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對流血暴力的殖民地居民們的舉動倒是彰顯了他們的本色。那不是他們善良的天性使然，而是在荷蘭各省幾十年的衝突中得來的實用的智慧。在德·弗里斯的日記和反對基夫特的宣傳冊中，描述「帕法尼亞襲擊」的恐怖景象的段落後都跟著一句話，這句話肯定曾在許多殖民地居民腦海中回蕩：「尼德蘭的阿爾瓦公爵的殘忍行徑能比得上這個嗎？」七年前，針對西班牙統治的反抗運動在低地國家就要爆發，西班牙攝政王派遣臭名昭著的阿爾瓦公爵費爾南多·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前去鎮壓、改造異教徒——新教徒。這位公爵對持不同政見者濫施刑罰、大開殺戒，人稱「血腥委員會」，造反貴族因此被斬首，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殺。

令基夫特惱火的是，這12個人不建議開戰。他們贊同「根據尊敬的總督大人的提議，兇手當然要受到懲罰」，但是，他們堅持讓「尊敬的總督大人再派單桅帆船前去，以友善而非威脅的方式要求交出兇手……」這12位顧問知道自己無權無勢，於是他們只好想方設法給他們任性的領導人設障礙。他們聲明，倘若需要對這些部落全面開戰，則本殖民地應先派人前往母國索取200套甲胄，這顯然是個拖延戰術。而且，由於此時的基夫特已經名聲在外，如大衛·德·弗里斯所寫，在要求開戰的同時「他自己躲在保衛森嚴的堡壘中，到那裡之後他就從來沒在堡壘之外睡過一個晚上」，委員會補充了一項溫和的規定，倘若需要武力討伐，「鑒於我們不承認除總督之外的任何指揮官……因此……尊敬的總督大人應親自領兵出征……」

然後，德·弗里斯在他的日記中再次描述了這場大屠殺的情況，這篇日記後來出現在了荷蘭共和國內出版的一份宣傳冊上。這份宣傳冊是由殖民地中的匿名居民撰寫，他們希望能喚起同胞們對北美殖民地上濫用職權的現象的注意：「他們把嬰兒從他們的母親胸前扯走，在他們的父母面前大卸八塊，這些屍塊被拋入火中和水中，其他未斷奶的幼童被放在小木板上，被砍，被戳，被刺，在大屠殺中悲慘地死去，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被這種行徑觸動。有些孩子被扔進河裡，當父親們和母親們竭盡全力去救他們的時候，士兵們不會讓他們上岸，而是讓父母和孩子都溺死……有些來向我國同胞求救的人被砍下了手，有些人的腿被砍了下來，有些人的手臂中還兜著自己的內臟，還有些人身上的割傷和砍傷的嚴重程度超乎想象。這些可憐而單純的生靈和我們的眾多子民一樣，只以為他們是被另一群印第安人——瑪闊斯人襲擊了。在完成此次壯舉之後，這些士兵被論功行賞，基夫特總督握著他們的手，向他們致謝並祝賀他們。」

但是，麻煩是躲不開的。此時，基夫特的行動已經促成一件在此之前一直無法實現的事情：當地部落結成了統一聯盟，該聯盟的目標就是屠殺歐洲人。深夜，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他們發起進攻，隨之而來的是弓箭的呼嘯聲和火槍的爆破聲，這些火槍是荷蘭交易商賣給倫斯勒斯維克周邊地區的印第安人的。阿徹寇爾（Achter Col，即今天的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種植園變成一片火海。正在萌芽的長島社區受到重創。小股印第安人向曼哈頓遠郊的農場發動突然襲擊，他們砍死牲畜，焚燒莊稼，殺死任何有著白人面孔的人，有時還擄走婦女兒童，居民們被迫向阿姆斯特丹堡尋求庇護。

至於荷蘭人，雖然「南河」領地因哈德遜的航程而歸他們所有，但是米努伊特知道，西印度公司通過從居住於此的印第安人手中購買「南河」沿岸土地，斷斷續續地追蹤土地所有權。他知道哪些土地已被買走，哪些還未被買走。具體而言，荷蘭人已經買下「南河」東岸的土地（即新澤西），但是西岸還沒買。於是，米努伊特一登陸就召集了該地區的部落首領，在他的旗艦「卡馬爾·尼克爾號」（Kalmar Nyckel）上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並讓他們在一份地契上畫了押。當然，其意不在於滿足部落的土地所有權概念，瑞典政府也不太在乎和當地人進行合法交易。米努伊特的眼光是放在了荷蘭人身上，他想應用他們自己的財產轉讓規則，從而在對方可能提出任何法律論證之前先發制人。通過使用他在為荷蘭人效力時學到的技巧，他代表12歲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買下了河流西岸被荷蘭人命名為「斯庫爾基爾」（Schuylkill）的支流下游的土地——未來的特拉華州和馬里蘭州，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的一角，也就是後來的費城。

整件事情本該到此為止。然而，那個維闊斯蓋克的無名印第安人卻選擇在此時為多年前被謀殺的叔叔復讎，雖然此事與那些事件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它們也許是潛意識中的導火索。在都特爾灣家中的年邁的克拉斯·斯維茨的腦袋還沒著地，威廉·基夫特就發動了全面反擊。這些原住民如今已證明了他們完全不可信任，斬草除根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1642～1643年的幾個月時間里，多年來費盡千辛萬苦得來的成果——清理和翻耕土地，徒手搭建鋸木工廠，然後用這些木材陸續建造出更加舒適的房屋——被抹殺了。許多家庭在阿姆斯特丹堡內倉促建成的茅草屋裡擠成一團。阿姆斯特丹堡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舊海關大廈。站在這座堡壘一般的建築外，我們的眼前很容易浮現出這樣的情景：那些男人、女人、孩子在1643年的嚴冬寒春，聚集在這座島的最南端曾是他們家園的地方，它似乎曾對他們敞開過懷抱，呼喚他們留下，生根發芽。如今，它卻彷彿打算把他們倒進海灣里。如今，這些在自己的家園被放逐的難民在露天中庭里蜷縮成一團，暴露于風雨之中，聽任他們各自信仰的神們的擺布，他們想知道什麼會降臨在自己身上，卻沒想過誰是罪魁禍首。

在場的有些居民在此居住已久，這些了解新阿姆斯特丹地區的部落族群——塔潘人、哈肯薩克人（Hackinsacks）、維闊斯蓋克人、拉力坦人（Raritans）——提出了警告，告訴基夫特這事情基本上做不得。這些居民知道，印第安人對於自己和歐洲人達成的房地產交易的理解絕不簡單。在他們眼中，每次土地所有權轉讓中涉及的那一大堆商品並不完全是買價，而是代表他們商定協議的信物。他們根據這份協議與「買家」分享土地，與此同時，雙方還結成了防守同盟。

第二件事是解決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脅，這種威脅來自基夫特的一位前輩。1638年3月中旬，也就是基夫特踏上曼哈頓海灘的兩周前，彼得·米努伊特已帶著他自己的瑞典殖民軍隊在荷蘭人口中的「南河」支流選定地點下錨。米努伊特已經巧妙地計算好如何安排他的殖民地。他對這個地區（今天的特拉華河和它兩岸的土地，包括馬里蘭、特拉華、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的部分地區）了如指掌，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對荷蘭人和英國人在那部分陸地上的所有權了解得非常透徹。他知道英國人依然堅持他們的「最先發現權」主張，據此，在他們眼中，整條海岸線——其實也就是整片大陸——都是他們的。但就實際情況而言，英屬弗吉尼亞殖民地還遠在南邊，因此，米努伊特希望能避開他們，直到他的殖民地建立起來。

他位於都特爾灣（Deutel Bay）的小酒店變成了人氣很高的聚會地點。夜裡，人們在舒適的火堆前聚到一起，飲酒、唱歌、咒罵、爭論，也許他們還會走進依然有些荒涼的夜色，凝視這個形狀像C的海灣上空的月亮。正是在這裏，英國人托馬斯·比奇的妻子娜恩·比奇「亂摸在場大部分人的馬褲前襠」，從而引發了一場小衝突。還有一次，烏爾里希·魯珀爾德（Ulrich Lupoldt），西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員一邊在克拉斯的小酒館中喝酒一邊和住在北河對岸的揚·艾弗森·包特（Jan Evertsen Bout）大聲爭吵，他們爭論的是包特和某個「黑婊子」有一腿的傳言。克拉斯似乎和那個在1634年的冬天長途跋涉到莫霍克人的村莊去重新協商皮草價格的年輕人哈門·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是很親密的朋友或者是姻親；范·登·博加特是克拉斯的家庭小酒館的常客，而且還為他的債務提供經濟擔保。

正如米努伊特猜測的那樣，威廉·基夫特當時選擇了先不認真對付在他南翼的瑞典人。一方面，他正面臨著財政危機。開放貿易為新尼德蘭居民帶來了瞬間的繁榮，而西印度公司並未獲利。另一方面，在阿姆斯特丹的董事們看來，他們已經放棄了可能保證他們最終盈利的壟斷，然而他們還要背負著管理殖民地和保護這裏的居民們的包袱。他們和在他們領地上的印第安人簽訂了五花八門的協議，這要求該公司還要保護他們，以防敵對部落襲擊。富商巨賈們對他們安插在公司內的董事施壓，要他們想辦法擺脫這種困境。

但是基夫特不為所動。他派了一個民防團到拉力坦人的村莊中，因為他的情報人員告訴他，那是盜賊的老窩。數名印第安人被殺。果然不出所料，拉力坦人襲擊了德·弗里斯的農場，殺了四個農場工人，燒毀了他的房子。然後輪到基夫特出手了。他不想捲入戰爭，更願意採取讓自己的敵人與另一群敵人相鬥的經典策略。周四到了（那天正好是7月4日），他在委員會中宣讀了命令：

接下來，基夫特將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印第安人問題。該公司的確為阿姆斯特丹堡、奧蘭治堡和納索堡派遣士兵而花費不菲，這些士兵在那裡的任務是保護該公司的利益和僱員們，而且他們還受與印第安部落簽訂的土地條約的約束，有責任為那些人提供保護。由於該公司無法退出這項協定，基夫特突然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他自以為相當聰明的辦法，即讓印第安人為他們提供的這項服務繳稅。這個點子油水太足了，令人無法拒絕。周四到來了，基夫特召開「委員會會議」並下達了他的指令：

於是，維闊斯蓋克路上的這場謀殺就成了導致文化衝突事件的發條上的一環：一個事件會穿越時空，觸發另一事件，引發更大規模、更血腥的報復行為。克拉斯·斯維茨之死餘音未了。它首先也是必然地在威廉·基夫特的腦海中產生了迴響。基夫特正大汗淋漓地悶在阿姆斯特丹堡的辦公室里——他最近正是在那裡迎接范·德·鄧克並祝其北上就職一切順利——當這位44歲的殖民地管理者聽到這個糟糕的消息時，他的反應是有點兒興奮。這種反應很奇怪，但他就是個怪人。他生於阿姆斯特丹，長於阿姆斯特丹，父親是商人，母親是政客的女兒。他的家族關係背景深厚——倫勃朗在《夜巡》這幅畫中給他的表親威廉·范·萊滕博什（Willem van Ruytenburch）畫過像（他在畫面中心偏右的地方，穿著華麗的黃色套裝，手握刀鞘）。但是，威廉·基夫特算得上是家裡的害群之馬。他一直在法國尋找商機，但全盤皆輸，以至於他的照片被人釘在拉羅謝爾鎮（La Rochelle）的絞刑架上，他也被迫逃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後來他接到了一個任務——在奧斯曼帝國的某地贖回被蘇丹囚禁的基督教徒。不過，有人在安特衛普出版了一份攻擊他行政能力的宣傳冊，這份宣傳冊稱，基夫特將這個任務變成了以盈利為目的的投機活動，他只出錢要求釋放那些人頭價格最低的人質，而讓其他人質在土耳其監獄中受盡折磨，以保持自己的利潤。九九藏書

這個地方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這個，自然就需要政治體制。事實上，當時那裡沒有司法制度，或者可以說，基夫特就是司法制度。那裡沒有判例法，他想怎麼調停爭執就怎麼做。那裡也沒有申訴制度。基夫特和這個殖民地的其他管理者們未獲授權，無法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進行監督；公司只給他們送來了一種「工具」：軍事獨裁。如果他們是在巴達維亞和望加錫這些貿易基地，那麼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工具，但是在一個迅速成長、羽翼即將豐|滿的社會中，這是一種障礙。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精明，有人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舉薦了他，作為替代倒霉的沃特·范·推勒的適當人選。不過，這更有可能是家族關係所致。他1638年到此，當時這個省一片混亂。他決心實施鐵腕政策，認為這樣才能扭轉殖民點的局面——暫且不提在他到任后不久，因自由貿易的出現，殖民點的局面本身就已經開始好轉。實際上，他的所有問題——所有管理者們在這個殖民地存在期間的問題——在於進退兩難的形勢。荷蘭在其帝國統治的一個世紀中進行的全球擴張不是以殖民地為基礎，而是以貿易基地為基礎，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儘管這個帝國開拓的疆土遠至印度、台灣島、爪哇，而荷蘭語卻沒有像英語一樣傳遍全球。作為最高統治者，英國人要麼扶植殖民地，要麼就像在印度一樣，用他們自身文化的各種元素影響當地社會。而荷蘭人則傾向於在戰略據點設立軍事貿易基地，並讓當地人給他們帶來貿易物資。貿易公司本身都不參与建立永久殖民地的事務。

基夫特明確表示這個委員會應該就是走走過場；這個班子的任性固執讓他大為光火，他決定再試一次，這次，他要和每位代表單獨溝通，他相信，沒有了抱團的安全感，這些頭腦簡單的農夫和商人會贊成自己的計劃。但是，雖然水手雅各布·沃庭根（Jacob Waltingen）稱他「願意執行總督和委員會的任何命令」，西印度公司官員雅克·本頓（Jacques Bentyn）給了基夫特一個令他完全滿意的答覆，他說「最好就是殺了印第安人，好讓他們滿心恐懼」，但是大部分顧問依然希望能慢慢來，按部就班地為這個已經犯下的具體罪行尋求正義。

那場災難到來時，新阿姆斯特丹居民們和他們分散在圍繞全省的長達數百英里的北大西洋海岸線上的夥伴們正對一切滿懷希望。貿易突然開放，新居民蜂擁而來，商界精英集團正在形成，各個家族開始通婚，落地生根。一切都起源於一個看似隨機的小事件。

但是，他們卻遲遲無法理解這種區別，遲遲不明白曼哈頓島上的情況與其他異國基地是迥然不同的。領導新尼德蘭經營事務的這批西印度公司僱員中無一人真正明白這一點——只有最後一人除外，但是，等他明白過來時，一切對於荷蘭人來說已經為時過晚。

由於這份公報沒有明確預示要進行軍事進攻，米努伊特對此不予理睬。打從一開始，他就在這場冒險事業中下了賭注，他認為新尼德蘭士兵人數太少，無法全面保護其領地。他完成了克里斯蒂娜堡的修建，然後，他留下25個人駐守這座堡壘，充滿希望地出海航行，奔向斯德哥爾摩，他打算在那裡為下一次遠征新大陸擬訂計劃。這場探險的組成人員將不再是士兵，而是殖民地的居民。這時，米努伊特的計劃已經擴展了。他不僅打算召集瑞典的「亞當」和「夏娃」，而且還要召集他本國萊茵地區的難民，他認為這些難民會迫不及待地抓住這個機會，以逃離延續了20多年的戰亂，在新的土地上開始新的生活。作為一名殖民地開拓者，他在第一次嘗試中那麼努力、那麼勤奮，結果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成果被奪走。這讓他的志向變得更加明確，更加完善。他不再是為了冒險而踏上征途。現在的他是一名烏托邦主義者：他想建立一個新社會。

在雙方你來我往地進攻反擊，殖民地居民的怨氣日增的同時，這些定居者依然努力維持他們的生活方式。托馬斯·錢伯斯（Thomas Chambers）簽了一份合約，要為揚·舍普莫斯（Jan Schepmoes）建一座房子。威廉·德克森（Willem Dircksen）船長同意為約翰·特納（John Turner）和威廉·霍爾默斯（Willem Holmers）運貨並「趁漲潮」將其安全送往「加勒比群島中的聖克里斯托弗島海灘上」。艾薩克·阿勒頓（Isaac Allerton）對「土耳其人」安東尼·范·薩利提起訴訟。康涅狄格斯坦福的約翰和理查德·奧格登（Richard Ogden）簽訂合約，要為西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堡圍牆之內修建一座石頭教堂。該公司在珍珠街邊水手和乘客上岸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石頭小酒館和旅館。揚·哈斯（Jan Haes）說尼古拉斯·滕納（Nicolaes Tenner）是「流氓加無賴」，滕納向法院告他誹謗。倒霉的克拉斯·斯維茨在遺囑中指定了哈門·范·登·博加特繼承財產，此人幾年前曾在冬天大胆前往莫霍克地區。在接受了老人的財產後，他轉手將其賣給了詹姆斯·史密斯和威廉·布朗。後來范·登·博加特和克拉斯的兒子阿德里安及另一個人做證，他們曾在揚·斯耐迪哲（Jan Snediger）的小酒館點過三次啤酒，第一次「不到3品脫的酒少了1品脫，第二次幾乎倒不滿量酒器，第三次3品脫的酒少了1及耳」。安德里斯·胡德對「土耳其人」安東尼·范·薩利提起訴訟。卡特琳娜·特瑞科和她的女兒莎拉在一個監護權案子中做證，稱盪|婦娜恩·比奇告訴過她們「史密斯先生」是她懷著的孩子的父親。亨德里克·詹森向威廉·阿德利安森（Willem Adriaensen）出售了他的「花園住宅和釀酒廠」。皮埃爾·皮亞（Pierre Pia）和讓·聖熱爾曼（Jean St.Germain）在一場豬遭槍擊的案件中做證，他們不久前在那附近看到過一個持槍的英國人。科內利斯·胡格蘭特（Cornelis Hooglandt）向威廉·托馬森出售了他在河對岸的長島上的房子以及渡船的經營權。這艘渡船最近定期開航，將曼哈頓人運到當時已經被稱為「布魯克林」的農田去。九九藏書

基夫特的心頭之火平息了。他的計劃成功了，這讓他覺得很快慰，而且這證明了自己是塊當領導的料。「人生而平等」的觀點還遠沒出現；17世紀和過去的時代一樣，人人都認為不同種族、宗教和性別的人在生物鏈上所處的地位不同。在基夫特這樣的人看來——他的想法與約翰·梅森（John Mason）船長和納撒尼爾·培根（Nathaniel Bacon）沒有太大的區別，前者四年前帶領英國人對康涅狄格的佩克特人（Pequots）進行了一場大屠殺，後者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印第安種族滅絕政策的支持者——這個世界的野人們無論生活在哪一片大陸上，他們都明白權力是什麼，面對權力，他們就會接受他們天經地義、低人一等的地位。拉力坦人沒有報復的跡象，這就證明了這一點。

基夫特和其他為商人賣命的士兵們的冷酷無情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構成這個殖民地的農夫們和商人們學習了印第安語言，採用了印第安農耕技術，接受了貝珠貿易，而且，在一段時期內，他們曾嘗試以多種方式與印第安人共存。因此，基夫特本人的「血腥委員會」引發了一部分曼哈頓人受歐洲經歷的影響而產生的反應。殖民地居民們對這場戰爭感到不滿，這完全是有現實根據的：印第安人的人數遠超他們，而且，處於捕獵者地位的不是荷蘭人；他們來到這裏生活的全部理由——毛皮貿易，全依賴印第安人。和他們好好相處比對他們開戰更行得通。

「血腥委員會」在荷蘭民族心裏根深蒂固；它促使荷蘭各省奮起反抗，公開宣戰。它也增強了荷蘭人對寬容的理解。這種觀念的形成由來已久，而且隨著越來越多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人來到荷蘭諸省生活，這種觀念將在17世紀繼續發展。實際上，在這個時代用「荷蘭」來指代某個民族有些用詞不當。17世紀的荷蘭諸省是歐洲的大熔爐。隨著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瑞典人和猶太移民來此定居，他們使用這裏的語言，將他們的名字「巴達維亞化」（例如，「Bridges」變成了「Van Brugge」），最後，他們採納了一種基本的世界觀框架，其主要特徵之一就是人們需要接納他人。隨著「荷蘭人」往他們的新大陸遷移，他們帶來的不僅是業已成形的文化融合體，還有對於差異的寬容，那是多文化社會的先決條件。作為它播下的種子，曼哈頓也是一個大熔爐。

基夫特為他的軍事行動贏取民眾支持的企圖適得其反，但他還是一意孤行，他命令西印度公司的士兵們進攻印第安村莊。於是，所謂的「基夫特之戰」開始了，那是即將延續幾年的一系列屠殺式襲擊和反擊。最醜陋的襲擊發生於1643年2月25日的夜裡。大衛·德·弗里斯再次留在阿姆斯特丹堡的總督家中，他坐在基夫特餐桌對面，試圖勸他放棄襲擊。基夫特稱，他「很想抽這些野人幾個大嘴巴」，德·弗里斯回應說他無權自作主張，「這種事情未經12位顧問的批准斷不可為；我是這12位顧問中的一員，我不贊成就辦不到……他應當考慮他能從此事中得到什麼好處……但是，我的話似乎於事無補。他和他的幫凶們視此事為英勇之舉，決意實施謀殺，而且在行動時未警告開放地界中的居民自保，以免遭到原住民的報復。畢竟，他無法殺死所有的印第安人」。

基夫特一開始確實嘗試過滿足他治下的平民百姓的自然需求，讓他們感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參与了公司的決策。他成立了顧問委員會從旁協助。這個委員會由兩個成員組成。一個是約翰內斯·拉·蒙塔尼（Johannes la Montagne），一位為人和善、深受人們喜愛，對任何人（包括基夫特在內）都不會構成威脅的瓦隆醫師。（選他）還有個好處，他欠著公司的錢，所以不可能和公司作對。另一位顧問是基夫特本人。基夫特還補充了一個決定，即作為管理者，他在委員會中有兩票，拉·蒙塔尼只有一票。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決策。基夫特就這樣建立了代議政府。

一個月之後，在「南河」人跡罕至的荷蘭基地，士兵們發現了米努伊特的船並給曼哈頓送去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肯定激怒了基夫特。這是一個本來應當是盟友的國家對荷蘭主權發出的軍事和外交挑戰。而米努伊特在此事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肯定尤其讓他惱怒。基夫特一刻也沒耽誤，直接給那個曾經擔任他現在職位的人發了一份公報。5月，一艘荷蘭艦船沿海岸航行至在荷蘭統治時代得名且名稱保留至今的兩個海岬——亨洛彭（Henlopen）和五月角（May）之間，再進入海灣，順「南河」而上，進入人稱「明誇斯吉爾」的支流，然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前面下錨。米努伊特的人正在這裏挖著他們堡壘的防禦帶，在春風中揮汗如雨。一名士兵上岸，將一封信交給了「新瑞典」的領導人。

但是米努伊特沒能再返回歐洲。他的夢想隨著他的逝去而消亡。1638年8月，他乘船前往加勒比海收購一批煙草，準備在歐洲轉售，但海上的一場颶風奪走了他的生命。不過，米努伊特的決心和17世紀式的開拓精神成就了曼哈頓島之外的另一個傳奇。他在克里斯蒂娜堡留下的那一小批駐軍在接下來的17年中成了一個規模可觀的瑞典殖民地的基礎。這個殖民地綿延100英里，直到特拉華河谷，環繞未來的費城和特倫頓。米努伊特為開拓這個富饒、荒涼的河谷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後來荷蘭人驅逐這個侵入的殖民地的決心——使得「新瑞典」，作為奇特的、罕為人知的歷史花絮，即將為歷史做出驚人的貢獻。

德·弗里斯印製的這份名為「廣泛建議」的宣傳冊也許在描述恐怖場景時有所誇大，但是這種誇張的描述有助於證明一個觀點，那就是殖民地居民們反對向印第安人開戰，而且，實際上，一個人的心血來潮令他們的生活變得荒唐而危險，這令他們更迫切地想要建立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政府。「基夫特之戰」名副其實。基夫特越過了絕大多數居民，而最九九藏書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強硬立場和居民們對於改革的本能需求都是與這一時代相符的。荷蘭人在建立一個帝國——從定義上來說，這是件醜陋的事情。在整個世紀的進程中，那些荷蘭貿易公司、他們的總督和士兵都證明了，他們與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統治者們一樣血腥無情。基夫特與在馬六甲和望加錫的荷蘭行政官員們，在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總督們，或果阿邦的葡萄牙統治者們沒多大區別。

然而，儘管該殖民地上的一些歐洲居民對於生活在他們當中的原住民有著出人意料的微妙看法（從范·德·鄧克的文章中就能找到一例：「他們的女人有種迷人的魅力……如果她們和我們的女人一樣受教育，那麼她們將和後者幾乎完全無異」），但是基夫特不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事實上，他的行動和指令說明了，他基本上是在採取斬草除根的策略。他收保護費的要求在受到幾個酋長的抵制甚至是嘲笑之後，他抓住一件小事情——史坦頓島上的荷蘭農場的幾頭豬被盜——作為借口，興師問罪。即使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大概也能看出，一連串的事件將由此展開。這件事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諷刺意味：那些盜賊顯然根本就不是印第安人，而是荷蘭人。那座農場歸大衛·德·弗里斯所有，這個商人曾使范·推勒羞愧不已而不得不拿出作為領導人的風範，他是許多印第安人的朋友，能講好幾種他們的方言，而且他曾在與基夫特在阿姆斯特丹堡的住處用餐期間，儘力制止即將發生的事情。「這些野蠻人就像義大利人，」德·弗里斯警告稱，「他們報復心很強。」

曼哈頓島上的每個人都認識克拉斯·斯維茨（Claes Swits）。這個車輪修造工是一個愛嘮叨的老頭子，帶著他的妻子和兩個長大成人的兒子一起漂洋過海到「新大陸」來。在上船之前，他們都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鵲」酒館中，那裡也是格里耶·雷尼耶把目光投向曼哈頓之前，當酒吧女侍和妓|女的地方。那家旅館是來自德國的旅人們最喜歡的去處；從斯維茨的姓氏來看，他的原籍應該是瑞士。和在曼哈頓的其他人一樣，他剛到的時候從事過好幾份不同的職業。他租了一個200英畝的種植園，這個名叫奧特斯普爾（Otterspoor）的種植園佔據了後來的哈萊姆（Harlem）的很大一部分。他在這個種植園裡種糧食，養奶牛［他同意每年向土地所有者雅各布·范·科爾勒（Jacob Van Curler）支付200磅黃油和「在上帝的庇佑下，這片土地出產的糧食的一半」作為租金］。不久之後——也許是覺得這份工作對於像他這麼大的年紀的人來說太過繁重——他僱用了一個合伙人。就算是在當時，克拉斯也沒有在打理農場這件事情上花多少時間；他太老了，或者，也許他只是渴望與人接觸。他買下了維闊斯蓋克小道上的一小塊地，這塊地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四十七大街和第二大道上，他在那裡蓋了一座房子，然後做起了各種各樣的買賣。這條小道——在二十三大街的位置從後來的百老匯上分出來，向東面延伸，然後在島的北面與百老匯重新匯合——那時已是車水馬龍。維闊斯蓋克部落的一些村莊中的印第安人，還有更北邊和河對岸的長島的其他部落成員都在新阿姆斯特丹來來往往；歐洲人和非洲人的農莊擴張到了曼哈頓，他們也開始穿梭于這條小道上。新尼德蘭的領土依然廣袤荒涼，但是這座島的中心正在迅速地被殖民化。這個老頭子想到，這座島的東邊有一個地方適合做旅人們的歇腳處。

但是，新尼德蘭不願只做一個貿易基地。在荷蘭帝國的站點中，它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堅持要成為一方水土。據一些人估計，在這一殖民地走到盡頭之前，它所吸引的荷蘭共和國移民者人數比其他荷蘭貿易基地吸引的人數總和都多。此地的人口並不全是由士兵和公司僱員構成，還有普通移民，他們喜歡自己所看到的，希望能留下。這裡有街道和建築，除此之外，到了17世紀40年代，它已經發展出了一種風格，一種過日子的方式，這當然與經營此地的公司之間有些關係，但是更多的是由克拉斯·斯維茨、霍弗特·盧克曼斯、約里斯·拉帕里、卡特琳娜·特瑞科、格里耶·雷尼耶和「土耳其人」安東尼·薩利決定的——這些在公司外緣活動的人，而非公司內部的人。

基夫特從來就沒明白過這一點。他不是一個政客。他是受命來讓一個即將失敗的公司投機項目扭轉局面，而且他裝備了一隻撒手鐧：全權專斷，生殺予奪。在他所轄區域內的那些人不是選民，而是臣民、農奴。在17世紀，這是被廣為接受的商業模式。在東印度和西印度公司面對的大部分情況下，這種模式都奏效了。

更讓基夫特惱火的是，這個12人委員會先是沒有按照召集他們的目的支持他，然後又自作主張地開始在其他事情上對總督指手畫腳。這些顧問想「根據荷蘭風俗」要求一定的個人權利。他們想禁止售牛。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他們委員會或者其他類似的組織能成立一個常駐代表大會。在尼德蘭聯合省，即使是最小的村莊也有這樣的組織。兩周后，基夫特以命令的形式嚴正回復：

命運的轉折出人意料，一場悲劇即將吞沒以曼哈頓為根基的新尼德蘭殖民地，令它元氣大傷，最終在與英國鄰居的鬥爭中敗下陣來。但是，這一事件也令這裏的居民團結一致，將這塊殖民地的傳統保留至未來的幾個世紀。命運之神還多做了一步安排，讓那場噩夢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抵達「新大陸」謀出路的當月發生，他即將領導人們進行一場保留傳統的政治鬥爭。

他給出的賄賂立竿見影。在這個命令公布后沒多久，帕查姆（Pacham），一個來自與拉力坦人關係緊張的部族的印第安人，慢悠悠地走過哨亭，走進阿姆斯特丹堡，他高舉著——以一種他認為合乎禮儀又驕傲的姿態——一根棒子，上面掛著一隻人手。在帶著他的戰利品面見基夫特時，他稱這隻手是命令進攻德·弗里斯農場的拉力坦酋長的。https://read.99csw.com

不過，我們應弄清楚寬容的含義，那與「讚揚多樣性」——這個概念在17世紀的人們看來太愚蠢了——毫無關係。「容忍」也許更貼切一些。如果你覺得這個說法聽起來很蒼白，那就想想當時的德國吧，造成40%的人口喪生的宗教偏執和政治引發了「三十年戰爭」（僅馬格德堡市在一天之內就有3萬人喪生）。與此同時，在荷蘭聯合省，寬容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特質。荷蘭作家們公開承認，了解如何相處、適應、接納他人對生意有好處。到荷蘭諸省來的外國遊客們經常會注意到這一點，而且他們通常會覺得這很奇怪，這是一股打破穩定的力量，一種道德放縱的徵兆。不過，隨著荷蘭人四處擴張，他們將寬容付諸實踐，它以最平凡的方式呈現出來。

雖然這場謀殺是偶然事件，但是其中包含必然性。這名印第安人不曾與斯維茨爭吵。但是在15年前，也就是1626年，在彼得·米努伊特買下這座島的時間前後，一小群冒險到南部進行皮草貿易的維闊斯蓋克印第安人被一些歐洲人襲擊、搶劫並謀殺了——所有人當中只有一個12歲的男孩幸免於難並逃走了。15年來，歐洲人的人數增長，他們在島上慢慢擴張，與此同時，這個男孩一直懷著一顆復讎的心，然後，這種心理爆發了，也許連他自己都會感到驚訝。

從幾條記錄來看，這個車輪修造工是一個人畜無害、受人喜愛的老頭。他能叫出很多印第安人的名字。1641年8月的一天——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也正是從那天開始適應他在倫斯勒斯維克殖民地的「郡治安官」（schout）一職——克拉斯發現一個27歲的維闊斯蓋克印第安人站在他的門口，肩上還搭著一些皮草。這個印第安人說，他有意與他們交換一些粗呢布料。對於這一點，克拉斯應該一點兒也不覺得驚奇。克拉斯認識這個年輕人：他住在島的東北面的一個村裡，而且他曾經為克拉斯的兒子工作過一段時間。這個車輪修造工把這個站在8月的太陽底下的人請進屋，給他一些喝的和吃的。當這個老頭俯身去開他保存貿易貨物的箱子時，這個維闊斯蓋克年輕人——他是這塊殖民地即將發生的大事的中心人物，但是很遺憾，他的名字無據可考——做了一個看似毫無預謀的舉動，他伸手拿起了克拉斯·斯維茨放在牆邊的一把斧頭，高舉斧頭，砍下了這個老頭的腦袋。然後，他離開了。

基夫特也儘力了。首先，他處理了四處開花的貨幣危機。弗羅林、達布隆、便士、八片幣、先令、雷亞爾、卡羅呂斯盾以及佛蘭德鎊全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小酒館錢櫃和城裡居民們的錢包里叮噹作響：貨幣種類的混亂與高度自由放任主義、自由貿易經濟相伴而生。而錢幣還遠不是做生意的主要手段。毛皮可以用來交換包括從一杯法國白蘭地到城裡的一塊土地在內的一切東西。但是，主要貨幣，也就是在教堂禮拜儀式中捐款時，人們最常扔到奉獻盤中的是貝珠。這種現在通常被稱為「貝殼串珠」的東西是東海岸印第安人廣泛使用的貨幣，其用途比如今人們所知的要廣得多。對於來自不同語言群體的各個部落，它成了一種通用符號，一種向共同儀式的致敬，簽署條約、向顯要人物致敬的方式。跟隨亨利·哈德遜而來的第一批荷蘭貿易商利用了這種交易媒介並將其推而廣之。他們了解到哪種拋光貝珠的價格最高——產自長島最東部海岸的一種紫色蛤殼的貝珠——而且，他們不僅在自己與印第安人做生意時用這種珠子，而且變成了部落間的貝珠投機商。隨著自由貿易驟然增長，一大批品質低劣的貝珠湧入了曼哈頓，基夫特知道，隨之而來的混亂局面將會導致財政方面的浩劫。因此，在每周四舉行的「委員會例會」上，在他和拉·蒙塔尼醫生都列席的情況下，他下達了一個指令：

作戰之前需要政治動員，基夫特的第一步就是為他對付本地部落的行動爭取民意支持。他要求居民們提名，成立一個由12個人組成的委員會，這些人將協助他制定行動方案。在未來將成為紐約州的地方，他創立了第一個由民眾選出的組織，這在這片「新大陸」上還屬首創，在這件事情上他該被記上一功，不過他還不知道這一步棋會怎麼讓他自食苦果。這12人自發集結並推選大衛·德·弗里斯為首領。同在委員之列的還有約里斯·拉帕里，他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特瑞科一直堅守在這個殖民地上，由青年步入中年，而且近來有所成就。基夫特向這個委員會提了三個問題，而且，他還給它們編了號。

德·弗里斯覺得這件事情令他難以接受。這些維闊斯蓋克和塔班部落的印第安人為了躲避北方的莫霍克人而來尋求荷蘭人的庇護，他們因為沒有及時進貢而被莫霍克人襲擊了村莊。「走著瞧吧，」德·弗里斯對基夫特說，「你會把我們的同胞也害死的，開放地區的居民們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士兵們還是動身去執行他們的任務了。那一夜，德·弗里斯待在總督的住處，他坐在廚房的壁爐邊看著熊熊燃燒的火焰，等了一夜。大約在午夜時分，「我聽到了一聲響亮的尖叫，我跑到堡壘的城牆上，望向帕法尼亞。只見熊熊大火，只聽得原住民尖叫著在睡夢中被殺死」。沒過多久，一對和德·弗里斯認識的印第安人夫婦莫名其妙地出現在堡內。他們在大屠殺中死裡逃生，混亂中，他們以為這一切都是莫霍克人所為。德·弗里斯告訴他們，是荷蘭人要摧毀他們的臨時村莊，而阿姆斯特丹堡是他們最不該來尋求庇護的地方。他幫他們逃到了樹林中。早晨，德·弗里斯聽到回來的士兵們在吹噓他們「大舉屠殺或謀殺了80名印第安人，而且他們還認為自己謀殺這麼多尚在睡夢之中的人是英雄之舉」。

這二人的飯現在是吃完了。基夫特沒有直接回應德·弗里斯，而是讓他到他在堡內新建的大會堂去。到了那裡，德·弗里斯看到士兵們已經集結完畢，準備進攻。他們兵分兩路：一路人馬向西北行軍2英里對一小群在克萊爾胡克（Corlaers Hook，即今天的曼哈頓下東區）安營紮寨的印第安人發動突襲，另一路人馬到河對岸去進攻在一個叫「帕法尼亞」（Pavonia）的種植園所在區域，也就是在今天的新澤西州澤西市安營紮寨的更大一群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