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受到高度控制而內部又等級森嚴的幫派政治，意味著任何個人皆需潛心等待時機才能爬上去。此種方式在愛爾蘭是通則，在那裡，耐心等待（並且不能結婚）去繼承田產便是當時的習俗。這種方式還意味著，不管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都可能終年累月地坐下去，甚至往往坐一輩子。紐約的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在其鼎盛時期，半個世紀之中只有3個領袖，都是愛爾蘭後裔。在布魯克林區，一個人（也是愛爾蘭裔）曾領導該區的政治機器達40多年。繼他之後，另一個愛爾蘭裔首領也曾把持一方達三十幾年，直到他死去。愛爾蘭政治機器的頭領這種個人長期專斷的情況，也普遍存在於芝加哥。

儘管當時的觀察家和後來的學者都把愛爾蘭移民描繪為缺乏勤儉精神的人，但是愛爾蘭人在向天主教教會捐款方面，在從菲薄的收入中擠出錢匯給遠在祖籍國的親人方面，卻留下出色的記錄。從美國匯回愛爾蘭的錢，使許多人得以在19世紀40年代的飢荒時期移民來美，僅在1848～1864年，美籍愛爾蘭人寄回國的錢，總數就達6500萬美元。愛爾蘭人能夠而且也確實能夠有所積蓄，把這些積蓄慷慨地捐給了他們的教會和寄給家人。然而，他們在理財上不善於從長計議；處在困境中，他們向公共慈善機構伸手時並不感到難為情。

這些移民後裔在美國混得如何？鑒於他們前輩窮困潦倒的處境，他們似乎不可避免地會有些起色了。然而進步決非唾手可得，亦非不要付出代價，世界上許多地區仍像他們的祖先在過去幾百年來一樣，深深地陷在貧窮的泥潭裡。

儘管愛爾蘭政治家在19世紀有本領贏得其他種族選民的選票，但愛爾蘭民眾和其他種族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遠稱不上是和諧的。

19世紀愛爾蘭裔政治家在美國大城市的突出成就，根本沒在當時美籍愛爾蘭人的整體經濟狀況上反映出來。直到1890年，42%的愛爾蘭人還是奴僕，還有其他許多人依然是非熟練的勞工。1890年在波士頓，4%的本土美國人和5%的德裔人是專業人員，然而只有0.1%的愛爾蘭人才從事這類職位。31%的本土美國人從事高層次的白領工作，但卻只有6%的愛爾蘭人上升到這個檔次。雖然愛爾蘭人的經濟狀況和其種族比起來遜色，但他們的經濟狀況正在好轉。在19世紀中期的波士頓，儘管有人說「在愛爾蘭人和黑人之間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相同之處」，但是後來，愛爾蘭人在向熟練工種和白領職業進軍方面，就把黑人拋到後面去了。即便如此，較之其他來自歐洲的種族群體而言，愛爾蘭人的進步是最緩慢的。

雖然愛爾蘭人缺乏做學問的傳統，但卻向以巧言善辯見稱。貧苦和未受教育的愛爾蘭民眾，不管是在祖籍國還是在美國，普遍以表達能力強、會遣詞用字而自豪，說他們是「伶牙俐齒」也罷，警語大師也罷，或者「甜言蜜語」也罷，總之是口若懸河，語驚四座。他們中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其中有彼得·芬利·鄧（杜利先生的形象就出自他的筆下）和大衛·G·克勞利（著名的《紐約世界》的編輯）這樣一些記者，體育新聞撰稿人約翰·基爾南，小說家和劇作家則有約翰·奧哈拉和尤金·奧尼爾等人。

雖然搭乘貨輪空艙去英國的單程旅費尚不足10英鎊（按當時匯率不到50美元），最貧困的愛爾蘭人連這個區區小數都掏不起，所以，占人口1/4的最貧困的愛爾蘭人，移民的數量很少。在經濟狀況上比這些人要高出一個等級的人，常常變賣私產，耗盡積蓄，並藉助已在北美的親屬寄回來的貼補，大量向外移民。19世紀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國的愛爾蘭人，曾受惠于從美國匯回來的資助款。

當然也有若干由愛爾蘭人創辦的企業十分興旺發達，比如格雷斯輪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愛爾蘭人還發明了奧薩利文鞋跟和供鐵路使用的防風燈。但是，愛爾蘭人最內行的「生意，通常還是搞金融，比如開辦銀行，這裏強調個人素質，強調能協調利益衝突，還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吧和沙龍也是需要善於和人打交道的行業，所以愛爾蘭人在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體上說來，「愛爾蘭人在科學和發明領域里，實在乏善可陳」。

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愛爾蘭人內部也發生了分化。有些人仍舊是「棚戶愛爾蘭人」，深陷在貧困和骯髒的泥潭裡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變成了「裝飾考究的中產階級愛爾蘭人」，尋求舒適和體面。新湧入的愛爾蘭移民照舊是從經濟階梯的最底層干起，但是許多第二代愛爾蘭人則告別了父輩的職業，另謀高就了。例如在波士頓，第一代愛爾蘭移民獲得白領職位的在1890年只佔10%，而同年該地的第二代愛爾蘭移民從事白領職業的則幾乎佔40%。反過來看也是如此，例如，老一代的人有2/3終生從事非熟練或半熟練職業，而他們的第二代在同一時期終生從事這類職業的卻只佔1/3。

愛爾蘭人並非簡單地因貧窮或缺乏教育而淪為「下等階層」的。他們的地位更多地帶有世襲的種姓制性質，也就是說，無論怎麼努力（甚或是成就）都不足以使他們在具有如此結構的社會裡上升到與他人平等的地位。說實在的，他們被認為是如此不配上升到高層地位，以致法律和習俗相互配合，堵塞了他們任何升遷的門路。更何況，不管是故意還是人為，愛爾蘭的產權制度規定，佃農在土地上的任何額外收穫，都是屬於土地所有者的，這就摧毀了佃農的積極性。此種制度在道德和經濟上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這些法律實施時間和地點所造成的影響。就像其他世世代代不管自身行為如何，所得或所失皆微不足道的種族群體一樣，愛爾蘭人不但由於這些法律而蒙受了眼前的損失，而且因積極性下降的社會環境而蒙受了更長遠的損失。當年在愛爾蘭（以及後來在美國），在同情者和批評者當中，在學術界和民眾當中，都異口同聲地說愛爾蘭人「懶惰」和「無能」。現在不是在這裏去責備誰，而是要認清一類因素，它日後將繼續影響到美國愛爾蘭移民的歷史。

蘇格蘭—愛爾蘭人多屬自耕農民，而非農場主或奴隸主。南北戰爭前，南方具有反對奴隸制思想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中，確實就包括有蘇格蘭—愛爾蘭人「集居」的地區。亞伯拉罕·林肯的家就在這樣一個地區。

就像當初在祖籍國時一樣，愛爾蘭移民的貧困和持家不儉，經常使他們在時運不佳時變得一無所有，只好靠慈善機構的施捨度日。在19世紀早期的愛爾蘭，甚至在大飢荒之前，窮人舉家外出「流浪數月，從一個教區到另一個教區，沿門托缽」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帶到美國來的那種向公立慈善機構求助的積習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頓救濟窮人的預算支出，在1845～1855年愛爾蘭人向該地大量流入期間，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該市此項預算多年來一直是相對穩定的。在同一時期的紐約市，救濟院里有60%的人是在愛爾蘭出生的。直至1906年，窮漢、乞丐和住在救濟院里的人，其中愛爾蘭裔人要比義大利裔人來得多，儘管義大利移民來美要比愛爾蘭人晚了一代人的時間，且他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歲月里，一般來說要比愛爾蘭移民還窮呢。在愛爾蘭和義大利這兩個國家裡，人們對接受慈善施捨的態度是大相徑庭的，態度不同的影響超過了他們各自在美經濟狀況的影響。這兩個國家在文化上的類似區別，還表現在他們對待拋棄妻室兒女的不同態度上。在19世紀40年代，「人們會不約而同地認定，凡孤兒皆是愛爾蘭人後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頓西端的愛爾蘭人家族，約有半數之眾是沒有父親的。義大利人當中就不存在這種情形。

「一無所知」黨開始時是個秘密團體，從中形成了美國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本土美國人對外國人的敵視，在該黨出現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到了19世紀30年代，這種敵視似乎在消亡。但是，大規模而持久的移民浪潮，又重新引發了本土人的這種敵對情緒。19世紀40年代之前，來美移民每年遠不到1萬人，但在1842年，移民激增到10萬人，1847年達到20萬人，1854年則高達40萬人。愛爾蘭人是最大的單一移民群體。在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這20年間，抵美移民有過半數之眾是來自愛爾蘭。愛爾蘭人不僅被視為外國人，而且也被認為是不可同化的群體。瞧，雖然過去的移民能融入美國生活的主流當中去，但這批人性格太古怪，永遠也達不到這一步。此種武斷的說法，開始是針對愛爾蘭人的，後來對其他許許多多的來美種族，又不知重複過多少遍！

在這些事件中，要確定敵對行徑是由誰先挑起的，通常並不太難。與愛爾蘭人發生過無數次衝突的種族，其中有些與別的種族的關係，相對來說就很融洽。例如，義大利人和猶太人一般相處得頗為太平，然而他們誰都與愛爾蘭人合不來。美籍華人很少（甚至從未）攻擊過其他種族。黑人和愛爾蘭人之間的歷史仇恨可以一直追溯到南北戰爭之前，那時自由的黑人少得可憐，他們假期平白無故地去惹事，攻擊人數眾多的愛爾蘭人，這種行為無異於自殺。德國人有時確實會向愛爾蘭人挑起衝突，但在其他一些場合，卻有人觀察道：「德國人野餐時，愛爾蘭流氓就會去搗蛋，而他們這樣胡鬧經常是毫無道理的，僅僅是為了尋開心，否則星期天就會閑得無聊。」

隨著https://read.99csw.com地位的上升，加之日益被社會所接受，愛爾蘭人在文化上與其他種族逐漸打成一片，與異族通婚的現象也司空見慣，以致今天很難確指誰是真正的愛爾蘭人。在19世紀60年代，只有1/10的愛爾蘭人與異族通婚，到了20世紀60年代，則有過半數的美籍愛爾蘭男性與異族婦女結為秦晉之好。愛爾蘭移民先輩的後人，現在有一些已經被歸類于其他種族了，還有一些則可能被人口普查官員列入無法鑒定其種族歸屬的那一半美國人當中。

很多愛爾蘭裔政治頭領都是別具一格的傳奇式人物，從19世紀波士頓那位愛唱歌的市長約翰·F·菲茨傑拉德（即「甜蜜的菲茨」，此公即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外祖父），到曾經在20世紀擔任芝加哥市長達20多年的理查德·達利，各有其特色。其中不乏很有魅力也很可愛的荒唐之士，紐約的政治頭目「大提姆」·沙利文就是這樣的一位。他是個「熱心腸的巨人」，一手從各方接受賄賂，一手把食品和衣服分給窮人。1913年他去世時，有25000人出席他的葬禮。4次蟬聯波士頓市市長的詹姆士·邁克爾和沙利文可謂如出一轍，他是兩屆國會議員，一任馬薩諸塞州州長，而且也曾兩次坐過班房。

隨著時間的推移，蘇格蘭—愛爾蘭人漸漸融於美國一般居民之中，除了那些他們在人口上占絕大多數的孤立邑落之外。但是與後期的凱爾特—愛爾蘭移民不同的是，他們從未自覺掀起過保持種族同一性的運動。不過在19世紀，相當多的蘇格蘭—愛爾蘭移民所懷有的血親認同感，仍足以使他們和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一再地發生衝突，在美國重演其祖籍國歷史遺留下來的舊仇夙怨。每年一度的慶祝奧倫治王子打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奧倫治節，變成他們在美國鬥毆的機會。一方是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總想公開慶賀一番；另一方是凱爾特—愛爾蘭人，他們則總是企圖阻止對方這樣做。1871年在奧倫治節的一次較量中，就有近50人死於非命。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政府不得不出動民兵和聯邦部隊來阻止這兩大集團之間的格鬥。

在19世紀30年代和19世紀40年代的大飢荒之前，來美的第一批愛爾蘭移民，從主體上來講，是定居在北愛爾蘭的具有蘇格蘭血統的新教徒。他們自稱是蘇格蘭—愛爾蘭人，以區別於後期來美的凱爾特移民。他們實際上在北美殖民地時代就向這裏移居了，在人數上比後期的愛爾蘭移民要少得多，但卻包括許多具備高超技能的工人、小商販和受過教育的人。然而這批移民基本上家產有限，不少人是通過先簽訂賣身契約，答應到美后充當若干年奴工，以抵償未來僱主或輪船公司預先墊支的旅費，才得以移美的。

和其他方面的表現都有歷史原因一樣，美籍愛爾蘭人之所以到處和別的種族鬧矛盾，與美國的環境固然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應歸咎於他們當初在祖籍國時就形成的觀念或傳統。愛爾蘭移民在美國的處境與後來移美的其他種族，比如義大利人，並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但義大利人卻能和其他不同的種族和睦共處。在幾個世紀以前的愛爾蘭，每逢見到別人，一個愛爾蘭人立即就會將其區分為：（1）或者是另一個愛爾蘭同胞，（2）或者是一個死敵。而死敵當然就是可憎的，該打的，而且要狠狠地打。愛爾蘭人遠在他們的雙腳踏上美國的土地之前，早就抱有強烈的本族認同感了。

蘇格蘭—愛爾蘭人儘管素以打鬥和酗酒而惡名遠揚，但他們也以到哪裡就把教堂和學校建在哪裡而著稱於世。教堂和學校這兩大傳統可以追溯到蘇格蘭王國，蘇格蘭是歐洲居民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對於那些被迫在骯髒環境幹活並缺乏室內供水設備的人來說，整潔既非一種文化價值，亦非一種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人們竟能任糞便和污物堆積在後院的茅廁里，直到市政當局不得不上門來清除，否則就會溢進明水溝，造成空氣不潔，滋生惡性疾病。妥善處理垃圾以防街區鼠害成災，也是類似於清除糞便這樣許許多多城市生活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剛進城的每一批鄉下人過一段時間方能領會的。開始是愛爾蘭人如此，其後一直延續到今天，其他許多種族也經歷過這一過程。愛爾蘭人來美后在調整適應期間所付出的代價，比其他種族所付出的代價都要高。以前不為人知的霍亂，在1849年席捲了波士頓，且發病率幾乎全部集中在愛爾蘭人居住的街區。在紐約，愛爾蘭居民區的霍亂髮病率也高得離譜。在各個城市裡，肺病和火災定期地普遍殃及愛爾蘭人所在的極端擁擠的住區。在來美后早期的艱難適應歲月里，愛爾蘭人當中精神病患者的比率也很高。在波士頓，肺病的發病率總是與某一街區居民中愛爾蘭人的數目成正比。

經過幾代人的痛苦歷程，愛爾蘭人才慢慢地趕上來。他們首先在政治上旗開得勝，有些人在19世紀中期當選為有勢力的官員，並在其後的幾十年當中進一步掌握了波士頓、紐約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機器」。此種成功給少數人帶來了福氣和聲望，然而對大多數美籍愛爾蘭人的經濟狀況並未立即產生什麼了不起的影響。直到20世紀80年代，多數男子仍在干體力活兒，女的仍替人家做家務。

還有一種愛爾蘭生活特點，它日後也將繼續影響他們移居美國之後的風氣，那就是他們會釀造世界上最佳的幾種威士忌酒，經濟狀態和社會氣氛也確實為他們提供了必須飲酒的充分理由。在18世紀，「當威士忌比麵包還要便宜時」，酗酒現象普遍存在於愛爾蘭城鄉居民之中。當然，此前就已有人觀察到愛爾蘭存在著類似的豪飲之風，後來美籍愛爾蘭移民及其後代的海量亦不遜色。

壓迫性的懲罰法律在18世紀末期有所放鬆，並最終於1829年被廢除。這主要歸功於丹尼爾·奧康內爾（Daniel O'Connell）的政治天才，此公將天主教徒組織起來，使得英國除了廢除這些法律或打一場內戰之外，別無選擇。廢除懲罰法史稱「天主教解放」，甚至連美國對此也大加慶賀，費城的自由鍾都被擊裂了縫，可見這一事件歷史意義之重大。

蘇格蘭—愛爾蘭人在大致北起賓夕法尼亞州中部，經過弗吉尼亞州的謝南多厄山谷，向南延伸到南北卡羅來納州的皮德蒙特山區這一狹長地帶定居下來。當時這一帶多屬殖民地邊陲，他們也就因此而變成了聞名的邊疆居民和與印第安人作戰的勇士。蘇格蘭—愛爾蘭移民「集居」在這一地區的歷史現象，直到20世紀仍然令人一目了然：在謝南多厄山谷，有兩個縣擁有的長老派信徒，比其他所有教派的信徒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這裏的電話號碼簿上，姓麥克（Mac）的人多得無法統一排在M字母名下，只好在26個字母之外將姓麥克（Mac）的人單獨列出來，以便查找。

愛爾蘭人得心應手的領域，和愛爾蘭大眾打得開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業拼搏精神，也用不著學術造詣的行當。商業精神和學術造詣，二者皆與他們當年在祖籍國愛爾蘭時的歷史無緣，他們來美后在這兩方面也沒有什麼突出的建樹。古代凱爾特文化是「敵視讀書人的」，在歐洲主要國家當中，唯獨愛爾蘭沒能在中世紀建立起一所大學。甚至一個同情愛爾蘭的歷史學家也承認，愛爾蘭人「幾乎沒有思想傳統」。在這種背景下，人們也許就不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在20世紀早期，紐約的愛爾蘭人子弟讀完中學的，連猶太人或德國人子弟的1%都不到。這時期，愛爾蘭人不管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其地位決不在猶太人之下。這種差別也不是一個「能力」問題，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愛爾蘭裔士兵在智力測驗中得分遠高於猶太裔士兵。問題只是這兩種文化世代以來對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此種文化上的差別，顯然比眼前的客觀條件具有更大的影響。就眼前的客觀條件而言，這時候的愛爾蘭人比起猶太人在各方面都來得優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比猶太人有較高的收入，家庭需要養活的人口少，識字率也高，還不算在政治上能呼風喚雨。就是在1950年，愛爾蘭移民在教育方面，條件仍比猶太人的要好，但猶太移民子女升入大學的人數，卻是愛爾蘭移民子女升入大學人數的兩倍多。

愛爾蘭人與各白膚色種族也存在著類似的關係。除去他們和蘇格蘭—愛爾蘭人發生過多次血腥的衝突不談，他們也捲入過無數次的騷亂和巷戰，攻打德國人；在各大城市使用暴力來對付義大利人；在紐約和波士頓搗毀猶太人的財產，攻擊他們，破壞他們的墳場。在美國西海岸，19世紀發生的中國移民被毆傷、政治上受到打擊的許多事件，都是由愛爾蘭人帶頭挑起的。

愛爾蘭移民所從事的工作，不僅僅艱苦、骯髒和危險而已，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練的技術工作一樣，當時是不穩定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運河開好了，鐵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業了。對其他許多建築工種、季節工和臨時工來說也同樣存在類似的情況。愛爾蘭婦女找工作反倒比他們的男同胞來得容易些，因為她們一般都是替人做家僕或充當洗衣婦。這種情形後來也發生在黑人身上。

全美各大商埠的愛爾蘭居民段，個個都是社會治安的難點。在紐約，愛爾蘭人「集居」的第六區是大名鼎鼎的「血腥老六區」。該市另一個愛爾蘭人地段被稱為「地獄的廚房」，還有一個被稱為「聖·胡安之丘」（因為美軍1898年在古巴的「聖·胡安之丘」進行過激烈的戰鬥）。在密爾https://read.99csw.com沃基，愛爾蘭人「集居」地區被稱為「血腥的第三區」。在新奧爾良，愛爾蘭人所在的地段「長期以來一直是該市聲名狼藉的治安難點之一」。有人說，參加修建伊利諾伊中央鐵路的愛爾蘭人，每鋪一英里的路基就做下一樁謀殺案。

愛爾蘭人是美國城市裡第一批重要的「少數」種族。他們抵美后的早期歷史，大體上奠定了後來者在城市經濟和社會中營生的標準方式。當愛爾蘭人在19世紀20年代到達時，特別是在19世紀40年代和19世紀50年代大批移居美國時，他們是從城市行業階梯的最底層干起的，男的干體力活兒，女的去當傭人。他們擠在質量最差的住房裡——比今天貧民窟的住房要糟糕得多。在這種生活條件下，疾病易於傳染，火災易於蔓延，並容易滋生諸如暴力、酗酒和犯罪等社會問題。地方公眾對愛爾蘭人的反應也不妙，只要愛爾蘭人搬到哪個街區，那裡的原有居民就會全部遷走。他們通通被認為是酒鬼，動輒吵架，是無能之輩；在就業方面，他們也到處吃閉門羹，很多店都貼有：「本店概不僱用愛爾蘭人。」愛爾蘭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別人認為是太吃力、太卑微、太骯髒，或太危險的工作。他們艱辛的生活情況，可以用19世紀有人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你很難見到一個頭髮灰白的愛爾蘭人。」他們的平均壽命是40歲。

儘管愛爾蘭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們是在自己的國土上過著被壓迫的生活。英國統治者控制著他們的政治生活。定居在愛爾蘭的英國人已經沒收了大部分土地，並出租其中一部分給愛爾蘭的佃戶，從而掌握著愛爾蘭的農業經濟。這批英國地主不僅享有經濟上的利益，也擁有社會和政治權力。在18世紀，他們的勢力相當大，以至可以隨意毆打愛爾蘭農民，後者則不敢還手自衛。他們甚至可以派人去叫一個農民的妻子或女兒來和他們過夜。研究這一段愛爾蘭早期歷史的學者，對奴隸與亡國的愛爾蘭農民之間，除了法律定義之外究屬有多大區別，已經提出了疑問。同樣，這裏也無須對此弄個水落石出。能提出這種問題來爭論，本身就表明愛爾蘭人所受壓迫之慘烈了。

愛爾蘭人在美國打響的第一炮是在政治方面，其成就也最引人注目。在大城市，愛爾蘭後裔往往是最大的單一種族群，他們在選舉時可以藉助手中大量的選票而確保其政治影響，這在19世紀30年代就已初見端倪。當然，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功之處遠不限於此，還包括在許多大城市裡曾連續幾十年直接控制著市政機器，甚至在其他種族進入這些城市並形成選民多數之後很久，依然是愛爾蘭人坐天下。在波士頓，從19世紀80年代起，愛爾蘭後裔開始當選為市長。在同時期的紐約，愛爾蘭人控制了坦慕尼協會，而在19世紀早期，該協會一直是拒愛爾蘭人于大門之外的。19世紀80年代開始，由愛爾蘭人在政治上執牛耳的其他大城市，還有芝加哥、布法羅、密爾沃基、舊金山等。愛爾蘭人主宰美國大城市政治的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在某些城市，眼下也還是這樣。

19世紀早期，一位法國旅行者週遊世界，到過美國和愛爾蘭，回去之後寫道：

由於食品和飲水不足，衛生條件又差，橫渡大西洋之旅極易危害健康，對生命來說是危險的。1847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約20%因飢荒而移民美國的人，在途中或剛剛抵岸之際死去。這也就是說，死了4萬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強的壯漢。相比之下，19世紀英國船隻運載非洲黑奴來美時，途中死亡率也只有9%。誠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樣糟糕，但斑疹、傷寒、霍亂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時流行開來，而且無法預測；翻船也屬家常便飯，僅在19世紀50年代就發生過40多起。

後來，所謂「愛爾蘭人」或「美籍愛爾蘭人」，其含義只是指代具有土著愛爾蘭血統或凱爾特—愛爾蘭血統的人，而不是指蘇格蘭—愛爾蘭人。愛爾蘭移民多半集中在馬薩諸塞、紐約、賓夕法尼亞和伊利諾伊這4個州。紐約的愛爾蘭人超過都柏林的人口總數。19世紀共有400萬愛爾蘭人移居美國。但是美國整個南方卻只有85萬名愛爾蘭後裔。愛爾蘭人不僅在地理分佈方面大量集中在東北部各州，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區，而他們當初在愛爾蘭時卻基本上都是莊稼漢。他們中有4/5的人住在美國大都會的各社區。

從愛爾蘭帶來的酗酒和鬥毆惡習，在美國一直難以根除。在19世紀50年代，紐約逮捕的犯人一半以上是愛爾蘭人，一般都是因為酗酒和行為不檢，而不是因為有什麼重大罪惡。警察局運犯人的車子被稱為「帕迪馬車」，因為車裡裝的囚犯經常是愛爾蘭後裔。所謂「好鬥毆的愛爾蘭人」，這個說法的意思包羅萬象，從個人之間的吵罵到聚眾鬧事（美國稱之為「唐尼布魯克斯」。唐尼布魯克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一個小鎮，此地每年舉行一次交易會，其間必發生大規模的打鬥和混毆），從犯罪團伙到「莫利·麥奎爾」恐怖主義組織，愛爾蘭人什麼事都能幹得出。「莫利·麥奎爾」一幫人曾在賓夕法尼亞州大肆進行謀殺和爆炸活動，直到1876年該恐怖組織的20個頭頭被絞死之後才平息下來。

遷徙到美國的愛爾蘭人，來自一個有4/5的居民生活在農村的國度，在那裡，甚至所謂「城區」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鎮，大多數居民社區中只是「一簇簇散落在各處平原和山邊的小土房子而已」。愛爾蘭缺乏現代工業必不可少的煉鐵礦藏，而英國政府在當地推行的經濟政策，又抵制或摧毀了愛爾蘭可能發展的其他工業。在19世紀40年代，當愛爾蘭處於大飢荒時，其食品仍然被運往英格蘭，英國對愛爾蘭的大體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實際上，愛爾蘭人現在變得如此美國化，以致某些人嘆息道，他們已失去了自己的獨特氣質。但是變成地道的美國人很難說是一種失敗。當今世界各地不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人仍在夢想如此嗎？當年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不畏旅途艱險，漂洋過海，夢寐以求的不也就是有朝一日能成為美國人嗎？

愛爾蘭人沿著卑微的職業和白領崗位慢慢地爬上去之後，他們留下的底層空缺，就由美國南北戰爭后大部分是從南歐和東歐蜂擁而至的各種族移民大軍所填補。由此而形成了如下這樣一幅完整的生態繼承圖像。晚來一步的各個種族群（尤其是義大利人）慢慢地在吃力、骯髒和危險的工作崗位上取代了愛爾蘭人，並搬進了愛爾蘭人遷出的貧民窟。到1910年非熟練和半熟練的義大利裔勞工在波士頓所佔的比例，與20年前的愛爾蘭人所佔的比例恰好相同。昔日愛爾蘭人是貧民窟的房客，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房東，現今越來越多的義大利人成了房客，而愛爾蘭人則搖身一變而做了房東。昔日是美國人在愛爾蘭移民住進自己的地段時，馬上舉家搬遷；現在是每當黑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住進時，又輪到愛爾蘭人馬上撤離。過去是由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老師來教愛爾蘭人的子弟讀書，現在則是日益增多的愛爾蘭人的小學老師來教育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的後代。過去是愛爾蘭移民充當工賊，以破壞當地美國工會組織的罷工，現在則是義大利人和黑人勞工充當工賊，以破壞愛爾蘭人的工會所組織的罷工。

來美移民當中，有的人是試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後視情況才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接來。愛爾蘭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在19世紀都是舉家遷移，這表明從一開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決心。當他們上船時，就已決意要變成美國人。

對絕大多數美籍愛爾蘭人來說，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方才獲得成功，使他們在收入、從業、智商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方面，躋身於其他美國人之列。社會接受他們是緩慢的，而且這種接受一般是他們成功的結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早先那些籠統而苛刻的看法逐漸改變，人們對美籍愛爾蘭人開始比較友善。關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說起來有一段很長而又複雜的故事，且讓我們從愛爾蘭島上的那些農舍談起吧。

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人們就更會感到，美國天主教會實在是難能可貴。雖然處在愛爾蘭人的主宰之下，它卻為調解信奉天主教的各種族團體之間的不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在黑人當中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慈善活動，歷史上早就這樣做了，並一直堅持到現在。儘管波士頓南部的愛爾蘭人，曾因用校車接送黑人學童到他們的社區就讀而鬧過事，不夠光彩，但天主教在全美各大城市也將教區學校辦到了黑人居住的地段，由白人——常常是愛爾蘭人——充當教士和修女。他們的教學效果屬上乘，較諸同一地段的公立學校，實不可同日而語。

愛爾蘭人並不是簡單地把傳統的政治機器接管過來而已。他們改造了美國的城市政治，改變了市政府的階級成分，使得從工人階級隊伍中，而且常常是從貧民窟崛起的人，執掌大權。愛爾蘭人的政治機器，對於那些仍然身處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成員來說，是很容易接近的，不但為在政治上想有所作為的人敞開了大門，而且為那些需要有人幫助找個職業、辦理移民歸化手續，甚或需要食物和燃料來度過非常時刻的廣大城市民眾，也敞開了大門。別看愛爾蘭人主政所搞的那一套官僚機構、規章制度和文牘主義，讓貧民和粗通文墨之士感到眼花繚亂，實際上這一套真的要辦事也挺管用；要說不管用，只要政治大頭領偶加干預，什麼事都能繞道走。愛爾蘭人當年在祖籍國時的歷史經驗，使他們學會了在官府法則之外行事所不可缺少的本領和風氣，並堅守另一種非正式的行為規範。愛爾蘭人把「視正式的政府為非正統，而把非正式的政府視為真正標誌主權在民https://read.99csw.com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帶到了美國」。賄賂、暴力和選舉舞弊，構成了愛爾蘭政治機器的幾大突出特點。但是這些政治弊端又不是隨意胡來的，而是高度組織有序的。愛爾蘭的政治機器是建立在對個人和組織的忠誠的基礎之上的，其指導原則是爭取當選的實用主義慾望，而非任何意識形態上的綱領。

此種種族生態繼承格局，決不意味著一個種族群體會完全重複另一個種族群體所走過的老路。有些種族地位上升的步伐要比其他種族來得快。譬如猶太人到達美國時就比愛爾蘭人更窮，最初掙錢也趕不上同時代的愛爾蘭人，但後來卻在收入、就業和受教育方面，趕上並遠遠超過了愛爾蘭人。此外，種際存在著五花八門的區別，不僅體現在經濟收入的提高速度上，也體現在獲得成就的不同渠道上。愛爾蘭人在政界、金融、工會領導、體育和新聞方面一馬當先，而猶太人則在經商、技術行業、學術和科學方面獨佔鰲頭。

愛爾蘭人在政治競爭中具備許多有利之處。首先，他們有強烈的種族團結感，這一點可以追溯到祖籍國的歷史，千百年來，他們一直在自己的國土上受到異族的迫害。而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則發生過許多內訌，這同樣可以從他們過去多少世紀以來在歐洲的經歷中找到蛛絲馬跡。其次，愛爾蘭人的有利之處還體現在他們來美國要早上幾十年，會講英文，在政治覺悟和組織經驗方面縱使是秘密的，但卻有悠久的歷史。最後，在愛爾蘭的文化中，個人魅力和口齒伶俐是受到賞識的。這兩條對於搞政治的人來說顯然是巨大的資本。在器重人品和口才的其他領域里，比如法律、演出、工運、新聞和佈道，這兩條也不可或缺，而在所有這些領域里，愛爾蘭人也確實是非常成功的。

比這種個人政治生涯長久的現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愛爾蘭政治機器那種更加長久的壽命。這些政治機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其他移民種族群體成百萬地湧入美國，並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愛爾蘭移民之後很久，仍然沒有消失。他們繼續掌權的現象很普遍，不僅操縱全市大權，即使在義大利人和猶太人或其他種族佔大多數的地區，也由愛爾蘭裔政客來充當代表。例如，在1900年前後，芝加哥的第十九區有4/5的居民是義大利人，但該區多年來卻由一個叫約翰尼·派爾斯的愛爾蘭裔政客來做他們的市議會代表。只是在好多年之後，愛爾蘭裔政客才發現有必要把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吸收到其政治機器中相當低級的職位上去。直到19世紀90年代，「雄心勃勃的猶太青年才開始被坦慕尼協會叫來充當幫閑、聽差和僕從」。直到1907年，坦慕尼協會還只有一個猶太人充當地區頭頭。同樣，在芝加哥和波士頓，讓義大利人獲得低級的職位，充當「政治機器的小小螺絲釘」，將他們擺在一些模稜兩可、無足輕重的位子上，作為本民族和愛爾蘭政治大老闆之間的聯絡人員，也是很久才成為可能，而且十分勉強。美籍義大利人和猶太人多次試圖爭取在政治上掌握自己的社區，皆被政治經驗豐富的愛爾蘭政客擊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

在大多數問題上，「一無所知」黨是一個主張改革的黨，而愛爾蘭人則反對大多數的改革。愛爾蘭人尋求在現存體制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主張從根本上改變這個體制。在那個年代里，民主黨人是現狀的維護者，而輝格黨人、共和黨人和曇花一現的「一無所知」黨人則贊成各種各樣的改革，從主張限制酒精飲料的消費、婦女普選權，到遏止或取消奴隸制，不一而足。對愛爾蘭人的敵視，部分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愛爾蘭人被認為是許多改革和社會實驗取得成功道路上的絆腳石。

在美國歷史上，也許任何兩個種族之間的關係，都沒有愛爾蘭人和黑人之間的關係來得糟糕。兩族之間因積怨太深而在長達一個多世紀之內，曾周期性爆發過無計其數的打鬥和騷動，遍及全美各大城市，他們不僅在工作場所折騰，也在雙方共居的貧民窟里鬧個沒完沒了。在1863年發生於紐約的那場臭名昭著的徵兵暴亂中，橫衝直撞的愛爾蘭人像發了瘋似的，見了黑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嚴加拷打，往往使之傷胳膊少腿，甚至有將收容黑人孩子的孤兒院付之一炬者。首批搬遷到哈萊姆區的黑人是中產階級分子，他們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離開曼哈頓中區的飛地，就是為了避開附近一帶的愛爾蘭人。

移民社區內部湧現出的政治領袖人物，具備先天的優勢，但這仍然不能解釋，為什麼在猶太人、義大利人、波蘭人等早已構成城市市民的大多數之後，這些領袖人物偏偏總是愛爾蘭人。愛爾蘭人有利條件之一是會講英語，儘管不合語法，但往往說得很流利。在有農民背景的種族之中，愛爾蘭人還有個獨一無二的特點，那就是在歐洲時就有了從事政治和組織工作的歷史經驗，即善於維持地下的宗教組織和恐怖組織。其他的農民大眾，也遭受過壓迫，比如義大利和波蘭的農民，但他們在形式上都沒有愛爾蘭人所受到的壓迫那樣特殊，而正是那種壓迫形式使愛爾蘭式地下活動成為一種有效反應。例如，壓迫義大利農民的是其他的義大利人，而不是具有不同宗教的異族。民族、宗教或國家等問題，在義大利都構不成群體團結的感情核心。在散居於歐洲的猶太人當中，宗教、文化和民族是促進團結的因素，但猶太人在每個國家裡都是極少數，備受孤立，假若他們也使用愛爾蘭人那些進行反抗和恐怖鬥爭的手段，那就無異於自殺，因為愛爾蘭人是身處自己的國家，占人口的大多數。簡言之，沒有哪個移民群體像愛爾蘭人那樣，既有歷史的和組織的經驗，又能言善辯，會處理人際關係。他們這些長處還表現在政治以外的其他許多領域里。

即便人們對愛爾蘭後裔的看法確有保留，然而縱觀全局，他們已經擺脫了當初的貧困境地，在收入和教育方面達到（甚或超過）了美國的平均水準。在20世紀70年代，美籍愛爾蘭人的收入比全美平均數高出5%。他們在學校受教育的時間和進入大學的比例，大致相當於全體美國人的平均水平。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當中，愛爾蘭人的智商得分一直略高於全美的標準線（以100分計）。酗酒向來是美籍愛爾蘭人一個突出的特點，正如在愛爾蘭一樣。各種研究都表明，比起黑人、義大利人、德國人、猶太人和其他種族來，愛爾蘭人酒的消費量更大，由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也多。儘管人們通常都以為天主教徒的家庭人口多，實際上愛爾蘭人的家庭人口和一般的美國家庭差不多。美籍愛爾蘭人現有1600萬之眾，約佔美國總人口的8%。他們現在的投票模式也和其他美國人相去不遠。約翰·F·肯尼迪在1960年入主白宮之後，天主教徒能否擔任美國總統的爭論遂告結束。

將愛爾蘭人這些城市政治組織聯合在一起的，既非哲學思想，亦非社會眼光，而是利害關係。忠誠支持政治機器的選民，可以指望在自己在遇到麻煩時向之求援，諸如聽到房東聲言要下逐客令，受到輕微的刑事起訴，甚至因受到某種侮辱要想報復等等，都可以找內線幫忙。給黨派捐款或向政治頭領行賄的商人，則可指望有關市政管理規定會有所鬆動，對他的違章行為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指望市政府的各種合同會落入他的手裡。政治首領的基層追隨者們，也可指望通過為頭頭們拉選票，關照所在地區選民，或為上司吹喇叭抬轎子，這樣泡上幾年，總歸會有所報償，遲早會撈到一官半職。投桃報李是關鍵。

愛爾蘭人在商業競爭方面很少有什麼作為。儘管波士頓市愛爾蘭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該市的猶太人的收入要高，但猶太商人的比例確實高出愛爾蘭人9倍，雖說這些商人許多都屬小攤小販之類。身處困境的第一代愛爾蘭移民，往往替人做家佣或充當吃力而非熟練的勞工，猶太人卻另闢蹊徑，所找的工作雖然也是低級的，但卻有利於他們掌握一種技術或學會日後獨立經營的本領。義大利人也比愛爾蘭人更熱衷於經商。即便在愛爾蘭人大權獨攬的波士頓，直到1929年，愛爾蘭人始終未能在該市商會佔據任何重要的位置。

1863年在紐約市發生的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亂，就主要是由愛爾蘭狂徒掀起的。當時正處於南北戰爭，徵兵的對象大都是像愛爾蘭人這樣的工人階級民眾。他們對此感到憤憤不平，因而起來造反，幾天之內殺死了上千人。但是說句公道話，雖然愛爾蘭人在訴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厲害的），但他們絕不是獨一無二的。大規模使用暴力在19世紀的美國是很平常的現象，而愛爾蘭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亂分子侵襲過愛爾蘭人的街區，焚毀他們的教堂和住宅，攻擊他們。

除了對某些特定種族存有敵意外，後代的美籍愛爾蘭人還對一般的「外國人」形成了某種籠統的敵視心理。這些愛爾蘭人此時已擁有了較高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於是就把新來的移民視為對自己的一種威脅，正如他們當初被美國本地人視為一種威脅一樣。

愛爾蘭人決非腐敗政治的始作俑者。只不過他們在這方面幹得很漂亮，貪污受賄時還能帶點兒人情味。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對手對城市移民的痛癢漠不關心。歷次政治「改革」運動，都是由有錢有識之士領導的，這些人的價值觀、目標和作風，和工人階級的那一套大相徑庭。改革派政客通常和低收入社區既無個人淵源，又無組織根基，所以即使在他們懷著好意為窮人辦事時，雙方也很少有共同理解，經常幫倒忙。窮人通常寧要理解貪官，而不要理解高高在上的理論家。

從19世紀30年代起，九九藏書穀物欠收和災荒加劇了愛爾蘭人的普遍貧困狀態。同時，向海外移民的人數也普遍增加了，這使愛爾蘭因此而喪失的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來得多。這種危機的高潮，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的大飢荒時期。國際範圍的馬鈴薯歉收，於1845年波及愛爾蘭，毀壞了當年及其後連續幾年的穀物。由於愛爾蘭1/4的可耕地用於種植馬鈴薯，這場災荒對愛爾蘭——尤其是對愛爾蘭的窮人——的影響是毀滅性的。有100萬人死於飢餓或由飢餓引發的其他疾病或時疫。更多的人逃離了。僅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裡，大約共有1/3的愛爾蘭人消失了。到1914年，愛爾蘭的人口只有19世紀40年代時的一半。

愛爾蘭人的政治機器，幾乎一無例外地屬於民主黨，這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愛爾蘭人地區的多數選民，都投民主黨人的票，比任何其他種族都來得一邊倒。其他種族的選民意見有分歧，有人投輝格黨人的票，有人投正在崛起的共和黨人的票。在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另一個政黨，叫美國黨，亦即廣為人知的所謂「一無所知」黨。該黨的宗旨是，基本反對移民，尤其反對愛爾蘭移民。

我們並不是在這裏對一些民族從整體上妄加褒貶，也不是對其表現的優劣進行排序或打分。我們的用意是要尋找比這更加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衡量經久的文化價值，比起更加直接的「客觀」狀況來，究竟扮演了一種什麼樣的角色。

政治機器的目標就是追求權力所帶來的油水——薪俸、受賄，以及將追隨者和寵幸者安插到肥缺上。這些肥缺不僅包括高官顯位，也涉及低收入者依然感到眼饞的許多並不怎麼顯赫的職位，比如警察、消防隊員、文秘、小學教師，還有在19世紀大體上都是通過委任而獲職的市政府職員。以1855年的紐約為例，該市近40%的警察是移民，移民中又有3/4是愛爾蘭人。到19世紀末，美國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隊伍和消防部門都控制在愛爾蘭裔手裡。

愛爾蘭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個禁酒團體曾與世代沿襲的酗酒惡習作過鬥爭。移民援助團體為了防止剛剛抵美的人讓壞人把身上僅有的幾個錢騙個精光，也提供了多項服務。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積極祛邪扶正，從辦教育、搞慈善，到反對別人不敢反對的恐怖主義組織等，不勝枚舉。儘管作出了這些努力，愛爾蘭人經濟狀況的改善和被社會接受的程度，仍進展緩慢。1855年紐約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紐約市從業的愛爾蘭人中有1/4是家庭傭人，另有1/4是體力勞動者和其他種類的非熟練工人。在波士頓，2/3的愛爾蘭人不是非熟練工人就是家庭傭人。在密爾沃基、聖路易斯、底特律、新奧爾良和其他大城市，愛爾蘭的就業情況也與此類似。當時沒有哪個移民種族像愛爾蘭人這樣集中在美國經濟階梯的最底層。在1850年的波士頓，甚至黑人人口中從事體力活和充當家僕的比例，也大大低於愛爾蘭人，而且在19世紀中期，波士頓的自由黑人在經濟狀況上一般要比愛爾蘭人好過些。

「一無所知」黨人趁本土主義情緒高漲之際，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因主張對移民和歸化實施更加嚴格的控制。「一無所知」黨人於1855年在6個州選出自己的人擔任州長，控制了好幾個州的立法機構，還選出了一大批國會議員。然而，他們的衰敗幾乎就像他們的崛起一樣，彈指一揮間。他們的問題之一是，南北派之間在奴隸制問題上談不攏。

甚至在19世紀40年代那次毀滅性的大飢荒結束之後，愛爾蘭人仍然繼續向美國大批移民。所以，美國歷史上一直有（現在也還有）第一代美籍愛爾蘭移民。然而移民在19世紀中期已達到高潮。所以，此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美籍愛爾蘭人就越來越佔據了舞台的中心。

但凡有愛爾蘭人捲入的族際糾紛，訴諸暴力並非唯一的形式。在由愛爾蘭人把持的那些機構里，尤其是在市政機關和天主教會，非愛爾蘭裔人士要想飛黃騰達，比登天還難。猶太人和義大利人不僅在愛爾蘭人操縱的幫派政治中很少有晉陞的機會，而且因為任人唯親成風，就連在城市衙門裡謀個混飯的差事都很困難。只是在文官考試製度興起后，猶太人才開始在紐約市政機關取代愛爾蘭人。同樣，天主教會顯然也是愛爾蘭人的傳統領地。有人發現，「一個出生在巴爾的摩、雙親都是義大利人的神甫，英文和義大利文講得一樣地道，但卻只好眼巴巴地看著一個剛剛從愛爾蘭遷來的神甫被提拔為他的上司，只因為他是個『外國人』」。雖然愛爾蘭人只佔天主教信徒總數的17%，但有35%的天主教教士是愛爾蘭人，在天主教全部神職人員中，愛爾蘭人便佔了一半。1789～1935年，美國的天主教主教有一半以上是愛爾蘭人。由於對愛爾蘭人把持教權的狀況不滿，非愛爾蘭人曾多次提出抗議，致使羅馬教廷向美國派出特使，決定各種族的天主教徒可以自己成立教堂和教區學校，並最好由有關種族的自己人來主事。

公路和鐵路的修築，運河的開鑿，終於吸引大批愛爾蘭人離開少數幾個大城市，散居到這些交通幹線兩側較小的社區里。這些社區實際上就是由當初愛爾蘭工人築路開河時搭起的工棚發展而來的。參軍的愛爾蘭人，有時則在他們辦理退伍手續的兵營附近定居下來。但是，試圖組織愛爾蘭人向農業地區流動的種種努力卻總是勞而無功。在各個孤零零的大農場上經營的美國農業，特別是在邊疆地帶，與愛爾蘭那種在封閉的村落周圍巴掌大的土地上從事馬鈴薯種植，實有天壤之別。除了謀生技能和美國惡劣氣候條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別之外，在美國務農所意味的孤獨生活，對素來喜歡群居生活的愛爾蘭人來說，是從未嘗試過的，而且對他們許多人來說，遠離其他愛爾蘭人就意味著失去上天主教堂做禮拜的機會。儘管曾有人作過無數次的呼籲和動員，一直到20世紀，美籍愛爾蘭人大體上依舊是城市居民。

愛爾蘭人大批湧進美國東北部都市地區，從而形成了一種在許多後來抵美的移民種族中再三呈現的居住模式。原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為若干極小的公寓，每個小公寓里擠著一個大家庭。地下室和亭子間也變成住房，小弄堂里也搭起了臨時湊合的棲身之所。此種民居模式，不僅反映了愛爾蘭人的貧困，也反映了他們在愛爾蘭小土屋裡所養成的習慣，能忍受骯髒的生活條件。

這的確不是誇大其詞。比起愛爾蘭農民來，美國黑人的平均壽命要長，吃得要好。和愛爾蘭農民的棚屋相比，美國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結實，面積更大，通風也好，也更能防止別人干擾。這裏無須準確地說清楚究竟二者誰的日子過得更慘。但是，竟然被人拿來和黑奴相比，19世紀30年代愛爾蘭農民貧困潦倒的狀況從中可見一斑。

在愛爾蘭歷史上，最觸目驚心的事件之一，是1641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萬的新教徒慘遭殺害，接著又有成千上萬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被克倫威爾屠戮。在這場持續了十多年的交戰中，有50多萬人——約佔當時愛爾蘭總人口的40%——死於兵燹、飢荒和疾病。英國在戰勝愛爾蘭之後，頒布了所謂的懲罰性法律，剝奪了愛爾蘭人許多基本的權利。愛爾蘭天主教徒既無選舉權，也不能充任公職或擔任律師，還不准他們上大學或在大學任教。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子弟，從法律上來講，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許自由而公開地傳教，天主教徒也不準擁有像樣的田產，不能行使各項法律或政治權利。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張胆地要讓愛爾蘭人處於屈從和貧困的境地。用偉大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話來說，此種對愛爾蘭的懲罰性法律是「自古以來人類憑著邪念所能構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機器，用以使百姓墮落，並進而敗壞人性本身」。英國征服者能使愛爾蘭人貧困不堪，但要消滅他們的反抗，又談何容易。

來美移民當中，有的人是試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後視情況才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接來。愛爾蘭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在19世紀都是舉家遷移，這表明從一開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決心。當他們上船時，就已決意要變成美國人。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過程中的悲慘遭遇，是一棵藤上的兩隻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擠在貨船的空艙里，而貨船在建造時幾乎或根本沒有考慮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說，船上沒有廁所，以致污穢遍地，臭氣熏人，疾病盛行。他們睡的則是堆起來的架子鋪，每個鋪位是6英尺長、3英尺寬，而且兩層架子鋪之間只有2英尺的高度，「上次航班移民乘客留在鋪架上的無法祛除的臭味撲鼻而來，令人噁心」。有半數貨船所儲備的飲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渾又苦。有隨船醫生的貨船不到2%。多數船主不想法子讓男女分艙，婦女極易受到男子的猥狎，夜間根本不敢在鋪架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細軟上打盹。

古代的愛爾蘭，曾經是個在技藝和學識上有過某些建樹的國家。在基督教誕生以前的時代，凱爾特文化是「敵視知識」的，雖然它也使用自己的拉丁字母來拼寫。愛爾蘭靠近羅馬帝國的疆界，多少世紀以來處在歐洲的外圍，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是封閉的。內部的王朝鬥爭和外部入侵，多次毀壞了愛爾蘭社會，使它無法形成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國家。在15世紀初期，英國國王對愛爾蘭的有效控制，僅局限在東海岸都柏林周圍30英里長、20英里寬的一塊狹長地帶。千百年來，愛爾蘭的歷史就是一部充滿偶發的流血起義和遭到血腥鎮壓的歷史。英國人曾一次屠殺過600名犯人。蔑視加無情，就是英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提到愛爾蘭人就稱之為「不過是個愛爾蘭人罷了」，或謂「粗魯的愛爾蘭人」。甚至在偶爾稱讚一個九_九_藏_書愛爾蘭人的領袖時，也只是說「就野蠻人而言，算個大人物」。

本土人在攻擊外籍人（目標又集中對著愛爾蘭人）時，舉出的例子有：他們政治上腐敗；生活水準低，生活水準低又被看做對美國本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種威脅；在牢房的囚犯中，他們所佔的比例高得可怕；靠慈善施捨混日子的人也多得出奇等。他們是天主教徒這個事實，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族際不睦的根源，特別是在19世紀，那時宗教分歧在政治和社會上皆屬事關重大的事。在19世紀60年代波士頓的所有移民群體當中，愛爾蘭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是最低的，甚至低於同時期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通婚，此事雖小，但卻頗能說明當時宗教區分有何等的社會意義。

愛爾蘭移民的高峰期是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這一時期碰巧也是美國城市發生暴力事件的高峰期，所以也不能一股腦兒把責任全部推到愛爾蘭人頭上。美國本土的暴徒時常也到愛爾蘭人地段為非作歹，打家劫舍，焚燒民宅和教堂。當時全美可以說到處都充斥著暴力。

在美國歷史上，時有某一特定國家的先期來美移民，設法幫助後期來美的同胞克服困難，以適應新環境的情形。但這種情形卻絕對不會發生在蘇格蘭—愛爾蘭人和他們的凱爾特—愛爾蘭同胞之間。這部分是因為他們在地理分佈上相去甚遠，但更具根本性的原因還是他們從舊世界帶來的相互之間的極端敵對情緒。愛爾蘭移民因此不得不靠自己的本事去創基立業。

在愛爾蘭人當中，甚至是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庭，當年發跡也是緩慢的。第一代肯尼迪於1848年由愛爾蘭抵美，直到去世，一直是個勞工。他兒子的努力有起色，家境轉好，以至於能將第三代肯尼迪送去讀大學。第三代肯尼迪就是約瑟夫·肯尼迪，後來成了大富翁，從而使得第四代的約翰·肯尼迪當上總統。後者後來變成美國政治舞台上一位悲劇性的傳奇式人物。

雖然在愛爾蘭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樣）當中，血氣方剛的青年人所佔的比例高得出奇，但到達美國之後，他們的死亡率就直線上升。1850年，波士頓的死亡率比馬薩諸塞州的死亡率高出一倍，儘管相對來說該市老年人還比較少。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就在於波士頓愛爾蘭人地段的死亡率特別高。原來在美國幾近絕跡的疾病，再次蔓延開來。在1849年，霍亂蔓延，席捲費城、紐約和波士頓等地，當然主要是在愛爾蘭人街區流行最廣。1792年以來，波士頓一直沒有發現過流行性天花，但1845年之後，該市一再鬧這種疾病，也主要是在愛爾蘭人當中為甚。愛爾蘭人向其他地段搬遷時，造成別的後果暫且不談，首先就意味著帶來了這樣一些可怕的傳染病。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害怕與愛爾蘭移民做鄰居，他們趕快搬家，住得遠遠的，這絕不是沒有道理的。

雖然按愛爾蘭本國的標準來衡量，愛爾蘭來美的移民不是最窮的，但按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他們可謂是一貧如洗。一般來說，他們付過越洋旅費之後，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剛到美國時，就只好在抵達口岸（主要是波士頓和紐約）湊合著安頓下來，而且通常都住在碼頭附近。這些來自愛爾蘭的鄉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謀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對於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竅不通。然而他們也有其長處：多數人操英語（愛爾蘭方言蓋爾語已在英國人統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過半數的人是識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魯—撒克遜制度，與英國強加在他們的祖籍國愛爾蘭的制度如出一轍，他們對此早有領教。他們還在政治上培養起了自己的組織能力，並形成了一個由他們的天主教神甫構成的可靠的社會和政治領導隊伍。這些當初在祖籍國曾和愛爾蘭民眾同甘苦共患難的宗教領袖人物，由於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獲取了從事世俗組織工作的經驗。更何況，在本土受到異族壓迫的愛爾蘭人，是一個具有認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關於愛爾蘭人的現有統計，根據就是那些主動向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自己是愛爾蘭裔的個人陳述，這些人也許代表也許並不代表愛爾蘭移民始祖子孫的特徵。如果說這些飛黃騰達的人同化起來輕而易舉，那麼，讓人一眼就看出是愛爾蘭後裔（或義大利裔、德國裔等）的人，可能就是一些抱殘守缺的落伍之輩，不如他們的多數同胞有出息。

為了滿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種各樣的愛爾蘭人秘密的和基層的組織紛紛發展起來。天主教神甫們為向其信徒佈道，經常轉入「地下」；學校秘密地開辦起來；為支持新教教堂而強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稅的人，驅趕佃農的地主，或者與英國人勾結的本地愛爾蘭人，往往會受到愛爾蘭自發抵抗分子的襲擊。由於不得不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機構設施，愛爾蘭人不但培養了高水平的組織本領，也鍛鍊出本領規避他們認為是非法壓迫他們的政府機構。這兩種本領，後來證明對於愛爾蘭人在美國發展壯大其政治權力，是大有用處的。

在一個宗教歧見造成激烈糾紛的時代，比起其他信奉天主教的移民來，愛爾蘭人在政治上有個有利之處，那就是他們堅守美國關於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們還在愛爾蘭時，曾經生活在由國家確立的一種教會，即英國國教的控制之下，並早就對此產生了反感。從其他具有國教的國家來美的天主教徒，其經驗和傳統就大不相同，因為所確立的國教就是他們自己的宗教。儘管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生活在信奉新教的美國，這在政治上確實是不利的，但他們在政教關係上所持的特殊觀點，卻使他們在政治上比其他天主教徒有更大的迴旋餘地。儘管美國的本土主義分子告誡過羅馬教皇有在政治上接管美國的危險，但這種告誡在美籍愛爾蘭人的理論和實踐上卻沒有什麼文章好做，後來也就逐漸不攻自破了。在1928年阻止阿爾·史密斯競選總統時，這種指控又曾一度甚囂塵上，但大量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成功地當選其他公職，表明阿爾·史密斯受挫一例關鍵不完全在於個人的宗教信仰。史密斯本人也確曾當選過其他公職，包括紐約州州長，而且是靠新教徒佔大多數的選民投票當選的。1960年，約翰·F·肯尼迪當上總統，等於在政治上為那種乞靈于宗教信仰的垂死伎倆敲響了喪鐘。

許多美籍愛爾蘭人是體育界和娛樂圈的尖子（此種模式，後來在家貧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業競爭傳統的其他種族群體中，也反覆出現過）。備受崇拜的演員有跨越19世紀和20世紀兩個世紀的泰倫·鮑華父子，著名的歌唱家約翰·麥考邁克、賓·克勞斯比等。明星運動員約翰·L·薩利文、約翰·J·麥克勞、基恩·塔尼和「基潑」等，不勝枚舉。愛爾蘭人在體育方面拿手的只是某一些運動項目，比如拳擊、棒球和田徑，但在游泳和摔跤方面就不那麼在行了。愛爾蘭人在體育項目上這種工於此拙於彼的狀況，後來又重現在黑人運動員身上。在19世紀，通常一提起拳擊，誰也不會懷疑重量級冠軍是非愛爾蘭人莫屬，傑克·吉爾蘭、約翰·L·薩利文和「紳士吉姆」·考爾伯特就是這樣一些威震四方的拳王。在20世紀，美籍愛爾蘭重量級拳王包括傑克·敦普塞和吉恩·塔尼，最後一位是詹姆士·J·布萊道克，自他輸給喬·路易斯之後，愛爾蘭人獨霸拳壇的局面就此結束，讓位給其他種族了。早期美籍愛爾蘭人在拳擊和棒球方面如此出類拔萃，以致其他種族的拳擊和棒球運動員常常給自己冠上愛爾蘭的姓氏，以便揚名。

愛爾蘭人不僅突出地滯留在非熟練工作崗位上，而且還從事艱苦、骯髒且危險的工作，比如採煤、築路和開鑿運河等。瘧疾經常在開鑿運河的工作當中蔓延開來，因而被稱為「運河病」。痢疾和霍亂也時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死命。修長鐵路死了那麼多的人，以致有人說「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著一個愛爾蘭人」。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愛爾蘭人常常頂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認為是十分危險的工作，因為黑人被視為一筆可觀的投資。

19世紀愛爾蘭移民那種低下而又不穩定的經濟狀況，反映在他們的生活狀況上，他們過的日子很可能在美國歷史上比任何一個種族群體都要窘迫。曾有人作過這樣的描述：「雖然在蟑螂成災、破敗黑暗的樓房裡，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往往是5人或10人住在斗室之內，但他們的狀況似乎還沒有愛爾蘭人那樣令人可怕。」當遲一步抵美的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移民——隨後還有黑人——到了大城市時，室內安裝自來水已是普遍現象，儘管水是冷的，甚至可能裝在幾家人合用的盥洗室里。在早期的愛爾蘭移民所能租到的房子里，「糞便和污物根本沒人管，絕無任何衛生可談」。唯一的水源就是後院的消防龍頭，而簡易茅廁就在近旁，「龍頭一直流個不停，溢進左鄰右舍」，成了「滋生疾病的禍根」。後院又是堆放垃圾的地方，「從而使大樓之間這些幾尺見方的地方變成了地道的藏污納垢之所」。裡邊的房間很小，室內也沒粉刷，四壁通常都很潮濕，屋頂漏雨，長年累月無人修理。壁櫥很少見，衣物或者掛在牆壁的橛子上，或者乾脆亂七八糟地扔在地上。洗衣盆不僅可以洗衣服，也用來洗臉、洗腳、洗澡，他們「從來未聽說過」浴缸。3英尺高的閣樓也能租出去。在愛爾蘭人居住的貧民窟，全家人住在「一個不見陽光又不通風的單間里」，是司空見慣的事。一張床會睡上好幾個成年人，甚至「有時夫妻、兄弟姊妹同睡一床」，可見擁擠到何種程度。貧民窟地段的街上，「垃圾及膝」，排泄物四溢，流入明水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