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海狸皮而徵稅，人們或許還能忍受，但是，每一大杯啤酒要加5分錢的稅就超出人們的忍耐限度了。民眾起義隨之而來。人們拒絕繳稅，小酒館的老闆們拒絕收稅。作為報復，基夫特派士兵到城裡的小酒館去逮捕了小酒館的老闆菲利普·格里森（Philip Gerritsen）。

格勞秀斯對於歐洲人如何處理原住民問題也有實踐興趣，作為他的好學生，范·德·鄧克在他書中「缺失」的這個章節里平心靜氣地分析了他們的是非觀。他發現，在這些人當中，歐洲國家普遍接受的「權利、法律和行為準則」沒有什麼用，起作用的是一種普遍的「自然法則或部落法則」。他說明了至少有一部分荷蘭殖民地居民了解印第安人對於產權理解的微妙之處，他指出，對於原住民們來說，「風、溪流、灌木叢、原野、大海、海灘、河畔對沒有與印第安人開啟戰端的部落的所有人免費開放。這些人都可以把這些地方當作他們的出生地一般，自由享受、到處移動」。他確定了他們對於歐洲人也堅持的某些戰爭規則的尊重，例如讓「來使」安全通行並履行條約。他指出，為了將來的使者們著想，在提出締結土地條約等意向時，協議中要以口頭形式表明請求，同時贈送恰當的禮物。「掛起禮物，提出請求，禮物和請求的對象會對該提議認真調查，深思熟慮。如果他們接受了禮物，則表示他們接受並且同意了該請求，但是，如果禮物被掛在那裡超過三天，那麼這件事情就依然待定，而請願人將不得不更改條件或增加禮物或者雙管齊下。」

對於范·德·鄧克來說，在倫斯勒斯維克周邊建立殖民地的計劃的失敗給他帶來了思維方式的轉變。他將注意力投向南面。他的任期還有一年，但是他已經放棄了新尼德蘭北面區域，開始把更多時間花在了另一個地方，那是荷蘭在北美的所有權無可爭議的神經中樞。

而且他一直都在違抗命令，從范·倫斯勒在給他殖民地其他官員們去信時，只要提及這個名字就怒氣沖沖的表現可見一斑（在這些信中，倫斯勒往往會給這個名字加上下劃線）：「司法官范·德·鄧克讓我非常生氣……，」「至於范·德·鄧克……，」「這些年輕人，比如……范·德·鄧克，完全沒考慮過我的利益……」「……專門給我寫寫范·德·鄧克在此事上做何表現……」范·德·鄧克與范·倫斯勒之間培養起來的關係——他先是在這位長者面前巧妙地將自己塑造為正直的模範子弟，然後再漸漸地用令人不快的、幾乎明目張胆的方式反抗後者——將在他與新阿姆斯特丹的威廉·基夫特交往過程中，以及幾年後與另一位父親式的長者的交往過程中重演，這一次，這種關係將產生歷史性的影響。他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之間關係怎樣可想而知。

范·倫斯勒直接下令，強迫殖民地上的農民們以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僱工的名義發誓效忠於他。當范·德·鄧克正式反抗這個命令時，他違反了這位大莊園主的商業準則。范·德·鄧克似乎主張「中世紀」已經終結，因此僱工們應當為他們自己的行為負責——范·倫斯勒認為這種看法「不可接受」。從其職業生涯中的這一節點和之後的事情來看，范·德·鄧克的個性從幾百年前的信件、法庭記錄以及殘存下來的該時期的文件中躍然而出。任性、正直、固執、傲慢、急躁，這種個性正適合於打理一片原始的大陸，並幫助建立起一個有生命力的新社區。這在他私下裡待人接物時也有所體現。一次，有人將他告上法庭，指控他誹謗（雙方當事人此前已經「和解」）；還有一次，他和倫斯勒斯維克的一名公職人員爭吵起來，按照范·科爾勒事後向那位大莊園主打小報告時的說法，雙方爭吵升級，「持劍互相追逐」，最後范·德·鄧克給了那個人一拳。最重要的是，范·德·鄧克桀驁不馴的本性在他與他的上司的關係中表露無遺。不同尋常的是，儘管才二十齣頭，在離開他所了解的唯一的世界、遠渡重洋后，他立即勁頭十足地和他的贊助人唱起了對台戲，而他的贊助人可是一個生活在近代的中世紀貴族式的人人敬畏的人物。「最可敬，明智、強大、公正謹慎的大人」，人們在致信范·倫斯勒時這樣稱呼他。而范·德·鄧克則不然，他剛到倫斯勒斯維克就拒絕了專門留給他的農場，而選擇了在這塊殖民地遠端的另一個農場，這第一個舉動就惹惱了倫斯勒。然後他選中了這位大莊園主最寶貝的一匹黑色種馬作為他的私人坐騎。

他似乎很欣賞印第安人「按民意決定的」政府，但是他發現這樣的政府本身是有問題的。當整個村莊的人要集合起來討論重要議題時，酋長會像政客一樣動搖人們的思想，讓他們接受他推薦的行動方針，這種民主就戛然而止了。如果有反對者依然固執己見，那麼最後，「一個更年輕的首領會跳起來，在眾目睽睽之下，用斧頭一下子砍碎這個人的頭蓋骨」。范·德·鄧克不得不總結道，這種民意政府是「有缺陷的，站不住腳的」。

基夫特於6月18日將委員會召集起來。陪同他的應該有既是他的秘書，又是他的心腹的科內利斯·范·廷霍芬（Cornelis Van Tienhoven），以及一小隊士兵，以提醒眾人尊重他的權威。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當時還不是委員會的成員，但是他應該出席了這場會議。他經常經河道乘船從倫斯勒斯維克到新阿姆斯特丹，這次他也通過這一路線剛到此地。在場的大概還有城裡的牧師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Everardus Bogardus），這個身材矮胖、嗜酒如命的加爾文教徒已經開始在他的佈道壇上抨擊基夫特了。

與此同時，再往北的地方，空氣依然帶著美妙而甜蜜的天然香氣，外加松針和葡萄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沒有宅地被焚燒后產生的黑色塵埃和刺鼻氣味。阿德里安·范·德·鄧克，這位來自布雷達市的年輕人在幾十平方英里早已被劃分、修渠、造田、開墾的平原地區生活了二十幾年。但在他剛到這裏來的最初幾個月里，這個新大陸上廣袤而原始的自然風光令他著迷，而且它與可怕的南方是隔絕開的，這是一大幸事。倫斯勒斯維克殖民地北面的群山如夢境中的景象若隱若現。對於一個來自把木材當寶貝的地方的人來說，這些森林超出了他的想象——「太多了，」范·德·鄧克寫道，「實際上，森林把整個地區都覆蓋了，對我們而言，森林太多了，都擋了我們的道了。」他的小屋坐落在一條1/4英里寬的河流邊，這裏的冬天如此嚴酷，每年12月，整個地區基本上都會結冰，鑽石商人基利安·范·倫斯勒的子民們於是與曼哈頓和南面的殖民點隔絕，只有群山和完全被白雪覆蓋的松樹陪伴著他們，直到春天。九_九_藏_書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一位著名荷蘭史學家威廉·弗里霍夫，是研究17世紀的荷蘭語言和歷史學，尤其是與新尼德蘭殖民地有關的語言和歷史學方面的權威，在其論點的基礎上，我精選了一些我認為是范·德·鄧克的或者是他參与完成的作品。弗里霍夫博士在一封電郵中告訴我，將這些信件和我們所知的、出自范·德·鄧克筆下的信件放到一起，就構成了「從一位在舊世界受教育的學者的腦海中湧現出的一個新社會的清晰願景」。作為該殖民地的官方檔案的譯者，查爾斯·格林博士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這些殖民地居民的語言和個性，他也認同范·德·鄧克是唯一可能寫出這些文件的人。「另一個有可能的作者范·廷霍芬」，格林博士告訴我，不過，儘管科利內斯·范·廷霍芬受過教育，有頭腦又精明，但是，作為基夫特的左右手，他基本上不可能創作一系列公然違背當時的管理制度的文件。弗里霍夫博士覺得不可思議，在他之前，竟然沒有任何一位史學家意識到范·德·鄧克肯定是這些信件背後的推手，但是，人們對於這相當明顯的一點的漠視只不過是美國史學界一直以來對這塊荷蘭殖民地的忽略態度的又一個例子。這大量的信件與范·德·鄧克不久之後代表該殖民地採取的行動相吻合。如果把這些行動和信件放到一起，我們就能拼湊出范·德·鄧克的形象，他正是該殖民地歷史中的關鍵人物。這個人以如今已沒有人注意到的方式，奠定了一個大城市的基石，他居功至偉。把他稱為默默無聞的紐約市之父也許太過誇張，但是，他至少是被歷史遺忘了的一位重要人物。

范·德·鄧克也許是在6月和基夫特見面之後就回到了北方，但是他作為倫斯勒斯維克治安官的任期顯然在8月就到期了。10月初，他回到了新阿姆斯特丹，此時曼哈頓的活動分子們再次暗中碰面了。對於這位年輕的律師來說，日趨升溫的政治活動的氣味是他無法避免也難以抗拒的。他從萊頓到倫斯勒斯維克來歷險，帶著年輕人建功立業的夢想——夢想著自己能在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中幫助人們建立起一個新社會——然而他卻發現自己的夢想和范·倫斯勒的商業計劃並不一致。但是在這裏，這個荷蘭省份的首都，卻有一番真正的事業正在醞釀之中，那是一場走在法律思想最前沿的政治鬥爭。在海外貿易基地，個人擁有哪些權利？他們和母國的公民們一樣擁有選舉代表的權利嗎？在此之前，荷蘭貿易公司還未有過任何一個貿易基地提出政治地位要求。范·德·鄧克肯定認為，這是他揚名立萬的機會。

他研究了他們的宗教活動，而且在回應他們是否能皈依基督教的問題時，他明確表示懷疑，但是，在一個值得注意的段落中，他籲請他的國家為該殖民地的印第安人制訂社會福利計劃：「政府當局應參与其中，在當地的適當地點成立良好的學校，為他們的年輕人提供充分的教育，讓他們學習我們的語言和基督教要素。這樣，時機成熟后，他們就能夠且願意進一步教育他人，而且會樂在其中。這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準備，但是，不用這種辦法，我們就無法在他們那裡做出什麼成績。忽視這一點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印第安人自己聲稱他們很高興讓他們的孩子接受用我們的語言和宗教開展的教育。」

很難說這種感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控制住他的。也許，在他沒有陶醉於山水之間的最初幾個月里，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工作的實際執行上。因為他有任務在身，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他的僱主就發現他的熱忱非比尋常。從他觸摸到他稱之為「新美洲大陸」的土地那一刻起，范·德·鄧克似乎就一直在不斷地採取行動。他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在倫斯勒斯維克殖民地居民和新尼德蘭及新英格蘭殖民地居民之間進行的自由貿易——黑市貿易。在他抵達倫斯勒斯維克的數天內，他就穿上了全套騎士行頭，在被召集到一起的殖民地農民和商人面前發表他的第一條法令，這條法令在當時肯定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這封信寫成的時候，范·德·鄧克正坐在遙遠的北方的篝火旁，和莫霍克人和莫西幹人玩著紙牌遊戲。不過，此時反抗的性質改變了。在此之前，殖民地居民們一直在摸索，他們確信自己遭受了不公，但對申冤叫屈的機制毫無頭緒，全然不解——這些機制在荷蘭共和國由來已久，而范·德·鄧克，這塊殖民地上唯一的法學畢業生剛剛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然後，委員會也採取了行動。委員們之前已經給在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和在海牙的荷蘭政府領導人們寫信，為他們所處的困境提出抗議，但是這些請願都沒有章法，蒼白無力。這些人都是農夫和商人，不是律師；之前的信應該都是由牧師博加德斯執筆，他和其他人一樣憎惡基夫特。「萬能的上帝，通過祂的公義的審判，今年在我們身邊點燃了印第安戰爭之火」，第一封信的執筆者哀嘆道，語氣中帶著教會腔，姿態卑微地不斷重複著「我們，可憐的新尼德蘭子民們」，「大人們，顯而易見，我們這些苦難的民眾處境有多麼悲慘」。reaｄ.9９ｃｓw.ｃoｍ

這封信還繼續描述了基夫特選定新委員會的事情，但那是在他發動的災難性的戰爭早已一發不可收拾之後，而且他只是為了例行公事地通過征繳新稅、為戰爭出資的方案——信中稱，這件事情，本質上是無代表權的徵稅。然後，信中直接表示抗議：「此人……以其一己之意志，將我們的生命和財產棄於此地而不顧，即使是國王也不敢如此獨斷專行。」然後，信中大胆地請求撤銷基夫特的職務，再派一位新總督上任，而且信中還預言「除非引進一個不同的體系，否則這個地區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寧」，這裏的村民們將會「從他們大眾中選舉出執達官、郡治安官或市議員，這些人將被授權派出他們的代表並與總督和委員會一起為公共事務投票。如此一來，整個地區今後應該就不會再因一個人的心血來潮而陷入同樣的危險」。

有時候，范·倫斯勒似乎在懷疑他的法安官把殖民地居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他本人的利益。有時候倫斯勒擔心這個年輕人是要發動政變。「從一開始，你就表現得不像個法安官，倒像個總督」，有一次他抱怨道，還酸溜溜地補充了一句，如果范·德·鄧克有升職的一天，等到了那時，他希望「能有幸親自拔擢」。范·倫斯勒對於這個年輕人會以某種方式超過自己的擔心似乎在1643年6月阿倫特·范·科爾勒給他打的一份小報告中得到了證實。范·德·鄧克在大莊園主土地西面的卡茨基爾山（Catskill Mountains）待了很長時間，范·科爾勒告訴自己的舅舅，「大人，恐怕他打算找搭檔在那裡建一個殖民地」。

所以說，是的，阿倫特·范·科爾勒是對的——1643年，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確實在卡茨基爾山裡待了很長時間。在他待在高地上的時候，他開始與各個部落談判，打算購買一大片土地。他與范·倫斯勒的合同期限大概是三年，而在兩年後，范·德·鄧克開始焦躁不安——他在為未來做打算。他看到了之前在倫斯勒斯維克出現的情況，看到了那位長者如何違反常理地提出在大洋彼岸以經營中世紀封地的方式來經營他的殖民地，那裡有農奴，而他本人則是法律的化身。此時的范·德·鄧克在這片新大陸上已經脫胎換骨；和彼得·米努伊特一樣，起初毫無經驗的冒險想法在他心中成熟，變成了某些更加深刻的東西。他想在這裏做出一番成績，能留存於世的成績。和米努伊特一樣，他幾乎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建立他自己的殖民地。

他學習了他們的幾種語言，並將該地區的印第安人分為四個不同的語言群體，並仔細分析這些語言（「詞的變格和變位與希臘語相似，因為他們的語言與希臘語一樣，名詞里有雙數詞，動詞甚至有接頭母音字母」）。他親身觀察了他們的巫醫並且驚嘆于「他們知道如何在幾乎不藉助任何東西的情況下治愈新的傷口和危重損傷」，而且「他們能輕鬆治療淋病和其他性病，這足以讓許多義大利內科醫生汗顏」。然而，他對用於重病患者的「驅魔」方法有所質疑，這種方法「發出的雜訊足以將一個臨終之人嚇死」。

到了1644年，在曼哈頓發生的事件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反對基夫特和他發動的災難性的印第安戰爭的人們開始聯合起來，他們的領導人是科內利斯·梅林，這個農民曾是范·德·鄧克在1641年乘船到新阿姆斯特丹途中的旅伴。梅林四十齣頭，是個正直的佛蘭芒人，來自安特衛普周邊地區。做皮匠行當的他在那次旅程中還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孩子、一些僱農和動物，他打算在史坦頓島上耕種一大片土地。他選的時機很糟糕。印第安人摧毀了他的種植園，梅林和他的家人被迫與其他大部分人一起渡過「北河」，到曼哈頓下游的堡壘去尋求庇護。他買下了「運河」，也就是通往「東河」的溝渠地區的土地，並在這塊地上建了一座兩層樓的房子。不久后，他有了一個鄰居。德國人約赫姆·奎伊特（Jochem Kuyter）曾在東印度參加丹麥海軍，然後為了在世界上尋找一個寧靜的角落定居，他於1639年抵達曼哈頓。他開始在島嶼北面種植煙草，河對面是他的朋友喬納斯·布朗克（Jonas Bronck）的種植園（紐約市的一個區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奎伊特的第一批作物種得很成功，正當他希望能從中獲利的時候，維闊斯蓋克部落發動的一場襲擊破壞了他的計劃，他被迫遷往南方。梅林和奎伊特彼此為鄰，在就他們共同的悲慘遭遇交換意見之後，他們決定對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發起進攻。

在接到這封信之後，董事們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要區別對待曼哈頓，不過，不是承認它是一個獨立的殖民地，而是對其進行嚴厲打擊。他們同意這些自命不凡的殖民地居民提出的基夫特必須走人這一點，但並不是出於殖民地居民們概述的理由。從亨利·哈德遜35年前為荷蘭拿下那個地方以來，那裡從來沒有過一個強大、有能力的領導人。在此之前，董事們已經驚訝地發現，在發動戰爭之後，基夫特一直不願上陣——實際上，他幾乎沒有離開過安全的堡壘。他們忽略了這份信中提出的新奇的權利主張，以及信中談到的為本省成立代議制政府的說法。他們感受到了殖民地居民們的痛苦，但是他們的結論是，殖民地居民的困境並非缺乏民意代表所致，而是總督不知道如何行使權力。

他詢問了園丁、歐洲人和印第安人，而且帶著對17世紀崇尚分析和歸類的科學研究方法的熱情製作了一份清單，記錄下已經用歐洲分類法命名過的野生草本植物和可食用植物：「我們已知的植物如下（植物名皆用拉丁文表示）：鐵線蕨屬（Capilli veneris），瘤蕨屬（scholopendria），白芷（angelica），水龍骨屬（polypodium），verbascum（毛蕊花），album（藜科藜屬），calteus sacerdotis，atriplex hortensis（濱藜屬）和marina（海草），chortium，turrites（旗杆芥屬），calamus aromaticus（省藤），sassafras（檫木），rois Virginianum（多足蕨），ranunculus（毛茛），plantago（車前屬），bursa pastoris（薺菜），malva（錦葵屬），origaenum（牛至），geranicum（鸛草），althea（蜀葵屬），cinoroton pseudo，daphine（月桂），viola（三色堇），ireas，indigo silvestris（槐藍屬），sigillum，salamonis，sanguis draconum（龍血樹），consolidae，millefolium（蓍草），noli me tangere（水金鳳），cardo benedictus（藏掖花），agrimonium，serpentariae（馬兜鈴），香菜，韭菜，野韭菜，西班牙無花果，elatine（溝繁縷屬），camperfolie，petum male and female以及其他許多植物。」九_九_藏_書

范·德·鄧克這次出現在阿姆斯特丹堡是為了處理一個與他在倫斯勒斯維克的職責相關的訴訟案件，從這裏到科內利斯·梅林的家——反對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的平民主義者們的中心——沿著珍珠街走只有三分鐘的路程（今天你依然可以這麼走），右邊是河，左邊是一小排磚房和教室。這塊殖民地上的商店主和貿易商們都在這裏，他們為自己死去的孩子、妻子和同伴而哀慟，為他們投入了積蓄但被燒毀的房子和耕地而憤怒，想要表達他們的憤慨卻不太清楚該怎麼做。然而，范·德·鄧克知道該怎麼做。他肯定是在這個時候毛遂自薦擔任他們的律師的，在聽取了他們的投訴之後，他開始寫信。

但是歷代史學家們顯然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研究所使用的譯本錯漏百出。這個譯本中有的地方是準確的，並且確實抓住了原文的詩意和熱情，但是在有些地方，約翰遜完全曲解了范·德·鄧克說過的話。距今時間最近的1968版譯本的主要錯誤是漏掉了范·德·鄧克寫的很大一部分內容。直到1990年，該書一個主要部分才出版面世，當時是荷蘭學者艾達·露易絲·范·加斯特爾（Ada Louise Van Gastel）在一份學術期刊上發表了相應的譯文。在此之前一直為史學家們所忽略的這一部分內容說明了范·德·鄧克一直在認真研究印第安人的協議、合同和「政府與公共政策」。鑒於范·德·鄧克彼時剛剛完成法律培訓，以及即將代表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著手開展工作，這一部分讀起來引人入勝。在那種語境下看這部分文字，我們能看到一個剛剛走出法學院，心中充滿新的法律和政府運作實踐理念的年輕人在實驗性的研究中，將那些理念應用於一個陌生的社會。

這些文字是引自范·德·鄧克的重要著作《新尼德蘭記述》（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以下簡稱為《記述》），它被視為早期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但是，由於此書不是以美洲殖民地最終得主的語言寫就，而是以他們死敵的語言寫就，此書被歷史遺忘了。［史學家托馬斯·奧唐奈（Thomas O'Donnell）稱此書為「美國最古老的文學寶藏之一」，而且他稱范·德·鄧克「如果使用英語而非荷蘭語寫作，那麼他的《記述》一書即使無法像布拉德福德的《普利茅斯墾殖記》（Of Plymouth Plantation）一樣備受尊崇，至少也同樣能贏得後世的尊重。」］對范·德·鄧克的書的忽略反映出美國歷史對以曼哈頓為中心的荷蘭殖民地的全部記錄，以及對該殖民地本身的態度。《記述》一書只出了一個英語譯本。該譯本最早出現於1841年［譯者傑里邁亞·約翰遜（Jeremiah Johnson）不僅是布魯克林的前市長，而且認為自己是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約里斯·拉帕里的後人］，史學家們一直依賴於這本書，因為書中包含著豐富的信息，講述了這塊殖民地本身——第一批歐洲人找到的美洲荒野——以及印第安人的故事。

在接下來的14年裡，范·德·鄧克一直在寫作，他的寫作內容範圍極廣，主題基本上都是關於他的新家、這裏的歐洲居民和印第安居民以及這裏對有效的政府的需要。不過，他的文章中更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政治技巧或法律推理，而是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充沛的感情。這個人完全愛上了美洲。他看到了它的前途和壯麗。他深愛著它的天然質樸，以及它所蘊含的機遇。在他來到這兒的短短的時間里，他的頭腦中掠過的事物遠超過經營新尼德蘭殖民地的西印度公司官員們單調乏味的重商主義思想；他不是將這塊大陸視為簡單的可開發的材料來源，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新的家園，一塊可以擴張養育了他的文明的處|女地。他知道，這是一片廣袤得令人難以想象的土地（他寫到甚至連印第安人都「不知道這個地區」西面的「盡頭在哪裡」，而且他們「認為這種問題奇怪又荒唐」），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歐洲的延伸體可以在此成長。他知道，這裏將需要一個法律框架、一個司法體系，而且他大胆地認為自己能幫這裏塑造出這樣一個體系。這並不是說他已經預見到「新大陸」殖民地有朝一日將脫離它們的祖國。他是17世紀而非18世紀的產兒。但是，正如他的文章中明確表明的，他是最早的真正的美國人之一。之所以這麼說，並非因為他來到這裏生活，而是因為他一到此地，廣闊的機遇就在他的心中敞開了——他不僅聯想到了自己的機遇，還想到了他人的機遇。

范·德·鄧克認定4月和5月是探索鄉村地區的最佳月份。「此時的樹正在開花，」他寫道，「樹林里充滿甜蜜的香氣。到了5月中旬，我們肯定能見到成熟的草莓，但不是在花園中，因為它們不是種在花園裡的，而是在地里自然生長。」但是，他覺得他最喜歡的還是這個新大陸的秋天：「高地之上，往北走，天氣越發寒冷，淡水結冰，家畜都已入圈，廚房物資準備就緒，一切整理停當，等待冬天到來。人們宰殺肥牛和豬。野鵝、火雞和鹿在這個季節最為肥美，最易捕得。」他觀察了這裏的熊，「不像莫斯科大公國和格陵蘭島的灰熊和白毛熊」，而是「泛著光澤的黑色」，而且它們嗅覺靈敏，「當印第安人出發獵熊時……他們的身上會帶著以掃的氣味，打扮成以掃的樣子，也就是說，他們會在身上塗上曠野和森林的氣味，這樣他們就不會因反差巨大的氣味而露出馬腳」。他為「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鹿驚嘆不已；他研究過鷹，他觀察到它們「在高空中，在人的視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翱翔」，而且能「抓住魚，把它活生生地從水裡一把拽出來」。他追尋樹林中火雞的蹤跡，打到許多鵪鶉，驚嘆于「山鷸、樺鷸、黑琴雞、野雞、林沙錐、水沙錐」的數量之多。作為一名優秀的荷蘭人，他還特別研究了新大陸的風——那是「輕快的，哺育萬物的貿易信使」。九_九_藏_書

這位長者有他自己的辦法：他的代理人憑智謀擊敗了范·德·鄧克，買下卡茨基爾，又將他的殖民地拓寬了幾千英畝。但是范·倫斯勒無福看到這一天了。我們很願意推斷是范·德·鄧克的魯莽大大地刺|激了他，但是我們無法保證這種推斷的真實性。無論原因是什麼，鑽石商、倫斯勒斯維克的大莊園主基利安·范·倫斯勒不久之後就去世了，將這份產業留給了他的兒子們。這塊奇特的中世紀封地將在它自己的世界中繼續存在，經過紐約的英國殖民地時期，進入美國歷史（奧爾巴尼市，也就是後來的紐約州首府最終將不得不提交文件，澄清這塊領地與將此領地團團圍住的英王室直轄領地不同）。實際上，倫斯勒斯維克將在基利安的兒子耶利米亞（Jeremias）和後來管理者的現場照管下發展壯大，最終拓展為一片超過百萬英畝，生活著10萬佃農的土地。

一接到他侄子的這個線報，范·倫斯勒就派了一個人到該殖民地去，此人是奉命向印第安人購買那一大片被稱為「卡茨基爾」的土地。他給范·科爾勒寫了一封信，信中滿是對范·德·鄧克的謾罵之詞。此人以「詭計」否認他的贊助人的權利，其中包括獲得與他的殖民地毗鄰的任何財產的權利。此人當「受到約束」，如果「事實證明他依然固執己見，那麼他將被革去職務」。

即使是在遙遠的阿姆斯特丹，范·倫斯勒也已經從多個季度的報告中察覺到他的治安官表現出的任性，這很危險。他開始後悔選擇了范·德·鄧克。「現在你令我感到快慰的就是你在迅速處理幾件事情時表現出的熱情和勤奮」，最初的時候，范·倫斯勒這樣寫道，但是，這些品質同樣也是缺點。這個年輕人對所有事務都大包大攬——他未請示範·倫斯勒或該殖民地的商務專員，即范·倫斯勒的侄子阿倫特·范·科爾勒，就用他認為恰當的方式處理糾紛，決定在殖民地上建磚廠，尋找鋸木廠和磨粉廠的改進方法。當這位大莊園主命令自己的治安官向佃戶們收繳逾期欠款時，范·德·鄧克走訪了他們住的棚戶，看到他們沒有錢，但他沒有告訴這位大莊園主自己未按其意願行事，而是直接不理睬此事。范·倫斯勒很快就在他的多封信件中嘮叨：「你最大的錯誤就是企圖壓倒科爾勒，而且你行事太過我行我素。」

從此之後，該殖民地的檔案中就出現了一系列越來越複雜、態度強硬的法律請願書和論據，這些文件都是由殖民地居民們寄給西印度公司或海牙的荷蘭議會，目的是爭取該殖民地的政治地位。這些信中有很多都出現了范·德·鄧克的名字。還有很多信是匿名信件，或者是以其他殖民地居民的名義寫的，這些人都是文盲，或者其教育水平和行文風格不相稱。

他因此得以打破當時歐洲人在文化方面將原住民當成野人的偏見。通過後來他的著作中對印第安社會細緻入微的觀察記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莫霍克人和莫西幹人的文化中。他和他們一道在樹木繁茂的山坡和山谷中遨遊，坐在他們家中，仔細研究女人們的烹飪方法，觀察他們的儀式、捕魚和種植技巧、性與婚嫁習俗，還有「他們的孩子吃奶的方式」。這兩大主要部落群體的語言不同，文化迥異——莫霍克人更喜歡定居，他們住在以農耕需求為中心，用柵欄圍起來的村莊中；而莫西幹人則傾向於隨狩獵季節而遷移——在范·德·鄧克看來，這就是他們經常相互交戰的原因。後來他對好奇的歐洲讀者們這樣描述這些原住民，他們「和尼德蘭人一樣身材適中，體型勻稱」。他還描繪了他們的房子：格局緊湊，這樣它們就能「擋風遮雨，而且相當溫暖，但是他們不懂得將房子分成房間、客廳、過道、衣櫥或貯藏櫥」。

於是他們開始物色新總督，這次，他們不想要倚仗裙帶關係的無能之輩。他們需要一個效忠於該公司，擁有真正的領導才能，能夠管束這些殖民地居民的人。一個管理者，對，一個能多一分優點——一個有能力的外交家——而少一分缺點的人。他們需要一個有勇氣、有毅力、有頭腦的人，一個不怕苦的人。他們需要一個老大。

到1644年10月28日，請願書已經完成。這次的請願書與之前的那些請願書的語氣截然不同。這份請願書不是以對全能的權威拐彎抹角、卑躬屈膝地討好的語言作為開場白，而是乾淨利落地直接說明了這塊殖民地的問題的來龍去脈：「為了做門面功夫，總督於1641年11月以車輪修造工克拉斯謀殺案為由，召集12個人來此；總督問他們，我們難道不應該為前述的車輪修造工血案而復讎？於是，兩方人對此看法不一……（但是）總督的頭腦已經完全被戰爭的渴望佔據了……前述12人再也不能會面……此禁令不得違抗，否則便會招致肉刑。不久之後，（總督）一意孤行地對維闊斯蓋克人發動了戰爭……」read.99csw.com

基夫特告訴這些人，這塊殖民地現在缺錢。戰事掏空了金庫。他馬上提議通過徵收海狸皮稅和啤酒稅來籌集資金。委員會成員們對此表示十分不滿。他提議徵稅的這些人已經因這次戰爭而失去了家園、財產和家庭成員。人們住在臨時搭建的窩棚里，衣衫襤褸。他們出不起錢，而且就算他們有錢，他們也會拒絕。更何況，委員們爭辯道，在沒有獲得阿姆斯特丹公司授權的情況下徵收這樣的稅是違法的。基夫特氣得面紅耳赤。「我在這裏的權力比公司大！」他沖委員們咆哮道，並宣布會採取任何他認為有必要的措施。於是，曾經當過水手的奎伊特氣勢洶洶地站了起來，用力指著這位總督發誓說，等哪天基夫特沒有他的職位作為保護傘的時候，奎伊特「一定會要了他的命」。這場會議在混亂中不歡而散，幾天之後，人們就看到了基夫特的士兵們在堡壘四周敲敲打打、張貼布告，通知居民們繳納新稅。

他記錄下這片土地的輪廓、不同地區的土壤特性、當地的樹木和水果：「桑葚比我們的品質更好、更甜，熟得更早。」他數過「好幾種李子、野生或小的櫻桃、刺柏、幾種蘋果、許多榛子、黑加侖、醋栗、藍色的印地安無花果、遍地的草莓（其中一些5月中旬成熟，而我們的7月才成熟）、藍莓、覆盆子、樹莓等，還有洋薊、橡果、咖啡豆、野生洋蔥和青蔥，就和我們的一樣……」一種當地的水果令他著迷，他稱之為「cicerullen，或者水檸檬」（即西瓜），這種水果能長到「最粗大的萊頓捲心菜的個頭」，而且「果肉疏鬆，就像嵌著籽的濕海綿。在完全良好成熟之後，它入口即化，除了籽沒有其他需要吐出的殘渣……它們十分爽口，通常我們會把它們當解渴的飲料」。

堡壘內，蜷縮在一起的群眾已幾乎陷入混亂。見此情形，為了重建秩序，基夫特提出任命新一屆民意代表委員會來協助自己，這多少讓人們的情緒平靜了一點兒。在他親手挑選八個成員時，人們沒有吵吵鬧鬧。自然地，他選擇了他認為會支持他的人。他選擇梅林作為帶頭人，他認為這個從皮匠變成種植園主的人應該會感激公司給了他這樣一個晉陞的機會。考慮到當時該省人口中有20%是英國人，他還選擇了兩個英國人，其中一人是艾薩克·阿勒頓，這個老謀深算的商人與清教徒們一起乘坐「五月花號」來此，後來，他感覺自己在他們的社會中多受拘束，於是他從新英格蘭搬到了環境更自由的新阿姆斯特丹。

殖民地的居民們通過貿易商霍弗特·盧克曼斯偷偷地將請願書帶出曼哈頓。不久后，他就以他的贊助人費爾布魯日家族的名義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途。在阿姆斯特丹，在殖民地居民之前發出的語調哀傷的信件的基礎之上，這封信起了作用，但不是積極分子們所期望的作用。西印度公司當時正焦頭爛額，損失越來越多，各個地區的商會在互相指責。這個國家——再到這個公司——依然在與班牙人交戰，而在巴西，公司僱用的士兵們剛剛在對西班牙的一場重大戰役中落敗，他們正在為糖業市場的控制權而鬥爭，因此分身乏術。他們在北美的貿易基地已經早已陷入泥沼。簡報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辦公室和位於海牙、被人們稱為「議會大廈」（Binnenhof）的庭院建築群之間穿梭往返。這封信令商人們和政府官員們的聚焦點都變得更加明確。他們開始明白，這個北美貿易基地是一個異類——它和在巴西、巴達維亞、台灣島、香料群島等其他任何一個荷蘭殖民地都不同。其他殖民地有時也許會惹出點兒麻煩，比如在安波那島上對英國人的那一場骯髒的大屠殺，但是他們其餘的軍事-貿易基地都沒有問題，完全在該公司的控制之下。

范·德·鄧克的確一直在群山中漫遊。他對「新大陸」的迷戀以一點為中心，即原住民。南面的激戰和恐怖主義衝突發生在歐洲人和哈德遜河谷下游的部落之間，這與倫斯勒斯維克周邊地區的莫霍克和莫西幹部落不同，那種混亂狀態尚未波及北面此處。印第安人依然經常在貿易站點以及大莊園主領地上的民居和農場中出現。剛到這裏不久，范·德·鄧克就開始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交往，並且開始闖入他們的土地。當時的歐洲已經積累了大量關於美洲原住民的文獻，尤其是荷蘭人，因為渴望能大肆渲染他們的西班牙壓迫者們的陰暗面，他們一直在關注西班牙征服者們手中的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在萊頓這樣的大學里，年輕人們都讀過用流暢的拉丁文描述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情景：他們「赤身裸體」，對「一切不幸的根源，即金錢」一無所知。一些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就這樣拼湊出了這些「新大陸」居民的理想主義形象。這種形象在20世紀70年代依然恰當。也許正是這種想法吸引了范·德·鄧克走進印第安社會。

無論范·德·鄧克在離開阿姆斯特丹之前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的職責都和為新社區謀福利而執法的關係不大，更重要的是為大莊園主的利益而服務，這一點很快就顯露了出來。范·倫斯勒雖然遠在大洋彼岸，但是，通過他不厭其煩的書信指示，他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專註于效率、堅定而無情的監工。范·德·鄧克要全力以赴，打擊黑市糧食交易，窮追猛打那些在契約到期之前擅自離開殖民地去做生意的人，而且要起訴暗中買賣海狸毛皮的居民。為了給范·倫斯勒辦事，范·德·鄧克騎馬跑遍殖民地的山谷，又乘船通過「北河」往返于倫斯勒斯維克和曼哈頓之間。1642年11月，他正在新阿姆斯特丹尋找一個撕毀他在倫斯勒斯維克的服務契約，擅自逃走的年輕女人。但當他找到她的時候，發現她已經有了身孕，而且馬上就要分娩了。在阿姆斯特丹堡的法庭上，他盡自己的責任「命令」她回去履行她的職責，之後又決定允許這個女人留在原地，直到她把孩子生下來，等到孩子年齡夠大，可以上路時再回去。那位老莊園主並不希望看到他的治安官性格中靈活的一面。「你的職責是為我謀求利益，以免我遭受損失。」老莊園主在一封信中咆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