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恐怕是我們今天去了解辜鴻銘這個人的意義所在。

就這樣，才10歲出頭的辜鴻銘就隨布朗夫婦到了英國，被送進蘇格蘭公學接受啟蒙教育。在馬來西亞的時候，辜鴻銘就在布朗的鼓勵下讀了莎士比亞的作品等一系列文學名著，所以他對文學很感興趣，之後入讀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系，然後又考取了碩士——他的老師是當時著名的蘇格蘭哲學家、文學家和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

1885年，他遇到了一個機會。

張之洞的選擇沒有錯，因為像辜鴻銘這樣的人如果進入官場，十有八九是會被排擠，甚至惹來殺身之禍的。倒是留在張之洞身邊的那20多年，把辜鴻銘推上了成名的台階。

8.《中國人的精神》（辜鴻銘，譯林出版社，2012年）

他在生理上是個「混血兒」，在精神上其實也是，但正是因為這個特殊的背景，讓他能夠更理性地看待東西方文化，從一個更高的視角來審視人類文明。

確實，在辜鴻銘聲名鼎盛的那些年裡，他成了西方了解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托爾斯泰曾和辜鴻銘互通書信討論「道」的問題；泰戈爾和他一起合影；甘地稱他為「最尊貴的中國人」；毛姆到中國來想拜訪辜鴻銘，第一次還被拒絕了，第二次才見到——辜鴻銘認為不能讓西洋人覺得想見誰就能見到誰。

辜鴻銘在日本一度很受歡迎，因為他讚揚的「東方文明」其實也涵蓋了日本文化。而辜鴻銘對日本也頗有好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娶過一房日本的小妾，更是因為他一直認為日本繼承了中華文明的「衣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國做得更好——當覺得自己的理想在中國已無法實現時，他便寄望于日本。

辜鴻銘初為世人所知，是因為翻譯。

辜鴻銘當時患感冒已經一個多月了，看了很多醫生都不見效，最終轉成了肺炎。4月30日，71歲的辜鴻銘在北京逝世。

其實，辜鴻銘不是反對皇帝，而是反對袁世凱這個「篡位」的皇帝。

不過辜鴻銘還是很認可張勳的。張勳過67歲生日的時候，辜鴻銘還特地送了他一副壽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6.《「良民宗教」與辜鴻銘中國文化觀》（張寧，《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19年11期）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讓辜鴻銘一戰成名的，是《論語》的英譯本。

那是一場純粹只由一個人發言的演講，一張票的價格高達兩塊大洋——當時全中國最火的梅蘭芳的一場戲票價也只要一塊二大洋。

他姓辜，叫辜鴻銘。

不過，吃了癟的辜鴻銘並沒有放棄，而是立刻加倍刻苦讀書。兩年之後，沈曾植又來拜訪張之洞，辜鴻銘聽到消息后，立刻讓人把張之洞書房的所有書都搬到廳堂之上，然後來見沈曾植，見面就說：「沈大人，在你面前的這些書，你隨便挑，看看有沒有哪一本是你能背而我不能背的？」

這是蘇軾當年寫來勉勵朋友劉景文的，卻被辜鴻銘拿來與張勳一起「共勉」——「擎雨蓋」是指清朝官員的紅頂官帽，「傲霜枝」則是指他們還堅持保留了自己的辮子。

當時《大公報》發了一條關於辜鴻銘逝世的簡短報道，最後一句是：

由此一發而不可收，辜鴻銘又將《大學》和《中庸》翻譯成了英文。後來同樣翻譯過《論語》的林語堂——他去萊比錫大學讀書的時候，辜鴻銘的不少文章已經成為教材了——曾這樣評價辜鴻銘：「他不小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中的三部，他不只是忠實地翻譯它，更是一種創作性的翻譯，一種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哲學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與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他的儒家書籍的翻譯，好在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

2.《先生辜鴻銘》（CCTV 10，《人物》）

「他的學問是淵博的，他雄辯的片語給那些掌故以一種光怪陸離的生命力，使我不得不思索他那有點令人哀憐的形象。他覺得自己有能力去管理國家，但是沒有君王委他以官職；有淵博豐富的學問，夢寐以求地想傳授給一大幫學生，而到這裏來聽講授的只是少數，一些愚頑不幸的、面有菜色的、資質魯鈍的、村野土氣的人而已。」

辜鴻銘在面對北大學子時曾有過一句名言：「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但諸位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

但並非沒有人指出他這個比喻中「偷換概念」的把戲。陸小曼和徐志摩結婚時就討論過這個比喻，陸小曼說：「誰說男人就應該是茶壺了？要我來比，你就是我的牙刷，牙刷只可以一個人使用。」

修建於1905年的北京六國飯店，在20世九-九-藏-書紀20年代前後，有過一場轟動一時的演講。

最早把《論語》翻譯到西方世界的譯者是著名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之後還有些譯本，但都是由西方傳教士完成的。辜鴻銘有一次偶然接觸到了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的《論語》。

碩士畢業后，辜鴻銘又去了德國萊比錫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多所高等學府進修文學和哲學，不僅在學術上收穫頗豐，也藉此熟悉了多國語言，他的德語、法語不錯，對拉丁語也有所涉獵。

這一年，他回福建老家探親，回程的船途經香港。在船上，他聽見幾個德國人在聊天，他走上前去，用德語和他們談論哲學，從蘇格拉底聊到黑格爾，隨後又用英語和他們聊英國文學。

而這些矛盾和複雜性，也恰恰讓辜鴻銘成了一個註定會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一筆的人物。

沈曾植和辜鴻銘深聊之後，拍了拍他的肩：「中華文化的傳承，以後就要靠老兄你這樣的人了。」

這個人有過很多名號：「聖哲」「怪傑」「狂儒」「老怪物」「老頑固」「小丑」……光看名號，你很難判斷他是怎樣一個人。

9.《張慶桐·托爾斯泰·辜鴻銘》（楊健民，《中華讀書報》，2012年5月23日）

但真正讓辜鴻銘感到失望乃至恐懼的，是日本國內當時已經蠢蠢欲動的軍國主義。他在日本的多次演講中呼籲日本當局要重視中國文化，要講究「道德」，要研究「道」，絕不可以走歐洲的軍國主義道路，擾亂東亞秩序。

張勳的復辟鬧劇只維持了12天，這對辜鴻銘的打擊很大。當時他被許諾擔任「外交部侍郎」，自告奮勇要代表張勳去「調停」江浙兩省。火車剛到天津，他就聽說段祺瑞已經率軍進攻「辮子軍」，嚇得又逃回了北京。當時張勳氣得罵辜鴻銘應該改名「辜鴻恩」（辜負了皇上的洪恩）。

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後，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考慮到辜鴻銘確實有真才實學，且蔡元培也留學過歐洲，深知辜鴻銘在西方的影響力，因此力排眾議，還是續聘他為文學教授。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是如此描述的：「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辜鴻銘的大方向是沒錯的，但他不僅僅有矯枉過正的各種問題（比如皇權、纏小腳和一夫多妻都被他認為是傳統文化的「瑰寶」），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他完全忽視了時代和現實。

一向能言善辯的辜鴻銘愣在當場，氣得說不出話，最後只能一拍桌子：「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當然，他的不少觀點和言論，現在看來是非常荒謬和可笑的，也是註定要被歷史淘汰的，他對國與國之間競爭的理解也近乎天真。但只要你願意認真了解他的出發點，願意做出一些思考，相信他的觀點對你還是有很大幫助的——尤其是在東西方文明衝突可能加劇的今天。

理雅各也是英國著名的漢學家，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認知肯定不如中國儒生。辜鴻銘在閱讀的時候發現，理雅各這個版本的翻譯還是有不少問題的，如果按照這個版本，那麼西方將對中國文化的一些經典產生很深的誤解。

這是對辜鴻銘傳奇一生的一個概括。

必須承認，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辜鴻銘是頗容易博得好感的。

到了日本他才發現，雖然同為他架構的「東方文明」，但日本人骨子裡是非常看不起中國人的，這讓辜鴻銘非常惱火。他曾做過一個比喻：「中國和日本好像泥土和花，日本從泥土中開出了美麗的花，卻嫌棄培育它的泥土骯髒和粗鄙。」

辜鴻銘九*九*藏*書錯了嗎？當然沒錯，但他恰恰又錯了，這正是他這個人的複雜性和矛盾性所在。

「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

按照當時溥儀的英文老師庄士敦在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中所說，溥儀召見的時候，一向一身傲骨的辜鴻銘手足無措，緊張得說不出話，以至庄士敦忍不住下筆調侃：「我以前見過他，但不知道他在正式場合會說不出話。」

沒多久，辜鴻銘也宣布辭職。他在最後一堂課上對學生講了這樣一段話：「我教諸位學習英文，是希望培養對中國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美國化或英國化的洋奴，望諸位同學知我苦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但辜鴻銘的「熱情」也給蔡元培惹過不少麻煩。比如，蔡元培旗幟鮮明地支持「白話文運動」，支持文言文的辜鴻銘卻到處說蔡元培此舉是從大局出發，是無奈之舉，是「以毒攻毒」。又比如，蔡元培招收女生進北大上課，辜鴻銘卻以「男女授受不親」為理由，拒絕上課。還比如，蔡元培受當局壓力請辭北大校長，眾師生力挽，辜鴻銘自然也保蔡元培，但喊出的口號卻是「蔡元培就是我們北大的皇帝」。

那一天，一票難求，座無虛席。這個神奇的中國人是誰？

對於這個問題，辜鴻銘選擇了一條極端的認知：中國必須要有帝制，必須要保持傳統，所謂「共和」之說，就是禍國殃民。

馬建忠很欣賞辜鴻銘的才華，但同時對他離開中國感到可惜。在那三天里，馬建忠向辜鴻銘詳細介紹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且鼓勵他回中國去，因為中國需要他這樣的人才，「何必在這裏做假洋鬼子」。

5.《說不盡的辜鴻銘》（張家康，《江淮文史》，2018年06期）

當年張勳復辟，辜鴻銘還留了一個遺憾：一直沒親眼見過皇帝。這個遺憾在1924年被彌補了：念及辜鴻銘無時無刻不在維護帝制，「遜帝」溥儀還是專門召見了他。

1919年，以北大學生為先鋒的五四運動爆發后，與當時社會各界聲援學生不同的是，辜鴻銘在當時日本人辦的英文報紙《北華正報》上撰文，指責北大學生是「暴徒」，是「野蠻人」。在辜鴻銘看來，中國根本連憲法都不需要，只要大力弘揚儒家的道德觀，國人自有道德感和廉恥心來約束。

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請辜鴻銘任教。

但辜鴻銘還是天真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辜鴻銘註定會越來越不如意，而他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辜鴻銘自己還是很得意這次召見的：「此生有幸見皇帝一面，足以慰藉平生。」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出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

說起辜鴻銘這個人，不少人可能會立刻聯想到兩個詞：「辮子」，以及「狂傲」。

這個人叫楊玉書，是當時的廣州候補知府，他受人之命，去香港打探中法戰爭的軍情。

他的翻譯和嚴復的翻譯正好相反：嚴復是把西方的作品翻譯成中文，而辜鴻銘是把中國的作品翻譯成外文。

而在翻譯一系列中華經典的過程中，辜鴻銘自己也漸漸完成了一個轉變：從相信東西方文明能夠互補，到相信東方文明優於西方文明，甚至可以拯救西方文明。

按辜鴻銘的說法，兩個人一聊，就是三天。

這一點，在他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義》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這本書的英譯名，就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

他對「中國人的精神」的第一個定義是「溫良」：「中國人的精神第一個就是溫良（gentle）。溫良並不是天性軟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沒有強硬、苛刻、粗魯和暴力。」

4.《典籍英譯中的語境重構策略探討——以辜鴻銘英譯〈論語〉為例》［朱芳，《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02期］

辜鴻銘的人生之路發生改變，是在他遇見了一個人之後。

當然，辜鴻銘對所謂「傳統文化」的一些近乎偏執的維護，並不僅僅局限於皇權。

而在辜鴻銘看來，也不是誰都能當皇帝的。

確實，在中國近代史上，辜鴻銘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奇人」。

當時正值歐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泥潭，西歐各國不少人對自己國家的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觀，開始反思自己曾經自以為先進的文明制度，而辜read.99csw.com鴻銘關於「東方文明」的觀點恰好橫空出世，讓很多西方人眼前一亮，感觸頗多。

不過，隨著辜鴻銘的學問漸長，他的脾氣也長了，碰到看不慣的人和事，總是忍不住出言譏諷，而且中外平等，洋人也罵，中國人也罵。

如何證明自己是中國人？辜鴻銘的第一步，是選擇在外形上改變——他留起了後來成為他一個著名標誌的東西：辮子。

這段話在當時提倡「兼容並包」的北大，其實也成不了什麼大問題，真正觸及一批北大學生「底線」的，是辜鴻銘在五四運動時的舉動。

而對以胡適為首的「新文化運動」陣營的北大老師們，自視資歷和學問都高出不少的辜鴻銘就不那麼客氣了。

但如果是那樣的話，如今他的名字也不會被我們記住了。

在當時那個年代，在一片對本國文明感到失望乃至絕望的聲音中，在當時對西方文明充滿崇拜的氛圍中，辜鴻銘幾乎是孤身一人挺身而出，力挺本國的文明，將聲音傳播到西方世界，還形成了熱點和高潮，真是有點「槍出如龍，一嘯破蒼穹」的味道。

1923年，蔡元培最終還是辭去了北大校長的職務。

辜鴻銘成為張之洞的幕僚，主要承擔外文秘書的工作，而他在平時重點做的一件事，就是讀書，這也是張之洞非常鼓勵他做的事。辜鴻銘先背《康熙字典》，然後由《論語》入手，開始通讀經史子集。張之洞幕府里能人輩出，辜鴻銘不懂就問，學問進益神速。

這種天真而無力的說辭自然在日本已經得不到市場。但辜鴻銘還在努力「感化」日本，甚至提出日本侵略中國是「兄弟鬩於牆」，是「內部矛盾」——這個說法日本人倒是感興趣，日本在全面侵華后特地編纂《辜鴻銘全集》，用來宣揚他們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

1880年，23歲的辜鴻銘學業已成，他沒有選擇繼續留在英國，而是回到了自己闊別13年的南洋家鄉。

不過，那時的辜鴻銘還遠沒有到所謂「學貫中西」的境界，甚至因為沾沾自喜，還被人嘲諷過。

失去主要經濟來源的辜鴻銘晚年過得頗為拮据，也很孤獨。他常常一人走出家門，到河邊的一棵樹下，點燃一根煙，長久思考。到了後來，他也不太去了，因為買不起煙了。

關於他，有很多段子，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杜撰的，但光靠這些段子來了解他，應該是不夠的。

他在當時那麼混亂、落後和缺乏自信的時代，能保持一份清醒，更能保持一份真誠。他動用自己的所有能力來維護中國文化的尊嚴，並且確實將中國文化傳播到了世界，也確實改變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

如果說辜鴻銘只是發表自己的意見，那麼他的這些言論即便會引來別人的反駁，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辜鴻銘後來身處一個中國文化和觀念碰撞最激烈的歷史環境，他的各種行為和言論，肯定會引來更大的爭議。

1867年，橡膠園的英國主人布朗夫婦年事已高，思鄉心切，就索性把橡膠園託付給了辜紫雲，準備返回英國。他們向辜紫雲提了一個要求：因為實在太喜歡他的兒子辜鴻銘，希望能帶辜鴻銘一起回英國。

決不能妄自菲薄，也要避免盲目自信，因為兩者都很容易走極端。

尤其針對胡適，辜鴻銘沒少說過各種「怪話」。有的話說得不無道理，是從業務角度出發，比如他認為胡適不懂德文和拉丁文，怎麼可能上得好「西方哲學史」這門課？而有的則近乎沒有什麼意義的人身攻擊，比如他說胡適的英文發音是「英國下等人的發音」。

怎麼辦？那就自己來翻譯。

在這本書里，辜鴻銘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衡量一種文明的價值，在我看來，我們最終要問的問題，不是看他是否修建或能夠修建的城市有多麼偉大，建築有多麼豪華，馬路有多麼漂亮，也不是看它已經擁有以及能夠生產的家具有多麼好看和舒適，設備、工具和儀器有多麼機巧和有用。不，甚至也不是看它創建了什麼樣的研究機構，什麼樣的藝術和科學。為了真正衡量一種文明的價值，我們必須要追問的要義是：它能造就什麼樣的人性類型，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

1908年，慈禧駕崩，正當全國有識之士暗自慶祝的時候，辜鴻銘捶胸頓足，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中國的皇太后：一個公正的評價》，評價慈禧是中國婦女的典範，哪怕她大興土木修建頤和園也並無不妥，因為她日夜操勞九_九_藏_書、為國為民，這是她應得的。

但同時，辜鴻銘又是掙扎和矛盾的：他自詡為「衛道士」，而「衛道士」往往是孤獨的，孤獨的道路很容易通往極端——很不幸，他最終還是越走越極端了。

他其實還有段比較完整的話：「諸位也許笑我痴心於清室，準確來講，我並非忠於王室，而是忠於中國的政教，忠於中國的文明。我留著辮子，這是一個標記，我是要告訴世人，我是老大中華未了的一個代表。」

而在學習的過程中，辜鴻銘發現，中國儒家的不少思想其實和西方的浪漫主義、反功利主義是相通的。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人類文明中並非只有西方文明是最好的。

與某些投機取巧的人不同的是，辜鴻銘是真心「保皇」和維護傳統制度，甚至不惜黑白不分。

這個混血兒，就是辜鴻銘。

這從毛姆當年拜訪他后寫的描述中可以窺見一二——儘管辜鴻銘覺得自己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接見」毛姆的：

他先是在一家日本人辦的英文報社當了總編輯，隨後索性受邀赴日本講學，打算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孔子的主張：「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辜紫雲同意了，但在臨行前，他把辜鴻銘拉到家裡的祖宗牌位前，點了一炷香，專門叮囑了一句話：「無論你走到哪裡，無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記，你是一個中國人。」

7.《辜鴻銘英譯〈論語〉翻譯美學研究》（楊秋靈，《中國培訓》，2016年24期）

辜鴻銘被馬建忠介紹的中國傳統文化震撼了，甚至有了茅塞頓開的感覺。40年後，辜鴻銘在回憶那三天與馬建忠的對談時依舊記憶猶新：「我在新加坡同馬建忠的晤談，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因為他，我再一次變成了一個中國人。」

他確實有才華，同時又特立獨行，藐視一些約定俗成的規矩，有一種狂狷的味道。更何況他的主張是要大家別妄自菲薄，別忘記我們老祖宗的傳統文化，要重視內心的約束和道德的提升，而不是沉迷於物質的享受和表面的繁榮——放到今天，他簡直是一個不需要怎麼包裝就可以推出的超級網紅。

1927年，辜鴻銘對日本這塊「東方文明最後的綠洲」的寄望完全破滅，從橫濱搭船返回國內，臨行前幾乎無人相送，場面甚是冷清。

1897年，張之洞六十大壽，大宴賓客。40歲的辜鴻銘在席間高談闊論，聊中西方文化，結果被在場的一個人戧了一句：「你說的這些，我都聽得懂，但如果我說，你未必聽得懂。我建議你再去讀20年書，然後才追得上我。」

讓辜鴻銘改變抉擇的那個人，叫馬建忠。他是清末著名的學者和外交家，也是李鴻章的重要幕僚。1882年，馬建忠途經新加坡，辜鴻銘得到了一個和他見面聊天的機會。

主講人是個中國人，演講語言卻是英語，因為買票來聽的都是外國人，演講的題目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

辜禮歡生有八男三女，其中一子名辜龍池，辜龍池有子辜紫雲，會講閩南語、馬來語和英語，在一家英國人創辦的橡膠園當到了總管。他娶了一個西洋女子（有說為葡萄牙人）為妻，生下了一個高鼻深眼的混血兒子。

而給他下這道命令的，就是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

回國后，日本人曾推薦他去做張作霖的幕僚，但辜鴻銘認為土匪出身的張作霖粗鄙不堪，與當年的張之洞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當面拂袖而去。

辜鴻銘在北大教與西方文學相關的課，還是充分發揮了他的特長：他熟知東西方的文化。比如他把彌爾頓的《失樂園》比作「洋離騷」，把華茲華斯比作「中國的杜甫」，這樣學生們就很容易理解和記憶。但辜鴻銘上課的真正目的並非講授課本上的知識，而是宣揚他的政治思想，以及駁斥他不認同的主張。這也是他後來真正惹惱北大學生的地方。

在辜鴻銘的眼裡，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要有皇帝。所以1911年武昌起義要革皇帝的命，辜鴻銘非常憤怒，直接稱這次革命是「暴動」，甚至呼籲外國應該出兵干預，協助清廷鎮壓革命。

在當時的德國，很快出現了《中國人的精神》的德文譯本，一些德國高校和學術機構紛紛成立「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俱樂部」，研究這位「東方哲人」的思想和觀點。哈佛大學博士艾愷曾在他的著作《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中寫道：「在戰時與戰後的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聖哲的，是辜鴻銘。」

在新加坡的英國殖民政府機構里，辜鴻銘找到了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憑藉他的文憑和留學經歷，他可以享受一份很不錯的薪水，在南洋度過愜意舒適的一生。

3.《胡適與辜鴻銘的君子之交》（張耀傑，《名作欣賞》，2019年31期）

其實，辜鴻銘在1915年就應聘為北大教授了，聘他的是蔡元培的前任胡仁源。由於辜鴻銘處處維護帝制，與當時學生的主流思潮有所衝突，所以要求解聘他的呼聲已經有了。

辜鴻銘有他的優勢：因為他不僅熟悉中國文化，也很熟悉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在翻譯過程中能夠經常引用西九九藏書方人熟悉的說法和觀念，來解釋中國儒家的觀點，讓西方人一看就懂——這是當時絕大多數翻譯家做不到的。

1898年，辜鴻銘翻譯的英文版《論語》問世，一下子就轟動了西方世界：原來中國人還有那麼高深和有洞見的哲學！

當時西方對辜鴻銘的評價，遠比國內對他的評價高得多，以至於有了那句話：「到中國可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當然，辜鴻銘知道留辮子也只是個形式而已，要真正回歸中國傳統文化，還是要讀書。1883年，他決定辭去在新加坡英國殖民政府中的職務，開始潛心研究中國經典文化。

比如，他堅決反對中國婦女從「纏足」中解放出來，因為他對「三寸金蓮」有特別的愛好，據說他曾去朋友家，抱著人家婢女的小腳把玩不已。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當他的女兒辜珍東哭訴纏小腳跳舞不便時，他卻允許女兒不恪守他視為「婦道」的這一傳統。

說這話的人叫沈曾植，著名詩人和書法家，光緒六年的進士。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辜鴻銘自知肯定比不過沈曾植，當下啞口無言。

又比如，辜鴻銘堅決維護「一夫多妻制」，那個後來被一些男性津津樂道的著名比喻就是出自他之口：「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能配多個茶杯，你見過反過來的嗎？」

辭去北大教職后，辜鴻銘把寄託轉移到了日本。

在中國尚且餓殍千里、戰火紛飛、落後挨打的年代，他卻強調不需要物質文明和科技水平的奮起直追，而只鼓勵國民從精神和道德上達成自我的協調和和解。這就好比一個社會連「現代化」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他卻已經在高談闊論「後現代化」應該如何如何了。

這也就不難理解1917年張勳率5000「辮子軍」復辟，辜鴻銘為何會歡天喜地了：張勳不是自己做皇帝，是請11歲的宣統皇帝溥儀重新登基——那是正統的皇帝。

後世傳辜鴻銘擁有13個博士頭銜，從精力和能力來看，誇大的成分較多。據後來張之洞的首席幕僚趙鳳昌回憶，辜鴻銘在各種文字材料之中只寫自己的一個學位：愛丁堡文學碩士。

1.《一代狂儒辜鴻銘》（鳳凰大視野，2019年8月15日）

很快，受楊玉書推薦，辜鴻銘入了張之洞的幕府，正式開始了他在中國的人生之旅。

其實，對五四運動的指責與辜鴻銘一貫提倡和主張的「道德與秩序」並不矛盾，但這卻徹底觸怒了當時的北大學生。一向尊敬辜鴻銘的他自己的學生羅家倫（也是胡適的學生）在第二天拿著《北華正報》怒氣沖沖地衝進教室，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質問辜鴻銘：「你既然講春秋大義，就應該知道『內中國而外夷狄』，可是你卻在夷狄的報紙上發文章罵中國人，你怎麼解釋？」

1928年4月下旬，軍閥張宗昌派人來請辜鴻銘去擔任山東大學校長。做校長，教學生，這是辜鴻銘願意做的事，所以他欣然應允。然而，他的身體情況已經不允許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與現在一些只會在鍵盤上空敲別人「跪了」和我們「牛」的「俠客」不同，辜鴻銘在西方生活過多年，是真正見識過西方的繁華和繁華背後的種種問題的，是真正能在理解和認知東西方兩大文明的基礎上做出自己的思考的，而不只是空喊口號自嗨或為了博眼球和博流量。

康有為曾因為主謀「戊戌變法」而被辜鴻銘痛恨，但同為「保皇黨」，兩人又惺惺相惜。康有為曾給辜鴻銘送過一幅字，上書「知足常樂」，辜鴻銘稱康有為「深得我心」。

辜鴻銘選擇的是一條孤獨的道路，最終他也只能在孤獨中走到盡頭。

幾名德國人大吃一驚，而周圍的人也覺得一個留著辮子的黃皮膚人居然能用外國話與外國人交流，都上前圍觀。其中有一個人對辜鴻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很容易沉醉於他的一些嘲笑洋人、嘲笑權貴的段子，把他想象成一個快意恩仇的狂狷書生，但也很容易忽視他內心的痛苦乃至堅定而絕望的掙扎——他覺得自己學貫中西，卻沒有用武之地。

辜家祖先於清康熙初年由福建惠安移居台灣鹿港，又在乾隆年間移居馬來西亞。到辜禮歡一代，因他深得英國殖民者信任，被委任為當地最高行政長官，家族開始興旺。

深知辜鴻銘脾性的張之洞一直沒有保舉他出去做官，而是將他留在自己身邊（直到晚年才保舉辜鴻銘去做了一個清閑的肥差）。

史料顯示，從1920年下半年開始，北大已經基本不排辜鴻銘的課了。

但是，辜鴻銘並沒能一直站在舞台的正中央享受鮮花和掌聲。因為他也陷入了矛盾——其實他自己也無法回答一個問題：既然中華文明如此先進，為什麼卻總是落後挨打呢？

所以，辜鴻銘特別認可蔡元培。蔡元培雖然是進士出身，卻辭官搞革命推翻了皇帝，但辜鴻銘認為他這是「一以貫之」：「他搞革命就一直搞革命，我保皇就一直保皇。……當下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就是我。」

1915年袁世凱復辟稱帝，辜鴻銘是最激烈反對的人士之一，他撰文直接罵袁世凱是「無賴」，是「賤種」。袁世凱去世后，北洋政府宣布全國哀悼三天，但辜鴻銘請了個戲班，天天在家中搭台唱戲，以示慶賀。

「性孤僻，髮辮至死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