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例子中，例如在質疑基夫特對委員會同意其向印第安人徵稅一事，信里只是就事論事：

他和他的子民們（他就是這麼稱呼他們的）之間沒有蜜月期。由此，從他剛到此地起，他就浸入了在這個殖民地獨有的政治激流之中。在歡迎儀式草草收場之後，他和他的妻子匆匆轉身前往他們的私人天地——他們的新家就在他們的身後。阿姆斯特丹堡是四邊形的建築，每個角落都有棱堡形的崗樓。穿過前門，經過秘書辦公室，施托伊弗桑特夫婦走進了中庭。這個地方就像個難民營。中庭右邊一路都是西印度公司士兵的營房，士兵們是這位總督在這個殖民地的權力支柱。但是士兵們湧出了營房，他們在院子里和城裡的其他地方露宿。施托伊弗桑特應該已經認出了他們當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因為正是他讓這座城鎮人滿為患。那一船士兵從巴西逃到庫拉索，然後又被施托伊弗桑特派到新尼德蘭幫基夫特，如今他們依然在這裏。他們是在印第安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來到這裏的，基夫特不知道要拿他們怎麼辦。他們如今虛弱無力、食不果腹，要求拿回欠餉，在街上醉醺醺地到處亂逛，尋釁鬥毆，破壞財產——這是施托伊弗桑特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盯准了溫斯羅普。「尊敬的先生，」在給溫斯羅普的信中，他是這樣開頭的［執筆將此信譯為英文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的跟班、英國人喬治·巴克斯特（George Baxter）］，「我斗膽向您提議，請您本人及您的同胞中的中立之士雅鑒……是否願意約定時間及地點，您本人和他們賞光與我一見……」

施托伊弗桑特要的就是這個反應：這和施托伊弗桑特的期望是基本吻合的。然後，基夫特寫了一份正式的控訴書，稱這些人處心積慮地「捏造事實，用心惡毒，誣衊、為難他們的長官」，抱怨他們「鬼鬼祟祟，暗中寄出詆毀他人名譽的信件」，並要求起訴他們，還自己一個清白。

施托伊弗桑特知道，雖然英格蘭的強大勢力想奪取他對殖民地的控制權，但是在內戰引起的混亂中，新英格蘭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可以按照他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自治的。如果他能與四個邊界地區的領導人締結條約，那麼這將為他的殖民地和他們的殖民地奠定一個永久性的基礎。於是，巴克斯特在四個新英格蘭殖民地的領導人齊聚波士頓會面時，親自送信到那裡，溫斯羅普把信給他們看了。然後，溫斯羅普在回信中寫道，雖然自己體弱多病、「頭腦昏聵」，但依然能夠與他的新英格蘭同胞們達成共識，所有人都同樣希望與荷蘭殖民地和平共處，而且所有人都「樂意接受您提出的會面請求」。這些領導人還聯名向施托伊弗桑特寄出了一封類似的信，歡迎他來到美洲，「希望所有英國殖民地能在您的屬地內自在共處，友好交流」，並且列出了許多需要經充分協商后解決的事宜，其中包括非法貿易活動和曼哈頓徵收的高額航運稅費。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英格蘭內戰令新英格蘭居民更加依賴作為航運樞紐的曼哈頓。當他看到他們馬上就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肯定很高興——他可以將其作為討價還價的砝碼，以商定邊界協議。新英格蘭人們在信的署名處自稱「您親愛的朋友，聯合殖民地行政長官」。

在三年的時間里，尤其在他新婚後，搬到這座島的北面之後，這個人一步步地捲入了新阿姆斯特丹的事務。作為一名上庭律師，他曾在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員會面前露面。和他當初對基利安·范·倫斯勒和威廉·基夫特一樣，從施托伊弗桑特到來那一刻開始，他就對施托伊弗桑特虛與委蛇。在他們結識初期，施托伊弗桑特曾向他示好。我們不難想象，施托伊弗桑特曾邀請范·德·鄧克和他的英國妻子瑪麗·道蒂（根據荷蘭風俗，女子出嫁后依然保留娘家姓）進入總督府。范·德·鄧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妻子朱迪斯·貝亞德肯定一起回憶並談起過他們在家鄉布雷達都認識的人。當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鄧克在一起的時候——後者29歲，比前者小8歲——他發現范·德·鄧克很能幹，志向遠大，是可以培養為西印度公司辦事人員的可造之才，也是能夠幫助他管理這個殖民地的人。和他與其他父親式的人物打交道時一樣，范·德·鄧克煞費苦心地在施托伊弗桑特面前展示出模範兒子的形象。在他準備回復基夫特之前的那一周，范·德·鄧克大方地自掏腰包，讓倫斯勒斯維克的農民們用船送來了350蒲式耳的小麥和燕麥，以備新任總督的家庭和禽畜來年之用。施托伊弗桑特接受了這份禮物。

基夫特之前在給阿姆斯特丹的董事們的信中曾控訴他們對於他代理地區事務進行誹謗，於是，信中一條接一條地反駁了基夫特的控訴。在某些例子中，我們能透過信中辛辣的諷刺意味感受到其中的感情。

還有一位魯莽的狂人，在1647年末福里斯特事件時期獲得了悲慘的結局——范·德·鄧克也許協助施托伊弗桑特促成了這出悲劇。哈門·范·登·博加特，這位曾經的理髮師-外科醫師13年前大胆前往西部，深入易洛魁領地，自那以後，他就成了這個殖民地的積極分子。他已經結婚，還是四個孩子的父親，還入股一艘名叫「拉·加爾斯號」（La Garce）的私掠船，後來他跟著這艘船一路劫掠到加勒比海，然後成了西印度公司的供給管事，先後在新阿姆斯特丹和奧蘭治堡做事。他還和車輪修造工克拉斯·斯維茨的謀殺案有瓜葛，他顯然和被害者有關聯。

在評價對周邊的印第安村莊屠村一事時，信中又流露出了真情實感：

然後，不知何故，大家都看著施托伊弗桑特。他在現場，人們感覺到了，注意到了他的影響力。現在，他們閉嘴了。施托伊弗桑特當然已經知曉了整個情況；實際上，因為在阿姆斯特丹看過那份記載著殖民地居民的抱怨之辭的文件，所以他比基夫特還了解情況。他肯定對基夫特非常不屑，那是一位軍官對於未能贏得下屬尊敬的人的情感。但是，站在那些反抗權威的烏合之眾一邊又是完全違背他本性的事情。至少，他認識了激進分子陣營中的一些領頭人，知道了梅林和奎伊特的名字。他向社區居民們鄭重宣告，在他的管治之下，人們可以快速平等地獲得正義。然後他很快結束了講話。

但是，這個安排有個漏洞rｅａｄ.99ｃｓw.ｃｏｍ。這個貿易站點是在河的東側，印第安人得涉水而過才能到他們那裡。彼得·米努伊特從一開始就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當他殺了個回馬槍，到美洲建立新瑞典的時候，他在河的西側修建了克里斯蒂娜堡，從側翼包抄了荷蘭人，並讓瑞典人對明誇斯［又稱瑟斯昆漢諾克（Susquehannocks）］族人更有吸引力，後者在這個流域的毛皮貿易中佔據主要地位。當約翰·普林斯接管這個瑞典殖民地的時候，他的第一步是在河下游更遠處、更接近海灣的地方再修建一座堡壘，以進一步阻撓荷蘭人，從而讓瑞典人有效控制「南河」。基夫特沒有對此進行任何反擊，但是，一位出人意料的「盟友」幫助了荷蘭人：蚊子。瑞典人在一片沼澤地上建了堡壘。很快，一位指揮官寫道，這些膚色白皙的士兵看起來「彷彿感染了某種可怕的疾病」。士兵們把這個地方叫作「Fort Myggenborgh」——「蚊子堡」（Fort Mosquito）；這些小蟲贏了，很快這座堡壘就廢棄了。

在這個以加爾文教為主的荷蘭殖民地和清教徒統治的英國殖民地一樣，同性戀等同於謀殺的罪行。范·登·博加特覺得他在他年輕的黑用人托拜厄斯（Tobias）身上找到了隱秘的宣洩途徑；托拜厄斯對這段關係做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兩個人不知怎麼搞的，還是被抓了個現行。范·登·博加特逃走了。不過，在1647年的新尼德蘭，他幾乎無處藏身。你甚至在人群中都無所遁形——所有人都認識對方。他也許曾經試過把自己藏在要離港的船上，但是一旦被發現，他就會被載回來接受懲罰。於是，他轉而回到了一個他知道但很少有其他歐洲人去過的地方——莫霍克人的領地，重走他的老路。現在是秋天，不是冬天，所以行路應該會沒那麼困難，但這次他是孤身一人在沒有嚮導的情況下穿越幾十英里的原始林地。

對基夫特的秘書兼打手范·廷霍芬的質詢從他不遺餘力地強迫當地部落向該公司繳納稅收充當保護費的事情開始，然後再以上庭律師的口吻，將這些事情織成一張讓他無所遁形的控訴之網。

施托伊弗桑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用不同尋常的長篇大論的法律分析方式，分析了這一局面，並指出他也認為此事體現出了兩種相互抵觸的法律觀的對決。他也援引了他所熟知的古代權威的話，其中包括《聖經》中的先賢，這番論述揭示了他的統治觀：「不可毀謗神，亦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Thou shalt not revile the gods，nor Curse the ruler of thy people）（《出埃及記》22：28）；「你不可詛咒君王，亦不可心懷此念」（curse not the king，no not even in thy thought）（《傳道書》10：20）；「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s）（《羅馬書》13：1）。最後，作為一名軍人，他援引了《海陸軍法規》中的規定：「出言有意發動兵變和叛亂者其罪當誅。」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荷蘭共和國與西班牙依然處於交戰狀態，曼哈頓是那場戰爭的前哨。既是為了讓殖民地居民見識一下殺雞儆猴，也是為了執行法律，他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作為叛亂組織公認的領袖，科內利斯·梅林應當被處以死刑；約赫姆·奎伊特則應被驅逐出境，其財產應當充公。梅林表達了到荷蘭上訴的意願，施托伊弗桑特（據范·德·鄧克引述）用黑色幽默還擊：「在我管治期間，人們可以考慮上訴——任何人只要想這麼做，我都會打斷他的腿，把這個缺胳膊少腿的人送到荷蘭去，讓他這樣上訴。」

他到了多年前曾幫助過他的一個村莊，大概得到了當地居民的歡迎。與此同時，從范·德·鄧克手中接過獨立封地倫斯勒斯維克治安官一職的尼古拉斯·庫恩（Nicolaes Coorn）進行了一些夏洛克·福爾摩斯式的推理，他派出了一個名叫漢斯·福斯（Hans Vos）的樵夫前往西部的同一片森林，這也許是美洲最早的賞金獵人探險之旅。接下來發生的一連串事情是200年「狂野西部」場景的預演，福斯在一間易洛魁人儲藏糧食的長屋裡把范·登·博加特逼得走投無路，槍戰開始了。范·登·博加特，曾經的殖民地英雄，如今卻因性取向而被擊倒，為了轉移對方的注意力，他嘗試放火燒了那個地方。無論如何，福斯抓到了人，把他帶回了奧蘭治堡。然後，庫恩給施托伊弗桑特寫了封信，告知此事並詢問應當如何處置此人。

他確實這麼做了，而且他在行動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才能。如果振興荷蘭在北美領地的任務是交給了一個才華稍遜的人來承擔，那麼英國人應該會提前幾十年橫掃這片大陸，而荷蘭人在曼哈頓島上留下的印記將會太過微不足道，無法影響歷史進程。這塊殖民地周圍確實存在大問題，而且荷蘭人一直任由它們滋長。施托伊弗桑特走進了一個棋局，在這場棋局中，他的前任一直下得很糟糕：將資源盡數投入了一次計劃不周的襲擊，卻忽略了來自其他領域的攻擊。施托伊弗桑特評估了這些威脅因素，按照優先順序排序，並且開始行動。他一下就看出了後來的史學家們沒注意到的一點：新英格蘭不是鐵板一塊，它是由四個獨立的殖民地組成的，每個殖民地都各行其是，而且他們相處得並不融洽。南面的兩塊殖民地，即康涅狄格和紐黑文，對荷蘭人的態度不友好。而施托伊弗桑特注意到，其他兩個殖民地是想找辦法與他們的鄰居和平共處的。畢竟，新普利茅斯的建立者是多年來在荷蘭殖民地寄人籬下的英國清教徒，因此他們後來比較親近荷蘭人。馬薩諸塞也比較服管；它是新英格蘭殖民地中面積最大、最有勢力的殖民地，而且，這裏的老總督——花了近20年時間在「新大陸」打造出一個清教徒烏托邦社會（正是他創造了「山巔之城」這個詞）——約翰·溫斯羅普雖然年老體衰，但依然是新英格蘭最有影響力的人。（儘管和波士頓同時建立的村莊有很多，但是它成了首府，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溫斯羅普選擇生活在那裡。）

12月到了。一年中的最後一天即將到來，港口邊無時不在的風變得冰冷，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們要選擇九人代表委員會的換屆人選了。范·德·鄧克在這個社區精心經營的政治活動有了回報——他被選為候選代表之一。在從這一組人中選擇一半人的時候，施托伊弗桑特選中這個曾經這樣為他服務的年輕人也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在這個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上，已經和其中幾個人一起做過許多幕後工作的范·德·鄧克在代表們和總督眼前脫穎而出。其他人讓他擔任他們的領袖並給他安了一個頭銜——「平民主席」。在一小段時間內——短短數日內——施托伊弗桑特確實感到心滿意足。他肯定認為，只要眾人攜手，他們就能辦成大事。

在福里斯特出現之後不久，又有一個來自不列顛群島的怪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的海濱高聲叫喊，同樣宣稱自己是這片土地的所有者。實際上，這是艾德蒙·普洛登爵士（Sir Edmund Plowden）第二次到訪，在基夫特任期內，他也曾揮舞著一份有愛爾蘭副將簽名的文件現身，稱這位副將授予他從長島往西直到哈德遜河另一邊的土地，包括今天的整個新澤西州以及特拉華州和馬里蘭州的一部分。普洛登已經全都設計好了。整個王國將被稱為「新阿爾比恩」（New Albion），而他，這裏的主人，將被稱為「新阿爾比恩的巴拉丁伯爵」，長島今後將被稱為「普洛登島」。新阿姆斯特丹堡顯然又傳訊了他，范·德·鄧克似乎又負責審訊。普洛登宣稱，在他抵達新阿姆斯特丹前，他已經去過新瑞典，通知那裡的總督關於他的土地所有權的事情，那邊對待他的方式令其十分惱火。施托伊弗桑特如今似乎已經習慣了這套規定程序，他大概也唯一一次和約翰·普林斯有了同感，直接叫普洛登離開這個殖民地。回到英格蘭后，普洛登出版了一本名叫《新阿爾比恩省記述》的小書，他用的筆名也很令人目眩，叫「金雀花王朝的博尚」（Beauchamp Plantagenet）。在這本書里，他讚頌了那個新王國，特別是巴拉丁伯爵本人的美好。最後他落入了債務人監獄。ｒeaｄ•9９cｓｗ.cｏｍ

與此同時，范·德·鄧克也代表水手、商人、寡婦和農民上庭，並結交該殖民地的牧師——社區中具有天然影響力的人物。這樣，他參与了更廣泛的社區事務。在這一時期的文獻記錄中，范·德·鄧克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嶄露頭角的政客，一個努力結交上流和底層人物的人。在為總督辦事的同時，他也在幫助他的朋友梅林——他們六年前有了交集，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朋友——和他的「同謀們」。顯然，他對他們有同情之心——確實如此，很快，事實就證明了，他建立政治基礎完全是為了將其作為平台，在此之上為正義事業在他體內燃起的激|情之火而奮鬥。

除了這一切之外，范·登·博加特還有一個秘密，他對此一直守口如瓶，因為如果這件事情被別人發現，肯定會給他招致殺身之禍。他喜歡男人。

不過，施托伊弗桑特也深知他們需要解決瑞典人的問題，以免傷了他的殖民地的元氣。正如他對馬薩諸塞的約翰·溫斯羅普所做的那樣，他手頭上肯定有他胖乎乎的新瑞典對手的全套檔案。這三個人頗有幾分共同點。他們都是專制的、是非觀念堅定的新教徒。普林斯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樣，都是牧師之子，準備擔任牧師職位，但最後轉而從軍了。施托伊弗桑特也許已經聽聞普林斯在戰場上的敗績；無論如何，他開始規劃行動方案了，要將新瑞典掃進歷史的垃圾桶中。最後，他要親自到那個地區走一遭。不過，當時他只是發出了一捆接一捆的指示。他命令他的代表們盡其所能向特拉華族和明誇斯族買下土地。他要求修復那條河上的荷蘭堡壘。他要求在這些堡壘中備足貨物，因為明誇斯人曾抱怨他們帶著毛皮遠道而來，而荷蘭貿易商的貨物卻供應短缺。這一點特別重要，他寫道，因為瑞典給普林斯運送貨物是不定時的。

還有一個問題：明誇斯族印第安人向他投訴，新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貿易商霍弗特·盧克曼斯在對「南河」發動突然襲擊時殺了他們的酋長。盧克曼斯對此予以否認，稱他只是把這位酋長打了一頓。作為施托伊弗桑特的政治直覺蓋過了加爾文教家庭對他的影響的例證之一，他指示他的官員到那條河去「仔細調查此事的真相及其造成的後果，如果你發現霍弗特·盧克曼斯有過錯，那就把這件事情掩蓋過去，這樣我們就不會給印第安人生出新的不滿的機會」。然後，他興高采烈地補充了一句，「非常感謝你給我送來鰻魚」。

此時有幾件事情幾乎同時發生。奎伊特和梅林抗議稱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員會偏向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一方（他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了，正等著啟程回荷蘭的基夫特如今也成了委員會成員），因此，他們提請裁決的所有事情都會落空。與此同時，施托伊弗桑特顯然已經讓基夫特看過這封三年前寫的信了，在這封信里，就是這幫人，聲稱他們代表該殖民地的選民，要求將基夫特撤職。阿姆斯特丹的董事們從未讓基夫特看過這份文件，他仔細讀了這封信，越看越怒火中燒，他意識到自己不光彩的職業結局並非阿姆斯特丹董事們的意見所致，而是出自他自己的殖民地居民們之手。

施托伊弗桑特肯定被這個殖民地所展現出的混亂和居民目無尊長的程度深深震驚。他以軍事獨裁方式經營庫拉索，結果皆大歡喜；他在巴西看到的情況也是一樣。這些貿易站點都是荒涼之境，人們註定要拋棄所有的文明理性，如果不嚴格維持秩序，他們就會被梅毒搞得精神錯亂，身不由己地被野蠻人、疾病和潛伏的歐洲敵人掠走。任何來到這樣一個地方生活的人都清楚，這是一個以軍事管制方式統治的地方，他們沒資格要求話語權或者對公共事務管理方式表示不滿——他有必要提醒他們這一點。一旦他這麼做，他們就會看到其中的好處，在遵循加爾文教義的政府機構的管制之下，和諧社會成為可能。這樣，他們很快就會乖乖聽話了。

他帶著一群隨從來到這裏：四艘船的士兵，他的一批「顧問」，還有一個妻子。他不苟言笑的做派及其軍人政客的神態給聚集在碼頭區的殖民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孔雀一般，趾高氣揚、妄自尊大」，范·德·鄧克對於他們新領導人的登場方式如是總結道。人們也穿上了他們最好的衣服：我們能想象到，在1647年的那個春日，許多頂鬆軟的寬邊帽、花邊領、緊身褲或者膝蓋上打著結的長筒襪，還有寬筒靴——下曼哈頓一派倫勃朗畫中的景象。

於是，他們來了。急不可耐的基夫特——如今他身邊有了施托伊弗桑特這個強大的盟友——要趕回家鄉去為自己辯護，還自己一個清白，而且要看指控他的人受到懲罰。奎伊特和梅林備好了成捆的文件，準備在海牙總議會面前對施托伊弗桑特的判決提出上訴。也曾與基夫特有過節的牧師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還有許多在巴西、庫拉索和曼哈頓之間奔波，衣衫襤褸，一再擋施托伊弗桑特的道的散兵游勇也在船上，這位總督命令他們返回家鄉，好把他們甩掉。

這位理髮師-外科醫師出身的探險家的生命就此終結，但是這件事情並未結束。沒過多久，事情峰迴路轉——莫霍克人此時似乎已經對歐洲人的做事方式瞭然於心，他們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曼哈頓提起控訴，要求西印度公司賠償他們的建築以及其中儲藏的物資遭受的損失。在這件事的決議上，施托伊弗桑特也許徵求過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意見，後者比殖民地的任何一個人都更了解莫霍克人和他們申訴冤情的方式。施托伊弗桑特裁定印第安人有理，並下令將范·登·博加特在曼哈頓的財產出售，並用所得的錢償還他認可的西印度公司欠印第安人的債。

院子左邊是禮拜堂，旁邊的山形牆磚房就是給這位總督留的住處。這對初到此地的夫婦花了一些時間才安頓好。施托伊弗桑特讓他疼痛的假肢稍事休息。朱迪斯開始從這場歷經劫難的旅程中慢慢恢復元氣。她到此地的時候已經有四個月的身孕，這意味著她懷孕的頭三個月基本都是在大西洋的顛簸中度過的，從這一點來說，她的勇氣可與她的丈夫媲美。

但是普林斯不會善罷甘休。他開始在印第安人中散布謠言，稱荷蘭人打算屠殺他們；與此同時，他降低了瑞典交易商與他們的交易價格。然後，各種怨言紛紛開始從駐紮在「南河」的士兵和公司職員那裡湧入施托伊弗桑特的曼哈頓總部。荷蘭人最近在河上建了另一座貿易站點，但是就在它快完工之前，普林斯在那裡建了一座瑞典人的堡壘，兩座建築物之間隔得如此之近，幾乎貼到一塊兒去了。這個瑞典大塊頭又狡猾又卑鄙，荷蘭人知道他是故意要觸他們的霉頭。一個職員在給施托伊弗桑特的報告中抱怨說，瑞典人的這個堡壘是「天底下最嚴重的侮辱……他們把房子建造在距離我們的柵欄12～13英尺遠的地方，我們都看不到那條小溪了」。「大人，」另外一位官員寫道，「我非常肯定，他（普林斯）把堡壘建在那裡是要嘲笑我們的大人，而不是因為對他有利可圖，因為我們房子旁邊的空間足夠修建20座這樣的房子……」現在，坐在曼哈頓的辦公室里，施托伊弗桑特的腦海中清晰地浮現出他的南方領地的情景：地形平坦；河流平靜；一艘艘戰艦的桅杆上掛著的不是尼德蘭聯合省的橙、白、藍三色旗，而是瑞典的藍黃十字旗；隱秘的水灣發出的聲音應和著瑞典語的韻律，這是那群金頭髮的北歐人在和印第安人一邊做實物交易，一邊努力了解他們效忠的對象和商業策略。九_九_藏_書

施托伊弗桑特回信稱他本人將出席范·登·博加特的審判會，但是要到春天才能成行，到時，河北端的冰已經消融，船隻就能夠通行。然而，在那之前，范·登·博加特確信施托伊弗桑特的判決會對自己不利，絕望中他只好孤注一擲，從堡壘的牢里逃了出來。當他跑過結冰的河面時，他掉到了一個冰窟里淹死了。

而施托伊弗桑特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與世隔絕的農業省或軍事站點度過的，這些地方的生活是由下達的一連串指令和需要遵守的指令組成的。他很聰明、嚴肅、誠實，但也很狹隘。他對於更大範圍內的荷蘭思想潮流幾乎一無所知，更別說範圍更大的歐洲思想潮流了。這種情況決定了雙方必須一較高下。

1647年6月中旬，施托伊弗桑特召集雙方——基夫特是一方，梅林和奎伊特是另一方——會面，他希望這次會面能做到快刀斬亂麻。在會面過程中，反對派將安靜地坐著聽他說明局勢，做出判決。這些質詢清單的長度，其中暗含的對各方的需求以及重組該殖民地政府的要求，令他大感震驚。他的脾氣和粗俗的語言是出了名的——在士兵群里的歷練蓋過了他在加爾文教家庭中獲得的教養，此時正是他出口成「臟」的最佳時機。他匆忙結束了會議，當晚從頭到尾將這些文件讀了一遍，然後第二天重新召集他的顧問團——由基夫特當政時的上一屆政府的支持者和他從庫拉索帶來的人組成——讓他們幫他裁決此事。不過，他已經打定主意——那些長篇大論的質詢書令他的信念更加堅定——並給他的顧問們列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讓他們在閱讀材料時思考。透過這些問題，我們能清楚地窺見他對於民選政府問題的想法，以及所謂的「荷蘭帝國」對此事的思維模式。

那封用來回復基夫特的信以滴水不漏的法律語言為框架，其中卻流淌著洶湧澎湃的情緒。它是寫給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委員會的，信的開頭就以華麗辭藻簡潔明快地寫道：

接下來，施托伊弗桑特的重心南移了。他命人撰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以了解那個被荷蘭人稱為「南河」的地區發生的事件。荷蘭人將這條水道視為他們在北美領地的關鍵部分，而自彼得·米努伊特帶領瑞典探險隊沿這條水道而上至今已有十年。費城、特倫頓、卡姆登和威明頓未來將在這個地區拔地而起，這絕非偶然。施托伊弗桑特和在他之前的米努伊特以及後來的威廉·佩恩一樣，都看出了水力、水路運輸、海洋門戶，以及成百上千平方英里開發潛力巨大的荒野都能直接轉化為工業和商業。

施托伊弗桑特從一開始就知道，真正的威脅是英國人，而非瑞典人。荷蘭軍隊已將從紐黑文殖民地偷偷潛入南方的英國移民趕走，並且想辦法在斯庫爾基爾河上立界標以宣示主權。對於荷蘭人來說，終止英國人在該地區的活動是頭等大事，他們關注的是水道，因為他們了解英國人當時還不知道的一點，那就是「南河」即特拉華河的源頭不是在南面而是遠在曼哈頓的北面，它向南蜿蜒而行300英里（它將成為未來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邊界），最後流入特拉華灣。因此，如果英國人控制住了它，他們就可以壓制曼哈頓，這塊荷蘭殖民地就會消亡。

當時，多條航線都瞄準了同一個目標——「艾美莉亞公主號」（Princess Amelia）。這艘重達600噸、載有38門咣當作響的火炮的船拋錨停泊在港口，它的船體上整齊碼放著重達20萬磅從庫拉索裝載的紅色燃料木材。正是這艘船將施托伊弗桑特帶到這裏，它現在已經準備好返回阿姆斯特丹了。它的指揮官——28歲的年輕人揚·克拉森·博爾（Jan Claesen Bol）和約翰·法雷一樣，都是施托伊弗桑特的仰慕者，他此次在曼哈頓停留了三個月，在這段時間里，他也擔任了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員會成員，監督基夫特訴梅林和奎伊特案。到9月中旬，又有一批貨——約1.4萬張海狸皮——被收到這艘船上，它已準備就緒，恭候乘客到來。

施托伊弗桑特的拍手黨連連稱是——他們全心全意地認同他的意見，用英國人布萊恩·牛頓的話來說，如果這些殖民地居民獲准繼續網羅完整的法律論據，與該殖民地的合法政府作對，那將「後患無窮」。藉助當初基夫特召集起來的八個人組成的班子，施托伊弗桑特立即否認了奎伊特、梅林和其他人代表了該殖民地民意的說法。這些人代表不了任何人，他們只能代表他們自己。

他們於8月16日啟程了。這次橫渡大洋的旅程平安無事。然後，整件事情的高潮部分來了，而且讓人匪夷所思——博爾船長犯了航海者的一個經典錯誤，他把布里斯托海峽［又稱「錯誤海峽」（False Channel）］錯當成了英吉利海峽。這艘船在威爾士的海岸邊擱淺了。大浪將它三次拋起又重重甩下，它被海底的岩石撞得四分五裂。數日後，威爾士農夫們都在海灘上到處翻找海狸皮和其他值錢的東西，曾經被視若珍寶的生命如今成了漂浮的殘骸。

於是，一副清晰的畫面浮現在我們面前，在畫面中我們能看到這位行為端正、滿腔熱情、崇尚武力的38歲殖民地領導人充滿幹勁，極富創造力地著手控制其領地並捍衛它的地位。在評價他身邊的人的時候，他開始越來越依賴這位年方30，熟知法律、這片土地、原住民而且盡心竭力為他辦事的律師。

然後他的統治時期就開始了。舊秩序發生的變化立刻顯現了出來。鬆散的周四委員會議程一去不復返了。新總督每天都會親自上陣。科內利斯·范·廷霍芬遂了願——施托伊弗桑特留他當了秘書——但是他可能後悔了：這位秘書手上的文書工作量——公告、提案、決議、判決書、委任狀、傳票——突然大增。

與此同時，在距他幾步之遙、塵土飛揚的河畔街道上，有人正在舉行秘密會議。這位新總督曾許諾正式審理新尼德蘭居民訴基夫特案，而奎伊特，梅林，法學生阿德里安·范·德·鄧克，貿易商霍弗特·盧克曼斯，英國人托馬斯·霍爾（Thomas Hall），來自布拉格、聰穎又多才的波希米亞人奧古斯丁·赫爾曼（Augustin Herman），以及其他幾名新阿姆斯特丹居民相信了施托伊弗桑特的話，並正在為他們的案子做準備。施托伊弗桑特不知道他們的意圖，也不知道他們有多麼較真。隨意看看這一部分的記錄，其頁數之多足以讓人的腦子裡亂成一團，其中充滿慷慨激昂的抨擊和爭辯之辭，而其議論的事情在1647年已是陳年往事。他們抗議那位總督並且成功地把他趕下台；戰爭結束了。他們就不能好好過日子嗎？

基夫特發表了講話，他感謝殖民地居民對他的忠誠和信任。那完九*九*藏*書全是言不由衷，是每個地方的政客都會用的空洞說辭，而在一個典型的荷蘭貿易站點中，這番說辭換來的是一片沉默。但是他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禮節性地停下來，給社區居民一個機會向他回謝。約赫姆·奎伊特抓住了這個停頓的時機，宣洩了一個水手的滿腹嘲諷，大意就是基夫特應得的不是感謝，而是別的東西。科內利斯·梅林補充了幾句大胆的評論。其他人開始插話。這場儀式眼看又要陷入人們熟悉的亂糟糟的局面。

這封信沒有迴避殖民地居民是否有權利參与他們的政府事務，它選擇直面此事。前任總督權勢滔天，「有如王侯」，而那個由八人組成的委員會幾乎成了殖民地的代表機構，在面對向印第安人發動戰爭的離譜決定時，該委員會以恰當的方式表示了抗議。以范·德·鄧克在萊頓大學學習的「典雅法律」的表達方式，這封信列出了古代先賢們對此類事務的看法：第歐根尼（Diogenes）、安波羅修（Ambrose）、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以及色諾芬（Xenophon）都曾對統治者在參戰決議方面的權利和限制有過一番高論。基夫特曾在施托伊弗桑特及其委員會面前要求將梅林和奎伊特這兩個「擾亂治安的害蟲」送到阿姆斯特丹受審。如今這封信主動請求讓這二人前去，但不是以基夫特所說的身份，而是以「熱愛新尼德蘭的主人翁」的身份前去。這個案件應當交由國家最高主管部門裁決；問題不在於這場戰爭，或者這個殖民地管理者，而是關乎一個遙遠的貿易站點的公民權利。這是一個裡程碑式的事件，一個判例案件。「到時，我們來看看國際法如何裁決此事」，這封信援引格勞秀斯剛剛總結出的法律原則，提出了這一要求。

然而，在他的委員會的勸說下，施托伊弗桑特將對這兩個殖民地居民的判決修改為逐出殖民地——實際上給了他們一個上訴的機會——並且命令他們搭第一艘船離開。

施托伊弗桑特也了解權力象徵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需要為這些象徵撐腰。他隨即在一整支軍隊的護送下，從新阿姆斯特丹揚帆起航。數日後，西印度公司的單桅帆船就駛進了倫斯勒斯維克。范·斯里赫騰霍斯特鳴放該領地的禮炮對其表示歡迎，但是當他們見面的時候，施托伊弗桑特命令他退職並服從荷蘭殖民地的更高權威。范·斯里赫騰霍斯特厲聲答道：「你的抗議是不正當的，我更有理由代表我的大莊園主向你表示抗議。」

「艾美莉亞公主號」失事的消息一傳出，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們肯定都驚呆了。從最初的震驚中回過神之後，公眾的看法是上帝用不同尋常的直接手段懲罰了罪孽深重的基夫特，而其他乘客是不走運，離上帝降下的雷霆閃電太近。總議會應該也沒有舉行風光的葬禮哀悼任何一方。施托伊弗桑特一直礙於他的職位而忍讓基夫特；他支持的不是這個人，而是他的官職。至於梅林和奎伊特，他們是誤入歧途，錯信了一種危險且不道德的謬論。上帝肯定完全把這次船難看作上天純粹而可怕的手段，伸張正義，以儆效尤。雙方都做了邪惡之事；和所多瑪城與蛾摩拉城的下場，還有「大洪水」時期的情況一樣，主選擇了將這些恩怨一筆勾銷。但是，即使在最可怕的時期，上帝依然對他的子民有信心，留下了一個領袖。諾亞在「大洪水」中幸免於難，摩西選擇了帶領他的子民遠離邪道。如今，施托伊弗桑特可以成為領袖了。他可以將注意力轉向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他們正在好好過日子。印第安人進攻的威脅已經解除，繁榮景象漸漸重現。鎚子敲擊釘子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不時傳來；人們開始建房子；田地都被清理乾淨，耕好準備播種；海港的航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繁忙。這些人不希望那種突然陷入混亂的情況再次發生。他們再次投入建設，現在他們希望能有決策發言權。史書對此關注不多，但是曼哈頓島上的這個小群體體現了最早的現代政治衝動：該群體的成員們堅持要在他們自己的政府中佔據一席之地。荷蘭共和國有兩股活躍勢力，他們狹路相逢，正面交鋒。第一股勢力是帝國的締造者、富商巨賈及其軍事貿易指揮官、奴隸主和屠夫，以及貿易站點建造者，他們留下的石頭殘骸變成了遙遠的國度——迦納、巴西和斯里蘭卡——荒煙蔓草中的旅遊景點。另一股勢力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源起於文藝復興時期；體現在伊拉斯謨、斯賓諾莎、格勞秀斯和其養子笛卡爾的哲學思想中；植根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衛普和萊頓等以貿易為導向的外向型城市中；經奎伊特、梅林，尤其是范·德·鄧克之手輸出到美洲土地上。這些人從兩個角度審視了他們的處境。首先，他們要考慮家庭因素。但是在人類簡單的保護欲之上，他們的頭腦中還有一些理念，與他們的命運自主息息相關——這些理念在下一個世紀會如何發展尚未可知，它們依然是模糊的、不成熟的，但也是新鮮的、至關重要的。他們有的是激|情。

范·德·鄧克本人並沒有在第一次的「兩個九人組合」當中，但是這個選舉方式能讓我們知道他當時強大的人際關係網。這個委員會將成為這個殖民地政治變革的媒介，而且它變成了政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贏得了居民們的支持，也贏得了施托伊弗桑特本人的支持。考慮到范·德·鄧克在這一時期協助施托伊弗桑特時一心一意、卑躬屈膝的姿態，我們難免要認為他是個工於心計的人。得益於他的婚姻，范·德·鄧克如今已經精通英語，他自告奮勇地承擔了一個新奇的任務。1647年9月，一個名叫安德魯·福里斯特（Andrew Forrester）的蘇格蘭人揮舞著一大張羊皮紙，在荷蘭人統治下的長島諸鎮——弗利辛恩（Vlissingen）［也就是後來的法拉盛（Flushing）］、海姆斯泰德（Heemsteede）、格雷夫森德和新阿默斯福特（New Amersfoort）走街串巷，這張羊皮紙上還有字跡和封蠟。他對那些被嚇了一跳的居民們稱，根據這張羊皮紙上的內容，他被英王任命為整個地區的總督。最後，他抵達了新阿姆斯特丹，在暗自竊笑的人群面前，他要求施托伊弗桑特向他投降。「因此我將他收監並於次日在城市酒館（City Tavern）用公費將他逮捕」，施托伊弗桑特後來向他的委員會如是解釋道。

然後，在6月初，在私人住宅中或者後來被施托伊弗桑特蔑稱為「密謀酒館」的地方，活躍分子們用綠色粗製玻璃大酒杯喝著麥芽酒，他們身邊的人玩著西洋雙陸棋和克里比奇紙牌等無傷大雅的遊戲。這些人提出了一個針對他們前領導人的法律案例，他們認為這個案例會成為一個可以幫這個殖民地贏得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政府的媒介。這份案例的執筆人顯然是范·德·鄧克，他將他們的憤怒轉化為論據。首先，他用非常專業的法律詞彙，向多個在這場與印第安戰爭密切相關的危機中發揮作用的人提出了一長串的「書面質詢」。這份言辭嚴厲的質詢書被張貼了出來，宣誓人是亨德里克·凡·戴克（Handrick van Dyck），他是西印度公司的一名曾經向印第安人發起進攻的士兵，直指這場衝突的核心和基夫特對此的責任：

這隻是此二人之間激烈的領地爭奪戰的開始，其所導致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奧爾巴尼市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我們能看到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鄧克的下一步動作，後者似乎陪施托伊弗桑特一起走了這一趟。施托伊弗桑特需要借鑒他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范·德·鄧克到此最初三年曾擔任倫斯勒斯維克的治安官，他了解這塊封地和西印度公司的奧蘭治堡的政治局勢和風格。而且，倫斯勒斯維克的法庭記錄顯示，在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后，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於1648年7月再次出現在該封地的法庭上——這正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北上的時間。

施托伊弗桑特甚至在他還沒來之前就已經知道這個地方需要什麼；他到這裏的幾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只是更加堅定了他重整秩序的決心——他所能帶來的那種結合了軍事體制和企業效率的秩序，摻雜著一個虔誠的加爾文教徒的心理，強調罪人要在嚴厲的神明面前卑躬屈膝——他認為這就是解決之道。在他到來之後的那個禮拜日下午爆發了一場酒後械鬥。在得知此類事情是家常便飯之後，他立刻發布了兩道戒律：第一條是禁止小酒館老闆在禮拜日出售烈酒（直到當天下午兩點）；第二條戒律規定任何「在激動或憤怒」情形下拔刀的人都可能面臨六個月的監禁，並且只能吃麵包、喝水，如果他持刀傷人，則刑期將躍升為八個月。

但這些都是裝裝門面的——這種簡單的「生活品質」方面的指令很容易被大眾接受。真正需要解決的是正在醞釀中的暴動。在最初的幾天里，他繞著這個小城鎮走了一圈，隨身帶著一張紙，這張紙可真擾人心神：那是九九藏書1644年10月殖民地居民們以約赫姆·奎伊特和科內利斯·梅林的名義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信里要求將基夫特撤職。諷刺的是，這封信確實達到了它的目的，但它也因此為這個殖民地帶來了一個將此類舉動視為叛國的人。曼哈頓殖民地的文件顯示出了施托伊弗桑特心思縝密的一面：一方面，和人們通常對他的看法不同，他能明察秋毫，具有扳倒對手的政客資質，以及權衡考量的能力。比如，史學家們一直對施托伊弗桑特選擇留下基夫特的秘書一舉感到困惑，因為科內利斯·范·廷霍芬貪婪、不誠實，而且出了名的好色，這些都是會讓古板的施托伊弗桑特——這個被歷史銘記的人——憎惡的特點。但是，范·廷霍芬也是這個殖民地上最聰明的人，是博聞強記而又像狗一樣忠於西印度公司的辯論家，是能用本地部落的語言與他們談判，轉頭又能帶人到同一個村莊去進行一場無情的軍事襲擊的人。顯然，施托伊弗桑特能權衡此人的多種特點，並且選擇有利於他自己的方面。不過，平時更具本色的施托伊弗桑特會佔據上風，他會用正統加爾文主義的眼光看世界，認為世界非黑即白。他從阿姆斯特丹帶來的這封信令他深受震動。信的作者違背了荷蘭帝國的建國原則，這種有著神學根基的秩序原則創造出了一個成功的文明社會。這種赤|裸裸的僭越之舉本身就已經能說明問題。他會用果斷的手腕處理這個問題，這是他們罪有應得。

在面對殖民地居民和西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士兵時，他一視同仁。沒有人能像指責基夫特一樣指責他偏袒公司僱員。當和他一同到來的兩名水手被發現違反禁令，未經許可私自上岸的時候，他下了判決，將他們「連續三個月綁在獨輪車或者手推車上，干最重的活，絕對不許吃麵包和水之外的東西」。

在風車的帆葉和阿姆斯特丹堡的斷壁殘垣下，在廣闊的海港的映襯下，他們舉行了一場正式的儀式——象徵著領導權更替的火炬交接。在他的演說詞中，施托伊弗桑特宣誓自己的做事方式會「像父親對待他的孩子一般」。他釋放出來的權力信號清清楚楚：當整個社區的人向他脫帽致敬的時候，他的帽子卻紋絲不動。在殖民地居民們還站著的時候，他卻坐下了。

施托伊弗桑特送了一份看似無關痛癢的公告到倫斯勒斯維克去，這份公告宣布5月的第一個周三為全殖民地公眾齋戒、感恩的日子，所有荷蘭社區的領導人在風暴、大火、敵人入侵或嚴冬之後都會抽出一天，正式感謝全能的神幫助居民們渡過難關。但是，當這份公告在倫斯勒斯維克的教堂禮拜儀式期間分發出去的時候，范·斯里赫騰霍斯特看出了其中的象徵意義，他認為這是對他權威地位的一種侵犯。他跺著腳走回他的總部，發出了一串連珠炮般的抗議。

事態的變化著實令人摸不著頭腦。「該如何處置這個假冒的總督？」施托伊弗桑特疑惑地詢問委員會。此人是瘋子，還是英國方面安排好的策略的一部分？如果是後者，他們就需要用適當、微妙的外交手段來處理此事。施托伊弗桑特接受了范·德·鄧克和另外兩個會說英語的人的幫助，讓他們著手調查。他們研究了那份委任狀，審問了福里斯特，最後得出結論：此人是個傻裡傻氣的房地產代理人，他為一位英國貴族做事，這位英國貴族聲稱長島及周邊的土地歸自己所有。在范·德·鄧克和其他人的同意下，施托伊弗桑特決定將此人戴上鐐銬並將其運回阿姆斯特丹，那裡的政府官員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

福里斯特案匪夷所思，但絕非孤例。北美大陸的殖民活動已經進行了很久，如今，它點燃了許多歐洲怪人的興趣。有一類人對此尤其感興趣，那就是家道中落的英國貴族。有人親眼見到國王查理賜予巴爾的摩勛爵那張紙，有了那張紙，他就成了他在新大陸的私人領地的主人。這類人中的一些夢想著回到中世紀去，他們將美洲這塊處|女地視為一片能夠令他們夢想成真的機會之地。但是，他們那堂吉訶德式的夢想是與歷史的走向背道而馳的，那些夢想屬於過去，屬於騎士與窈窕淑女的和平年代，那時候他們的祖先們還是闊佬。費迪南多·戈傑斯（Ferdinando Gorges）爵士就是此類貴族中的一個，早在國王詹姆斯統治時期，他確實曾獲得北美洲的一大塊封地。他本希望將這塊封地分成中世紀式的領地並分配給他的至親好友——這些人會在領地上修建城堡，召集侍從和皇室人員，喝蜂蜜酒，大搞排場，互相攀比——但戈傑斯還未踏上新大陸的土地就死了。他的夢想在英國內戰的混亂中消逝，屬於他的那一大片土地最終變成了緬因州。［200年後，美國政府在本國內戰期間，在波特蘭港的一個島上修建了一座軍事設施，有人突發奇想用戈傑斯的名字為其命名，以向這位無意間建立了這個州的古怪夢想家致敬，所以這座軍事設施依然叫作「戈傑斯堡」（Fort Gorges）。］

他的前門外正在發生的事情同樣迫在眉睫。這座堡壘本身已是搖搖欲墜，需要從底部開始修復。除此之外，施托伊弗桑特告訴委員會，這個地方需要「一所學校、一間教堂、板樁、碼頭和類似的必不可少的公共設施和公用建築」。在他看來，這一切基本上都得馬上啟動。他對這個地方有一份責任，除此之外，這裏還是他的家，他在乎這個地方。如果要讓它從危機四伏的局面中生存下來，那麼，「這裏，我們的首府」就必須變得強大起來。他讓約翰內斯·拉·蒙塔尼繼續擔任他的委員會成員，這位瓦隆醫師曾經是基夫特政府的兩名委員會成員之一。拉·蒙塔尼認為，要開展這些項目就必須籌集資金，而這隻有在殖民地居民都站在他這邊時才有可能做到。而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全體居民選出一個代表委員會，為他建言獻策。施托伊弗桑特同意了。根據荷蘭城市的風俗，居民們將從他們「最有名望、最通情達理、最值得敬仰、最傑出」的人當中選出「兩個九人組合」，然後施托伊弗桑特會從中選出「一個九人組合」任職。第一屆委員會成員包括波希米亞人奧古斯丁·赫爾曼、荷蘭貿易商霍弗特·盧克曼斯、英國煙農托馬斯·霍爾，以及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好友邁克爾·揚森（Michael Janszen），前者在新阿姆斯特丹時就是在他家過的夜。

基夫特忽略了這塊南方領地上存在的外國勢力，而瑞典人已經利用那段時間站穩腳跟。新瑞典如今的領導人是約翰·普林斯（Johan Printz），一個體重400磅、像豬一樣的男人，當他拖著沉重的身軀在他的中央堡壘的柵欄內行走時，與其說他穿著瑞典軍用護甲，不如說是他身上的護甲支撐著他。在「三十年戰爭」中，普林斯是一名軍官，帶領部隊在德國和波蘭作戰，後來因使開姆尼茨城（Chemnitz）落入一支撒克遜軍隊之手而被免職。他在「新大陸」任職，將這片荒野變成能正常運轉、有利可圖的殖民地，這是他將功贖罪的機會。這個地區的印第安人給他安了一個昵稱——「大肚王」。他在軍事方面的詭計多端和他的體格一樣令人聞風喪膽。荷蘭人在這條河上建立了他們最初的貿易站點，如今看來那已是遙遠的過去：那是在1624年，當時他們還在考慮將這個地區作為他們的殖民地首府。他們在「南河」和被他們稱為「斯庫爾基爾河」或者「隱秘之河」（Hidden River）的交匯處修建了拿騷堡（Fort Nassau）——他們認為，這樣能便於印第安人將毛皮從西部送到下游。

大約與此同一時間，范·德·鄧克似乎還協助施托伊弗桑特處理了另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對施托伊弗桑特的領導地位和整個殖民地都至關重要。除了來自英國人、瑞典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脅，半私有化的領地倫斯勒斯維克還有不服從管理的人。基利安·范·倫斯勒去世后，這片土地如今歸這位鑽石商的兒子所有。1648年3月，新任總督走馬上任，開始經營這個地方。施托伊弗桑特很不走運，59歲的布蘭特·范·斯里赫騰霍斯特是一位直率且經驗豐富的荷蘭共和國行政官員，他的勇氣和決心與施托伊弗桑特幾乎不相上下。他認為范·倫斯勒從西印度公司得到的那份特許狀彷彿能讓他回歸艾德蒙·普洛登之流夢寐以求的中世紀的光輝歲月，給予他幾乎可以獨裁的權力。施托伊弗桑特對此的解讀卻完全不同：根據他獲得的委任狀，他有責任管轄整個新尼德蘭殖民地，其中包括倫斯勒斯維克的領地。這是一場政治管轄權之爭，范·斯里赫騰霍斯特剛上任幾周就把這個問題擺上了檯面。

施托伊弗桑特的下一步正需要這個。他派一位信差帶著基夫特的信的副本，從珍珠街跑到梅林和奎伊特家中，並要求他們在48小時內回應。這個很快已經頗具政治團體雛形的群體的幾位領導人聚到一起，準備他們的答覆。這件事情必須秘密進行：科內利斯·范·廷霍芬的房子緊挨著「東河」沿岸奎伊特和梅林的房子，而且施托伊弗桑特急欲收集其他同謀者的信息。如果他們還有一個時機做出讓步，小心翼翼地回復請求新任總督大發慈悲原諒他們，那就是現在了。然而他們選擇了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在6月22日起草的那封信很長，充滿法律色彩，用詞文雅、精準，毫不退縮。那也完全是范·德·鄧克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