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遠見與耐心也共同決定了他對起草賓夕法尼亞憲法的反應。就像傑斐遜一樣，他個人對於建構自己所在州的憲法很有興趣。但是與傑斐遜不同的是，富蘭克林擁有近水樓台的優勢——賓夕法尼亞大會（the Pennsylvania Convention）是在費城召開，而且就和大陸會議在同一棟樓里。

南方各州的代表們堅持認為，奴隸就和馬匹、綿羊一樣，因此不能被算作「居民」。富蘭克林反駁說，他最後一次見到奴隸的時候，他們根本不像綿羊：「羊群絕不會起來反抗。」南卡羅來納的代表團無法理解這小小的幽默，他們接著發出了最後的威脅：如果奴隸是被當作人而不是財產，「那麼邦聯將就此結束」。馬里蘭的塞繆爾·蔡斯（Samuel Chase）察覺到了南方的分離主義傾向，於是他敦促所有代表都冷靜下來，然後提議說，在「居民」這個詞前面應該加上「白種的」這一修飾語，以安撫南方兄弟州的情緒。但蔡斯提議的修正案卻激起了北方各州代表的憤怒，其中包括亞當斯，他譴責南卡羅來納試圖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徵收用於支持戰爭的稅收的任務。在一次局部區域的全體投票中，蔡斯的修正案遭遇了失敗。

如果說他的頭腦是在專心致志捍衛自己的文字，那麼他的心則牽挂著蒙蒂塞洛，這是他內心極其想去的地方。「很抱歉，因家中事務的狀況所需，我不得不請別人來代替我在這裏的位置，」他在威廉斯堡向愛德蒙·彭德爾頓如是解釋。他又補充道，「房子的舒適宜人使我不必再頻繁地操心這些私人事務，而正是這些事務讓我不得不這麼做」。這些「私人事務」顯然是指他夫人的健康。瑪莎·傑斐遜正懷有身孕，事實上她面臨著流產的風險。「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你的國家的份上，看在我的份上，」他在給理查德·亨利·李的信中寫道，「我肩負著神聖的義務，需要回家。」諷刺的是，如果他希望有人在弗吉尼亞代表團里取代他的請求得到了迅速回應，他就不會在8月2日出席簽署《獨立宣言》，這將損害他長久以來作為該宣言作者的名譽。

這種過度自信部分來源於無知，部分來源於對華盛頓能力的錯誤信任，這些人相信他能夠在紐約打敗豪，正如他在波士頓曾經做到過的那樣。也許除了亞當斯作為戰爭與軍需委員會主席能夠接觸到更為準確的情報以外，大部分代表都相信，「蜂擁而至的民兵」大大增加了華盛頓的兵力，使他的軍隊比豪的軍隊幾乎要多出一倍。「華盛頓的士兵人數得到了大幅增加，但是我們並不知道準確數字是多少，」傑斐遜在給一名弗吉尼亞的親戚的信中寫道，「我想他這次得到了30000人至35000人不等的兵力。」實際上他只得到了這個數的一半，而且其中有20%的人不是病號就是「不適合服役」。傑斐遜在信的末尾提到，英軍艦船已經展現出了能夠安全駛過哈德遜河畔美軍火力點的能力，但是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場戰鬥所暗示的英國海軍的優勢。「我設想的是，華盛頓將軍發現自己無法阻止英軍溯河而上，」他滿懷信心地評論道，「無論英軍到了哪裡，他都要做好準備隨時奉陪。」傑斐遜沒有意識到的是，華盛頓沒有海軍，從戰術上說，他無法奉陪任何人。甚至在總計25000人的英軍（忽略黑森傭兵）來到斯塔滕島以後，傑斐遜仍然告訴弗吉尼亞的記者們，「敵人的精銳兵力只有8000人左右，最多不會超過10000人」。

《條約計劃》公開反對任何與法國的外交和軍事聯盟。至少在事後看來，這顯得很奇怪，因為正如我們所知，法國的軍事援助對於贏得獨立戰爭是相當重要的。但是在1776年7月，亞當斯和費城的其他代表並不相信法國的軍事和財力支持是打敗英國必不可少的條件。對於大陸軍實力的自信，以及在人力補給方面的無限充足，作為一廂情願的想法其本質都還沒有得到暴露。

《迪金森草案》給國會施加了一項未成文的限制，即它絕對不能向各州強制徵收各種稅。簡單地說，新的國會不能成為英國議會的美國翻版，這一原則清晰無誤地反映出了各殖民地在過去十年中最根本的不滿之處。但是《邦聯條例》第十九條提供了一長串國會能夠行使的權力，大部分是與外交政策相關。綜合起來看，這些條款提議建立一個中央政府，這個政府遠不是聽任各州玩弄的東西。

自從15個月之前在萊剋星頓和康科德爆發衝突以來，這些潛藏於表象之下的深刻分歧的暴露將美國革命推向了一個新階段。體現在類似「這項事業」之類的崇高表達中的半宗教似的理想主義政治心態，以及諸如「與英國的腐敗相比美國的美德更為優越」這類道德上的暗示，提供了一個言辭上的依託，憑藉這一依託，不盡相同的各州和各地區的利益能夠聚合為一種所謂的集體。就像邦克山的約瑟夫·華倫那樣，愛國者們做好了犧牲一切——用傑斐遜充滿詩意的說法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財產，他們神聖的榮譽」——的準備，這代表一個更高的目標。

在8月13日和15日與賓夕法尼亞各代表的會談中，他將自己巨大的影響力投注在了賓夕法尼亞憲法中最特別、顯然也是最具民主色彩的兩處條款上，即堅持權利法案，以及建立由包括手工匠人和財產擁有者在內的公民選舉產生的一院制的立法機構，並因此讓賓夕法尼亞有了美國最信奉平等的政府。但他還是會讓其他人來主導整個討論過程，而在最終稿得到批準時分享這份榮譽。他所提議的修改意見基本上都是文字風格方面的。鑒於他的名望，他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到場助陣，賦予這項事業以合法性。無論是在賓夕法尼亞大會還是在大陸會議，富蘭克林都是無比珍貴的獎盃。在這個舞台上，他比華盛頓更受擁戴、更廣為人知；他就是美國革命的德爾斐神諭。

這種心態狂熱得近乎表演的特徵出自真情實感，但難以維持。這就像是婚姻中的蜜月階段，幸福浪漫卻不能長久。1776年盛夏的對立爭論標志著，在大陸會議中左右爭議的影響性因素已由道德轉為利益。準確地說，豪氏兄弟是必須要打敗的，美國獨立是一定要贏得的。但是在那之後，還沒有什麼變得明朗，所有的一切都有待商議。

但是當時代表們的通信中的一些內容，還是可以讓我們大致了解他們的重要議題。新罕布希爾的喬賽亞·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曾告訴他的一位同事，委員會內部的商討瀰漫著緊張氣氛：「因為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加上又出現了一些麻煩，我擔心要讓它們最終得以解決得花上一些時間。」南卡羅來納的愛德華·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含蓄指出了關鍵的問題所在，他反對「那種消除所有地區差別、讓所有事情……都服從他們所謂的整體利益的觀點」。很明顯，在各個代表之間存在著很深的思想分歧，其爭論的焦點是新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集中程度。hｔｔｐｓ://rｅａd•99ｃｓｗ•coｍ

另一種在大陸會議中廣泛流傳的樂觀想法則有著比任何對華盛頓和豪領導的兩支軍隊的粗略估計要影響深遠得多的暗示。在遊歷東部各州歸來以後，馬薩諸塞的代表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向亞當斯報告說，他記得有11.1萬名民兵已經全副武裝，準備從新澤西出發，北上參戰，「如果在紐約和加拿大有40000人的敵軍，那麼這支軍隊一定能擊退它」。即使華盛頓遭遇了一場大潰敗，即使他的軍隊在紐約被悉數摧毀或者俘虜，仍然會有無窮無盡的兵力供給可以補充。面對英軍因其海陸兩軍的優勢而擁有的不可戰勝的表象，一種美國式的戰無不勝感也油然而生，它是建立在由美國人口帶來的兵力潛能的基礎之上。

但是他沒有多餘的精力來專門關注紐約即將到來的戰鬥。例如，大陸會議針對魁北克的失敗行動舉行的聽證會就變成了一場尋找替罪羊的活動。亞當斯總結道，魁北克的潰敗是幾個不可控因素導致的結果，主要是糟糕的天氣和致命的天花傳染。更重要的是，他將整個加拿大的行動都看作妄想的行為，看作對美國有限的軍事資源的一次錯誤使用，這次行動是基於「加拿大遲早要成為美國的一部分」這種預想。

亞當斯尤其心急如焚，因為他感到，緊接著在獨立問題上取得的一致而來的，將會是在「獨立的美國政府可能會是什麼樣」這個問題上的整體不一致。「我們就這樣種下了無知、腐敗和不公的種子，」他哀嘆道，「在迄今世上最美好的自由之地上，甚至是在我們第一次試圖培育這塊土地時。」有兩個結論似乎已經很清楚了：第一，在反抗英國內閣的政策時，美國人，或者至少大部分美國人，是團結一致的；第二，一旦他們的共同敵人不再對他們構成威脅，他們將會因為各地區和各州的差異而產生分化。他們很明白自己要反對的是什麼，但是並不清楚自己要贊成的是什麼。

關於《條約計劃》的討論進行得十分平穩，正如關於《迪金森草案》討論的糟糕發展一樣。大陸會議在9月17日採用了這一計劃，僅做出了一些細小的改動。它的通過造成了一個非常不合常規的局面，即這個名為「美國」的新興實體對於自己希望如何與世界各國交往有著清晰合理的認識，但是對於「自己是不是一個國家」卻缺乏某種一致認識。

沒有任何就《迪金森草案》進行辯論的記錄得以保存，但是亞當斯和傑斐遜都曾做過一些筆記，這些筆記被保留在他們的私人信件中。這些筆記記錄下了當時不同的州和地區之間白熱化的衝突。如此之深的分歧一直被壓抑到現在，為的只是維持對抗英國議會的統一戰線，這代表了大家對於被簡稱為「這項事業」的崇高理想的共同信念。但是如果「這項事業」的首要目的是北美獨立，那麼一旦所有前殖民地都實現了這個目標，新生各州的不同利益將會浮出水面，戲劇性地展現出各種對立的設想。它們爭論的是，贏得獨立以後，「合眾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大合唱很快就變成了一場大爭吵。

革命之火顯然正在熊熊燃燒，將「76年精神」煽動到了狂熱的極點，任何對這一可能的謹慎評估都遭到反對。實際上，大陸會議提議要迅速解決的這些政治問題，在此後的十年乃至更久的時間里，將持續讓初生的美利堅共和國感到困擾和疑惑。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直到制憲會議的召開，而且制憲會議也只能使問題暫時得到緩和。

儘管奴隸制是一個因其爆炸性而令人難以直視的話題，但同時它也因為已經深深滲透于南方各州經濟而無法被完全忽略。這個禁忌話題在關於《迪金森草案》的《邦聯條例》第十二條的爭論中又被提及，這一條款提議的是，「戰爭和基本福利的花費應該從一個公共的國庫中支取，這個國庫的供應應該由各殖民地按照自己各個年齡段、性別和階層居民（印第安人除外）的人數按比例承擔」。隨後就出現了關於如何統計「居民」的爭論，這一爭論很快又成為關於奴隸的爭論：他們到底是人還是財產？

這個計劃的第八條和第九條強調了為何任何與法國的軍事聯盟都將引發潛在問題，他們拒絕法國對任何北美大陸土地的佔領要求被認為是首要原因。將法國軍隊置於美國土地上的軍事聯盟所冒的風險是，一旦他們來了，也許他們絕不會再離開。亞當斯充分意識到了法國想要重新得到它所失去的美洲帝國的部分領土，他想提前排除這種可能性。

任何對1776年夏天大陸會議紛繁複雜的政治進程的歷史重構，都不可避免地會給它強行加上某種事後的一致性，而當時的代表們雖然已經很儘力地在處理著這些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的事情，但實際上並未擁有這種一致感。他們當時試圖組織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就定義而言差不多就造成了一種集體創傷感，這種感覺拒絕接受任何的一致或控制。如果我們希望再現費城的幾個主要角色的心理語境，我們需要放棄我們無所不知的事後之見，轉而捕捉他們在商談未知之事時的心理狀態。

但即使是在新出現的美國視角的樂觀主義框架內，紐約戰役的結果仍然是至關緊要的。能夠打敗英國，狠狠羞辱他們一番，是許多人所期望的結果，因為那意味著短時間內就能結束戰爭。如果是美國災難性地敗於英國，則明顯將令人們痛苦不已，因為那意味著戰爭將曠日持久。而英軍在邦克山戰役中的艱難獲勝——在華盛頓看來，這是最合適的結論——是介於上面兩種結果之間的情形。不管結局會怎樣，費城的代表們都相信，美國革命應該繼續在政治上前進，而不用在意紐約的戰鬥結果。對他們來說，那意味著決定美國的政府應有的面貌，甚至是在兩軍擺好陣勢即將開戰之際也是如此。

他對保留自己原有語言的熱情最終退卻了，但它從未完全消失。在臨近自己生命盡頭的時候，他在自傳中回首這一時刻，重申自己感覺受到了大陸會議的惡劣對待。在那時，他離開得像一個相當自我的年輕人，儘管事實證明他早年抱有的「《獨立宣言》的語言相當重要」這一覺悟的確有先見之明。https://read.99csw.com

儘管他是後來才加入獨立事業中來的（他曾經在倫敦不辭辛勞致力於達成和解），但他的轉變卻既徹底又突然。他深信，喬治三世和英國內閣所作出的決定實際上是向北美殖民地宣戰，這個決定最終會作為英國外交史上最大的敗筆而黯然收場，他也曾把這種想法告訴過理查德·豪。能夠反映出富蘭克林名氣之大的是，理查德勛爵並沒有覺得受到了侮辱，而是試圖去維持他們的友誼。他希望「你因我在這個國家的軍事處境而賦予我的那種不光彩，不會影響到你對我的個人情感；因此沒有什麼政治觀點的差異會改變我希望能證明『我是你多麼真誠和謙遜的隨從』這一願望」。富蘭克林在回信中重申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豪想要與美國以及與他達成和解的願望都是幻想。但是他沒有選擇將信寄出。他傳達出的是一位知曉歷史前進方向的先知的想法。如果你和豪一樣明顯站在了錯誤的一方，沒有任何情感的紐帶能夠跨越這兩個政治陣營之間的鴻溝。

兩年以後，正當戰爭局勢看起來更加問題重重的時候，亞當斯被派往巴黎，負責談判以達成《條約計劃》所極力避免的外交與軍事聯盟（實際上，富蘭克林在亞當斯到達以前就已經就法美聯盟進行過談判）。對於法國對北美大陸（尤其是加拿大）的帝國野心的顧慮將遲遲無法散去，直到最後一艘法國艦船載著最後一名法國士兵駛離。

從英國的角度來看，英軍只需在紐約贏得一場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讓豪的軍隊和伯戈因的軍隊在哈德遜河會師，就能結束這場戰爭。而從美國的角度看，沒有任何一場戰役的失敗可以稱得上是決定性的，除非整個美國的人口都被英國所征服，但人們無法想象有任何英國軍隊能夠獲得這樣的勝利結局。正如富蘭克林所說：「如果敵人被打敗了，那也許對他們而言是決定性的；因為他們幾乎難以再組織起另一支武裝力量來發動下一輪進攻。但是我們新生的國家有能力承受重大的損失，並且有能力彌補這樣的損失，所以我們的一次失敗絕不會讓我們放棄我們的事業。」

這個完整且合理的計劃有一個本質上的缺陷——除了它認為政治地震是可控的——那就是它相信：在你能夠確保有一個獨立自主的美國可供統治之前，你就可以建立獨立自主的政府。在7月2日的決定性投票提供了這樣的保證以後，代表們決定馬不停蹄地繼續推進亞當斯之前所概述過的雄心勃勃的政治計劃，儘管事態的發展與他的預想並不一致。

在由《迪金森草案》所引發、更具爭議的未來美國政府這個話題上，富蘭克林是按比例分配代表權的堅定擁護者，因此他也是一個新國家主義者，認為應該形成的是一個獨立的美國，而不是一個由各主權州組建的聯盟。但是面對各個小州的聯合反對，他不願意堅持比例分配原則。正如他認為歷史在獨立戰爭中站在了美國這邊一樣，他也認為，時間將會證明，以州為基礎的邦聯制不足以應付統治的需求。如果說政治的果實必須得足夠成熟以後才能被採摘，那麼就得先讓它成熟。如果你知道旅程將會如何結束，你在途中就能夠保持耐心。

這個計劃前面的十三條描述了「在最真誠最強大的君主路易十六——最虔誠的基督教國王，以及他的後世繼承者——與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簽訂的一系列完全商業性的條約。亞當斯採用了歐式外交那種最煽情的謙恭語言，這大概是為了顯示新興的美國政府知道如何進行歐洲的外交遊戲。實際上，法國將受邀承認新建立的美國，兩個國家都將免除一切進口稅和關稅，以建立更為牢固的商業聯繫。

在新中央政府的權力這一問題上的潛在分歧最具威脅性的顯現，是在一次關於對各州界定未明的西部邊界的判定權的討論中。有幾個州援引殖民地特許狀，將自己的西部邊界定在了密西西比河，而弗吉尼亞甚至更荒謬地將邊界定在了太平洋。大陸會議一致認為，這些過度佔地行為是基於殖民地特許狀，而起草那些法律的時候，還沒有人意識到北美大陸的面積有多大。但是在各州或是新政府是否有權對此事做出裁定的問題上，還未達成一致意見。像弗吉尼亞這種土地廣闊的州和像馬里蘭這種土地貧乏的州在這件事的處理方法上嚴重對立。

大體上，費城代表們的觀點是，華盛頓很好地掌控著紐約的局勢，但實際上他並沒有。這些人也認為，大陸軍得到了充足的民兵補給，與豪的軍隊相比擁有了數量優勢，而實際上情況正好相反。曾經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謠言說，華盛頓指揮著一支60000多人的軍隊。

因為大陸會議的投票仍然是以各州為基礎，舍曼和其他小州的代表知道自己能夠得勝，儘管面臨如富蘭克林和亞當斯這種強大對手的反對。結果，他們果然獲勝了。

如果他的通信能夠算作什麼暗示的話，那麼可以看到，比起在費城的政治討論，傑斐遜更感興趣的是在威廉斯堡就弗吉尼亞憲法進行的討論。他將自己起草的憲法寄給彭德爾頓——彭德爾頓當時是弗吉尼亞大會的主席——而他尤其關注的是，投票權賦予範圍應該擴大到「所有願意永久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人」。當威廉斯堡開始流傳「他擁有關於『人民』的智慧的激進思想」這樣的謠言時，傑斐遜立即指出，在他起草的憲法里，他反對議員的直接選舉。「我曾經觀察到，」他寫信告訴彭德爾頓，「人民自己做出一項選擇，往往並不是因為這個選擇是明智的。他們首先能想到的東西通常是粗陋的、不統一的。」

另一條更具誹謗意味的謠言說的是，他無法容忍針對與英國有同盟關係的印第安部落的強硬派政治。這條謠言導致他在四分之一世紀後作為總統做出了一次飽含感情的回應：「除了將戰爭引向他們的國家腹地，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如此迅速地減少這些不幸的人的數量。但是我不會止步於此。只要他們還有一個人留在密西西比河的這一邊，我就絕不會停止追蹤他們。」顯然他最關心的是他回家后在泰德沃特（Tidewater）精英階層中的名聲，他並不希望被當作一個浪漫的理性主義者。九*九*藏*書

就拿傑斐遜來說，相較於對《迪金森草案》和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討論，對他的《獨立宣言》草案的文字改動更能牽動他。他投入了大量精力複製他這份文件的未編輯版本，保留了被大陸會議刪去的段落，將他們的改動放在頁邊空白處，以將之與面向全國出版發行的版本區別開來。他隨後將這些複製本送給了他在弗吉尼亞的朋友，抱怨大陸會議削弱了他的信息的純粹性，並認為所有的改動都是刻意的破壞，是為了平撫那些失望的心靈，那些人仍然對與英國和談抱有幻想。這並不是真的——修改是為了讓行文清晰而不是為了妥協——但是傑斐遜受傷的自尊需要更為中肯的解釋，而不是這種表面的託詞。

但是和傑斐遜一樣，亞當斯發現他負荷嚴重的頭腦又被自己的家庭事務所困擾。正如我們所知，在7月中旬的時候，他聽說自己的妻子阿比蓋爾以及他們的四個孩子正在波士頓接種天花疫苗。阿比蓋爾對他們11歲的女兒納比（Nabby）的描述幾乎令他潸然淚下。「她大約長了1000個膿包，個個都大如豌豆」，並且連站立或端坐都不得不忍受痛苦。隨後又傳來消息說他更小的兒子查爾斯也「以自然的方式」得了天花，也就是說通過接觸傳染而不是接種疫苗，他「已經連續48小時都在說胡話」，已經瀕臨死亡的邊緣。

實際上，存在著三種根本分歧：第一，北方各州與南方各州在奴隸制問題上的地區對立；第二，大州和小州在代表權問題上的分化；第三，支持建立主權州聯盟的人與擁護建立更為穩定的國家聯盟的人之間的爭論。所有這些政治和憲制問題將持續困擾新生的美利堅共和國，直到南北內戰，而現在它們第一次被提上了政治議程。1776年7月末8月初，大陸會議就此進行了長達五天的激烈討論。事實也證明，這是對美國歷史即將到來的濃墨重彩的一章的提前預演。

委員會的任務是制定《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它提議建立由各個主權州組成的自願聯盟。大陸會議在1774年正是被作為這樣的聯盟創立，而針對英國議會當局的法律爭端則讓各殖民地議會成為大眾意見的合法傳聲筒，並因此賦予了各個殖民地（不久就成了州）政府主權。

新政府中的代表權問題所引發的討論與奴隸制所引發的爭論一樣激烈，並且同樣也造成了對立局面，儘管這次不是地區之間的對立，而是大州和小州之間的對立。在大陸會議中，每個殖民地（州）都擁有一個席位，無論它的人口有多少。《迪金森草案》的《邦聯條例》第十八條推薦繼續推行「一州一票」原則。

亞當斯感覺到，為了履行作為一名美國政治家和愛國者的使命，他沒能扮演好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描述自己的感受，」他寫信告訴阿比蓋爾，「我感覺自己像一個野蠻人一樣留在這裏，而我的家人在波士頓正飽受疾病之苦。」但是儘管也有過回家的衝動，他卻像一個士兵一樣，無法離開自己的崗位。「我親愛的寶貝查爾斯，我無時無刻不在牽挂著他——願仁慈的上蒼保佑他。」他在給阿比蓋爾的信里這樣寫道。但是，他立刻又在結尾寫道：「兩支軍隊在長島已經是一觸即發了。」

但是連相信著英軍氣數已盡的富蘭克林也意識到，紐約的戰鬥結果將會決定美國最終的勝利會很快出現——很明顯這也是眾所期待的結局——還是會以最終令英國主動放棄的持久戰的形式而慢慢到來。他缺乏亞當斯所擁有的源源不斷的關於兵力的信息來源，並且缺乏對民兵戰鬥力量的質疑，但是一個活動於哈德遜河沿岸火力點的線人向他保證說，英國的入侵將會被擊退：「這裏的一切情況都令人欣慰，如果我們的敵人膽敢發動進攻，毫無疑問他們將自討苦吃。」富蘭克林並不相信紐約的一次失敗就能扼殺美國的事業，但是他也不認為愛國者們對事態的估計有多可靠。他堅信美國將會贏得戰爭，但他並不確定大陸軍是否能打贏紐約這一仗。「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他在8月28日給霍拉肖的信里說，「傳來了消息說，雙方軍隊在長島展開了戰鬥，戰況不詳，這使我一下子變得焦慮不安。願上帝賜予我們成功。」結果，事實證明上帝並沒有聆聽他的禱告。

很清楚的是，在委員會內部，有一批委員希望新的美國邦聯能夠建立於在帝國統治時期的危機中創立的初級聯盟的基礎之上，並組建一個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擁有足夠的權力為即將誕生的國家提供政治基礎，而並非僅僅充當13個有可能在贏得戰爭以後就各奔前程的主權國家的清算機構。

亞當斯同意他們的評估，但他告訴他們，大陸會議里的政治觀點是絕對反對創立一支龐大的常規軍。「我相信，只有時間才會說服我們採取這一措施，」他解釋說，「同時，我們將不得不依賴於臨時召集的民兵。」亞當斯比大陸會議里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目前這種模式——也就是維持一支規模相對較小的大陸軍，然後每次參戰時由附近各州抽調出的一隊民兵補充——是有風險的。至於這種風險有多大，得在長島和曼哈頓的戰鬥中才能發現。

擁護按比例分配代表權的人也希望新的邦聯是建立於過去一年在反英鬥爭中鑄就的殖民地聯盟的基礎之上。賓夕法尼亞的本傑明·拉什的表述更具煽動性：「我們現在組成了一個新的國家……我們相互依靠——並不是獨立的各州。」正如拉什所說，美國人現在是在共同事業中團結起來的一個單獨的民族，只有基於人口的代表制政府才能符合這種新的現實，像弗吉尼亞人或者羅得島人那樣思考已經過時了。這個政府的新名字——「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應該成為一個單數名詞而不是複數名詞。https://read.99csw.com

1775年至1776年間，亞當斯在管理大陸會議中提倡和談和支持獨立的兩派代表時表現得極為熟練。然而現在，大陸會議內部的分化對立變得更加複雜，涉及多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曾經激發他們對英國政策做出集體回應的政治激|情現在正一路狂奔突進。當然，贏得戰爭仍然是共同的目標。然而除此之外，殖民地人民並沒有統一的政治議程。關於獨立的美利堅共和國應該怎樣構建，幾種版本之間相互爭論不休。此外，人們在贏得戰爭以後是否有任何政治聯盟應該得到延續這一點上還存在著諸多疑問。亞當斯的首要職責就是防止這些新出現的地區之間和各州之間的分化斷送軍事聯盟。在紐約戰役打響的前夜，他大概認識到了這項工作將會變得多麼困難。除了獨立，美國人在關於「成為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上並沒有達成一致。

回過頭來看，這隻是一個不合邏輯的推論，它準確地反映了伴隨著獨立問題上的巨大勝利而來的人們的自信。因為大陸會議正在提議的是為前殖民地聯盟，也就是現在的美利堅合眾國，起草一部新憲法，並且同時確定即將建立的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標；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由兩個委員會在7月末8月初的幾周時間里完成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人們未能就新生美國政府的面貌和權力達成一致，這顯然是預料之中的事。正如我們所知，主權問題和奴隸問題交錯引發的巨大政治和憲制爭議，將決定新生的美利堅共和國未來85年的歷史走向。我們意識到自己有必要承認的是——在1776年的夏天——僅僅幾周的認真努力就使這些問題相當輕鬆地得以解決，是極度不現實的。然而，大多數大陸會議的代表無法預知後來的事情，他們對於自己的失敗非常失望，更何況這次失敗是緊隨北美獨立投票的大獲全勝而來。

7月末8月初，為了討論有關推選一個以約翰·迪金森為主席的十三人委員會的提議，大陸會議進入了全體會議狀態。這個委員會將負責提供一個美國政府的制度框架來取代大陸會議。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大陸會議都發揮著臨時政府的作用，而隱秘地賦予它廣泛的緊急事態處理權的是不宣而戰的糟糕時局，以及隱約閃現的與大英帝國分離的前景。一旦宣布獨立，一個更持久的中央政府顯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6月12日這一天，大陸會議從每個殖民地的代表中指定人選加入一個委員會，一旦宣布獨立，這個委員會將提供新政府的政治結構。這個委員會斷斷續續開了一個月會，然後在7月12日提交了一份被稱作《迪金森草案》（the Dickinson Draft）的文件。關於這個委員會的商討內容沒有任何記錄留存，因為沒有一份記錄得到過保存。

如果說傑斐遜傾向超然于大陸會議的政治爭鬥之上，而亞當斯傾向於立刻讓自己置身其間，那麼富蘭克林展現出的就是他與自己所參与任務可遠可近的獨特風格。在任何會議中，他都是房間里最出名的人——享譽國際的科學家，著名散文家和智者，最優秀的高層政治家。「我很高興看到的是，儘管你的國民在過去這40年裡從你這裏得到了這麼多好處，」詹姆斯·鮑登（James Bowdoin）在給富蘭克林的信中略帶激動地寫道，「而你仍然還能給他們帶來這麼多利益，並且還讓他們有選擇餘地……他們仍然期待著能從你那裡享受到利益，並且和平時一樣非常愉快地享受。」

在這些令人沮喪的政治走勢中，卻出現了一次期待之中但未被承認的成功。一個負責規劃美國外交政策的委員會——他們主要是急於尋求建立法美聯盟，這一聯盟能夠在戰時為政府提供歐洲盟友——在7月18日發布了他們的報告。這個委員會將這一任務交給了亞當斯，他僅憑一己之力就寫出了名為「條約計劃」（A Plan of Treaties）的報告。與《迪金森草案》對不同觀點的零散表達不同，《條約計劃》條理清晰，思想統一。幾乎是在不經意間，它就確定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框架，而這一框架存在了一個多世紀。

富蘭克林的這個公式反映出他作為美國人口統計學的長期研究者所具有的價值。他的《關於人口增長的評論》（Observations on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一書曾經預測——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種預測是準確的——美國人口每隔20年至25年的時間就會翻一番，這是英國人口增長速度的兩倍。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富蘭克林兩眼閃光，侃侃而談道，大英帝國的資本有可能已經被轉移到了賓夕法尼亞的某個地方。但是他的人口統計學觀點更富現實意義的暗示是——人們也可以在潘恩的《常識》里讀出這種觀點——美國軍隊和英國軍隊只是兩個不同社會的不同人口在軍事力量上的投射。英軍憑藉其強大的海陸兩軍而擁有的任何優勢都會被抵消，並且最終會被激增的美國人口的規模戰勝。不管豪氏兄弟是否明白，他們正在執行的都只是一個愚蠢的任務。

這是富蘭克林出於本能選擇的一個角色，因為他在通過感知政治時局而提出相應的迫切要求方面是一個天才。例如在這次事件中，現實情況就要求他擺出智慧的姿態，以體現出人們相信北美獨立這一事業是順應天意的。現實情況也要求他以更高的姿態參与到討論中去，這種高姿態通過不讓他捲入有害的爭論來保留並保護他的特殊地位。這使得他兼具亞當斯的親力親為與傑斐遜的保持距離。他是一個奇特的人物。

更重要的是，這些大胆的政治商議發生在英軍即將在紐約發起入侵的陰雲之下。這次入侵有詳細的規劃和精密的組織。英軍準備在北美叛軍動手之前就對這些人發起毀滅性打擊，因此他們認為費城進行的商議與自己毫不相干。鑒於雙方在紐約的地面和水域集結的軍隊規模越來越大，以及雙方都進入了「全副武裝」的狀態，大陸會議對此的公然漠視就顯得相當令人震驚了。英國內閣認為紐約一戰的結果將會是決定性的，而費城的代表們則把建立獨立的美國這一政治日程當作優先選項，認為不應該因為對從長島和曼哈頓戰場傳出的消息的擔憂而將之擱置或使之受到阻礙。

早在春季，約翰·亞當斯就曾多次扼要地概述過，為了負責任地掌控好北美獨立運動的進程，大陸會議應該採取怎樣的政治步驟。他最關心的問題是，要在發起北美獨立運動之前為各州的聯盟制定一份穩妥的政治綱領。

最為急迫的是他作為戰爭與軍需委員會主席所擔負的職責，因為這些職責讓他成為大陸會議和大陸軍之間的關鍵聯絡渠道。他承受著一大堆特殊的要求：華盛頓需要30000發燧石供步槍使用，然後還需要額外的五噸火藥；高級軍官的升遷決定也使得許多人自尊心受傷，需要他去平撫；最初被派往北線尚普蘭湖的馬薩諸塞民兵部隊必須得轉向前去支援華盛頓在紐約的軍隊。

《迪金森草案》很難闡釋，甚至很難理解，因為它體現了在那些對於獨立后的美國有著截然不同觀點的代表之間進行的一系列協調。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邦聯」（confederation）這一術語本身暗指的就是一種獨立主權國家的鬆散聯盟，但是在《邦聯條例》的第二條中卻指由各前殖民地聯合成的統一政治體。《邦聯條例》第三條所提議的似乎是，各州在各自的內部事務的處理上享有獨立主權，可以保留「自己對於內部秩序的獨立自主的規範和管理」，但是隨後又加上一句限定從句，即「僅限於與《邦聯條例》不衝突的事務」。

亞當斯清楚無誤地抓住了英軍戰略的中心目標，即通過佔領哈德遜走廊來孤立新英格蘭。這次進攻從兩翼展開，豪率領人數更多的那支軍隊從紐約一路北上，約翰·伯戈因將軍則率領一支7000人的部隊穿過尚普蘭湖南下。在華盛頓抵抗著豪對紐約的進佔時，亞當斯希望蓋茨可以忘記加拿大，集中精力阻止伯戈因從哈德遜河谷向南進軍。對於整個北美的局勢，他比費城任何其他的代表都更具全局眼光。

正如其職位名稱所示，除了處理這些緊迫的（如果算得上棘手的話）細節，亞當斯還作為對戰事擔負最高責任的公民而不得不參与到更大的戰略事務中去。約瑟夫·里德和納瑟內爾·格林都曾寫信警告他說，對於「民兵將增強大陸軍的戰鬥能力」這一說法的信心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民兵是由從未受過鍛煉的業餘人員組成，在戰場上他們的數量並不能轉換為同等數量的職業英軍或黑森傭兵。里德和格林都敦促通過更豐厚的津貼來招募更多軍齡更長的士兵加入大陸軍。九*九*藏*書

但是當《迪金森草案》被呈給大陸會議全體成員時，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的代表們對按州分配的代表權制度發起了正面攻擊，他們聲稱應該由人口決定各州代表團的選舉權力。富蘭克林在這個問題上最為直言不諱，他警告說，任何建立在各州代表權相同這一基礎上的新政府都「絕對不會長久」，因為小州所享有的政治權力與它本身並不相符，這將有違各州經濟上的現實情況。富蘭克林認為，這是公正的問題：「先讓各個相對較小的殖民地提供同等的財力和人力吧，然後它們就可以享有同等的席位了。」

傑斐遜承受著來自他在弗吉尼亞的同事的巨大壓力，他認為舊有的各行政區有對自己依法得到的權利進行表述的權力。他的主要策略意在捍衛弗吉尼亞的裁定權，但是也等於在私底下向代表們保證了「弗吉尼亞人民無意向南方海域（the South Seas）擴張」——「南方海域」很明顯指的是太平洋。在威廉斯堡監督弗吉尼亞大會的愛德華·彭德爾頓敦促傑斐遜盡量拖延這場爭論，他憂心忡忡地說，「也許在你讀到這些話的時候，或者甚至就在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紐約的戰事已經決定了我們是否還會有任何可供自己處置的領土」。

沒有人比亞當斯承擔著更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職責。沒有其他任何人意識到這個決定時刻的千鈞一髮，或者是鼓足幹勁以應對這一時刻提出的不可能的要求。他是革命精神的化身，儘管他在漫長人生中成就無數，但此時無疑是他最精彩的時刻。

最後，就像所有大陸會議的代表一樣，傑斐遜收到了按時傳來的關於紐約戰況的新消息。這條新消息使他更加意識到了英美兩軍之間在實力上的差異，但是他仍然滿懷信心，認為民兵在最後一刻的到來將會解決這個問題。「華盛頓找到了自信，通常他這樣做時都帶著居高臨下的姿態，」他告訴彭德爾頓，「他說他的士兵都精神飽滿。那些受命前往長島的人有著奔赴舞會的人的那種急切。」軍事方面的事務並不能引起他頭腦中的巨大能量的充分注意，他僅僅是在表面上接受華盛頓的總部發出的愛國宣傳。

既然在對抗英國的統一戰線顯得至關重要的時刻這一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將面臨地區分離的風險，那麼代表們只得暫時擱置它。這一問題要到1783年的時候才得到解決（如果「解決」這種說法正確的話），當時國會通過投票同意將每個黑人當作3/5個人。這種做法是為了收稅和代表選舉，這次尷尬的妥協隨後得到了制憲會議的採納。

富蘭克林也將這一嚴苛的標準用在了自己的兒子威廉身上。威廉本是他的私生子，富蘭克林將他作為正式的家庭成員養大成人。威廉·富蘭克林曾被任命為新澤西的皇家總督，隨後在英美之爭擴大為戰爭時站在了英國一方。他在1776年春天被作為危險的托利黨人逮捕，最終出於安全保護的需要被送往康涅狄格。威廉的妻子伊麗莎白寫信給富蘭克林，懇請他出面求情，使威廉能夠獲得保釋，這樣他們就能團聚。「請您考慮一下，我尊敬的、親愛的先生，」她寫道，「我現在向您請求的事情關係您的兒子、我最愛的丈夫。」富蘭克林沒有做出回復。他的兒子選擇了自己的陣營，也就必須活在這一選擇的後果之中。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政治承諾是濃於血的。

亞當斯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情，並且大陸會議中的一系列責任不允許他擁有沉溺於個人感情的寶貴時間。如果說傑斐遜傾向於在宣布獨立后席捲大陸會議的政治軍事風潮中隨波逐流的話，那麼亞當斯則傾向於立刻潛入波濤之下。在關於《迪金森草案》的討論中，他支持更為統一的美國邦聯。正如我們所見，他在起草《條約計劃》時所起的領導作用，確立了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方向。在每一個政治議題上，他都是既胸有成竹，又爭強好勝。他就像一座火山，隨時準備用語言的岩漿吞沒他的對手。在大陸會議中他與富蘭克林在名望上不相上下（富蘭克林也有他自己的敵人），而他所肩負的責任也不比任何人輕鬆。他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他在同事眼中就是不知疲倦、精力無限的革命者，他是以短跑選手的速度在跑著一場馬拉松。

《條約計劃》真正具有遠見性的貢獻在於——除了1778年的法美聯盟成為一個無可避免的例外——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立足點將是中立。所有的條約，尤其是與一些歐洲強國簽署的條約，在實質上將只會是商業性的，不會附帶任何外交或軍事方面的約定。《條約計劃》是對中立和孤立主義立場的首次規範化，這種立場後來在華盛頓的離職演說（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1796）中得到發揚光大。這一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都佔據著主導地位，並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被官方放棄。

但是在過去的15個月里，大陸會議一直發揮著主權國家政府的作用。它動用緊急事態處理權建立了軍隊，針對英國的軍事政治政策組織了一次集體回應，讓13個分散的殖民地呈現出統一的面貌。準確地說，這種半國家的狀態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並一路發展，以回應日益明顯的英國的挑釁。眼下這種挑釁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豪氏兄弟率領的那些戰艦和士兵。

來自小州的代表們覺得拉什的國家設想是一場政治噩夢，因為它將英國議會的專制權力換成了同樣可怕的本國版本。康涅狄格的羅傑·舍曼（Roger Sherman）警告說，他的選民們絕不會放棄自己的自由而去服從某個不認同自己價值的遙遠政府。聯合起來反抗英國入侵是一回事，但舍曼將「合眾國」描述成了複數名詞，任何國家主義情緒都只不過是白日妄想，它有違人們對各自州的忠誠，而這種忠誠才正是大部分美國人準備遵從的。儘管曾經有過名為「這項事業」的東西，但是從來不存在所謂的「作為合眾國人民的我們」。

他命令霍拉肖·蓋茨——此人最近被任命為名為北方軍（the Northern Army）的那支軍隊的指揮——放棄加拿大的行動，在尚普蘭湖更南邊的地方安營紮寨。「我們很為你和你的軍隊擔憂，」他寫信告訴蓋茨，「也為［華盛頓］將軍和他在紐約的軍隊擔憂。」然後他又補充了一個具有高度啟發性的觀點：「我們期待著敵人發動幾場大胆的攻擊，但是我並不認為豪和伯戈因在今年能讓他們的軍隊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