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頌》《商頌》述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小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商代立，曰熊延。熊廷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熊霜六年卒……而小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敢。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二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商代立，是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伯，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御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九年……晉果敗子玉于城濮。
《商頌》是宋詩
王君斷定《商頌》為宋詩固是精確不移之論，然又以為是宗周中葉之時，以求合《魯語》正考父校于周太史之說，則由王君一往不取孔廣森、劉逢九*九*藏*書祿以來辨析古文經作偽之義，故有所蔽，不敢盡從韓義，不免曲為《魯語》說也。請申韓說。《殷武》初章、二章曰：
《商頌》所稱不及宋襄公
按王君此說有三證：一、景山在宋；二、《商頌》中稱謂與《殷卜辭》不同；三、《商頌》中詞句與宗周中葉以後詩之詞句同。二、三兩證斷無可疑，一證則無力。蓋《鄘詩·定之方中》亦有「景山與京」之語，此詩乃衛文公成是丘時詩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義，未必是專名，雖此證未必有著落，然二、三兩證已足證《商頌》為宋詩而有餘矣。
《商頌》非考父作
或疑《殷武》之詞甚泰，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若核以《左氏》《史記》所載，宋襄公固未勝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戰喪師，幾乎亡國，晉文救之，然後不亡。若此湯孫為襄公，何至厚顏如此？答之曰：《詩》之語誇，一往皆然，即以《周詩》論，𤞤狁侵鎬，至於陘陽，臨渭濱矣（從王靜安所考，陘陽為秦之陘陽，非漢之陘陽）；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詩》所記南征北伐，只記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強。且《殷武》固一面之詞，《左氏》所記亦一面之詞。舊來《國語》應是晉三家將為諸侯或已為諸侯時之人所集，以晉楚等傳說為資料而成者。今如統計《國語》《左傳》時記事，晉最多，楚次之，魯又次之（《左傳》中關涉魯者甚多，然皆敷衍經文語，當非原有），晉楚間小國如周鄭等又次之，宋甚少，齊尤小。且《左氏》稱晉楚多善言，記魯國多亂政，從此可知原本《國語》之成分，來自晉楚者多，宋齊事恐皆是附見他國者，楚人記宋襄公必另是一面之詞也。今試看《春秋》所記，葵丘之會，襄公與焉；咸之會，牡丘之會，淮之會，皆與焉。齊桓甫死，襄公即以曹衛邾莒之師伐齊，勝魯而定齊難，於是乎繼齊桓之伯。次年（僖十九年）執勝子嬰齊，與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逾二年（僖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大國之盟，宋人為先，儼然盟主也。其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霍」，襄公然後為楚所欺，乘車之會，楚人伐兵執襄公。次年，「宋公、衛侯、許男、縢子伐鄭」，其年冬十一月，然後敗於泓。由是而論，襄公固曾主霸，只是斷爛朝報之《春秋》，所記不詳耳。襄公曾致楚人來，盟之而為主霸，泓之戰前，未必對楚無小勝也。且若合襄公前後兩世看之，宋在當時關係實大。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九九藏書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于款、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是齊桓敵楚諸役，襄公之父桓公皆與焉。（當時鄭已臣服於楚，故齊恆諸會，子華聽命，鄭伯不來。其後宋襄公時伐鄭，亦以楚故。楚勝宋，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取鄭二姬而歸。）襄公卒后，楚勢大張，伐陳滅夔，數次伐宋，幾至入其國，諸侯以宋故盟于宋。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然後中國不為楚滅。是則晉文定功，亦緣宋之故也。齊桓晉文之間，宋襄雖小霸而不卒，然齊桓晉文御南蠻之事業，宋公三世（桓襄成）皆參与之。則「奮伐荊楚」之語，括召陵之盟以言可也。若《殷武》作于襄公卒后，括城濮之役以言亦可也。《殷武》固只言戰荊而勝之，未言荊楚來享。總之，《楚語》以楚為本，一種說法，《殷武》以宋為本，又是一種說法。其詳則「書闕有間」，不可考矣。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正考父相傳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與殤公同為華父督所殺（桓王十年，西曆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曆前650年），已六十年，時代不相接。故《史記》《韓詩》以《商頌》為襄公時者則是，以為即是正考父作者則非。戰國末漢初人好為詩尋作者，故以《周頌》一部分為周文公作（已見《國語》），《魯頌》為奚斯作，《商頌》為正考父作，無非於其國中時代差近之聞人，擇一以當之。此是說詩者之附會，不暇詳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為如何人物，《春秋》家與《國語》《左氏》所記絕異。泓之戰，《公羊傳》以為「雖文王之師不為過」。凡記襄公事，無不稱之，襄公受窘，無不諱之。《公羊》于齊桓稱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論語》《孟子》無談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稱管仲齊桓，孟子之論《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又曰「戎狄是膺」，諸義衡之，宋襄自是歷來儒家所傳之賢聖，為中國文化奮鬥者也。儒與宋頗有關係，《國語》則出自晉，不與宋相涉，又非儒家之義，故其記襄公與《詩經》《春秋》有異。劉子駿刺取《國語》材料以為《春秋左氏傳》，凡《公羊》之義彼可得而反者九_九_藏_書，無不設法儘力反之。《公羊》義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魯，《左氏傳》則全無以魯為王之義，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謂文王一義曰「王周正月」，更以周為絕對者，非溯統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說矣。
由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時曾強大，后以厲王故，削其王號。大、小《雅》中所記「蠢爾蠻荊」「荊蠻來威」等語，皆是指厲王、宣王對荊用兵事。此後荊蠻頗衰，兄弟爭亂，幽王之亂，不曾乘勢以攻東周。數代之故，經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見《左傳》宣公十二年），至於熊通（武王），然後又北向以窺中國，歷剪南國，亡絕江漢舊封。至於晉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遺，竟為楚之戎卒，北戰晉宋矣。厲宣時之伐荊，既非宋之得而參与，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無與宋接觸之可能，則宋之伐荊楚者，必為襄公，歷檢《春秋左氏》《史記》，斷斷乎無第二人也。此是三證。總之，西周荊不稱楚，西周伐荊乃王室事，周既東遷之後，宋楚接觸，至襄公始有之，是《韓詩》以《商頌》為襄公時作，太史公述《魯詩》亦然，皆不誣也。
就《殷武》看，宋之民族思想在春秋中世又大發達，所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乃指周之先世臣服於商。姜為周所自出，《大雅》「厥初生民，實為姜嫄」，《魯頌》「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至於氐，疑即狄之異文。
解釋《詩三百》之爭論，以關於《魯頌》者為最少。以為《魯頌》是僖公時詩，三家及《毛詩》一樣，這正因為《詩》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孫，庄公之子」，「令妻壽母」（從朱于讀）的話，即使想作異說，也不可能。但三家詩以《魯頌》為僖公時公子奚斯所作，恐無證據。《宮》卒章說「寢廟奕奕，奚斯所作」，是《魯頌》頌奚斯，不是奚斯作《魯頌》。三家雖得其時代，而強指名作者，亦為失之。《詩三百》中，除《陳風》外，恐無後于《魯頌》者（《商頌》時代不遠），《魯頌》亦最為豐長。《商頌》既為襄公時物，宋襄卒于魯僖卒前十年，則《魯頌》《商頌》同代，而《魯頌》稍後也。《魯頌》擬《大雅》的痕迹顯然，反與《周頌》不相干，此亦可證《大雅》與《周頌》文詞之異，由於時代之不同，《魯頌》之時代近於《大雅》，故擬其近者；否則《魯頌》以體裁論，固應擬《周頌》不應偏擬《大雅》。《商頌》之時代，三家說同；《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薛君章句》亦然（九-九-藏-書《後漢書·曹褒傳》注引）。獨《毛傳》立異說，以為「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這一說與《魯語》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這話是非常離奇的：第一，漢以前不聞有校書之事；第二，《國語》中無端出這一段《商頌》源流說，我們感覺不類。欲斷此文之為偽加，應先辨者三事。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鄭于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雲：「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按，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丘蒙亳以北唯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唯宋居商丘，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于《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並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隰有萇楚》之「阿儺」，《小雅·隰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錯衡，八鸞鶬鶬」，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
故《商頌》為宋襄公之頌，儒者所傳故說，與事實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論，傳《詩》者之小附會也。改正考父之作為校，而曰是商代之詩，劉子駿作偽時所取義，以抑宋之地位，以與三家詩立異，以與《春秋》家立異，于《魯語》中羼入一種不倫不類之言，以證其說者也。劉子駿蓋以自己校書之事加之古人
九_九_藏_書，而忘時代之異，《商頌》說之三段遷移如此。綜觀《魯頌》《商頌》，齊桓管仲事業之盛可見，宋襄魯僖皆叨桓公之光者耳。齊桓之伯，北伐山戎，以救邢封衛，南伐楚，陳諸侯之兵于召陵，楚既受責，略東夷淮徐以歸。方厲宣之世，𤞤狁臨渭，徐淮犯雒，南北交侵中國，宣王能自保未能大定也，故幽王遂亡于犬戎。周既東之後，楚又張大，申息隨鄧江漢諸姬，無不剪滅，進迫河洛之間。齊桓遂于北方功定之後，率諸侯之師以威之，雖未能戰而勝楚，楚不敢不受盟也。魯僖實躬與桓公曆年之盟會，伐楚之役，與師往焉，東略而歸，遵徐淮而反。疑《魯頌》中所言淮夷來同，徐方來同者，未必非由召陵班師之役，桓公助之開始經營。桓公晚年，徐從諸夏，楚伐之，諸夏救之。桓公一死而宋魯閧，宋納齊孝公，魯亦納公子無虧，宋敗魯。從此宋東聯東夷，主諸夏之盟，以斗楚，魯則折而為楚（僖十九年，魯與楚盟。魯之折而為楚者，疑由子志切略地徐方，故遠交楚而近攻徐。徐在桓公末年，已折為中夏，楚伐之，同時楚人入舒，舒亦淮上國也。楚魯夾攻徐，則魯之拓地徐方自易。魯僖為自己之利，忘諸夏之義矣）。宋襄之主盟不成者，恐亦由於恢夏殷商之觀念甚熾，姬姓諸國所極不願，然毅然抗楚之北上，為齊桓之所不敢為，繼齊桓之志，開晉文之業，誠春秋前半之最大事件。若魯僖則始追齊桓之後，繼背諸復而為楚，終乃于泓之戰後受楚之獻宋俘。乃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亦顏之厚矣。若《商頌》之語，雖為辭近，就感情論，及誠真無隱。宋人質直，故談愚人每曰宋人（《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孟子》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等），而大史公評魯公「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禮雲禮雲，樂雲樂雲，魯道之交，如是而已。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荊蠻稱楚，絕不見於《詩三百》，西周詩中稱伐荊蠻者數次，皆不稱楚，則荊楚之稱乃春秋時事，此是一證。西周之世，王室猶強，禮樂征伐，自王朝出，《大雅》《小雅》所敘各種戰伐事可以為例，斷不容先朝之遺，自整武威；故宋在西周，無伐楚使之來享于宋來王于商之可能：此是二證。《史記·楚世家》：
宋人自稱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左傳》中此稱尤多（詳見閻百詩所考）。至於《商頌》之不能為商時物，必為宋時物者，王靜安論之甚詳，王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