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要求召回施托伊弗桑特的信被交給了范·德·鄧克，要他親自交到施托伊弗桑特手中。范·德·鄧克捧著這封信，肯定是歡天喜地走出了房間，來到議會建築群的院子，他心情舒暢，為自己的成就感到沉醉。范·德·鄧克穿過議會大廈前立滿柱廊的廣場——七十余年前，荷蘭下屬七個省的領導人在這裡會面，簽訂了荷蘭獨立宣言，從此荷蘭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更加強化了這件事的歷史意義。

在曼哈頓的三年間，施托伊弗桑特多次催促新英格蘭的總督們協同解決邊界爭端問題，後者雖表示願意會面磋商，但每次談到正題時就東拉西扯，不願深談。更糟糕的是，1649年，這些清教徒中他最依賴的支持者——年邁的約翰·溫斯羅普去世了。不過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大法寶就是厚顏無恥，他一直認可這樣一條準則，即武力可以令頑固不化的對手妥協，事實上他也將此法付諸實踐。施托伊弗桑特偶然發現一位長居阿姆斯特丹的義大利商人將他的荷蘭商船開進了紐黑文港口。他斷定這艘船——「聖伯尼尼奧號」（St. Benini）在從事走私活動。在荷蘭人看來，紐黑文市本是荷蘭領土，現在卻有許多英國人來此定居，這實在是不成體統。不過這艘船出現的時機正好，這樣他接下來引人注目的行動就有了理由。之前施托伊弗桑特曾經賣了一艘西印度公司的船給紐黑文的副總督，並承諾會交付。現在施托伊弗桑特想出了一個大胆的計謀——一面給總督送去外交信函以示友好，一面暗地籌劃將「聖伯尼尼奧號」劫出港口——這個計劃頗有戰時的勇猛風格。在船出發之前，他安排了許多士兵如特洛伊木馬般藏在船艙內，並將船駛進了紐黑文港。當船長將船開進紐黑文港口時，施托伊弗桑特事先埋伏在「聖伯尼尼奧號」附近，他的士兵一躍而出，登上船，切斷了「聖伯尼尼奧號」的繩索，迅速佔領了這艘船，並將其開回了新阿姆斯特丹。

克倫威爾將荷蘭的領導人打了一個措手不及。當他設計建造了新一代大型軍艦時，荷蘭議會在差點兒因為裁軍的問題陷入和奧蘭治親王的內戰後，自1648年和平條約締結起大力裁軍。結果，現在無論是荷蘭議會，還是東、西印度公司的地區性董事會都不得不將其他問題暫時拋至腦後，全身心捍衛荷蘭的貿易航線，並調動更多的船隻參戰。

克倫威爾少年時便體格強壯，毫無「柔弱之氣」，一位編年史家忍不住說道。在查理一世解散議會之前，克倫威爾當選為議會議員，後來因批評國王而聲名鵲起。內戰爆發時，克倫威爾擔任將軍，擅長激勵人們為國獻身。他的做派在軍政府中成了主導。那時他還沒有成為護國公，但每當軍隊無人指揮時，他總能很好地發揮領導才能。他可不像現代心理醫生，在英國內亂之後他並沒有撫慰百姓，讓他們身心恢復。真正能帶領英國走出廢墟的唯一途徑就是稱霸海外。因此，在英國商人的支持下，克倫威爾提高稅收，並下令建造新的軍艦，在他的領導下，現代英國海軍從無到有。走出內戰的陰霾后，克倫威爾成了整個國家的建築師。

在出發前幾周，范·德·鄧克多次去公證員雅克布·德·溫特（Jacob de Winter）的辦公室，每次都帶著一個或幾個男女同伴。他們坐在一起，待公證員仔細草擬了合同的期限和條款，然後各方簽字畫押。

聽到董事們如此責備自己，施托伊弗桑特覺得十分氣惱，但更令他憤怒的是，范·德·鄧克不知用了什麼方法說服了荷蘭議會，讓他們轉而支持此人及其盟友。他還聽說議會已經為殖民地重組一事發布了幾條臨時命令，不過他還未接到執行的命令。不僅如此，對范·德·鄧克造成的威脅，他並沒有儘力去調和緩解，反而選擇了快刀斬亂麻。施托伊弗桑特終於受夠了不服管的副總督范·丁克拉根。把他送進了監獄。此外，施托伊弗桑特還在九人委員會和他們的同夥中安插了眼線。他幾乎已經放棄了允許人們在他們的政府機構中擁有發言權的新奇理念，越來越獨斷專行。奧古斯丁·赫爾曼和其他反對派的領導人一直在與范·德·鄧克通信，讓他可以隨時了解事態進展。其中有一份急件如此寫道：「我們現在的處境就像落入狼群的綿羊，同伴之間無論說什麼都會引起別人的猜疑。」另一份文件則說：「施托伊弗桑特現在根本不用語言或文字治理，而是用逮捕和刑罰。」看到一封封批評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件，可以感受到他嚴酷的背後如同開閘泄洪般的憤怒，這並非沒有緣由的。曾經有個孝順的兒子眼睜睜地看著他那正直的、對神十分虔誠的牧師父親再婚並急不可耐地投入新婚妻子的懷抱；曾經有個年輕人太過壓抑自己的感情，一直不敢向心上人求婚，以至於那女子的兄長斷定他沒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勇氣；最終，這位管理者完全信任一位年輕的門徒，結果遭到背叛，在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后，他遭到驅逐。

與此同時，在海牙，范·德·鄧克的工作也取得了進展。但之後，奧蘭治親王再次惹出事端。6月5日，仍為荷蘭省要裁減他軍隊的命令怒火中燒的威廉親王，打亂了議會的常規工作。他親自出面稱他會帶兵到荷蘭各個城市，向部隊的指揮官說明只有他才有權解散部隊，其他人不得干涉。三天後，范·德·鄧克就在海牙市聚集的人群中，看著奧蘭治親王威風凜凜地領頭集結一支400名士兵的隊伍，朝多德雷赫特（Dordrecht）進發。

從這些信件來看，范·德·鄧克的計劃很有可能會獲得成功。「當聽到大人們已經開始認真考慮新尼德蘭事務時，這裏的人們多少有幾分欣慰，不過他們還是更急切地希望政府可以儘快採取措施。」有一封信如是說。奧古斯丁·赫爾曼在給范·德·鄧克的信中寫道：「不管你在那裡為了公眾利益做了什麼，我個人都完全支持你。我們現在急切地等待上面批准撥亂反正。」

從當時被稱為鮑威利路的這條小徑右轉，施托伊弗桑特帶著他的家人踏上了一條小路，這條小路通往島上的一片他正在開墾並打算收為己用的土地。這裡有一大片濕地，四周靜悄悄的——鷸和野鴨子飛落在濕軟的池塘邊。強風向河面襲來，水草紛紛壓低了腰。青紫色的天空下，一群奶牛靜靜地匍匐在岸邊——此情此景也許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家鄉。這裏離他那問題不斷的領地首府不過2英里，但那似乎是遠在天邊的事情了。西印度公司把這塊地划給殖民地的總督，讓其工人來耕種，因此基夫特和他前面的幾任總督都用過這塊地。施托伊弗桑特有其他的想法。他現在有了家室，他想在這裏紮根。因此，他計劃年內就從公司手中買下整個「鮑威利一號」農場，然後再買下農場兩側的土地，這樣他的種植園面積將達到近300英畝，從「東河」西岸一直延伸到曼哈頓島的中心。他在這裏建了一座莊園和一座小禮拜堂。他將在這裏度過餘生，並於此地長眠。在未來幾個世紀的變幻中，摩登女郎、猶太難民、嬉皮士和朋克族——托洛茨基（Trotsky）、奧登（Auden）、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喬伊·雷蒙（Joey Ramone）等人都曾在此居住——都將從他的墓前經過。

范·德·鄧克的這部書獲得了出版許可，但出版被取消，因為戰爭仍肆虐，政府不希望殖民地獲得關注，他們害怕英國人會因此入侵。

新英格蘭的總督們希望在波士頓會面，施托伊弗桑特則建議在曼哈頓，最後雙方各退一步，選擇了哈特福德，一個離「鮮河」只有幾英里的地方。這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小社區，和其他新英格蘭領地分離開來，但其中部地帶有一處廢棄的崗哨，現在被一群荷蘭士兵佔領了。27年前，一群從曼哈頓來的商人在此定居，成為最早來到這裏的歐洲人，不過荷蘭殖民地的人口太少了，沒辦法將這個地方納入自己的管轄範圍，只能眼睜睜看著英國人入侵。1650年9月，施托伊弗桑特乘船到了這裏，一進港口他就忙著和指揮官吉斯伯特·歐普·戴克（Gysbert op Dyck）打招呼，並向其他的四名行政官員問好。陪同他前來的還有他的秘書和翻譯——兩個英國人，喬治·巴克斯特和托馬斯·威利特（Thomas Willett）。倘若不是當時情況有變，他肯定會依靠范·德·鄧克。

很明顯，范·德·鄧克最後還是屈服了，他放棄了自己的政治虛榮，但他沒有放棄自己的家園，也沒有放棄美洲的理想。即便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他被打敗了，但還是留下了自己堅持理想的證據：一部預示了未來幾個世紀進程的著作，短暫地將歷史的光輝照耀在幾個人的身上，他們被書中描述的大洋彼岸、充滿機會之地所吸引，跟隨著他的腳步來到了美洲。

接下來，范·德·鄧克參与了《哈特福德條約》問題的討論，這讓他感到十分震驚。由於沒有處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前線立場上，他可以輕而易舉詆毀施托伊弗桑特向英國人割讓領土的做法。在范·德·鄧克看來，所謂談判不過是新英格蘭總督「欺騙、蒙蔽公司董事的伎倆而已」。對於簽訂此條約付出的代價，范·德·鄧克感到十分痛心，「如此多優良的港灣、動物、美麗的河流和島嶼，還有風景優美的『鮮河』（即康涅狄格河），在這些地方可以開發50個或更多的殖民地……」

1652年7月，荷蘭共和國對英國宣戰，這對兩國而言都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這兩個國家近代史中的關係錯綜複雜如兄弟一般，在爭吵、合作、勢不兩立之間變動。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這兩個國家為了爭奪利潤豐厚的國際貿易的控制權而在多佛海峽大打出手，說明他們將彼此看作唯一的競爭對手。英荷兩國的鬥爭貫穿了整個17世紀，並且影響了美洲殖民地最初的模樣。

范·德·鄧克當然喜不自勝，他以為在歐洲的工作結束了，併為返程做了一系列的準備。他這一走已經兩年半了，儘管他為自己的莊園雇了幾名幫工（工期六年），但他的產業由於他的缺席還是虧損了不少。就在上一年，他的妻子來到尼德蘭和他會合，現在他們為返程購買了一些必需的物品並把東西裝船。此外，范·德·鄧克還幫他的母親賣掉了一些家當，如今他的母親、弟弟、弟媳，還有家裡的僕人準備一起移民到曼哈頓去。這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春風拂過，萬物復甦。范·德·鄧克這位凱旋的使者不久之後就要起航歸家了。

像施托伊弗桑特一樣，歷史也給克倫威爾蒙上了一層不真實的面紗。沒錯，兩個都是冷酷頑固型的人。從另一方面來看，克倫威爾不僅是大英帝國的奠基人，也是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締造者之一。斯圖亞特王朝將北美殖民地視為重要的收入來源，而克倫威爾則從宗教的角度幫忙種下了美利堅起源的神話。30歲時，克倫威爾的信仰發生了巨大轉變（「噢，我曾欣然藏身於黑暗之中，厭惡光明……」），他推崇注重男子氣概和實用的清教主義。與約翰·溫斯羅普一樣，他也將新英格蘭看成「山巔上的光輝之城」，是充滿希望的土地。他甚至一度想要移民新英格蘭。

在這部書的末尾，為了讓讀者對北美有更直觀的感受，他使用了當時流行的一種文學形式——對話，對新尼德蘭的方方面面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他將對話的雙方設定為一名「荷蘭愛國者」和一名新尼德蘭人，前者已經讀過此書，站在讀者的立場上提出問題。范·德·鄧克並沒有費力地將自己偽裝成一個匿名的新尼德蘭人，而是像之前一樣，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觀點，正如之前在《新尼德蘭陳情書》和其他地方一樣，范·德·鄧克展示出一種幾乎詭異的遠見。他向讀者保證，曼哈頓及其周圍地區在未來人口將以指數方式增長，但這倒不是因為荷蘭人會移民過去，而是因為荷蘭歷來就有歡迎來自歐洲其他地方的難民定居的傳統。受荷蘭人寬容習慣的影響，「來自東歐、德國、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斯堪的納維亞、瓦隆（Wallonia）等地的人」將在此定居併為這片土地增加多樣的民族風情與活力。

1652年2月10日，范·德·鄧克心情激動地又來到了議會，為他代表的殖民地做最後的陳述。這時候他的對手已經倉皇逃離了荷蘭，會議廳里坐的都是整個國家最有名望的人。阿德里安·保烏原本計劃在《明斯特和約》談成后就退休，但在威廉政變失敗后，政府又出面請他回來為國效力，現在由他領導荷蘭代表團。保烏其實一直都對美洲殖民地很感興趣，這是因為在二十多年前，他的哥哥（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曾在哈德遜河邊建立了幾座大型的莊園，並用自己的拉丁文姓氏「帕弗尼亞」（Pavonia）為其命名。（但是後來沒過多久他就放棄了這個項目，把地賣回給了西印度公司。但這塊地是荷蘭在如今的新澤西州的第一個永久定居點，也就是後來的霍伯肯市和澤西城。）一同出席這個會議的還有揚·德·維特（Jan de Witt），沒過多久他就成了荷蘭的主要領導人，並成了當時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威廉二世（奧蘭治親王）激進的奪權運動使得荷蘭在曼哈頓的殖民計劃擱置了幾個月，這段時間內各個政黨都持觀望態度，等待荷蘭最有權勢的貴族和荷蘭最強大城市的鬥爭結果。1650年那個瘋狂的夏季發生的事肯定讓范·德·鄧克十分震驚，他意識到遠在萬里之外的殖民地儘管看似沒有法律體系，但情況並沒有比荷蘭更混亂或更脆弱。范·德·鄧克並沒有想著爭權奪利，他和同伴只是按章程辦事——實際上，他們在北美殖民地以及後來的國家最早行使了一項幾乎是神聖的權利：向政府請願申冤。

不過外界對施托伊弗桑特的中傷並未停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壓力來自范·德·鄧克，即便他還在海外。事實上，這段時間以來，每次有掛著荷蘭國旗的船隻進港時，總會帶來新的消息，其中有不少就是關於施托伊弗桑特的負面新聞。1650年2月，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在給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中提及：「科內利斯·梅林和阿德里安·范·德·鄧克這群煽風點火的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要讓每一屆政府不得安生！」到了4月，這些董事顯然得知了施托伊弗桑特以前曾和范·德·鄧克交好一事，他們大為光火，認為是他與此人走得太近，導致范·德·鄧克利用這種親密關係達到了一些政治目的。「我們認為你過去太信任這群罪魁禍首，和他們太熟了，」他們寫道，「現在這些人終於露出了他們忘恩負義、奸險狡詐的本性，對付他們你得像狐狸一樣狡猾……」ｈtｔｐｓ://ｒｅａｄ.9９cｓｗ.ｃoｍ

范·德·鄧克的提議獲得了議會的認可，他由此開始了對殖民地大規模重組工作的第一步。在政府的壓力下，阿姆斯特丹的董事們給施托伊弗桑特下達了一條強制性的命令，要求他「儘快堵住悠悠眾口」，為此他要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一個市政府，並設立「儘可能依法治市的法官席」。儘管這個命令在層層傳達過程中丟失了其本意，不過還是被執行了，並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至於范·德·鄧克，他不僅事業被擱置，還在自己的國家遭到流放，這些讓他像囚于籠中的動物一樣暴躁。這幾個月里，他坐立不安，多次往返于海牙、阿姆斯特丹、萊頓和布雷達之間。在萊頓，他回到以前的大學，拿到了最高法律學位，這使他能夠重新出現在荷蘭最高法院前。到達阿姆斯特丹后，他又一次來到議會並提出申請，要求允許他出境，但他聽說西印度公司給開往北美的所有船長下了命令，禁止讓他登船，否則將面臨嚴厲的處罰。在阿姆斯特丹，范·德·鄧克組織了一幫有影響力的朋友，帶著他們一起來到富麗堂皇的西印度公司總部，會見公司的官員們。但此舉只是給了官員們一個機會，發泄他們對范·德·鄧克將殖民地奪走的憤怒。他是一個危險分子，一個「臭名昭著的頭目」，「無法無天的暴民們」的非法代表。范·德·鄧克將此事報告給議會，並竭盡全力地懇求解釋說自己的農場「瀕臨荒廢」，說自己等於遭遇了「一次離奇的民事流放」，他甚至還提醒議會自己是愛國英雄的後代，他的先輩在獨立戰爭中率兵解放了布雷達城。但他的努力並沒有什麼效果，這些官員還是不為所動。

面臨這種形勢，奧蘭治親王做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胆決定：他下令逮捕了幾名荷蘭省議會的主要成員，將他們帶到附近的洛維斯坦（Loevestein）城堡軟禁起來。

在這段瘋狂的插曲過後，政府的各項工作又回歸了正常。范·德·鄧克的計劃並沒有因延遲而受到影響。威廉去世還不到兩周，范·德·鄧克就又一次來到了荷蘭議會，范·廷霍芬也來了。從冬天一直到春天，這兩個人不遺餘力地輪流遊說議會的政府官員，范·德·鄧克希望議會對殖民地政府進行重組的指示得到落實，而范·廷霍芬卻想方設法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不過，范·德·鄧克更勝一籌，他成功地將對手逼到了絕境，他向議會提交了范·廷霍芬在印第安戰爭期間不當行為的書面質詢。議會多次要求范·廷霍芬做出合理解釋，但他每次都成功地迴避了這個問題。

倘若范·德·鄧克是一名日記作家，像比他稍年輕的同時代作家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一樣，那他一定會把這一天的日記標上星號，還會記錄下之後在海牙酒館的狂歡場面：那天來了一大群官員，他們衣著光鮮，戴著黑色的禮帽，穿著長筒靴，披著披風，精緻的西裝袖口裝飾著蕾絲花邊。這些人在和從殖民地遠道而來的勝利代表聚會時，彷彿突然對平時的生活和日常的政府工作有了認識，吸著鼻煙和暢飲萊茵葡萄酒，並表達自己對范·德·鄧克殖民地的一切都很感興趣，從那裡奇特的動植物品種，到地理位置優越、成為探索美洲大陸前哨的島上首府，再到當地女性的風情萬種（在日記中范·德·鄧克會如此寫道，「這裏的人不在意美德」，他們不屑於「親吻、嬉戲」等情愛遊戲，「但在合適的時候，他們又不會拒絕別人的邀請，所有人都做好了恣意放縱的準備」）。毫無疑問，政府官員被范·德·鄧克的講述吸引住了。在范·德·鄧克勝利的前一天，議會投票通過一項決議，允許他將自己在新尼德蘭的土地傳給繼承人——這是一項給譬如基利安·范·倫斯勒這樣的繼承人保留的權力，這表明範·德·鄧克十分期待重返他殖民地的家（並擁有繼承人），而他以及他的曼哈頓藍圖也已經贏得了官員們的認可。

在戰事緊張的這幾個月里，他的腦海中一直回放著這些畫面，於是他拿起筆和紙，將這些東西記錄下來，寫成一部書，書名就是《新尼德蘭記述》。他想以感性的、人文的，卻又不失科學性的筆觸向讀者介紹新尼德蘭這塊他深愛著的土地。這本書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也有引用，毫不誇張地說，這部書是范·德·鄧克對北美大陸的禮讚。此書的章節分為不同的主題，詳細地講述了那裡的河流、森林、野生植物、礦產、風向、季節，當然還有印第安人。所有這一切如今都得到了范·德·鄧克這位離開太久的人寵溺般的關注。

報告十分詳盡，也沒有人替施托伊弗桑特反駁。政府要求西印度公司的董事會就這個問題做出解釋，結果董事會內部出現了分歧，分成了不同的派別。澤蘭省的代表們宣稱，荷蘭位於曼哈頓的殖民地被阿姆斯特丹的商會一手操控，因此殖民地出現管理混亂的問題，阿姆斯特丹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這一說法，多德雷赫特的代表表示贊同，並建議對殖民地政府進行重組。這時候，在運河邊上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來自代爾夫特的代表們也贊同政府儘快採取行動，「以免這個偉大的國家由於政府無能、管理混亂而毀於一旦」。就在沿路離此不遠的地方，揚·維米爾正靜靜地開始創作自己的繪畫傑作。

到了5月，范·德·鄧克來到政府委員會，正式提出返回曼哈頓的申請，並要求恢復他的職位——「新阿姆斯特丹下議院主席」，他計劃不僅要參与殖民地的行政改革，將施托伊弗桑特的免職書親手交給他，還要領導這一屆的新政府。

但問題是施托伊弗桑特未必來得及制定市政府憲章，因為在4月底，議會就起草了一封范·德·鄧克參与並期盼已久的信。內容如電報般簡短生硬：

雙方的指揮官站在軍艦的甲板上，甲板隨海浪劇烈地晃動，但他們巋然不動，目不轉睛地盯著對方的艦隊，思考著下一步的部署，他們註定會成為傳奇人物，兩人組成的畫面可以說概括了時代的奇妙衝突。英國的海軍統帥是有一頭波浪般捲髮的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出生於富貴之家的布萊克是牛津大學的高才生，但他直到最近才被派遣出海，這時他已經50歲了。而荷蘭堅韌好鬥的指揮官馬爾滕·特龍普（Maarten Tromp）9歲就跟隨自己的父親出海，12歲時遭遇了海盜，他的父親因此喪命，而他也被迫做了海盜的奴僕。後來他從荷蘭海軍中脫穎而出，現在已是海軍上將和在世的最偉大的水手。兩人個性的反轉代表了這個時代特徵——出身寒微的特羅普，是荷蘭奧蘭治王室和英國斯圖爾特王室的支持者（因幫助王室對抗議會，查理一世曾授予他騎士爵位），而出身富貴的布萊克則是反對王室的議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范·德·鄧克滿腔熱忱想要罷免施托伊弗桑特的總督一職時，後者做出了一些絕妙的外交工作——抵禦北部英國人的進攻，從而保證了殖民地的穩定。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兩個死對頭的努力，紐約才會成為如今的模樣。倘若兩人中有任何一方失敗了，也許在荷蘭人建立自己的機構前，英國人就佔領https://read.99csw.com了這裏，紐約會成為像新英格蘭的波士頓那樣的港口城市，而美國的文化也將不會是今日形態。

戰爭的爆發對范·德·鄧克可謂打擊不小。近年來西印度公司的情形每況愈下，而范·德·鄧克的政治攻擊更令其受到重創。不過隨著要與英國開戰的傳言一出，原本是准軍事組織的西印度公司又重新振作起來。公司里曾經手握大權的董事們再次趾高氣揚起來。迫於西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壓力，同時擔心現在不是進行體制改革的好時機，荷蘭議會因此收回了對曼哈頓殖民地下達的一系列命令，取消了對施托伊弗桑特的罷免，並要求范·德·鄧克上交之前下發的召回施托伊弗桑特的公文。此外，幾周前荷蘭政府還對范·德·鄧克的活動大加稱讚，說這是在荷蘭海外省份對荷蘭法律全面進步的試點性實踐，但轉眼間他們又認為這一提議極為危險。因此，議會駁回了他的申請，將他扣留下來。而載著他家人和財物的船只能先行離開。一夜之間，事情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從愛國者變成了一名需要嚴加看管的激進分子。

最終，在1653年末，即范·德·鄧回到荷蘭四年後，議會終於批准了他的申請，允許他返回曼哈頓，不過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將他列為危險分子的各方勢力沒有放過他。阿姆斯特丹董事會的頭腦們為他的事業已經支離破碎而倍感高興。最終，他意識到這麼多年來自己一直與之抗爭的勢力，早就深深植根于荷蘭帝國的各處。他太過超前——如今他才認識到這一點。他生平第一次說自己「意志消沉，萬念俱灰」。懷著這樣的心情，他又寫了另一封請願書，但語氣與他之前所寫過的所有東西都不同了：

得知自己振興皇室的夢想就此斷送，奧蘭治親王大步走進私人寓所。關於當時的情形，一位作家這樣寫道：「有人聽到他用力跺腳，還把帽子扔到地上。」沒過多久，奧蘭治親王就妥協了，和政府達成了裁軍的協定。一場危機就此消散。

不過，范·德·鄧克並沒有因此氣餒，他突然想出了另一個發展他殖民地的點子。他的使館陷入停頓狀態，家人已經去了曼哈頓。他感到十分孤獨，不知所措。在這段空暇時間里，他的腦海中不斷浮現新尼德蘭的景象：充滿野性的原始山脈，環繞著如畫風景奔騰向前的寬闊河流。某個秋日的午後，在連續幾天的陰雨過後，天氣終於放晴了，和煦的陽光照耀大地，草場上的奶牛沐浴在陽光下，草場被照耀得彷彿帶著一層光暈，草葉也被太陽照得閃閃發亮。10年，還是12年前，那時范·德·鄧克坐在莫霍克長屋的篝火前，和當地人一起討論神學問題，周圍聚集了幾百名居民。部落中那個有著黑眼珠的酋長和范·德·鄧克都認同在各自的信仰中神是全能善良的。但他們又爭辯說上帝太過沉迷於他跟前永遠迷人的女神而疏忽了人間的福祉，任憑惡魔支配煙霧瀰漫的住所里的印第安人、島上要塞里的歐洲人，還有那些膚色各異、說著不同語言的人，所有這些，在印第安人的世界觀里，都是邪惡的。

當然，他期望的這一切並未發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奪走了范·德·鄧克本來會實現的歷史性成就，讓他從歷史舞台上退居幕後，他做的歷史貢獻迄今為止依然讓人覺得了不起但不甚明了。這件事的始作俑者並不是施托伊弗桑特——事實上施托伊弗桑特自己的計劃也因這件事被打亂了，也不是新英格蘭人或新尼德蘭的印第安人，更不是沿特拉華河南安營紮寨的瑞典人，而是一個性情殘暴冷酷的人。此人53年前出生在東英格蘭遍布沼澤的地區，名叫奧利弗·克倫威爾，跟施托伊弗桑特一樣，他也是讓人愛不起來的人物——他們性格複雜、精力充沛，而且一直讓人討厭。歷史上研究克倫威爾的人很多，但按丘吉爾的話說他一直都是一個「模糊不清的人物」。

對於施托伊弗桑特而言，此次談判可謂大獲全勝，他只用了一點兒外交手段，再加上哄騙的伎倆，就成功掣肘了軍事力量比他更為強大的對手；而且他僅放棄了原本就已不屬於他們的領地，就換取了英國人對荷蘭殖民地的認可。新英格蘭南部的兩個殖民地對談判結果十分不滿，卻也無可奈何：從那之後荷蘭在北美殖民期間，就沒有再受到英國人從北部的入侵。

不過這次任務失敗了。眼看奧蘭治親王和荷蘭最強大省份的權力角逐即將展開，荷蘭省內的各個城鎮紛紛行動起來，聽命于地方官員的指揮，有些城鎮甚至拒絕奧蘭治親王入境。結果奧蘭治親王一怒之下就闖進了海牙的荷蘭議會，要求阿姆斯特丹的官員撤回裁軍的命令。這些官員也左右為難，只能從合法性的角度給出回應。就事論事般，他們給出一個冰冷的回答，說在這種重大問題上，荷蘭省督只會服務於省議會，不會反過來，如果非要說誰有資格做出這個決策，那只有議會。現在是和平時期，而軍隊數量卻相當於戰時水平，這實在是沒有道理。而且如果這些士兵無所事事，就很容易引起動亂，因此現在裁軍是勢在必行的。

但這並不意味著戰事不激烈。雙方長期壓抑的怒火充分爆發了出來，改寫了世界海戰史，還使得戰術、規則的制定以及技術的創新達到了頂峰，甚至超過了一個世紀后的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時代。在這個殘暴的夏天，多佛海峽和北海爆發的一次又一次衝突，標志著海戰開啟了「戰列線」模式——軍艦首尾相連，裝有火炮的側舷向外，組成一個長鏈，能夠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在世界歷史上，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海戰，參戰軍艦有200多艘，它們連成了一條長達16英里的長廊，船體之間相互摩擦碰撞，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音。火炮的發射慘無人道（這個時代還沒有爆炸型炮彈，而是用鐵鏈將炮彈相連這樣的低技術創新，被射出去的炮彈割穿繩索並將人體切成碎片）。被擊中的船隻在劇烈爆炸后，只剩下一些殘骸漂浮在海面上。一名在英國船上隨行的記者描述道：「船隻的桅杆和索具上面沾著腦漿、頭髮和頭骨碎片。」

每天，施托伊弗桑特把兩個淘氣的孩子（巴爾塔薩和尼古拉斯）留給朱迪斯后，就會騎馬離開這個世外桃源，進入紛亂的塵世。他一路上經過公司的果園和墓地，一邊走進鎮上縱橫交錯的街道，一邊向人們揮手示意，這些人里有家庭主婦、印第安人、酒保、走私者、水手、非洲人、惡棍、野孩子、難民、行為端正的市民，也有斜著肩膀、矇著眼罩的不法分子，他們都是他的子民。人們一眼就會認出他，他身穿鐵甲，手持長劍，在馬上一副威風凜凜的貴族派頭。人們因為自己的政見要麼誠摯地問候他，要麼低聲咒罵他。然後，他那如橡木般堅實的身影消失在堡壘中，準備開始工作。他已是不惑之年，這些年來，來自各個方面的災難與挫折困擾著他，但他一直擁有不屈不撓的品性。

之後，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個對范·廷霍芬來說極為重要的政治關頭面前，他神秘失蹤了。議會得到消息稱他計劃逃離荷蘭，隨即罕見地發布了一項命令，禁止范·廷霍芬離境，不過這個命令似乎沒有什麼效果。范·廷霍芬失蹤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的官員聽說后既震驚又尷尬。據說范·廷霍芬「身材肥胖，臉又紅又腫」，還長著一個鼓鼓的肉瘤，而且他在新阿姆斯特丹早已成家立業，有妻兒，但他成天幻想著要找年輕女子做情人。他之所以要外逃，一方面是因為他在海牙的任務遭受的質疑日漸增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捲入了一段見不得光的戀情——女孩名叫莉絲貝特·克瀧（Lysbeth Croon），是阿姆斯特丹一個編織工的女兒。范·廷霍芬欺騙女孩說他還是單身一人，想帶她回曼哈頓結婚。這些事漸漸演變成了一樁完完全全的性醜聞。公證人在搜集證據時，有證人出來做證。［一名旅館承包人的妻子證實說范·廷霍芬曾給她三個荷蘭盾，讓她給他和他的情人找一個房間，她把他們帶到雜貨鋪里……就在「四海之友」（Universal Friend）標牌那邊；此外，一位酒館店主的妻子還披露范·廷霍芬曾向她展現強烈的友情和愛意，老是叫她「親愛的」，和她做盡夫妻之事，同床共寢。］後來，范·廷霍芬被海牙的治安官逮捕、罰款，但不久之後他就帶著那個女孩逃離了荷蘭，登上了一艘開往曼哈頓的船。

畢竟，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是在鄉下長大的。而且，軍事基地不是讓孩子學走路的地方，也不是女人該待的地方。於是，在1650年左右，施托伊弗桑特帶著他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坐上一輛馬車，沿著大路北上。五分鐘后他們就來到了一片曠野，草地和牧場上零零星星點綴著幾片樹林。路突然往右一拐，拐進他的秘書范·廷霍芬經營的鮑威利農場的邊緣，然後向北，轉彎穿過一片荒地，左面的空地前方是一大片耕地，一群獲釋的奴隸在這裏耕種。不久之後，這裏就會形成一個叫「諾德韋克」（Noortwyck）或者「北區」（North Distint）的村莊，後來長島的格林韋克村（松區）的hｔtps://reａｄ•99ｃsw•ｃｏm一名移民搬到了這裏，並據此給他的這塊地取了名。（由此，我們似乎看出，格林威治村的名字來源於此，和英國並無關係。）

在這些知名人士面前，范·德·鄧克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向他們表達了這樣一種他和同伴們的理念：曼哈頓及其周圍的領地是北美大陸上未經探索的世界中至關重要的據點，但西印度公司浪費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不過現在要改變還來得及。我們需要注入新的思維，有些領導人在公司內部大行官僚政治，將這裏當作封建領地，這種想法需要被拋棄了。我們應當將荷蘭的法律體制引入大洋彼岸，賦予那裡的居民荷蘭公民的權利，使其首府享有和荷蘭城市一樣的各項權利和保護。施以此政策，殖民地必能繁榮發展，而共和國也能從中獲得好處。

與此同時，施托伊弗桑特還安撫了馬薩諸塞的行政長官、溫斯普羅的繼任者約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e）（我們「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賀，我們認為英國選您是一個十分明智的決定」），他希望約翰·恩迪科特在處理與曼哈頓有關的問題上可以沿襲溫斯普羅的作風。施托伊弗桑特的努力確實獲得了回報——他和約翰·恩迪科特之間建立了關係。其實，施托伊弗桑特在任期間的一個謎就是經常向潛在的敵人示好，甚至和他們交朋友，尤其是和英國人，但對自己殖民地的人民不聞不問。紐黑文的伊頓和康涅狄格的愛德華·霍普金斯對荷蘭人仍然很惱火，但施托伊弗桑特極力討好約翰·恩迪科特，對新英格蘭南部實施邊緣化政策——搶劫別國的船隻，佔領土地，吹噓荷蘭海軍的戰鬥力——收到了效果。恩迪科特和馬薩諸塞的其他官員都希望能維持和平局面，於是他們催促新英格蘭的其他官員，讓他們同意施托伊弗桑特的建議——進行會談，並商討領土劃分的問題，此外他們還勸告代表們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紐黑文、康涅狄格和荷蘭人之間達成協議，除非各方之間爆發戰爭或衝突，而我們又被迫捲入其中」。

果然不出所料，性格暴躁的紐黑文總督、清教徒西奧菲勒斯·伊頓（Theophilus Eaton）一聽說這個消息就暴跳如雷，火速發函宣稱施托伊弗桑特侵犯了他殖民地的領土並劫走了一艘從事非軍事營運的商船，怒火讓他的信語句不通。對於西奧菲勒斯·伊頓的指責，施托伊弗桑特假裝無辜（「也許是我在信中的言辭，或者是我的行為有一點兒冒犯到了您……」）。但與此同時他又據理力爭聲稱「聖伯尼尼奧號」是荷蘭船隻，他們的行為違反了荷蘭法律，至於這塊有爭議的土地，鑒於荷蘭人最先發現，理應視為荷蘭的領土。在接下來的信件中，他還友善提醒新英格蘭的總督們，荷蘭海軍的力量是如何強大，但他沒有提及事實上沒有一支海軍隊伍是歸他指揮。

英國內戰期間，英國本土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往來中斷了，而曼哈頓的商業卻因此蓬勃發展。如今，克倫威爾希望以法律手段打破荷蘭在歐洲、亞洲和北美貿易上的壟斷地位。這種歷史上多次應用的戰術的問題在於，指望敵國遵守本國的法律是不現實的，荷蘭自然也沒有遵守。英國首次對荷蘭的貿易帝國發動襲擊，正是范·德·鄧克在議會為自己辯護成功的時候。當范·德·鄧克趁熱打鐵，提出申請，要求返回曼哈頓時，在距離海牙西南方150英里的多佛海峽，英荷雙方的艦隊遭遇了。當時的天氣很糟，海上颳起了很強的東北風，由於當時的旗語通信和航海定位技術都還未得到發展，雙方艦隊都摸不清彼此的意圖。當時雙方指揮官滿腦子想的都是所謂的《航海法案》——英國議會最近新頒布的一項保護英國貿易權利的法律，專門針對荷蘭。有了這條法案，非英國船隻不得進入英國港口裝卸貨物，途經多佛海峽的外國船必須降半旗表示對英國主權的尊重。當這個消息傳到歐洲大陸時，荷蘭指揮官還是拒絕執行。

在此期間，施托伊弗桑特還得處理一些其他的問題，因為新來的船里裝滿了乘客，他們在長途旅途中忍受了暈船、無法洗漱的問題，但還是準備好在這裏住下了。這也是代表團帶來的結果：「會有許多人乘這艘船來到新大陸……許多人乘這兩艘船……似乎每艘船都會裝滿人……」不過從董事們的信中，施托伊弗桑特讀出了一絲煩惱的意味：「這些新來的人都做著不切實際的貴族夢，以此來激勵自己。」不過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抱著這樣的想法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克倫威爾的熱情是原始的，他計劃將英國的清教運動向國外輸出，並且打算讓歐洲大陸的王族也人頭落地，儘管沒有實現，但清教徒的使命感被傳播到了新英格蘭。清教徒宣揚擁有上帝選民的身份，種下了美國天命論思想的種子。清教徒註定要征服北美洲這片土地，然後領導世界。

威廉在奪權失敗不久之後便去世，這幫了歷史一個大忙。當時為了擺脫煩惱，他和堂哥一同去狩獵散心，沒想到一回來他就病倒了，染上了致命的天花。11月6日當晚，荷蘭議會召開緊急會議，宣布24歲的威廉親王去世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各方對多佛發生的事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戰爭爆發的導火索是荷蘭將領特羅普拒絕降半旗來承認英格蘭的主權。從下午4點到晚上9點，42艘荷蘭軍艦與12艘載有重型武器的英國大型軍艦在多佛海峽不期而遇，雙方的距離有時近到了火炮平射的射程之內。這次遭遇戰的殘酷令兩國震驚。事實上，過去幾十年間兩國逐漸累積的矛盾最終導致了這一天，不少荷蘭官員早已預料到這一天會到來。幾個月前，一名信使帶著一個神秘的文件來到了海牙，文件以英文印刷，但即使是不懂英語的人也能輕易辨認出扉頁上的標題——一個用大大的紅色字體寫的單詞「AMBOYNA」。這本小冊子在28年前就出現了，講的是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上對英國人的種種暴行，現在被英國的出版商重新印刷。在荷蘭政府的兩位偉大政治家中，當時年僅27歲的揚·德·維特傾向於相信，這些沙文主義思想的復興只是英國下層社會的偶然活動；而機智老練的阿德里安·保烏則看出這本小冊子意味著英國政府正煽動民眾的敵對情緒，為戰爭做準備。

正是他的設想讓他擁有了這些尊貴的傾聽者。新政府一定會將曼哈頓打造成大西洋上的自由貿易中心、一代又一代歐洲人進入北美大陸的門戶，而這一屆祖國的新政府也會贏得「模範政府」的稱號。公民將擁有信仰自由，這一點源於烏特勒支同盟（「人人皆享有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而成文于獨立戰爭之初，實際上的荷蘭憲法也將堅持「寬容」的理念收入其中。而且，根據脫離西班牙的荷蘭獨立宣言，國家將建立在人與生俱來的一定權利的基礎上，公民在受到壓迫時可以反抗乃至推翻統治者。https://read.99csw.com

然而，天公不作美，由於夜晚行軍時遇到了暴風雨，威廉的搶攻計劃受到了阻礙，當部隊抵達阿姆斯特丹時，天色已經大亮，城內的官員已經接到了通知，並布置好了防線。由於沒能出其不意，威廉·弗雷德里克暫停了攻城計劃。荷蘭議會聞訊隨即派出了代表團來和他談判。信使將威廉遇挫的消息傳給了正在吃晚餐的奧蘭治親王。

預感到自己的遊說會獲得成功，范·德·鄧克趁熱打鐵，力陳舊政策的種種弊端，並總結了反對西印度公司和施托伊弗桑特的案例，以他典型的做派拿出了支持這些說法的證據——各類信件、分類賬目、九人委員會的決議書，以及前幾個月他的同伴從新阿姆斯特丹寄回的宣誓聲明。這些證據都指向施托伊弗桑特，證明他非但沒有執行委員會關於改革的投票決議，還以強權命令進行統治。施托伊弗桑特所謂的正義不過是空泛的、殘酷的，尤其是在對待九人委員會的問題上（他沒收了這些人的財產，威脅將他們流放或監禁，除非他們發誓說「他和他的政府值得尊敬」）。他甚至還阻撓議會派來的公證人，禁止後者開展工作，後來這個人也加入了反對派，他的信也被收入范·德·鄧克所展示的成堆投訴信中。

這場談判氣氛緊張而熱烈。新英格蘭人拿出了最好的美酒，像招待國家元首一樣招待了施托伊弗桑特。伊頓和霍普金斯並不想讓步，但在會前施托伊弗桑特和恩迪科特就做了手腳，他們只請了馬薩諸塞和新普利茅斯的代表，這些殖民地的人對荷蘭人敵意不那麼強。而談判的結果是，施托伊弗桑特放棄了一塊原本就已經失去的東西：早就被紐黑文和康涅狄格佔據的土地。作為交換，他達成了在英國和荷蘭之間劃出一道「永久性」邊界的目的。協商者劃了一條南北走向穿過長島和北美大陸的邊界線：長島東部三分之二的土地以及大陸東部如今格林威治和康涅狄格的土地歸新英格蘭所有；長島以西和大陸其他地方歸荷蘭所有。如今的長島被分為兩個有明顯荷蘭語和英語名字的縣——納蘇縣（Nassau）和蘇福克縣（Suffolk），這反映了當時的協議，雖然如今兩縣的邊界位於《哈特福德條約》中劃定的分界線以東10英里處。荷蘭人在哈特福德的貿易站被允許保留了下來，他們稱其為「希望之屋」（House of Hope）。

在這一系列的幻想中，范·德·鄧克似乎實際上預見了未來延續了幾個世紀之久的移民潮，預見了大拔移民湧入埃利斯島的盛況，也預見了貧民區和猶太社區的形成。他看到讓這一切在未來成為可能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凝聚力——「荷蘭人善良真誠，對待外國人就像對本地人一樣」，因此「準備來此定居的人」都能融入當地的文化。而范·德·鄧克突然爆發出的這種詭異的歷史性遠見有一個他堅信不疑的基礎，就是這個殖民地會一直歸荷蘭所有，未來的移民不用擔心英國人在「未來50年」間接管這裏。

新尼德蘭的變化對荷蘭議會產生了一定影響。其中之一是議會的官員意識到曼哈頓社區不再是一個士兵、皮草商人、妓|女等三教九流臨時聚集的地方，一個只靠軍事管制就能管理的地方。事實上，這些民眾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們為了北美家園的未來赴湯蹈火，因此他們的政府也應該對民眾承擔一定的責任。

接下來事態快速朝戰爭方向發展，阿德里安·保烏迅速動身前往倫敦與克倫威爾的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進行緊急磋商（順便一說，他要談判的對象——克倫威爾的翻譯兼外交講稿撰稿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詩人約翰·彌爾頓）。而在海牙，自1648年簽訂「永久性」和約后，整座城市瀰漫著的寬鬆的樂觀主義情緒消失了。與此同時，荷蘭政府也加緊了戰爭的籌備，一道又一道要求加強防禦的命令傳達到了海上的艦隊，也傳到了世界各地的前哨。

正如歷史所記載的，第一次「英荷戰爭」是一場真正的貿易戰，但普通民眾並沒有體會到戰爭有多激烈——這不能怪他們，因為在這場戰爭並沒有發生火燒民房、擄掠村莊的暴行，所有的戰鬥都發生在海上。英國海軍先追擊了荷蘭運輸鯡魚的船隊以及運輸香料和皮草的商船，荷蘭人被迫反擊，以保衛其貿易帝國。（「英國人要攻擊的是一座金山，」保烏一開始諷刺地說道，「而我們要攻擊的是一座鐵山。」）

沒過多久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就傳遍了海牙的大街小巷。人們自發走上街頭，聚集在海牙議會大廈附近的廣場和街道上，交頭接耳談論著這個消息，也因大批騎兵在周圍巡邏的場面而擔驚受怕。范·德·鄧克那位血氣方剛的印刷工米希爾·斯特爾在街頭散發有關此事的小冊子，結果被判處了誹謗罪，還受了鞭刑。

在克倫威爾提出的計劃中，引人注意的是取代荷蘭成為新的貿易帝國的設想，他認為在英荷兩國的博弈中，英國的實力已經逐漸趕超荷蘭。克倫威爾的「西方設計」由幾部分組成：在美洲，他想助新英格蘭一臂之力，將荷蘭人趕出曼哈頓島，而英國商人也已經意識到想要獲得整個大陸控制權，這個島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在加勒比海，克倫威爾對一個重要據點——牙買加島垂涎已久。1655年，他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取了這個島，把它變成一個奴隸貿易基地。儘管佔領曼哈頓的計劃沒有成功，但獲得牙買加島后，英國在未來的幾百年從加勒比地區的甘蔗地以及北美南部的棉花田獲得的利潤還是很可觀的，當然也產生了無數悲劇。

范·德·鄧克的請求終於得到了批准，但他被禁止參与公共政治生活，也不得在殖民地從事法律工作。這樣一來新尼德蘭就再也沒有律師了，也再也沒有人能在法庭上維護他了（事實上，施托伊弗桑特的前任副總督魯伯特·范·丁克拉根也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他依然在新尼德蘭，但由於他支持范·德·鄧克的行動，被施托伊弗桑特禁言了，此時他在史坦頓島安享退休生活）。

1652年4月27日

一決勝負的時刻到來了。7月底，奧蘭治親王的堂兄弟威廉·弗雷德里克率領了一支10000人的隊伍連夜行軍穿過荷蘭省，他們準備以武力控制阿姆斯特丹。聽到這個消息，所有的荷蘭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威廉·弗雷德里克此舉無異於重演英國的歷史，這會讓他們付出慘重的代價。一場政變正在醞釀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