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比其他任何工業化民主國家都更依賴通過規則來對公權力的運用加以控制。我想原因不在於我們的政府官僚的類型，而在於官僚們工作的政治環境。我們不該抱怨政府機構有多墨守成規，而應責怪國會、法院及有效利用了二者的利益集團。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自始至終都認為它無法保證食物完全沒有致癌因素。有位科學家發現食品添加劑使人在一生中患癌症的概率僅增加了大約十億分之一。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尋找政治上可行且明智的規定來平衡風險與收益，但未取得多大成功。該機構一度提議，如果化學家在食品中發現的某物質的殘留物不會以高於百萬分之一的概率增加人們患癌的風險，那麼就可以批准在動物身上使用這種物質。但這項提議一直未核定。20世紀七八十年代，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被夾在消費者保護組織與工業集團之間，前者堅持除非能證明添加劑毫無危險，否則禁止使用，後者則提出如果添加劑的危險處於最低限度，就可以使用。卡特總統時期傾向於前者的觀點，里根總統時期傾向於後者，但不論在哪個時期，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都處在國會要其絕對執行《德萊尼修正案》的壓力之下。癌症是公眾恐懼的一個根源，因此也是政治壓力的來源。它是除肥胖問題外，比其他更有效的壓力。

要判斷一項規則的實施是否收益大於代價，必須謹慎判斷每個組織的特殊情況。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確定何時頒布一項規定才是最合適的時機。但本節所強調的矛盾至少讓你意識到規則有其危險性，並對美國的政治體制保持警覺——它偏重於通過發布規則來解決官僚主義問題。在這樣的偏見下，那些擔心規則施行成本的人的聲音，通常會淹沒在關於未滿足需求和官僚機構失效的爭吵聲中。

對於一個推崇謹慎的組織，規定可以促使它建立新部門、新程序及新標準。汽車公司必須遵守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規定，假如此規定的唯一效果只是讓公司懼怕檢查人員，那麼它就不會起什麼作用。但為了應付檢查人員，公司要僱用自己的工業安全專家，專家又會建立相關程序，對公司產生壓力。這樣一來，即使公司未被檢查，其行為也會改變。同時，規定也會增加書面工作量，改變人際關係，降低組織完成目標的能力及與檢查人員合作的積極性。為檢查軍用飛機的製造是否符合政府規定，要填寫數百磅重的表格來記錄每架飛機的每一項工作性能——每一架飛機都有一套這種表格，而且必須保存20年。護士必須記錄治療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人事官員必須記錄每個錄用或晉陞決定的理由，教師必須填寫簽到表、請假條、出勤記錄、課本要求、備課方案、學生評語、試題單、種族和語言調查、免費午餐申請表、工作時間卡、郊遊要求、特別需求評估和家長會報告等。很少有人會看這些表格，它們無非就是巴達奇和卡根所說的「無罪宣言」。沒有哪個飛機公司、值班護士、人事官員或教師會用這些表格承認他們的錯誤行為，所以政府檢查人員也不會讀它們。規定與表格之間的對立關係，常常刻畫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

規定細化了必須滿足的最低標準。當公共或私人組織的行為高於最低標準，這顯然是有益的。但最低標準常常成為最高標準，阿爾文·古爾德納在研究一家偽稱為「通用石膏公司」的私營企業時首先注意到了這一點。假定公司要求工人們「完成一天的工作」，有些工人工作少於8小時，有些則長很多。現在如果公布了一條規定——「每人都要工作8小時」，並安裝了設備（時鐘）來監督執行。懶人現在也要干8小時了，但有工作熱情的人可能不會再工作超過8小時。巴達奇和卡根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規定的實施中也觀察到了這個問題：當工人或工會領導抱怨通風或照明系統時，公司會做出改善；此後，除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規定另有要求，公司不會再進行任何改進。

喬恩·派努斯（Jon Pynoos）和傑弗里·M.普羅塔斯對此情況做了研究，其結果指向規章制度作為制約官僚自主權手段的局限性。首先「1-2-3規則」考慮了三個標準：日期、需求及家庭的大小。要根據這些標準對申請家庭進行排序，就要決定如何衡量「需求」，然後決定需求與另外兩個因素相比該佔多大比重。對需求的評估必然是主觀的。此外，最需要住房的家庭幾乎都剛剛登上待分配名單。例如，一些家庭因住房在頭天晚上被燒毀而住到了街上，一些家庭有住房但已在名單上等待數月，前者顯然比後者更需要住房。其次，規定通常並不能幫申請者拿到最想要的住房。申請者想住「最好的」住宅區，但這些住宅區一般很少有空房。而那些犯罪率最高、街面最臟、塗鴉最多、最差的住宅區空房最多，申請者寧可被排到分配名單的末尾也不願意住進去。環境差的住宅區裏面住的通常全是黑人，幾乎沒有哪個家庭願意入住，尤其是白人家庭，所以這些住宅區依舊保持全黑人化的趨向。第三，規定與激勵管理人員的因素相矛盾。管轄區內的房客也向房管部門施加壓力：將吸毒者、妓|女、帶著吵鬧孩子的家庭等「壞分子」排除在外，並吸收「好分子」——如退休夫婦和老人。管理人員以各種方式屈從於這些壓力，如向主管機構隱瞞現有空房，或設法拒絕某些房客的申請。九九藏書

規章最容易確定的官僚行為大都是常規行為，即那些經常性的、類似的、有固定模式的行為。在預付退休津貼時，社會保障總署按規定辦事很容易，但在著手為傷殘申請制訂規定時，它則遇到了困難。相比之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的規定就少了很多。馬修寫道：「無論是評論家的尖銳批評，還是法庭的敦促，都未使其相信它的每條含糊的、判決式的指導原則都能用規則詳細列舉或具體說明。」聯邦通信委員會曾長期抵制明確規定廣播許可證的使用標準。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和聯邦通信委員會認為自己是半司法機構，裁決案件應當基於案件本身不同的特性。事實上，這兩個機構的許多政策也許是可以成為規定的。聯邦通信委員會做到了這一點，它最終對一個長期實行的慣例做出了規定：若無特殊原因，就按常規延續使用廣播許可證。委員會像法庭一樣抵制常規化，也許是因為它們對所面對的問題鑽研至深，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方面。

即便在官僚作風不那麼常見以至於規則可以靈活變通的地方，一旦出現明顯的可能導致不被允許的後果的風險時，我們則會堅持照章辦事。原則上，沒有理由阻止我們廢除懲處殺人犯的法律，而建立一個接受殺人犯申訴的生命保護與改善委員會（Commission on Life Enhancement and Preservation，CLEP）。該委員會要考慮被害人的性格：他是懶散或盡職？正派或無法無天？可愛或可憎？以這種對被害人的評估為基礎，加上成員的專業判斷，生命保護與改善委員會裁定被害人是否應該送命；如不應該，那麼就是裁定殺人者的做法是否合理。通過這樣的程序赦免殺人者，我們將會看到官方發布的兇殺事件數量在減少，因為生命保護與改善委員會無疑會斷定被害人中有許多人完全是罪有應得。

大多數人不贊同這樣一項計劃，生命如此寶貴，我們不願將其託付給任何人，特別是讓生命保護與改善委員會僱用的官員來決定生死。儘管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少了一些人（也許很多）會更好。簡而言之，犯錯誤的危險——在此例中，將可貴的生命裁決至一文不值——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不允許政府有任何自由裁量權。如果一個人殺了人要逃避懲罰，就一定要有特別的、可饒恕的理由（如自衛），而不能依據政府對死者生命價值的評估。

相比之下，歐洲大陸並不那麼贊同這一觀點。與美國革命不同，法國大革命是為了建立主權在民的政府，而不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美國人不信任當權者，為防止權力濫用，他們用憲法制衡和法律條款來限制當權者。法國革命者及其後繼者則不懼怕權力，他們只是不信任當時行使權力的人——國王和他的部下。法國或後來的瑞典幾乎沒有人想限制政府的權力，他們想要屬於人民的政府。人民應全面統治，所以，一度為君主所擁有的統治權應完整地轉移到他們手中。正如第十六章所說，這些仍在發揮作用的觀點解釋了為什麼規章制度對歐洲政府的限制比對美國小。

社會保障總署還管理著傷殘保險項目。這方面規定的實施要複雜一些，因為傷殘人士的定義比對老人或退休者的定義更加模糊。傑里·馬修寫了一本關於社會保障總署傷殘項目管理的書，他在這部非常精彩的書中總結認為，儘管項目中的有些規定不甚明確，但執行得相當好。其中一個原因是，不論他們的經濟狀況如何，每個傷殘人士都有權得到津貼；所以「傷殘」的定義雖然模糊，卻不必考慮更模糊不清的「需求」因素。此外，申請批複的工作流程也彌補了傷殘的模糊規定。審核申請的工作人員在同事和上司的眼皮底下辦公；申請全是書面的，無須倉促做出判斷；審核決定可由質量監督人員複查；未通過審核的申請人可向行政法官提出申訴。這種審慎的程序形成了基於共同的經驗和共享的判斷的傷殘人士習慣法。

馬克斯·韋伯說過，官僚機構最大的長處（也許是它固有的特徵）就是形成制度化的方法將一般性的規定應用於具體事例，使政府的行為公平且可預測。韋伯認為這種基於規定的管理極具優勢，對此充滿信心。西奧多·J.洛伊（Theodore J.Lowi）也這樣認為，他批評現代美國州級行政體系中的行政自主權，它導致利益集團支配州政府，削弱了公眾的控制力量，從而產生新的特權組織。為恢復民主責任制，他呼籲以他提出的「司法民主」取代行政自主權：官僚機構根據明確的法律進行管理；如無法實現，則根據機構自己制定的明確規定進行管理。規定明確，管理就有條不紊。勞倫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論述道，對福利與公共住房計劃來說，尤其應該嚴格按規定管理，因為它涉及在公平的基礎上對資源進行簡單的分配。rｅａｄ.９９csｗ•ｃｏｍ

第二，不論什麼行為，只要它給機構領導人帶來麻煩，就會給部門負責人帶來麻煩；只要給部門負責人帶來麻煩，就會給部門工作人員帶來麻煩。如此一來，機構領導人強烈希望下屬嚴格執行規定，因為違反規定會使他們陷入外部的政治困境。這意味著，就連那些聰明且富有進取心的工作人員也不會任意違反那些威脅到他們機構的規定，即使規定本身是愚蠢的。許多機構領導人不理解這一點。他們渴望轉移或平息機構受到的批評，並認為所設計的任何用心阻止可能招致批評的行為發生的規章制度都是可行的。那些遠離實際執行壓力（或許也想討好領導人）的直接下屬向上司保證新規定會解決問題。但除非規章制度以一種有意義且可行的方式重新確定工作人員的核心任務，否則，它不過是又一條對完成任務的約束。（或者更生動的說法是：「又一塊絆腳……石。」）

如果規定明確清晰，政府機構能由此產生可見的成果：療養醫院必須裝有滅火裝置，旅館必須安裝煙霧報警器，奶製品不得含有多氯二苯，汽車必須安裝防撞保險杠和方向盤。但是，規定不易使組織改進幾乎觀察不到的辦事程序。療養醫院可能因安裝了某種設備而更安全，但若沒有稱職的護士長，設備也不會正常運行。尤金·巴達奇（Eugene Bardach）和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通過對國營和私營工廠檢查的比較說明了這一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派來的檢查員會按規定評估工廠的各個方面：通風設施、護欄及安全裝置。與之相比，保險公司派來的負責評估企業的可保險性的檢查員，還會評估企業管理的態度和方法：它的安全意識。檢查方式之間的區別是很重要的，正如約翰·門德洛夫所說的：「大部分工傷不是由違反標準（如規章制度）引起的，由檢查員能檢查出的違章引起的就更少了。」

如果福利工作者把補貼給了不合格的申請人，他們就會遇到麻煩。而只有經濟上的不合格容易確定，所以工作人員執行的都是有關錢的規定，他們沒什麼興趣弄清楚申請人如何生活，更不用說教申請人應該如何生活了。

如果福利和房管機構（弗里德曼認為兩者執行規定應該清楚乾脆）的規定都不能全面地指導工作人員，那就不難想象，在解決型、程序型或工藝型機構中全面實施規定有多困難了。比如警察，我們期待他們打擊和消滅違反秩序的行為，但實際上不可能為違反秩序（或遵守秩序）的行為下定義。警察嚇到老婦人或為難鑽石工匠的行為對少年兒童是有趣的，但對清潔工則是必需的。我們不可能制定明確規定指導警察打擊和控制違法行為，這並不是說警察可以對違法行為不聞不問，但他們應該怎麼做卻永遠存在爭議。ｈｔtpｓ://reaｄ•９９cｓｗ.ｃｏm

各地方福利機構規定的實施過程更為困難，這些機構管理著針對撫養子女有困難的家庭的聯邦援助計劃。直到1988年被修改為止，這項計劃授權各州補貼那些沒有丈夫且帶著孩子的貧窮婦女及健康但失業的父母。就這些標準制定詳細規則非常困難。如何定義「健康」或「可以就業」的父母？如何衡量貧窮婦女「需要」多少錢？有些國家，如英國，並不按規定處理，而是授權福利工作者對申請人進行分析，自行批准補貼。

韋弗的先到先得原則以「1-2-3規則」而聞名。它是這樣運作的：按住房申請日期、對住房的需求程度及家庭的大小對申請家庭進行排列。一旦有了空房，就給名單上的第一個家庭。如果空房不止一套，就先拿出最好的一套供排名第一的家庭選擇，如該家庭不願意住這套，可再提供另一套，然後是第三套。如果三套住房都被拒絕，這個家庭就會被排到名單末尾，順次向下一個家庭提供住房。韋弗的原則以規則代替了自主權，是政府防止自主權濫用的典型做法。

出現管理問題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聰明且富有進取心的工作人員在任何組織中都是少數，躲在規則背後的人多於能駕馭規則的人。對43個市政管理機構的58名執法人員的調查研究發現，訓練最少、天賦最差的工作人員最有可能拘泥於規定，他們只會機械地執行規定而無視最重要的目標。威廉·K.繆爾對一個大城市的警察局巡警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情況也大致如此。「好警察」是「街頭政治家」，他們會根據大部分人的利益有選擇地執行規定。對於同樣的行為，他們有時不追究責任，有時卻會逮捕嫌犯。不那麼優秀的警察要麼躲避街頭騷亂與危險，要麼機械地執行每條法律規定。沒人知道警察中善於駕馭規章制度的人與濫用或躲在其背後的人的比例，但這一比例恐怕不高。

1979年，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按此規定禁止在「低糖」產品中添加糖精一類的人工甜味劑，但它突然發現國會未兌現它所說的話——至少在這件事上。一位眾議員回憶當時的場景道：「一片喧鬧。」即使科學家已發現在試驗動物身上因大量使用糖精誘發了膀胱癌，消費者仍願用它來減輕體重。面對公眾的反抗，國會迅速通過一項法律，推遲（最後禁止了）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糖精禁令的執行。但國會沒有修改《德萊尼修正案》：作為規定，它（除某些微不足道的例外）不能被其他規則所替代。

那些有才能的、富有進取心的人通常能找到辦法使系統（哪怕充滿規則）運轉。尤其是在遵守規定僅僅被看作履行手續的時候：比如填寫一張表格，檢查一個箱子，或保存一份文件。教師、護士、警察和房管人員都能找到完成任務的方法，如果他們想這麼做的話。

這個國家的法律造成的嚴重後果正成倍增長，數量之大無法計算。1938～1958年，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有權禁止任何藥物的銷售或散發，除非「通過足夠的檢驗」證明它是安全的。1958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如果任何食品添加劑、食用色素或動物用藥「檢驗后發現被人或動物攝取後會誘發癌症」，就禁止銷售或散發它們。這項法律被稱為《德萊尼修正案》，因其發起人——來自紐約州的眾議員德萊尼而得名。

哈維·薩波爾斯基將這一問題推廣到健康議題上。不論是現實的還是想象中出現的新災難，我們的政治制度對其都十分敏感。傳媒靠報道死亡和災害的故事而逐漸繁榮起來，它們遊說各大組織，努力吸收成員擊敗對手，極盡誇張渲染之事。結果，政府機構會定期收到「絕對不能被破壞的規則」。1983年，衛生和公眾服務部部長宣布，艾滋病現在是聯邦政府「最優先考慮的健康問題」。薩波爾斯基注意到她的聲明裡忽略了「前不久，該部門還在強調控制吸煙、酒後駕車、吸毒及少女懷孕是最優先考慮的問題」。當然，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如果同時將每個問題都當成最重要的問題，政府機構會在洶湧而來的問題中步履蹣跚。九九藏書

規章制度，如同思想，會產生行為結果。當法規與官僚機構的現實不符時，規則就會被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破壞的形式有兩種。第一，一些連日常工作都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完成的老師不會將可能合格的兒童納入特殊教育計劃。即便老師的確把他們納入了計劃，教師做選擇根據的不是哪個兒童最需要特殊教育，而且哪個兒童在教室里給教師製造的麻煩最多。第二，有些（並非所有）家長利用了他們參加法庭聽證會的權利。大多數觀察家認為，有能力的中產階級父母比能力不足的低收入父母更能有效地利用法律制度。

根據原來的規定，由運行住宅項目的城市機構授權，各住宅區的管理人員有極大的自主權來挑選房客。這種挑選自由再加上房客們的偏好，導致住宅區住的幾乎全是白人或全是黑人。例如在波士頓，有25個為低收入人群建造的公共住宅區，其中13個住宅區的白人佔96%以上，2個住宅區全是黑人，其餘住宅區要麼這個，要麼那個族群佔據主導地位。鄰里關係並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現象。米欣山住宅區的住戶全是白人，而一街之隔的米欣山擴充區則有80%的住戶是黑人。

《德萊尼修正案》暗示，除特殊情況外，我們不應吃任何試驗動物在攝取后誘發了其癌症的東西。實質上，這意味著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被化學研究的進步綁架了：科學家檢驗致癌化學物質的能力每每增強，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就得將這些化學物（及包含它們的食物）從超級市場的貨架上取下來。癌症是一個風險，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被告知，不論花費多大代價冒這樣的風險都是不允許的。

原本要保證效果的規章制度事實上保證了失敗，這在環境保護法律條款中不乏其例。1972年的《水污染控製法》宣稱要在1985年前治理好所有進入美國河道的污水。《清潔空氣法》規定在1970～1975年減少90%一氧化碳和碳氫化物的排放量。但如R.謝普·梅爾尼克指出的，這些規定沒有允許環境保護局將成本與可行性納入考慮範圍，進而導致工業界要求國會放寬限制，這反過來又導致環保主義者指責國會和環保局「倒向」了工業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保護環境這一核心問題，淹沒在對「過分熱心」或「怯懦的」政府的指責與反指責中。

若政府機構的工作和成果清晰可查，它就具備了按規則進行管理的部分條件，但不是全部條件。我已將此類機構稱為生產型機構（見第九章）。社會保障總署負責老人和困難戶的救濟申請，其管理規定就非常詳盡。這些規定似乎很有效，因為它的工作（處理救濟申請）和成果（誰得到多少錢）顯而易見，而且這些規定與救濟申請的審核條件相一致，或者至少不相矛盾。規定和審核條件包括的參考因素是可比較的（特定年齡段和婚姻狀況），而且無須涉及令人為難的折中（只要符合某些審核條件就能拿到錢，除非社會保障信託基金花光了）。同時，規則與工作人員固有的激勵體制相一致（社會保障總署的服務精神就是鼓勵僱員將錢交給每個符合條件的人）。

在美國，我們不完全按照規定辦事。有些規定中的模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負責實施的福利工作者就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他們可以憑藉自主權以是否健康或可否就業為由，拒絕給予婦女救濟。實際上，這種情況很少出現。20世紀60年代，在威斯康星研究福利管理的喬爾·漢德勒（Joel Handler），描述過福利工作者是如何使用規定的：他們主要考慮一些可以衡量的因素。漢德勒調查了6個縣，問題主要涉及申請婦女的經濟來源。以調查收入的方式來落實規章制度：「你的經濟來源匱乏到足以證明你有資格享受補貼嗎？」如申請人通過了收入狀況調查，剩https://read.99csw.com下的審查與她的預算有關——她需要多少錢？用於何處？工作人員很少問及就業能力、婚姻計劃或照看孩子等方面。雖然根據一項於1962年通過的法律，聯邦政府試圖讓福利工作者向申請人提供「社會服務」，但他們並未提供。

再來看國會1975年通過的《全國殘疾兒童教育法案》中的「規定」。它要求各州在一個指定的日期以前，對所有3～21歲的殘疾少年兒童進行適當的免費教育。這一規定值得稱道，可它使各州教育系統容納學生的能力產生了問題。假如問題僅僅在於日程緊迫和財源匱乏，重大的管理問題是不會出現的。糟糕的是，這項法律未給各州政府在實施方法上的選擇權；相反，它要求學校為每個合格的兒童制訂「個人教育計劃」，該計劃規定了短期和年度教學目標，以及為此所要提供的服務。每個「個人教育計劃」由孩子的老師、家長、殘疾人教育方面的專家及其他「必要的」人員組成的小組共同制訂。如果哪位家長不同意執行該計劃，就為他召開一次法庭聽證會。公立學校的工作及成果都很難被觀察到（更不用說測量了），它被迫遵守規定，對每個殘疾兒童（並非正常兒童）實行以個人計劃為基礎的教育，這個個人計劃可以通過法院得到修正和實行。

可以看出，先到先得的規則存在缺陷，這些缺陷提醒我們公正可行的規則應當具有一些特性。第一，它應秉持公正原則辦事，而房管局對不同申請人進行有區別的分配。所有的公寓都有所不同，比如面積、舒適度，最重要的還有位置。所有申請者也品性不一：有的遵紀守法，有的無法無天；有的循規蹈矩，有的桀驁不馴。第二，規則要做到有效，就應明確申請標準之間的權重。房管局沒有做到這一點，實際上也不可能做到。在待分配的名單上，需求與時間之間常常相互矛盾，按照條文處理這一問題幾乎不可能。第三，規則不能與激勵管理者和至少部分申請人的因素相矛盾。無論是房管局的管理者還是住房申請人，都沒有動力遵守規則。申請人寧願犧牲舒適度，住進「好」住宅區，很少有人想取消住宅區的種族隔離。房管局想得到「好」住戶，而不是麻煩多多的家庭。我們想切實地明確規則，但房管局的規則只是虛有其表。

1967年2月8日，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羅伯特·H.韋弗（Robert H.Weaver）宣布，今後凡申請聯邦資助建設的公共住房，都秉持先到先得的原則。身為黑人的韋弗頒布這樣的規定，是為了回應民權組織（包括他領導過的一個組織）的指責，它們批評上述住宅區的管理人員實行或容忍種族隔離。

由於有了法律，今天我們為殘疾兒童做的比以前更多，但並不能輕易地從個人教育計劃的規定中推斷出是怎樣做到的。如果某些批評家的話是正確的，堅持用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規則來規定教學工作已經導致公文和程序取代了服務及其效果。我們不應吃驚，規則是指導行為過程的一般性陳述，而運用一般性陳述指導產生個性化的結果在表述上幾乎是相互矛盾的。當個體情況不適於規則中的分類時，我們才按照個體情況改變行為。

美國人有時會暫時放下對行政自主權的恐懼和對規章的執著。在新政時期，幾個管理部門，如證券交易委員會、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和聯邦通信委員會，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並可以靈活掌握規則。但過了這段時間我們就回到了天生的狀態，我們堅持用法律約束每個新建機構的權力（如環境保護局）。對於現有機構來說，如果不能明確界定它們的權力，起碼可對其進行司法審查。對規則的偏愛模糊了使規則奏效的環境的問題，很明顯，貌似簡單的規則沒有解決波士頓房管局的問題。

規章能防止並糾正政府的失誤，這一觀念出現已久且根深蒂固。亞里士多德說：「尋求公正就是尋求中立的權力；法律就是中立的權力。」伊麗莎白時代的法官愛德華·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採納了這一觀點，保護議會權力免受國王侵犯。約翰·洛克認為，在一個政治社會中，自由的本質在於要有「長期實施的規則，生活中可以遵循，對每個人有同樣的約束力……並且不受任何人易變的、模糊的、武斷的意志影響」。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法律平等地保護每一個人」的思想體現了這種洛克式的觀點。

八年後，一批房客起訴波士頓住房管理局。房屋法庭的法官認為，住房的分配方式延續了種族隔離的傳統，這一裁決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1976年的一份報告中得到了證實。哪裡出了問題？在波士頓執行了（儘管不情不願）聯邦法規明確規定的禁止在分配住房時摻雜種族因素這一政策以後，歧視性分配為什麼還能持續這麼長時間？

在規章制度與自主權之間達到理想的平衡是一個長期性難題，這個問題如同其他人類價值觀之間的矛盾一樣，如自由與秩序、仁愛與紀律、變化與穩定，沒有「客觀的」解決方法。我們最多能使自己對按規定而非自主權進行管理的得失變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