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到來的時候，萊頓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戰爭難民和受宗教迫害的難民。在一個以宗教戰爭為標誌的世紀中，布朗派教徒、浸禮會教徒、瓦隆人、胡諾格派教徒、第五王國派教徒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都來到這裏以及荷蘭共和國的其他城市生活、做禮拜。當威廉·布拉德福德和他的新教徒領袖同伴們在這個世紀初逃離英格蘭的宗教迫害，致信萊頓城當局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在這座城市落腳時，鎮執法官們立即回信：「（我們）對於要來這座城市並在城中居住的誠實人士來者不拒，只要這類人士安分守己，誠實守信，服從這裏的一切律令即可。」新教徒們在1609年搬了進來——這一年，亨利·哈德遜開始了荷蘭人對北美殖民地宣示主權的進程——他們佔據了巨大的、哥特式風格的彼得教堂（Pieterskerk）周邊狹窄、擁擠的街道，經商並實踐他們的信仰。他們利用新聞自由，開始印刷攻擊國王查理的宗教限制政策的宣傳單頁，並將這些單頁偷運入英格蘭。當查理的大使為此投訴時，鎮執法官保護了他們的新居民，這讓查理對荷蘭人的印象更差了。諷刺的是，荷蘭人對宗教差異的容忍態度讓新教徒們聚到一起，最後又將某些新教徒趕到了新大陸。新教徒擔心在不虔誠的信徒中間生活會令他們耽於玩樂。事實確實如此，1620年，當第一個40人的團隊航行至科德角（Cape Cod）時，另有幾百人選擇了留在荷蘭，其中許多人最終融入了荷蘭社會的大熔爐。

時值盛夏，一個還不適應高溫潮濕氣候的荷蘭人在走到鎮上的時候應該會出一身汗。無論是按邏輯還是風俗，他都會到幾條主街道上的小酒館里去歇歇腳——也許他還帶了個伴兒，科內利斯·梅林（Cornelis Melyn），這個富有的佛蘭芒農民和他一起旅行，在范·德·鄧克在曼哈頓施政過程中，這個人幫了大忙。繼續趕路的范·德·鄧克可能還曾停下腳步，與一個名叫于里安（Juriaen）的德國木匠聊天，當時，這個人正在為一個名叫菲利普·熱拉爾迪（Philip Geraerdy）的法國人造房子。或者他還可能停下來觀察英國木匠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約翰·莫里斯（John Morris），他們正在履行自己與艾薩克·德·佛雷斯特（Isaac de Forest）的合約，修建「一棟住宅，它長30英尺、寬18英尺，有兩扇四格窗和兩扇三格窗、四條有支架的橫樑和兩條無支架的橫樑，內外密封的一個隔斷和一條走廊，整棟房子全部密閉」。

當范·德·鄧克給范·倫斯勒寫信，希望後者能考慮給他在殖民地提供一個職位時，這個商人肯定樂意之至。無論是讓哪一行的熟練工人漂洋過海在倫斯勒的殖民地上開始新生活都是一件難事：范·倫斯勒不得不付出比他們在尼德蘭的工錢高出很多的價錢，即便如此，他還是會抱怨所能招攬到的人素質不夠。在一個力爭上遊的中產階級商人的頭腦中，范·德·鄧克的萊頓大學法學家的資歷應該是閃閃發光的。整個新尼德蘭殖民地上沒有一個律師，唯一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是新阿姆斯特丹的牧師。要吸引這樣的人任職簡直是太難了。范·倫斯勒快馬加鞭地給他的殖民地的一個小股東寄了一封信，這名股東剛好住在萊頓：「請在方便的時候向德·拉特（de laet）先生或者其他人打聽一個名叫范·德·鄧克的年輕人的情況，此人來自布雷達男爵領地，曾在萊頓研習法律，他想謀一個和我們的殖民地農耕有關的差事；我們不是總能找到去那裡的最佳人選的，如果沒有人認為他的人品有什麼特別可指摘之處，我們可以給他安排另一個差事。」

他來得正好。在殖民地建立起的11年間，范·倫斯勒從馬希坎人手中買下了大片土地，使殖民地穩步擴張；它如今囊括了哈德遜河兩岸的數十萬英畝的土地，圍繞著西印度公司的上游基地奧蘭治堡。雖然該公司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正在泥潭中掙扎，但是這位事必躬親的大莊園主一直在悉心照料著自己的殖民地。他派出了農夫、木匠、鐵匠、車輪修造工和磚瓦匠，還捎去了牲畜、種子、裸根樹木和藤蔓植物；他從阿姆斯特丹的總部（范·倫斯勒沒有活到看見他莊園的那一天）下達了大量的指令，要求清理森林，種植農作物。房子建起來了，路也鋪好了。范·倫斯勒終於可以在1641年1月寫道：「總體而言，殖民地各項事務進展順利，感謝上帝。」但是，他的成功也引發了一個問題。他的手裡現在有了一個貨真價實的殖民地了，它需要一個政府。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他的殖民地是在新尼德蘭的地界之內，但是范·倫斯勒將其視為一個半獨立的實體。這意味著他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盜賊和半途而廢者（農夫們簽訂了為期數年的合約，然後逃走）越來越多。

這個地方因新的探究方式發出的能量而震蕩。萊頓的解剖中心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解剖中心之一，但是人們對於解剖過於狂熱，以至於解剖課的預約人數總是爆滿。1638年，一位學者寫道，教授們不得不「在學術園地和其他地方」上解剖課。有些人在自己的家中進行公開解剖，他們把家裡布置成了「家庭階梯教室」。萊頓街頭上的狗都消失無蹤了，因為直接觀察和研究成了一股風潮，醫學生們都為之而痴迷。約翰內斯·德·瓦勒（Johannes de Wale）將活狗開膛破肚並用泵往它們的靜脈中輸送液體以演示血液循環——威廉·哈維正是靠這項研究改進了自己的理論。人的屍體的需求量很大。賴尼爾·德·赫拉夫（Reinier de Graaf）迷上了一種理論，認為胰液是酸性的。據了解，他曾刺|激一具屍體的胰腺，使其產生液體，然後他嘗了這種液體，並讓聚到一起的觀察者們也來嘗嘗，然後他滿懷期望地問他們是否嘗出了酸味。德·赫拉夫還對科學做出了更大的貢獻，他解剖了懷孕的兔子，藉此證明卵巢在生殖中是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這種理論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不走運的是，他的發現被安東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差不多同一時期的發現蓋了風頭。列文虎克在顯微鏡的幫助下發現了精|子，這個發現令那個可以追溯至古代的理論——嬰兒的誕生完全是精|子的功勞，女性的子宮只是一個容器——續了最後一口氣。九-九-藏-書

與此同時，這個小小的改變還對曼哈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幾年的時間內，它催生了一個非常活躍的商人階級——一個想要購買、銷售、發展、消費的人群。在確信這裏未來有前途之後，他們開始紮根於此。而且，曼哈頓的商人們沒有類別之分，裁縫也會釀造啤酒，麵包師也是船長。范·德·鄧克到曼哈頓的時候，約里斯·拉帕里已經在這個殖民地度過了18年，他當時為西印度公司工作，但是他也做一點小生意——代表范·倫斯勒殖民地上的農民賣糧食，還經營著一家屬於他自己的小酒館。曼哈頓鬆散的社會結構有其劣勢，但是它也造就了比歐洲更強的社會流動性。

范·德·鄧克與一批國際學者們在萊頓一起學習了三年，這三年間，他加入了法學教授們組織的辯論群，也許也像其他學生一樣，和同行們一起抱怨食堂里的食物（熏魚、肉末胡蘿蔔、乳酪、麵包黃油和啤酒）不好吃。夜晚，在小酒館中，伴著長長的陶土煙管中冒出的裊裊青煙和白鑞大水罐中流出的萊茵河產的葡萄酒，年輕人們應該會把他們的辯論技巧用到引人入勝的「伽利略對亞里士多德」和「亞米念對戈馬魯斯」式的問題上。然後，在1641年，他嶄露頭角，成為一名「法學家」，一個羅馬-荷蘭法律的權威人物。

這場鬥爭催生出關於對宗教多元化的寬容態度的詳盡的書面依據。隨著亞米念的追隨者西蒙·伊皮斯科皮烏斯（Simon Episcopius）宣布一系列經過仔細推理得出的觀點之後，這場鬥爭的高潮到來了，這確實是人類思想的一個分水嶺。這些觀點宣稱，國家的力量並非如歐洲國家普遍認為的那樣，源自維持單一、堅定的信仰，而是源自允許公民擁有信仰自由和理性探究的精神。我們無法想象，這個說法是多麼具有革命性，多麼令那些支持者歡欣鼓舞，對於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他那一代的學者們產生了多麼深遠的影響。到范·德·鄧克來到萊頓的時候，寬容精神的擁護者已佔據統治地位，「黃金時代」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們的論據更加令人信服。

當時，倫斯勒斯維克（Rensselaerswyck）殖民地上的居民大概有100人。寥寥無幾的房屋、畜棚以及其他人類居住的痕迹在廣闊得驚人的荒野襯托下顯得那麼渺小：這裡有裊裊青煙，北面黑壓壓的群山，一棵棵高大的松樹，寬廣的河流和無邊的天空。范·德·鄧克遇到了一個和他年齡相仿的人，此人名叫阿倫特·范·科爾勒（Arent van Curler），是基利安·范·倫斯勒的侄子。他是這裏的管理人，已經在這塊殖民地上過了三年。然後，范·德·鄧克走向河西岸邊樹木繁茂的小島，那裡緊挨著奧蘭治堡，一部分的土地已被開闢為耕地。他決定在其中一個地方建立自己的家。沒過多久，一個超現實版本的經典「狂野西部」場景出現了：范·德·鄧克恢復了精力，蓄勢待發，他因冒險帶來的興奮感激|情高漲，也陶醉於異域的陌生感中。這時，他從他那簡陋的茅草屋裡冒了出來，闖進了8月明亮的早晨。他佩戴著「鍍銀十字劍，披著肩帶，戴著一頂插著羽毛的黑帽子」，那是象徵他的官職的標誌，向他轄區內的農夫、鐵匠、車輪修造工、麵包師，還有形形色|色的莫霍克人、馬希坎人和西印度公司的士兵們展現自己。當他故意大步流星地走在河邊的路上，經過奧蘭治堡的柵欄和殖民地上的農田和工坊時，居民們肯定都目瞪口呆了。他們面前這個穿著整齊華麗、裝飾著羽毛的行頭的人是1640年前後歐洲教育的頂級精英，是數百年法律體系的產物，但又經過了伽利略、笛卡爾和格勞秀斯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理念的調和。他就是共和國最出類拔萃的人中的一位。他們有了一個治安官了。

這所大學和起義的初期階段也不無關聯。萊頓城曾在1574年抵擋住西班牙人的猛攻，為了回報英勇的戰士們，「沉默者威廉」選擇了萊頓作為這所氣派的大學的校址所在地，他認為荷蘭諸省如果要成為一個國家，他們就需要這樣的一所大學。正如威廉所設想的那樣，在短短的時間內，這所大學就達到了可與博洛尼亞大學或者牛津大學相媲美的水平，這裡是這個新國家頂級的科學家、政客、律師和宗教人物的繁衍地。

范·德·鄧克沒有記錄下他對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印象。雖然乍一看，這個地方不可能讓人信心百倍，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這個城鎮和這個殖民地的事務經歷了一場決定性的變革。歷史對於以曼哈頓為中心的荷蘭殖民地的簡單解讀——在英國人最終接管此地並開始將其變成一個欣欣向榮的殖民地之前，這裏只是一個無名之輩群集、無足輕重的地方——是以西印度公司的記錄為基礎的。西印度公司經營過這個地方，但是西印度公司從來沒能讓這裏實現財政獨立，因此，新阿姆斯特丹從來沒有真正騰飛過。但是這段推理忽略了事件的一個關鍵轉折點。該公司曾在該地區實施貿易壟斷政策，除了海盜和走私越來越猖獗之外，這種政策妨礙了所有領域的發展。1640年，該公司放棄了這種政策並宣布新尼德蘭為一個自由貿易區。在這樣一個新自由市場領域中，新阿姆斯特丹將成為「主要港口」，成為貿易船隻和商船經過的航線上的樞紐，它們要繳稅、報關方能通行。政策收效驚人。此後，阿姆斯特丹的那些勇於經歷海上航行的千難萬險的小企業家在曼哈頓有了一個可資利用的樞紐——一個可以作為大西洋貿易圈中轉站的基地。吉里斯·費爾布魯日（Gillis Verbrugge）和他的兒子賽思（Seth）合夥成立了一家企業，而且開始了第一次前往曼哈頓的貿易航行，這樣的航行一共進行了27次。這筆生意讓賽斯變成了一個富人，他有能力支持他的妻子——一位富商千金——追求時髦。迪爾克·德·沃爾夫（Dirck de Wolff）成立了一家公司，將工業製成品運給曼哈頓的殖民者們並將皮草和煙草帶回來；他用自己從這場商業冒險和其他的國際商業冒險中獲得的回報，在富人專屬的紳士運河邊買了一棟高雅的阿姆斯特丹聯排別墅，以及哈勒姆（Haarlem）圍墾地上的一個巨大的鄉村莊園。九-九-藏-書

1638年9月，荷蘭省萊頓市來了一個新人。他來自他的家鄉布雷達市（Breda）。布雷達市位於天主教盛行的地區布拉班特（Brabant）的南面，兩地相距40英里。布拉班特雖然是荷蘭共和國的一部分，但是並未享有完整省份的地位。如果他和其他初來乍到的人一樣，那麼在萊頓看到的一切就會令他深受觸動。在這個以整潔著稱的國家，這個以磚塊砌成的秀美村莊在17世紀鶴立雞群。村中的大街小巷和運河兩岸都修得整整齊齊，人行道刷洗一新，黑色的橫樑映襯著教堂內部高聳的白牆，顯得乾淨利落。實際上，它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村莊——到1622年時，它的人口已經達到4.5萬人——但是它依然保持著鄉下特有的純樸。巨大的風車臂上覆著帆布，框出一方方的天空，這並非在市郊才能見到，就是在城鎮中心也是如此。這個年輕人走過的街道上擠滿了玩耍的孩子——這在當時的歐洲是一大奇景。在這個以清教徒的嚴厲為特點的時代，其他地方的人們普遍認為童年是靈魂可能被混亂和邪惡迅速滲入的時期，因此孩子們應當被嚴加管教，要學會順從，在長輩面前要舉止有度、畢恭畢敬。而荷蘭人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會不顧外地人的嘲笑，聽從他們自己專家的建議，擁抱並嬌寵孩子們。「不能把孩子們管得太緊，要讓他們舒展童心，這樣我們才不會對他們脆弱的天性施以重壓。」內科醫師約翰·范·貝佛維克（Johan van Beverwijck）建議道。他是那個時代的斯波克博士或本傑明·維爾博士（Dr.Spock/Benjamin Weil），其著作《健康珍寶》（Treasure of Health）是當時的暢銷書。於是——正如揚·斯特恩（Jan Steen）的畫作中展現出的喧鬧街景所示——孩子們自在地奔跑，大街小巷也迴響著他們玩樂的聲音。

這所大學的植物園也是（貨真價實的）創新精神的苗圃。化學和植物學在此取得進展，也正是在這裏，雜交繁育的方法開啟了荷蘭人的鬱金香熱。隨著伽利略的腳步，天文台被學者們訂滿了，他們四處尋找夜空中太陽黑子的蹤跡以及能夠支持或推翻日心說的證據。

抵達這裏的時候，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穿著皮靴，在東河淺灘邊卸客的地方走下單桅帆船（像樣的碼頭在好幾年後才建成），他轉了個彎，穿過這個嘈雜、生機勃勃又粗野且正處於過渡階段的城鎮。這裏大概有400個居民，而且已經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了；五年後，一位到此參觀的耶穌會牧師記錄道，此地的道路寥寥無幾又布滿灰塵，但路上的人們說著18種語言。1641年夏，堡壘已搖搖欲墜，但是這裡有了新的房子，有木造的也有石造的，還有磚砌的，有坡度很陡的屋頂和梯形的山形牆。一個新人將跨過架在名字響亮的「主運河」（這又是新大陸中對阿姆斯特丹的模仿之作，居民們覺得鎮上需要一條紳士運河——實際上那只是一條散發著惡臭的溝渠）上的新的釀酒者橋（Brewer's Bridge），走過由五間石頭房子組成的購物區，經過麵包房和助產所，繞過珍珠街上簡陋的木教堂（大衛·德·弗里斯把它稱為「噁心的畜棚」），教堂後面是牧師的房子和馬廄。鎮上的道路鬧哄哄的，到處都是散養的豬和雞，這一時期的養殖理念是讓動物到處遊盪覓食，人們把房子圍起來把它們攔在外面，而不是圈在裏面。

格勞秀斯的思想在萊頓的教學中，尤其是在年輕、務實的學者中佔據主流地位。從范·德·鄧克後來的行為來看，他肯定沒有採取老一輩的純理論教師們偏愛的「古代法」（antiquarian law），這種法律拘泥於查閱古羅馬文獻，將注意力集中於所謂的「優雅的法律」，並將古代權威的推理應用到法庭實況中。在這方面，他應該是格勞秀斯的追隨者。格勞秀斯的著作之所以影響廣泛，其原因還在於它幫助歐洲強國——包括英格蘭和荷蘭共和國——在北美和其他地區日益激烈的對抗中建立起處理各項事務的框架。

這一切與范·德·鄧克的生命跨度大致重合。在全球貿易的推動之下，尼德蘭已變成一個非常舒適的地方。難以想象，一個前途似錦的人居然想要離開。我們有理由認為范·德·鄧克是受到了笛卡爾的啟發。這位知識界的名人自然而然地為這個年輕人做出了榜樣。范·德·鄧克在萊頓的日子里，笛卡爾就住在萊頓城內或其周邊地區，而且他的所有特徵都得到兩極分化的評價：這所大學中的一些教授變成了他的追隨者，而其他人則激烈反對他的「自然哲學」。他非常有魅力——深色的捲髮、捲曲的小鬍子、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是一個行動派又是一個思想家：他曾自願加入「沉默者威廉」的兒子莫里茨的麾下，成為一名士兵，佩著劍在城中大搖大擺地行走，那是他日常行頭的一部分。范·德·鄧克應該在萊頓時就已經讀過《方法論》。作為一本哲學著作，這本書非常口語化，自傳性很突出。好動而又具有個人主義精神的年輕人應該會被差不多在卷首的一段文字所吸引，在這段文字中，笛卡爾談到了自己出發歷練的經歷，他宣稱「一到年齡容許我離開師長的管教，我就完全拋開了書本的研究。我下定決心，除了那種可以在自己心裏或者在世界這本大書里找到的學問以外，不再研究別的學問」。read.99csw.com

除此之外，范·德·鄧克會被格勞秀斯吸引的原因是他和笛卡爾一樣，不是以《聖經》中的引文作為論點的基礎，而是以「自然法則」作為基礎，也就是對和錯都通過人類的理性來判定——或者，用格勞秀斯的話來說，人們只能「從它是否符合理性本身」來判斷一種行為。傳統觀點認為，美國歷史展示出的民主政體的本源來自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代，這又源自17世紀末約翰·洛克的著作。但是，最近幾十年來，史學家們揭示了民主脈動的近代根源。在格勞秀斯關於自然法則說法的基礎之上，他的一些追隨者們和美國大革命那一代人一樣，將同樣的激|情注入了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位弟子——人稱坎涅斯的皮特·范·德·坎（Piet van der Cun）——在他在萊頓大學的職業生涯中以一種激進的形式傳授格勞秀斯的政治思想，一群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圍繞在他身邊，並將這種思想延續了下來。坎涅斯的理念是：共和政體與君主政體相比在道德上更高一籌，而且像西印度公司這樣的企業只是讓少數人富起來，這對於國家和普通百姓都是有害的。范·德·鄧克在萊頓的日子里，這些理念廣為流傳，並塑造了他那一代人。

當一個人走近那條名叫「萊蓬伯格」（Rapenburg）的運河時，大都會熙熙攘攘的感覺漸濃——眼前是小酒館和雜耍劇場，一縷縷煙草氣裊裊升起。穿過運河上的一座小人行橋，這個新來者就會遇到他成群結隊的同事們——其他的年輕人在鋪著鵝卵石的碼頭邊聚成一團，碼頭的後面是一幢氣派的、鑲有含鉛玻璃窗格的兩層樓，樓的入口是穿過北面磚牆的一道拱門。這是萊頓大學的主樓，萊頓大學是尼德蘭的第一學府，也是歐洲知識的中心。1638年9月24日，這位年輕人走進了這幢大樓，寫下他的名字，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他的年齡，20；他的家鄉所在的省份；還有他即將開始攻讀的學位，法學。17年後，他將在一片遙遠的土地上死去，而此時的他也許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個地方。他將在美洲和歐洲引起轟動，但是最後一切會歸於風平浪靜。歷史上很少有人會記得他，但是他將取得成功。他會將17世紀歐洲文明最美好和最高貴的一面像種子一樣帶到一個遠方的世界、一片新鮮的土壤中，在那裡，一種非凡的品質將逐漸形成。他將在創造一座偉大的城市和一個新社會的創舉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結果，17世紀30年代的萊頓在創造歷史的活動中翻滾著。范·德·鄧克沉浸在新知識帶來的氛圍中，這些新知識令醫藥、物理和數學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他的法律和政治課程應該也充滿了荷蘭人對於民主、君主政體和寬容的觀點。這10年中的知識分子的靈魂人物——在萊頓和其他地方——是勒內·笛卡爾，這個法國人提倡的理性主義的探究方法將哲學和科學帶入現代。為了追求學術自由，笛卡爾在1629年移居荷蘭。在接下來的2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住在阿姆斯特丹西教堂（Westerkerk）對面的一棟聯排別墅中。笛卡爾於1630年加入萊頓大學，並在那裡生活了一段時間，又於1636年再次回到萊頓，為他的新書找了一個出版商，並在這裏待了7年，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城中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知識分子。《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於1637年，也就是在范·德·鄧克到來的前一年在萊頓出版，此著作轟動一時。

荷蘭人的寬容精神充滿了整座城市。歐洲各地的科學家和作家都到萊頓出版他們的著作，因為這裏印刷工要價低廉，技術水平高，而且不受權威們的言論限制。誠然，最能說明荷蘭在當時的思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莫過於這樣一個數據：據估算，在整個17世紀中，世界上出版的全部書籍中有一半出自尼德蘭。

最後，范·德·鄧克走過了一間網格狀的警衛室，走進了總督的磚房。在這裏，他抽出了一封介紹信，將它呈到威廉·基夫特（Willem Kieft）面前。三年前，威廉·基夫特接替范·推勒擔任西印度公司在這塊殖民地上的主管。這是一次簡短而正式的會面。然後，范·德·鄧克又向北走了，他走到150英里之外的河的上游地區，走到那個遙遠的、即將成為他的新家的定居點。

在荷蘭共和國，寬容並不僅僅是一種態度。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上千人在西班牙人手中遭受血腥的宗教迫害。在那之後，荷蘭諸省又進行了一項創舉，他們在1579年頒布了一部事實上的憲法（de facto constitution），以保證「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尤其是在個人的宗教方面，人們不應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或調查」。這一句話變成了在17世紀建立起來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基礎。但是，正如許多社會中的情況一樣——想想早期的美利堅合眾國，那是一個以自由原則為建國之本，然而又允許蓄奴的國家，指導原則經常會被打破。17世紀20年代，一場關於寬容的意義和智慧的辯論席捲荷蘭諸省。這場辯論的中心正是此地——萊頓大學，兩個偶像級的神學家之間爆發了一場衝突。作為一場廣泛的加爾文教義辯論的一部分，強硬派戈馬魯斯（Gomarus）和他的追隨者們在這個因宗教戰爭而傷痕纍纍的大陸中進行了調研，並認為它是多元化危險性的例證。他們稱統一是力量之源，鎮壓非加爾文派的宗教於心靈於國家皆有利。戈馬魯斯的反對者亞米念（Arminius）和他的陣營反駁道，基督教的慈善原則決定了人們必須對宗教差異保持寬容，並且禁止迫害持異見者。亞米念有一位前輩叫作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Sebastian Castellio），他的話常被人引用，他用基督徒的優雅口吻說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許多人將因殺害無辜而在審判時遭到天譴，但是不會有人會因為沒有殺害任何人而遭受天譴。」除此之外，亞米念曾指出，多元化對商業有利。九*九*藏*書

寬容對於這所大學本身是一個福音，它為這所大學帶來了歐洲其他學術中心所不具備的優勢，幫助其在幾十年間變成主要的國際學術中心。正如火被氧氣所吸引一樣，無論是在哪個年代，學者和科學家都會被自由所吸引。然而，在1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種氧氣在歐洲正變得稀薄。伽利略在五年前剛剛經歷過宗教法庭的審判。他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是艾薩克·牛頓建立物理定律的基礎，而這一著作正是1638年在遠離梵蒂岡審查的萊頓出版的，范·德·鄧克也是在這一年來到這裏。歐洲各地的頂級學者們受到自由氛圍、高薪以及該大學提供的其他獎勵的吸引，來到萊頓任教。這些獎勵中包括免除他們的飲酒稅，向他們供應每年最高40加侖的紅酒和每月半桶啤酒。

在新阿姆斯特丹當地，貿易開放的成果在范·德·鄧克到來時就已初見成效。取消壟斷政策之後土地租賃或購買量大增。房子建起來了，人們的房屋舒適程度有所提高。1640年10月，煙農雅克·德·維努伊思（Jacque de Vernuis）在簽訂了一個為期十年的租約后意外身故，給他的荷蘭太太海斯特·西蒙斯（Hester Simons）留下了一份財產，其中包括一件灰色的騎手外套、一頂騎手帽、襯衫、圍巾、頭巾、長筒襪和手帕、白鑞盤子、銀器、鐵罐子、銅水壺、松木箱子、窗帘、枕頭和枕套、毯子、三頭豬、一根魚竿、一對鉗子和「一個黃銅漏勺」。這點兒家當挺寒酸的，但是和前幾年的艱難日子相比，生活也是天差地別了。

在這個時刻開始大學教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然，有人也許會說這是現代高等教育誕生的時刻。科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這些頭銜基本上都可以互換）就他們所在的領域中最基本的方面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遵循笛卡爾的思想，不以「權威」（亞里士多德或《聖經》）為基礎，而是以思考者的思想以及笛卡爾所說的「良知」（good sense）為基礎進行推理，這種做法意味著什麼？《方法論》中的那句名言經歷幾個世紀依然餘音繞梁，它影響著包括現代科學和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啟蒙政治思想在內的方方面面——「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笛卡爾就是在此時才剛說出這句話的。屬於個人的時代即將到來，而年輕的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正處於這個時代巨變的中心。

新阿姆斯特丹的貨物人人有份。「這裏的每個人都是貿易商。」一個居民在1650年評論道。確實如此，而且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也是進步的機遇。霍弗特·盧克曼斯（Govert Loockermans）比范·德·鄧克早到7年，他是西印度公司船上的一個16歲的廚師助手，急切地想要搶佔先機。西印度公司的壟斷政策一終止，他就離職了，並和費爾布魯日簽訂了合同，擔任他的代理人，監督船隻和貨物。幾年之後，他學會了英語和幾種印第安語，在「東河」買下一個農莊，開始出租船隻並在新尼德蘭和大西洋上運送貨物，他還有幾次被控走私。他有著相當卑劣的性格特點：他因一次與拉里坦印第安人的爭執而臭名昭著，用一名證人的話來說，他「折磨酋長的兄弟，用裂開的木頭弄傷他的私處」。在以年輕人的腳步走進新紐約城的38年之後，他將死去。這時的他是這塊殖民地上富甲一方的商人，此地最好的房子的主人［這些房子後來變成了海盜威廉·基德（William Kidd）的老窩，如今是一棟平凡的辦公樓，地址是「漢諾威廣場7號」］，新大陸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是向高層社會自由流動模式的純正典範，後來的美國文化就是從這片被遺忘的殖民地繼承這種社會流動模式的。

對於一個一直接受書本的教育而非現實世界中的教育的年輕人來說，這就像是一場烏托邦式的冒險：走進一片未開墾過的土地並創建一個司法體系，當一個全新社會的法律使者。范·德·鄧克接受了這個職位。1641年5月，他登上了開往新大陸的「橡樹號」（「Den Eyckenboom」）。他的口袋裡裝著厚厚一捆范·倫斯勒下達的指令，但是，無論這些指令有多詳細，它們都無法涵蓋他前方即將出現的一切。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他天生就是干法律行當的料。他出身顯赫，是國內頂級大學的畢業生，而且國內經濟興旺，幾乎是以爆炸式的速度在增長。他的面前肯定有許多的可能性——回家鄉布雷達，留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待在海牙這個國家法律和政治權力的中心。但是，他選擇了離開這個國家，不僅僅是離開這麼簡單，而是一頭扎進一個無名的荒涼之境。他的國家正處於藝術和科學百花齊放、經濟全面繁榮的局面之中，這是史上所有國家和所有時期都未曾出現過的。街道安全，房舍舒適，辦公室人來人往。這裏的食物肯定是乏善可陳，但是這裏的啤酒新鮮質優；各種等級和形式的煙斗絲，只要人們能想出來的均有銷售；甚至連儲存煙絲的盒子在材料和式樣上都有無窮的變化。房屋裡有來自土耳其的地毯、中國瓷器和代爾夫特的瓷磚作為裝飾；玩具屋製造的需求很大，不是給孩子們，而是驕傲的屋主們想要為他們的住所製作縮微複製品。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由居住在城鎮中的普通市民建立起複雜的世俗體系的社會。英國旅人們驚奇地發現，不只是富人，連普通麵包師和店主都用繪畫裝點了自己房子的牆壁——這一時期的荷蘭人是最早用地圖裝飾自己房子的人（如維米爾的內飾所示），這是他們外向性格的顯著標誌。這個世紀初的荷蘭人也是首批將自己的房子分為公共區域（樓下）和私人居住區域（樓上）的人。到荷蘭人家中做客的一個德國人發現「如果不先脫掉鞋子就不許上樓梯或進房間」，這讓他大感震驚。正是這個時代的荷蘭人創造了將家庭作為個人的私密空間的理念；你也可以說，是他們創造了舒適的概念。

在開闊的海上顛簸了幾周之後，可想而知，這個閑適恬靜的避風港有多麼誘人。這個海港的寬度和深度給范·德·鄧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裏承載著他的同胞，彷彿新大陸版的「IJ」——阿姆斯特丹海濱的那個大島。在整整一個世紀里，那裡的航線上桅杆林立。與ｒeａｄ.９9csw•coｍ其他民族對森林或山嶽的了解一樣，這些荷蘭人對水路了如指掌，對於他們來說，無法經水路進入的土地是毫無用處的。反之，由適宜航行的河流雕刻而成，又帶有鋸齒般寬闊便利的海灣的富饒土地是他們的終極目標。這個海港是把他們吸引到這裏來的其中一個因素：他們感覺到了它潛在的能量，嗅到了它的潛力，它可能會變成他們在大洋彼岸的母國的複製品。現在，它依然是千年以來的那個模樣：一片由海水、風和土地雕刻而成的荒涼之境。英國人稱它為「紐約港」。對於荷蘭人來說，它太原始了，還不值得給它取個名字。正如范·德·鄧克後來用文縐縐的拉丁文記錄下來的那樣，「人們給它起了個很棒且很省事的名字——『海灣』」。

他年輕，強壯，個性直率，既有對知識的濃厚興趣，又有對闖蕩冒險的渴望。他的家族在布雷達頗有名望——有一個親戚曾在「沉默者威廉」的王庭中擔任總管一職，還有一個親戚曾在荷蘭軍隊中身居高位——他是以名門之後的身份來到這所大學的。40年前，在對西班牙作戰的早期階段，他的家鄉發生了一件大事，如今這一事件已變成了一個傳奇。布雷達當時是西班牙佔領者手中的諸多城鎮之一。「荷蘭起義」英雄「沉默者威廉」剛去世不久，西班牙人在低地國家的南部邊陲長驅直入，攫取領土。這時，一個大胆的木馬計扭轉了乾坤。70名荷蘭士兵組成了一支小分隊，他們藏身於一艘運炭船層層疊疊的泥炭下，從守衛布雷達入口的西班牙部隊身邊漂過。一進入大門，他們就領導了一場起義，重新奪回了這座城鎮。這次「布雷達泥炭船事件」（turfschip van Breda）背後的人就是阿德里安·范·貝爾根（Adriaen van Bergen），也就是范·德·鄧克那位與自己同名的外祖父。幾十年後，范·貝爾根在布雷達人心目中依然是英雄；這個家族也因他的愛國壯舉而同享榮光，年輕的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把這一層關係視為榮譽的象徵。

這艘船在距離曼哈頓南岸還有幾百碼的地方就下了錨，岸邊是帶有山形牆的房子、風車，堡壘的護牆沿著岸邊挨在一起。乘客們步履蹣跚地走下船，坐上來接他們的一艘小船。小船劃到了岸上。

范·德·鄧克在這股學術熱潮中浸泡了三年。和科學界的情況一樣，法律界也在發生變革。人們正在重新對國家這個概念下定義。「宗教改革」之後，中世紀認為國家依附於基督教而存在，它的法律也最終指向教派的觀念都已土崩瓦解，作為獨立政體而存在的現代國家概念即將誕生。這個時代的法律界領軍人物是史稱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的荷蘭法學家許霍·德赫羅特（Hugo de Groot）。格勞秀斯被尊為國際法之父，在制定各國至今仍沿用的法規方面，他做得最多。（他的淺浮雕肖像與摩西、漢謨拉比和托馬斯·傑斐遜的肖像一起令美國眾議院會議廳增色不少，這足以說明他的歷史地位。）在他的兩大著作中，《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創立了公海向所有國家開放的原則，而寫于史無前例的戰爭年代中的《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則為界定哪些戰爭屬於合法，以及戰爭的方式制定了原則。

這艘船比原定時間多走了10周才入港，比起過去的任何一個時期，今天的我們想到這個過程會覺得輕鬆許多。兩個多世紀以來，這個港口一直是美洲的門戶與連接北美和歐洲的商業樞紐，在這個交通擁堵的十字路口，各種張滿了帆的護衛艦、帆船、蒸汽船、集裝箱船和遊艇穿越各個年代，在梳齒般的曼哈頓海岸線延伸出的碼頭邊進進出出，在航道上擦肩而過。現在，這裏異常平靜。今天，乘船入港時，你只需轉身背對如尖刺般隆起的曼哈頓，將自由女神像、總督島和埃利斯島上無聲的龐然大物從你的腦海中抹去，你就能想象出它曾經的模樣。水面翻起了美麗的漣漪，頭頂的帆左右搖擺、噼啪作響，都市的喧囂漸漸隱去。有那麼幾分鐘的時間，這裏只剩下了你一個人——這是領略這個地方連綿起伏的地形，形形色|色的島嶼，以及范·德·鄧克後來描述的「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海港」的好時機。

荷蘭的9月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月份。北海的雨水透過底色炭黑的雲層，順勢傾瀉而下。寬廣蔚藍的天空一片片地浮現，世界頓時沐浴在如煙似霧的陽光中。純凈圓滿的太陽倏地冒了出來，衝擊著磚牆上描彩塗漆的百葉窗，眼看就要穿透碧綠深沉的運河河面，眼見此景，凡人們幾乎欣喜若狂，不由自主地唱起歌來。還有風，無時不在的風，它彷彿一隻急切地拍打著後背的手，引誘著、催促著居民們：「動起來，揚帆，出發。」

如果范·德·鄧克有志於海外貿易，那麼通過東印度或西印度公司的辦事處安排就是順理成章的路子。但是，依他的本性，他是不會願意受這兩家公司的管制的。就和所有大企業一樣，這裏的晉陞之路可能會走得很慢，儘管也很穩定。范·德·鄧克想要的是更有意思、更野性的東西。他也許是從他的父母那裡聽說，或者是在作為報紙前身的宣傳冊子中看到有一個新大陸中的殖民地正在成形，這片原始的處|女地正需要幫助。吸引他的不是西印度公司的新尼德蘭殖民地，而是這塊殖民地北端的那個「殖民地中的殖民地」，也就是阿姆斯特丹鑽石商人基利安·范·倫斯勒的私人封地。他寄出了詢問函。

這兩人一見面，范·倫斯勒就知道自己要怎麼安置這個年輕人了。他需要能夠巡視他那片未經開發的荒地並追捕那些不法之徒的人，這個人還得有法律頭腦，能夠執法並處理殖民者之間的糾紛。他給了范·德·鄧克一個名為「Schout」的職位，這個荷蘭頭銜結合了警長和公訴人的職責。這份差事很難做，但是憑著這個年輕人的資歷，他無論是在大莊園的殖民者們中間，還是在新阿姆斯特丹那些刁民中間都是鶴立雞群。

如果范·德·鄧克需要證據證明這個艱苦的社區正煥發出新的生機，他只需看看自己乘坐的那艘船卸貨的場景就會明了，這些貨都是各行各業的居民們從阿姆斯特丹訂來的，毫無疑問，他們現在正在海邊準備收貨。船員們卸下了修帆工托尼斯·揚森（Tonis Jansen）訂的一捆法國帆布、兩捆篷蓋布、一個裝著200磅帆布縫線的小桶。鎖匠亨德里克·揚森（Hendric Jansen）收到了他訂的「4大鍋鐵匠用的煤炭、30塊方鐵條、60塊瑞典扁鐵、150塊硬鐵」。西印度公司商店的代表在他的貨物收據上籤了字，這些貨物包括數桶白蘭地、麻布袋、法國葡萄酒、油、牛肉乾和豬肉乾，「30大桶精鹽」，一箱文具、290磅蠟燭以及「兩個大板條箱，裏面裝著50個篩籃」。船一入港，一個名叫阿倫特·科爾森·斯塔姆（Arent Corssen Stam）的哈勒姆商人就與「橡樹號」的船長熱蘭·科內利森（Gelain Cornelissen）簽訂了合約，要求「立即運來一艘適合航行狀態的船，此船應密封、補好漏洞，備齊船錨、繩索、滑車、帆、活動和固定索具、食物以及其他航行必需品，並在該船上安裝6門大炮和等比例的其他彈藥」。他打算送一批新貨到英國弗吉尼亞殖民地上，在那裡收另一批貨（應該是煙草），然後「趁上帝賜予的第一股從弗吉尼亞直接吹到倫敦的順風將這艘船上的貨物送給那些應該得到這批貨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