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他和他的妻子正要開始一項任務，那就是在河邊開發他們巨大的種植園，這個種植園距離曼哈頓島的北岸只有一箭之遙。范·德·鄧克給他的種植園起了一個和他偌大的夢想很相稱的名字「Colen Donck」，也就是「范·德·鄧克的殖民地」（Van der Donck's Colony）的精簡形式。他已經擬訂了計劃：他知道他想種植什麼農作物；他列出了需要招募人手的工作和他想從家鄉招聘的各類工人。考古證據表明，他和瑪麗可能已經在南端一個長長的平坦開闊地選了一個地方作為他們的家，這塊地是進行大規模農業生產的理想地點。1910年，紐約市的工人們在挖掘今天的布朗克斯區的溝渠時偶然發現了一處17世紀農舍的地基。這一地區1667年的地圖顯示，有一座標記為「范·鄧克宅」（Van Dunks）的房子。這個地點的唯一一次考古發掘是在1990年，當時，雖然考古學家發現這個地點的完整性已經被溝渠破壞了，導致他們無法從中獲得進一步的信息，但下水道挖掘工找到了荷蘭磚塊（這種磚比美國或英國標準的磚塊狹長，而且是黃色的）、代爾夫特陶器的碎片、梳子、鏡子、鉛制的窗框、煙筒桿，甚至貝殼串珠。把這些東西和這一地區早期的地圖放到一起來看，這一切都支持了一種猜想：這裏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決定追求他的美洲夢的地方。如果這裏確實是范·德·鄧克家的所在地，那麼這裏的名字就很恰如其分了：今天，這個地區就是布朗克斯區的范·科特蘭公園（Van Cortlandt Park），這片寬闊的、雜草叢生的地帶被分成了各種比賽場地，孟加拉裔和蓋亞那裔板球隊員、愛爾蘭裔棒球投手和日裔壘球隊員們都在這裏比賽，他們肯定都不曾聽說過這個曾經管轄這個地區，並且幫助紐約市成為一個多元文化飛地的人。

這還不算完。奧蘭治親王威廉——軍隊領袖和荷蘭象徵性的國家元首——覺得茲事體大，他也想出面干預。他寫了一封私人信件，由梅林隨身帶回。

這條路斷了。這場對峙在施托伊弗桑特表現出的，如范·德·鄧克所說的，對委員會成員們「不可抑制的切骨之仇」的情況下完結。「不過這種仇恨主要是針對那些他認為是」在削弱他勢力的行動中「的始作俑者」。雖然范·德·鄧克是為了向尼德蘭的官員們描述這場衝突，並描繪施托伊弗桑特對於某些他曾經信任的同志的看法的轉變，但是這種一板一眼的文風實際上似乎反而突出了其中的情感，令人認為這兩人之間確實曾經有過溫暖的情誼。「這些人一直都是他親愛的好朋友，而他，在不久之前還認為他們是這個地區最光榮、最有能力、最聰明、最盡責的人，然而，當他們不願意聽從總督的旨意時，他們就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些人就被他說成了流氓、騙子、叛黨、放高利貸的人和敗家子，總而言之，把他們絞死還是便宜了他們。」

這肯定是施托伊弗桑特人生中最羞辱的時刻。「這是要造反，是奇恥大辱。」他後來在描述那一幕時說道。他作為軍人的驕傲，他簡單的、在鄉村培養出來的自尊心，被踐踏了。他對自己的職權深信不疑，對這個殖民地赤膽忠心，而且在有關北方的英國人的問題上也即將取得成果，但是，在貌似決心要自毀長城的人們看來，這些都無足輕重。

這個請求——無異於要求他同意自己的勢力被他人削弱——激怒了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也讓他摸不著頭腦。實際上，他曾在委員會成立第一年對其所做的許多事情表示嘉許。這些成員認真履行了他們作為人民代表的職責，並且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居民們向他們投訴商人們給麵包和酒改價時，委員會曾請求施托伊弗桑特制止這種行為，他照辦了。然後，他們越來越大胆了，在他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稱這些措施能改善經濟。他曾為這樣的冒犯之舉而稍微呵斥過他們，後來，他轉念一想，決定「更加仔細地考慮並審議這九位民選行政委員，我們親愛的好子民所寫的請求和諫書」，並且按照他們的建議做了改變。可如今，這些人的尾巴翹上了天。他的忠實門客范·德·鄧克如今是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這麼看來，事情似乎就更蹊蹺了。

人群當時就炸了鍋。施托伊弗桑特手裡當然手握兵力，場面馬上就沒那麼好看了。他是個天生的領導人，從來不曾忍受如此威嚴掃地的情況。他的第一反應就是用嚴厲的手段鎮壓，但是他也看到了這個地方已經處於混亂邊緣。他在後來給總議會寫的信中說，這一事件「早有預謀，如果我們不紆尊降貴，允許他們以不得體的方式呈交傳票，那麼屠殺流血也許在所難免」。意識到他的敵人們給他設了圈套，他恢復人群秩序之後，指示此人宣讀那份訓斥口吻的文件。

這種做法讓施托伊弗桑特煩透了，以至於5月8日他發布了一個新條例：

在疑雲籠罩的情況下，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決定如何處置范·德·鄧克。如果能得到他的政務委員會和人民的支持，他可能已經處決此人了。然而，曾經忠誠於他的副手范·丁克拉根現在決心要跟他對著干，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看他是否依據荷蘭法律行事。也許正是在范·丁克拉根的堅持下，施托伊弗桑特才意識到他不能僅憑從那個人那裡搜到的幾張紙就審判並懲罰那個人——被關押的范·德·鄧克承認那幾頁中的一些內容可能有誤，因為那是從居民那裡收集到的原始數據，在這種情況下，尤其不可那樣處置他。於是，施托伊弗桑特命令范·德·鄧克「證實或收回他所寫的中傷他人的內容」。范·德·鄧克被暫時釋放了。不過，此時的他已被禁止擔任九人委員會成員。

與此同時，施托伊弗桑特已經認定自己無法阻止九人委員會派出代表團，但是他要反擊他們。他不可能親身前去回應那份執行令；他和新英格蘭的總督們以及拉力坦人、奈亞克人和其他地方部落的酋長們陷入了微妙的外交局面。如果親身前去，他向總議會解釋道，那麼「榮譽和誓言難以兩全」，所以他將派出科內利斯·范·廷霍芬代表他回應梅林的指控，並代表他的政府爭取該殖民地的控制權。但是，就在施托伊弗桑特還在忙於應付該殖民地事務的時候，6月14日發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他顯然一直懷恨在心。那天，一位名叫雅各布·洛佩爾的貿易商到他面前申請在「南河」經商的執照。「然而，這個名叫洛佩爾的人娶了科內利斯·梅林的女兒」，施托伊弗桑特的決定被記錄在案，所有人有目共睹，「尊敬的總督認為不可批准此請求」。

從新阿姆斯特丹海濱的城市酒館走到島嶼南端的阿姆斯特丹堡只有兩分鐘左右的路程。這段路讓人感覺很愜意：走出酒館——人們經常在這裏做交易，所以它現在已經變成了許多商人和交易者的半官方總部——你會發現自己恰好就在「東河」岸上，望向停泊的船隻和對面布魯克林村裡的農莊。向右轉，朝南面走去，你的左手邊是河，右手邊是一排帶山形牆的房舍。走過運河上的小橋，沿著小橋盡頭的狹窄小巷——這條小巷的名字起得好，就叫「大橋街」（Bridge Street）——繼續向前走，矗立在你面前的就是破舊的阿姆斯特丹堡，這座城鎮的心臟。1649年1月初，有人走過這段平淡無奇的路，給總督施托伊弗桑特送了一封信。這封信來自該殖民地新成立的人民代表大會，而且從此以後，這個組織將和代表西印度公司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員會區分開來。新阿姆斯特丹的人民和周邊城鎮把這個大會稱為「九人委員會」（Board of Nine）。這位總督被告知，委員會想送一名或多名代表前往海牙，請求荷蘭政府接管本殖民地。

一行人整裝待發。范·德·鄧克和他的妻子待在他們的莊園里忙著列出必需品和他要在歐洲雇的技術工人清單。他答應代表一位住在長島弗利辛恩村（即法拉盛），名叫安妮蒂·范·貝葉林（Annetie van Beyeren）的女士處理其在母國的事務。在臨行前的最後幾天內，他還承擔了另一項法律工作。有時候幹些海盜勾當的威廉·布勞維爾特已經在這座島上耀武揚威了許多年，他那艘名叫「拉·加爾斯號」的私掠船涉及新阿姆斯特丹的許多重要人物的經濟利益，其中包括即將陪范·德·鄧克前往荷蘭的奧古斯丁·赫爾曼、雅各布·范·考文霍芬，以及前總督基夫特。在殖民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這艘私掠船在過去幾年中為西印度公司出航，然後滿載著從西班牙人那裡得來的戰利品返航——船上載著煙草、糖、黑檀木和酒。這個風險投資中的所有合伙人都從這些劫掠行動中獲利了，這種活動一直是西印度公司在新大陸的核心活動。

在那裡，科內利斯·梅林發現他的朋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法庭監獄里的獄友約赫姆·奎伊特也還活著。當「艾美莉亞公主號」被擊碎的時候，奎伊特在船尾，一大塊船體脫落了下來，漂浮在海面上，托著他，漂向那些正在岸上撿破爛的威爾士人。107名乘客和船員中總共有21人在這次海難中活了下來。基夫特死了，博加德斯牧師死了，被施托伊弗桑特送回尼德蘭的大部分西印度公司士兵也都死了。

英格蘭動蕩的局面只會令弗吉尼亞對曼哈頓這個航運中心更加依賴。上一年，英格蘭看似要阻止其北美殖民地使用外國航運商，當時，弗吉尼亞的管理機構嘲笑他們自己的航運商價格太高，而且宣稱曼哈頓在弗吉尼亞的經濟生存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最近，在發掘詹姆斯敦殖民地時，人們發現了代爾夫特陶器、荷蘭錢幣和煙斗，還有荷蘭航運商運來的中國陶瓷——這一切都表明弗吉尼亞很依賴曼哈頓和荷蘭共和國的力量。當時的荷蘭共和國不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航運業大國，而且還是最大的商品製造國。

許多其他支撐性的文獻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份要求總議會接管該殖民地的正式請願書，還有幾十頁附有大量註釋的「附加觀察評論」，其中涉及殖民地事態、西印度公司的「暴政」以及對「合適的市政府」的需求。鑒於此地位置的重要性，以及范·德·鄧克及其同伴看到的曼哈頓島及httｐs://ｒeａd.９９ｃsw.cｏm其所在河流乃至以曼哈頓島為門戶的這片大陸的潛力，這件法律任務意義重大。

在這次特別議事會中，施托伊弗桑特只召見了六名委員會成員——他似乎擔心如果全員到齊，他們就會投票反對他。有了其中的六個人和八個他信得過的顧問，再加上他自己，他就能更有把握地得到一個理想的結果了。然而，如今，范·丁克拉根和另外的一兩個人似乎是要倒向另外一邊了，於是他選擇休會而不要求投票。兩天後，他召集了他的政務委員會的原班人馬，在九人委員會成員不在場的情況下，「按照多數投票」決定繼續關押范·德·鄧克，直到一名委員將這宗案件調查清楚為止。兩天之後的3月8日，范·德·鄧克依然在押，曼哈頓地區附近的所有村民都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吩咐，在教堂集會以討論一項將和該殖民地有重大關係的議題。在此次公眾大會之前不久，施托伊弗桑特已經召集了他的政務委員會，並且宣布他將對民眾宣讀一份「文書」，其中應該包括對范·德·鄧克的叛國行徑的描述以及施托伊弗桑特對此的處罰決定。

實際上，《明斯特和約》和九人委員會的請願書是相互聯繫的。二者都是歷史的力量給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肚腩的一記肘擊，催促他面向未來，面向這個殖民的新願景。他要學著適應那個和約。但是他選擇忽略這份請願書，稱他首先必須通知幾個英國人村莊中的居民，這些村莊從基夫特統治時就存在，而且一直是忠誠于荷蘭殖民地的組成部分。然後他就把請願事宜擱到一邊了。

這個地方大有可為。這裏的土壤肥沃，從維闊斯蓋克印第安人手裡買下這片土地所有權的范·德·鄧克應該是從他們那裡發現了這一點——他們當時在這裏還留下了一個村莊，在范·德·鄧克管轄時期這個村莊可能依然存在。一條長長的小溪從這片農田邊緩緩流過，繞著這座宅邸，蜿蜒流入那個將曼哈頓和大陸分開的小灣。這裡會因潮汐而形成危險的漩渦，所以荷蘭人將這個小灣命名為「Spuyten Duyvil」，意為「惡魔壺口」。乘坐單桅小帆船，甚至從印第安人那裡買來的獨木舟，順著這個壺口航行，這位九人委員會的領導人期待著數以百萬的人會來到曼哈頓，他應該曾經進入哈萊姆河（Harlem River），然後順著潮水，沿著這座島的岸邊向南邊駛去，然後在城市酒館前面的小碼頭邊靠岸。

施托伊弗桑特強裝鎮定，改變策略，把矛頭對準范·丁克拉根。他從被沒收的那些文書中選了一個片段宣讀，據這個片段稱，丁克拉根曾謗議荷蘭政府。此時憤憤不平的范·丁克拉根否認自己發表過這種言論並且要求查看寫有這些內容的那幾頁文書。施托伊弗桑特拒絕了，然後他要求在場的每一個人陳述他對於范·德·鄧克的處理意見，並將其記錄在案。范·丁克拉根先開口了，他堅稱根據荷蘭法律，他們應就此事對范·德·鄧克進行審查，然後准許其保釋出獄。但是，從駐紮庫拉索時就一直忠心侍奉施托伊弗桑特，而且在施托伊弗桑特失去自己的腿的時候也在其邊上的布萊恩·牛頓宣稱此人應當繼續坐牢並在獄中接受審問。其他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奧古斯丁·赫爾曼拒絕發表意見，以示對整個過程的抗議。

然後他就離開了。

這一切都證明了一點——按照美國歷史上的描述，曼哈頓是在被英國接管之後才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商業中心——但是事實上，在17世紀40年代末，新阿姆斯特丹市就已經開始崛起為北美航運樞紐。而且，當時——從1649年1月1日開始，當范·德·鄧克成為九人委員會之一時——他就開始鄭重其事地組織那些令這個港口能夠順利運轉的商人了。

在我們看來，17世紀似乎是古代和現代的奇異組合。一方面，當時沒有幫助船難受害者們生存的基礎設施，無論是在陸地上還是與海浪搏鬥，你都得為生存而戰。但另一方面，今天我們覺得十分常見的一些機構當時已開始運作了。當形形色|色的「艾美莉亞公主號」船難倖存者踉踉蹌蹌地進入倫敦時，保險公司已經排隊等著處理索賠，已經有人提起訴訟，公訴人拿起了他們的鵝毛筆，把它們放到黑色鐵膽墨水瓶中蘸一蘸，記下倖存者和目擊證人的證詞。這些來來回回的訴訟和索賠要過好幾年才能結束。

這時，九人委員會選擇了兩名成員——貿易商雅各布·考文霍芬和農民揚·艾弗森·包特——以及該代表團的前領導人范·德·鄧克組成代表團。施托伊弗桑特是否曾抗議他在將范·德·鄧克釋放出獄時就已經明令禁止其不許參与官方事務，這已經無據可考。范·德·鄧克肯定會反駁稱自己只是在遵照命令「證實或收回他所寫的中傷他人的內容」。

范·德·鄧克沒有被嚇倒，整個5月和6月，他像著了魔一樣，將他和他的同伴們從居民們那裡收集來的所有信息整理到一起，編成了一份名叫《新尼德蘭陳情書》（Remonstrance of New Netherland）的文獻，這份長達83頁的正式抗議書可能是出自這個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殖民地的最著名的文獻。他打算將它呈給海牙政府當局，它最終將令曼哈頓殖民地的政治體制植根于荷蘭法律，並且賦予紐約市獨特的形態和品格。它的開場白充溢著范·德·鄧克的想法和感情。他成功地以寥寥數語表達出了他對荷蘭地理探索發現的驕傲之情、對於第二故鄉的熱情，甚至對當地印第安人的熟悉程度。與此同時，為了方便對該殖民地知之甚少的政府官員理解，他以簡潔、準確的方式將該殖民地未來的發展置於歷史語境中，直接追本溯源。

這些人——總共15人——在緊張的氣氛中聚集到一起。即使是在輕鬆的時刻，施托伊弗桑特也是一臉嚴肅，繃著雙下巴；此時，面對正等著他宣布此次非常集會的原因的眾人，他更是面色鐵青。然後，他告訴他們，范·德·鄧克已經被捕，並且被控告犯有「crimen laesae majestatis」——叛國罪。他找到並掌握的文件「赤|裸裸地誹謗」了總督並且包含「嚴重詆毀」海牙政府領導人的內容。九九藏書

當范·德·鄧克走出來，走進深冬的日光下時，他已經脫胎換骨。被施托伊弗桑特囚禁的經歷讓他變成了人民的鬥士。如果施托伊弗桑特現在是處於守勢，那麼背上了刑事指控的范·德·鄧克則充滿了衝勁。施托伊弗桑特命他證明他所寫的內容屬實，這實際上就給了他追求政府改革事業的通行證。

從這封信中我們了解到，施托伊弗桑特打算派他的代表范·廷霍芬坐上那艘即將出發的船，這意味著范·德·鄧克和范·廷霍芬——這個滿身是汗、身體肥胖、詭計多端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的辯護人——肯定站在同一艘船的甲板上，看著這個村莊低矮的農場漸漸變得模糊不清。前方等待著范·德·鄧克的是那片遙遠的大陸，他的出生之地。

范·德·鄧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妻子朱迪斯·貝亞德見了最後一面。7月29日，他在街上遇到了她。他們是否交談過並且保持融洽的關係，這一點我們無從知曉。也許她無暇分神：施托伊弗桑特的大兒子巴爾塔薩，如今21個月大，二兒子尼古拉斯還只是個7個月大的嬰兒。不管怎麼說，范·德·鄧克都把梅林致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封信交給了她——這封信肯定是他本人幫忙寫的。施托伊弗桑特依然不允許梅林按照那份執行令上的命令，使用他的土地和財產。這封信要求他遵守命令並讓代表們拿到他們陳情需要用到的文件，並且要儘快辦理，因為「時間緊迫，船已經整裝待發了」。

從他們抵達尼德蘭聯合省那一刻起，梅林和奎伊特就開始為自己辯護，努力撤銷施托伊弗桑特對他們的判決，並且在此過程中，讓母國的權貴們認識到他們的北美殖民地的價值。他們發現，隨著該國與西班牙籤訂和約，國內政治暗波涌動，舊同盟正在發生變動。過去，支持掠奪西班牙船隻並從中謀利的西印度公司一直是愛國的行為。如今人們可以自由地為北美殖民地的未來考慮其他出路了。整個過程花了幾個月，不過梅林和奎伊特從政府機構那裡得到了不同尋常的特許權，如今，這個特許權被放在了桌面上：那是一份執行令，由荷蘭共和國政府向新尼德蘭殖民地總督下達的命令。九人委員會的成員們讀到這份文件時肯定倒吸了一口氣——其語氣和語言完全證明了他們的合法地位。這份文件譴責了「基夫特總督違背所有公法，對印第安人發動的這場非法戰爭」以及「基督徒聽聞必然會大感震驚」的種種暴行；認可了人民選舉的代表是杜絕此類災難再次發生的保障，還指出基夫特以及在他之後的施托伊弗桑特束縛了這些代表。施托伊弗桑特對此二人的判決被撤銷，二人候審，而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或一名代表要回母國為他的所作所為做出解釋。

在他回復委員會關於允許派出代表們前往海牙的請求時，施托伊弗桑特借故推脫，提出作為人民的代表，該委員會應當確保他們提議之事確實是出於人民的意願。如今，有了來自荷蘭方面的支持，委員會成員們有了底氣，他們決定接受他的提議。他們將逐個詢問人民，認為是否有必要對政府進行改革。范·德·鄧克、盧克曼斯、揚森、赫爾曼及委員會的其他成員用了一個十分直接的民主方式，他們走出了酒館的前門，將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分配給個人，然後開始挨家挨戶地敲門。人們肯定有很多話要說，因為拉票活動一結束，委員會就決定彙編一份檔案。范·德·鄧克承擔了整理這些投訴，並將全民的想法提煉為一份文件的任務。

施托伊弗桑特知道這份文件里包含了什麼內容，他絕不希望在他的選民耳邊播放這份語言如同訓斥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一樣命令他返回歐洲的文件。他宣布，無須宣讀此文件，他已準備好收下它了。「我肯定已經有了一份副本了。」他一邊咆哮，一邊伸出手去抓這件東西。扭打之中，文件被撕碎了，同時標志著其為荷蘭政府的官方命令的密實蠟封脫落了。所有觀眾都驚呆了，看著蠟片掉落下來，搖搖欲墜，然後在一縷羊皮紙上晃蕩著。這其中的象徵意義已經昭然若揭：這些人站在這裏，這個殖民地上最神聖的建築中，扯開嗓門，玷污聖地，且政府的印章就在他們中間晃蕩。在接下來的一片沉默中，梅林告訴施托伊弗桑特，如果他想要一份文件副本，那麼有一份是給他準備的，而另一份是用來向民眾宣讀的。

1649年1月的一天，也是在這條海岸線邊，鎮上躁動不安的居民們自發聚集在這裏，等著看驚喜的一幕：一艘載著鬼魂的船划向了碼頭。人們並沒有大吃一驚——科內利斯·梅林已經從布里斯托給他的同胞們寫了信，告訴他們他和奎伊特還活著——但是，看到這個人活生生地出現還是比聽說他們還活著而基夫特已經死去的事實更加強了人們的感受：他們身負重任，而且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1647年9月28日，太陽升起，威爾士海岸邊粗糙的石灰岩海岬曼布爾斯角（Mumbles Point）處的海水泛著鋼鐵般的顏色，陽光在水面上跳動，映出了一個孤單的身影，他奄奄一息地緊抓著一塊圓木頭。整個早晨直到下午，這個人都在海浪中漂浮，直到最後，海浪將他拋到距離岸邊2英里的一片沙洲上。慢慢蘇醒過來之後，他說出了更多信息：這裏還有其他人，也是被暴風雨甩到岸上來的。他們一起用殘骸碎片造出了一個救生筏，掙扎著劃到了岸上。

當時，他沒有多少時間細想這件事情。還有另一件乍看之下似乎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懸而未決。施托伊弗桑特得安排一場慶祝活動，紀念上一年度在歐洲發生的一件事情。1648年，在德國的明斯特市（Münster），來自歐洲各國的代表們進行了多輪談判，最終，西班牙與荷蘭共和國簽訂了和約。八年戰爭正式結束了。這件大事甚至在曼哈頓島也產生了迴響。畢竟，西印度公司殖民地的建立初衷就是為了這場戰爭。多年前，曼哈頓在尼德蘭的軍事戰略家們眼中是對往來於南美和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艦船發動突襲的集結區，就像威廉·布勞維爾特做的那樣。如今，這一切都已成了往事。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董事們得重新思考他們在北美的領地的地位和未來了。

施托伊弗桑特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每一次當他決定採取行動的時候，他都會大刀闊斧地干一場。3月初的一天，在一隊西印度公司士兵的陪同下，他繞過阿姆斯特丹堡的一角，殺到邁克爾·揚森的家，從在倫斯勒斯維克生活的時候起，這位委員會成員和范·德·鄧克就一直是朋友。和往常一樣，范·德·鄧克一直待在這裏，但是此時家中無人。他們搜查了這個地方，找到了那捆包含著居民們對這個殖民地及其管理方式的怨言和悲嘆的文件，還有范·德·鄧克一直在準備的文件草稿。施托伊弗桑特把它拿走了，他在其中發現的內容讓他得以進行下一步。第二天，他命人逮捕范·德·鄧克並將其關押起來。然後，他急匆匆地派他的「宮廷信使」菲利普九*九*藏*書·德·楚伊（Philip de Truy）去找他的政務委員會成員和幾位九人委員會成員，要求他們出席一場緊急「最高議事會」。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讓步。為了最後一次嘗試達成諒解，據說施托伊弗桑特提出合作：委員會與他分享他們已經收集到的信息，而他將考慮他們的建議。但是，這樣一來，代表團脫離西印度公司、爭取獨立的目標就完全落空了。范·德·鄧克後來寫道，當時他告訴施托伊弗桑特，委員會「不會與他溝通與此事相關的任何內容或者聽從他的指示」。

然而，沒在海里淹死只是從命運掌控中傳奇逃亡的第一個篇章。這兩個荷蘭人想辦法討到了漂浮的貨物殘骸中的一些海狸皮，他們在附近的城鎮——可能是斯旺西——把這些海狸皮賣掉了。然後他們用這些錢穿過覆滿車轍，在英國內戰中變得傷痕纍纍的鄉村，取道布里斯托，然後在大約三周后抵達倫敦。

如今，所有人都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向荷蘭共和國派出代表團。從法律上來講，所有主要參与者都應該被包含在內，因此，在范·德·鄧克從牢里被放出來的那天起，他就發出了一連串的傳票——給范·丁克拉根、拉·蒙塔尼、布萊恩·牛頓和其他政務委員和官員——請求他們每個人「儘快到海牙的大人們面前出庭做證」。他送出了這些傳票，收到了他們的答覆（大部分都是變著法子說「我當然不會去」），並奮筆疾書，記錄下整件事情。他不可能指望這個殖民地的整個政府乘船前往荷蘭為其辯護，但是，把這些事情記錄在案，對於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步驟。

這時候，范·德·鄧克終於攤牌了。如今，他已經在和當權者周旋時用了三次這樣的計謀了——他先是討好對方，慢慢爬上高位，然後突然翻臉，變得無禮、挑釁、任性。如今，他釋放出了他的真實感受，他的愛國熱情。施托伊弗桑特肯定會反駁道自己才是代表該殖民地最高利益的人，並且指出他們正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他會直話直說，稱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試圖削弱他勢力的行為都等同於叛國。雙方各有各的道理。施托伊弗桑特確實在努力令這個殖民地團結一致。但是，與此同時，他卻對范·德·鄧克看到的一切視而不見：對英國人、瑞典人和印第安人的軍事和外交策略只能在短時間內有效，如果該殖民地的整體結構得不到改善，則它會從內部瓦解消亡。

但是委員會沒有這麼做。在城市酒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正忙著跟所有人打招呼，並與他們共同密謀。這些人當中有船長、毛皮貿易商、麵包師、釀酒商，他們都對該殖民地的未來很感興趣，而且他們都有話要說。自從基夫特和印第安人的戰爭結束之後，尼德蘭的商人們又重新參与到曼哈頓的事務中來。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貿易強國聯繫緊密的新阿姆斯特丹貿易商是地球上最老謀深算的一群人。范·德·鄧克和他的委員會同僚們與他們見面並聽他們說明維持貿易穩定的必需條件。他將他們的談話成果記錄下來，並計算出每年有8萬塊海狸皮經曼哈頓運往歐洲的毛皮市場。由於毛皮貿易對該殖民地的重要性，他本人已經變成了海狸專家。他養過這種動物，研究過它們的生命周期，閱讀過古羅馬專家們寫的所有關於海狸的資料。［因為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Pliny）和其他專家的著作，歐洲人對海狸有一些錯誤認識，尤其是他們相信海狸睾丸具有神奇的力量。後來，他把消除歐洲人的這種錯誤認識視為己任。「這些人，」在談到這些用拉丁語寫作的人時，他信心滿滿地總結道，「全都沒見過海狸。」］

梅林當然是富於激|情的，但即使是在他的鼓動家同伴看來，他也太過誇張了。施托伊弗桑特對此人的抱怨是情有可原的，他還沒到曼哈頓就在波士頓下船，向英國人吹噓他有一項任務在身，那就是讓施托伊弗桑特回荷蘭蹲大牢。此等行為對正在和新英格蘭總督們打交道的施托伊弗桑特並無幫助。不過話說回來，施托伊弗桑特也激怒了對方。如果施托伊弗桑特沒有拘捕范·德·鄧克，那麼九人委員會恐怕也不會搞出教堂那一齣戲。叛國當然是可以處以死刑的罪行。他們的頭顱都危在旦夕。他已經在賭局中加碼，逼著他們也要加碼。

梅林和奎伊特希望能在倫敦找到任職多年的荷蘭大使阿爾伯特·約阿希米，讓他幫助他們回家，但是大使當時正在荷蘭。這場戰爭令外交關係變得錯綜複雜：國王查理被捕入獄，歐洲各國都還未承認英國議會成立的新政府。這兩個憤憤不平的新大陸公民在英格蘭受了幾個月的折磨才終於有機會回到荷蘭，當他們抵達荷蘭時已是年底。但是，這場災難並沒有削弱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的決心，這場海難及其結果——基夫特溺亡，而他們二人都死裡逃生——只會令他們更加堅信他們為之奮鬥的事業是正義的。在接下來的歲月中，他們甚至會告訴人們這樣一個故事，他們當中的一個人曾經見到在波濤中即將沒頂的基夫特，這位前任領導人在臨終時承認他對殖民地管理不當，而且不應該反對他們的意見，並請求他們的原諒。這種話雖然法官不會買賬，但說明了在「艾美莉亞公主號」失事後，這兩個曼哈頓人感覺自己有多麼無辜、多麼正義，也為重獲新生和新目標而倍感振奮。

不過，兩國停戰之後，私掠就變成了違法行為。但是，布勞維爾特船長很難接受這個消息。最近，和過去一樣，人群聚集在碼頭區翹首以盼，看到桅杆上的荷蘭國旗呼啦作響和拖著豐厚戰利品的「拉·加爾斯號」，他們歡欣雀躍。問題是，布勞維爾特在和約簽訂五個月之後，斷了西班牙人「在坎佩切灣（Campeachy Bay）塔巴斯科河（Tobasco）」［位於尤卡坦半島（Yucatan Peninsula）西海岸］的財路，引發了一連串的官司。布勞維爾特艦船的主人之一請了范·德·鄧克，直到他啟程前往歐洲的前一天，他還在為這件事情解圍。把它作為走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很合適，因為這象徵著曼哈頓舊秩序的終結。

與此同時，按照范·德·鄧克的說法，他意識到海狸貿易只是「歐洲人移居這個美麗的地方的最初的殖民手段」。煙草同樣是舉足輕重的商品，而且前景光明。阿姆斯特丹已經是歐洲的煙草之都；加上荷蘭航運和貿易做法在節省成本方面很有一套（他們是批發購買的先行者），因此，弗吉尼亞的英國煙農都要依賴曼哈頓這個航運中心。風靡世界幾個世紀的煙草貿易此時還處於起步階段，即使是在這麼早的階段，荷蘭人也已經深諳營銷之道，就連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寶潔或者菲多利（Frito-Lay）這樣的大公司也會欽佩他們的營銷才能。他們將弗吉尼亞生產的優質煙草和產自曼哈頓、品質較低的煙草和荷蘭種植的煙草混到一起，創造出了各種各樣的調製煙草，以適應多種口味和價位，還添加各種口味（薰衣草、肉豆蔻、迷迭香、芫荽、荔枝螺、醋），而且特別注意包裝。當時甚至還有一種煙草主題的廣告，以通俗靜物畫形式呈現。九_九_藏_書

此時，施托伊弗桑特的副總督魯伯特·范·丁克拉根（Lubbert van Dinklagen），該殖民地除范·德·鄧克之外的唯一一位法學家，突然做出了令他的上司非常驚訝的舉動。范·丁克拉根打斷了他，正式表示抗議，指控「尊敬的總督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我行我素，未曾通知他的政務委員會，抗議的原因「還有他」在未徵求他的政務委員會意見的情況下就「將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拘禁起來」。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如今，在施托伊弗桑特一手挑選的政務委員會成員中也有人不服從他的命令了——不服從他的人還是他的二把手——這一點肯定令他大為震動，也給了在場的九人委員會成員們新的希望。他們所有人肯定已經在擔心自己和范·德·鄧克性命不保了。

朱迪斯將這封信交給了施托伊弗桑特，施托伊弗桑特大筆一揮，很快就寫好了回復，標題是「對科內利斯·梅林交予我妻子的無禮抗議的答覆，據她稱，經手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阿諾德·范·哈登伯格」。在這封回複信里，他咬牙切齒地批准了此人使用他的財產，並稱「誰是流氓自有上帝和法律裁決」。

他照辦了。走在這個年輕、原始、充滿生氣的帶山形牆街道城鎮里，早春粗糲的風吹在他的背上，居民們跟他打招呼，用他們各種各樣的獨特口音和語言祝賀他，他肯定覺得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從他在萊頓大學的日子，到他在倫斯勒斯維克擔任治安官，再到他積极參与曼哈頓人的政治活動的日子——成就了這個時刻。人們把他視為一個莊園主——街上的所有人都管他叫「Jonker」（「年輕的大地主」）。而這個身份又凸顯了他的活動家形象：他有地主的身份，然而他顯然沒有走上基利安·范·倫斯勒這樣的人的道路——一直在他荷蘭的家中一邊過著舒服日子，一邊努力從新大陸的榨取利益。范·德·鄧克把自己投資于這個殖民地，投身於這裏的人民和這裏的未來。

施托伊弗桑特看著這些拉票的人在鎮上走街串巷，在他看來，這是公然煽動人心的反叛之舉。他怒氣沖沖地坐了一陣子，然後，這股怒氣爆發了。1649年1月和2月里的某個時刻，當范·德·鄧克正在整理文件時，這位領導人和他曾經的追隨者之間起了一場衝突。施托伊弗桑特在這次衝突中試圖理解這個後生何以對自己倒戈相向，也許，他甚至給了後者打退堂鼓，然後恢復私交的機會。遺憾的是，范·德·鄧克沒有記錄下這次會面的細節，他只說「總督」從挨家挨戶拉票活動開始時就「怒火中燒」了。

此刻，在他狀況不佳的時候，施托伊弗桑特陷入了一場政治醜聞。這時，恰巧有一箱火槍運抵港口。當人們發現這是施托伊弗桑特本人訂的，而且他打算將它們賣給印第安人以示善意的時候，這件事情成了城中熱議的話題。居民們被禁止向印第安人出售火器，而總督本人卻為一己私利正做著這件事，而且是在殖民地居民本身的火器都短缺的情況下。施托伊弗桑特被迫向他自己的政務委員會解釋他的行為。但是，無論他是否犯罪，他都違反了政客的第一原則：不要讓人看出你做了壞事。他被迫轉攻為守。

宣讀完畢之後，所有人的眼睛都齊刷刷地盯著施托伊弗桑特，他憤怒地擠出幾句話：

九人委員會和他們的支持者的眼睛都離不開這一切。他們第一次知道，在母國，一個新時代正在到來。這種新的形勢給了他們闡明情況、建立一個會讓這個殖民地站穩腳跟的政府的機會。

但是，他沒有機會把它讀出來了。在范·德·鄧克被捕和特殊會議落得一場空之後，他的同胞們已經和科林內斯·梅林聚到一起謀劃一次大胆的反擊活動。如今，在教堂前，在新阿姆斯特丹和附近村莊的幾乎所有民眾面前，正當施托伊弗桑特準備講話時，梅林沖向了演講台。總議會交給了他把他們的執行令帶到新阿姆斯特丹並呈交總督本人，或者指定其他官員代傳此執行令的任務。派送傳票是一個法律行為，但是頗有舞台表演天賦的梅林想物盡其用。他用響亮的聲音當場宣布了自己的意圖：奉總議會之命，九人代表團向施托伊弗桑特呈交執行令。然後，他將它交到委員會的一名成員阿諾德·范·哈登伯格（Arnold van Hardenbergh）手裡，請他宣讀。

梅林避人耳目，和霍弗特·盧克曼斯、奧古斯丁·赫爾曼、雅各布·考文霍芬（Jacob Couwenhoven）、托馬斯·霍爾、揚·艾弗森·包特、包邁克爾·揚森及其他將自己視為這個新政黨的一分子的人進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也許是他自己的家——碼頭右邊的海岸往上走幾步就到）。一進去，他就打開了自己的小背包，在他們面前展示了他此番在家鄉收穫的成果——好多文件。這些文件生動地體現了政府事務的繁忙程度，而且上面還系著絲帶，蓋著密密麻麻的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