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的包容性在整個歐洲是出了名的，但是這種包容性在他們本國內不斷引起爭議，且每十年左右就會給主流文化風潮帶來一次轉變。其中一次轉變發生在1651年。當時荷蘭的總督威廉二世意圖發動政變，結果未遂，爾後身亡。此後，荷蘭各省的領導在海牙舉行了一次大集會。這是繼1579年之後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集會，當時是獨立的各省的代表為創建一個共同的國家而聚在一起。集會的主題本應和總督之職的空缺有關，卻變成了對包容性的辯論。正統加爾文教的一派教徒選擇利用這次集會施壓，他們認為荷蘭的包容性已經失去控制了。事實上，在人們意識到這一點之前，毒品窩點早就遍布荷蘭的大街小巷了，甚至連賣淫都合法化了。一股強硬的情緒在荷蘭瀰漫開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猶太教徒的鎮壓非常盛行。

馮·埃爾斯維克別無選擇，只能妥協。但在投降之際，他還不忘在言語上攻擊一下施托伊弗桑特。他用拉丁語預言「Hodiemihi，eras tibi」，意思是「今天是我們倒霉，但早晚會輪到你們」。他意在立下誓言，瑞典有朝一日定會捲土重來。事實上，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預言，因為九年後，另一個政權以更強大的身份出現了。就像施托伊弗桑特對待瑞典人那樣，它到時候也同樣會給施托伊弗桑特下最後通牒。

如果說施托伊弗桑特此刻正享受著難得的高枕無憂的日子，那麼，這樣的日子很快就要到頭了。在離北部150英里的水域，從黎明前開始就有獨木舟快速前進，船槳劃破了平靜的水面。1655年9月15日，600名印第安人在曼哈頓島的最南端、堡壘的下方登陸，然後湧入曼哈頓的街道。他們射出利箭，揮舞著斧頭，所到之處，人們無不慘叫連連，驚恐萬狀。本土和史坦頓島北部也遭受了類似的襲擊。印第安人燒毀了房屋，殺害了數十名歐洲人，還挾持了大量人質。

范·德·鄧克的妻子瑪麗倖存下來了。她的父親弗朗西斯·道蒂教士此時供職于弗吉尼亞的一座教堂。丈夫死後，瑪麗搬到了她父親那裡。她找到了一份執業醫師的常規工作，幫助病人清洗、發汗、正骨、接生等。最終，她和一個叫休·奧尼爾（Hugh O'Neale）的英國人結了婚。但奇怪的是，在之後的記錄里，人們還是繼續稱呼她為范·德·鄧克夫人（別名奧尼爾夫人）。放棄了范·德·鄧克名下曾有規劃的大片地產，瑪麗把它轉贈給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又把土地都賣了出去。所以，享年37歲的阿德里安·范·德·鄧克身後沒有子孫，也沒有財產可供人們回憶他的生平，他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

這個被殺害的男人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在人生的某些階段中，他的存在感極強，性格非常生動鮮明，他就像是從歷史文獻中走出來的三維立體人物。但從歐洲回來以後，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形象就變得單調又黯淡無光了。關於他的死，相關記錄也很簡略，甚至可以說沒有記錄。我們只知道，1655年夏天范·德·鄧克還活著，但是在1656年1月之前，他就不在世了。1655年9月的多部落襲擊當中，他的房子被印第安人洗劫一空。我們只能把這些殘存的記錄拼湊到一起，然後加以推測。有趣的是，我們竟然是從施托伊弗桑特口中才得知范·德·鄧剋死亡的消息，因為他間接地提到了此事。就在曼哈頓人想弄清楚印第安人的襲擊事件時，施托伊弗桑特告訴理事會成員，有一個維闊斯蓋克族的印第安人會從范·德·鄧克家附近趕來，跟他們說一下他了解的情況。施托伊弗桑特提道，這個印第安人「曾是范·德·鄧克的好朋友，已經幫范·德·鄧克照看牛群有段時間了」。話里動詞的時態充當了范·德·鄧克的死亡通知，而且他的名字是和襲擊聯繫在一起的，這又成了證明他死亡原因的另一份證據。施托伊弗桑特並不理解自己在「南河」的軍事行動和曼哈頓附近的襲擊可能有關係，所以他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應該為他曾經對手的死承擔間接的責任。

長島城鎮的英國和荷蘭居民要求在與他們相關的事務上享有發言權，他們有這樣的反應並不是因為英荷戰爭，而是因為新阿姆斯特丹直轄市的成立。事實上，新阿姆斯特丹的執法官不僅支持他們給西印度公司寫請願書，還號召那些領導者穿過樹木茂盛的平原和山谷，渡過布魯克林渡口，在省會和他們集合，以起草一份正式的請願書。換言之，施托伊弗桑特在1653年底將要面對的這場小規模叛亂是由范·德·鄧克在海牙取得的成果直接導致的。這也是這項工作的延續，將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進一步推向政治改革。該事件在范·德·鄧克剛回來的幾周內就發生了。他非常適合當英國和荷蘭領導人之間的調解人：他的妻子是英國人，他的岳父弗朗西斯·道蒂——煽動了這場叛亂的英國牧師——現在是法拉盛的執行牧師，而法拉盛是聯名寫控訴書的城鎮之一。請願書的執筆人也是范·德·鄧克的熟人——喬治·巴克斯特，他同范·德·鄧克一樣，從基夫特時期開始就是施托伊弗桑特的英文譯員。在范·德·鄧克接受審訊期間，他還為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員會服務。儘管他曾和施托伊弗桑特關係密切，但後來也像范·德·鄧克一樣，同施托伊弗桑特分道揚鑣了。

這個時候建立的哈萊姆村（新哈勒姆，以荷蘭的哈勒姆市命名）位於曼哈頓的北端，是未來美國社會的縮影。這個社區最初的32戶人家居住在兩條小路的兩邊，他們來自歐洲六個不同的地區——丹麥、瑞典、德國、法國、荷蘭以及現在的比利時南部，說五種不同的語言。在這個荒涼的大陸上，他們家家戶戶挨在一起，比鄰而居。在歐洲，這些家庭會分散在不同街區，而在這裏他們聚在一起，學會一門通用語言。

沿著船的右舷望去，是一片狹長的背靠森林的海灘。50年前，亨利·哈德遜正是在這片海灘沿著相反的方向航行的。這裏的一切都沒有變，還是和當年一樣荒涼。繞著五月角前進，進入一個多淺灘的海灣，爾後逆流而上，就來到領地當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區域。他在西岸兩個瑞典堡壘之間拋了錨。施托伊弗桑特在此處精密部署，將他手下的人馬分成五隊，派出其中一支50人的分遣隊出發去佔領該區的唯一一條道路，好切斷敵人在兩個堡壘之間的聯繫。剩下四支隊伍留下來修建一堵高6英尺，離較近堡壘有投石之距的低矮防護牆。他派了一位名叫迪爾克·史密斯（Dirck Smith）的海軍少尉進入該堡壘，由一名鼓手陪同。少尉帶來的信息是一條直截了當的命令：無條件投降。

有些人或許會說，就是在這個歷史時刻，曼哈頓才成為曼哈頓。有了一個初步的代議制政府，這個小島快速繁榮起來。雖然該島還是在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政府的官方管轄之下，但是那些商人，包括皮貨商、煙農以及法國紅酒、代爾夫特瓷磚、鹽、馬匹、染料木和其他各種商品的託運商，不管他們是英國人、荷蘭人還是其他國家在殖民地的代表，都已經如願以償做起了生意。商業領袖在市政府當中謀得了職務，成了政治領導，其他行業的人，比如麵包師、餐館老闆、教師、牧師就跑過來投靠他們。這些聯盟鞏固了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反過來，市政府也進行了一系列大動作。道路全部鋪上了鵝卵石；磚房代替了木質房屋；瓦質屋頂投入使用（大部分是紅色和黑色，讓小鎮看起來乾淨整齊），而茅草屋頂被禁止使用，因為它可能會引發火災；珍珠街那邊還建了一個正規的碼頭；一個道路交通調查委員會被任命。這個城鎮在重新發展起來的過程中沿襲了一個典型的荷蘭特徵——整潔。街道和門廊被掃得乾乾淨淨，樹木被修剪得很有美感，公園都是規整的菱形、橢圓形和正方形。政府還下令讓農民拆除佔據路邊重要位置的豬舍和雞舍。對在主要街道上有空置土地的人，政府徵收額外的稅費，鼓勵他們開發房產。經過城市中心開挖的溝渠被適當加寬，形成一條運河；河堤用木樁加固，河上又架起了漂亮的石橋，加上有山形牆的建築，整個畫面讓人聯想到小鎮的名字。鎮上小酒館的數量比以前多了，但是那種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少了。現在酒館是商人們會面的俱樂部，是他們交換信息的地方，當然也可能是某些人嘗試新靈藥——咖啡——的聚集地。

事實上，他似乎重新開始了在海牙中斷的事業，只不過現在轉為幕後工作罷了。他回來的前幾個星期里，又爆發了一場反對施托伊弗桑特的政治起義。隨著殖民地不斷擴大，鄰近曼哈頓的城鎮（後來都被併入布魯克林區和皇後區）也在不斷發展。其中有些城鎮，比如格雷夫森德（Gravesende，今格雷夫森德）、弗利辛恩（今法拉盛）、米德爾伯格（Middel-burgh，今紐敦）、亨姆斯特德（Heemsteede，今亨普斯特德）、新阿默斯福特（New Amersfoort，今弗雷特蘭斯）、布魯克林（今布魯克林）、米德渥（Midwout，又稱弗拉克博斯，今弗雷特布希）的領導者們開始叫囂著要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海盜活動也引發了爭議。這在殖民地時有發生，是源於當地人的一個反覆出現的問題。這些人沒辦法通過正當的業務獲得成功，所以就去做海盜了。最近臭名昭著的惡人是為「圍牆工程」提供橡樹樁的托馬斯·巴克斯特，他在長島灣一帶搶劫，偷馬匹。偏遠城鎮的居民聚集到一起發表聲明說，如果西印度公司保護不了他們，他們就不會再交稅。九_九_藏_書

12月的第六天，也就是聖餐日這天，這些孩子一睜眼就會發現聖尼古拉斯給他們留了禮物。這在有些人看來是無法忍受的；在曼哈頓的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典家庭里，父母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於是他們也繼承了荷蘭的傳統，但還是將這個節日往後推了幾周，和被廣為慶祝的聖誕節連到了一起。所以聖尼古拉斯開始了他在美洲的旅程。

與此同時，在暗無天日的前線，地方執法官們每天都在處理英國和荷蘭共和國之間發生的戰爭帶來的副作用。施托伊弗桑特過去反對成立市政府，現在倒樂於借這個機會分出去一些負擔，他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拿著三個月前從荷蘭得來的消息做巡迴演講。和任何一場戰爭一樣，報告都充斥著無端的恐懼、謠言和讓人無法理解的行為。從一封信里，施托伊弗桑特得知「英國政府最近的舉動很奇怪」。據知情人士透露，英國要求「所有的學徒必須重新戴上藍色帽子」，而荷蘭的領導人還在考慮要不要這麼做。很明顯，這讓這兩個國家的美洲殖民地夾在中間左右為難。西印度公司像過去對西班牙一樣，又開始張羅著劫掠商船。該公司建議以曼哈頓為基地，用「5～6艘常規但是人員配備齊全的護衛艦」進攻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議會擔心會遭到突然襲擊，於是對外報道說「他們得到消息，新尼德蘭面臨巨大的危機，馬上就會遭到侵略」，又命令施托伊弗桑特和地方執法官加強防禦工作。

最後一份證據顯示，施托伊弗桑特曾向他的長官抱怨過，說范·德·鄧克有可能就是最近這次叛亂的幕後操縱者。在一封如今已經丟失的回信中，董事們說：「我們不知道你這樣懷疑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因為對他所有的指控都沒有任何依據，全都只是懷疑和臆測。但是我們也不會偏袒他，我們只是說，鑒於他以前的良好表現，我們才把他推薦給你。如果他違背自己的諾言，有什麼不端的行為，我們照樣會譴責並懲罰他的。」

但是這個地方有它自己的個性，並且在迅速地進化。三十年後，施托伊弗桑特的一位繼任者托馬斯·唐根（Thomas Dongan）總督無意中提及當時在紐約殖民地迅速發展的各宗教流派——除了英國國教人員、荷蘭加爾文教徒、法國加爾文教徒、荷蘭路德教教徒、羅馬天主教徒以外，還有「吟詠的貴格會教徒、演說的貴格會教徒、嚴守安息日的人、反對守安息日的人、再洗禮教派的教徒、無教派人士和猶太教徒」。為了讓自己的觀點更清晰，他又補充說：「總之，在各種觀點當中，一些觀點或者大部分觀點根本言之無物。」要是施托伊弗桑特聽到了，恐怕要氣得從墳墓里跳出來。

一些歷史學家將施托伊弗桑特和長島城鎮之間關係的裂痕解釋為英國和荷蘭的較量。這些城鎮里有許多居民是英國人，而當時荷蘭和英國正在交戰當中。根據推理，他們認為這種動亂其實相當於一種內部反抗，是一種協助英國取得戰爭勝利的方式。這一段小插曲也助長了一種普遍的觀點：在荷蘭殖民地，所有要求獲得政治權利的呼聲都來自英國居民。這是對整個事件的一種誤讀。人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困惑，大概是因為12月交給施托伊弗桑特的請願書是用英文寫后再翻譯成荷蘭語的。在這封題為《來自新尼德蘭省殖民地和村莊的抗議及請願書》里，殖民地居民控訴了施托伊弗桑特的「專制政府」，而且請願書雖然是用英文寫的，但遵循的是荷蘭的法律形式。19世紀的歷史學家約翰·布羅德黑德（John Brodhead）一直在搜集有關范·德·鄧克在海牙事迹的記錄，而且他對范·德·鄧克的寫作手法非常熟悉。他注意到當前這封請願書與范·德·鄧克的《新尼德蘭請願書》在語氣上極為相似，都勇敢地反抗施托伊弗桑特依靠法令維持的統治。研究這個時期的另一位早期的歷史學家也注意到這封請願書和基夫特時期的一些控訴書在風格上相似。本書的第七章和第九章詳細討論過這些控訴書，它們充分證明了范·德·鄧克的參与。

很容易想象到，范·德·鄧克剛從歐洲回來，在新阿姆斯特丹四處走動，一定會把新阿姆斯特丹街道上的各種文化碰撞跟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上發現的文化融合相比較的。他回來見證了一個他自己促成的東西：美洲第一個文化大熔爐的形成。恰巧在這個大熔爐里，每個人默認的通用語言是荷蘭語。17世紀荷蘭人感性的一面——坦率、虔誠、熱衷商業、眼界開闊且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成了社會的黏合劑。一種社會形態正在形成，外來客對它的評價是：世俗、傲慢、自信、喧囂。當然，平等並不是這個多元社會的組成部分，也算不上它的理想。包容（或者稱之為「勉強接受」）是近來人類文明的重大飛躍，影響了荷蘭共和國和曼哈頓殖民地這兩個社會的形成。但是在17世紀，沒有人會認為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平等的，或是應該平等地對待他們。生活在不平等的底層的是非洲人。殖民地的奴隸就是牲口一樣的人。為了弄清楚非洲籍曼哈頓人的生活狀況，有必要將你腦中成熟的奴隸制度清除掉，因為那是19世紀早期存在於美國南部的事情。當時奴隸制剛開始，荷蘭人堅決認為，買賣人口是不道德的。所以，在殖民地的記錄中，你會很驚訝地發現有一系列對非洲人和他們的生活狀況的看法。虔誠的教士喬納斯·米迦勒形容在他家工作過的婦女「是偷偷摸摸、懶惰又無用的垃圾」；還有就是施托伊弗桑特這個典型的奴隸販子，他曾控告一個女奴是小偷，又譴責一名男性|奴隸「懶惰又不聽話」，並下令將這兩人販賣，「好為公司爭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也有不少的例子顯示，奴隸主們在數年之後重新歸還了奴隸自由，因為他們認為奴隸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個別情況下，還有記錄顯示歐洲人曾為重獲自由的非洲人工作。一些非洲人有地產，而且施托伊弗桑特在一份尚未發布的文件中宣稱：「他們的所有權是真實而自由的，他們也享有這種特權，因為大片的土地本來就是要賦予這個省的居民的。」奴隸也享有一些合法的權利，他們多次出現在法庭上，狀告歐洲人。

曼哈頓市政府進行了一項革新，其產生的影響之深遠超過了殖民地本身存在的時間，同時也讓這個小島的遺產印在了美國人的性格中。回想中世紀，歐洲城市的居民享有一種地方性的公民權：英國的城市稱其為自由民，荷蘭的城鎮稱其為市民。阿姆斯特丹最近在實行一種新的雙層級的體系，曼哈頓市政府馬上就開始效仿。所謂的大市民是指為城市的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的且有影響力的商人，作為交換，他能獲得貿易權，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還有發言權。不同的是它所提供的小市民的身份。幾乎每一個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都會申請獲得這種身份，即使是身份最卑微的人，比如鞋匠、煙囪清掃工、裁縫、鐵匠、帽商、修桶匠、碾磨工、石匠等都能在社區中獲得股份，這其實就是一種為少數人提供的股東身份。這個體系鼓勵居民相互扶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流動商人。這些流動商人總是蜂擁而至，快速獲取利潤之後就馬上離開。這也讓新阿姆斯特丹成為一個比新英格蘭更平等的地方。在新英格蘭，自由民或市民的數量從來沒有超過總人口的20%。而在新阿姆斯特丹，無論貧窮還是富貴，無論是衣冠楚楚還是衣衫襤褸，幾乎每個人都是同一個俱樂部的成員。當港口的運輸量增加時，所有的人都能從中獲益。再補充一點，從中世紀起，殖民地的工人就從未團結起來組成公會在歐洲形成影響力。這也許是因為西印度公司竭盡全力設置各種障礙，它害怕工人的力量。但是用這種形式來打擊公會帶來了一定的好處。手藝人拓展了他們的業務：麵包師可能會擁有土地，投資煙草運輸，能像軍人一樣有額外的收入。以卑微的手藝人的身份進入殖民地的年輕人可以進入更高的階層，向更高層社會流動的通道就此產生。弗雷德里克·弗利普森（Frederick Flipsen，又稱菲利普斯）從弗里斯蘭省來到曼哈頓。1657年，成為一個普通市民之後他就簽約成了一名卑微的木匠。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通過各種渠道鑽營取巧，到1702年去世的時候，他已經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他在上游的房產，著名的菲利普斯堡莊園佔了韋斯切斯特縣的9.2萬英畝土地（恰好也包括了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之前擁有的全部土地）。

等待了片刻，瑞典的指揮官出來查看列隊的敵軍有多少，隨後他請求施托伊弗桑特允許自己跟另一座堡壘里的長官溝通一下。後來施托伊弗桑特帶著得意這樣記錄道：「我們斷然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很不滿地離開了。」最後，瑞典方面的代理人馮·埃爾斯維克（Von Elswick）到場談判，他和施托伊弗桑特在堡壘下的一塊沼澤九-九-藏-書地碰面。盛夏時節，蚊蟲圍著他們嗡嗡亂叫，施托伊弗桑特的鎧甲在陽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他自信的肢體語言表明他身後有成百上千名士兵的支持。很明顯，他們的交談中摻雜了好幾種語言。為了準確表達意思，他們開始用外交官慣用的拉丁語交談。他們都知道施托伊弗桑特集結了強大的軍隊。現在，事情變得很簡單：瑞典人是要戰鬥到底、白白送死，還是向荷蘭人投降，然後將德拉瓦河地區拱手相讓？

地方執法官們和施托伊弗桑特一起開會討論，然後開始採取行動。他們做出的第一個決定是「用高高的柵欄和矮防護牆將城市的大部分區域圍起來」。為了給這項工程集資，地方執法官請城鎮上富有的居民募捐。施托伊弗桑特捐了150荷蘭盾，成為捐款數額最高的人。隨後，他們便投入了對細節問題的討論：在該城市北部邊界每隔18英寸就插上一根高12英尺的橡樹原木，並將其頂部削尖，以構成一個巨大的柵欄。這些原木要釘到地下3英尺的地方，為加強防禦，四周再圍上高4英尺的矮防護牆。市政府宣稱「工人的工錢每周一結，待遇可觀」，並派出一名傳令員告訴眾人，市議會正在為這個工程招標。英國人托馬斯·巴克斯特（Thomas Baxter）簽署了一份協議，為該工程提供木材，工程預計到7月初能夠完工。從長遠來看，這個由市政府精心策劃的第一個公共工程項目的引人注目之處不在於圍牆本身，而在於繞著圍牆的那些街道。幾乎能百分之百確定的是，地方執法官們就算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到這些高低不平的道路有一天會取代阿姆斯特丹穩固又豪華的交易所，成為全球金融中心。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按照民間的說法，在華爾街外圍建造圍牆不是為了阻擋印第安人，而是為了隔絕英國人。

眼前浮現的畫面並不是英國人入侵殖民地，潛伏數年，然後像特洛伊木馬計一樣，在交戰的時候突然衝出來打得荷蘭措手不及。的確，與英國居民的接觸中，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渴望英國政府的領導。就像他們在控訴書里說的那樣，他們逃到這些地區來就是為了躲避英國政府。他們希望能夠在曼哈頓周邊的地區紮根，享受荷蘭共和國更為自由的司法體系。他們寫道，荷蘭政府是「由全球不同地區的多個國家組成的」。他們想要的就是范·德·鄧克為之奮鬥多年的東西，即終結西印度公司的統治，通過殖民地城鎮的發展讓居民都能享受到廣泛的權利。用范·德·鄧克欣賞的格勞秀斯的話來說，抗議書聲明的這些權利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礎上的。

這場短暫的「戰爭」發生的時候，施托伊弗桑特恰好到南方去對付瑞典人了。歷史學家們一直認為這是個奇怪的巧合。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些史學家翻出了一樁事故：一個印第安婦女因偷桃子被一個荷蘭人殺死，這則事故被認為引起了那次襲擊，於是後者被命名為「桃子戰爭」。但究竟是什麼引起了突襲，從記錄當中可以找到證據。新阿姆斯特丹的歐洲居民可以區分該地區不同的部落，在報告1655年9月的事件時，他們注意到襲擊者來自四面八方，比如「麥庫阿斯（Maquas）和馬肯德斯（Mahikan-ders），來自『北河』上下游的印第安人」，他們寫信給施托伊弗桑特。奇怪的是，他們注意到明誇斯吉爾或者瑟斯昆漢諾克斯一族（「南河」地區，準確地說是施托伊弗桑特起航處的一個部落）的酋長也在出現在該事件中。這樣一個多文化的印第安人集會毫無道理可言，除非你能像最近那些歷史學家那樣，換個視角，從印第安人的角度看問題。

然而，曼哈頓並不是殖民地里唯一一個多事之地，1653年之後迅速發展起來的不止這個島的首府。在市政府成立的前一年，為了平息與上游直轄領地倫斯勒斯維克的爭端，施托伊弗桑特按照規章，在奧蘭治堡附近打樁標出了一個區域，創造了一個新的小鎮——貝弗韋克。這個名字來源於這裏的海狸貿易，這個行業現在還很興盛，整個社區彷彿一夜之間就出現了。鎮上分佈著磨坊、磚廠和瓦廠，為小鎮的建設生產原料。雖是小鎮，但是這裏的人很有城市居民的意識，他們建造了一座救濟院，作為社區的第一個工程。到1660年，這個小鎮成為殖民地的第二個城市，有1000位居民。與新阿姆斯特丹相比，這個城市保持了遙遠的、荒蠻的美洲西部的感覺。查閱記錄，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印第安人作為城市生活的普通參与者的痕迹。他們寄宿在居民的家裡，傍晚的時候拿青灰色的杯子裝滿啤酒，坐在爐火邊；有時候又會手拿錢包，出現在麵包店買麵包。1659年，莫霍克族的兩位酋長曾成功請求法院開庭審理一個不同尋常的案件——他們控訴荷蘭人虐待他們的族人。在演變為奧爾巴尼鎮之前的12年裡，貝弗韋克一直是一個貧瘠的地方，處在陰森森的群山和寬闊的河流之間，工作台上「咚咚」的加工海狸皮的聲音就是商業的先聲。但它也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區，這裏的法院和新阿姆斯特丹及荷蘭的法院一樣有效地運行著。就人口成分來說，荷蘭人多於新阿姆斯特丹人，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來自聯合省份以外的地區。相比新英格蘭城鎮，這裏的人口更混雜，有德國人、瑞典人、法國人、英格蘭人、愛爾蘭人、挪威人和非洲人等。

這種新的工作關係也伴隨著對語言的繼承。相比傳統公會中的工人，弗雷德里克·弗利普森的工人和殖民地的鐵匠、車輪製造商、麵包師、槍托製造商等人的助手與他們上級的關係更為鬆散。一個車輪製造商的學徒也可能會在酒館里倒酒或是在麵包房裡幫忙烘烤麵包。那時候，一個典型的荷蘭單詞「baas」指的是「主人」，但是在新世界，這個詞有了不同的內涵，美國主義開始形成。沒有哪個詞比「boss」這個詞更具美國風格，甚至是紐約風格了。從特威德到科里昂再到斯普林斯汀，早期的老闆都是美國人，而且都是紐約人。隨著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為紐約，這個詞對英國殖民地居民也有了一種自然的吸引力，因為改編之後的用法很坦白地將其從古老的英國權力系統中區分開來，並闡明了一套不同的權力關係。它彷彿在說：「不，我們這裏沒有階級制度，但是有人負責。我不是你的主人，也不是你的統治者，我是你的老闆。去工作吧。」

準備返回曼哈頓的時候，施托伊弗桑特得意揚揚。他的殖民地一片欣欣向榮。（很大程度上這是他奮力抗爭的半代議制政府的功勞，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和新英格蘭人簽署的邊界協議開始生效。最終，他不費一炮一彈又再次控制了南部地區。他準備登上旗艦的時候，假肢帶來的疼痛肯定也減輕了幾分。

曼哈頓還在不斷發展成熟，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市政府的領導。它讓人們感覺到這個位於荒野邊緣的小島雖然曾經總在沒有法紀和過於專制這兩種情況之間左右搖擺，但現在它是可以讓每個家庭實現夢想的地方。

但這話也不完全正確。這裏又出現了一個奇特的轉折。他寫了本叫作《新尼德蘭實錄》的書，本來已經批准出版了，但由於戰爭又耽擱了。最後，大約在他離世的那段時間，這本書終於在荷蘭出版了。范·德·鄧克將自己在殖民地的見聞都記錄到了這本書中，書中描繪了那裡的風土人情、草木魚蟲、山川河流、微風細雨、皚皚雪景，也講述了那裡的重重危機和不滅的希望。該書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第二年又再版。范·德·鄧剋死后又激起了人們對於一個名叫曼哈頓的遙遠小島的興趣。在那裡，普通的歐洲人可以擺脫社會等級、公會和教派的陳舊枷鎖；在那裡，各色各樣的人（克羅埃西亞人、普魯士人、佛蘭芒人、林堡人、哥本哈根人和迪耶普人）可以牢牢地堅守自己的夢想。

殖民地最狡猾的一個居民，也是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長期以來的親信科內利斯·范·廷霍芬在這個時候突然消失了，這還挺引人注目的，或許是一個很好的預兆。他曾在海牙反對范·德·鄧克，然後又從那裡逃走，後來又帶著一個年輕的情婦在曼哈頓露面，成了大家的笑料。我們只能想象他的太太會怎麼「招呼」他。施托伊弗桑特僱用了他一段時間，但是很快他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麻煩。他常年欺壓殖民地的居民，有人還覺察到他在公司的賬目上做手腳。隨著麻煩事達到了一個高潮，1656年的一天，他突然就消失了。人們在岸邊找到他的帽子和手杖。施托伊弗桑特急切地想要掩蓋這件事，好讓人們忘記他和這個人之間的聯繫。所以他很快就宣布科內利斯·范·廷霍芬淹死了。但是大家覺得這件事沒這麼簡單，因為還有另外一件事發生——同樣捲入了金融違法事件當中的范·廷霍芬的哥哥，也幾乎在同一時間消失了，但之後他又在巴貝多（Barbados）出現了。究竟科內利斯·范·廷霍芬身上發生了什麼，到現在還是新尼德蘭史上的一個未解之謎。

這次集會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對與會者來說意義非凡。多少年來，曼哈頓島的居民都堅持一個觀點：他們的社區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或貿易基地，他們也不是為遠方的奴隸主做苦工的農奴，他們是一個近代共和國的公民，有權受到本國法律的保護。自1653年2月2日起，隨著城市憲章的簽署，新阿姆斯特丹儼然成為一座城市。地方執法官們充分繼承了已往的政治遺產和法律傳統。他們新組建的市政府已經成形，領導班子包括兩名市長和一個法官小組，他們聯合在一起便組成了立法機關——借鑒於阿姆斯特丹，以羅馬-荷蘭法為基礎。其中涉及的羅馬法的部分還是當年神聖羅馬帝國傳到荷蘭的，其來源可追溯到愷撒大帝和《査士丁尼法典》。2003年2月，紐約市政廳發言人切蛋糕、舉杯慶祝該城的憲章頒布350周年，他正是在向過去那些小酒館里的集會致敬。這個城市堅實的政治基礎並非得益於當年英國將其佔領並改名為紐約的日子，而應該歸功於這一時刻。九-九-藏-書

阿德里安·范·德·鄧克還留在荷蘭，同那條禁止他回美洲的政治裁決苦苦鬥爭著。而在剛剛組建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地方執法官已經處理好了第一件公事，在一份聲明上籤了字。聲明裡這樣寫道：「在此通知各位，每周一9點開始的工作例會照常進行，地點是我們一直稱作『城市酒館』的地方，但從此以後，改稱其為『市政廳』。會上，我們要聽取訴訟當事人提出的不同問題，努力給出最好的解決方案。」兩周半以後，真正脫離了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政府和西印度公司，他們在海濱一座三層小樓里召開會議，這裏長久以來是該鎮的活動中心。要是有人不了解這次集會的意義，回蕩在庭院里的鐘聲則向人們宣告了政府的更替。

那麼，可能有人又會問了：「那又能怎樣呢？」紐約的法律源頭是古羅馬，這確實讓它在美國眾多城市中獨樹一幟，但這除了能給它增添些許神秘感以外，還有什麼其他意義嗎？除了歷史學家這個小群體會對一個城市的政治基礎感興趣之外，世人通常對此漠不關心。就此而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一開始就反對採用普選制，自行任命了第一屆政府官員，以此來削弱市政府的權力。

但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已經遠離政治。當然，他一回來就忙於處理各種家事，比如重新熟悉自己的房產，幫剛來美洲的親戚儘快適應這裏的生活等。他的母親搬進了珍珠街的一幢房子里，那裡可以越過「東河」看到布魯克林牧場。他的嫂子也需要人幫她管教一下她那個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那個傢伙確實讓人頭疼［他名叫吉斯伯特·范·德·鄧克（Gysbert van der Donck），經常和科內利斯·梅林的兒子混在一起。他們加入了黑幫，也就是之前嘲笑約斯特·高德瑞斯被戴綠帽子的那一伙人］。但是按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性格，他確實不會滿足於處理這些家庭瑣事。

這本書再版的時候，出版商在前面附了首詩，來歌頌作者和他的書的主題：

曼哈頓居民擔心會遭到新英格蘭的攻擊，康涅狄格、紐黑文、馬薩諸塞和普利茅斯的居民也不斷聽到謠言，說荷蘭人會從北部進攻他們。其中一則謠言甚至說荷蘭人僱用了印第安人要屠殺正在教堂做禮拜的新英格蘭居民。這個消息傳到了倫敦，被一個野心勃勃的印刷商惡意扭曲，做成了爆炸性的新聞。三十多年前，在遙遠的東南亞的安汶島即安波那島上，荷蘭士兵屠殺了十名英格蘭商人。這件事並沒有被英格蘭人徹底遺忘，一年前報道該事件的煽動性小冊子的再次印刷又喚起了人們對這件事的記憶。現在，在英國的殖民地，似乎有人與康涅狄格或紐黑文地方政府聯合在一起，巧妙地利用安波那島事件煽動新英格蘭人進攻他們南面多民族的荷蘭殖民地。新的宣傳冊在英格蘭廣為傳播，甚至被運到了美洲，它的標題為：《安波那島的悲劇第二部：荷蘭人在美洲新尼德蘭地區最血腥、最奸詐、最殘忍的計劃。英國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地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它使得民族仇恨成倍地宣洩出來，英國人譴責「印第安人是血腥的民族」，說他們「是執行這項殘忍計劃的工具」，同時又讚美一位英國的殖民者，因為「他在一夜之間就消滅了1400名印第安人」。此外，英國人還認為這場陰謀反映了荷蘭人與生俱來的邪惡，「安波那島上的殘忍行徑從東印度群島蔓延到西印度群島，這是在荷蘭人骨子裡的……」

然而，此次運動收效甚微。施托伊弗桑特用他一貫的手法來處理這次抗議。他宣稱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就是「該省絕對的主人」。請願被拒絕了。施托伊弗桑特非常頑固。

范·德·鄧克對新世界殖民地的熱愛沒有隨他的去世而消失。他死後還不到一年，緊接著那本書的出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整合了一份詳細的殖民地計劃。300位居民簽署了移民協議，市政府還起草了一份很長的啟動時期的物資清單：400雙鞋、「50雙普魯士藍色長筒襪」、「100頂紅色魯昂帽」、「8桶食醋」、250磅乳酪、15隻火腿、30條煙熏豬舌頭，這些都是他們的裝備。受到施托伊弗桑特徵服瑞典人的鼓舞，他們決定在「南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個堡壘附近安置一個新的定居點。一切都重新開始了：一批新居民來了，帶來了新的希望。「在叢林中待了五六個小時，我就覺得內心充盈，」一個新移民，也是一位校長在登陸之後不久這樣寫道，「我看到美麗的橡樹和山核桃樹，還有適合耕種的良田……我已經開始辦學了，目前招了25個學生。」他們把這個定居地稱作新阿姆斯特爾。這就是如今特拉華州的紐卡斯爾市。在市中心的廣場上，有一座17世紀晚期荷蘭風格的小房子，它是用堅固的磚塊建成的，還裝著紅色的百葉窗。這座房子見證了人們為了向范·德·鄧克致敬所做的遲來的努力。人們現在的願望是開發殖民地的潛力，然後跟上英國在北美地區的擴張步伐——前者可以實現，後者則不然。

沒有什麼比異族通婚更能體現定居過程中的融合的了，這種現象在各個殖民地都是史無前例的。瀏覽一下新阿姆斯特丹歸正會的婚姻記錄，你會發現在這個小地方發生的文化融合的程度在當時來說是非常驚人的。一個德國男人娶了一個丹麥女人。一個來自威尼斯的男人娶了一個阿姆斯特丹的女人。來自「弗蘭克瑞克（Vranckryck）的卡利斯（Calis，也就是法國的加來）」的艾薩克·貝斯盧（Isaac Bethloo）和來自「東印度群島巴達維亞（Batavia）」的莉絲貝特·博特斯（Lysbeth Potters）結了婚。在英國雷丁（Reading）附近的鄉村長大的塞繆爾·艾德薩爾（Samuel Edsall）來到曼哈頓，追到了一個名叫珍妮特·韋塞爾斯（Jannetje Wessels）的姑娘，而她的童年則是在德國邊境的格爾德蘭一個荒涼的鄉村度過的。挪威人和德國人結婚，瑞典人和英國人結婚，丹麥人和瑞典人通婚，普魯士人和德意志人聯姻，德國人和丹麥人結婚，法國人和荷蘭人結婚。總之，在新阿姆斯特丹教堂舉行的婚禮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異族通婚。異族通婚在非洲居民當中也時有發生，比如說來自聖托馬斯島（St. Thomas）的男人和來自西非的女人結合。還有黑人和白人通婚的例子。

但偏偏天公不作美。由於受到暴風雨的影響，艦隊6月才到達波士頓港。艦隊的指揮官羅伯特·塞奇威克（Robert Sedgwicke）帶著「900名步兵」和「一隊騎兵」在波士頓登陸，準備進攻曼哈頓。當天，他在寫給克倫威爾的信里這樣說道：「一艘英國船駛來，帶來了各種印刷好的英國和荷蘭間的和平宣言。」揚·德·維特和克倫威爾達成了一項協議，把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交給了英國，但保留了在地中海和亞洲的貿易霸權。第一次英荷戰爭結束了，北美地區情勢未變。入侵艦隊也被召回國了。

需要牢記的還有殖民地奴隸制度的規模。曼哈頓遠離巴西和加勒比海的甘蔗地。在那些地方，勞動力非常重要。奴隸制剛開始的十年裡，同一時期不過才幾十個奴隸零星地分佈在殖民地；等到英國佔領該地時，奴隸的數量已經多達300人。記錄中更值得注意的，不是曼哈頓的奴隸，而是西印度公司奴隸貿易的發展。一開始，該公司拒絕奴隸貿易，怕被玷污了名聲，但是後來由於在進行其他的商業投機活動時失利，又看到販賣人口帶來的利益，便轉頭加入了這一行列，成為歷史上最醜惡一幕的重要參与者。

英荷戰爭結束了。整個殖民地迎來了又一拔的繁榮。近期，隨著巴西落入葡萄牙人手裡，西印度公司最終才姍姍來遲地致力於經營以曼哈頓為大本營的殖民地，派遣軍隊和船隻前往那裡。施托伊弗桑特終於可以密切關注南部地區了。迄今為止，瑞典人在這裏生活了17年，他們零星地分佈在該區域，其中一部分是他們帶來的「森林芬蘭人」（forest Finns）。幾十年前，這個特殊的芬蘭人群體住在俄羅斯的邊境地帶，後來瑞典人鼓勵他們到瑞典中部的一個邊遠地區居住，因為瑞典政府想要在這個地區開荒。芬蘭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刀耕火種」，就是用火燒的辦法清除一片森林，然後在此基礎上耕種，所以這個小群體非常擅長於開墾茂密的原始林地。結果他們把這項工作做得「太好了」，當他們拒絕對這種生活方式加以節制，不願意停止對森林的破壞時，瑞典人只好把他們送到美洲。瑞典人和「森林芬蘭人」一起定居在「南河」，和該地區的印第安人發展起了穩定的皮毛貿易，這激怒了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瑞典人還控制了「南河」上的一個荷蘭堡壘。現在，施托伊弗桑特開始提要求了，他的原話是「歸還我們的財產」。

在這個發展期和活動期，還出現了其他的風俗和慣例影響著美國文化。它們本來都是微不足道、本身毫無意義的，但其表明荷蘭殖民地從來沒有真正消失，反而變得更廣大了。1661年10月，該城市出現了糧食短缺的情況，市政府發布命令，限制城中的麵包師烘烤麵包，禁止他們做「小蛋糕（koeckjes）、小糕點（jumbles）和甜蛋糕（sweet cake）」。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請注意這個荷蘭單詞「koeckjes」，它的發音是「cook-yehs」，字面意思是「小蛋糕」。一個多世紀以後的1796年，隨著第一本美國烹調書《美式烹飪法》的出版，阿梅莉亞·西蒙斯（Amelia Simmons）將當時的標準用法印成鉛字。因為第一批曼哈頓人是這麼命名的，所以美國人吃的不是餅乾（biscuits），而是曲奇（cookies）。九九藏書

這首詩雖寫得並不怎麼樣，但最為準確地表達了人們對范·德·鄧克的紀念：他是第一個看到曼哈頓島的希望，夢想曼哈頓的未來並且一生致力於實現這個夢想的人。

那是1653年的寒冬，一個周四的清晨，在局促又低矮的小屋裡，鋪著代爾夫特瓷磚的壁爐暖烘烘的，七個男人出了門。他們大步走過下曼哈頓的街巷，走進阿姆斯特丹堡的大門。他們聚集在議事廳里，宣誓永遠效忠荷蘭議會。爾後，他們一個個低下頭，虔誠地聆聽牧師的禱告：「……主接納了我們……沐浴著主的恩澤，我們必將完成主交給我們的任務……」這一情景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當時與政教分離的年代還相距甚遠。

孩子們在打鬧，麵包師們在烘焙麵包，商人們在儘力往社會上層爬——在荷蘭統治的最後十年裡，曼哈頓進入成熟期，各種活動愈發頻繁。關於曼哈頓在市政府成立后的幾年裡是如何繁榮興盛的，直到最近才有人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這還多虧了有查爾斯·格林的翻譯作品。但諷刺的是，正是這個時期的殖民地生活活動繁多，使得翻譯的工作放緩。2002年的某天，在紐約州立圖書館格林博士的辦公室里，我坐在一邊看著他工作。這時候他對我說：「17世紀50年代後期，我所翻譯的法律書更加複雜。」他的桌上堆滿了書，都是18世紀對荷蘭語、拉丁語和法語法律術語進行入門指導的書。他身後的書架上擺著厚厚的40卷《荷蘭語詞典》（Het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關於1500年荷蘭語的權威歷史詞典，以及10卷本的聚焦16世紀的《中世紀荷蘭語詞典》（Middelnederlandsch Woorden-boek）。「因為人口越來越多，法律活動也越來越多，」他說，「而且爭端也會越來越多。早期土地資源充足，所以土地的界限很模糊。但是現在，人們的居住環境越來越擁擠，他們會為了界線爭吵。所以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聘請測量人員。然後你可以看到，市政府畫了一幅街道圖，標明了所有建築的位置。」

與此同時，在阿姆斯特丹，像賽思·費爾布魯日（Seth Verbrugge）和迪爾克·德·沃爾夫這樣的商業巨頭開始利用曼哈頓剛剛形成的穩定局面。他們髮型整齊，衣著考究，坐著紅皮椅子，伏在精緻的雕花桌子上，經營著他們在歐洲的生意；牆上掛著的鑲有邊框的地圖，顯示著他們在全球的商業版圖；他們的妻子穿著領子上鑲著花邊的衣服，上面還嵌著寶石。代理商從他們那裡獲得了更大的支配和採購權力。這些代理商還利用英國和荷蘭商人在加拿大、弗吉尼亞、牙買加及巴西的商業關係，將他們的島港發展成為大西洋貿易的中心。藥物、測量設備、錦緞、優質書寫紙張、橘子、檸檬、長尾小鸚鵡、鸚鵡、藏紅花、黃樟、撒爾沙植物等出現在新阿姆斯特丹商店裡的新產品，反映出居民的生活變得更精緻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終於回到了曼哈頓。我們找不到他回國的任何記錄，這雖然讓人失望，但是一點也不奇怪。大家視他為英雄，他代表曼哈頓居民在海牙的各種行為大家也一一效仿。新上任的地方執法官把自己的工作歸功於他，還視他為革新黨的領袖。但是大家都不敢公然表現出這種情感，因為誰也不想觸怒施托伊弗桑特。尤其讓人心煩的是，我們只能想象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碰面的場景，其中肯定包含了各種複雜的情感。上一次他倆在一塊兒的時候，施托伊弗桑特以叛國罪為由，監禁了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從那以後，這個受庇護者在荷蘭共和國待了四年。在這四年裡，他一直威脅政府免去施托伊弗桑特的職務，並獲得了成功，只不過這個決定最後又被撤銷了。孤注一擲卻滿盤皆輸的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只好回來，任憑施托伊弗桑特處置。唯一一條記錄顯示，他回來后不久曾請求施托伊弗桑特讓他查閱殖民地的記錄，因為他想把有些內容添加進他寫的書里。那本書還等著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呢。施托伊弗桑特以公司董事的建議為由，拒絕了阿德里安·范·德·鄧克。這些董事警告來自「梅斯特·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新的麻煩」，害怕他「會用公司的武器來對付他們」。施托伊弗桑特是個極度危險的敵人，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十分謹慎。這時候他沒有被寫進官方記錄就說明了這一點。

從以上描繪的畫面來看，荷蘭統治時期的曼哈頓並不像人們以往聽說的那樣是個雜亂無章的居住地。儘管貿易和航運細節顯示該地區在不斷繁榮發展，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一點。有哪些人住在這裏，他們是如何相處的，又是怎麼融合的，這些才是殖民地被埋沒的遺產。他們從法國大西洋沿岸，丹麥的松樹林、倫敦的大街來到曼哈頓。由於市領導發起了一項頗有遠見的計劃，他們一下船就發現有人主動為自己提供「市民」的身份。如果交不起會費（「價值20個荷蘭盾的海狸皮」），他們可以分期付款。最終，他們或許會找到一條致富之路，賺取足夠的荷蘭盾、海狸和貝殼串珠，然後就能說服自己，留下來是值得的。

施托伊弗桑特也承擔著失敗的風險：這種劇變不斷地給殖民地施加壓力，同時爭論也還沒有平息下來。沒有人知道，克倫威爾派出的艦隊已在1654年2月從英國啟航。新阿姆斯特丹很快就會被征服，因為西印度公司在該殖民地部署的守軍過於分散，而由於荷蘭的入侵威脅，成百上千的新英格蘭居民早已成為驚弓之鳥。他們宣布他們準備服從一名英國軍事首領的領導，先發制人。

那本宣傳冊就是戰時虛假情報的典型例子，既能迫使荷蘭政府展開調查，否認自己遭到的指控，又能讓英國公眾輿論的火焰越燒越旺。幾個月以前，新英格蘭的幾位領導登陸新阿姆斯特丹，就此事和施托伊弗桑特會面。施托伊弗桑特向他們保證，荷蘭人對英國的殖民地真的沒有什麼企圖。而在曼哈頓，清教徒滿眼看到的都是這個港口城市的原始、喧鬧和不斷發展。看到這些景象，他們深知，他們過去大部分的區域貿易已經成為歷史了。如果英國想要算計荷蘭的殖民地，並控制內陸和整個海岸的航運中心，那最好要加快行動。貿易戰也是一個很好的借口，整個計劃天衣無縫，不執行就太可惜了。除了把這些材料寫到「安波那計劃第二部」的宣傳冊里，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總督們還親自寫信給克倫威爾，他們預測，如果能夠佔領哈德遜河河口的小島，所謂的「西部計劃」（通過該計劃，英國就能將太平洋沿岸的平原連到一起，使之成為大英帝國的開端）就能夠成功執行。克倫威爾剛被封為護國公，有了這個頭銜，他就掌握了國王的生殺大權。他很欣賞這個宏偉的計劃，認為是時候實行了。於是他回信說，他會派出由四艘護衛艦組成的小型艦隊和一支軍隊去波士頓，它們會給「征服曼哈頓人帶來極大的幫助」。

人們還在等麵包師烘焙甜品的時候，新阿姆斯特丹的主婦們會拿起一棵捲心菜，把它切得很細，然後蘸上醋和熔化的黃油，旁邊再配上一盤有熏肉或小牛肉丸的梭子魚。她們直截了當地為這道菜取名為「捲心菜沙拉」（Kool-sla）。一個世紀后的1751年，一個瑞典的遊客來到哈德遜谷，他描述了他的荷蘭女房東為他做過的一道菜。從此，書面語當中又多了一個詞，雖然保留了原始的荷蘭讀音，但是在語音方面遵循了美式的拼寫：cole slaw（菜絲沙拉）。

頭幾周里，讓新政府應接不暇的兩件事構成了移民關注問題——在歷史問題和荒謬問題間游移——的兩面。第一個忙碌的工作日里，一群本地人吵吵嚷嚷地湧進新裝潢的會議室，一個個暴跳如雷。當事人約斯特·高德瑞斯（Joost Goderis）一直飽受精神折磨。他娶了個歪眼老婆的事全鎮都知道了，這讓他忍不了了。前段時間，他外出去「牡蠣島」（即埃利斯島）采牡蠣，回到曼哈頓的時候，碰見他所謂的朋友古里安·德威斯（Gulyam d'Wys）正和一群小混混在海岸上晃蕩。德威斯想給他的狐朋狗友找些笑料，便讓高德瑞斯「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和其妻子再發生一次性關係」（法庭是這麼記錄的）。高德瑞斯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裝作聽不懂。但是德威斯不依不饒地告訴他，「阿拉德·安東尼（Allard Anthony）早就睡過你老婆了」。跟著德威斯的小混混都哈哈大笑起來，說高德瑞斯被戴了綠帽子，還說他「應該學樹林里的牛，在頭上戴兩個犄角」。高德瑞斯忍無可忍，將這件事告到了地方執法官那裡。他希望新成立的市政委員會能夠將他從精神痛苦中解救出來。

非洲人並不是唯一一個處在不平等地位的群體。對多樣的文化進行管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最缺乏的工作技能。可以肯定地說，看到曼哈頓的街道變成民族文化的萬花筒，施托伊弗桑特並沒有多興奮。宗教是其根源：施托伊弗桑特鄙視猶太教徒，厭惡天主教徒，對貴格會信徒敬而遠之，又暗暗討厭路德教九*九*藏*書會教徒。也就是說，他是典型的受過良好教育的17世紀中期的歐洲人。宗教偏見是社會的主流，新英格蘭北部的四個殖民地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縱觀整個歐洲，人們都認為多樣性會削弱一個民族。當然，人們認為荷蘭的聯合省份是個例外，但是他們對橫跨大西洋的航行就沒那麼寬容了。這個以曼哈頓為基礎的殖民地是早期美洲宗教自由的搖籃，然而奇怪的是歷史賦予它的唯一認可卻是有偏差的。當然，也並不是說它完全錯誤，只是需要好好梳理一番。

因此，范·德·鄧克發起的這場運動至此時仍鼓舞著殖民地的人們，事實上，這場運動還在蔓延。進行政治改革這種長期存在、持續不斷且有理有據的呼籲，並非來自英國，而是來自近代歐洲大陸的中心。

庫拉索島變成了成千上萬被束縛的、疾病纏身又暈船的西非人的處理站。記錄顯示，在管理北美殖民地的過程當中，施托伊弗桑特的頭銜一直是新尼德蘭、庫拉索島、博內爾島（Bonaire）和阿魯巴島（Aruba）的總督，他通過在庫拉索島的副總督馬塞斯·貝克（Matthais Beck）來進行管理。閱讀他們信件的過程中會引起爭論的是那些在大西洋周圍匆匆忙忙搬來搬去的各種貨物。1660年8月，一艘到達庫拉索島的船上裝載了「724塊松樹木板，1245磅的英國壓縮餅乾，2桶煙熏肉，價值75金幣的豌豆」和「10個」價值「130枚八片幣」的黑人。

我們總是習慣透過隨後幾個世紀的層層迷霧來看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間的遭遇，所以我們很難理解17世紀印第安人把他們自己看作主導者的情況。在「南河」的明誇斯吉爾一族看來，他們花了17年時間和瑞典人建立了貿易關係，不料卻被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士兵破壞了。所以這些印第安人進行了報復。他們這麼做實際上是在保護瑞典人，因為瑞典人給他們帶來了寶貴的物資，而且他們比印第安人弱，應該受到保護。而且近些年來搞清楚的一點是，東海岸的印第安人定期和邊遠的部落結成聯盟。如果我們把他們想得複雜一點，那麼曼哈頓人的報告就說得通了：這一突襲是明誇斯吉爾一族的酋長精心策劃的，這也是施托伊弗桑特遣散新瑞典人直接導致的後果。

逼得荷蘭人將這種包容性發揮到了極限的是英國貴格會的教徒。他們跟隨其他教派從舊英格蘭逃到新英格蘭，然後向南進入荷蘭的領地。在占長島大部分說英語的城鎮中，他們開始勸服居民改變宗教信仰。正因為他們處處說教，又愛嘲弄別人，還時不時瘋瘋癲癲（人們常叫他們瘋子），這些行為都招致了施托伊弗桑特的鄙視。在他的印象中，這些人會威脅到殖民地的和平和穩定，也許他們就是瘋子。施托伊弗桑特覺得自己算是寬宏大量了，因為他沒有驅逐這些人，只是派了位英國的牧師過去。此人正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岳父弗朗西斯·道蒂。但是他們並不買施托伊弗桑特的賬，依舊我行我素，繼續保持他們前衛的行事方式。當施托伊弗桑特禁止弗利辛恩鎮支持這些人時，31位英國籍的村民依照荷蘭抗議書的格式寫了封陳情書給施托伊弗桑特。他們提醒施托伊弗桑特，宣揚「愛、和平和自由」的法律是荷蘭外省的驕傲，它同樣適用於「猶太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因此，他們恭敬地拒絕遵從施托伊弗桑特的要求。所謂的《法拉盛宗教自由陳情書》被認為是美國自由的基礎文件之一，是《權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前身。它確保了政府「不會為任何宗教機構制定法律，也不會幹涉這些機構的自由運作」。但是歷史將它寫成了一個關於荷蘭和英國的故事。英國扮演的角色熱愛自由，而施托伊弗桑特代表著非英國殖民地，成為反動的傻瓜。事實上，殖民地暗潮洶湧，真實形勢更為複雜。荷蘭既是這種極具包容性的法典的源頭，有時候又無法實行這一法典。如果說第一修正案可以追溯到《法拉盛宗教自由陳情書》，那麼這封陳情書明顯是建立在荷蘭憲法文件中的宗教自由的保證之上的。

殖民地發展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讓施托伊弗桑特頭疼的事，但是也會給他原本就不平靜的生活帶來機會甚至快樂。1655年夏末的一天，艷陽高照，腳下的甲板在搖晃，風剛好鼓起了船帆，施托伊弗桑特的髮絲也在隨風飄動。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加勒比海那段輝煌的日子。那時候他整天在海上，率領一支有7艘炮艦和300名軍人的小型艦隊襲擊敵人。後來，他在34歲那年進攻西班牙聖馬丁，敵方的炮火太過猛烈，他們被擊敗，他還被炸掉了一條腿。現在他已經45歲了，掌管著這個繁榮的省份，他決心要找回昔日的風光。

施托伊弗桑特迴避了他的嘲諷，將那兩個堡壘佔為己有。新瑞典在歷史上消失了。他立即採取行動，讓人到這個地區定居下來，因為他知道只有這樣才有希望繼續控制這個地區。當年瑞典人將芬蘭人帶進來當勞工使用，施托伊弗桑特也準備從這群芬蘭人入手。他決定邀請芬蘭人在此居住，實際上，他是用獎勵的手段鼓勵他們繼續開荒。這個決定就跟曼哈頓殖民地其他方面的事務一樣，擾亂了幾個世紀的平靜，就像奇怪的回聲一樣，對美國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芬蘭人真的在這裏扎了根，在荷蘭統治的最後十年裡，隨著定居的消息在這個古老的國家廣為傳播，有更多的芬蘭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從18世紀早期到19世紀早期，他們的後代沿著阿巴拉契亞山谷遷徙，穿過南部，來到這個新國度的中心地帶。他們帶來了開墾叢林地帶的技術，毫不誇張地說，這項技術開拓了美國的邊疆，事實上，它的意義還遠不止如此。芬蘭人憑藉他們處理叢林的方式在歐洲北部聞名遐邇。他們走到哪兒，就把技術帶到哪兒，而且大受歡迎。一長串證據——V型切口、屋頂構造，以及一種模塊式房間布局——都顯示根植在阿巴拉契亞地區、塑造了亞伯拉罕·林肯在印第安納州童年生活的小木屋，出自瑞典中部的芬蘭人之手；在施托伊弗桑特和馮·埃爾斯維克在德拉瓦河蚊蟲亂飛的沼澤地進行了拉丁語-荷蘭語-瑞典語的談判之後，這種小木屋就被人們廣為利用了。

同往常一樣，施托伊弗桑特對這封英文陳情書的反應是逮捕並監禁了許多人。他的正統思想在這些行為中表露無遺：為了讓自己視為家園的殖民地和島嶼最終變得純粹，他在拚命抵抗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如果有辦法，他或許早就把這些外來的宗教流派一一拔除，把它們一個個全都嚇跑，直到殖民地變得和他所欣賞的新英格蘭一樣——擁有單一的宗教文化，成為加爾文教徒在新世界的一片綠洲。

這裏仍然是一個港口城市，它的觸角遍及全球。在這裏，海盜、嫖娼、梅毒疤和刀疤是很常見的事。但你也可以瞥見任何社會都嚮往的平凡生活的美好一面，以及其安靜、虔誠的被官方記錄忽略的日常。傍晚，一家人圍坐在火爐旁，父親在讀《聖經》，認真地把裏面的重要事件記錄在封面上；一個牧師給歐洲的家人寫信，描述自己每天經過布魯克林渡口，穿梭于新阿姆斯特丹、長島和「施托伊弗桑特的鮑威利」的教堂之間的情形；孤兒院的院長也描述了自己管理上的進步。

重要的是曼哈頓市政府的建立帶來了什麼。本書開篇就提到，紐約的起源不同於波士頓、哈特福德和其他早期在東海岸建立的城市。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一位鬱鬱寡歡但品格堅韌的英國探險家哈德遜偶然為荷蘭人繪製了這個地區的地圖，這才讓紐約有了獨特的起源。但是它的重要性要在很久以後才能體現出來——並延續下去——前提是要先有一個真正的體制。市政府的建立恰好提供了這種體制，它是眾人長久以來的經驗的結晶，能夠使多種文化和諧共生。由於范·德·鄧克的不懈努力，施托伊弗桑特的長官迫使他發布了一份公告，宣布「根據命名此市的阿姆斯特丹市的風俗，在國家大局穩定的情況下，允許不斷發展的『新阿姆斯特丹』儘快建立市政府……」以上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功績。紐約市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隨後向四面擴展的，它將影響並塑造美洲大陸和美國人的品格。

這個被誤稱為「桃子戰爭」的事件在曼哈頓殖民地的生活當中只是一個小波折，幾個星期之內這個風頭就過去了。但在這個故事當中，它的意義卻遠不止如此。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這裏我們又得靠猜測來填補其中的空白。我們必須想象，一群印第安人從遠方來，襲擊了歐洲人。在曼哈頓北部一個狹長的山谷里，他們瞥見了文明社會的一角：一間農舍、一個鋸木廠和耕作中的土地。他們襲擊了這個房屋，屋子的男主人站出來保護家人。他一直都和本地區的印第安人保持著友好的關係，但是這些印第安人從別處來，他們也不會去區分白人當中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敵人。男主人被殺害了。他的妻子逃了出去，也許被囚禁了一段時間。很快，一切都結束了，昭示著生命的終結的喊叫聲和反抗的哭聲，都被茂密的山林吞沒了。

在這種氛圍下，內心強烈反對多元化的施托伊弗桑特開始採取行動反對這些因殖民地發展而增加的宗教團體。當時，荷蘭歸正會的牧師們請求他阻止路德教做禮拜，理由是這樣的儀式是在「給其他教派鋪路」，這樣下去荷蘭最終會「成為異教徒和宗教狂熱分子的庇護所」。施托伊弗桑特欣然應允。1654年，23個猶太教徒來到這裏尋求庇護，他們當中一些人是從荷屬巴西殖民地逃出來的。你幾乎可以想象到施托伊弗桑特搖頭的情景。他每天都有成堆的事務需要處理，現在又來了一群猶太人。他的反應很冷淡，但這很符合他的個性。他認為猶太人是個「奸詐虛偽的民族」，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話，這些人會把這種奸詐虛偽「傳染」給殖民地的人。「出於一些重要的原因」，施托伊弗桑特還禁止其中一個猶太人購置土地。他甚至不準猶太人和市民自衛隊一起輪流站崗，理由是「自衛隊的市民因要和猶太人成為戰友而感到厭惡和不滿」。他在一則簡短的命令中告訴雅各布·巴西蒙（Jacob Barsimon）和阿塞爾·萊維（Asser Levy）：「如果他們不滿這種待遇，隨時都可以離開，去哪都可以，我們絕不會阻攔，只要他們高興。」但是猶太教的領袖亞伯拉罕·德·盧塞納（Abraham de Lucena）和薩爾瓦多·丹卓達（Salvador Dandrada）熟知他們在荷蘭法系裡應享有的權利，於是向荷蘭共和國求助。阿姆斯特丹的猶太社區向歷史悠久的政治傳統施壓，最終成功維護了自己的權利。施托伊弗桑特的上級高傲地提醒他，法律規定「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還告訴他，一些有勢力的猶太人給西印度公司投資了大量資金），命令他不要再插手此事。

隨著城鎮的擴張，一些周期性的慣例和儀式也發展起來，主流文化也開始盛行。我們可以想象，殖民地最具標誌性的遺產是怎麼確立的：每年的12月初，在新阿姆斯特丹非荷蘭籍的家庭里，孩子們會因錯過了好玩的而噘嘴生氣。因為在荷蘭，孩子們放聲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