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在1650年4月，決定性的裁決出來了。在所有委託人——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伴們，以及來自西印度公司大部分地區分部的代表們——齊聚阿姆斯特丹分部的情況下，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新尼德蘭政府、維護和居住的臨時命令」。當一位委員會委員費力地念著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法律用語的時候，所有人無疑都在椅子上伸長了脖子等他宣布：委員會「通過調查新尼德蘭迄今為止維持的政府體系」，現做出結論，總議會成員們「不可、不應再准許西印度公司股東們憑藉特許狀賦予之特權和利益，無視或反對為了地區邊界安全和人口增長向委員會遞交之良好計劃和提議，進行不當管理」。這就是——委員會的明確定論。

范·德·鄧克和范·廷霍芬這兩個死對頭展現的截然不同的殖民地景象中有一層諷刺意味。范·德·鄧克認為這個海外殖民地創造的利益總有一天會比他的整個祖國還多，為了盡量為它爭取支持，范·德·鄧克強調了那裡黯淡的境況，處處將情況往絕路上寫，很多時候他都把數年前，印第安戰爭之後的情況當成目前的情況來描述。而范·廷霍芬描述的充滿生機的景象也許更能準確地反映當時的狀況。諷刺的是，范·德·鄧克更有說服力、更優雅的陳述——其終極目的畢竟是為了鞏固這個殖民地——對史學家們產生了長遠的影響，令他們認為荷蘭統治下的殖民地自其誕生時起就有缺陷。

對於范·德·鄧克、梅林、霍弗特·盧克曼斯、奧古斯丁·赫爾曼和他們的同伴們來說，期望總議會為了聚居在一個遙遠的島上的幾個商人和定居者們削弱整個政治經濟體系的地位，當然是大胆之舉。事實上，在一些史學家看來，他們的任務的大胆程度不啻天方夜譚，或者就是一場白日夢——也許還稱得上很前衛，它預見到了美國獨立戰爭中人們的政治訴求，但這是與當時那個時代格格不入的。

因此，將范·德·鄧克的使命置於這一背景中，我們會頓時感覺釋然。一方面，人們依然在翻譯和出版這個殖民地的記錄，這些記錄展示了一個如旋渦般動蕩的殖民點，住在這裏的是一群不屈不撓的人，他們看到了這個地方的可能性，而且想探索這些可能性。那是一個社會，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社會，而且殖民地居民們與廣闊的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時代的精神激勵著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伴們，驅動著他們追求他們的理想主義。一些非同尋常的事情正在歐洲發生，而且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斟酌了《明斯特和約》和範圍更廣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與參与和談的代表們以及范·丹·恩登圈子中的成員們一樣，他們也在追隨胡果·格勞秀斯的腳步，將他的法律原則應用於新大陸殖民地。

「推測」這個詞用對了。我們需要進行一些解構，才能讓人們明白曼哈頓激進分子的膽量究竟有多大。17世紀的荷蘭政治體系是通過陳腐的渠道進行權力分配的。總議會是一個相當弱勢的國家機構，它和美國獨立後頭八年裡最初的邦聯頗為相似（「大人們」這個習慣稱謂相當於一種心理補償），它對海外問題，例如監督殖民地事務，有影響力，但是大部分的權力還是掌握在各省和形同政府分支的大型海外貿易公司手中。這些公司對海外貿易站點的維持，以及他們從中謀利的權利，都是在這個體系中根深蒂固的。然而，范·德·鄧克卻相當明確地要求領導人們：「我們認為這一地區在西印度公司的管制下永遠不會繁榮發展……因此如果這些公司能脫離這一地區並將其財產搬離此地，這對於該地區和這些公司本身都會更好、更有利。」如果把那些禮貌用語去掉，那麼這個請求就是：「讓他們離開這裏，把他們相關的東西也帶走。」這是在要求改革這個體系，剝奪西印度公司股東的財產所有權——儘管他們曾為這份財產投入了極其大量的金錢——讓中央政府直接接管這個地方並在荷蘭政治體系中賦予其政治地位。

隨著政府陷入危機狀態，所有次要的問題都被擱置。不過，范·德·鄧克不願這樣坐著不動，他利用這個時間打通了另一個方向的道路。這個殖民地並不僅僅是一份政治事業，它還需要移民者、交易商、航運商。也許，它最需要的是宣傳。於是他從一名政客變成了一位公共關係代理人，他要去找一位願意出版他的陳情書的印刷商。這不會是易事，因為這份文件一直在攻擊這個國家中最有權勢的公司之一。想要找的這位印刷商必須無懼爭議。

但是這幾個曼哈頓人沒有在這座大城市流連忘返。他們的任務很緊急，稍事休息之後，他們很快就動身前往西南部了。

這份出版物——以及附帶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地圖和插圖——立即得到了反饋。也許是通過斯特爾——他的地址被放在了書名頁——人們聯繫到了曼哈頓的代表們並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搬家，到曼哈頓去尋找財富。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都大吃一驚。「以前從來沒人提過新尼德蘭」，他們給施托伊弗桑特寫信，「如今它好像把這裏攪得天翻地覆，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第一個到那裡去選擇最好的（地）。」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伴們很快就採取了行動，他們找到了一位在阿姆斯特丹的船長，此人願意將定居者送到曼哈頓去。大批人群湧入這個海港；140名自費登船的移民被接受，船長威廉·托馬森宣布這艘船已經滿員了。另外幾百人吃了閉門羹。

大約在此時，在總議會無暇分神，斯特爾準備出版陳情書時，范·德·鄧克向南做了一次長途旅行，去家鄉布雷達看望他的家人。他的兩個姐妹、三個兄弟以及他們的配偶和孩子此時似乎大部分都住在布雷達。他的姐姐阿加莎曾陪著她的丈夫——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員——到安波那島去，丈夫去世后，她又回來了；他的妹妹喬安娜很快就要和當地的一名商人結婚。所以我們能想象他此次返鄉，回到那個（相對）陽光明媚，一棟棟建築像中世紀時一樣簇擁著哥特式教堂的南部城市時，場面會有多熱鬧。不過，儘管范·德·鄧克的父母生活在歐洲最進步的社會中，但是他們一年前做的一件事情在這個時代還是很不同尋常：合法分居。更值得注意的是，是范·德·鄧克的母親阿加莎·范·卑爾根同意向她的丈夫支付贍養費。我們對范·德·鄧克的父親科內利斯的情況知之甚少，顯然，這個家庭的財富和名望都是從范·卑爾根一方得來的。正是阿德里安·范·卑爾根——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外祖父，與其同名——將布雷達從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來，他也因此成了一個傳奇人物。而且，阿加莎·范·卑爾根願意每年向她的丈夫支付100荷蘭盾，這也說明了這些錢是她繼承而來的。

但是，這不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祖國——不再是了。無論他有多麼喜悅，參加了多少次慶祝活動，他對他的第二故鄉的承諾似乎都從未動搖。他是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數以百萬計的一類人——那些遠渡重洋，在大洋彼岸的遼闊大陸上找到新的家和新的目標的歐洲人——的典型。他是一個美洲人。

這個家庭向這個離家已久的兒子表示歡迎。如今站到他們面前的已經是另一個人了，那個帶著書卷氣的男孩已經變成了一個男人，他的步伐邁得更大，握手時也握得更緊了。他曾徒步走過那些紫色的山峰，在林間席地而睡，在原住民的長屋裡和他們一起進餐。九年來，他一直呼吸著不同的空氣。他的眼神、他的聲音都體現了這一點：范·德·鄧克激|情四射地回到了布雷達——無論父母分居讓他有什麼樣的感覺，都不足以抑制他的這股激|情。他在所有親戚面前大肆宣傳美洲殖民地，那是他的家，他的事業，一個機會之地。這個未來的天堂只缺一樣東西，即健全的政府，而他本人正在為此籌備中。他的激|情以及人們對他的敬佩之情——他前往這樣一片蠻荒之地，回來時已經是眾人的領袖，又作為一位政治家，向本國政府呈遞了狀詞——令他的家人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的雙親分別把他們的資產變現，打點行裝，坐上了前往曼哈頓的船。他的一個弟弟及其妻子、他們的兒子和幾名僕人也去了曼哈頓。他的熱忱所到之處似乎感染了每個人。

現在的他是一個技術爐火純青的推銷者了，他面面俱到，而且取得了成果。如今，他和被指派處理該殖民地事宜的總議會委員會成員們結成了密切的工作關係，他們顯然都傾向於他這一邊——每個人都收到了范·廷霍芬的抗議。根據委員會的建議，總議會決定從海牙派出一名公證人到這個殖民地去；范·廷霍芬之所以生氣是因為如果這樣做，這些領導人就會剝奪施托伊弗桑特及其顧問班子的一些政治權力——剝奪西印度公司的一些政治權力——並將它們賦予一位政府官員。在范·德·鄧克看來，這是向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儘管殖民地居民們的請願書內容很激進，但它得到了政府的認真對待。在最初的報告后，政府官員們坐立不安，他們翻動著書頁，討論著問題，選派了一個委員會深入研究此事。這個問題一直讓他們心神不寧，現在到了解決它的時候了。九_九_藏_書

然後，范·德·鄧克開始利用人們對這個殖民地表現出的巨大興趣。他給總議會委員會寫了一份扣人心弦的請願書——特別點了委員會主席的名，亞歷山大·范·德·卡佩倫（Alexander van der Cappellen），范·德·鄧克知道此人是西印度公司的敵人——其中他生動地說明了形勢的變化：船隻如今蓄勢待發，船長和船主們都可以證明，如果他們再有六艘這樣的船，上面也會坐滿人的。「帶著對更好的政府的期盼，」范·德·鄧克希望總議會能看到，「更多乘客開始面向新尼德蘭，如果有途徑、有機會，他們都想去。」然後，憑藉他一貫以來對細節的關注，他讓那位船長像在公證人面前一樣為他作證。

荷蘭人構思出的是笨拙的、拜占庭風格的治理方式，但是實際上，七省都向總議會派出了規模不等的代表團，不過，每個省都只能投一票。這幾十人一起圍坐在一張桌子旁，議長頭銜每周會在各省的首席代表之間輪換。棘手的部分在於所有的決定都需要全票通過，這導致人們都忙於拉票，很少能達成決議。不過荷蘭人似乎並不怎麼在意這一點，他們覺得諺語說得好，政府干預越少效果越好。

「尊貴的、偉大的大人們，」他開始說道，那溢於言表的得意之情令他乏味的話語也變得色彩繽紛，「諸位高貴的閣下和您，尊貴的大人，能欣然保護雖然遭受破壞，但蒙主恩寵得以殘存的新尼德蘭，為那些令人悲傷的事件撥亂反正，此舉令人佩服。因此，鄙人斗膽向高貴的大人提議一些十分必要的方法，而且，經過全方位的思考，對於其中牽涉的諸位高貴的閣下有益、有利……」

三個世紀以前，這個被他們視為最終目的地的荷蘭一角是荷蘭伯爵威廉的鄉村花園住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寬敞便利的地點變成了該地區中世紀的軍事領袖們會面、商討、解決分歧的地方。四周環繞著的灌木籬牆肯定是這裏獨特的景觀特色，因為當地的人們喜歡將這座花園住宅本身稱為「伯爵的籬笆」（'s Gravenhage）。即使是在這個會面地點變成了正式的法院，而且周邊發展出了一個城鎮之後，這個名稱依然保留了下來，不過，通常它會被簡縮寫為「Den Haag」。英國使者們將其按字母直譯為「The Hague」（海牙）。它從一個省級法院成長為國都，爭取獨立的戰爭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藝術品和繪畫也是可供出售的商品。藝術品中間商擺出的攤檔會銷售為家庭市場而創作的畫作，這些畫作的重點是荷蘭的兩大標誌性體裁——風景和靜物——它們實際上展現了一個精神生活掙脫了宗教統治的社會，而且滿足了世俗消費者對於能夠引起共鳴的場景，以及對於此時此地的尋常物體精確的、近乎東方式的迷戀之情（這些術語本身就是通過荷蘭語的「landschap」和「stilleven」進入英語的）。印刷品也很普遍：此時，那些描繪《明斯特條約》簽訂場面的印刷品隨處可見，不過，如果你願意的話，你也可以找到譴責這些條約的教皇敕令的複印件（很多梵蒂岡的財產在條約中都被「世俗化」了）。市面上還有條約簽訂者們的頭像雕刻品，以及各種描繪荷蘭各城鎮得知條約簽訂時的反應、士兵們結伴狂飲啤酒來慶祝條約簽訂的場景的畫作。

范·德·鄧克的個人風格很明顯，這不僅體現在這番陳述的個別元素上，還體現在它的翔實程度上，長篇大論的陳情書本身還不能讓他滿足，他還加上了「新尼德蘭公眾致總議會請願書」。然後，為了方便理事會成員仔細研究這一問題，他加上了長長一節「關於前述情願的附加觀察資料」。另外，他依次巨細無遺地加上了腳註，這樣，代表們提交的案例的每一個方面——該殖民地的無限潛力、荷蘭人對該領地的合法所有權、在此居住的人民的權利——都被囊括在內，記錄在案，有據可查，可以交叉引證。他充沛的激|情體現在他提供引證註釋時的狂熱勁頭中，這些證據中的有些部分讀起來彷彿出自一個服用了安非他命的法官助理之手。在本來已經是「附加觀察資料」的部分，一句話下面可能就有八條註釋。在其中某一處，范·德·鄧克稱他和他的同事們推測並列舉了該殖民地管理不善的原因。他給「推測」這個詞加上了註釋：「這個推測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和太陽會發光一樣，是清清楚楚、眾所周知的。」

當然，這座城市並沒有等著以這份文件簽訂為信號，才開始它的黃金時代。如今的繁榮景象是在幾十年間發展起來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這座城市的規模是亨利·哈德遜生活的年代的兩倍，而且，它善於經商的統治者們在過去30年——懷著對這座城市未來發展的十足信心——已經構思出了一個規模驚人的都市開發計劃，如今該計劃即將完工，那是一系列的同心圓型運河圈。阿姆斯特丹的運河是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以至於許多人以為它們本來就存在，但其實它們是人們手工挖掘而成的——成千上百噸的土被移出，再填入沙子；一片片森林被用作樁材，運到岸上——這是一項真正的工程建設和城市規劃壯舉。一些最早的郊區因此誕生，因為其設計理念是要讓城市的核心——充斥著商業活動、性|交易和飲酒作樂——被一大群新晉暴發戶的豪宅社區圍繞著，每座房子后都有寬大的花園，而且前門外就設有通往最先進的都市交通系統的通道。在這裏，除了建築施工發出的敲敲打打的聲音之外，一切都寧靜而優雅。這些運河本身被命名顯然是為了吸引他們那些社會地位上升的客戶，這為現代房地產營銷埋下了伏筆：您可以根據您要攀附的階層來選擇住在「紳士運河」、「王子運河」（Prinsengracht），或者「皇帝運河」（Keizersgracht）。

與會者本身都很清楚此次和談意義深遠，因為這是歐洲各國的代表們第一次以獨立的政治實體，而非梵蒂岡或「神聖羅馬帝國」羽翼下的組成部分的身份聚到一起，他們承認彼此的主權地位，並且嘗試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世俗政治，凡爾賽、巴黎、「戴維營」（Camp David）和聯合國的前身，以及延續至21世紀的歐洲政治地圖，就此誕生。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這是有一天將被史學家們稱為近代時期的肇始。

在他們離開之前，范·德·鄧克寫了一封密信，讓他們送出去。這封信是寫給拉·蒙塔尼醫師的，他在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手下都做過事，范·德·鄧克瞄準了此人，認為他在這場強權政治遊戲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封信直到1997年才被人發現——發現者是亞普·雅各布斯博士，一位研究新尼德蘭殖民地的傑出的荷蘭史學家——此信藏於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中；它彷彿一道亮光，穿透因幾個世紀的時光而變得昏暗不明的房間，說明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在其出使海牙過程中最關鍵的時刻覺察到了更為廣闊的時代背景下的潮流，饒有興緻地、巧妙地玩著這場政治遊戲。它還說明了他將自己視為領導這些活動家開展這項事業的人。「出於老交情，我給您匆忙寫下這幾句話，希望您依然堅信我們對您的善意」，這個人曾經在施托伊弗桑特囚禁他的時候參与審判他，但是似乎儘力在當時和其他時候的討論中保持中立。在給他的信中，范·德·鄧克是這樣開場的：「我提過很多事情，口頭警告並向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強調您和我不同。」然後，范·德·鄧克開始用每個時代的政客都會用的經典手段安撫拉·蒙塔尼。他確信自己會成功，並向拉·蒙塔尼保證「我們相信在很快就要成立的下一屆政府中，您將會擔任一個不錯的職位」。然後他言歸正傳：「如果您能加入起訴方，那是再好不過了。我請求您儘可能地提供建議並採取行動，協助九人委員會……」然後他改變策略，讓拉·蒙塔尼了解風向已經改變，以及繼續與西印度公司代表們為伍並非明智之舉：「這裏人人都知道那場戰爭的始作俑者還未受到應有的懲罰……廷霍芬在這裏不太受寵……他和基夫特總督在那場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在這裏受千夫所指。公司董事們儘力為施托伊弗桑特、他的秘書和他們的支持者們辯護，但是除了少數幾個人，董事們本身在這裏就不太受寵，而且人們覺得他們也有嫌疑……」

除了這份沒有加上主觀評論的命令，委員會還發布了一個命令：「現任總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當奉命回國述職。」

這裡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務的花樣之多足以令新來的人目瞪口呆：一麻袋一麻袋的辣椒依然散發著東南亞的芳香，從巴西氣候濕潤的三角洲地區運來的糖磚，一木桶一木桶的弗吉尼亞煙草，土耳其地毯，更不用說前往熱那亞、士麥那和蘇門答臘的船的艙位，以及在尚未完成的運河圈南段或者西面的新約旦區的商品房。你可以買到各種科學測量儀器、解剖屍體的工具，或者，如果你夠愚蠢的話，你還可以買一副眼鏡，人們當時把這個和智商低聯繫在一起（「把眼鏡賣給某人」在荷蘭俚語里是「欺騙」的意思）。性，當然也是琳琅滿目的商品之一——遊客們可以拿上一份城裡的紅燈區地圖，各個紅燈區各有特色，女人們的鶯聲燕語里夾雜著法國、瑞典和德國口音。如果這些初來乍到的人沒有被有些姑娘迷人的昵稱嚇倒的話［例如，「醋栗屄」（Krentecut）］，那麼這裏的花樣之多肯定令他們無法抗拒。

顯然，范·德·鄧克已經預見到，在不遠的將來，新阿姆斯特丹和整個荷蘭殖民地將被政府接管，被賦予正常的政治地位，並且成為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給總議會的一份請願書中，強調了這個殖民地對於這個剛剛獨立的國家的未來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這個州……自己就比17個荷蘭省份都大……在危急關頭，它會變成一個堅強的臂膀，提供人員和給養；等人口增加之後，高貴的大人們將可以在你們自己的領地之間開展巨額貿易——大人們對此享有絕對的控制權和權威。」這樣的安排是前所未有的——新尼德蘭彷彿是荷蘭共和國的第八個省份，一個與母國不相鄰，與阿拉斯加或夏威夷類似的州。如果這一切成真，當然，歷史——美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的結局會大不相同。1650年春，至少在范·德·鄧克的心裏，這是真的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政府站在殖民地居民們這一邊，施托伊弗桑特被召回，而范·德·鄧克在遠離曼哈頓的大洋彼岸，正在籌建一個新的行政機關。https://read.99csw.com

不過，這個問題還遠沒有結束。新的執政長官威廉年方21，性情反覆無常，驕傲自大，對他的顧問們和他那還是個孩子的英格蘭妻子漠不關心。他很機靈，但是也很狂野，很快事實就證明了他是比他的父親更危險的一股力量。在曼哈頓的代表們呈上他們的請願書的幾天後，荷蘭議會——荷蘭省的地區議會，也在海牙開會——投票出資遣散許多士兵。這本來是很尋常的戰後措施，全世界都是這樣，戰爭一結束，軍隊就要精簡。但是，每走一個士兵，執政長官的權力就少了一份，這刺痛了威廉，於是他做出了反應。他以個人名義向軍隊官員發出了命令，指令他們維持軍備。這些軍官聽從了親王的命令。瀰漫整個海牙的歡樂氣氛登時被烏雲籠罩。總議會連忙安排與親王協商相關事宜。他同意減少軍隊總人數，但走的只能是荷蘭士兵。這讓這個國家好議時政的知識分子階層感到了一陣寒意：所有人都知道，軍隊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雇傭兵組成，而且，在這場親王與總議會之間形成派系分裂的事件中，這些人更傾向於站在他那一邊，不太可能屈服於愛國主義。人們突然明白，感覺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的威廉正在考慮對這個剛剛宣告獨立的國家發動一場軍事行動。實際上，威廉比他的父親更急切地想要將執政長官的頭銜換成一頂王冠。在他與法國大使的秘密會議中，他已經接受法國人開出的條件，這位大使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他們會助他得到「遠比他的前任更顯赫的地位」。

然後是一些小道具——一些能形象地提醒統治者們，他們的海外行省所具有的豐厚潛力的支撐材料。他把海狸毛皮放到了這些大人面前，這些毛皮還散發著美洲森林的氣味，其毛茸茸的質感在這種文明的背景下讓人感覺簡直就像犯罪。還有那片土地上出產的一些說不上名字的「產物」樣本，考慮到這趟旅行的季節和時間，這些產物應該指的是煙草、大果南瓜、小果南瓜、甜菜、蘋果、堅果、玉米，當然，還有好幾袋糧食，殖民地居民們以它們為傲（「我見過黑麥，」范·德·鄧克後來在別的地方寫道，「它們長得好高，體格中等的男子會在他的頭上方把麥穗捆到一起」）。

范·德·鄧克已經離開了將近十年。而他的同僚們，三十幾歲的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在年少時就跟隨自己的父親前往曼哈頓，揚·艾弗森·包特則是從1634年起就一直待在新大陸。對於這三個人來說，在這座城市的中心漫遊，沿著被稱為「水壩大道」（Damrak）的水道到水壩中心廣場去，應該是對感官的一種正面衝擊。

然而，這不是白日夢。范·德·鄧克的艱巨任務與其他事件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就在這些代表從曼哈頓啟程之前不久，國王查理被斬首的消息就傳到了這個殖民地，從這一點就可見一斑。當范·德·鄧克抵達荷蘭時，一場宣傳冊上的論戰——在報紙面世之前的時代，宣傳冊就是國民的臨時演講台——正在進行中，主題就是人民的權利和君主制的局限性。荷蘭共和國的出現引發了這場論戰——準確地說，這場論戰發生在海牙附近的洪斯拉爾宮（Honselaardijk Palace），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在這裏過著精彩的生活，佔盡荷蘭的天時地利，與此同時，一撥撥身份更低下的難民從歐洲各地涌到這裏，其中有一位不是別人，正是查理之子即他的繼承者，後來的查理二世。一位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以守舊派的論調稱，即使國王查理犯下了理應被處決的罪行，但是長子繼承製——在世襲君主政體中權力轉移的依據——要求他那未曾參与這些罪行的兒子應當成為新國王，因此，本國應當為其提供庇護直到克倫威爾的瘋狂時期過去。然而，其他人為庇護一個逃亡的王室成員感到不安。在荷蘭共和國無拘無束的公共討論「場所」上，一個來自烏特勒支大學，頗有范·德·鄧克之風的荷蘭年輕法學生拋出了一份宣傳冊，對此做出了回應。這份被到處印刷、人人閱讀的宣傳冊宣稱，在新歐洲，在一個剛剛獨立的共和國，如此依附於皇權之舉是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的。他宣稱，君主們的權力並非神授，而是人民授予的。當然，范·德·鄧克提出的要求並非體現了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對抗。但是這場關於國王的權力局限的辯論說明，在曼哈頓的代表們呈上他們的案件時，他們的奮鬥目標——一個民族在他們的政府中應當擁有發言權——正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船駛入特塞爾海港，這個綠草如茵、海風吹拂的北海島嶼就是亨利·哈德遜40年前出發的地方。在那裡，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伴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和揚·艾弗森·包特應該會登上一艘公共渡船，然後乘船南下，進入舉世聞名的桅杆森林——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港畔。

他不希望總議會忘記曼哈頓殖民地的定居者們遭受的痛苦是西印度公司某些官員採取的災難性行動所致——「野蠻人、基督教徒甚至尚未斷奶的嬰孩因那些毫無必要的野蠻行徑流了多少鮮血？」他要求委員會將自己在曼哈頓起草的對范·廷霍芬的質詢書清單加入記錄。他聲稱，廷霍芬和其他要為印第安之戰擔責的人應被處決。

和平的力量終於在明斯特和奧斯納布呂克佔了上風。馬拉松式的和談后緊接著的是花樣繁多的條約準備工作，用巴洛克式來形容這一階段恰如其分，然後是1648年簽訂條約［歷史已經將這兩個條約聯繫在一起，將它們合稱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然後，鋪天蓋地的歡樂派對開始了。這種情況持續了許多年，在中歐如林火一般循環往複。對於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這種慶典宣告了幾十年來的殺戮的結束。在尼德蘭聯合省，這種感覺更加強烈。獨立、認可、正名——和約的成果在社會層面上發展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權力關係。當保烏、他的荷蘭公使同僚們和西班牙代表們在一張紙上籤下他們的大名並蓋章時，這象徵著這個重要時刻——「黃金時代」就此點燃。印刷商們紛紛複印出這份和約，一時間，它成了最暢銷的商品。慶典的火光照亮了七省的每一個城市和村莊。戲劇、詩歌、禮炮鳴響、慶祝遊行、瓷磚、佈道、酒宴、妓院里的尋歡作樂、作畫委託、公共工程項目——荷蘭人通過人類活動所有可能的表現形式讚頌新時代的到來。在和約簽訂后的幾個月內，人們都沉浸在興奮的狀態中。

就這麼多。會議結束了——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支持曼哈頓代表們的事業。西印度公司的代表們都很氣憤，阿姆斯特丹分部迅速準備反駁。此時，范·德·鄧克準備使出撒手鐧。即使是他的陳述得到了這樣擲地有聲的支持，他也並未感到滿足，因為這些命令放過了西印度公司，它還掌握著這個殖民地。他到委員會演講。他不再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局外人；六個月來在海牙進進出出的經歷給了他信心。

阿德里安·保烏在明斯特顯得很與眾不同。「巴洛克」這個詞和這個時代很相襯，它體現在個人時尚和藝術中：大使們自然是把自己當成外交界的孔雀，用個人的華麗服飾向他人宣示他們的國家有多麼壯麗。作為與其他國家格格不入的荷蘭共和國代表，保烏是與會者中為數不多的幾個不是貴族出身的人，而他那一身沉悶的加爾文教徒服裝——典型的灰、黑、白三色——象徵著這番和談對於荷蘭的全部意義。此次聚會的目的是讓西班牙——這個有著最野心勃勃的王室的歐洲國家——不僅要承認長期反抗它的受保護國的獨立，還要承認一個提出取消君主政體的國家的地位。幾乎所有參加此次和談的、有貴族頭銜的公使——隆格維爾公爵（Duke of Longueville）、佩尼亞蘭達伯爵（Count of Peñaranda）、羅馬教廷大使法比奧·基吉（Papal Nuncio Fabio Chigi）、胡戈·埃伯哈德·克拉茨·馮·沙爾芬施泰因伯爵（Count Hugo Eberhard Kratz von Scharfenstein）、約翰·路德維希（Johan Ludwig）、納塞-哈達馬爾伯爵（Count of Nassau-Hadamar）、巴拉丁伯爵卡爾·古斯塔夫（Count Palatine Charles Gustav）——都難以接受這個提議；「大使」這個詞總是與宮廷相伴的。保烏不是生活簡樸的斯巴達式的人物——他住在一座城堡內，外面有護城河，周圍是紅白相間的鬱金香田，這種鬱金香是他私人培育的雜交品種——但是他必須表明觀點。

然後是要付諸實施的具體命令。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新阿姆斯特丹市內成立一個市政府」，在這樣的政府成形之前，九人委員會將繼續「享有對於人和人之間發生的小案件的司法管轄權……」委員會還提到了公眾對於向這個殖民地移民突然產生的興趣：「前往北美洲和附近島嶼的私人船只有義務運送所有願意被帶往新尼德蘭的乘客……」而且委員會建議將總計15000荷蘭盾的資金放入一個賬戶，作為無法承擔旅費的未來定居者們的福利金。

當時同樣流行的還有徹底的政治行動主義。當范·德·鄧克開始在海牙代表曼哈頓殖民地履行他的使命時，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庫斯·范·丹·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的耶穌會信徒正在阿姆斯特丹組織一個蘇格拉底式的學會，鼓勵年輕人自由體驗民主和社會平等理念。從范·丹·恩登的小團體中嶄露頭角的最有名的學生是巴魯赫·斯賓諾莎，這個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在世時聲名狼藉，但後來他因繼續發展笛卡爾制定的現代哲學原則而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傳奇人物。從這個圈子中湧現的一些理念——民主政府、公共生活、財產共有權、質疑將《聖經》逐字逐句當作真理的做法、公立學校體系——聽起來異乎尋常地現代，這說明了現代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比我們通常理解的更早的時間。https://read.99csw.com

和談實際上在兩個地方同時進行——明斯特和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將西班牙與荷蘭諸省之間長達80年的對戰和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30年來的殘忍殺戮聯繫在一起。毋庸贅言，「三十年戰爭」和「八十年戰爭」是根據事實而定的名稱，而在當時那不過是無窮無盡的各種衝突。

這幅圖還體現出了另一個宣傳手段。這幅用鋼筆畫的方式展示出新阿姆斯特丹風景的小圖除了被范·德·鄧克帶來向總議會展示這個殖民地愁苦的面容外，還有第二個功能。正如他將陳情書這個詞用了兩次一樣——一方面是用來讓統治者們了解這個殖民地悲慘的處境，另一方面是將其作為吸引定居者的公共關係工具——范·德·鄧克似乎將這件藝術品帶給了鐫版工約翰內斯·布勞（Johannes Blaeu）並讓他用它製作了一個適合出版的版本。完工後的彩色雕版標題為「曼哈頓島上的新阿姆斯特丹」（NIEUW AMSTERDAM op't Eylant Manhattans），它不但有獨立版本，而且在其後版本的地圖中作為插圖出現；它的每個細節都和鋼筆畫版的插圖分毫不差，只不過原來的插圖展示的是一個人煙稀少、破敗不堪的村莊，而布勞的雕版印刷地圖中的曼哈頓城鎮則小巧玲瓏、井然有序，那裡有煙囪、山形牆、風向標，生機盎然。范·德·鄧克的個性——不屈不撓地推銷他的新大陸，而且願意扭曲真相以迎合他的受眾——銘刻在這些道具中，如今它們被藏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中。

斯特爾看樣子是將范·德·鄧克介紹給了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洪迪厄斯（Hendrik Hondius）的鐫版工，此人住在僅幾道門之隔的外庭（Buitenhof）。范·德·鄧克希望能將他的新尼德蘭地圖和陳情書一起出版，而且洪迪厄斯似乎讓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內弟約翰內斯·揚松（Johannes Jansson）和范·德·鄧克聯繫，為它鐫版。即便范·德·鄧克沒有做其他的事情，他出版這份地圖的事迹就足以名留青史。從1650年至18世紀中期，這份所謂的「揚松-菲斯海爾地圖」（Jansson-Visscher map）［克拉斯·菲斯海爾（Claes Visscher）製作了一個修訂版］重印了31次，而且成為荷蘭人以及英國人眼中最權威的地圖，如今人們仍在複製這份地圖，將其作為殖民地時期北美東北部最準確的透視圖和早期製圖最精美的範例。它將出現在全歐洲的繪圖室、運輸事務所和圖書館中，給美洲東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從五月角（Cape May）到長島再到羅得島（Roode Eylandt）永遠地安上荷蘭語的名字。它還是少有人研究的將地圖作為政治宣傳手段的絕佳範例：人們有意地使用地圖，特別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將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掌控印在歐洲人的頭腦中。「揚松-菲斯海爾地圖」意在不偏不倚地展示北美東北部的情況，但是，實際上荷蘭殖民地佔據了中心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幅圖將「新尼德蘭」這個名字與地球儀上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聯繫在一起，也就是在這片大陸上，從科德角（Cape Cod）到特拉華的地區構成的一個弧形。這是因為范·德·鄧克堅守由亨利·哈德遜和他的追隨者——探險家阿德里安·布洛克最初劃定的邊界線。

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事們在1649年10月進入的這座城市規模很小，但井然有序——人們喜歡叫它「歐洲最大的村莊」——這裏一邊是草地，另一邊是一片橡木林，不遠處是海岸邊的沙丘。按照計劃，它被建設為一個政府辦公用的城市，所以它有寬闊的林蔭大道，夜晚，有名望的人會和他們的家人一起在這裏散步或者乘馬車經過。一切都緊緊環繞在被稱為「議會大廈」的中心政府廣場周圍，這是一個四邊形的如堡壘一般的建築群，其特色是各邊的政府辦公室和中間建於13世紀的騎士廳（Knights' Hall），那就是原來中世紀的貴族們的會面地點。

當保烏的四輪馬車隆隆前行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還在交戰，大部分的居民一生都在戰火中度過。回顧中世紀，人們普遍認為，戰爭是各國交往的自然狀態，一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對敵作戰和結交盟友來證明自身。不過，在17世紀40年代初期，來自不同國家、秉承不同傳統的人們，其思想開始發生了劃時代的轉變。其中一種新的思想傾向是在知識分子當中興起的，這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荷蘭法學家胡果·格勞秀斯，這個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這個時代其他法學生們的指路明燈。20年前，格勞秀斯已經提出了獨樹一幟的觀點，他主張和平才是成熟、文明的國家之間交往的自然狀態，戰爭應當被視為最後手段，而且，即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戰爭也應當受到各方認同的規則的制約。值得注意的是，君主們在忙著派兵衝殺對方的過程中停了下來，閱讀格勞秀斯的著作。據說，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領軍作戰時就隨身帶著《戰爭與和平法》。

曼哈頓代表團呈上請願書的時機已經成熟。這個國家還忙於慶祝它的獨立，而且統治者們著手處理這個問題的速度表明他們願意給予反饋。他們現在都知道了「曼哈頓」這個名字，都聽說了西印度公司對這塊殖民地管理不善，而且準備就此採取一些措施。這個代表團自報家門的方式清晰而充滿銳氣。最重要的是他們要求為新阿姆斯特丹建立「合適的市政府」。范·德·鄧克首先用語言為他們描繪了一幅田園牧歌般的畫面，請他們想象這座島的樣子，「曼哈頓……新尼德蘭的首府」，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得河流之便，非常適宜居住」，而且在這個理想的根據地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從事我國貿易……從特拉諾瓦灣（Terra Nova）到佛羅里達海角（Cape Florida）……到西印度群島，再到歐洲，所有耶和華我們的神欣然應許之境皆可」。然後是潛在的威脅，他補充道，新英格蘭人「完全了解我們佔領的地區是優於他們的」，因此，總議會必須快點動手，增加貿易和殖民地，否則，英國人肯定會取而代之，而且「它甚至會失去『新尼德蘭』之名，而且荷蘭人在那裡將沒有任何話語權」。九九藏書

1646年1月，一輛馬車在六匹馬的拉動下，費力地在德國鄉村道路上結冰的車轍間行進。車上的木頭部件是鍍金的，隨從們披著深紅色斗篷，戴著帽子，這一切和一片死灰的景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兩排家臣騎馬在前方開道，他們的腰間還佩著劍。當這些隨從經過的時候，路邊的農民們都只能獃獃地看著。

考慮到這些統治者十有八九不清楚上述的地理情況，范·德·鄧克還給出了一幅精細的手繪地圖——這應該是技術嫻熟的製圖師奧古斯丁·赫爾曼製作的，它展示了這個省份的全貌，涵蓋從緬因到弗吉尼亞的海岸線，西至賓夕法尼亞中部的土地。

范·德·鄧克已經確定范·廷霍芬在海牙是不受歡迎的人，他希望能在這種反感的基礎上擴大那幾個臨時命令的影響力，直接將西印度公司從曼哈頓殖民地掃地出門。但是委員會在那方面沒有採取行動。不過，它確實批准了一個計劃，派曼哈頓代表團中的兩個人——包特和范·考文霍芬——帶領一眾定居者回曼哈頓，此二人要向施托伊弗桑特傳達裁決並帶一船的槍回去保衛該殖民地。他們歡欣雀躍地和范·德·鄧克道別後就立即動身了，而范·德·鄧克將留下來確認委員會的命令被總議會採納。

此時，在海牙，這個殖民地的請願書在政府的日程表上被擱置了。科內利斯·范·廷霍芬——這個一直在背後拉曼哈頓代表團後腿的人——出現了幾次，他給議會的大人們提供了一些信息，意在證明這個殖民地的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他稱，曼哈頓徵收的稅款相比于新英格蘭人繳的稅已經算優惠了。定居者們有良田可耕種。而且，他製作了一個新尼德蘭和新英格蘭的耕畜現行價格對比圖，這也許是最早的、關於曼哈頓的生活高成本的記錄：曼哈頓的一個農夫賣出一頭一歲大的母豬可以換得20荷蘭盾，而在波士頓他只能換回12荷蘭盾。

除了日益增多的文化活動，自范·德·鄧克1641年離開這裏前往倫斯勒斯維克殖民地，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廣場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廣場的一整面起初是隨意擴張的居住區，如今已經被推平，這座取得了支配地位的城市為自己豎立了一座豐碑——一座新的市政廳，此處矗立的樁材和地基就是為修建這座豐碑做準備的。這座市政廳的外形堪稱典範，其中充滿各種將荷蘭共和國與羅馬和希臘相媲美的藝術品和標語。它並不只是給1648年和約的獻禮，還是給和平本身的獻禮，因為在外交語言中出現了「永久和平」這種字眼之後，沉浸在第一波理想主義中的人似乎真的相信在他們經歷了這場戰爭之後，所有戰爭都將結束。當以遊客身份到此的范·德·鄧克看著人們鋪上第一層磚石時，人們依然相信這種想法。

格勞秀斯的激進概念在各國斡旋的數年間日漸發展，顯然在當時流行開來。明斯特和談不同於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任何情況。為了表明自己政府對這項任務的重要性的認識，每位公使都帶上了浩浩蕩蕩的隨從隊伍，其中有騎士、戟兵、吹鼓手、弓箭手、步兵和一大群家臣，法國代表團的人數更是多達1000人。局勢逐漸明朗，條約即將簽署，於是每位公使都委託畫家畫了一系列的肖像畫，以記錄下所有高官顯貴的風采——藏於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格利普霍姆堡（Gripsholm Castle）的這一系列包含多達74幅畫作，如今依然完好無損。

一切工作都已完成——代表們自己和其他在曼哈頓支持他們的人都下足了工夫。范·德·鄧克用官方溝通中顯然很不常見的語調宣布：「為了我們熱愛的新尼德蘭。」然後，在將這些層層堆疊的詳細信息和一筐筐的禮物放到政府官員們面前之後，他像跳芭蕾舞一樣，優雅地轉身離去，臨了還補充了一句，他希望偉大的統治者們「能充分理解我們的推測」。

他找到了他要的人。24歲的米希爾·斯特爾（Michiel Stael）是一位麵包師的兒子，在和約簽訂之後，他離開了他的家鄉代爾夫特，來到首都開始創業，成了一名書籍和宣傳冊的印刷商。他做這一行恰逢其時：歐洲正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餘波中動蕩，荷蘭共和國成了歐洲大陸的出版之都。在世紀之交時，海牙的出版商只有4家，如今卻有了39家。斯特爾渴望成名。當范·德·鄧克找到他的時候，他才剛剛起步，正在為法國市場印刷一些宣傳冊。他即將開始的工作體現出他對於有爭議的話題的敏銳判斷力。他在1649～1650年的出版物幾乎全都圍繞著政治話題，而且那些標題反映了他所從事的行業的國際性和這些新鮮出爐的出版物的時效性：《克倫威爾將軍的兩封信：英格蘭與蘇格蘭軍隊鄧巴之戰內情》《西班牙大使致總議會商院議員們的提案》《個人就扣留孔代親王、孔蒂親王和隆格維爾公爵（Princes Conde，de Conty and Longuevill）致巴黎議會的信》。他特別喜歡激進的政治觀點：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他將會因出版批評荷蘭一些領導人的出版物而攤上官司——這證明了即使是在最開明的出版環境里也有限制。有一次，他差一點兒就被帶上足枷。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執法人員追著躲進了一家旅館［這家店叫「狂歡荷蘭鼠」（Bend of Guinea）］，從窗戶逃走了。數年後，他在鹿特丹露面，繼續做出版業。

馬車內坐著的是一個61歲的男人，他穩重的打扮和這輛交通工具的華貴形成了反差。他留著錐形的鬍子，眼神銳利，表情哀傷、嚴肅而莊重。和他同在車內的是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女兒。他們即將抵達這次長達120英里的旅程的終點，三人都已經非常疲憊。此刻，正當他們覺得累得要發瘋了的時候，明斯特市地平線上的尖頂映入了他們的眼帘。

和范·德·鄧克的使命一樣，這些計劃可能都太過於理想化了，它們是緊隨笛卡爾和格勞秀斯等人而出現的第一撥思想者的成果，他們立志要讓人類活動的中心從教堂向人類心智轉移。但是，如果最後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伴們未能獲得他們想要的所有結果，那麼他們會改變這個體系併為一個新型社會的創建鋪平道路。美國歷史忽略了他們的成就，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盎格魯中心主義有關係，而且可能與一些人們習以為常的現象有關。比如美國大學中的殖民研究通常都是被割裂的，英語系專門研究英國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則是由西班牙語系負責，等等。這意味著荷蘭殖民地被邊緣化了（美國大學里鮮有荷蘭語系），而且對於殖民地整體研究的方法太狹隘了。近年來，歷史學科已經打破了一些這樣的藩籬，因為人們開始清晰地意識到17世紀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已經對世界和他們在其中的位置有所認識，而且他們受到許多在遠方發生的事件的影響。如果要了解一個地區的事件，我們就要對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充分的認識。有一卷第一手史料對於理解荷蘭人在曼哈頓島做的事情至關重要，這份題為《庫拉索文集》（Curaçao Papers）的著作可以證實這一點。那個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全球網路。

這也預示著他們要在大洋彼岸幫助建立的城市的形態。在水壩——這座城市的中心廣場——阿姆斯特丹多年來接受外來人口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那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穆斯林頭巾、印度莎麗、無檐帽和火槍手打扮混在一起；一位被搞得暈頭轉向的法國遊客評論道：「這裏第一眼看上去似乎不是任何特定民族的城市，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商業中心。」這番評論在未來的數個世紀中迴響在大西洋彼岸紐約市的阿姆斯特丹的後代中。那些街頭小販——廣東人、法蘭克尼亞人、古吉拉特人、立沃尼亞人、洛林人、德系猶太人——雖然構成了視覺上的不和諧景象，但也帶來了此地排得整整齊齊的柱子底下擺得像金字塔一樣的貨物。充滿異域風情的外國人、荷蘭衛兵、矮胖的家庭婦女被長笛手、小提琴手、風笛手和拉著手風琴的男孩們編進了音樂；每個人都在街角的煎餅販子那裡補充能量。勒內·笛卡爾在萊頓待了數年之後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很享受這種大隱於市的感覺。「每天，我可以出門走到喧鬧的人群中，這種感覺和漫步小道時一樣地自由自在」，他在給一個住在鄉村的朋友的信中寫道。（然後，他最終還是厭煩了這一切：在和平年代到來后，正當范·德·鄧克快要抵達阿姆斯特丹時，他動身前往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王宮，再也沒回來。）九_九_藏_書

范·德·鄧克在狹小的公寓中找到了斯特爾，斯特爾和他的妻子、孩子及他的商業夥伴一起住在這間公寓里。那家印刷店也在這座建築里，而且它很適合鋌而走險的人——從這個地方向外望就能透過海牙法庭的外院看到監獄門（Gevangenpoort），這座矮矮寬寬的磚砌建築有一個通向政府大樓的拱形門，而且它還是市監獄。按照他愛批判有勢力的人的傾向，斯特爾肯定為范·德·鄧克的文件和其中奪走西印度公司掌握的一個省份的激進提議而感到欣喜。作為一個商人，他肯定覺察到這部著作很有市場，因為很多人都把西印度公司看作一個失敗——它那曾經高達206荷蘭盾的股價已經跌到了14荷蘭盾——和一個可以嘲諷的成熟對象。他同意出版陳情書。

從一開始，荷蘭人就為他們的貴族世家和註定失敗的王室成員勾勾搭搭的做法感到不滿。弗雷德里克·亨德里犯的第二個大錯是試圖阻撓明斯特和談。「八十年戰爭」對他的家族十分有利，它令其父親「沉默者威廉」成了一個人們崇拜的偶像，成了「國父」。除此之外，執政長官是軍隊的首領；與西班牙和平相處意味著他的重要性將驟然降低。但是荷蘭省商人出身的統治者們，特別是阿姆斯特丹市的統治者們卻認定和平才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歷史朝他們的方向而動。和約簽訂了，當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失敗愈發清晰時，他本人去世了。

儘管范·廷霍芬在委員會面前做了陳述，但是當范·德·鄧克回到海牙的時候，政府議事廳外已經陷入了真正的騷動。米希爾·斯特爾的宣傳冊版陳情書——被重新安上了一個更富戲劇效果的標題《新尼德蘭陳情書，其地理位置、豐饒程度和悲慘境遇》（後文簡稱《新尼德蘭陳情書》）——已經傳遍街頭巷尾，它不僅轟動了海牙，還轟動了阿姆斯特丹、哈勒姆和其他地方，陳情書展示了一幅慘淡圖景，描述了最近發生的事件和殖民地居民們的掙扎，但是范·德·鄧克描述了廣闊、富饒的土地，「在人手充裕的情況下可以全面開墾……有許多非常平坦的土地和玉米地」和「非常好的牧場」，「不費什麼力氣就能改造成優良的耕地」，肥沃的土壤能產出糧食，而且「比尼德蘭的土壤耕種起來更不費力」，這些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范·德·鄧克在寫作中突然扯出一段題外話，用詩意的語言列出一連串的事物，這是他的標誌（這個殖民地的樹：「星毛櫟……黃油橡樹……油用堅果……山核桃木……水山毛櫸……樹籬山毛櫸……斧柄木……兩種舟木、白蠟木、樺木、松樹、板條木或野生雪松、椴樹、榿木、柳樹、荊山楂樹、接骨木」），這一切點燃了那些一生都住在森林稀少的平原和圍墾地的人的想象力，令曼哈頓更具誘惑力。

當時的文件證據也許還有一件，這份文件的原件最近剛剛重見天日。1992年，奧地利國家圖書館（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的一位研究人員無意中發現了兩張彩色鋼筆城鎮風景畫，幾十年來，這兩張畫被分別放在不同的架子上。當將它們拼到一起時，這位研究人員意識到自己看到了新阿姆斯特丹的早期景象——恰恰與當時的荷蘭殖民地的歷史相符。這幅「命運無常」的精緻插圖（本書英文版封面圖片用的就是這幅插圖）展示了一片雜七雜八的房屋——有些是木屋，有些是帶有山形牆的磚房，它們緊靠著海岸線，還有一座粗糙的堡壘，荷蘭旗幟在迎風招展。畫面中沒有人。我們有理由相信，范·德·鄧克曾用這幅幾乎令人難以忘懷的殖民地畫像來結束他的陳述——個中緣由我們會在下文中探討。

范·丹·恩登的圈子對范·德·鄧克和他為他的殖民地制訂的理想主義計劃有一種天然的喜愛。范·德·鄧克可能就是在荷蘭逗留期間認識他們的。當然，或許是范·德·鄧克努力的結果，他們終於開始了解這個荷蘭殖民地，而且這將會成為他們其中一個計劃的焦點——一個怪異，具有共產主義雛形的烏托邦式的生活實驗。在范·德·鄧克執行這項使命的十年後，范·丹·恩登將為美洲殖民地的這樣一個社區起草一份憲法草案。實際上，這個團體為這個冒險活動獲得了一份特許狀。1663年，41位後期清教徒在皮特·普洛克霍伊（Pieter Plockhoy，此人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的帶領下，在特拉華灣，也就是施托伊弗桑特從瑞典人手中贏回來的土地上定居。但是這個時機很糟糕。不過幾個月之後，英國人就佔領了荷蘭人的整個新尼德蘭殖民地，同時摧毀了這個烏托邦式的定居點。普洛克霍伊本人活了下來，而且在新大陸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30年，作為新城市費城的居民在河流上游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歲月。

10月13日，范·德·鄧克和他的同僚們剛到沒幾天就爭取到了總議會公務日曆上的一點兒時間，並且抓住機會呈上了范·德·鄧克精心撰寫的有關曼哈頓的文件，即「新尼德蘭陳情書及事件實錄，致尼德蘭聯合省總議會大人們，新尼德蘭人民敬上」。三十齣頭的法學生范·德·鄧克獨佔鰲頭。經過多年來和基夫特以及施托伊弗桑特的鬥爭——在代表團體中贏得了一席之地，到處遊說曼哈頓人，被囚禁后又被釋放，最後遠渡重洋、回到故里——才有了這番局面。除了上述那份陳情書，他還在政府機構面前攤出了幾份證明文件，其中包括九人代表團介紹他和他的同事們的一封信，最妙的是，他還想辦法從施托伊弗桑特滿腹牢騷的副總督范·丁克拉根那裡弄到了一封信。「這些人對本地區的情況了解得很透徹，」范·丁克拉根在介紹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事們時寫道，「我希望大人們能欣然聆聽他們的意見……」

這個男人名叫阿德里安·保烏（Adriaen Pauw）。他一直是荷蘭共和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今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如果此事能夠實現，它將改變歐洲的歷史。他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請人畫出了他抵達目的地那一刻的場面，以記錄他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他認為他和與他志同道合的同伴們有機會改寫各國管理本國的規則，為政治和人類事務開闢新的道路。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在一個意識到未來充滿繁榮、和平和力量，認識到世俗政治的可能性的社會中——1649年10月初，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船來了。他發現自己的家鄉煥發了新生，他的外祖父為之奮鬥並且成為英雄的事業已經得到了證明。從他出生到成長過程中的戰爭已經結束。這是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國家。

這似乎是利用民眾意願給政客們突然施壓的經典案例。就在范·德·鄧克展示公眾對這個殖民地感興趣的證據這一天，總議會給西印度公司的各個分部發出了一連串的信，要求它們向海牙派出代表，和來自曼哈頓的代表們一起出席為期兩周的聯席會議，商議「關於新尼德蘭的全部議題」，最後還來了一句：「不得有誤。」一周后，范·德·鄧克讓該公司的阿姆斯特丹分部和他的簽了一份合同，其他代表們租了一艘船，這艘船足以將另外200名移民運往曼哈頓。該公司將負責這些開銷，而代表們則要做細節安排。這艘船將在6月的第一天前起航。

那天晚上，這三個美洲人肯定在海牙慶祝了一番。他們肯定為他們在政府機構面前的首次登場感到高興。但是，如果他們期望自己的事情能很快得到解決的話，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失望的。沒過幾天，總議會發現自己本身正處於一場保皇主義危機中，這場危機已經積累多時，如今將所有次要問題都擠到了一邊去。英格蘭內戰並非一個孤立事件。荷蘭政府不是建立在習慣法之上的，而是一些制度和法律拼湊而成的產物，有一些部分很具有前瞻性，但是也有一些封建殘餘。它是一個共和國，但是它也有貴族世家，也有第一家族奧蘭治-拿騷家族（House of Orange and Nassau）。根據長久以來的傳統，奧蘭治親王被選為「執政長官」（Stadtholder）——一個類似於總統的官職，但是其職責非常模糊不清。這種模糊不清的狀態激怒了曾經的奧蘭治親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他從1625年起擔任執政長官一職，帶領軍隊在對西班牙的戰爭取得勝利，在有生之年逐步巧妙地擴大了自己的權力。他的終極目標是讓他的家族得到王室地位，但是他朝這個方向邁出的一大步非常不合時宜：1641年，他讓自己15歲的兒子威廉（Willem）與英格蘭查理一世9歲的女兒瑪麗·斯圖亞特（Mary Stuart）成婚。幾乎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內戰開始了。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將他的運氣都押在查理身上，但是十年後，查理已經人頭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