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夫特讓英國移民們宣誓效忠荷蘭議會並給他們定居的土地，他們在奠定後來的紐約市的基礎方面出了一份力。這些人中有幾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一位穩重的倫敦貴族德博拉·穆迪夫人（Lady Deborah Moody）皈依了再洗禮派，她聲明自己願意為該教派的驚人觀點而獻身，即受洗者必須長大成人，明白受洗的意義之後方可受洗。倫敦人都被震驚了：50出頭、身份尊貴的她與農民和更下等的人一起擠進一艘臭氣熏天的木船，逃往馬薩諸塞灣殖民地。在那裡，塞勒姆法院威脅她，除非她宣布停止她的瘋狂行徑，否則就要將她驅逐出境。清教徒首領約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t）為此還說了一句名言，「她是個危險的女人」。基夫特給了她和她的追隨者們長島西南端的所有權。這個管事的女人為自己的社區自行草擬了一個計劃，這個社區叫「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人們現在依然可以在麥當勞大道和格雷夫森德涅克路（Gravesend Neck Road）的交界處看到她最初計劃的框架］。然後，她開始著手安置她的那些對洗禮很在意的追隨者們。於是，他們在布魯克林的一角，即包括今天的本森赫斯特、科尼島、布萊頓海灘和羊頭灣在內的地區，建立了第一個由女性創立的新大陸殖民點。

但是，在這些友誼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卻是與一位並未陪同施托伊弗桑特前往曼哈頓的年輕人的友誼。約翰·法雷（John Farret）出生於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是英國人。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樣，他得到了西印度公司在庫拉索的一個職位；這兩人也許是在那裡見面的，也許早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就見過面。他們很快就成為朋友，這種友誼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其他友誼的真實寫照——施托伊弗桑特扮演更有權力的角色，法雷在他面前幾乎卑躬屈膝。但是法雷在有些事情上超過了施托伊弗桑特：他完成了大學學業，獲得了一個法學文憑，而且還是詩人兼畫家。施托伊弗桑特欽羡所有這些文化的象徵，而他們的友誼就建立在他的欽羡之情和法雷費力討好的舉動之上。歷史中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形象是呆板的，但是一項研究進展揭示了這種形象背後的深層個性：他和法雷保持了長時間的通信往來……而且是以詩的形式。一連串長長的詩歌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命運起伏，這些詩歌目前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尼德蘭航海博物館（Netherlands Maritime Museum），據我所知，這些詩歌中除了一些小片段之外，從未被翻譯或出版。

這個大學肄業生就這樣在當時生意如日中天的一家公司謀得了一個職位，簽訂了最低等的行政級別合同。他對工作的熱忱很快就給公司官員們留下了印象，他們給了他一個很模稜兩可的獎勵：他被派駐到遙遠的費爾南多-迪諾羅尼亞島（Fernando de Noronha），此地距離巴西海灘還有200英里，因老鼠數量眾多而在公司中聞名。從那裡開始，他很快拿到了沿海殖民地伯南布哥的一個職位，然後又到了庫拉索。和古往今來天生的領導人們一樣，他走到哪裡，手下們都對他趨之若鶩，這些被他的幹勁所吸引的人認為跟著他就能給自己找到機會。雖然從他職業生涯的終結來看這不太可能，但是他對英國人有幾分好感，這一點終其一生都未曾改變。他的這批追隨者當中至少有兩個英國人。那個在荷蘭人的記錄中被稱為「卡雷爾·范·布呂赫」（Carel Van Brugge）的人實際上是出生於坎特伯雷的查理斯·布里奇斯（Charles Bridges）；而布萊恩·牛頓（Brian Newton）已經為該公司工作了20年。這些人將沾他的光，一路前往曼哈頓區，並在曼哈頓為了生存而掙扎奮鬥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傷口終於痊癒了，施托伊弗桑特宣布自己能勝任職務了。於是，有一天，他一瘸一拐地走進了該公司阿姆斯特丹總部的中庭（這座建築依然存在，現在裏面是一家餐飲企業，服務生們就在這個中庭里飛快地走來走去，完全沒有注意到中間的施托伊弗桑特青銅塑像），炫耀著他的新木腿和憑勇氣與效率而贏得的美名。幾乎與此同時，一封信寄到了這些辦公室。它來自曼哈頓。這封信以異常強硬的、律師用的術語陳述了這塊北美殖民地上一塌糊塗的局勢。它要求將基夫特革職，並任命一位能夠引進代議制政府的新總督，「如此一來，整個地區今後應該就不會再因一個人的心血來潮而陷入同樣的危險」。這些董事局的領導肯定一會兒看看這封信，一會兒又看看這個從新大陸歸來並且渴望回到他的加勒比海職位上去的年輕人。他們不喜歡基夫特莽撞愚蠢的管理風格，但是他們同樣不喜歡從曼哈頓傳來的這番關於代議制政府的說法。顯然，他們面前的這位堅毅的弗里斯蘭年輕人能給格勞秀斯或者笛卡爾一點兒顏色瞧瞧，對他來說，本公司的規矩就是唯一的「自然法則」。他不是喜歡思考那些過於複雜、沒有用處的事情的人，而是一個身材矮胖、知道自己的職責和身份的牧師之子。總而言之，他就是一個優秀的年輕人。毫無疑問，沒過多久，他就學會了用自己的木腿了。

於是人們一拔接一拔地離開了英格蘭。但是在選擇跟隨早期清教徒們的腳步移居美洲之後，那些受鄙視的派別成員卻惱怒地發現，在忍受遼闊的海洋上可怕的一切之後，新英格蘭的大部分清教徒依然和在故國一樣，強調派系有別。事實上，在新英格蘭的開放空間，對於神字的迴旋餘地甚至更少，對巫術的癔症並不會在一段時間內達到頂點，但是各個社區都迅速採取行動，將不同教派的成員逐出教會並強迫他們離開。所以，17世紀40年代初期有兩次反彈，失意的英國宗派主義者源源不斷地從舊英格蘭逃到新英格蘭，然後，他們在絕望中想起了荷蘭人引以自誇的寬容，於是又遷往南方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去尋找避難所。他們零零散散地穿過阿姆斯特丹堡的格柵門房，威廉·基夫特很高興收留他們。此時他已經四面楚歌，並且意識到他必須增加在他管理之下的人口才能生存下來。17世紀荷蘭國民性的不可思議之處在於，除了給他們定居的土地，他還給了他們隨心所欲地奉行信仰的自由，這在那個時代可真是件稀罕事。在禁止他自己的同胞擁有半點兒代表權的同時，他卻基本上堅持給這些初來乍到的人披上一張宗教自由之毯，而宗教自由是他引以為豪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顯然不難推斷。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這些殖民地居民自己很清楚他們這裏被當成了避難所，而且他們為此而自豪。范·德·鄧克在寫到其中一個英國難民時，用像是來自遙遠未來的史學家的視角對這種情況做了一番總結：「（他）在英格蘭風波乍起時來到新英格蘭躲避風頭，卻發現他是剛出狼窩又入虎口。於是，他投身於尼德蘭人的保護傘下，為的是能順荷蘭宗教改革之勢，享受他沒想到在新英格蘭得不到的信仰自由。」

但是無視這種痛苦是不行的——醫生們告訴施托伊弗桑特，他被截斷的殘肢在那種氣候里是好不了的；如果他還不離開，它會潰爛化膿。他開始拒絕了——他才當了18個月的荷蘭加勒比海地區行動領導人——但最終，他在回家復健的想法面前讓步了。

一回到曼哈頓，基夫特馬上就埋頭安排和該地區的印第安人簽訂和約。1645年8月30日，在「藍天華蓋之下」，整個城鎮的人都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堡前。酋長們——哈肯薩克部落的奧勒塔尼（Oratany）、塔潘部落的瑟瑟科姆（Sesekemu）、雷士嘎瓦旺克部落（Rechgawawanck）的威廉（Willem）、奈亞克部落（Nyack）的瑪雅烏唯亭內敏（Mayauwetinnemin）、維闊斯蓋克部落的埃皮安（Aepjen）威風凜凜，整齊劃一地聚集於此，他們各自代表自己的部落或者有些人「以鄰近部落酋長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前來。雙方達成「堅定且不https://read.99csw.com可違背的和約」，並且同意不再以暴力形式，而是以商討的形式解決未來的爭論。雙方派出的20人在和約底部做了標記或者簽字。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不在場，但是他未來的岳父道蒂教士是簽名人之一。第二天，基夫特發布了兩個公告：一個是將某一天定為全民感恩日，第二個是下令調查那個出產莫霍克人令人著迷的金色物質的礦藏。他相信他想到的是一石三鳥的妙計：保住他的工作，停止戰爭，而且——如果對那些金色物質的初步試驗結果無誤——找到能讓這個殖民地繁榮興旺的東西。那麼，也許這些居民就不會再有不滿了。

至於那些殖民地居民以及他們的不滿，梅林和奎伊特才正要發動攻勢，以反對西印度公司及其對他們的封建統治。他們如今有了一個盟友，一個在這個社區有既得權利的地主，一個有著他們所需的技能、認識到這個殖民地的外部和內部問題只能通過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才能解決的人，一個私底下已經決心鬥爭到底的人——直到海牙政府辦公大廳內庭方肯罷休。范·德·鄧克已經蓄勢待發。他走到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從學生到觀察者，再到如今的行動者。到1647年時，他有了一個妻子，還有他夢寐以求的大片地產。諷刺的是，他如今卻幾乎沒有時間享受這一切了。這場鬥爭將吞噬一切，它是一根導火索，一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運用正義原則的機會。

因此，道蒂理所當然地加入了這個殖民地方興未艾的反基夫特運動。他也是天生就好與人爭論的人。1645年6月，他指控另一位英國人威廉·格里森（William Gerritson）唱的歌中傷了他和他的女兒瑪麗。也許正是在這裏，他吸引了某位年輕律師的眼球——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18歲的女兒吸引了這位律師的眼球。我們不知道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瑪麗·道蒂第一次見面是在哪裡，但是看來范·德·鄧克當時就在法庭上。如果說這個一副貴族派頭的荷蘭人和這位年輕的英國女性之間最初存在語言障礙，那麼這位有著一個作風強硬、思想獨立的父親的女孩將證明自己是個足智多謀的前衛女性，他們很快就克服了這種障礙，在年底之前就完婚了。

雖然基夫特對曼哈頓周邊地區的印第安人發起的戰爭很殘酷，但是與加勒比海尤其是巴西海岸沿線的戰鬥規模相比，它幾乎不值一提。在過去30年間，巴西沿海地區交火不下百次，歐洲人可怕的戰術組合包括在與用弓箭作戰的印第安人交戰時使用火槍並讓步兵扔長矛，大地因攻城的炮火而變得千瘡百孔。同為歐洲人的雙方士兵在他們可笑的重甲中悶得喘不過氣，一邊戰鬥，一邊還要被雅司病、痢疾和腸道寄生蟲折磨得體無完膚。每次交戰時，雙方的老兵都會按照慣例默默溜出隊伍，從死屍中找到他們半死不活的夥伴，幫他們在喉嚨上痛快地來一刀。戰鬥之殘酷和這些被圍困的殖民地面對的局面之嚴酷——「皮革、狗、貓、老鼠」在被荷蘭人圍攻的一座城鎮中，都成了果腹的食物——證明了其中的危險，也證明了環境的惡劣。正是這種環境造就了那個後來被曼哈頓人稱為「司令」的人。

由於17世紀戰事頻繁、科學探索的浪潮日益高漲，醫學專著中關於截肢術的內容越來越多。截肢有許多技巧，這些技巧全都很可怕。病人通常要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被放在一張椅子上，由兩個人將其按住。醫生會用自己的手將病人受傷肢體的「皮膚和肌肉連根拔起」，然後，據一篇文章稱，「我們會用剃刀或雕刻刀把肉切下來……直至骨頭，我們會用這把刀的刀背儘力抹刮這塊骨頭，為達到效果刀背需特製，從而，在砍削這塊骨頭時，覆蓋在這塊骨頭上的骨膜的痛感可能會降低。否則它同樣要經過撕裂、接合，這樣會非常痛苦……完成此步驟后，你必須用一把鋒利的鋸子鋸斷骨頭……」在沒有麻藥或鎮靜劑的情況下，這種恐懼已經足以令病人在鋸子完成工作之前死去。一本外科醫生手冊用直白的語言指導醫生們如何勸解病人：「讓他以最虔誠的祈禱者的心態，準備好將他的靈魂獻給主……因為，要將按上帝自身的形象創造的人肢解實在是不敬之舉。」

基夫特還帶著他兩人委員會中的另一成員約翰內斯·拉·蒙塔尼——當然，還有一批士兵——沿河而上，走了150英里。印第安人同意在奧蘭治堡邊界內和他們見面。倫斯勒斯維克的官員們也參加了會面，其中一個擔任官職的是名叫阿格洛恩斯（Agheroense）的莫霍克人，他會說易洛魁聯盟的所有語言以及莫西干語，將從旁協助，為范·德·鄧克進行口譯。阿格洛恩斯——應該還有范·德·鄧克和基夫特總督——當晚在「大莊園主宅」，也就是倫斯勒斯維克總督的住所過夜。那天早上，他從樓梯上下來，和范·德·鄧克打招呼，范·德·鄧克向他介紹了基夫特，然後這三個人在早餐桌邊坐下聊天。與此同時，阿格洛恩斯在給自己的臉上塗禮儀性的彩繪。在坐著看他塗臉的時候，基夫特明顯興奮了起來，因為這個人用來塗臉的是一種閃閃發光的金色物質。他讓范·德·鄧克問問那是什麼；在他的腦海中休眠許久的希望——最初，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發現金子的事實點燃了所有歐洲人心中的希望——又復甦了。這會不會是解決他的殖民地財政問題的答案呢？如果是這樣，他的事業不也就得救了嗎？阿格洛恩斯把那個罐子遞給了范·德·鄧克，范·鄧克又把它遞給了基夫特，基夫特問自己能否買下這個罐子，好好研究一番。

不過，奇怪的是，即使感覺到了北方人口帶來的壓力，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還是因從英格蘭遷往新英格蘭的難民潮而獲益良多。英格蘭清教徒叛亂儘管在民眾中有廣泛的基礎，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極其狹隘。光是一個熱情如火的新教徒還不夠——你還得是站對邊的新教徒，否則你那明亮的熱情之火會將你標記為需要神學凈化之人。「行邪術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Thou shalt not suffer a witch to live」），在查理的父親指導下翻譯的《出埃及記》如是說。因此，浸禮會教徒、再洗禮派教徒、家庭主義派教徒和門諾派教徒都被打上了這種標記。這種荒唐的事情自然會令我們搖頭，但是在一個充斥著咒語和藥水的年代，決定讓誰走入火堆可是件嚴肅的事情。

約阿希米覺得有必要採取行動了，因為荷蘭殖民地面對的來自北方的壓力與日俱增。由於英格蘭的這場動亂，新英格蘭的人口大大膨脹，達到新尼德蘭人口的十倍之多。兩個在米努伊特的時代不成氣候，正在死亡線上掙扎，靠在曼哈頓的荷蘭代表們送來的零零散散的愛心包裹接濟的移居點（普利茅斯和馬薩諸塞灣）如今已經是四個功能齊全的殖民地。在荷蘭人認為是他們自己的領地上，康涅狄格和紐黑文已經獨立出來。這些殖民地都有它們自己的管理體系，幾乎不受母國的read.99csw.com干預，這一切都多虧了忙於降服對方的英王和議會。1643年，為了鞏固自身，主要是為了對抗荷蘭省份，他們組成了一個聯盟：「新英格蘭聯合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 of New England）。

施托伊弗桑特在庫拉索當了三年的供需員，他在工作上和謀求晉陞方面都很賣力。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他樹敵不少，其中有荷蘭的加勒比地區政治和軍事行動指揮官揚·克拉遜·范·坎彭（Jan Claeszoon van Campen）。施托伊弗桑特的處境本來會變得很艱難，但是他很走運，范·坎彭在1642年去世了，施托伊弗桑特得到了他的職位。施托伊弗桑特的朋友們舉杯祝賀他；法雷為此寫了一首詩，讚頌如今蓄勢待發、準備建功立業的「勇敢的施托伊弗桑特」，而且詩中充滿了對施托伊弗桑特的批評者們的尖言冷語——這說明了施托伊弗桑特從未因樹敵而不安。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帶著這麼折磨人的傷跨海總歸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事。這種情況確實發生了，這是一場極其可怕的海上之旅。「擠奶女工號」（The Milkmaid）於1644年8月離開庫拉索，但是這艘船直到12月才抵達荷蘭港口。坐過船、運河中的駁船、馬車，經過有山形牆的建築，穿過一股股冬天特有的煤煙和燉菜散發出來的怡人氣味，他被拖到了住在萊頓附近的姐姐安娜（Anna）的家裡。生活立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過去九年在瘟疫橫行的熱帶地區忍受的耐力測試突然結束了。他身在文明進步的荷蘭農村，身邊滿是燉肉和熏魚，有人照料他的殘肢，給他上藥。這是一個經典場景：受傷歸鄉的士兵受到人們照料。而且，故事的結局是，他愛上了他的護士。朱迪斯·貝亞德（Judith Bayard）是安娜·施托伊弗桑特（Anna Stuyvesant）丈夫的姐姐，當這位傷殘人士來到這裏的時候，她正和這對夫婦一起生活。她不是放蕩的年輕姑娘，而是一個意志堅定的老姑娘——37歲的她比施托伊弗桑特大3歲，之前她一直和自己的父親（一位牧師，這無疑令兩人有了一些共同話題）生活在一起。當她的父親去世的時候，她剛進入這個家庭；她來照顧這位病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朱迪斯來自南部的布雷達，也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出生的地方。她是一位加爾文教派中的胡格諾派教徒，她一家人是為了躲避天主教迫害而逃離法國的。

英國內戰大概首先是一場宗教戰爭。如果說17世紀的主線基本上就是對全球帝國的爭奪，那麼這條主線上充滿了在宗教改革的餘震中因各種階層宗教世界觀的衝突而引發的戰事。英國國教在亨利八世統治時期脫離天主教會，從那時起，它就採納了較為溫和的新教形式，保留了教會神職人員等級制度和在羅馬影響下對花哨的法衣、華麗的禮拜儀式的喜好。大部分的英國人對此都很滿意，但是有些人覺得很惱火。清教主義不是源自英國的一場運動，而是從歐洲大陸移植而來的意識形態，是某種意義上的二次宗教改革，是繼續革命的號召。英國清教徒們是通過神學的鏡片觀看廣闊世界中發生的所有事件的。他們看到宗教衝突席捲歐洲大陸——「三十年戰爭」本質上是天主教勢力為了扭轉新教國家擺脫他們勢力的勢頭而發動的一系列攻擊——而且，除了他們的極簡主義風格主張之外，他們還樹立起了一種信念，那就是英格蘭就是新以色列，上帝選定此地作為對抗教皇和他那些神氣活現的紅衣走狗的大堡壘。在查理統治期間，清教主義席捲英國社會，贏得了農民和貴族的支持。它告訴人們如何改善個人生活，還給了人們一個民族自豪感的聚焦點。當然了，還有你必須履行的責任。

在他的加勒比地區貿易站點，施托伊弗桑特成了這個貿易圈的推動者之一。他被嵌入了一個貫穿全部節點的溝通網路，並由此開始參与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事務。他得知基夫特在那裡遇到了麻煩，而且嘗試伸出援手，然而那變成了一個更大的笑話。在經歷聖馬丁島慘敗之後，他乘船返回庫拉索。夜裡，他的船似乎和另一艘朝相反方向開的船擦身而過。那艘船上有450名從被西班牙人侵襲的巴西貿易站點逃回來的荷蘭士兵。在此之前，這些士兵突然出現在庫拉索，尋找食物並待命。在那裡，他們被告知可以協助聖馬丁島行動，但是他們來晚了，等待他們的就只有西班牙人的第二輪炮擊。最後，他們逃回了庫拉索。當身體欠安的施托伊弗桑特看到他們出現在那裡的時候，應該覺得相當難受：第一，因為如果他們能早點出現，也許就能逆轉聖馬丁島的局勢了；第二，因為庫拉索的食物配給少得可憐，他養不起他們。他決定命令他們到新阿姆斯特丹去，這是一石二鳥之計。在那裡他希望他們能幫基夫特解決印第安人問題。他覺得這些人也只剩這個用途了。

撤換基夫特的日子終於到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基夫特肯定已經準備好了：這種事情之前就發生過一次，當時他被迫從法國拉羅謝爾港逃走。是他的命令帶來了死亡，令人們飽受折磨、身首異處，如今他是背負著這一切的罪人。1647年5月11日，當他站在海濱，看著一條從四艘剛剛下錨的船上下來的小艇向他駛來，壓力和黑暗從他的眼睛里和臉上不由自主地浮現了出來；他的呼吸肯定隨之變得濁臭。那是一個天色蔚藍的春日，就像一幕戲劇終了時角色謝幕一樣。社區里的所有居民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都聚在了他的身邊：約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以及他們的孩子和孫子；外號「土耳其人」的安東尼·范·薩利和他的妻子格里耶·雷尼耶——如今他倆都是體面人了，不過依然很難相處——還有他們的四個女兒；一個剛剛拿到曼哈頓一家農場所有權的非洲寡婦安娜·范·安哥拉（Anna van Angola），還有安東尼·剛果、揚·內格羅和其他擁有奴隸身份和自由民身份的黑人居民；膚色各異的丹麥人、巴伐利亞人、義大利人和一些本地的印第安人；被謀殺的克拉斯·斯維茨的兒子科內利斯·斯維茨；英國難民領袖德博拉·穆迪夫人和弗朗西斯·道蒂教士；嗜酒如命，曾在佈道壇上抨擊基夫特、幫助殖民地居民反抗他的牧師弗拉德斯·博加德斯；活動家奎伊特和梅林；西印度公司的走狗科內利斯·范·廷霍芬，在為基夫特做事期間，他曾屠殺、折磨印第安人，如今他還希望自己能在新一屆政府中保留一官半職。在場的還有站在鋪著鵝卵石的碼頭區的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他的妻子瑪麗，現存於世的描述這一幕的文字正是出自范·德·鄧克的手筆。現場充滿了節日的氣氛，叫聲此起彼伏，慶祝的炮聲響起。解放的時候到了。

然後，慢慢地，一種彷彿灰色雨滴的沉默氣氛籠罩了他們。遠遠地，他們先是看見了一雙小眼睛，彷彿尖銳的鵝卵石鑲嵌在寬大的臉盤上，那雙眼睛透出了冷酷。然後，他的胸甲折射出的那道陽光，還有他腰間的那把劍肯定引起了他們的注意，那是展示他有能力、謹小慎微、軍事化風格的重要部分。最後，他們會看到他下船，而且馬上會注意到一些不同尋常之處——他的動作很奇怪，透著一種不自然的僵硬，但臉上沒有伴著痛苦或退縮的表情，彷彿是在挑戰痛苦本身。然後，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往下移動，他們看到了，他少了一條腿。

荷蘭當局一直注視著這場愈演愈烈的危機的每一步進展。從1642年7月開始，荷蘭駐倫敦大使阿爾伯特·約阿希米——此人10年前曾向查理請求釋放「團結號」，這艘載著從曼哈頓歸來的彼得·米努伊特的船曾被英國人扣押——給他在海牙的上司們寫了一系列語言生動而又越來越尖銳的急件，讀來彷彿前線發來的新聞報告：「更多騎兵現身此地，步兵們不斷隨著鼓聲應徵入伍」，「舍伯恩城堡被圍攻的消息已傳到此地……那些被圍攻者在兩三百名議會支持者的夾困中被殺死……法國大使已經向英王告辭，計劃于本周離開……一個品行良好的教會支持者告訴我，上個周六，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帶領一支軍隊駐紮在距離什魯斯伯里12英里的地方；英王已經加強了那個地方的防禦，他把他的主力軍留在了那裡」。這位老外交官感覺到了即將發生的事情，他建議他的政府利用查理四面楚歌的局面，終結英國和荷蘭在北美洲殖民地上愈演愈烈的摩擦。他寫道，荷蘭議會「應當致信英王，請求陛下同意下令在新英格蘭的英國人不要驚擾在新尼德蘭的荷蘭人」。

至於曼哈頓，雖然他們私底下正在安排基夫特的繼任者，但是董事們決定命令他制定一份和平協議，以終結那場災難性的印第安戰爭。基夫特接到這些指示的時候已是仲夏，也許是感覺到自己的任期可能快到頭了，他在執行這些指示的時候格外賣力。他知道這些部落的力量中心在北方。莫霍克人和莫西幹人控制著下遊河谷地區說門西語（Munsee-speaking）的部落，他們經常派出代表要求那些部落進貢。所以，雖然基夫特與較南端的印第安人保持敵對，但他還是斷定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與更強大的部落達成正式的和平協議，從而確保拉力坦人、塔潘人和其他與曼哈頓更接近的群體能效仿。不過，這意味著他要深入北方黑暗的心臟地區，讓自己置身於野蠻人之中。基夫特還是幾乎從不走出新阿姆斯特丹。他需要一個了解北方印第安人，能說他們的語言，被他們認識而且信任的人。他求助於阿德里安·范·德·鄧克。

安妮·哈欽森（Anne Hutchinson）也從英格蘭到馬薩諸塞，再到曼哈頓尋找奉行信仰的自由。她信奉的理念是個人完全無須藉助宗教組織的幫助也可與神溝通。新英格蘭的領導人將她視為17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哈欽森想廢除原罪，而清教徒政客們認為這是維持法律和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種道德刑罰。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她在波士頓很快就獲得了一批追隨者。基夫特不介意——或者也許他感覺到了她待不長，不會鬧出什麼亂子：當她出現在他的地盤上時，他在印第安人鬧得最凶的當口把她安置在一個無人之地。她和她的一小撮追隨者在他給的土地（在布朗克斯的佩勒姆灣，現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河岸邊）上安家不到一年之後，哈欽森、她的六個孩子和其他九個人在印第安人發起的一場襲擊中喪生。

不過，這段浪漫愛情卻只能暫時告一段落。在這對夫婦邂逅之前，西印度公司的19位董事在阿姆斯特丹碰頭，審查他們各個貿易站點的事務。他們宣稱對於安哥拉和巴西協作增效一事樂見其成：讓奴隸從西非遠渡重洋到該公司在南美洲的地里去幹活，一開始這隻是個試驗性的概念，如今卻是大有可為。「蒙主恩典，一切情況良好，」他們向海牙的政府大臣們報告，聽起來，他們對於自己在人類史上其中一個最令人心痛、最醜陋的行徑中扮演的角色有種怪異的興奮感，「由於不時地將黑人從安哥拉引入巴西，僱用他們種糧食，穀物產量大大提高，過去要價8～10盾的麵粉，如今以6個斯提弗的低價售出……」

不過，儘管自己的腿被截斷了，而且在此之後的幾周內他都神志不清，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這位34歲的加爾文教派牧師之子沒有死，而且在聖馬丁島攻城失敗之後，他在與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可敬的、明智的、有先見之明的、最謹慎的領主」通信時勇於承認錯誤。他直截了當地解釋，進攻該島的行動「未能如我所願大獲成功，一顆來勢洶洶的彈丸使我失去了右腿，這很礙事」。他以強大的意志忽略了他憤怒的殘肢中流淌的膿汁和疼痛，幹勁十足地重新開始對該公司在加勒比地區的事務進行事無巨細的管理。他之所以要到這片棕櫚樹遍布的蠻荒之地來，是為了監視那些鹽湖，制定戰略，從潛伏在四周的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艦船以及海盜手中保住荷蘭屬地，他甚至還要操心如何將剛烤好的麵包帶到正在進行演習的船上。疼痛程度不斷升級，傷口在厚重的空氣中潰爛化膿，然而成捆的指示和決議紛至沓來。即使是在那個不缺膽量的時代和地區，他肯定也是出類拔萃的。

在那個禮拜日，她對準了蘇格蘭最有學識、最受尊敬的人群之首，聖吉爾斯大教堂教長漢納博士（Dr.Hanna）。這位教長站在他的佈道壇上，身穿長袍，神色莊嚴，手裡拿著薄薄的一卷書，那捲剛剛印好的書的扉頁有著素凈而優雅的鑲邊，上面用紅色和黑色墨水清楚寫明了其用途：「教會會眾、聖禮執行及蘇格蘭教會其他禮拜儀式部門祈禱書，國王陛下之印刷工羅伯特·揚印製，M.D.C.ⅩⅩⅩⅦ」。大教堂里坐滿了地主和農民。每個人顯然都知道麻煩要來了——他們來這裏就是一心想看一場打鬥。這位教長打開了那捲書，開始讀裏面的內容，這正中他們的下懷。接著，一個刺耳的聲音打斷了他——珍妮·格迪斯起勁地叫道：「你是在對著我的耳朵唱彌撒嗎？」然後她抄起自己帶來的板凳（靠背長凳是給男人坐的，女人們如果要坐下就得自己帶板凳來），瞄準，然後把它扔到了教長的頭上。整個現場沸騰了。

他繼續在他父親的母校上學，但他是以哲學生而非神學生的身份入學的——這是他打算背離人們期望的信號。無論施托伊弗桑特在進入大學時有著什麼樣的事業觀，他在兩年後突然離開時都改變了主意。根據他的敵人們後來的說法，他是在忘恩負義地和他房東的女兒上床之後被攆走的。無論這一說法有幾分真實性，他都很為自己的大學經歷而自豪：自那以後，他本人的簽名都是Petrus，也就是彼得（Pieter）的拉丁文（因此有學者派頭的）形式。

這批詩作的存在——於20世紀20年代在荷蘭的一家檔案館被發現——本身就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關係。正是法雷本人將這些詩歌保存起來並將它們和他自己的插圖用牛皮紙裝訂在一起，顯然他很為自己與這個後來因擔任曼哈頓殖民地領導人而聞名的人之間的交往而自豪。自始至終，法雷都稱施托伊弗桑特為「閣下」和「我的施托伊弗桑特」。「能唯您馬首是瞻，我不勝榮幸，這是莫大的獎賞」，他宣稱，「我的意志與您的意志緊密相連，我的心與您的心緊緊相依」。有時候，這些信件隱約透露出同性戀的意味（即這兩個男人寫到從對方的「靈巧的手」那裡得到「如此的歡愉」）；不過，將這些詩視為觀察17世紀的荷蘭商人-士兵之間的關係的入口倒是不無裨益，在這樣的關係中，人們顯然會對權力更大的一方俯首稱臣，而且他們會用如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肖像畫一般神采飛揚、巨細無遺的巴洛克式語言來表達這種友誼。在整個詩集中，法雷的韻文都生氣勃勃；而施托伊弗桑特的文筆則相當笨拙。施托伊弗桑特承認自己沒有能力用「豐富多彩的拉丁文或花哨的法文」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法雷在自己的回信中堅稱，如果施托伊弗桑特願意，他是可以用那些語言作詩的，而且法雷還厚著臉皮將施托伊弗桑特的韻文稱為「神作」（goddlijck）。

清教主義還帶有民主元素。先是馬丁·路德，然後是約翰·加爾文，清教徒們將他們的憤怒對準了天主教人為創造的等級理念，這種理念在平民基督徒和他們的上帝之間橫插一杠。以此類推，天主教的所有用具，即鑲褶邊的牧師服、華而不實的繪畫、蠟燭和香妨礙了基督教生活中意義深刻的核心活動——研讀《聖經》，遵循教義，因此都被禁止使用了。最後，對教會勢力的懷疑反映到了政治中——清教徒們開始反對任何可能妨礙他們完成自己眼中的神聖使命的權威，即使那個權威是他們自己的國王也不例外。那些遠渡重洋、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也許已經對讓英格蘭成為新以色列的想法不抱希望，但是他們帶來了自己的上帝選民觀。「新大陸」將成為「新耶路撒冷」。在反抗查理的過程中播下的民主種子將在130年後的美國獨立戰爭中開花。這種直截了當的宗教熱忱與政治改革緊密相連，這兩者的結合正是清教徒為美國命運的塑造做出的偉大貢獻；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史學家和領導人都在讚頌清教徒的篳路藍縷之功，直到羅納德·里根仍引用了「山巔上的光輝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的說法。本書提出的觀點並不否認其影響，但是我們要給它加上另一個在美國國民性塑造中發揮了真正作用的因素。https://read.99csw.com

他來自平原地區。斯海彭澤爾村（Scherpenzeel）位於尼德蘭北方邊陲的弗里斯蘭省的威斯特靈韋爾夫（Westsellingwerf）地區，此地沒有任何出名之處，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那是平坦的農田，圍欄鑲嵌其中，這裏的地平線沒有充塞著城堡、堡壘、大教堂或其他大規模的文明象徵物，人煙稀少。村民們冷酷、虔誠、頑強、自力更生，而他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弗里斯蘭人相信事物有其不變的自然秩序；農民生下來的孩子就是小農民；如果你是牧師之子，那麼你的職業道路就已經註定了。不過，奇怪的是——這也許是理解他個性的關鍵，他沒有走尋常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沒有接他的父親——斯海彭澤爾的弗里斯蘭新教歸正會牧師巴爾塔薩（Balthasar）的班。有一種可能是：1627年，在他母親去世后不久，他虔誠的父親再婚了，而且馬上熱情高漲地開始和新娘生兒育女，組成新的家庭。正值青春期的兒子對這類事情往往反應強烈，性情高傲又固執的兒子也許尤甚。大約在他父親再婚的時候，彼得似乎已經離家了。他在稍大一些的多克姆城（Dokkum）的拉丁文學校學習，那裡的海港恰好是西印度公司前往「新大陸」的船隻中轉站。當這些船開來的時候，他的視野（名副其實的）很狹窄：對於一個由上帝和平原塑造出來的年輕人來說，這些100英尺高的艦船高聳入雲，比他見過的所有東西都高，不管是天然的、人造的，還是應許了現實世界救贖的木製尖頂教堂。這想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面呈祖母綠色，天空蔚藍，聖馬丁島在地平面上出現了。西班牙王國日漸衰弱，它在加勒比和南美佔有的土地岌岌可危。這座小島——從戰略角度來講，位於被荷蘭人稱為「安的列斯群島鏈」的「拐角」（hoek）的地方——在歐洲兩大勢力之間幾度易手。它目前由西班牙人掌控，西印度公司想把它要回來，而這位官員決心要為他們得到它。他得到情報，西班牙人在該島上的堡壘人手很少，他的手下也確實平安無事地抵達海灘，挖好戰壕，架起一門攻城炮。然後，堡壘里大炮齊發。情報有誤。這座堡壘最近已經新增了駐軍，西班牙人全副武裝，嚴陣以待。但是，對於這位荷蘭指揮官來說，這有一個好處：這將是他展現勇氣的第一個機會。他命令手下還擊，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火藥味。這時，他抓起一面荷蘭旗幟，縱身跳到土堆壘成的防禦牆上。顯然，在狂熱中他靠得太近了，進入了敵人的射程。正當他要插上旗子的時候，西班牙人開始了第二輪射擊。這個男人倒下了，他的右腿被直接打斷——應該是被火器射出的彈丸擊中。在失去意識之前，他命令攻城繼續。

范·德·鄧克提供了必要的東西——顯然，那就是一大批貝殼串珠。1645年7月下旬回到新阿姆斯特丹后，基夫特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他給了范·德·鄧克最想要的東西：屬於後者自己的領地，一大片土地的專有權。而且這個地方的位置也很理想：不是遙遠的北方內陸地區，而是毗鄰曼哈頓。范·德·鄧克得到的授權地從內地直接延伸至島嶼的北方，順著河岸綿延12英里，東至布朗克斯河（Bronx River）——共計2.4萬英畝。然後，因為他幫忙辦了事，也因為他把對於基夫特的看法存在了心裏，他成了今天的布朗克斯和威徹斯特縣南部的地主。他立刻搬過去向印第安人購買土地，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和瑪麗開始工作，他們雇了佃農來清理土地，雇了木匠來建房子和鋸木廠。（鋸木廠對於後來在其所在的河流地區發展起來的社區非常重要——後來，旁邊延伸出了一條林蔭大道——這條河就是以該鋸木廠命名的。）這一大塊地帶來了一個非官方頭銜。在尼德蘭，「Jonker」（或者「Yonkheer」）的意思是年輕的鄉紳或者地主。從那時起，荷蘭的文獻記錄中就把范·德·鄧克稱為「the Jonker」。在他去世很久之後，這塊土地的通俗叫法依然和這個頭銜聯繫在一起——「年輕地主的土地」（「the Jonker's land」），人們會這麼說。在英國人統治時期，這個叫法被簡化為「Yonkers」，它鑲嵌在下威徹斯特縣的一個區名里，這就是美國歷史向阿德里安·范·德·鄧克表示的微不足道的敬意。

清教徒改革運動在蘇格蘭勢頭最盛，於是，缺乏政治常識的查理決定通過給他們的教堂引進新的祈禱書和祈禱文來讓蘇格蘭人守規矩，而這本新的祈禱書在儀式和語言上無疑都更偏向于天主教。結果是珍妮·格迪斯扔出了她的板凳，最終，蘇格蘭公開叛亂爆發了。為了籌集資金鎮壓蘇格蘭起義，查理不得不召集議會開會，那是他11年來第一次這麼做。一旦召集議會，清教徒領導人就有了開展活動、反抗國王的力量基礎。

在和談期間，一定有一種諷刺的感覺在范·德·鄧克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作為一名法學和府際關係學的學生，他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觀察機會。一邊是曾和他一起生活過的印第安人，他研究過他們的社會，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很欣賞他們；另一邊他自己民族的代表卻是一個缺乏誠信、讓他鄙視的人。在談判的過程中，范·德·鄧克清楚地意識到基夫特此番前來並未準備好。在他後來寫的關於該地印第安人的著作中，范·德·鄧克描述了談判禮節，根據他的記錄，這些禮儀包括一方口頭陳述自己的提議，同時獻上適當的禮物。在協商開始時，這份禮物會被懸挂起來；另一方有三天的時間接受這份禮物，如接受則標志著協議達成。而基夫特沒有帶來任何可以懸挂起來的禮物。與莫霍克人和莫西幹人訂立如此重要的協議需要一些重要的物件方能成事，否則酋長們會感覺自己受到了侮辱。基夫特開口向范·德·鄧克借禮物，並許諾會給他一筆可觀的報酬，以答謝他為殖民地做出的貢獻。

在離開巴西地界，接管庫拉索之後不久，施托伊弗桑特對委內瑞拉沿海一個西班牙貿易站點發起了一次成功的進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此舉的目的無疑是考驗自己的魄力。然後他就進入到管理者的角色中了，他決意要將荷蘭人的秩序帶到混亂、散漫的熱帶天地。他曾垂涎收復聖馬丁島的機會，而失敗給他帶來的憤怒令他在履行管理職責時更加投入。在工作期間，他一邊與自己的傷痛搏鬥，一邊還花時間給當時已經回到尼德蘭的法雷寫了一封信，告訴後者自己遭遇不幸的消息。法雷賦詩一首作為回應，這首詩題為《高貴勇敢的主人施托伊弗桑特聖馬丁島斷腿詩》：

一個嚴肅的年輕人——粗脖子，肥頭大耳，目光冷漠，嘴唇肥厚——站在西印度公司的護衛艦高高的艉樓甲板上，目不轉睛地望向加勒比海潮濕的空氣。在下方的甲板上和周圍的船隻上，300名士兵等待著他發號施令。他是一個沒有什麼軍事經驗的代理管理人，但是，當西印度公司的官員們有了目標時，他們就希望能看到行動。那是1644年3月；九年前，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先是在巴西，最近是在荷蘭控制的庫拉索島（island of Curaçao）上頑強地挨過了濕熱的瘧疾季節。對於一個荷蘭人來說，這家公司是主要的晉陞途徑。不久之前，這位年輕人還是一個辦事員；現在，他正指揮著一支艦隊，向敵人逼近。

儘管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以及其他人無數次嘗試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說明曼哈頓的戰略重要性，但後者只有到後來才意識到這一點。巴西有更容易管理、更有利可圖的甘蔗田，它被視為該公司業務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因此才會出現他們與西班牙人拼得頭破血流的場面。更添亂的是，在巴西沿海地區，荷蘭人不是直接與西班牙人作戰，而是與葡萄牙人。該國是西班牙的屬國，而且也正在爭取獨立。這兩個帝國就像重量級拳擊手一樣，輪流蓄力，好給對手一記重拳，然後準備迎接反擊。有一次，葡萄牙從里斯本派出86艘船和12000名戰鬥人員跨越大西洋，連續攻擊正在圍攻巴西東部的巴伊亞省的荷蘭艦船。https://read.99csw.com

基夫特對於那封寫于上一年秋天，要求將他撤職的信依然一無所知。他肯定不知道範·德·鄧克一直在和那些滿腹牢騷的殖民地居民會面。范·德·鄧克似乎又開始扮演模範兒子的角色了——就像他開始公然反抗老人家基利安·范·倫斯勒之前的做法一樣，他一直頗得這位總督的歡心。他同意幫助基夫特。

與此同時，在蘇格蘭，1637年夏季的一天，一個名叫珍妮·格迪斯（Jenny Geddes）的女人啟動了另一串連環事件。據這個已經成為蘇格蘭傳奇的故事稱，她是一個愛丁堡的「賣甘藍的婦人」，或者捲心菜販。如果您贊成在歷史學中運用混沌理論，那麼她那一天的舉動——怒擲板凳——就是那扇動而引發颶風的蝴蝶翅膀。

在他踏上返鄉之旅的數周時間里，施托伊弗桑特花了一些時間，想出了他這次不得已而為之的旅行能夠給他帶來的附帶利益：至少他能有機會給自己找個荷蘭新娘。看來這肯定是天意，這個新娘並未讓他踏破鐵鞋無覓處，而是得來全不費工夫——雖然他的殘肢是穿不上鐵鞋了。但是他的求愛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他的姐夫，也就是我們談到的這位女士的弟弟似乎用了好多瓶法國葡萄酒和他打賭，稱施托伊弗桑特不會有膽量求婚，甚至連他忠誠的朋友約翰·法雷也表示懷疑。法雷在另一首詩中寫道，施托伊弗桑特的這段關係絕對不會開花結果，因為「他體內的普里阿普斯已經死去」。這讓施托伊弗桑特動了怒。他馬上回了一首詩，在這首辭藻比平時更加華而不實、情感更加熱烈的詩中，他指責自己的朋友企圖「讓我在拿酒打賭的賭局中必輸無疑」，並且宣稱——作為曾經的男子漢——他全身心地希望這位女士能「上這張床」。不到一年之後，他們結婚了。

施托伊弗桑特也必定為自己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作為一個在陰鬱的天空下成長，以濃湯為主食的弗里斯蘭人，他為人驕傲、古板。如今，他管轄著一個在西班牙戰爭中屬於無人之境的地方，那裡是熱帶天堂，但又瘧疾橫行。在那裡，他主宰著荷蘭在整個加勒比競技場中的行動。這個地區展現了日漸衰落的西班牙帝國和掙脫它控制的敵人之間如火如荼的血腥戰爭。糖、鹽、染料木、煙草、馬匹、銅——開發加勒比和南美沿海地區的方法是如此之多，令人欣喜若狂。雖然荷蘭人渴望能利用西班牙對這個地區管控薄弱的劣勢，但是西班牙人不願輕易放棄這樣的一個財富源泉。除了打開一個通往曼哈頓的誕生的新窗口之外，幾百頁荷蘭文件詳細記載了施托伊弗桑特在加勒比的歲月併為我們打開了其他窗口，透過這些窗口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對奴隸、印第安人和這片土地無情壓榨的同時與其他歐洲殖民者之間的交戰情況，這些珍寶級的荷蘭文獻經查爾斯·格林博士翻譯之後被儲藏於紐約州立圖書館。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件將荷蘭帝國在美洲支離破碎的版圖都拼湊到一起，展示出施托伊弗桑特是如何以軍國主義高效管理一支由供應商、私掠船、交易商和信使組成的軍隊的。在荷蘭人努力鞏固他們在新大陸的領地的過程中，這支軍隊往來於曼哈頓和庫拉索之間。它們清楚地表明曼哈頓不是像紐約港一樣，在18世紀才崛起為一個國際性的港口，而是崛起於17世紀30年代。它就像一個齒輪，串聯起從荷蘭到西非，到巴西和加勒比海，再到阿姆斯特丹，最後回到歐洲的貿易圈。

他對於和印第安人休戰的想法是對的，但是對於其他事情的看法就並非如此了。他身邊的一切都已經開始崩塌。6月的一個早晨，英格蘭內戰在北安普敦郡綠草如茵的高地上達到了頂點，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領導下的騎兵側翼高喊著「上帝賜予我們力量！」，終結了手執長矛的議會軍隊和英王的騎士們之間的大規模衝突——保皇黨軍隊潰不成軍，4000人的部隊就此投降。英國的動亂給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壯了膽。他們已經在荷蘭人的領地上鑿出了兩塊（康涅狄格和紐黑文），並且還在繼續推進，成船的新教徒跨過海峽從大陸來到了長島最東端，並在荷蘭人的土地上建起了臨時社區。在南面，彼得·米努伊特帶來的瑞典人入侵「南河」，基夫特追擊無果，損失慘重。新瑞典殖民地如今有三座堡壘和大約300名殖民地居民。瑞典軍事指揮官很有才幹，他從側翼包抄了這條河邊的荷蘭貿易站點，並且說服該地區的印第安人只與瑞典代表進行交易。至於那些金色的物質，事實證明那是黃鐵礦——俗稱「愚人金」。

前往荷蘭殖民地的清教徒難民領袖有三人，在這近乎傳奇的三個人中，教士弗朗西斯·道蒂（Francis Doughty）是第三個。他曾因「不信奉國教」而被驅逐出格洛斯特郡的教區牧師住所，當他在馬薩諸塞灣宣講「亞伯拉罕的孩子們本該受洗」時，人群一片嘩然，然後他就前往曼哈頓了。他也得到了基夫特慷慨的饋贈，並開始在未來的皇後區建立第一個歐洲殖民點，直到印第安人發起的一場惡意攻擊改變了一切。道蒂活了下來，他放棄了荒涼的長島。為了尋找新的機會，他安頓了下來，成為曼哈頓日益膨脹的英格蘭信眾的牧師。但基夫特未予批准；他設想在新阿姆斯特丹周邊的社區建立一個緩衝地帶，而且他堅持要道蒂將那些殘存的英國信眾帶回到自己的長島居民點去。結果，道蒂也是個倔脾氣，他斷然拒絕了這位總督，用近乎爭執的口吻說，如果基夫特認為現在在那片荒地上安營紮寨很安全，那他可以自己去試試看。基夫特收回了贈地，而且還讓道蒂在堡壘中的單人牢房裡蹲了24小時。

她扔出去的那個板凳相當於那「響徹全世界的槍聲」，這一事件將引發英國內戰。從此以後，國王查理將被迫放下國王的威嚴，扮演起將軍的角色，指揮效忠於他的軍隊對抗那些由議會集結起來的軍隊。圍繞這場戰爭而發生的事件將對美國的建立，對曼哈頓以及英國殖民地產生多層面的影響。

令英格蘭內戰成為必然的人是查理，他任性地切斷了自己與其子民們的聯繫。他的鄉村住宅，他鑲著蕾絲邊的配飾，他娶了天主教徒為妻，他的大廳里還掛著凡·戴克和魯本斯等人的畫作，他存在於自己的天地中，與自己統治的那個社會之間的距離與日俱增。在他的鼓勵下，神職人員在他們的服裝中加入了華麗的元素，並且給教堂加上了裝飾品——和羅馬風格越來越像。（一位清教徒領袖將查理裝飾聖保羅大教堂的工程描述為「為教士打造一個放屁股的座位」。）查理認為清教徒們很迷信，就像他們所鄙視的對聖物過分迷戀的天主教徒們一樣。他很高興能頒布禁令，禁止印刷他們的宗教宣傳冊——於是，他們被迫去找萊頓和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