60荷蘭盾呢？採取計算相對價值的方式只會讓人徒增煩惱。一把鋼刀在阿姆斯特丹或倫敦可能不值幾個錢，但是對於在美洲「北河」沿岸的原始條件下生活的荷蘭定居者來說，它就相當寶貴，而對於生活在被如今的人類學家們稱為「晚期林地」的印第安人來說，這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那麼，是什麼讓印第安人同意進行這筆交易的呢，他們認為這場交易意味著什麼呢？那些被歐洲定居者習慣稱為印第安人（這是因為哥倫布一開始以為自己到了印度外圍）的祖先走過上一個冰河世紀，也就是一萬兩千多年前一直存在的陸橋，從西伯利亞到阿拉斯加，漸漸地分佈在美洲大陸的各個地區。他們來自亞洲；他們的基因構成與西伯利亞人和蒙古人很接近。他們稀稀落落地分佈在寬廣得超乎想象的美洲大陸上，造就出人類歷史上空前豐富的語言：據估算，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全部人類語言中有25%都是北美的印第安語。

誠然，沒有任何在案的文字能證明有過這次買賣，但是許多其他關於這一時期的重要記錄都沒能保存到幾個世紀之後。我們還掌握了一份17世紀70年代的記錄，其中提到了曼哈頓被立契轉讓的事情，所以當時它是存在的。更有趣的是，我們還掌握了一份關於這次買賣的絕妙的、引起遐想的報告，而且其作者可沒有興趣欺騙讀者。當將艾薩克·德·拉謝利帶到新尼德蘭的「阿姆斯特丹徽章號」離開曼哈頓回航時，船上整整齊齊地搭載著與這一歷史關鍵時期相關的物品和人員：第一，被驅逐出境，顏面掃地、怒火中燒的費爾哈斯特本人以及他的妻子（不過，這趟冒險給他們帶來的戰利品稍微平息了他們的怒火——回到阿姆斯特丹時，他帶著一件由16張海狸毛皮製作的塔巴德式外衣或者斗篷，他的妻子則得到了一件用32張水獺皮量身定做的毛外套）；第二，一隻裝著倒霉的丹尼爾·范·克利肯彼克的私人財物的箱子，其中包括一件水獺皮外套和一枚戒指，這些東西都是要送還給他的妻子的；第三，德·拉謝利給西印度公司董事們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對委員會驅逐費爾哈斯特的決定以及購買曼哈頓的信息做出了詳細的解釋。

當米努伊特登上船時，他的心中充滿了怒氣，那艘船的名字也讓人哭笑不得：「團結號」（Unity）。當他得知自己要緊挨著米迦勒，經歷兩個月的海上航行時，他心裏的怨氣更重了。自離開那個養育了自己的德國小鎮，他已經走得很遠，他不會輕易放過職業生涯中的這次中斷。在五年的時間里，他已經在茫茫荒野的邊緣建立了一個粗糙卻真實存在的歐洲文明前哨戰。在范·克利肯彼克的不幸事件之後，他與北部的莫霍克人已經言歸於好，並締結一個持續了整個殖民地時期的聯盟。他從當地居民手中買下了從曼哈頓和斯塔頓到哈德遜河和「南河」（特拉華河）沿岸的大片土地，而且還與他們保持了良好的關係。通過這些做法，他勾勒出新大陸中的一個省份的邊界，這個省份佔據了大西洋沿岸北美洲的大片土地，其範圍從今天位於南部的特拉華州延伸至北面的奧爾巴尼市，而且他還創立了一個向阿姆斯特丹提供了超過5.2萬張毛皮的行業。最重要的是，他找准並開始開發這個殖民地的首府。當時，他和他的曼哈頓夥伴們對於這個地方的天然戰略意義已經瞭然于胸，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直到後來才認識到這一點——甚至連報復心重，對這個地方滿口怨言的米迦勒也看到了這一點。「的確，」他在一封飽含怒氣的家書寫道，「這座島是這個地區最重要、最關鍵的據點。」

然後他乘船回曼哈頓，在一個周五的夜晚到達港口，那是7月的最後一天。第二天早晨，他見到了後來變成他器重的助手的艾薩克·德·拉謝利，後者的船在米努伊特不在的時候已經到了。德·拉謝利遞給他董事們寫的一些信；然後二人開始討論應該把誰送到北邊去代替范·克利肯彼克，米努伊特已經決定讓一支小分隊留在堡壘中。他們決定提拔與拉帕里和特瑞科一起來此的那個弗利然帶職信徒巴斯蒂安·克羅爾。克羅爾也已經在奧蘭治堡待了兩年，而且他與印第安人走得特別近。德·拉謝利寫道，他們之所以選擇他，是「因為他精通該部落的語言」。於是，一個本想到這裏來，在新省份的教堂任職的人反而得到了一把毛瑟槍和一個軍事指揮的職務。沒有人知道，當他接受這個職位時有多麼誠惶誠恐，他看到了降臨在他的前任們身上的命運。

兩天後，在堡壘一般的海牙議會大廈中的一間辦公室內，總議會的一位辦事員拿起筆，寫下了一段簡明扼要的備註：「沙根先生來信收悉，此信寫于本月5日，阿姆斯特丹，其中包含來自新尼德蘭的船隻抵達的通知，無須據此採取行動。」

當這件工作完成的時候，米努伊特應該會登上公司的帆船，駛向上游，處理在奧蘭治堡的危機。他命令卡特琳娜·特瑞科、約里斯·拉帕里和其他定居者搬出這一地區；他還向「南河」定居者發出了信息。米努伊特在重新部署人手。曼哈頓——新阿姆斯特丹——從現在開始將變成中心之地。

米努伊特也許是一個能力出眾的戰略家，但是他不擅治人。局面越來越混亂。德·拉謝利在秘書任上費盡心力維持秩序，直到1628年。這一年，他回到阿姆斯特丹，不過他最後還是再次離開，變成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糖業巨頭。他曾向阿姆斯特丹的董事們投訴這裏「相當缺乏法律約束」，而且他認為董事們應當對該公司定居者們的所作所為有所了解，「如果我們命令他們在談到尊貴的大人時使用尊稱而非他們一直以來慣於使用的不敬之詞，（他們）就會認為這是對他們極大的不公」。一個名叫方戈茨（Fongersz）的粗人在偷偷與印第安人交易時被德·拉謝利抓住了，拉謝利告訴方戈茨，自己將不得不將其財產充公並對其處以罰款。對此，方戈茨的回答是：「我看你還不夠格。」德·拉謝利在他的小報告中無力地加了一筆：「尊敬的先生們可以看出，這樣的一個人對於命令和指示是什麼樣的態度，不過，我不認為這是他的錯，因為我很少看到他處於清醒的狀態，而且我懷疑他是不是在過去三四周內都是這樣的。」

北美領地在這一計劃中具有經濟上的用途。該公司將開發這裏的皮草和木材資源，而且會將其作為交通樞紐——船隻從歐洲出發，先到南美洲和加勒比，然後抵達北美港口，最後返航。當然，必須有定居者，事實證明，養活這些人是創建大西洋帝國這項複雜的事業中最困難的部分之一。在故鄉的時光是美好的，未來看起來更美好。阿姆斯特丹也許是世界上的窮人們最好的安身之所（一位英國領事以略帶誇張的筆調寫道，那裡的救濟院「不像窮人的住所，倒像王子的宮殿」）。要讓人們簽字同意踏上征途，去往如今被稱為新尼德蘭的地方，他們就得找到那些足ｒｅaｄ.99cｓw.coｍ夠愚昧或絕望或貧窮的人，只有這些人才會願意離開高度文明的阿姆斯特丹的懷抱——離開那裡鋪平的街道，擦洗一新的地板，一車車的乳酪和一杯杯的優質啤酒，鬆軟的枕頭，貼有藍白瓷磚的壁爐和溫暖舒適的泥炭火——冒險到偏遠地區，到絕對無情的荒涼之地去。

組織這次宣誓活動的議員克拉斯·皮特斯贊（Claes Peterszen）是著名的內外科醫師。如今我們知道這位醫生是因為倫勃朗的名畫《蒂爾普教授的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Tulp」或「tulip」是這位醫生的綽號，這個綽號來自畫在他前門上的鬱金香），而在當時，是因為他同意倫勃朗畫這幅肖像畫，才讓倫勃朗有了名氣，這位醫生的名氣之大由此可見一斑。於是這位身穿黑衣、儀錶堂堂、神情嚴肅、臉上留著V字形黑色尖鬍子的醫生兼治安官的形象就在我們的腦海中變得生動了起來。在這位來自荷蘭政治與科學機構的代表的面前，年輕的男男女女身穿鄉村服飾，朝氣蓬勃，他們因神經緊張和原始的青春活力而不斷動來動去、輕輕顫抖，就是這群人要在被稱為「曼哈頓」的蠻荒之地中開創一個新社會。

卡特琳娜·特瑞科（Catalina Trico），一個說法語的少女。約里斯·拉帕里（Joris Rapalje），一名佛蘭德紡織工人。巴斯蒂安·克羅爾（Bastiaen Krol），一個來自農業省弗里斯蘭的帶職信徒。1624年和1625年，十幾二十歲的他們來到這裏，駕著輕舟、雙桅平底船、雙桅縱帆船、帶氣窗的帆船和大舢板在狂暴的波濤之上顛來簸去。這些木船工藝精良，但依然脆弱，令人心驚膽戰。他們在甲板下容易讓人患上風濕病的狹窄空間中撞來撞去，每次摔得鼻青臉腫的時候都會被豬拱，餓著肚子的羊還在旁邊咩咩地叫。動物的臭氣和他們自己的嘔吐物、酸臭的穢物散發出的臭味混雜在一起，每個人都抓著他或她的那包萬靈丹，想避開黑死病、惡魔、海難和「要命的痢疾」。他們那些船的名字——「好運，亞伯拉罕的犧牲」——暗示著籠罩在他們頭上的兩種極端情緒：希望與恐懼。

正當這場危機愈演愈烈之時，一艘從上游定居點來的船捎來了該定居點遭到印第安人攻擊的消息。那塊殖民地建立起來還不到一年就已經陷入混亂，有瓦解的危險。那裡需要一個領袖，有個人挺身而出了。

彼時，新阿姆斯特丹是一個自由的貿易港。該公司允許作為自由職業者的商人們與印第安人做生意，只要該公司本身扮演中間商的角色，將皮草轉賣到歐洲即可。人們在交易時使用的語言多達六種；荷蘭盾、海狸皮和印第安貝殼串珠是通用貨幣。在一個以乳酪與黃油為基礎食物的社會中，奶牛也是備受珍視且可交易的商品。

最初的計劃是要將距離曼哈頓一百多米遠的「南河」上的一個島變成新省份的省會。這是因為人們誤以為這個後來變成新澤西南部的地方的氣候會像西班牙人發現的佛羅里達一樣。報告中的溫暖愜意在荷蘭人聽來很不錯，他們不必應付冬天港口結冰導致貿易和通信中斷的大麻煩。不過第一批到此定居的人還是覺得很灰心，因為他們沒有發現棕櫚樹的蹤跡。更糟糕的是，這個海灣在第一年冬天和接下來的冬天還是結冰了，所以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北方的海灣。由於地理上的特殊性，那裡的海灣雖然處於高緯度，卻很少結冰。

馬希坎族的莫尼敏在接觸倒霉的丹尼爾·范·克利肯彼克時心裏應該就是這麼想的：他要求荷蘭人履行他認為是奧蘭治堡土地交易的一部分責任，幫助他在一場戰役中對敵作戰。范·克利肯彼克應該清楚這是馬希坎人關於財產轉移的理念的一部分，他儘力去做了馬希坎人期望他做的事情，儘管這是違抗命令之舉。

1632年初寒冷的一天，米努伊特站在甲板上，他搭乘的這艘船載著5000張毛皮和新大陸的水果，正要為歐洲帶去溫暖。他望向陰沉、寒冷的海洋，心裏在計劃如何為自己辯駁。命運的急轉彎將降臨到他身上，或是他一點一滴地打理好的殖民地身上，而他對此卻還渾然不知。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女同游之風日盛。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波爾特（Francisco de Porte）在委員們面前做證：是的，那天晚上自己的確是在荷蘭車輪修造工克拉斯·斯維茨（Claes Swits）家中，當時，英國人托馬斯·比奇（Thomas Beech）的妻子娜恩（Nanne Beech）在酒興正酣的時候，「當著她丈夫的面，亂摸在場大部分的人的馬褲前襠」，於是，她的丈夫勃然大怒，攻擊了其中一個人。

要花三個月的時間才能追上哈德遜的腳步，如果風向不利，那就要花四個月。從阿姆斯特丹出發，這些船穿越了被稱為「IJ」的廣闊內海和它危險的淺灘，抵達海風吹拂的泰瑟爾島，然後進入白霜覆蓋的北海。他們對葡萄牙海岸線敬而遠之，又繞開北非沿岸的加那利群島，他們的船長技術嫻熟，運氣也好，躲過了掠奪成性的私掠船和海盜（或者不是這樣，有些船已被這兩者俘獲了）。然後，乘著信風，他們征服了位於西南方向，橫跨藍灰色的茫茫大西洋的那條漫長而令人生畏的弧線。接著再次轉向上行至巴哈馬北面，沿著新世界、新大陸的海岸線行進，同時留心尋找哈德遜記錄下的那個鉤狀的半島，就這樣進入那個大港口的懷抱。

這條信息也許就是地契本身，因此，這也許就隨那些於1821年被當成廢紙出售的西印度公司記錄永遠消失了。幸運的是，當這艘船駛入港口時，彼得·沙根（Pieter Schaghen），一位剛剛被任命為公司董事的代表政府的荷蘭官員就在碼頭上。他給在海牙的上司寫了一封信，詳細描述了這艘船裝載的東西和該省的消息。這是以荷蘭語寫成的最著名的歷史文件之一，也是美國早期歷史最重要的記錄之一。實際上，它相當於是紐約市的出生證明。

於是，我們只能想象，1626年初夏，在曼哈頓下城區肯定出現了這樣的一幕：米努伊特及其副官、戰士和定居者們，印第安酋長們和他們的侍從，舉行正式儀式，在羊皮紙上做下標記，而且連續幾個月都有人來訪，吃吃喝喝，贈送禮物，在一場讓雙方都很滿意的交易中，各方都對這一交易的結果各有看法。後續的一些儀式已經被歷史遺忘，一份文件也隨之丟失。不過，米努伊特應該會為給他這座正在成形的城市舉行落成儀式，並且根據其荷蘭母國——這個開放而又神氣活現的國度——的某些文化和傳統，為這個骯髒小島上的村莊取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

多虧了這批儲備文件，我們看到一幅改進的圖景：荷蘭人的管理井然有序，米努伊特在殖民地建立這一方面擁有卓越的領導能力。這些文件中還出現了另一個人。1626年7月，商人之子、30歲的艾薩克·德·拉謝利（Isaack de Rasière）熱衷探險，他走下「阿姆斯特丹徽章號」（Arms of Amsterdam），走上曼哈頓海濱，準備好履行自己作為該省秘書的職責。范·拉帕德的文件包含了德·拉謝利寫給他在荷蘭的上司們的信件。在一封信中，他稱這座島上住著一小群原住民，他把這些人稱為「曼哈頓人」（Manhatesen），「大概有200～300個強壯的男女，他們跟隨不同的酋長，稱這些酋長為『Sackimas』」。據推測，這一小群原住民，應該是倫尼德拉瓦印第安人的北部分支，就是和彼得·米努伊特達成地產交易的人。

另一方面，在了解到印第安人對於土地所有權的看法之後，我們就會知道，儘管印第安人「出售」了曼哈頓，但他們還是打算繼續使用這片土地，而且他們也確實是這麼做的。由於對曼哈頓殖民地進行的認真研究是個相對較新的領域，因此，新信息很有可能隨時會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冒出來。美國史學家對於該殖民產生了興趣，有些尼德蘭史學家對此也有興趣。因此，2000年，一個於1663年結案，並且在那之後在荷蘭阿納姆市檔案中沉睡多年的法庭案例被荷蘭史學家珍妮·維尼瑪挖掘並寫了出來。這個案例讓我們注意到了17世紀的美洲印第安人對於地產交易的模糊概念。1648年，布蘭特·范·斯里赫騰霍斯特（Brant van Slichtenhorst）受雇於該省最大的地主范·倫斯勒家族（Van Rensselaers），負責管理他們巨大的地產。幾年之後，他回到荷蘭共和國，起訴追討欠款，而且這場為期7年的官司充滿了莫霍克人和馬希坎人之間的生活細節。范·斯里赫騰霍斯特在荷蘭殖民地期間代表他的老闆從印第安人手中買下幾處地產，但是這些買賣沒有一樁是讓人省心的。從這場買賣開始之前到買賣結束幾年之後，范·斯里赫騰霍斯特不得不同時供養多達50名印第安人，還要保證酋長們的啤酒和白蘭地的穩定供給。除了這些賣主和他們的隨從，他還遇到過一個印第安地產經紀人，此人要求帶著幾個女人在范·斯里赫騰霍斯特家裡住「8～10次」，以此作為傭金的一部分。范·斯里赫騰霍斯特投訴道：「與所有的印第安人之間總有大麻煩，總是爭吵不休，他們臟污不堪、臭氣熏天，目之所及的東西都被偷盜一空……」

與此同時，「北河」邊的另一個定居點也發生了騷亂。之前這個港口中的定居點是要建在一個淚珠狀的小島上的，殖民者們根據他們在這裏找到的胡桃樹和栗子樹把這個島稱為「堅果島（Noten Island）」。第一批到這裏安營紮寨的定居者和他們的牲畜被趕到500碼之外，海灣對面的「曼哈頓島」上去。這塊殖民地的臨時主管威廉·費爾哈斯特從一開始就在製造麻煩。他實行的懲罰很嚴厲而且前後不一致，這激怒了殖民者們。他和他的妻子可能還挪用了公款或者——犯了更加惡劣的過錯——欺騙了印第安人。一方面，信奉加爾文教義的殖民者們認為這是不正當的行為，另一方面，從現實角度來考慮，惹惱身邊的原住民實在不是明智之舉。於是西印度公司向費爾哈斯特下達了關於處理印第安人事務的明確指令：「他應當確保沒有人以任何形式傷害或者以暴力對待、欺騙、嘲笑或侮辱印第安人，除了善待印第安人之外，還應當在所有合同、交易和交往中誠實、守信、真誠，不缺斤短兩，維護好與他們之間的友誼……」不管實際上費爾哈斯特和他的妻子犯下了什麼罪行，他們都已令殖民者們憤怒咆哮，他們想讓他走人。

新成立的移民委員會的成員們碰了頭。他們對費爾哈斯特進行審判並投九_九_藏_書票決定將他和他的妻子逐出該省。費爾哈斯特沒有心甘情願地離開，他怒不可遏、懷恨在心，他發誓自己有一天會以外國軍隊首領的身份回到這裏並憑藉對這塊領地和這裏防禦工事的了解做出一番作為——這番威脅的言論很有意思，因為12年後這麼做的不是他，而是米努伊特。

這宗買賣之所以停留在文化記憶中變成了傳奇，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宗買賣的價格和價值極不相稱，太過荒謬。這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展現了從原住民手中奪取土地的漫長過程。世界貿易的中心，一座承載著價值數萬億美元房地產的島，過去是被人以價值24美元的日用品從在人們想象中還生活在石器時代的倒霉蛋們手中買下的，這實在是個精彩絕倫、不能輕易放過的想法。它直指我們對美國早期歷史的看法：那是懂行而又無情的歐洲人密謀、欺騙、奴役和威脅無辜又厚道的原住民們，讓他們交出土地和生命的歷史。這是即將展開的對這片大陸的全面征服的縮影。

所以，曼哈頓土地的購買價基本上與其他支付給印第安人的購買價一致，雖然從每英畝均價的角度來講，該價格遠低於荷蘭人之間的購地價格，但是它還是處於同樣的價格區間之內。以西印度公司中的士兵收入為參照點，一名士兵每年的收入約為100荷蘭盾，也就是曼哈頓購買價的兩倍。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那就是荒蕪一片的新大陸土地價格是極低的。

但是，如果印第安人如此聰明而且處於這麼有利的地位，那麼為什麼他們會賣掉自己的土地，即他們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呢？這麼一問就引出了每個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觀點：印第安人對於土地所有權的看法與歐洲人不同。東北部的印第安人沒有永久財產轉移的概念，他們把地產交易看作兩個人群之間的租約與條約或聯盟。印第安民族分裂並細分為部落、村莊和其他群落。他們經常交戰，或者因擔心受到其他群體的攻擊而經常與某個群體結為防守同盟，這就涉及分享部落的某些土地以換取人數優勢。這種想法影響到印第安人對於他們與荷蘭人和英國人之間的土地交易的看法。他們要讓新來的人使用一部分他們的土地，作為交換，他們會獲得毯子、刀子、水壺等其他非常有用的商品，而且還能建立軍事聯盟。他們對於土地交易的看法在幾個案例中都恰如其分地展現了出來，例如18世紀50年代在南卡羅來納殖民地總督和切羅基人首領之間的一次土地交易中，印第安人賣出土地，但是拒絕任何回報。在他們看來，保護性的同盟就足夠補償這一切了。

在北面，清教徒們建立的殖民地舉步維艱，而米努伊特卻感覺手頭闊綽，急於擴張，於是他認為是時候在兩個殖民地之間建立聯繫了。他寄出了建交信，隨信還附上了「一隆勒糖和兩塊荷蘭乳酪」。苦苦支撐的英國殖民地總督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回信致謝，並在信中表示歉意，因為他們「沒有什麼能作為體面的禮物送給您，只能改日再向您回禮」。沒過多久，艾薩克·德·拉謝利以新尼德蘭官方使節的身份親自乘船至新普利茅斯，在「號角聲」中出現在清教徒的殖民地上（他需要一點曼哈頓人作秀的感覺），他還帶來了「三種顏色樣式的布料和一箱白糖」以及英國人沒怎麼見識過而新阿姆斯特丹貿易商們已經非常熟悉的一些東西：由海貝製成的珠串，阿爾岡昆人把它叫作「sewant」，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貝殼串珠。

在距離堡壘3英里遠的地方，他們被箭雨淹沒了。在一次迅速、血腥的襲擊中，一群伏擊的莫霍克人令荷蘭大-馬希坎聯盟走向末路，而且在無意之間改變了世界歷史。范·克利肯彼克及其3名手下和包括莫尼敏在內的24名馬希坎人遭到致命創傷。這些莫霍克人炫耀了自己的勝利，而且為他們造成的這一恐怖事件畫上了「圓滿」的句點：一個名叫泰門·鮑文茨（Tymen Bouwensz）的荷蘭人特別不走運，被莫霍克人們烤著吃了。

西班牙和荷蘭共和國在哈德遜航行當年商定的停戰協議維持了12年。這一協議很快就在1621年被撕毀，荷蘭右翼分子旋即磨槍霍霍。一位名叫威廉·尤瑟林克斯（Willem Usselincx）的愛國商人，行動敏捷，心懷宗教熱忱，多年來，他一直堅持一個觀點，即荷蘭諸省在「新大陸」中的動力將來自商業和加爾文教徒的熱情。尤瑟林克斯在促成西印度公司（West Indin Company）成立的一連串會議上稱，「如果一個人想要掙錢，他們就得提出方案，這樣才能推動投資者進行投資。為了這一目的，上帝的榮耀將以某種方式幫助我們，而以其他方式，以有益於我們的祖國的方式令西班牙失利；但是首要的、最強大的誘因是每個人能使自己獲利，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強調，新大陸上住著的不是狂暴的野人，而是聰明的原住民，荷蘭人可以在他們中間建立起一個殖民地。那裡有尚未開採的自然資源，其中可能有金、銀和可作為「軍費之源」的原材料。

這個隊伍中有許多青澀的年輕人，有四對夫婦在海上成婚，船長科內利斯·梅（Cornelis May，新澤西的「梅角」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證婚人。另外一對——在本章開頭處提到姓名的那兩個人，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約里斯·拉帕里——則更加精明。也許他們知道船上的情形會是怎麼樣的，所以對於在那裡完婚的想法不抱期望。他們同意加入這項極為危險的事業，條件是該公司首先為他們舉行一場比常規更倉促的婚禮。這場婚禮在他們的船於1624年1月25日離開阿姆斯特丹的四天之前舉行。「瓦朗謝訥的約里斯·拉珀別與卡特琳·特瑞科（Joris Raporbie de Valencenne，et Caterine triko），」阿姆斯特丹的瓦隆教堂牧師記錄道，甚至沒時間把名字寫對，「1月21日成婚（Espousé le 21 de Janvier）」。這不識字的夫婦二人都在這一頁上留下了印記。他19歲，她18歲；雙方都沒有父母在登記冊上簽字，這說明他們要麼就是在世上無依無靠，要麼就是在那塊地方無依無靠，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和其他許多追隨他們腳步的人一樣，他們沒什麼好失去的。

除此之外，這個買賣片段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這是唯一一段與曼哈頓殖民地有關，且成為歷史一部分的事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一事件值得我們探究。

哈德遜之旅已過去15年，莎士比亞寫就《暴風雨》也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這部劇中描寫了一次美洲航行途中，在虛構的魔島（百慕大）發生的一場海難。然而仍有人相信這可能是通往悶熱潮濕，有著不同信仰和異國風情的東方文明的門戶。在他們看來，50年後就要被命名為「新澤西」的西岸可能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後門，而濕氣迷濛，充斥著神和咖喱的印度就在那些斷崖之後。但是這些人不是探險家而是定居者，他們更關注的是此處，即這條河，這個新家。在哈德遜有了新發現之後的15年間，偵察兵和貿易商已與住在當時被荷蘭人稱為「模里西斯河」（River Mauritius）的印第安人有了充分的接觸，這條河是以拿騷的毛里茨（Maurits of Nassau）的名字命名的，他是被刺殺的英雄「沉默者威廉」的兒子，還是當時反抗西班牙的起義軍領袖［不過這條河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名字：早在1614年，皮草貿易商就開始管這條河叫「哈德遜河」（de rivière Hudson），以向他們的先驅致敬］。「河上印第安人」（貿易商這樣叫他們，他們其實是馬希坎和倫尼萊納佩部落的人）划著瘦長、安靜的獨木舟，從北面、東面、西面，從未知的曠野來到他們面前，隨身還帶著數量可觀的優質皮草。這裏確實大有商機，貿易商們在報告中稱。於是，幾個規模較小的利益集團組成了一個財團，打算以系統的方式開發此地。

這裏發生的情況與北面兩個英國殖民地展現的過程不同。古板的清教徒們於17世紀30年代抵達北面的殖民地，這些更加古板的早期移民信仰虔誠，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維持單一文化。而這個殖民地是一個商業定居點，是正在崛起的大西洋商圈的中轉站。它存在的消息傳向遠方，傳到巴西亞馬孫叢林中的巴伊亞（Bahia）和伯南布哥（Pernambuco），傳到在安哥拉的羅安達新建立的葡萄牙奴隸貿易港，傳到斯德哥爾摩——在那裡，精力充沛的君主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即古斯塔夫·阿道夫）正著眼于將瑞典這個長久以來冰封雪飄、如窮鄉僻壤一般的歐洲國家變成可與西班牙和正在崛起的英國和荷蘭共和國匹敵的貿易強國。

當因海上的旅程而變得殘破不堪的船終於進入港口時，乘客們往外望去，那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比他們離開的平坦土地更加陌生、更加複雜。用現代科學詞彙來形容，這個未來會變成他們新家園的地區由三種交叉的地貌景觀組成：多沙的海岸平原、綿延起伏的山地丘陵和陡峭的變質岩山脊，山脊的大部分都在上一個冰河時期的冰川作用之下呈現刀削斧砍的形貌，裸|露出星星點點的河床、凌亂的冰磧石和冰川湖。這支船隊靜靜地駛入內港，向曼哈頓島的南端靠近，漸漸進入了一片寬闊的灘涂濕地，那裡蘆葦叢生，如沼澤一般（曼哈頓在莫霍克語中叫Gänóno，翻譯過來就是「蘆葦」或「蘆葦之地」）。這是一個複雜的淡水和海洋物種的交匯區，海灣、沼澤林和蛇紋岩荒地孕育出一飛衝天、鳴聲四起的岸禽——鴴、磯鷂、半蹼鷸、黃足鷂，還有大量戀家的綠頭鴨。這裏還吸引了成群遷徙而來的長尾鴨、秋沙鴨和赤頸鴨，11月的灰色天空中黑壓壓的全是它們的身影。貽貝、海螺、蛤蚌和玉黍螺鑲嵌在河口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位定居者寫道，不少牡蠣「個頭挺大而且有的裡頭還有小珍珠」，其他的牡蠣則又小又甜，還有另外一種「適合蒸煮和油煎。每一個都夠裝滿一大勺，夠你吃上一大口」。在蘆葦叢生的島嶼海岸線上，鬱鬱蔥蔥的丘陵拔地而起：對於此地印第安語名的來源猜測最可能的是特拉華的「mannahata」，意為「多山的島嶼」。不過有些人提出，翻譯為簡單的「島嶼」或者「小島」才更為準確。https://read.99csw.com

印第安人的情況就是這樣。至於荷蘭人方面，人們之所以對購買曼哈頓的傳奇故事記述得簡單幹脆，其中的原因與史學家對於荷蘭殖民地缺乏關注以及他們所認為的信息缺乏不無關係。如果你希望了解這塊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的歷史，1821年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一年，尼德蘭政府突發奇想——要打掃衛生（荷蘭人向來在清潔衛生方面很挑剔），他們把1700年之前荷蘭東印度和西印度公司的剩餘檔案當成廢紙出售了，這實在是一件憾事。18年後，一位名叫約翰·羅米恩·布羅德黑德（John Romeyn Brodhead）的美國代理人代表紐約州到尼德蘭尋找關於這個荷蘭殖民地的文件材料，結果，他感到「驚訝、窘迫而又遺憾」，因為所有相關的文件材料——8萬磅重的記錄——已經杳無蹤跡。

涓涓細流開始匯聚。這座島依偎在它誘人的港口中。通過這座島，一小撥接一小撥的人開始從世界各地來到北美洲。雖然西印度公司帶有強烈的加爾文主義色彩，而且試圖將其強加在殖民地上，但是這個定居點的人口結構——本身就是在母城阿姆斯特丹的多民族影響之下形成的結果——保證了這裏粗糙的、鬆散的社會結構。在遠海中謀生的私營先鋒——走私犯和海盜們——也自然而然地發現了這個地方並將其作為樞紐。所有這些吸引合法貿易的元素也適用於他們，此外，這裏遠離文明社會，實際上也就沒有了官方的管制，這也是其誘人之處。

和西班牙重新開戰與這一計劃是一致的：荷蘭私營公司的護衛艦既可以安上槍炮，突襲加勒比和南美水域中的西班牙船隻，又可以在「新大陸」的口岸開展貿易。私掠巡航——被政府批准對敵人船隻進行的海上掠奪——是一種可以接受的戰時行為。

正確看待這次買賣的一種方式是將這一數目與其他為購買成片的荒地而付出的代價相對比。比如，1630年，彼得·米努伊特代表西印度公司用「帆布、水壺、斧頭、鋤頭、貝殼串珠（wampum）、鑽探錐子、單簧口琴等多種其他的小物件」從塔潘人（Tappans）手中買下了史坦頓島。1664年，三個英國人用兩件外套、兩把槍、兩個水壺、10塊鉛、20把火藥、400英尋貝殼串珠和200英尋布料從印第安人手中買下新澤西的一大片耕地。我們也可以在荷蘭居民之間的土地轉讓背景下來審視曼哈頓土地買賣的事情。在曼哈頓被轉讓三年之後，西印度公司授予一個荷蘭人200英畝的土地，那裡後來變成了格林威治村；作為交換，他必須將他在這片土地上的勞作所得的1/10上繳公司，而且要承諾「每年聖誕節給董事送來一對閹公雞」。1638年，安德里斯·哈德（Andries Hudde）向赫里特·沃爾佛岑（Gerrit Wolphertsen）出售100英畝的土地，售地所得為52荷蘭盾。

幸運的是，我們有另外一批相關文件，即關於該省的官方記錄，這份記錄的頁數多達1.2萬頁。正如本書開頭處描述的那樣，這批記錄在幾個世紀中無人問津，直到如今才被負責「新尼德蘭項目」的查爾斯·格林博士翻譯出來，而這也是本書得以著成的基礎。這些記錄奇迹般地從戰亂、大火、黴菌和嚙齒類動物的摧殘中保存下來。但是他們的起始日期是1638年，那一年之前的該省記錄沒有一條被保存下來，那應該是因為該省早期的總督就像費爾哈斯特一樣被免職了，他們把行政記錄隨身帶回阿姆斯特丹，好幫自己開脫罪責。於是，他們給我們留下了關於紐約史前歷史早期階段的一個缺口，這個缺口被19世紀的史學家儘可能地補上了。他們曉得彼得·米努伊特這個名字，知道他是該省的早期管理者，而且他們還找到了一張碎紙片，上面的說明令人浮想聯翩：這座島是以「60荷蘭盾」從「印第安人」（Wilden）手中購得的。

接下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很快就令荷蘭省最初的殖民策略偏離了軌道。約里斯·拉帕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和其他定居者們在如今被稱為奧蘭治堡（Fort Orange，在英國人統治下這裏將變成奧爾巴尼）的地方眼見自己艱苦工作的成果在1626年春天戛然而止。他們在河岸上的定居點原來是馬希坎人的獵場，馬希坎人曾歡迎他們的到來。北面和西面是莫霍克人的地盤。這兩個部族——前者是說阿爾岡昆語的民族，後者是易洛魁聯盟五大部族之一——有著非常不同的背景和信仰。他們的語言就像英語和俄語那樣不同，他們風俗各異而且對對方沒什麼敬意。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爭鬥著，出現在他們中間的歐洲交易商讓他們的衝突再次升級。此外，在與歐洲人接觸了十幾年之後，這些部族的生活因獲得的舶來品而發生了轉變，比如魚鉤、斧頭、水壺、玻璃器皿、針、鍋、刀和粗呢［這種粗糙的羊毛布料源自佛蘭德的迪弗爾鎮（Duffel），「圓筒狀的行李袋」（duffel bag）這個詞就源於此］。再往後，槍支和酒自然也出現在清單中。馬希坎人甚至將他們的村莊搬到了離荷蘭人更近的地方，好和他們結成貿易與防禦聯盟。說這是友誼也好，為了自身利益也罷，到了1626年，馬希坎人和荷蘭人已經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在250英里長的沿岸地區分散而居的殖民者們開始工作了——清理地面，伐樹，修建防禦用的柵欄，播種糧食。船來了。殖民者們和印第安人們交易並建立了交易體系：1625年，前者買下了5295張海狸毛皮和463張其他的獸皮並將它們裝船運回。反過來，這些船也給他們捎來了消息。在英格蘭，伊麗莎白的繼任者詹姆斯一世去世了。他是一個糟糕的君主——經常說胡話且沉溺於一些怪異的癖好——從來不像伊麗莎白一樣德高望重。他試圖在英國民眾對天主教恨之入骨的時候與西班牙結盟，以遏制荷蘭的崛起，但是失敗了。［不過，他也監督了世界文學名著之一《英皇詹姆斯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Bible）的編寫。］當他的兒子——英俊、正派、高貴的查爾斯——繼承王位時，整個國家都鬆了一口氣。他們還不知道將來他們對查爾斯和這個國家的希望將會以最暴力的形式化為泡影，而且會對整個遙遠的荷蘭省份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定居者們踏上堅實的地面時，他們就知道，自己喜歡上了眼前看到的一切。「能到這個國家來，我們非常心滿意足，」有個人在家書中寫道，「在這裏，我們發現了美麗的河流，泉水冒著泡泡流入山谷；平原上有流淌的活水，林中還有可口的水果，比如草莓、鴿莓、胡桃，還有……野葡萄。林中的橡子累累，我們可以用它餵豬，這裏還有野味。河中的魚數目可觀；土地適宜耕種；這裏進出特別方便，無須懼怕赤身裸體的原住民。如果有牛、豬和其他供食用的牲畜（我們日夜期盼著第一批船上能有這些牲畜），那我們就不想回荷蘭了，因為我們在荷蘭夢想去往的天堂就在這裏，等著我們去發現。」在歐洲，像現在這樣的報紙還沒出現，定期發行的小冊子是人們主要的消息來源。當新尼德蘭的第一批定居者開始寫家書時，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斯·范·瓦塞納爾（Nicolaes van Wassenaer）的醫師開始發行半年一期的小冊子，介紹遠方的那片土地上的事情。「那裡環境宜人，雖然荒蕪，但物產豐美，」他在1624年12月寫道，「葡萄非常美味，不過，今後我們的人民會將它培育得更好，但是那裡找不到莓果。有各種飛禽，水裡游的，天上飛的。天鵝、鵝、鴨、麻鴨，多得很。」

但是，和往常一樣，這個國家到處都有難民。通過向人們許諾服務六年即可換得土地，該公司召集了一小撮強壯的瓦隆年輕人——從如今的比利時來的說法語的流亡者——公司確保他們像《聖經》中的諾亞一樣，每個男人能有一個配對的女人，並抓緊時間把他們推到阿姆斯特丹會議室中，讓他們在那裡宣誓效忠於該公司和荷蘭政府。

這些河道是該地區的交通要道，是印第安人帶來毛皮的地方，是探索內地的必經之路。該公司派了為數不多的定居者在每條要道上安營紮寨——這些定居者的人數可是名副其實地少。兩家人和6名單身男子揚帆向東抵達「鮮河」。兩家人和8名男子順海岸而下抵達「南河」。8名男子待在港口的小島上。剩下的幾家人乘船向上游150英里處的「北河」而去，穿過顏色如泥土般的碎浪，順著西海岸沿岸雄偉的岩壁，經過兩岸連綿起伏的高地，抵達交易商們所說的印第安人的咽喉要道。在這裏，向東流的莫霍克河從五大湖區一路奔流而出，形成高達70英尺的瀑布，河水飛流直下，然後注入「北河」。新來的定居者們在此登陸上岸，站在高聳入雲的松樹前不知所措。一開始，為了有個棲身之所，他們在地上挖出方形的坑，用木頭將坑圍起來，然後蓋上樹皮做的屋頂（幾年後，人們已經開始修建像樣的房子了，一位大臣在到達此地時嘲笑第一批抵達此地的人「擠在而非住在」「茅舍和洞穴」中）。

我們可以假設在曼哈頓售地一事上情況也是相同的。1628年，也就是這座島被買下兩年之後，艾薩克·德·拉謝利致信阿姆斯特丹，他在信中用了一般現在時，報告曼哈頓島上正住著曼哈頓印第安人，這就說明他們並沒有去往別處。印第安人經常出現在荷蘭人關於這塊殖民地的記錄中，定居者們依賴他們。而且那裡有很多空間，在這塊殖民地建立之後，這座島自始至終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是荒蕪一片。直到1680年，人們才開始用一般過去時來描述曼哈頓印第安人，這時，這些印第安人出於某種原因，已經搬到北邊的布朗克斯（Bronx）去了。

有兩種勢均力敵、根深蒂固的成見阻礙了人們對這些民族的理解：一種是源自人們長久以來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蔑視，他們認為印第安人是「原始」人；而在另一種現代的固有觀點中，他們則被視為高貴而手無寸鐵的人。這兩者都是漫畫式的形象。近來的關於基因、考古學、人類學和語言學的著作都明確表述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馬希坎人、莫霍克人、德拉瓦人、蒙淘克人、胡薩托尼克人和其他民族佔領了一度被稱為「新尼德蘭」的土地，還有馬薩諸塞人、萬帕諾亞格人、索克吉人（Sokoki）、彭納庫克人、阿布納基人、奧奈達人、奧內達加人、蘇斯克漢諾克人、南蒂科克人和其他住在後來的紐約州、馬薩諸塞州、賓夕法尼亞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新罕布希爾州、緬因州、特拉華州、馬里蘭州和新澤西州的人，他們無論是從生物學、遺https://read.99csw.com傳學還是智力的角度上來說，都與17世紀初和他們打交道的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和其他人毫無二致。印第安人和遇到他們的歐洲人一樣有手段，懂得陽奉陰違，能夠思考神學問題，也有巧妙的技術頭腦，既機靈又固執，既好奇又殘忍。在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上，了解他們的人們——那些在他們的村莊中待過一段時間，和他們一起打獵、做交易、學習其語言的人——對於這一點瞭然於心。直到後來，雙方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時，之前提到的成見才開始形成。17世紀初期是比未拓荒時的「狂野西部」年代有趣得多的時代，印第安人和歐洲人就像平等的參与者，他們和對方以盟友、競爭者和夥伴的身份相處。

也許正是這種緊密的關係令奧蘭治堡指揮官丹尼爾·范·克利肯彼克（Daniel van Crieckenbeeck）無視禁止干涉部族間事務的明令，才造成了後來的局面。正如一位作家所寫的那樣，1626年春，二十幾個馬希坎人——像荷蘭人一樣「儀錶堂堂」，他們的頭髮「烏黑髮亮，又滑又直，髮絲粗得像馬尾一樣」，而且，從那個時期和季節看來，他們身上應該穿著寬鬆的鹿皮，腰間也系著鹿皮——走進粗糙原木圍成的柵欄，請求范·克利肯彼克讓荷蘭人出手相助，幫他們對付莫霍克人。這個前來求助的人應該是一個名叫莫尼敏（Monemin）的部族首領。范·克利肯彼克有命令在身：西印度公司曾明確指示該省總督威廉·費爾哈斯特（Willem Verhulst），「他應當謹慎行事，不可輕易捲入（印第安人之間的）爭執或戰爭或者偏向某一邊，應當保持中立……」但范·克利肯彼克肯定覺得自己有責任確保那些隨船而來的年輕夫婦能夠在離家鄉千里之外的林間安居樂業，其中包括不少孕婦，而且可能還有一些新生兒。幫助馬希坎人情有可原，因為現在對他們的幫助能換來未來牢固的同盟關係。於是他同意了。馬希坎人帶路，他和6個手下跟隨其後，他們的身影消失在松林之中。

董事們在收到這樣的投訴時應該是心平氣和的。西印度公司恰逢其時。它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對抗西班牙人而謀取利潤，而1628年正是他們賺得盆滿缽滿的時候。大半個世紀以來，西班牙人將他們從南美洲殖民地上搜颳得來的財富通過所謂的「運寶船隊」的常規海上渠道運回母國。這支艦隊由多達90艘船組成，每年航行兩次。1628年5月，皮特·海因（Piet Heyn），一個個子矮小、臉龐扁平如哈巴狗，曾被西班牙人俘虜並被迫在一艘西班牙大帆船上當了四年槳手的海員，帶著他的31艘私掠巡航炮艇潛伏在古巴附近海域。他們突襲了那支行駛緩慢、負載沉重的艦隊，將其洗劫一空。他們獲得了驚人的收穫：價值1200萬荷蘭盾的金銀財寶。這個數目令該公司投資者們付出的成本一下子就有了回報，而且為荷蘭經濟加了一把火，使其保持了多年的興旺局面。對於尼德蘭聯合省的人們來說，幾十年來，他們一直為擺脫曾經強大的西班牙帝國、取得獨立而奮鬥，而這就是一個如槍響一般的強烈信號，預示著歷史性的變化。一本暢銷的宣傳冊的標題直截了當地點明了這種變化：「帝制大國西班牙的天平傾斜；心有餘而力不足。寫于P.P.海因總司令征服『銀色艦隊』之際。」

然後，殖民者們投票選舉米努伊特擔任他們的新指揮官。在其角色從私人探險者變為該省的官員之後，米努伊特迅速採取了行動。他似乎已經做出了第一個決定，這是個影響至為深遠的決定。阿姆斯特丹的主管們之前曾嘗試遠程監管這個定居點，但是這種做法十分不便、效率低下，而且費爾哈斯特這個在現場的人也沒能看出明顯的問題所在。定居者人數太少，而且他們被安排在數百英里的領地上分散而居；奧蘭治堡傳來的消息令米努伊特確信，安全是個大問題。堅果島（也就是今天的總督島）作為初期的集結地十分有用，但是如果要把這裏作為定居點，就太小了。「南河」名不副實。任何一個頭腦務實、對後勤有概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獨立於堅果島之外，與堅果島之間僅隔著一條小小的河道，「子彈都能打到對岸」的曼哈頓島能滿足所有的需求。它既不會太小也不會太大，足以容納一定人口，同時島的最南端的堡壘又能夠滿足防禦需求。島上的林間有大量獵物；平原適宜耕種，又有淡水溪流。它位於河口，印第安皮毛商販會從方圓數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來到這裏，而且與其他深入內陸的水道相連。它還是海灣的入口，坐落在寬廣而又引人注目的海港中，那裡似乎在冬季也不會結冰。簡而言之，它是文明高度發達的歐洲大陸和蠻荒而又令人充滿好奇的北美洲大陸之間的天然支點。這是一座完美的島。

在「聯合省」也是如此，權力已經在兄弟之間移交。奧蘭治親王毛里茨，這個國家的總督，這位最有權勢的貴族，自父親「沉默者威廉」於1584年去世之後就一直領導人民進行抗擊西班牙的鬥爭。但是近年來他的聲望日漸衰落。六年前，他以將偉大的政治家約翰·范·奧爾登巴內費爾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斬首的方式解決與其之間的權力爭鬥，這削弱了他的正統地位。毛里茨的兄弟，即比他小17歲、時年41歲的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官和軍事戰略家，他會繼續將鬥爭進行到底，並帶領這個國家看到獨立的曙光。在這些新領袖的領導下，荷蘭人民和英國人民在新教教義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簽訂合作條約，抗擊他們共同的敵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這份條約規定，這兩個國家可以進入對方的港口，各外省的港口也不例外。

一開始，該公司讓他們為數不多的定居者在廣闊的區域中分散而居。按照荷蘭人的理解，要佔有一塊土地，人們就需要在那裡居住（對於英國人來說，在一片土地上，只要原先沒有被基督教徒宣示主權，那麼他們只需要派一個官方代表踏足此地即可宣示佔有這片土地，不過後來這成了一個問題）。而且，按照荷蘭人的理解，水在任何一片土地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該公司開始讓它為數不多的殖民者分別在他們領土上的三條主要水道之間居住。英國人後來管這條河叫「特拉華河」，哈德遜曾想過探索這條河流，但是這裏的港灣有許多淺灘，所以很快他就認為這不會是通往亞洲的通道，將其排除。荷蘭人則稱其為「南河」（South River），因為這裡是他們領土的南端邊界，所以這個名字順理成章。在他們定居北美洲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將哈德遜河稱為「北河」（North River）（以固守成規和抗拒變革而著稱的水手們至今依然還這麼叫它）。另外一條主要水道，也就是後來將其所在的州一分為二的康涅狄格河（Connecticut River），荷蘭人將其稱為「鮮河」（Fresh River）。

就這樣繼續走下去，為生存使出全身力氣、絞盡腦汁，這片水域的邊緣越來越近，潮水接近他們小小的群落，又一拔一拔退去，曼哈頓人可能幾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接下來的幾年間將會發生什麼。港口中的帆船出現得越來越頻繁，從下錨的船上駛出來（當時那裡還沒有碼頭）的小帆船帶來了更多新的、不同的面孔——來自安哥拉中央高地，黑檀木般的面孔；在北非沙漠風暴中磨出皺紋的面孔；還有義大利人、波蘭人、丹麥人。

卡特琳娜和約里斯就在從曼哈頓向上遊走到瀑布去的第一批人中，那裡正在修建貿易要塞。在定居者們跌跌絆絆地上岸沒多久之後，這個國家的原住民現身了，雙方交換了禮物，原住民們向船長表示友好。初來乍到的定居者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這裏的陽光帶著春日的溫暖，疏鬆的黑土彷彿在告訴他們這裏生機無限。拉帕里夫婦和其他夫婦在這個地方待了兩年，秋天，他們收穫的糧食堆得「有人那麼高」，當第二年春天悄聲訴說著禱告者的感恩，該公司的三艘船——「牛號」、「羊號」、「馬號」到這裏出售他們的貨物。晚年的卡特琳娜回憶道，在這段時間里，「像羊羔一樣安靜」的印第安人經常來這裏和定居者們進行自由的貿易。

考慮到先是在海上，然後是到達之後等待著他們的巨大危險，賭徒也不會願意把錢押在這種情況下締結的婚姻上。然而，60年後，當賓夕法尼亞和馬里蘭的英國殖民地捲入邊界爭端，而且需要證明「基督教徒」對東海岸某些地區的所有權時，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代表們找到了一個老婦人做證，因為人們知道她是第一批來自歐洲的定居者之一。卡特琳娜·特瑞科當時已是一個八十幾歲的寡婦，但是她和約里斯的婚姻不但長久且碩果豐盛。新尼德蘭的記錄中顯示，作為第一批在荒涼的曼哈頓南部買下土地的人，他們在距離邊界貿易站僅幾步之遙的珍珠街（Pearl Street）上建了兩座房子，買了一頭奶牛，向行省政府借了錢，將他們的宅地搬到河對面布魯克林（Breuckelen）新村的一大片農田中去，而且還生了11個孩子，並讓這些孩子受洗。人們認為，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莎拉（Sarah），是第一個在今日的紐約出生的歐洲人（1656年，30歲的她宣稱自己是「第一個誕生於新尼德蘭的基督徒的女兒」）。她出生於1625年，同一個記錄顯示她於1639年在後來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嫁給了一個煙草種植園的監工，也記錄了她8個孩子的出生。從短暫的新尼德蘭時期到紐約時期，拉帕里一家的孩子和後代在這個地區遍地生根。18世紀70年代，約翰·拉帕里（John Rapalje）變成了紐約州議會議員（他反對革命，變成了保皇黨）。他們的後代預計超過100萬人。而且，在紐約哈德遜河谷的菲什基爾鎮有一條拉帕里路（Rapalje Road），這條靜謐的郊區小路見證了多年前阿姆斯特丹海濱兩個年輕的無名之輩倉促卻持久的婚姻。和所有政治事件一樣重要，他們的婚姻標志著移民的開始，標志著劃地為界、宣示主權的文化的開始，這不僅僅是曼哈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人們的日子變得更加充滿生氣；夜幕降臨時，輕柔地拍打海岸的波浪聲被飲酒歌和怒罵聲壓了下去。實際上，新阿姆斯特丹不是一個自治市，而是一個公司生活區；這裏的居民不像市民，倒像僱員；而且這裏沒有真正的法律體系，所以人們就臨時創造了一個。每周四，這裏的「政府」會在粗糙的牆面圍成的堡壘中辦公。由米努伊特的執法人員，一個來自坎特伯雷、名叫揚·蘭佩（Jan Lampe）的英國人監督訴訟程序。他頭戴一頂帶有羽毛裝飾的黑帽子，身配一把十字劍，一身倫勃朗風格的正裝，打扮得十分華麗。米努伊特、德·拉謝利和一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審理案件併發布命令，後來的委員會又反覆重申這些命令並在其基礎上增加內容，這樣，一部邊界法的主體就建立起來了。比如，1638年，一系列懲戒性的法令出台了：「所有航海人員必須在日落前修理好公司分配給他們的船舶或單桅帆船，如無許可，任何人不得在海灘上停留」；「……從今往後嚴禁任何人售酒，任何人家中一旦發現酒品則處罰金25荷蘭盾」；「嚴禁鬥毆，嚴禁與異教徒、黑人或其他人種通婚；嚴禁參加暴動、偷竊、提供虛假證供、誹謗和其他不法行為……違者須接受改造以及懲罰，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