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艘英國船在停泊數日之後起航，無視這位荷蘭領導人，向上游進發。范·推勒迅速行動了起來。他下令將一桶紅酒馬上帶到他在堡壘中的辦公室，將自己和士兵們以及其他在那裡集結的公司員工們的酒杯斟滿，號令那些熱愛奧蘭治親王的人和自己一起阻止英國人。於是，德·弗里斯記錄道：「人們都開始嘲笑他。」

這位大使在會面開始就使用外交辭令，滔滔不絕，巨細無遺地詳陳兩國之間源遠流長的友誼，他稱最近這種友誼被企圖「挑起某種誤解」的「敵人」所干擾。查理很清楚這個人的怨言背後的潛台詞，而且肯定被這番怨言中故意使用的一個模糊的字眼——「敵人」給逗樂了。幾十年來，英國人一直在幫助荷蘭人對西班牙作戰，這是事實。但是兩年前，同樣是在紐馬克特，查理接見了另一位特使——他是被西班牙王室派來的。他歡迎這位特使的到來——事實上，他熱切期盼著後者的到來，而這令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到這時，這塊殖民地已經有了一個無可爭議的附屬城市——或者說是村莊。事實上，奧蘭治堡——莫霍克和哈德遜河連接處的貿易站，也是約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度過最初兩年的地方，已變成皮毛貿易中心。印第安人從遙遠而未知的西面帶著沉甸甸的毛皮來到莫霍克河谷；貿易商將它們買下，儲藏在堡壘中，然後將它們用船運到下游的曼哈頓。他們現在已經與莫霍克人建立了牢固的關係，這一關係將在荷蘭定居點存在的整個時間內一直存在，所以這種貿易似乎是十拿九穩的。

但是最精彩的好戲莫過於彼得·米努伊特回歸新尼德蘭。就在任上的米努伊特被召回並乘坐命運多舛的「團結號」航行回國之前，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這個信奉路德教的戰士，對德國新教與天主教30年戰爭進行大規模干預的人——正在尋找可以征服的新大陸。此時的瑞典正值盛世，古斯塔夫斯已經看夠了法國、西班牙、英國和荷蘭共和國在全球各地為所欲為。正當米努伊特在歷經了英國的劫難之後，返回阿姆斯特丹時，古斯塔夫斯在一場戰鬥中戰死。然後，王冠落到了他六歲的女兒克里斯蒂娜的頭上，她後來成為歐洲歷史上最有國際視野、思維敏捷的君主。但是，當時，這些事情都留給總理大臣阿克塞爾·奧克森謝納（Axel Oxenstierna）去處理了，而他延續了古斯塔夫斯的政策。

在這個時代的新阿姆斯特丹還有一種公爵和公爵夫人，他們在蠱惑人心這方面超過了他們的鄰居。在歐洲的時候，格里耶·雷尼耶（Griet Reyniers）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鵲」（Pieter de Winter）酒館里當酒吧女侍。實際上，她身兼兩職——酒吧的女主人曾在裡屋發現「她把襯裙撩到膝蓋上」，為一夥士兵提供性|服|務。年輕的沃特·范·推勒是否在某天晚上走進她的地盤，從此迷戀上她，這一點已不可考。我們所知的就只是當他乘「鹽山號」（de Zoutberg）動身到曼哈頓去的時候，格里耶也在船上，已經準備好在新的土地上尋找財富了。這是一次危險的渡海之旅：這艘船差點兒被「土耳其人」（Turks）俘獲，但之後扭轉了局勢，並收穫了一艘載滿糖的西班牙三桅帆船。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事情並沒有令格里耶感到擔憂，她在海上繼續做她的營生——乘客們注意到她「將一些水手的襯衣從馬褲中扯了出來」。在曼哈頓登陸后，這麼說吧，她發現這裡是一塊處|女地，於是她在這裏開了店。她喜歡在海灘上走，拉起她的襯裙，向水手們展示她的貨物。如果說她是以范·推勒情婦的身份來到這裏的，那麼最後他應該是把她給拋棄了。因為有一天，有人見到她走進奧蘭治堡，大聲地說：「我已經做了這麼長時間的貴族妓|女了。從現在開始，我要當賤民們的妓|女！」她在用噱頭博人眼球方面很有一套；她最愛做的事就是用一根掃帚柄測量顧客的陽物。

幾年後的法庭文件中出現了當時的一幕，它是隨意而又混亂的社會環境的縮影，反映了在這一時期大行其道的暴力現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突然爆發：

這時候，談判策略改變了。這個印第安人大笑了起來，稱這中間有誤會，並且說「你不必生氣。你們來到這裏，我們很高興」。一位老人走上前來，將自己的手放在范·登·博加特的胸膛上，感受其心跳；他鄭重宣告，那個人並不可怕。這些荷蘭人顯然通過了一場測試。這些訪客小心翼翼地分發了小刀、剪刀和其他禮物。村裡的六名首領上前，送給范·登·博加特一件海狸皮外套。當他們坐下來談生意的時候，范·登·博加特了解到這些莫霍克人更願意和荷蘭人維持關係，因為他們畏懼與法國人結盟的休倫人。莫霍克人提出了他們的條件：今後，每張海狸毛皮要以4把貝殼幣和4匹布料交換（一把貝珠或者貝殼串珠都可以，只要是一串能達到從張開手的拇指到小指長度的珠子即可）。當范·登·博加特不做回應時，與莫霍克同屬易洛魁五大部落聯盟的另一個部落的老酋長走上前來。他要求有人給他翻譯，因為他說的是奧內達加語，不是莫霍克語。他說道：「你還沒說我們能不能獲得4把珠子的價格呢。」范·登·博加特告訴他們，交易的最終決定權不在他的手裡，但是他會在春季回來答覆他們。他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這位老人警告他：「你可絕對不要說謊，春天來找我們，給我們所有人一個答案。如果我們收到4把珠子的價格，我們就不和其他人做毛皮交易了。」

約阿希米當然知道兩國邦交為何驟然降溫。荷蘭人掌握了東印度群島貿易的統治地位。而查理也意識到了儘管充分利用「新大陸」殖民地是在更遠的未來才會做的事，但是它代表了另一個財富之源。他最近剛剛將弗吉尼亞領土的很大一部分賜予父親的朋友和顧問，即又稱巴爾的摩男爵的喬治·卡爾弗特（George Calvert）——這是還了後者一個人情。喬治將他的兒子命名為馬里蘭（Maryland），這顯然是在向查理的妻子亨利埃塔·瑪利亞（Henrietta Maria）致敬。查理本人也支持弗吉尼亞的煙草貿易。

人們是帶著好奇或者恐懼的心理來見他們的。有些在森林里遇到他們的人扔下隨身物品拔腿就跑。但是，在一個村莊里，「不論老少都對我們特別好奇；真的，我們幾乎無法避開這裏的印第安人。他們推推搡搡地到火堆旁來看我們，等他們離去的時候已經快半夜了。不管我們做什麼，他們都會毫不害羞地在我們身邊亂跑」。酋長送給范·登·博加特一張美洲獅皮，他就在上面睡覺，結果他發現「到了早上我身上至少有100隻虱子」。

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們探訪了許多村莊，這些村莊的文明程度令范·登·博加特很吃驚。在一個村莊中有「36間房子，呈街道狀成排並列」，每個房子中都有幾戶人家。有些房子已經帶有與歐洲人接觸的標誌：鐵鉸鏈、螺栓、鉸鏈。這一行人發現了用樹皮製成的船和桶。他們見到了墓地，墓地外圍是「整齊得驚人」的柵欄，墓穴被漆成了紅色、白色和黑色。他們發現了一位酋長的墳墓，這個墳墓很大，甚至有入口，而且帶有動物的雕刻和繪畫裝飾。在有些村莊里，熊被關進柵欄里圈養起來。每間長屋裡都有幾個灶台。他們在第一個村莊中受到人們的歡迎，並獲得了烤南瓜、豆子和鹿肉。在當夜的火光照耀之下，范·登·博加特切開了托馬森因長途跋涉而腫脹的腿，使其消腫，又將熊油塗抹在切口上。

在某些地方，接待歐洲人的做法帶來了充滿諷刺意味的結果。在一個村莊中，一位酋長熱情地把他們請進他的屋子，這間屋子被妥善安置在遠離村莊的地方，因為他害怕染上開始在這一地區橫行肆虐、折磨印第安人的天花。主客雙方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在整個世紀中令大批東北部印第安人喪生的疾病正是源自與歐洲人的接觸。這些歐洲人本身是對此免疫的，但是，在這種疾病面前，印第安人卻毫無招架之力。

儘管懲罰往往很嚴厲，但是執行懲罰還是有一定靈活性的：人們有時候會在最後一刻得到寬恕，而且得到寬恕的方式有時還很離奇。1641年1月寒冷的一天，八名非洲奴隸被帶入奧蘭治堡，他們被指控在「他們房子附近樹林中」（在城北面劃分出來的，作為奴隸住處的一個區域——今天，那裡是聯合國的所在地）謀殺另一個奴隸揚·普列梅羅（Jan Premero）。「沒有動刑或上枷鎖」，這些人就對罪行供認不諱。但是由於無法確定是哪個人犯了罪，法庭自作聰明地決定讓這些人自己抽籤來決定將誰判死刑，讓「上帝指出罪犯」。上帝選擇了綽號為「巨人」的曼努埃爾·赫里特（Manuel Gerrit）。一周之後，人群聚集在海岸邊，觀看絞刑示眾來取樂。從理論上看，抽籤也許是滿足了法律需要；事實上，絞死一個可能是清白的人也許會令殖民地領導人犯難，他們也許會認為這是浪費好奴隸的愚蠢行為。沒有證據顯示有人干預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但是行刑的結果很可疑。劊子手將「兩條完好的繩索」拴在這個人的脖子上，然後將他推下梯子，圍觀者們都倒吸了一口氣，而此時，兩條繩索都斷了，這個人翻滾到地上，毫髮無傷。人群高喊著要求對他法外開恩，法庭予以准許。「巨人」獲釋；體系奏效了。rｅaｄ•９９csw•com

這些人被捕的消息傳到了聯合省之後，正如一位官員所寫，領導人起初還是傾向於認為「是西班牙大使在英國施展了這個詭計」。但是，隨著更多的消息傳來，他們得知英國人扣押荷蘭艦船的理由是荷蘭艦船上的貨物是在英國領土上的非法所得。荷蘭人都被搞糊塗了，他們的貿易商不曾闖入荷蘭殖民地北面的英國領土。約阿希米大使現在正向國王陛下陳情，其中必有誤會。

終於，這幾位旅人走到了最重要的村莊，他們要在那裡談判。范·登·博加特描述的開場猶如西部片的第三幕，白人終於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與他們見了面。這個村莊的居民在村子的門外排成了兩隊，這些歐洲人很有儀式性地從兩個隊列中走過，穿過精雕細琢的入口通道，進入最裡面的房子。這裏的房子有裝飾著圖案的山形牆。在搖曳的火光中，在高聲呼喊和激動的人群中，這幾個人受到了熱情款待，大快朵頤了一番。

一位部落首領的副手把他們訓了一頓，說他們帶的禮物不夠分量。他讓他們看了法國人送來的禮物，其中包括法國襯衫和外套。氣氛變得緊張了起來。當這個人繼續言語相激時，其他人「坐得離我們那麼近，我們都快坐不下了」。范·登·博加特數了一下，房間里有46個人圍坐在他們身邊。然後，其中一個印第安人叫了起來，用范·登·博加特翻譯的話來說，這個人喊他們「惡棍」。他長篇大論的指責之詞令人難以壓制怒火，連堅強的水手威廉·托馬森都激憤得流下了眼淚。最後，范·登·博加特也衝著印第安人大叫了起來。

除了馬之外，查理還一直對藝術十分熱愛。他的私人收藏品包括拉斐爾（Raphael）、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曼特尼亞（Mantegna）和科雷喬（Correggio）的作品。一方面，這彰顯了他的王室風範；另一方面，這些巨大開支令民眾中的某些社會階層對他的仇恨一觸即發。在收集藝術品的過程中，他已經變成教皇的親密筆友，教皇還送給他梵蒂岡的畫作，而這隻會令清教徒們對他的疑慮更深。如今，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被荷蘭起義弄得幾乎筋疲力盡，故非常希望英國能停止對尼德蘭聯合省的支持。腓力選擇讓妻子擔任自己的特使，勸說查理與歐洲最著名、最炙手可熱的藝術家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簽訂和約，歷史學家認為這是腓力妻子的靈機一動。魯本斯也算是一位政客，他自認是一個忠誠的荷蘭人，但是他來自安特衛普，那是由天主教佔據統治地位且不願與西班牙決裂的南方諸省中的一個。當魯本斯與腓力在馬德里會面共商出使大計時，他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查理不再對西班牙人抱有敵意，那麼造反的荷蘭諸省就會放棄造成毀滅性影響的叛亂，南北就能統一。於是他同意出使。

這三個旅人在道別之後開始了漫長的返鄉之旅。他們在1月底回到了奧蘭治堡，那裡的人們擔心他們已經死了。他們曾經去過奧奈達湖（Oneida Lake）——和安大略湖差不多遠，頂著惡劣的天氣回來，而且全靠他們自己的雙腳。不出所料，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修建了伊利運河之後，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就是沿著他們的路線西行的，上百萬噸貨物也被運送到這裏。這是連接大西洋海岸與大陸中心的自然通道，也是荷蘭人將注意力放在哈德遜河上的原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從米努伊特開始，他們就把曼哈頓島視為物流中心。事實將會證明，范·登·博加特的旅程絕對是一項創舉。

也許格里耶和安東尼是註定要走到一起的。他們結婚了，有了孩子，不過，由於她還在繼續做她的營生，有時候她自己也搞不清楚這些孩子的父親是誰。一次，當她以俯卧的姿勢分娩的時候，她曾經問那個助產士，這個剛生出來的孩子長得像誰。這個女人答道：「如果連你都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我怎麼會知道呢？不過，這孩子看著有點黑。」這對夫婦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名聲相當地臭，但關鍵是，在普通人中，他們並不算特別出格。實際上，美國歷史對於以曼哈頓為中心的荷蘭殖民地的看法大概是這樣的：形形色|色的失敗者和無賴聚到一起，這些無足輕重的人空等著命運之風把他們從這個地圖上吹走。荷蘭人已經成功拿下了一塊價值無法估量的地產，然而，雖然他們擅長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此扭轉局勢，但是在這一端——儘管范·登·博加特和約阿希米大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們還是只能看著心血付諸東流。

換言之，這是一個必然會消亡的社區，一個可以在歷史中被人們安心遺忘的社區。

無論英國當局實際上對於此事有多憤慨，他們都為了取得道德和政治上的優勢而不遺餘力地編造了事情的經過。英國出現了題為《安波那島上發生的對英國人的不公、殘酷、野蠻暴行實錄》的宣傳冊和書籍，其中包括生動的、小說般的描述和栩栩如生的木刻插圖，插圖表現的是這些英國人所受到的種種折磨，其中包括水刑和火刑（「約翰遜又被帶去拷問，」一段扣人心弦的描述提及，「博蒙特聽到他有時會大聲叫喊，然後安靜下來，然後又是大聲咆哮。最後，在經歷了大約一個小時的兩度審問之後，他在被帶回來時大聲哭號，全身濕透，身上各處都被殘忍地燒傷了……」）。這些描述引發的騷動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在為「團結號」被扣押而訴苦之餘，約阿希米也在謁見查理時抒發了對於這些描述的滿腹牢騷。這位大使希望國王了解，荷蘭人認為這些書里寫的都是誹謗之詞，「其意在挑起一個民族對於另一個民族的怒氣」。但是這位國王聽任人們散發這些宣傳冊和書籍。於是，荷蘭人也加入了英國公眾輿論之爭，他們印製並帶著他們自己的英文宣傳冊湧入英國的集市，發表他們自己對於這一事件的見解。（他們拒不承認用火燒英國人的行為，但是他們承認使用了水刑，因為這是「最保險、最文明」也是「全歐洲最常見的做法」。）

如今已22歲的哈門·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接受了一個令人絕望的任務，他要去做一件沒有居民曾做過的事情：深入大陸腹地，找出村莊中的莫霍克人，並讓他們相信荷蘭人是更好的貿易夥伴。運氣使然，他的航行日誌留存了下來。其中詳細記錄了最早的歐洲人從西海岸進入北美大陸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一睹興旺的莫霍克村莊的風采。這是非常難得一見的，同時日誌中還包括了第一本莫霍克詞典。這本日誌在19世紀末就已被發現，但是最近人們才開始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它向人們展示了極其鮮活且內容充實的東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圖景，沒有因後來的歷史而摻入其他色彩。九_九_藏_書

一個臨時協議就此達成。印第安人開始詠唱歌謠，這被范·登·博加特忠實地記錄下來。他們詠唱的歌謠中包含易洛魁聯盟五大部落的名稱，荷蘭人之前已走過其中的一些地方。這一聯盟將在美國大革命中發揮作用，而范·登·博加特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一聯盟最早的書面記錄。我從易洛魁語言學家鞏特爾·米切爾森（Gunther Michelson）那裡得到了這首歌謠的大致譯文：「這個白人是個魔法師。他就要啟程，把莫霍克、奧奈達、奧內達加、卡尤加、賽內卡都走遍，在它們中間安心地躺下。這對易洛魁聯盟會有幫助。」這首歌謠說明範·登·博加特成功地給易洛魁聯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中把他稱為魔法師的說法也可以追溯到東海岸印第安人為白人的工具感到驚奇，認為他們有神奇力量的那個時代。

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對馬和荷蘭人都很有感情，但這兩種感情是截然相反的。正如安東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為查理畫的那幅著名的馬上肖像和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上查理騎馬的雕塑所示，他在馬鞍上感覺最自在。他熱衷於賽馬，因此每年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會在紐馬克特（Newmarket）度過，這裡是該國最重要的賽馬盛事的舉辦地點。1632年，他在2月中旬就早早地從倫敦動身，經過60英里的長途跋涉來到這裏。（據說「艾克塞斯制英里」比標準英里要長，因為英格蘭那一隅的路面情況特別糟糕。）這可是一件大事，因為當國王去紐馬克特的時候，其他人也會去，包括該國的政界、軍界和經濟界的領導人以及國王的家人［他的私人醫生威廉·哈維就是在紐馬克特侍奉查理時創作了那部史上著名的關於血液循環的著作］。查理對於壯觀的排場有種近乎宗教性質的狂熱，他的紐馬克特宴會已經名聲在外，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僅僅一個賽馬季，86桌宴席上每天就要消耗7000隻羊、6800隻羊羔和1500頭牛。在不看熱鬧或大擺宴席的時候，他就在休養地打獵、打網球，或者到馬廄去看他最喜歡的馬。

然而，即使范·推勒不是史書所說的徹頭徹尾的無能之輩，他也顯然無法應付自己治下吵吵嚷嚷、不斷擴張的首府。新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如今有了一條拱廊街道，街上有五家店鋪，還有幾十座私家住宅。船舶從歐洲一路駛來時載著磚頭作為壓艙物，移民者們把這些磚頭用在了他們最初的房子上，尤其是煙囪上——如今在曼哈頓下城區的房子里有時還能找到這種細長的荷蘭黃磚。堡壘旁加上了城牆，還建起了船庫和給修帆工住的閣樓、士兵的營房，還有教堂。但是，沒有幾個居民能像大衛·德·弗里斯一樣有幹勁，有膽量，有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很多人都是海盜或周遊四方的皮草交易商。新阿姆斯特丹最出名的海盜——威廉·布勞維爾特（Willem Blauvelt）——將這裏作為基地，掠奪西班牙人管轄的水域（南美北部水域），他將海盜營生和私掠巡航相結合，他還是一個聲譽良好的團體的成員，這個團體讓該省的秘書將他的航行經歷忠實地記錄了下來。他的贊助人包括許多城中最有地位的市民。

不過，在不到兩周之後，剛剛回到懷特霍爾的查理不得不再次和這個人周旋。這一次，約阿希米的外交手段不再那麼含蓄。局勢有了新的變化。又有一艘船被查封，但是這艘船不是荷蘭人俘獲的西班牙船。這是一艘合法的荷蘭船，約阿希米稟告國王，它是從「一個叫曼哈頓的島」開往阿姆斯特丹的。報告表明這艘船上除了載有5000塊皮草外還有新尼德蘭省的前任管理人。

沒有人記錄下彼得·米努伊特在5月3日說的話，當時他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外觀典雅的西印度公司，臉帶怒色，心煩意亂。在各種事情中，他聽說英國人現在要否定他建立這處殖民地的權利。也許因為荷蘭董事們對待他的方式——他對此大概也不太生氣。這場國際糾紛中讓他最受打擊的事情應該是世事竟如此無常——殖民地本身就是待價而沽的。在一場關於他作為新尼德蘭總督的行為的聽證會之後，他被正式解僱，而且聽證會指控他在任期內運往殖民地的定居者不足（這項指控令人憤慨，因為米努伊特曾反覆催促，要求運來更多定居者）。在這之後的某一時刻，他和威廉·尤瑟林克斯見面了，威廉是最早支持建立新尼德蘭的人，但是如今也和米努伊特一樣滿腹牢騷。很快他們就會憑空構想出他們那既大胆又荒唐的秘密國際殖民計劃。

在英國，查理滿懷欣喜地接見了魯本斯，他委派這位藝術家在懷特霍爾宮宴會廳的天花板上作畫。這座剛剛建成的宮殿屬於帕拉第奧風格，既現代又前衛，出自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之手。建成后，天花板的中央嵌板（今天，魯本斯這件唯一的作品依然在它應該在的位置）體現了查理對於君主政體的狂熱信念：在旋轉飛升的小天使的簇擁之下，他的父親詹姆斯——神聖王權的化身——升入天國。查理的子民們後來正是在這個房間里處死了他，這證明了英國人在挖苦人方面的一貫才智。

於是，在1638年3月中旬的某一天，一支有史以來最奇怪的、企圖接近美國海岸的侵略艦隊從五月角和亨洛彭角之間駛過，駛入最終成為特拉華灣的地方，並在一個名叫明誇斯吉爾河（Minquas Kill）的支流中有岩石的地方下了錨。彼得·米努伊特一身戎裝，他的船「卡爾馬·尼克爾號」（Kalmer Nyckel）的主桅杆上飄揚著瑞典的藍黃旗，他彷彿生活在近代的中世紀騎士，滿世界尋找著要征服的地方，而今即將回歸北美——一個有著法國血統，近年來與荷蘭人過從甚密，又在德國土生土長的人代表瑞典在今後將變成特拉華州的荒涼地區宣告成立殖民地。在沒有荷蘭人抵抗的情況下，米努伊特開始在美洲邁出第二步。兩艘船的甲板上，一支由幾十名荷蘭水手和瑞典士兵組成的中隊集結在他的身邊，長矛火槍在手，飾有羽毛的頭盔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時至今日，在威爾明頓市——這個在米努伊特的登陸地點附近發展起來的城市中，有一條將海濱倉庫連成一線的路，就叫瑞典登陸路（Swedes' Larding），這是以一種堅毅的工業時代的方式在向那次奇怪的登陸致敬。

形勢極其嚴峻，因此這個任務不能等到春季再執行。范·登·博加特選了兩個人——傑羅尼莫斯·德拉·克魯瓦（Jeronimus dela Croix）和水手威廉·托馬森（Willem Thomassen）跟隨他一起在12月11日出發。他們在寒冷的季節離開了奧蘭治堡，包裹中裝滿了食物、刀子、剪刀和其他打算用作禮物的物品，隨行的還有五位莫霍克族嚮導。

在每個村莊中，人們都沖他們喊「射」（「Allese rondade！」）。當這一行人應邀表演並開槍時，人們感到非常興奮——在這裏，在范·登·博加特淺九-九-藏-書黃色的日誌中，我們抓住了這樣的一瞬間。印第安社群已經意識到火器的存在，但是還沒有開始用它們。在平安夜裡，范·登·博加特懷著敬畏之心觀看他們的薩滿巫師作法並記錄下東海岸印第安人的治療儀式，這應該是對此最詳細、最戲劇化的一段描述。

長久以來，荷蘭人一直是瑞典的主要貿易商，他們將世界各地的貨物送到斯德哥爾摩。奧克森謝納與一個名叫薩繆爾·布洛馬特（Samuel Blommaert）的荷蘭商人簽訂了合同，這個商人參與了瑞典的銅貿易。這位布洛馬特和基利安·范·倫斯勒一樣，是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也在為錯失北美殖民地的商機而惱怒。范·倫斯勒逃避公司官僚機構的辦法是資助他自己的小殖民地；而布洛馬特的理念則有些滑稽可笑：他對抗他自己的公司和國家，並在新尼德蘭境內某個地方建立瑞典殖民地。他密會米努伊特，於是一個計劃成形了。米努伊特可能比任何一個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荷蘭殖民地，而且他深知他們選中的「南河」地區幾乎無人把守。

事情起初是很有希望的，他們進入了原始松樹林。但是第一天的夜裡，范·登·博加特醒過來，發現那些嚮導準備扔下他們偷偷離開營地，這可是個凶兆。他和他的夥伴們都把東西扔下，趕緊去追人；後來，他們發現印第安人的狗已經把包裹中的肉和乳酪都吃掉了，剩下的就只有麵包。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們只能在2.5英尺深的雪地里，迎著猛烈的狂風、打著旋兒的雪花，看著在樹縫間出沒的熊和麋鹿，艱難行進。

國王聽這個人把話說完了，而且禮貌地迴避了這個問題。約阿希米兩手空空地離開了。

在達成這一協議之後，范·登·博加特得到了一座房子、一些禮物和大塊的海狸肉。雖然他不曾提及，但是他可能還獲得了其他的東西，因為他編纂的莫霍克詞彙表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妓|女、陰|道、陽|具、睾丸、「性|交」、「很美」、「你什麼時候回來？」和「我不知道」。

然後這塊殖民地上的一部分人鬧起了內訌。基利安·范·倫斯勒（Kiliaen van Rensselaer）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鑽石商人，他對土地開墾（這在聯合省是很受歡迎且有利可圖的工作）和農業創新很感興趣。他還是西印度公司的創始董事之一，也是支持通過修建私人種植園或者大莊園的做法來建設新尼德蘭的人之一。他幹勁十足、不屈不撓，最終，董事會批准了他的殖民計劃，然後他開始召集殖民者到這片土地上居住。他在選擇自己的莊園管理者時很精明。巴斯蒂安·克羅爾，那個和約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一起遠道而來，打算在這裏做一名牧師的年輕人，他的計劃如今已數次擱淺。首先，在丹尼爾·范·克利肯彼克因中了印第安人埋伏而死去之後，米努伊特要求他掌管奧蘭治堡。然後，當米努伊特被召回時，克羅爾承擔了殖民地臨時總督的工作。任期結束之後，他回到了荷蘭共和國。當時，范·倫斯勒見了他，並且意識到他的閱歷非常豐富，於是給了他一份工作。克羅爾的第一份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回到新尼德蘭后，他從馬希坎人手中買下了奧蘭治堡周邊、沿河兩岸的土地。范·倫斯勒寫道，他的土地從這條河向西「無限」延伸，他有點兒誇大其詞，但是他的土地確實沿河綿延約9英里，外加要「走兩天」才能走完的內陸。換言之，這位創業者已經取得尼德蘭至關重要的一大塊地，而他的意圖正是要把這塊殖民地中的殖民地變成一塊具有獨立主權的封地。

對於荷蘭人，他是持鄙視態度的。而且，他也受不了法國人（儘管他和一個法國人結了婚）。儘管他生來就是一個蘇格蘭人，但是他認為蘇格蘭人讓人惱火，於是他鼓勵他們儘可能地移民到加拿大去。但是荷蘭人在某些方面令他特別苦惱：他們掀起了一場激烈的反抗，而且希望通過流血暴力擺脫君主制，以共和制取而代之。查理是君權神授的積極擁護者，他認為共和主義是一種全民癔症。當然，他也認為他的子民們享有自由，對此，他用一句名言解釋過：「……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們，他們的解放和自由是存在於有政府管制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讓他們成為政府的一分子進行管理，他們沒這個資格。」（他是在面對觀看他被斬首的人群面前做出這一番解釋的。）當時他正處於後來人們所說的「人治」的時期，在這11年裡，他因為議會與他起爭執而將其解散，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在這一時期，他漸漸與他的國民疏遠，王室變得更加孤立，而且國王花錢越來越大手大腳，宴會也越來越奢靡浪費，議會大為憤怒，民眾開始公開反抗。最終他最害怕的噩夢成真：民眾揭竿而起，他人頭落地。

內憂加上外患，1640年左右曼哈頓殖民地已經無可挽回地走上了窮途末路。這個殖民地連個像樣的政治實體都不算：這裏沒有政府；與其說這裏的居民是共和國的公民，倒不如說他們是按照一家跨國公司的要求而工作的農奴。誠然，這塊殖民地位於一片廣闊的大陸邊緣，即將被歐洲人滲透。隨著伽利略、哈維、德雷克和哈德遜等人的腳步，歐洲人渴望開疆拓土，此外，他們也想逃離國內延續了數十年來的宗教戰爭。從地理學角度上來講，這個地區是打開這片大陸的鑰匙，總有一天，它將在全球勢力中心轉移的過程中發揮作用。有人會說，它將變成西方文明本身由文藝復興時代轉向現代世界，由歐洲中心主義轉向全球視野的支點。儘管潛力無限，但當時的這個地區無非就是一個混亂又邋遢的地方，到處都是酒吧械鬥，戰士在站崗值勤時與印第安女人通姦，任性不羈的後來者源源不斷地湧向這裏——粗糙的漢子們從小艇上蹦下來，重重地踩在海濱壓實了的沙子上，脖子上掛著錢包，裡頭沉甸甸的都是卡羅勒斯盾或西班牙錢幣，他們拉開架勢要在這裏走私、喝酒、做生意、嫖妓，然後走人。亨利·哈德遜曾信誓旦旦地說這個殖民地是受荷蘭政府保護的，但是事實證明，迄今為止，荷蘭社會引以為豪的特點——多元化、包容的共和國——都是以負面的方式體現出來的。它也可以算是任何國家的渣滓在一個叫曼哈頓的荒島南端的集中地。彷彿全世界都已經隱隱約約地把這片土地和新大陸邊緣的水域視為一個支點，但尚未準備好接受它，於是就任憑其瓦解了。

在「團結號」把彼得·米努伊特帶回歐洲並捲入一場國際事件的兩年前，這艘船曾駛往另一個方向，將一個初出茅廬、意志堅強的18歲少年送到了曼哈頓海岸邊，這個少年名叫哈門·曼德茨·范·登·博加特（Harmen Meyndersz van den Bogaert）。他來的時候已經有兩年的學徒訓練經歷（無須書本指導），準備加入古老卻並不特別受人尊敬的「理髮師-外科醫師」（barber-surgeon）行會，因此他已經掌握了一些在邊遠定居點肯定能用得上的技能。他當時在殖民地做的事情顯然不僅僅是為新尼德蘭的居民們修剪鬍子這麼簡單，他在截肢和放血時的勇氣肯定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在與英國人就這塊殖民地的命運進行爭論之後，他被賦予了將這片土地從另一個歐洲勢力的威脅中拯救出來的重大使命。

20日，幾乎凍僵的他們在一條小溪前停了下來。范·登·博加特寫道，這條小溪里「流淌著許多大冰塊……所以我們現在的情況非常危險。如果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掉下去，那就玩完了。但是蒙主保佑，我們過去了。我們腰部以下都濕透了」。他們瑟瑟發抖、步履艱難地前行，「衣服、長襪和鞋子都打濕結冰了」。然後，當他們走到一個小山頂上時，眼前出現了令人驚喜的景象：空地上有被搭建起來的32間房子，有些房子有200英尺長，每間房子上都蓋著榆樹皮，整片房子周圍環繞著尖木柵欄。這一行人找到了他們的目標：一個莫霍克人的村莊，一個新的文明。

雖然查理認為荷蘭叛亂分子既瘋狂又危險，但是眼下還有更讓他惱火的事情，那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港口中，荷蘭商船隊正在把他們的英國對手們打得屁股開花。荷蘭人正在使勁兒把英國人擠出最富饒的商業源頭——東印度，荷蘭商船現在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糖類、香料和紡織品貿易。諷刺的是，查理因自己獨斷專行的統治而對此無能為力：解散議會之後，他無力籌集與荷蘭人抗衡所需的資金。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634年末，莫霍克的毛皮貿易突然中斷。世界觀以水為根基的荷蘭人了解他們領土上的水系，知道在他們未經勘察的西面有一連串的湖泊，那是供應海狸的印第安人們的主要獵場。如果印第安人不來了，那麼理由只可能有一個：法國人。很久以前，法國人曾穿過北面遙遠的水道，與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建立毛皮貿易聯盟。如今，法國人已經南遷並與那裡的印第安人有了新的協定。那時，毛皮貿易是殖民地存在的全部理由。在未來的幾十年，在曼哈頓都是用海狸毛皮、荷蘭盾、印第安貝殼串珠來當作硬通貨還債的。雖然因皮毛而被珍視，但海狸因外皮下面那層可製成氈製品的皮而更受追捧。從清教徒們樸素的黑色無邊帽到倫勃朗的畫作《夜巡》（The Night Watch）中荷蘭官員們戴的時髦帽子，再到英國人的高頂禮帽，氈帽在全歐洲都是地位的象徵兼必需品。從海狸皮到帽子的整個製作過程十分奇妙。在生產階段，制帽匠用水銀將軟毛從氈子上去掉，他們往往會因水銀中毒而患上精神疾病，也許正應了那句習語「瘋得像個帽匠」。這些帽子貴得離譜；英國日記作家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41年花了4鎊5先令買了一頂帽子，這個數字大約是收入中等的勞工三個月的薪水。反過來說，這意味著印第安捕獸者們與競相和他們進行貿易的法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都能賺個盆滿缽滿（這也解釋了紐約市的標誌上為什麼還會有海狸的圖案）。海狸貿易受到干擾，此事非同小可。事實證明，很快，法國側翼包抄的策略帶來了致命的一擊。荷蘭人得採取行動了。hｔtpｓ://rｅａｄ.９9cｓｗ•ｃom

但是這一次查理不會再給這位大使留下希望。這位國王用律師式的、準確而又微妙的語言告訴這個人，他認為這塊殖民地的歸屬存在一些爭議，在確定自己在這一議題中的權利之前，他不能釋放這艘船。「國王陛下的回答，」約阿希米向自己的上司報告，「雖然措辭禮貌、態度友善，但依然令我們不滿意……」

魯本斯還向查理引薦了他的學生安東尼·凡·戴克，此人成了查理的宮廷畫師；多虧有他，我們才能見到一整個畫廊的肖像畫，這些畫將這位國王的各種情緒和一舉一動都捕捉了下來。查理將他們兩人都封為騎士。他還和西班牙籤訂了和平條約——這讓英國和荷蘭共和國更加漸行漸遠，轉為敵對。然後，魯本斯得意揚揚地去拜訪他在倫敦的同胞約阿希米大使，他希望能說服後者，要想讓荷蘭共和國統一，最有希望的做法就是讓叛軍政府與西班牙進行和談。但是，魯本斯嚴重低估了北方諸省的決心。約阿希米和他效力的那些人一樣反叛，他告訴這位畫師，各省統一的唯一途徑是南方人加入戰爭。（南方人沒有這麼做，最後，信奉天主教的南方諸省變成了比利時。）

但是這也帶來了負面後果。英國人成功地把荷蘭商人和戰士描繪得如此無情，以至於英國幾乎將東印度群島拱手讓給了荷蘭航運商，並重新聚焦于亞洲其他地區。因此，在後來的幾個世紀里，安波那島事件產生的一個深遠影響就是英屬印度的建立。

不過，我們不禁要問：何必呢？當年事已高的大使和年輕的外科醫生-探險者在竭盡全力地保住這塊殖民地時，它的父母，那些經營西印度公司的王公巨賈卻將它棄之不顧。他們在如何管理這塊殖民地的問題上意見不一，於是，這塊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他們選擇了該公司阿姆斯特丹辦事處的一個年輕職員來代替能幹的彼得·米努伊特，這個職員的技能乏善可陳，沒有什麼值得推薦之處，只有對公司的一片忠心，以及與這塊殖民地相關的一位重要人物是親戚。一到曼哈頓，沃特·范·推勒（Wouter van Twiller）就證明了自己是個酒鬼，而不是當領導的料。有時候，在他的身上甚至同時表現出這兩個特點。在他上任之後不久，在荷英兩國剛因那艘載著他的前任回歐洲的船而惹出麻煩之後，一艘英國貿易商的船駛入了這個海港，在堡壘前下了錨。這艘船的船長說明了來意，他要把船開到河的上游去，和印第安人進行交易。這是對荷蘭主權的公開挑釁。范·推勒對此事的解決方式是登上這艘船，然後與船長把酒言歡。他喝得酩酊大醉，連剛剛駛進港口的荷蘭探險家大衛·德·弗里斯（David de Vries）——此人曾經在東印度待過一段時間，現在希望與新阿姆斯特丹人共命運——都為他感到尷尬。那位英國船長明目張胆地稱自己完全有權把船開到上游去，因為那周圍的所有土地都是英國人的。德·弗里斯回應道，長久以來，荷蘭人已安居新尼德蘭，因此他們的主權不容侵犯。英國船長反擊道，這個地區是由英國探險者大衛·哈德遜發現的。這已足以將德·弗里斯逼入死角，但是他反擊了，而且說法相當合理，他稱哈德遜是在荷蘭人的支持下測繪出這條河的。范·推勒在這場對話中似乎一直置身事外。

英國人從安波那島事件中獲得的好處多得驚人。幾十年來，這一事件令英國人心目中荷蘭商人無情、冷血的冤家形象更加根深蒂固。荷蘭人在種種暴行方面的記錄與英國人、葡萄牙人或者其他歐洲帝國鑄造者們的記錄相比當然不遑多讓，但是誇大這一事件的野蠻性令英國人在面對這個微小、浸在水中的國家在全球競賽中遠遠超過他們的事實時，感覺心中的痛苦有所減輕。直到1691年，這一事件發生60年之後，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還創作了劇作《安波那島：一場悲劇》，劇中的全部角色都是真實事件中的人物，從駭人的荷蘭總督哈爾蒙（Harmon）（「拿更多的蠟燭來，將他從手腕到手肘都燒一遍」）到英勇的英國人博蒙特（Beaumont）（「來吧；我會像草海桐一樣享受火焰，一隻手烤焦了，我就伸出另一隻手」）。

范·推勒撒手不管這件事了，英國船也駛向了北方。德·弗里斯被激怒了。他讓這個男人坐下，並向後者解釋，殖民地存亡在此一舉。「我說，如果是我來辦這件事，我會給他8磅豆子，送他離開奧蘭治堡，不許他把船開到河的上游去，」德·弗里斯在他的日誌中寫道，他還補充了一句，「如果英國人在東印度對我們有越矩之舉，我們就應該迎頭反擊，否則我們就制不住那個國家，因為他們骨子裡是很驕傲的，認為一切都屬於他們。」

春季，與莫霍克人的交易真的敲定了。皮草又來了。而范·登·博加特對這塊殖民地的影響不會到此為止——他之後會在歷史上做出一個具有終極意義的、令人悲喜交加的貢獻。但是現在他已經做到了上級要求他做的事情：讓這塊殖民地能維持下去。

顯然，新尼德蘭的移民者們和在他們北面的拓荒者夥伴們迥然不同，北面虔誠的英國新教徒和清教徒正在努力地建立他們的「新耶路撒冷」，並以神的意志作為道德標準統治這個地方。無論是慶祝感恩節的新教徒，還是在遙遠的未來成為真正國民楷模的清教徒都和此時的情況不是一回事：在這一時期內，清教徒們正忙於打著上帝的旗號對佩科特印第安人進行大屠殺並迫害內部的「異教徒」（也就是任何不支持他們的清教主義名號的人）。也許有人會說，英國和荷蘭的殖民地代表了17世紀社會思潮中極端保守和開明的兩翼。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加爾文主義的強硬派是在曼哈頓殖民地上發揮作用的道德力量，但是在有關這塊殖民地的記錄中，虔誠的話語卻被其他描述蓋了下去。比如一個女人在自己丈夫在旁邊的椅子上打瞌睡的時候「做出了挑逗男性的不光彩舉動」，她挑逗的是某個愛爾蘭人，當時有另外兩個男人在旁觀。新阿姆斯特丹居民是不會犯下（道德方面）過度嚴格的罪過的。

約阿希米正是在英國剛與西班牙籤訂和約的背景之下，在紐馬克特的馬蹄聲和嘶鳴聲中求見查理的。他用的是英國和荷蘭的「敵人」這個詞，這暗示著拋開剛簽訂的和約不談，新教徒們在面對共同的天主教仇敵時依然必須緊密團結在一起。（「我們不認為國王陛下對我們有敵意，」約阿希米在謁見之後給總議會的信中寫道，「因為我們沒有聖徒也沒有齋戒日，而在這方面，西班牙國民是很迷信的。」）這位大使尤其希望國王能叫停近來一種令人不安的做法——自從英國與西班牙籤訂和約之後，被荷蘭私掠船繳獲的西班牙船隻在進入英國港口時會被查封，這與兩國長期以來的約定是背道而馳的。

不過，到此時其他人已經認識到在大西洋海岸線上北緯39度和北緯42度之間的這塊土地的價值，而且在加緊爭奪它。范·推勒給馬薩諸塞的英國人寫信，表明了他的希望：「我們可以是相安無事的好鄰居，一起在這些未開化的地區生活。」但是他們沒把他放在眼裡——英國移民們已經向南移動，進入歸荷蘭人所有的土地。「鮮河」（康涅狄格河）的魅力令人難以抵擋，1636年，一位名叫托馬斯·胡克（Thomas Hooker）的傳教士率領第一支英國宗教先鋒隊從馬薩諸塞灣南下，在這條河的河邊建立一個社區。他們把這個社區稱為「哈特福德」（Hartford）。

此時，在西南面200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英國人關押的彼得·米努伊特正氣得七竅生煙。他（自己看來）無緣無故地被剝奪了職位，被迫放棄自己連哄帶騙才建立起來的殖民地，還要長途跋涉，歷經艱險回國為自己的作為辯護。這還不算完，在海上度過寒冷的兩個月後，「團結號」在英國海岸邊被一場風暴困住，被迫在普利茅斯緊急登陸。在那裡，他們沒有得到友好國家對落難船隻伸出的禮儀之手。米努伊特遭遇了生平最痛苦的變故——被捕入獄。唯一讓他感到安慰的事情是他的宿敵，即可惡的米迦勒教士也被英國人關押了起來。

這麼一來，這個法國人和哨兵用劍對打了起來，馬朗方的手臂和大腿被刺穿了，於是他一瘸一拐地走進了法庭，要求賠償。

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之下，查理於1632年3月到紐馬克特享受賽馬季。嗒嗒的馬蹄聲重擊在地面上，人聲鼎沸，三角錦在天空中熠熠發光。這位國王感覺如魚得水。他身著盛裝，栗色的頭髮飄揚，還留九-九-藏-書著錐形的淺黃褐色鬍鬚（原汁原味的凡·戴克風格），眼睛盯著他最喜愛的馬，和彭布羅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一起下賭注，後者的賭癮有點重，這是眾所周知的。這裏還有一個驟然崛起的荷蘭共和國派來的胡攪蠻纏、令人心煩意亂的使團，當然這是查理最不放在眼裡的。當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大使阿爾伯特·約阿希米（Albert Joachimi）騎著馬進入紐馬克特求見查理時，查理的第一反應或許就是厭惡，想打發他走。但是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這樣做是會釀成政治上的大錯的。最終他還是同意見這個人了。

另一個影響是紐約的建立。沒有哪個殖民地曾經存在的時間長達幾十年，將來也不會有哪個殖民地存在這麼長的時間。但是在17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在兩個處於成形期的帝國的你推我搡之中，地球一端的事件會影響到地球的另一端。到了這時，英國的一些人已經意識到荷蘭掌控的那部分北美土地是那塊大陸的關鍵所在，而且他們決意不讓荷蘭人同時控制東印度群島和廣袤、豐饒的北美未知之境。法律智囊團們忙活了起來，他們設計出了一個計劃，要剝奪荷蘭對其領土的主權。

如此不服管的人群需要宣洩慾望。賣淫變成了主要的職業［提曼·詹森（Tymen Jansen）的妻子據說就是「做皮肉生意的……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換取水獺皮和海狸皮」］。這個島以驚人的速度催生出小酒館和釀酒廠——早年有一段時間，島上的建築中有四分之一都是用於酒類製造或銷售的。當時的「酒吧盛景」似乎與如今紐約市引以為傲的「酒吧盛景」不相伯仲（而且巧的是，這種場景正好出現在如今市中心夜生活區的同樣位置）：一個女人在酒水間撞見自己的丈夫，後來她怒火中燒地在法庭上質問：「他在和另一個人的老婆幹什麼？……摸她的胸，把他的嘴湊到她的胸上。」一個名叫西蒙·魯特（Simon Root）的男子被人「用短劍」割下了耳朵的一部分，他請求法庭出示證明，以澄清這隻是在相當常見的酒水間爭吵過程中發生的事，不應與盜竊的標準刑罰混為一談。歷史記錄中充斥著大量殘忍的襲擊行為，而且領導人們偏愛使用非常極端的懲罰形式——火烙、上枷示眾、笞刑、棒打、絞刑、懸挂示眾，這都是為了灌輸秩序觀念。各種衝擊視覺的刑罰——削耳朵；用燒紅的撥火棍在耳朵或舌頭上鑽洞；把作惡的人銬在木馬上，手腳都加上重物，一銬好幾天，這叫「騎馬」——收到了震懾性的效果。

更讓查理苦惱的是，儘管荷蘭人這麼令人討厭，他還得被迫與之結盟。加爾文教在反抗西班牙人的荷蘭諸省佔據統治地位，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開始，英國一直以新教的名義實行支持荷蘭的政策。但是這個聯盟漸漸發生動搖，英國的領導人查理和大批英國民眾都對荷蘭人反戈相向，開始將他們視為新的威脅。

然後，艱苦的貿易談判開始了。

顯然，范·推勒在做決策方面有些軟弱，但是我們也要記得一個事實，在這一時期，在官方記錄中，這個荷蘭殖民地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只能依靠德·弗里斯的日誌之類的斷簡殘篇才能還原那個時代的歷史。不過，在時下掀起的學術浪潮的推動下，新的證據不斷浮現，令那一時代的形象日益豐|滿複雜了起來。歷史學家亞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最近在海牙的荷蘭國家檔案館中發現了范·推勒於1635年給公司董事們寫的一封信，信中顯示範·推勒在康涅狄格河上建了一座堡壘（這是關於這個定居點最早的史實，這裏後來變成了哈特福德），把英國人擋在海灣處，並且努力和他那些不服管的群眾打交道——換言之，他是像個殖民地管理者那樣做事的。

荷蘭人不吃這一套。一方面，他們對於所有權的法律依據與英國人不同。在他們的法律體系中，發現者還必須佔領並測繪這片土地；派遣定居者的決定就是這麼來的，儘管人數不多，但是新尼德蘭的三大流域都有他們定居者的身影。到了5月，這一事件結束，船被放出來了。英國人進了一步，而荷蘭人——當時國力更加強盛——又把他們推了回去。查理表現出了英國人對這片土地的興趣，但眼下他沒有條件為自己的話提供支持。

但是，眼下英國人出於一個特別的原因，要在此時撲向荷蘭人在北美洲的領土。所有地緣政治行為中涉及兩個剛剛崛起的強國的紛紛擾擾在一個事件中顯露無遺——有些事情遙遠，看似微不足道卻會激起與它的規模不成比例的歷史迴音，這就是其中一件。在利潤豐厚的東印度香料群島（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之一的島——安波那島（Island of Amboyna）即安汶（Ambon）島上，荷蘭人和英國人剛剛發生了一場血腥的較量。荷蘭人贏得了這座島以及丁香貿易的控制權，但是殖民地上的英國商人都可以在那裡生活和工作。也許是為了報復英國人最近在印度群島襲擊荷蘭船隻的行為，那裡的荷蘭士兵拷打併殺死了十個英國人和幾個日本雇傭兵，這些人被指控密謀奪取這個要塞。倖存下來的英國人堅稱這種密謀行為不存在，荷蘭人的行為完全是殘暴天性驅使所致。

海盜營生又帶來了新一撥居民，因為從西班牙大帆船上偷來的「貨」里不僅有成箱的靛藍、成櫃的糖、鼓鼓囊囊裝滿麻袋的西班牙錢幣，還有送往加勒比鹽田的奴隸。私掠船把其中的一些非洲人帶到曼哈頓，於是他們變成了為西印度公司工作的奴隸；其他的一些非洲人則努力為贖回自由而工作或者從一開始就以自由民的身份受雇於人。在曼哈頓的非洲人們的名字——佩德羅·尼格列托（Pedro Negretto）、安東尼·剛果（Antony Congo）、揚·內格羅（Jan Negvo），曼努埃爾·德·西班牙（Manuel de Spanje）、葡萄牙的安東尼（Anthony the Portuguese）、安哥拉的巴斯蒂安（Bastiaen d'Angola）——都會讓人想到他們經歷過的暴風驟雨般的旅程，即在非洲被捕、被奴役，被葡萄牙貿易商買下並押送上西班牙船向西航行，最後卻再次被荷蘭海盜所俘。幾十年後，奴隸制的條款在殖民地中已經基本標準化，但是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形態自由、有點呈現無政府狀態的島上，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島上更為穩定的居民，許多人將成為農夫、木匠、鐵匠和理髮師-外科醫師。

安東尼·范·薩利（Anthony van Salee），人稱「土耳其人」（The Turk）。他是一名來自摩洛哥的海盜，他爸爸由荷蘭海員變成海盜，後來變成了蘇丹艦隊的上將，而且還娶了一個摩洛哥女人。安東尼是一個膚色黝黑的壯漢，而且是個喜歡逞個人之勇的匪徒。從17世紀30年代來到曼哈頓的時候，他就開始惹麻煩：他帶著上滿子彈的手槍威脅人們；喝得酩酊大醉，滿口污言穢語地在村裡亂走；被指控盜竊。當裁縫亨德里克叫他「土耳其人、無賴、長著角的野獸」時，亨德里克的憤怒顯然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甚至連安東尼的狗也是一害：有個名叫「波圖格塞斯的安東尼」的黑人市民提起訴訟，稱安東尼的狗「傷害」了他的狗。他勝訴了。

在約阿希米第二次覲見國王查理的一個月後，查理的正式回復傳到了海牙。這位國王宣稱他無意壓制關於安波那大屠殺事件的出版物在英國出版（他用這樣一句話回應荷蘭人的怒火：「只有正義的藥膏能夠治愈潰爛的民心」）。對於荷蘭人投訴的英國扣押從曼哈頓島起航的船隻一事，國王陛下的回應是他質疑荷蘭人對這塊領土的主權。查理警告道，那些荷蘭人和他們的艦船是來自「他們從弗吉尼亞北部攫取來的某個大農場，而他們卻說這個種植園是從該國的原住民手中獲得的」。緊接著，他連珠炮似的抨擊荷蘭人，質疑他們對曼哈頓島以及延伸至島的南北兩端一百多英里的領土的主權，其中的一些說法頗有新意。「首先，印第安人並非那些領土的『善意佔有人』（possessores bonae fidei），他們的居住地並不固定也不確定，因此他們不能通過銷售或捐贈的方式安排這些領土……其次，實際上，無法證明該領土上的所有原住民曾與荷蘭人在這一捏造出來的銷售中籤訂了合同。」而且，英國人稱自己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先發現者先得，天經地義」。在這件事情上，英國人將當時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發揮到了荒謬的地步，而這種荒謬性是在帝國和大發現時代里，所有搶佔土地的行為的基礎。「先發現者」是約翰·卡伯特，他於1497年踏上紐芬蘭的土地。按照「發現」概念的邏輯，當探險者踏上一片之前從未有來自歐洲人眼中像樣的文明背景的人踏足的土地時，那片土地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理論上發現範圍內的土地都歸探險者的贊助國所有。不過，即使是奉行這種擴張領地的簡易方法的人們也會感到驚訝，只因為一個義大利人曾踏足跨越北美的一部分土地（畢竟，紐芬蘭也是一個島）——更何況當時是卡伯特認為自己身處一個無人居住的亞洲地區——上至北極、西至太平洋、南至西班牙人控制領土的上百萬平方英里的整片陸地都奇迹般地、無可爭議地歸英國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