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猶太人飽受貧困之苦，備受貧民窟生活的折磨，但他們那獨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卻使得他們避免了某些長期性的後果。他們擠在容易失火的公寓里，很多人得過肺病，但很少有人酗酒；由於他們傳統上就很講究清潔衛生，所以能免遭其他某些棲身貧民窟的種族的某些疾病的肆虐。

猶太人得到的些許保護，實際上是上流人士（貴族、國王和教皇）賦予的。他們這樣做，與其說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或正義感，不如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因為猶太人身懷有用的技藝，而且時常也很富有。在許多地方，他們乾脆用金錢在當權人物的領地之內買下居住的特權。在統治集團內部，政治氣候一有變化，或遇上某個反覆無常的當權者，猶太人花血本買來的安寧隨時都可能結束。即使他們在某個地方生活了好幾代人的時間，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猶太人也很少是當地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和當地人通婚的情形也非常罕見。

從全美來看，直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仍有過半數的猶太人住在美國的東北部地區。僅紐約市一地就居住著全美40%的猶太人。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猶太人，數量有所下降，住在西部的猶太人卻增加了一倍還不止，而住在西部太平洋沿岸的猶太人從1900年到1968年則增加了4倍，即從佔全美猶太人的3%升到12%。

猶太人儘管在體質上有明顯的不利之處，但他們的死亡率卻比其他人低。甚至低於居住在十分富裕地段的種族。不管是出於宗教傳統，還是由於長期以來生活在歐洲的都市地區，反正猶太人歷來就重視整潔，這是他們死亡率低的原因之一。公共浴室是東歐猶太人的傳統設施，到紐約后他們也蓋了不少。到1897年，該市半數以上的公共浴室是猶太人的。那時候，曼哈頓東南端的居民尚不知家用浴缸為何物。室內自來水或幾家合用的抽水馬桶，在那時算是新鮮事，根本還未普及。千家萬戶用的仍是後院的茅廁。

然而不管怎麼說，猶太民族的慈善傳統還是壓倒了這一切反感情緒。德國猶太人的各種組織竭力幫助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並特別下工夫使他們美國化。為了給「鬧市區」的猶太人提供服務，由「居民區」的猶太人出資建起學校、圖書館、醫院和社區中心。即便是開展這些人道主義事業，也引起某種猶太人內部關係的緊張。舉例說，甚至在紐約西奈山醫院的病員有90%是東歐猶太人時，該院仍拒絕聘用東歐猶太人醫生。人民教堂（一個猶太教堂）的祈禱自始至終使用希伯來語和德語，意第緒語成了禁忌。當時曾有人寫道：在我們高貴的德國猶太人主持的那些慈善機構里，你可以看到漂亮的辦公室和寫字檯，裝潢得都很好，但你同時也看到一個個鐵青和發怒的面孔，每一個窮漢都被當做犯人來審問，沒人瞧得起他們；每個不幸者都感到無地自容，嚇得兩條腿直打哆嗦，猶如站在一位俄國官員面前一樣。

基督教在整個歐洲取代了多神信仰之後，猶太人變為歐洲大陸唯一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故所到之處皆成「局外人」。這就使猶太人在基督教狂熱時期（比如十字軍東征）或宗教大恐怖時期（比如中世紀不時發生毀壞整個地區的災禍）處於自身難保的境地。十字軍穿過歐洲，向東討伐穆斯林人，沿途時常停下來屠殺所在地區的猶太人，當地的暴徒也趁火打劫。當毀滅性的災禍降臨歐洲時，好多人認為那是上帝發怒的徵兆，祈望通過把他們當中的猶太人趕盡殺絕來求得上帝息怒。除了這些多少是直接偏見和恐懼所引發的動機外，當時也還有許多居心不良的人，企圖藉助消滅猶太民族以撈取物質利益，因為猶太人被視為經濟上和宗教上的競爭對手或者是債主，殺死債主及其合法繼承人，這樣就用不著還債了。在那個時代，極端無知的平民百姓容易被老奸巨猾的政界、經濟界或宗教界的領導人所操縱，反猶太情緒就是這些領導人挑起的。在多少個世紀里，猶太人周期性地遭到迫害、屠殺或大批地從歐洲各國被驅趕出境。

猶太教關於燒飯做菜的清規戒律，也有助於保持衛生。個人整潔和食品衛生都不能說一貫達到了最高標準。德國猶太人為東歐猶太人開辦的訓練項目中就專門列入開導他們如何使用肥皂和水這一課——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和城市貧民窟的其他人相比，猶太人的特點是更加健康和整潔。

在13世紀和14世紀，波蘭王室鼓勵猶太人在其國土上定居，並頒發保護他們的特許狀。猶太人成了歐洲先進地區的技術和知識傳入波蘭的載體。和當時處在其他地方的同胞相比，波蘭的猶太人被賦予了更多的自由和社區自治權利，未被禁閉在集聚區，儘管他們根據猶太教法典的教導，通常仍住在一起。然而經過幾個世紀之後，猶太工匠和商人的家業逐漸壯大起來，這就招致周圍貧窮而不識字的波蘭農民及其教會頭目的憎惡和仇恨。猶太人充當政府的稅務員或給地主收租，這更使他們成為當地民眾的眼中釘。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猶太人時而受到當局的保護，時而遭到當局的迫害。

到19世紀中期，猶太人已被接納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多屬德國猶太人。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僅紐約一地就有50多座猶太教堂，還有不勝枚舉的猶太人市民團體和慈善組織。德國猶太人不僅在自己的社區里表現積極，而且作為商人和銀行家，也活躍於美國社會各界。著名的R·G·鄧氏信貸評價機構在1860年發現有374家猶太人的公司具有商業信譽，到1870年，這樣的猶太人公司則有1714家。許多猶太人後來果然大顯身手，創辦出像梅西百貨公司和西爾斯—羅巴克百貨公司這樣一些價值連城的美國聯號百貨公司，以及像《紐約時報》這樣龐大的新聞機構。1840年有40%的德國猶太人家庭至少雇一個傭人。猶太戶主仍然當貨郎的只佔1%，而干體力活和做家佣的連1%都不到。

在科學和醫學界，有建樹的美裔猶太人當中最知名的當屬愛因斯坦、J·羅伯特·奧本海默和約納斯·沙克這樣一些巨擘。在經濟學方面，米爾頓·弗里德曼、保爾·薩繆爾森和西蒙·庫茲內茨是諾貝爾獎金得主；在作家當中，對美國文學界有貢獻的猶太人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麗蓮·海爾曼、阿瑟·米勒、J·D·塞林格和索爾·貝婁等人只不過是其中的幾位罷了；在法學界，有大批猶太裔貧寒之士登堂入室，世謂「從衣衫襤褸，到身架法官長袍終」，鼎鼎大名的布蘭迪斯、法蘭克福和卡多佐就是他們中的代表。

到17世紀，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的政策給猶太人提供的自由，超過了世界其他多數地方。北美的第一座猶太教堂於1695年在紐約建立起來。儘管瑟法底猶太人的錢財常常在他們抵達北美殖民地之際已經耗盡（或被沒收），但他們那種賺錢的本領還在，到了美國照樣能再富起來。在美國革命時，13個殖民地的猶太人通通加起來，共約2000人。其中多屬瑟法底教派，他們現在已很闊綽了，常常對美國的阿什卡納茲猶太人擺出一副「排斥和傲慢的態度」。一個瑟法底猶太人與一個阿什卡納茲猶太人結婚，往往要冒著被趕出家門的危險。雖然這兩部分猶太人的宗教儀式只在細枝末節上有所差別，但他們在荷蘭和英國是涇渭分明的，儘管都是同一宗教的信徒，但千百年來因居住在不同國度而形成了社會差異。在當代，不管是在美國還在以色列，瑟法底猶太人的平均智商都不如阿什卡納茲猶太人。從歷史上看，瑟法底猶太人從來不像其他猶太人那樣擅長學術，但經商卻是拿手好戲。比起當代其他國家的猶太人來，瑟法底猶太人在這個賦予他們更多機會的世界上，是更講實惠的。

在西方，明顯具有猶太血統的個別人士，也可以以非猶太教徒的身份生活在基督教徒之間。這在19世紀有3個著名的例子，他們是本傑明·迪斯雷利、大衛·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前文提到過第一位猶太教徒成為英國議會下院議員是在1858年，而李嘉圖早在1819年就進入議會了，迪斯雷利成為議員是在1837年。其實，李嘉圖和迪斯雷利根本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份以「矇混過關」，而是早就改信了基督教，是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參政的。同樣，馬克思也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之子，受過路德派的洗禮，儘管他父母雙方的家庭都是猶太教教士出身。馬克思從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在談到猶太人時總是用第三人稱。

儘管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較低，卻向來與其他種族群體保持著和睦甚至是合作的關係。這種睦鄰傳統當然也是從歐洲帶來的，在歐洲，不必要的敵意將危及猶太人自身的生存。在美國，猶太人和德國人及義大利人歷來就相處得很融洽，參与並部分地資助過黑人民權組織。愛爾蘭人和各種族都斗過，當然也和猶太人發生過衝突，但當別人不願僱用愛爾蘭裔工人時，猶太老闆仍然僱用他們，儘管愛爾蘭老闆並不以對等的做法來回敬猶太人的好意。當黑人遷入他們的地段時，猶太人向來並不怎麼加以抵制，哈萊姆一帶在20世紀初曾經是猶太人的地盤。

既然連德國都會翻臉，向猶太人下此毒手，想趕盡殺絕，那猶太人怎能放鬆警覺而悄悄地與其他民眾融為一體呢？做個猶太人已經不是人生一個偶爾觸及的特點了。持同化論觀點的猶太人士曾勸說同族人變為「具有希伯來信仰的德國人」，這種簡單化的嘗試已經淪為可悲而又可怕的笑柄，使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痛切地認識到，當務之急是加強猶太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雖說是亘古未有的，卻也向世人強烈展現了這樣一種歷史現象，即對猶太人是時而和解、時而排斥、時而庇護、時而驅趕。猶太人時而昌盛發達，時而慘遭屠殺。猶太人在西班牙、波蘭和俄國，歷史上都有過這種變幻莫測的遭遇。

在19世紀最後的25年裡，隨著東歐猶太移民的大批到來，美國也史無前例地形成一股日趨強大的反猶太主義情緒。德國猶太人為此而遭到嚴重打擊，他們當中儘管許多人在經濟上完全有資格加入內圈的社交俱樂部，住進豪華旅館，並享受其他利益或榮譽，但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因為他們的同教同胞有那麼多人移民來美，而通通被剝奪了這些權利。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和過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寫明專要「新教徒」以排斥愛爾蘭人一樣，現在則寫明只要「基督徒」。

在少數幾個領域里猶太人就不怎麼成功，或者乾脆說是失敗的。這同樣也與他們在抵美之前的傳統和經歷有關。和美國其他任何一個種族群體相比，稱得上是最成功的猶太人，不管在美國的什麼地方，搞農業都是一敗塗地。和其他移民分子一樣，猶太人也一直受到改革派人士的鼓勵，搬出擁擠的大城市，到鄉下去務農。認為農村生活更適宜於東歐猶太人的，往往是城市裡的德國猶太人。確有少數猶太人到鄉下定居去了，但後來全部傾家蕩產，這表明他們對務農實屬一竅不通。在這種失敗的背後，正如他們來美后在城市的許多行業里大獲成功一樣，都有他們在歐洲時世世代代生活于都市的歷史因由。

猶太人在支持自由派候選人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不管這些候選者本人是不是猶太人。甚至當喬治·麥戈文在1972年的大選中被廣大選民所唾棄，只獲得38%的民眾選票時，他卻贏得了65%的猶太人選票。作為羅馬天主教的自由派人士，德里南神甫在1970年競選國會議員時，獲得了64%的猶太人選票。相比之下，只有2%的猶太選民在1972年的大選中支持總統候選九*九*藏*書人喬治·華萊士，華萊士甚至在不是白人的選民當中贏得的選票（3%）也高出這個比例。

理解猶太人引人注目的崛起，有助於理解社會的總體進步。猶太人在美國是白手起家的，開始時並沒有諸如金錢或知識這樣一些似乎是必備的條件（他們比其他移民更加貧困和無知），也不精於政治。周圍社會也沒有特別地「接受」他們，或給他們提供經濟方面的機會。然而猶太人內在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精神，讓他們在美國的經濟環境里恰似如魚得水，成功自不待言。他們不僅帶來了特別的技術，也帶來了千百年養成的那種適合於城市工商業活動的生活方式。有時，猶太裔的工人看起來和別的工人沒有什麼兩樣，實則不然，他們不少是商人和學者的子孫。他們家庭過去的生計雖被俄國反猶太主義的政策破壞了，但他們仍保持著昔日成功所培植起來的經驗、信心和主動精神。猶太人就是住在貧民窟時，他們的貧民窟也與眾不同——酗酒、兇殺和意外死亡的比例，普遍低於別的貧民窟，甚至低於所在城市的總體比例。和其他種族相比，猶太人子弟的逃學率和少年犯罪率都偏低，但（到20世紀30年代）智商得分卻高出一籌。與其他別的低收入種族相比，猶太人的嬰兒死亡率較低，組織和社團卻很多。選舉國會議員時，低收入猶太人參加投票的比例，也超出高收入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句話，即使身居貧民窟，猶太人也具備中產階級的社會模式和價值觀念。儘管宣稱貧民窟會改變人們價值觀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猶太人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把這種價值觀帶進了貧民窟，後來又帶出貧民窟。

同樣，諸如肺病、性病以及父親拋棄家庭這樣一些可怕的禍害，開始在曼哈頓東南端猶太人當中以驚人的速度蔓延開來，其程度之烈，是他們當初在歐洲較為穩定的環境中聞所未聞的，但若與貧民窟的其他人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猶太人也從不像其他種族那樣酗酒成風，酗酒鬧事的猶太人在比例上算是美國最低的。

東歐猶太人大批來美始於19世紀80年代。在這10年之內，20多萬猶太人移居美國，19世紀90年代又有30萬抵美，而從世紀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十幾年內，則大約有150萬左右的猶太人蜂擁而來。

猶太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72%，在美國種族當中算是最高的。沒錯，猶太人平均年齡和受教育的程度都偏高，但僅僅這兩個因素還不足以造成如此之大的差別。即便不具備這兩個因素的猶太人，平均所得也比別人要多。由受過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且年齡在35～44歲之間的男子充當家長的猶太家庭，其收入高出全美平均水平達75%。這裏部分的原因是，猶太人不僅受到更多的教育，而且受到更好的教育，讀的是高質量的大學，選的專業也多在博大精深的領域，比如法學、醫學和科學等。由受過不滿9年的教育且年齡在35～44歲的男子充當家長的猶太家庭，其收入仍然高出其他處於同樣狀況的人。簡而言之，這裏存在著統計數據無法涵蓋的素質和文化上的差別，這些差別也明顯地影響猶太裔人士的發展。第一代猶太移民家庭曾讓婦女和孩子工作以增加收入，現在這種情形已不復存在於猶太人家庭。今天，不止一個人掙錢的猶太家庭，在比例上低於全美的一般家庭。甚至無人工作的猶太家庭，在收入上也高出其他無人工作的家庭。正如在其他方面積累起來的有利條件一樣，猶太人從這種或那種投資中獲得的收入顯然要高。

紐約歷史上兩家最出名的報紙——其出名的方式截然不同——是由猶太人創辦或發展起來的。《猶太前進報》是首家用長期遭世人蔑視的意第緒語方言出版的日報，曾經對紐約東歐猶太人的生活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其發行量從1900年的2萬份增加到1918年的13萬份。在幾十年之內，它曾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意第緒語報紙。《紐約時報》在1896年被阿道夫·奧克斯買下之後，變成了蜚聲國際的新聞機構。有一半猶太血統的約瑟夫·普利策創辦《聖路易斯快報》和《紐約世界報》並設立了普利策槳。

猶太人通常住在一起，但是在幾個世紀內，隨著基督教的興起，他們是被迫這樣做的。1266年波蘭頒布一項詔書，規定猶太人「不得寓居基督徒之中，而需將其房舍建在州或鎮之隔離一隅，互為毗鄰」，而且這種隔離的角落「需以樹籬、圍牆或溝渠與基督徒的共同住地分割開來」。在不少國家裡都有諸如此類的規定，從而逐漸演化出傳統的猶太人「集聚區」。這種集聚區四周建起高牆，大門晚間上鎖，這種情況延續了大約400年之久。

猶太人不是來自哪一個國家或屬於哪一種文化，而是來自許多的國家並屬於不同的文化。到達北美殖民地的首批猶太人，是所謂的瑟法底猶太人，他們此前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寄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處狀況與後世美籍猶太人所來自的德國、俄國或東歐地區的狀況比起來，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外人怎樣把他們混為一談，這些猶太人實際上是屬於不同的群落。他們至今也沒有完全融為一體。

隨著經濟地位的上升，猶太人也開始向其他居民地段擴散開來。年青一代的猶太人會講英文（時常操兩種語言），所以和殘存在曼哈頓東南端的歐洲語言與文化的聯繫，就不那麼緊密了。20世紀初，紐約地鐵系統的建成使紐約的上城區——主要是哈萊姆和布朗克斯——到工作地點比以前方便多了。於是這兩個地區很快就住進大批猶太人。更加美國化的猶太人也發現，到美國其他地方去並不像他們的移民代父輩那樣困難。紐約依然是東歐猶太人的居住中心。1892年約有3/4的猶太人生活在曼哈頓東南端，但到1903年，就只有半數的猶太人還住在這一帶了，而到1916年，住在這裏的僅剩下23%。

猶太人酷愛教育，這很顯然，對於很多功成名就的個人來說，這無疑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於整個專業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認為猶太人剛開始擺脫貧民窟時，這個因素就起到什麼了不得的作用，那也是誇大其詞。東歐猶太人起飛的初級階段到世紀之交的年代才開始顯露端倪，而那時還沒有猶太人的子女能從紐約市的公立中學畢業。到1902年才有首批猶太人子女從紐約的一家公立中學里畢業。及至1908年，也只有16%的猶太人子弟達到了中學畢業的水平，雖然這個比例大大高於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但它卻難以解釋為什麼其餘84%的猶太人也會展翅高飛。公立學校和公立圖書館，對於加速東歐猶太人融入美國社會，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幫助他們打開了許多本來無從進入的大門。但是，大多數猶太人在美國飛黃騰達，並不是當學者或知識分子。即便以那些腰纏萬貫的影業巨子而論，他們的一生與有文化教養的知識分子根本搭不上邊兒。相反，他們時常被認為是「庸俗、粗野而又蠻橫」的人。

此種改革的猶太教發端于德國，該國在對待猶太人方面，當時算是較為開明的一個國家。正統猶太教一直盛行於俄國和東歐，那裡的猶太人仍處在與外界隔離並備受限制的地位。

過半數的猶太移民都從事體力行業，甚至「白領」行業，也包括不少使用手推車的小販。1880～1915年，紐約市的小販人數增加了75%，新增加的又多屬猶太移民，猶太移民一度有10%的人是小販。雖然後來許多人在適應美國生活的過程中另謀高就去了，其他的「白領」行當還包括屠夫、麵包師和雜貨店老闆。只有5%的猶太移民從事「高級白領」行業，而且遲至世紀之交的年代，也只有1%的猶太移民是專業人員。但就所有的猶太人而言，有2/3是熟練的技術工人。

就體型而言，東歐猶太人個頭矮小。當時有人說他們「長得乾癟」，屬「歐洲人發育最不充分者」。這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長期生活貧苦，並在傳統上輕體魄而重才智的結果。也可能是由於世代生活在小塊土地上長期近親繁殖的遺傳後果，果真如此，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後來在美國人口眾多的猶太社區里出生的東歐猶太後裔就沒有小個子了。

給這位新沙皇的反猶太主義政策火上加油的是，隔離區內各地又普遍發生騷亂，當地農民殺害了大批猶太人。其後40年內有200萬猶太人——佔東歐猶太人的1/3——移居美國。在這40年裡離俄赴美的人當中，有75%是猶太人，而到達美國的猶太人當中，正好也有75%的人是來自俄國。除去俄國直接去美國的人之外，還有不少猶太人為了逃難，首先在歐洲找個安全之地然後再赴美的，一般都得到美國猶太人慈善機構或在美親人的幫忙。

美國猶太人的向上流動——跨越廣泛的經濟、思想、社會和政治領域——可謂史無前例而又無與倫比。1897～1907年，曼哈頓地區的猶太人當醫生的從450人增加到1000人，藥劑師從45人增加到115人，牙科醫生從59人增加到350人。這些還僅僅是紐約東區千百萬猶太人當中的鳳毛麟角，但卻代表了某種總的趨勢。如從更為廣泛的角度來看，人們將發現，紐約的猶太人從事「高級白領」職業的比例，從l880年的5%升到了1905年的15%。小販人數減少了75%。在波士頓，甚至是從體力活干起的猶太人，退休時仍是體力勞動者的也只佔其半數了。猶太人向上流動的比例高出其他種族的一倍。20世紀中期，猶太人男性有20%的人是專業人員（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倍），還有35%的人是業主（美國業主比例只佔總人口的13%）。大部分猶太人是白領工人，而那時其他美國人卻大部分仍然是藍領工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猶太人已在此時「到達」美國。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即從數量上來看，他們尚未開始「到達」，因為真正大規模的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移民到19世紀80年代才開始。他們才是今天多數美國猶太人的祖先。

移民代的猶太人一般都以從事各種體力勞動謀生。有的人打零工，每天早上站在馬路口，等著有人來雇他們去幹當天的活，有技術的工匠則干自己的本行。這些移民找工作的範圍，受到自己的宗教和社會習俗的限制。與在他們之前來的德國猶太人不同的是，東歐來的猶太移民無法到全美各地去闖江湖，甚至在市區也邁不開步子。他們的正統宗教信仰使他們不能在工廠里找工作，因為在那個時代，工廠連星期六也開工，而星期六則是正統猶太教徒必須遵守的安息日。他們又因語言不同而難以在其他美國人當中工作和生活，正如他們必須吃按猶太教規烹制的清潔食物，必須去自己的教堂而難以與外族共居雜處一樣。一句話，他們必須和其他猶太人在一起居住和工作，其必要程度大大超過了處在類似同化階段的德國猶太人。德國猶太人在宗教和文化觀念上，不像他們這樣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也從未在紐約像他們現在在曼哈頓東南端的大片地帶上那樣，形成過清一色的猶太人「集居」區。儘管窮，猶太人卻很少去當傭人。1880年在紐約，大約半數的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乾的是伺候人的工作，甚至德國人幹這一行的也佔21%，但猶太人只佔4%。然而猶太婦女在家也並不清閑。家庭實際上也是工作場所，一般都從商人那兒找活拿到家裡大家一起干，包括小孩子。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曼哈頓東南端公寓里的「血汗工廠」，在每層樓read.99csw.com里都可聽到「縫紉機的腳踏聲」。

猶太人最突出的一點，還是他們對待教育的態度。儘管沒幾個東歐來的猶太人受過良好的教育——約有半數人甚至在抵美時一個字也不認識——他們卻是一個千百年來一直對學問表示景仰的民族。一個有學問的人——哪怕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學生——在其社區都備受青睞。在紐約，成年人也和兒童一樣，都抓住免費的學校和公立圖書館的大好時機不放。1912年對俄國猶太人居民地段的公立圖書館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借閱過的書籍有53%是非小說類，而館藏小說的大部分也是托爾斯泰、大仲馬和狄更斯這樣一些名家的作品。淺薄的暢銷之作則無人問津，「待在書架上，布滿灰塵」。

猶太人到現在的成功是罕見的，但絕對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如，聖公會教派的信徒在收入上就比猶太人要高。正是美國猶太人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彌補了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們的發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奪目。

第一批抵達北美殖民地的猶太人是所謂的瑟法底猶太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宗教儀式（和歐洲其他地方的阿什卡納茲猶太人的儀式有別）和在西班牙及葡萄牙長期生活的社會經歷，這兩個國家對待猶太人比起別的地方，一般來說要友好些。在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猶太人並未被禁閉在集聚區，有的甚至是大地主、達官顯要、銀行家和工業家。猶太人主宰著自由職業，雖然多屬工匠、小店主、放債者之流。然而，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歷史上也並未完全免遭其他地方發生的那種迫害和零星屠殺。在6世紀到8世紀西哥特人統治時期，猶太人的地位在幾任國王統治下，曾翻來覆去地變化過好幾次——有時被奉為上賓，在政府最高層左輔右擁；有時則被攆下台，甚至被迫逃離國境。但是，後來的西班牙各王朝就願意為猶太人提供保護，同時也利用他們管理政府機構的本領，並從他們的一般經濟活動中受益。

歐洲猶太文化的典型特徵之一，就是對知識的尊重和景仰。這裏指的主要是宗教知識，有關猶太教法典的知識，以及對其意義和內涵的周密而細緻的分析。母親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嫁給有學問的人，窮點也沒有關係。大多數移居美國的猶太人沒受過多少教育，許多人甚至是文盲，但他們卻和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凡對猶太人的限制有所放鬆的地方，比如西歐，文化和血統方面就呈現同化的趨勢，衣飾和髮型上的區別也逐漸消失。猶太人開始使用所在國家的語言，並通曉其文學和哲學。猶太教本身更多地採納了基督教的表面儀式，諸如在祈禱的地方放置風琴，有唱詩班，窗戶上裝彩色玻璃，做禮拜由星期六改為星期天等。

第一代猶太移民擺脫了貧民窟之後就有資本將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學府去深造，而且在比例上超過了其他美國人。但是，享受高等教育對大多數猶太人來說，實為家底已經豐厚的結果，而非其他原因。對於傳統上注重知識而又暫時還沒有足夠的家貲選擇其他類似大學的猶太民族來說，紐約的免費市立學院可謂天賜良機。然而，也只是在猶太人向上流動開始之後，這些學院里才充滿了他們的子弟。這類學校中最有名氣的一所是紐約市立學院，該院20世紀20年代畢業班的校友只有11%是東歐猶太人子弟。要到20世紀30年代，他們才佔到該院應屆畢業生的一半。在20世紀上半期，猶太籍畢業生多數是德國猶太人的後裔。在紐約的亨特學院，1906年那一屆畢業生有25%是猶太裔子弟，但多數是德國猶太人後裔，屬東歐猶太人後裔的畢業生尚不到10%。

儘管19世紀的家庭血汗工廠為當時的改革派人士及後世的歷史學家所詬病，然而它畢竟為不願丟下孩子無人照管的猶太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也為那些不懂英文並且不願離開自己的街區到外面謀生的人提供了一條活路。自然，它有它的代價——工作時間長，地方擁擠，犧牲了孩子的求學機會——而且所有人拿到的工資，即使按當時的標準來看，也算是很低的。屢屢視此為「剝削」而對之大加指責的人，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僱用移民的那些血汗工廠的「二老板」本人也一天干到晚，獲取的也是蠅頭小利。從本質上說，這是一個使廣大美國老百姓能買得起嶄新服裝的產銷制度。在血汗工廠幹活的猶太人，按當時的計算，尚能從所得中有相當的積蓄，從而為自己及子女打下日後發家的基礎。有鑑於他們後來的成功，誰要是宣稱他們當初沒有充分利用那可憐巴巴的機會，未免有無知妄說之嫌。

基督教最終大獲全勝，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隨之而來的宗教偏執就表現為強迫人們皈依基督教，懲罰異端分子和不承認基督教為唯一正確信仰的懷疑分子。在羅馬帝國後期的宗教爭議中，基督徒之間相互殘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帝國前期多神論時代因信仰而被處死的人數。猶太人也在這種宗教鬥爭的大批受害者之列。隨著統一的基督教義——羅馬天主教——在西方牢固地確立起來，猶太人在信仰上作為僅存的主要少數派，已經備受孤立了。有關「偶像崇拜」的神學觀念，使基督徒不願和多神論者妥協。這同一觀念也使猶太人不願和基督徒妥協，反之亦然。

從許多方面來看，猶太人的地位在羅馬帝國早期的幾百年裡，要比在帝國晚期衰落及中世紀歐洲興起的時候還要好些。早期羅馬帝國是個多神論和多元化的龐然大物，在相對寬容的帝國內部，各種各樣的種族和宗教群體能夠相安共處，猶太人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給羅馬帝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注入一個重大褊狹因素的，正是猶太—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在古羅馬，許多宗教派別為表示相互敬重而舉行儀式或紀念活動是常見的事，但猶太人和基督徒誰也不參加這類活動。對他們來說，這樣做就意味著「偶像崇拜」。二者也都曾因政治上的分裂態度和行為而遭到羅馬帝國當局的懲罰，但這種懲罰並非後來盛行於中世紀和現代歐洲的那種意義上的宗教迫害。

移民代的猶太人湧入曼哈頓東南端的時間，恰值義大利移民浪潮也撲向該處，從而使這塊彈丸之地成了地球表面上最為擁擠的社區之一。此處剛剛嶄露頭角的中產階級居民（這時是德國人和愛爾蘭人）開始撤退，以讓一貧如洗的新來者搬入。美國歷史上這種後浪推前浪，發跡者遠走高飛，落魄者乘虛而入的情況，不止發生過一次，各種族都有兩方面的體會。到後來，紐約市總人口的1/6擠在這塊占紐約面積1/82的土地上。到世紀之交，曼哈頓東南端平均每英畝土地上住著700多人，其密度超過孟買最差勁的貧民窟。當時有人把這裏描寫成「紐約最刺眼的一角，是西半球最骯髒的一塊地方」。不僅整個家庭都擠在小小的居室之內，而且還時常給陌生人提供食宿，以分擔房租。即便如此，因付不出房租而被逐出者仍然大量存在，曼哈頓東南端僅兩個司法管轄區一年就發生10000次房客被逐案件。政府曾打算作出規定，要求每個新來的移民身上必須有25美元的現鈔方可進入美國，消息一傳開，馬上就在曼哈頓東南端的猶太社區引起一陣驚慌和憤怒，此事頗能說明當時東歐來的猶太移民的經濟狀況。因為他們抵達美國時，身上的錢連這個數目的1/3都不到。

曼哈頓東南端的居民，僅占紐約市總人口的20%，但死於火災的人數卻佔全紐約市因火災而死亡人數的40%。擁擠不堪的公寓住房易於火災的蔓延，摩肩接踵的人和堆積如山的傢具——連過道里和太平門邊都放得滿滿的——使得一遇緊急情況，連撤離和救援都無法進行。1908年的一項調查表明，曼哈頓東南端的居民家庭，一個房間住有不到兩人的不到1/10。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每個房間里睡上三四個人，還有1/3以上的人家，一個房間里睡上5人或5人以上。

在18世紀，有猶太人居住的歐洲地區大部分被俄國人所佔領，在此之前，俄國的猶太人寥寥無幾，於是俄國人就在剛從波蘭手裡奪取過來的那些地方，把猶太人禁錮在他們原來的居住區。葉卡列琳娜二世在1791年確立了一個名為「猶太人集居隔離區」的地帶，周圍豎起柵欄。幾乎沒有什麼猶太人能獲准走出「隔離區」之外。猶太人先前在波蘭享受的許多權利，都被俄國人取消了。後來的歷代沙皇，對猶太人的政策皆屬變化無常，有的沙皇感到猶太人的技術是可貴的，有的沙皇則擔心猶太人在宗教和社會兩方面與其他俄國人存在著差別。19世紀還曾有過藉助野蠻而殘忍的辦法來使猶太人「俄國化」的嘗試——將12歲（或更幼小的）猶太男孩強行送到希臘東正教的學校里接受為期6年的訓練，然後再把他們送到軍隊里服役25年（所有的俄國男性都必須這樣做）。猶太人想盡一切辦法逃避這種災殃，甚至包括把自己的孩子弄成殘廢。為了對付猶太人的逃避，俄國人也使用同樣嚴酷的手段，包括派出綁架者四處搜尋，隨時捉拿碰見的猶太人子弟。此項法律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時最終被廢除。亞歷山大二世還解放了奴隸。但由於這位沙皇在1881年遇刺，他的兒子又頒布了新的一套激烈反對猶太人的法律。

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移民代猶太人仍千方百計保持清潔衛生的傳統。設身處地替他們著想，再和別的貧民窟居民加以比較，公正地說，他們能這樣做，算得上難能可貴了，儘管當時的中產階級人士曾在這一點上對他們嘖有煩言。猶太人就沒有像早先幾十年各大城市的愛爾蘭人那樣，橫遭流行霍亂的荼毒。當然，在一個住著25萬勞苦大眾又只安裝著300個浴缸的地區，真要講究到纖塵不染的程度，那又談何容易。

今天美國猶太人的認同感並非昔日舊世界那種猶太宗教意義上的認同感。大多數美國猶太人今天並不尊奉傳統的猶太安息日，參与猶太教會的活動也不算熱心。他們的認同感帶有種族的性質，儘管這種認同感從歷史上來看脫胎於一種特定的宗教。

集聚區的生活方式排除了歐洲猶太人從事農業的可能性。他們在到達紐約及美國其他城市之前的好幾百年裡，就已經都市化了。猶太人在屬他們最孤立的歐洲地區，基本上沒有受到文藝復興後現代思想潮流的熏陶，所以他們的文化依然是古老的鄉土文化。從東歐大批移居美國的猶太人，就具有這樣一種鄉土文化背景。

猶太人在美國走上成功之路的軌跡，與他們還在東歐時就具備的技術、習慣和努力方向有密切的關係。猶太移民普遍身懷一技之長，雖然剛到時一文不名，但最終都闖出了一條生路。他們得以集中發揮自身技術優勢的工業部門——服裝工業——消化了相當大的一部分猶太勞動力，並給後來許多猶太人登上獨立業主的地位打下了基礎。猶太人尊重教育的悠久傳統，激勵著猶太子弟求學的上進心，這種精神不僅有助於那些進入大學深造的少數尖子，而且對那些受過8年學校教育也有把握躋身當時的白領行列的人，還有那些好歹也因粗通筆墨而能在美國的大千社會裡不難找個飯碗的人，都是有益的。相比之下，他們的父輩這時仍對美國感到格格不入。

在東歐猶太人和德國猶太人之間，長期存在著「種姓般的區分」。例如，1940年在費城，上層猶太階級「幾乎仍然是清一色的德國籍後裔」。在紐約，「居民區」猶太人很少與「鬧市區」的猶太人通婚。在芝加哥，俄國猶太人建立了「自己單獨的社區生活」。來自各國的猶太人https://read.99csw.com相互間的通婚，「就像集聚區猶太人和外部的非猶太人通婚一樣，是極為罕見的」。

第一批前來美洲殖民地的猶太人之所以要到美洲來，是由哥倫布發現西半球那一年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導致的結果。比起歐洲其他地方的同胞來，散居西班牙的猶太人多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相當寬容和興旺的環境里，但是在1492年，王室的一紙詔書突然將他們逐出國門。在這次大驅趕的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內幕。離開的猶太人各奔東西。有的人登上了賽維利亞港口邊的船，當時哥倫布率領他的船隊從他們身邊揚帆而過，去尋找通向印度的航線。那些為了逃脫迫害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有的就充當了哥倫布的船員。資助哥倫布探險的基金，有一部分確實就是政府從被趕走的猶太人那裡沒收得來的。既然當初曾經被迫拿錢出來幫助支付發現美洲的經費，日後猶太人在美國定居比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甚至超過以色列，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了！

不能把後世猶太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別是在理論思想界——簡單地歸功於第一代猶太移民。這些第一代的猶太移民子弟在學校里往往是差生。1910年一項對12所城市進行的調查表明，波蘭猶太人的在校子女，有2/3的人未升到其他同齡兒童所在的年級。當然，在那個時代，人們通常要看準自己的子女在學業上確實有成才的把握時，願意供他們繼續求學，但即使孩子出眾，波蘭猶太人也不積極送自己的子女去深造。1911年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在接受調查的5431個俄國猶太人子女中，有41%的人低於「正常」的水平。造成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們入學太遲，因為紐約的學校太擁擠，每年都將大批適齡兒童拒之於門外。然而，就是6歲入學的俄國猶太人子女，也有23%的人跟不上，這比例和紐約市全體學區的留級生比例相彷彿，而紐約市幾乎所有適齡兒童都被視為學校註冊生。近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陸軍舉行的智力測驗中，俄裔（又多屬俄國猶太裔）士兵的得分，平均來看，低於其他任何種族後裔的士兵。有鑒於此，當時一位研究智力測驗的權威公開宣稱，這證明「那種認為猶太人智力超群的流行觀念是站不住腳的」。一如許許多多的「專家」鑒定一樣，這個結論後來也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與猶太人的品行十分不相稱的現象之一，就是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猶太幫歹徒。自公元70年之後的大規模疏散以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對猶太人來說都是可憎的，儘管古代以色列也曾有過自己偉大的勇士。拳擊運動在英國興起時，猶太人甚至不準本族的拳擊手死後葬在該族神聖的墓地里。大體上說來，紐約東南端的猶太社區算是太平的，坐班房或被監禁的猶太人很少。猶太人一般多是犯罪案件的受害者而非害人者。但在第二代猶太人當中正如在其他移民種族之中一樣——出現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惡棍。在1909年，有3000名猶太裔不肖子弟被押赴紐約的青少年法庭受審，其後，猶太裔成年歹徒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犯罪團伙，賣淫的事也出現了，這使紐約曼哈頓東南端的猶太人社區大驚失色，因為他們不管是在歐洲或在美國都看不慣這種醜惡現象。但在曼哈頓東南端的第二代猶太人當中，冒出了一批拉皮條的、小偷以及流氓和犯罪團伙的頭目。到20世紀20年代，阿諾德·羅斯坦是「紐約黑社會的獨尊首領」。臭名昭著的「謀殺公司」是一個專門殺手組織，其頭目們都是猶太惡少。在基本上由猶太人把持的紐約成衣製造業部門，在遇有罷工時，勞資雙方都借用流氓的力量，而這些流氓甚至搖身一變當上了公司和工會雙方的官員。

在公元70年，當羅馬帝國的軍隊佔領了巴勒斯坦時，古代猶太人就從自己的故土上被驅逐出來。從此開始流落異國他鄉，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散居歐洲各地，乃至遍及全球。

歐洲猶太人的風尚，有好多後來在美國變成了傳家寶，其中包括清潔整齊、樂善好施以及極低的酗酒率。在私家室內安裝自來水尚不為世人所知的時代，公共澡堂是猶太人設立的一項設施。慈善事業是歐洲猶太人歷史悠久的宗教傳統，甚至身處貧困時期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國那種富裕的境況中，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勢必成了猶太人的一個傳統。說來也怪，世人還總是認為猶太人個個都是吝嗇鬼和守財奴！在歐洲多數地區，在歷史上多數的時間里，周圍民眾對猶太人的怨恨，使他們一直處在危險的境地，所以，炫耀財富，甚或顯露出發家的跡象，對他們來說，都是十分愚蠢的行為。又因為要隨時準備好，一旦出事必須馬上逃跑，所以猶太人如果用平時的積蓄來購置衣服和傢具擺設之類不宜隨身攜帶的大件物品，那是不明智的，明智的辦法是將財富變換為金銀首飾。和義大利人一樣，猶太人吃飯時也喝酒，但很少喝得醉醺醺的。喝得爛醉如泥，引起大聲喧嘩或魯莽行為，對於朝不保夕的歐洲猶太人來說，容易招致滔天大禍。

在瑟法底猶太人進入美洲殖民地之後不久，德國猶太人也來了。開始時他們只是零星陸續到達的，像一股涓涓小溪流入了現有的猶太人社區，並學會了瑟法底猶太人的祈禱儀式。隨著他們移美人數不斷增多，這批德國猶太人就另起爐灶，形成自己的社區，建立起行阿什卡納茲禮儀——尤其是改革的猶太教禮儀的教堂。

在政治上，猶太人歷來傾向於接受或至少是附和「弱者」的觀點，儘管他們自身在經濟上早已不是弱者了。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構成了美國猶太人的兩大政治主流。早期猶太移民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觀點，由於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身份而上升到中產階級地位，也已讓位於廣義上的自由主義觀念，儘管猶太人當中的偏激分子仍然特別多。早在19世紀，當共和黨被認為比民主黨更加開明時，猶太人屬共和黨，例如他們曾是林肯的支持者。他們到20世紀20年代都一直投共和黨的票，伍德羅·威爾遜在1916年曾把他們拉到民主黨一邊。在1920年，有11位國會議員是猶太人，10位是共和黨，1位是社會主義黨。但在1922年，以民主黨身份當選國會議員的猶太人超過了以共和黨身份當選的猶太人，這在20世紀尚屬首次。1940年，90%的美國猶太人投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票，1944年還是如此，1948年杜魯門競選時仍是如此。此後20年，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票的猶太人，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佔60%。猶太選民黨派所屬的變換，與兩黨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取捨恰好相吻合。對紐約猶太人的一項調查發現，75%的人是登記在冊的民主黨人，半數人自稱屬「開明派」，只有不到25%的人才自稱屬「穩健派」。和猶太人屬於相同收入檔次的美國人，則大多傾向於保守觀點，擁護共和黨。這一點，完全憑猶太人在美國的經歷——尤其是他們的經濟地位已有顯著的提高——為依據，是難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把視野投向猶太人千百年來著意照顧同族窮人的宗教傳統，投向他們在歐洲各地作為備受迫害的少數種族這樣一個歷史背景，問題就很容易得到解答。

在這些歷史慘劇的間歇期里，猶太人就委曲求全。設法在不同文化、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夾縫裡尋求生存的機會。猶太人若想用武力來反抗，那無異於自取滅亡，因為在任何地方，他們在人數上都絕對寡不敵眾。受外族欺壓的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在其各自的國度里畢竟是人多勢眾，可以組織零星的暴動或進行地下恐怖活動，以對付征服者。外侮造就了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的鬥爭精神，但對於處境截然不同的猶太人來說，外侮卻養成了他們逆來順受的心理，強調訴諸武力和暴行是徒勞的，認為在逆境中應當依靠自己的智慧、策略和韌性。當年猶太民族住在自己的祖國巴勒斯坦時，也曾經是個勇武善戰的民族，正如現代的以色列人民再次表現出來的那樣。但在他們散居異國他鄉的那些漫長的年代里，情況並非如此。

猶太人的崛起，不僅表現在經濟收入較高這一個方面，也表現在受過更多的教育和具有更高的智商等方面。到20世紀中期，1/4以上的猶太男子受過4年或4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而全美人口中，具有此種學歷的人卻連10%都不到。猶太男子的收入要比全美男子平均高出36%。各種研究都證明，現在猶太人的智商高出其他美國人。猶太人只佔全美人口的3%，但在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所有美國人當中，猶太人後裔超過25%，猶太人在美國作家、科學家、電影製片人和百萬富翁的行列中，也是出類拔萃的。曼哈頓東南端的猶太人還出過不少知名的拳擊手、表演家、工會領導人、記者，以及此種地段通常避免不了的犯罪首領。范尼·布萊斯、傑克·本尼、馬克斯兄弟、米爾傾·貝爾和丹尼·凱等人，是眾多猶太喜劇演員中的佼佼者。猶太裔電影業巨子之中有塞繆爾·戈德溫（Samuel Goldwyn）和路易斯·B·邁爾（Louis R. Mayers），米高梅（MGM）電影製片廠的縮寫名字中，3個字母有2個取自這二位的尊姓。其他的猶太裔影業巨子還有大衛·塞爾茲尼克、華納兄弟和威廉·福克斯。

一樁性質完全不同的事件——也發生在美國境外——使美國猶太人大大加強了種族認同意識，並深感欣慰，這就是現代以色列國家的創立。作為世世代代散居異國的民族，長期仰別人的鼻息過日子，猶太人終於再次有了自己的祖國。創立和捍衛新的以色列國家的勇武精神，有力地改變了猶太民族在「集居」區和籬笆牆內偷生時給世人造成的那副絕望而膽怯的可憐相。曾在美國支持過許多本族市民組織和全美猶太組織活動的猶太慈善機構，也向新的以色列國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少美國猶太人甚至到以色列去大顯身手。從密爾沃基去的果爾達·梅厄夫人就是其中一個。

不少老師在談到曼哈頓東南端的猶太學生時讚不絕口，但也有些教員感到教這些學生「一般都很吃力」，並且發現他們「很多是來自難得講英文的家庭，禮貌和整潔也肯定是要打折扣的」。這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和誰來比較，拿曼哈頓東南端的猶太人與當時的中產階級比較，或與其他貧民窟的居民比較，結論肯定不一樣。一位對猶太人持同情態度的曼哈頓東南端的愛爾蘭教員，寫過關於該區猶太學童的故事，其中描繪了兩種形象：這些學童有時竭力討人喜歡，有時則是「一幫大聲嚎叫的野小子」。故事的女主人公每天都開導她的學生如何注意個人修養和講究衛生，每提到使用肥皂和自來水時，總是「十分動感情」。

在藝術方面，雅莎·海菲茲和納什·米爾斯坦都分別是他們時代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亞瑟·魯賓斯坦是一流的古典派鋼琴演奏家。喬治·格什文以其深厚的古典音樂功底，加之自幼生活在黑人周圍，深受黑人音樂的熏陶，創造了一種獨特的音樂格調。歐文·柏林和埃迪·坎特也出身於曼哈頓東南端。

猶太人在宗教上持不同見解，而且態度之嚴肅在那個時代實在是罕見的。問題還不單如此。因為他們是在自己的祖國被侵佔之後而淪落他鄉的，到哪個國家他們都是異族，帶著自己的文化，講不同的語言，穿不同的衣服，而且htｔps://rｅａｄ•９9cｓｗ.ｃoｍ一般都住在單獨的村社或城鎮的一角。一言以蔽之，他們是身上貼了標籤的人，周圍那些無知而迷信的居民無論捲入什麼樣的激|情或恐懼之中，一遇風吹草動，便自然而然地把猶太人當成攻擊的靶子。更有甚者，通常被剝奪了擁有土地和進行其他許多經濟活動權利的猶太人，往往以充當中間人為業，譬如小商人和放債者，而從事這種行業的人，幾乎在普天下到處都是不受歡迎的人。在中間人行當比較突出的少數種族的地方——比如中國人在東南亞，東印度人在烏干達，或伊博人在奈及利亞。這個少數種族就會招致與之打交道的當地民眾的痛恨。猶太人就是從事這種行業的少數種族的典型例子。

一句話，東歐猶太人使在美的德國猶太人感到十分丟臉。他們人數眾多，舉止粗俗，高度集中，因而顯得十分惹眼，難免引起其他美國人的驚恐，並有可能誘發某種反猶太主義情緒，那將對已經悄悄獲得社會接納的德國猶太人十分有害。德國猶太人控制的報界，對本族這些難兄難弟持公開的批評態度，說他們代表著「東方的古董」，講話「嘟囔不清」，而且「衣著不整，愛咋呼，談吐俗氣」。他們的宗教被稱為「中世紀的正統」。有關東歐猶太人的花邊新聞，充斥各報的版面，各種「失禮行為、夫妻不和、吵架罵街，每日必錄」，成了德國猶太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德國猶太人還造了一個新名詞「老K」——來稱呼來自東歐的猶太人。

滄海桑田，時移俗易。世界跨入近代史后，對猶太人的諸多限制，有些就開始放鬆或被取消了。更加發達的商貿、工業和金融使得猶太人不再像在封建社會那樣落伍於時代了，同時也使他們在這些領域里所具備的技術和經驗顯得更加寶貴。英國、法國和荷蘭在18世紀先後賦予猶太人以政治權力。19世紀初，其他歐洲國家也開始取消對猶太人的法律歧視。法國對猶太人的政策，隨著拿破崙的征服而擴散開來，解放了歐洲各地的猶太民族，但拿破崙最終被擊敗，不少地方的猶太人又恢復到原來的處境，屠殺和驅趕再度發生。不過，猶太人的政治解放在歐洲各國的進展是不平衡的。1858年，一位猶太人破天荒地當選為英國議會的議員，但是直到1885年，義大利的最後一個猶太人集聚區才拆除。

與猶太人子弟操守不相稱的另外一個行業是拳擊。在20世紀初期，本尼·倫納德和巴尼·羅斯是兩個家喻戶曉的猶太裔拳擊運動員。他們很多人在拳擊場上使用愛爾蘭人的姓名，因為後者已在拳擊運動方面建立起巨大的聲望。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猶太裔拳擊運動員也和猶太裔歹徒一樣，逐漸銷聲匿跡。這兩種都是玩命的行當，但凡有其他出路的人，皆不願混跡其間。

格外重視家庭，向來是美國猶太人的一大特點，儘管和其他美國人比起來，他們家庭的規模一直在更加急劇地縮小。和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猶太人在其生命的某一時刻總會結婚的，離婚的卻不常見。在20世紀30年代，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為5%～9%。到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因地而異，在紐約市大致為8%，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馬林縣為37%，在艾奧瓦州則超過50%。雖然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在上升，但仍遠遠落在其他種族的後面。一般來說，凡在猶太社區很小而又靠近大量非猶太居民的地方，他們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就往往偏高。但亦不盡然，紐約的猶太社區算是夠大了，但和異族通婚的比例也在上升。無論如何，和其他歐洲來的種族相比，猶太人和異族通婚的比例仍然不算高。

猶太人還是熟練工人，也有很多是小商人、放債者，還有少數是大商人和銀行家。在某些國家裡，猶太人當上了稅務員或其他政府官員和顧問。和政府掌權人物結成的聯盟，給某些猶太個別人士或團體提供了保護，但同時也招致政府的敵人對他們的怨恨，一旦當權政府被推翻，猶太人更易成為攻擊的對象。

在歐洲的許多地方，猶太人離開其集聚區就無安全可言。根據各地存在的具體情況。他們也有可能在日間到集聚區之外謀生，有時會找到很賺錢的工作，偶爾也能遇到挺榮耀的差事，但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社會交往卻都局限在集聚區之內。猶太人的社區是與世隔離並自理其政的實體，有自己的文化、法律和稅收。猶太人的文化及價值觀念滲透到每個人的心靈深處，不管是住在義大利、波蘭或法國，猶太人的身份永遠是猶太人。在這些同種繁殖的小天地里，遺傳上的惡果之一，就是在身心方面具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特別多。

簡而言之，不管是從猶太人來看，還是從其他種族來看，或志得意滿，或步履艱難，皆不單純是美國的國情可以說得清楚的。成功或受挫的許多原因，都可以追溯到他們很久以前的歷史。

從東歐來的大批猶太移民，潮水般湧入美國那些基本上由德國來的猶太人所組成的社區。東歐猶太人還大量地「集居」在紐約市，尤其是曼哈頓東南端。猶太民族幾千年來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像在這裏結集的人數多。已經在美國牢固地樹立起根基的德國猶太人，不僅對東歐來美猶太人的數量之大感到詫異，而且也對他們生活之寒酸感到不可思議。東歐猶太人不僅貧苦——多數人抵美時是窮光蛋，處境比任何其他移民種族都要慘。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有一半人是文盲），比起老成幹練的美國化德國猶太人來，態度也顯得粗俗。東歐猶太人原來生活在窮鄉僻壤，對於德國猶太人來說如數家珍的整體歐洲文化主流，他們連邊兒也沒沾上。東歐猶太人連外貌都有區別：留著長鬃角，戴小圓帽，留鬍子，穿老式的俄國服裝，婦女頂著包頭巾，一舉一動都令人聯想到德國猶太人早就擺脫了的昔日的那種苦楚。正統猶太教的祈禱儀式仍完整地保留著古老的傳統和做法，而德國改革派猶太教早就放棄這一套陳舊的東西。東歐猶太人的語言，即意第緒語，是一種民間方言，受過教育的猶太人瞧不起它，他們要麼使用英語，要麼使用地道的希伯來語。

這批猶太移民絕大部分都在美國留下來了。猶太移民返回故土的比例較之其他任何一個大的移民集體都要低。19世紀俄國猶太人約有一半的男子和1/3的女子是識字的，這大大高出俄國總人口的平均識字率。猶太人的都市化程度也相當高，從事農業的人不到3%，而經商的人佔30%，從事採礦和製造業的佔40%，專業人員佔5%。幾乎有半數俄國猶太人乾的工作，與服裝生產的某個環節有關。

特別是在來美的早期，東歐猶太人在政界和體壇產生影響的過程是緩慢的，這是他們在東歐時幾無任何經驗的兩個領域。德國猶太人早在19世紀中期就在美國獲取了某些政治經驗，但是到20世紀初才有極少數東歐猶太人在從事政治——通常是充任完全屈從於愛爾蘭裔政客的下級職位。東歐猶太人「缺乏必要的經驗和自信心，而最重要的，還是沒有廣交社會各界的本領」。愛爾蘭人遠比他們在行，也具備上述這些從政的素質（由他們在愛爾蘭時的歷史造就的），因而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一直操縱著紐約市的政治，儘管當時紐約的猶太人口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的猶太人數目。猶太人的政治思路往往強調意識形態和程序——早期傾向於社會主義，後來又轉向自由主義；而愛爾蘭人則更多地著眼于獲得權力，並且也確實幹得很成功。即使猶太人在政壇上設法施展重大影響之後，其代表人物通常也主要是以推進他們那些有實質內容的項目或富於管理才能而著稱，並非由於他們有什麼個人魅力。

德國猶太人並不集中住在少數社區，這既不同於比他們早來的瑟法底猶太人，亦不同於比他們晚來的東歐猶太人。他們散居在美國各地，作為零售商和專業人員分佈在他們的服務對象——非猶太人顧客之間。有些人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德裔農場主當中安家落戶，有的人在中西部定居下來，常常也住在德裔社區，另外一些人則跟著大篷車向西部邊疆迸發。這批德國猶太人當中，有個貨郎名叫李維·斯特勞斯，那粗笨的李維斯斜紋牛仔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肯定性行動」計劃在20世紀70年代的實施，導致某些猶太團體與他們傳統的激進派和自由派盟友——包括黑人民權運動組織——分道揚鑣。該計劃就就業、升級或大學招生在數量上規定了要達到的「目標和進度時間表」，使猶太人回想起過去美國為了限制他們的機會所實行過的配額制度，這種制度亦曾在歐洲更為嚴格地實施過。況且，經過幾代人的奮鬥，猶太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現在在高校教授隊伍當中，在政府高層領導崗位上，在各行各業及工會領導層，猶太人所佔比例都是格外地高。以人口多寡來「分攤」的原則，不管其動機如何，都必然會損害到他們目前的利益。

德裔猶太人貨郎開始時一般都是背著個大貨包徒步而行，後來才有買賣做得不錯的人駕起了馬車。有些貨郎最後定居下來，在當地開店。許多猶太豪門巨富都是在美國當貨郎發家的，例如古根海姆家族、金貝爾家族和阿爾特曼家族等。

雖然紐約市用「居民區」（德國）猶太人和「鬧市區」（俄國）猶太人這兩個詞把猶太人一分為二，可謂別出心裁，但這種用詞所體現出的區分，卻普遍存在於各地。在19世紀中期的芝加哥，德國猶太人認為波蘭猶太人是「劣等階層」。一位芝加哥猶太教教士，在呼籲人們為希伯來聯合救濟協會捐款時，悲嘆地說道，芝加哥的猶太人「因家財、智力和社會區分，因褊狹的嫉妒心理，甚至因宗教派系和歧見，而鬧得四分五裂」，並詰難世人，難道那些新來的移民「僅僅因為他們在波蘭或俄國的土地上首次見到了世界的光明（或黑暗），就還嫌他們不夠窮，或者就配不上稱為以色列人嗎」？儘管這種呼籲贏得大筆施捨，但捐款的德國猶太人仍然「以憐憫的眼光來看待——當然也懷著善意，但亦夾雜著某種恩賜心理——來自波蘭和俄國的同族教友」。像在紐約一樣，芝加哥的德國猶太人，也以東歐遷來的猶太人為施捨對象，辦起了慈善機構。像在紐約一樣，東歐來的猶太人也是牢騷滿腹，覺得德國猶太同胞對他們的態度不像話，亦辦起了自己的慈善機構。

到1930年，住在布魯克林區的猶太人就超過住在曼哈頓的猶太人，而到1940年，布魯克林區和布朗克斯區的猶太人口，分別都至少達到了曼哈頓的兩倍。到20世紀50年代，紐約市的5個區當中，只有斯塔滕島區的猶太人在數目上少於曼哈頓這個昔日猶太人的大本營。芝加哥的猶太人居住情況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該市西半部原來也是東歐猶太人的「集居」地帶。這一帶的貧民窟里，凡猶太人佔據的地段，與周圍比較起來，唯一的不同之處就是酒吧極少。在1931年，芝加哥城猶太人幾乎仍有半數住在市區西部，但到1958年，留在那兒的猶太人就只佔6%了，大部分人已搬遷到芝加哥較為富有的城北。

後來（特別是19世紀時）到達的這批德國猶太人，不僅人地生疏，而且更貧困，更缺乏文化上的適應能力，且又來自德意志鄉下的小城鎮，沒見過世面。他們與老一輩的瑟法底猶太人有很大的社會差別，那時後者在美國已站穩腳跟，日子也蒸蒸日上。

今天，絕大多數的美國猶太人，都是1880～1920年間從俄國、波蘭以及其他東歐國家移美猶太人的後代。在那40年當中，曾有1/3的東歐猶太人遷到了美國。

在某種意義上說，猶太人是美國成功故事的典型之作：在逆境中從一無所有到ｒeａｄ.9９ｃsw•ｃｏm腰纏萬貫。此外，一如那些在美國找到了自己祖籍國反而被剝奪機會的其他種族一樣，猶太人是自豪而愛國的美國人。但是猶太人的歷史遠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要久，內容也更加豐富。在其他的時代和其他的地方，猶太人也曾登上財富和權勢的頂峰，但皆被不可捉摸的反猶太主義狂潮所毀滅。故此猶太人難以成為既存權力體制的安閑成員，不管他們擁有多少該權力體制的顯赫標誌。儘管很富有，但猶太人在政治上一般都偏左。激進派人士當中，猶太人特別多，雖然多數猶太人並非激進分子。正如一位傑出的學者觀察到的，「100個猶太人當中，可能有5人是激進分子。而在10個激進分子當中，則可能有5個猶太人」。

猶太人在歐洲各地的孤島上，相互之間也間或有聯絡。各家都竭力保持著猶太傳統，但基本上互不相擾。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緩慢發生變化的猶太教和猶太文化在形式上因地而異，從而為後來各個不同的猶太部族來美后產生內部宗教歧見和糾紛埋下了種子。各式各樣的迫害所造成的難民，使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建立了國際聯繫，由此形成了意第緒語，即一種夾雜著希伯來語和波蘭語的德國方言。

甚至對那些堅守猶太教信仰的人來說，在較為開明的西歐，這樣做也並不意味著與周圍的人有什麼隔膜或就失去了國籍。他們可以被認為是具有猶太教信仰的法國人、德國人或荷蘭人。在東歐，堅持做一個猶太教徒，簡直就成了一個完全別具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形式的崇拜和衣飾。簡言之，西歐的猶太人和東歐的猶太人在19世紀大規模向美國移民時，二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分歧，甚至存在著宗教分歧。

猶太移民「臉上仍然帶著當年在俄國隔離區內被四處追拿時的神色」，很少敢於跨出自己所在的街區。在和別人打交道時，他們「缺乏自信心和氣度」，常常不敢與陌生人搭訕甚至沒膽量和不講意第緒語的美國猶太人交談。由於走路不敢抬頭（所謂貧民窟的低頭彎腰式），加上那副膽小怕事、逆來順受的模樣，他們自然就成了街頭小混混捉弄的對象，這些傢伙故意奚落他們，騷擾他們，偶爾還拉起他們的長鬍子耍著玩。這種任人宰割的行為，激發了德國猶太人對他們的憤慨，責怪他們不爭氣，讓非猶太人認為猶太人都是懦夫。然而，一直在美國的安全環境里飛黃騰達的德國猶太人，從來也沒有體驗過東歐猶太移民遭到的那些令人髮指的欺凌，不知箇中滋味，而東歐猶太人對當年受到的欺凌至今記憶猶新。

儘管因寄居的國家不同而產生了文化上的斷裂。甚至內部在宗教理論和實踐上也存在著分歧，但是猶太人不僅供奉古代以色列的同一始祖，分享宗教信仰和歷史傳統的共同內核，而且作為少數種族，不管旅居何處，都曾有在不同程度上長期遭到異族敵視的悲慘經歷。其他種族是到美國才變成「少數」的，而猶太人在歐洲各國早就作為「少數」生活過幾百年了。

社會上有所謂猶太母親保護子女太過分的說法，實際上這些猶太婦女都是從東歐來的。當初在東歐時，猶太人家的小孩子一旦離開家門，就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了。如果人們知道這一段經歷，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母親總是熱切地希望她們的孩子待在自己的身邊，抬眼就能看見。在東歐，甚至家住在樹林邊上的猶太人小孩子也很少去游泳、釣魚，或到森林里去散步。千百年形成的生活習慣，在美國是一時難以改變的。

在農村和邊疆地區，人們寂寞得發慌，來個串鄉的猶太貨郎那是大受歡迎的。這種體驗和猶太人在歐洲的經歷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也曾有美國佬當貨郎的，所以美國人習慣於向那些走街串巷送貨上門的小商販買些針線、梳子剪刀一類的日用雜品。

對後代的美國猶太人來說，最慘不忍聞的事件發生在美國境外，這就是納粹在德國的興起和其後那場有600萬猶太人慘遭不測的大屠殺。這場亘古未有的大屠戮，不僅手段之殘忍及受害者數量之眾實在駭人聽聞，而且格外令人驚詫的是，它竟然發生在德國這個先進的現代國家。猶太人此前在德國的處境，向來比在歐洲其他地方要好些。也就是在一代人之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猶太人出版物一直幫德國講話，以致遭到美國政府的調查，並以在戰時為敵國張目的罪名而被提起公訴。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提出的「明確而現存的危險」定罪原則，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審理涉及猶太裔作者的案——阿伯拉姆訴美國案和申克訴美國案——時提出來的。

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極大地擴充了美國的猶太人社區，也改變了它的內部構成。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猶太人不到3000人，但到1820年，這個數字就增加了4～5倍，到1850年，更增加到10倍，而到1880年，猶太人口又在1850年的基礎上增加了10倍，超過50萬之眾。其中大多是來自德國的猶太移民。

猶太裔候選人時常能取悅于猶太選民，但因雙方都是自由派人士，所以非猶太裔候選人也能取悅于猶太選民。赫伯特·漢弗萊在1968年就曾比亞瑟·戈德堡爭取到更多的猶太人選票。在1962年，共和黨人雅各布·賈維茨在猶太選民當中的得票數也輸給了一位愛爾蘭裔的民主黨候選人。

猶太人在美國的興起，絕不是沒有遇到過反對。美國的反猶太主義雖然從未達到見諸于歐洲那樣的程度，它仍然是阻礙猶太人擔任許多職位——包括在一流的銀行和律師事務所里謀事——的一個因素，也是他們充當許多大公司管理人員的絆腳石。在這一點上，他們再次得益於在歐洲世世代代作為少數種族的切身經歷。他們長期以來慣於受到各種限制，知道這些障礙是可以克服或避開的。猶太人尋找或創造出自己的機會，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暴自棄，或為了改造別人而耗盡自己的精力。他們基本上是創造了美國的成衣製造工業，取代了家庭縫製和向裁縫定做的服裝。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發展齣電影製片業，創造了意第緒語戲院和「甜菜湯旅館」，以便猶太演員可以在此先登台亮相，然後再走向娛樂圈的大舞台。他們建起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和銀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直被排斥在名牌大學的教授隊伍之外，他們就儘可能地鑽研學術，在政府供職，並形成了一個造詣極高的人才庫，以致許多大學最終發現，再不聘請他們去執教，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許多被驅逐的猶太人首先在鄰近的葡萄牙安頓下來，但另一些人卻去了荷蘭或其他安全地區。阿姆斯特丹的瑟法底猶太社區，曾助小小的荷蘭以一臂之力，使之成為國際商業和金融的一強。葡萄牙在耍盡各種手段把猶太人的錢財榨乾之後，最終也把他們許多人一腳踢開。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的變化，例如巴西從荷蘭殖民地變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迫使瑟法底猶太人繼續遷移。

猶太人家庭的規模，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年裡，猶太人家庭的人口一般比其他多數種族的家庭人口要多。但到20世紀中期，猶太人的家庭就進入規模最小者的行列。在1910年，30多歲和40多歲的猶太婦女，平均每人有5.3個孩子，而相比之下，全美同年齡段的婦女平均每人卻只有3.4個孩子。比起黑人、愛爾蘭人或義大利人來，猶太人家的孩子多，而與長期處於高生育率狀態的墨西哥人持平。到1969年，猶太婦女平均每個人生育的子女減少了一半多，即2.4個，低於此時全美的平均數3.4個。這樣一來，猶太人口就出現了年長者眾而年青者寡的局面，因而與其他任何一個少數種族相比，猶太老年人所佔的比例都偏高。現在美國猶太人的平均年齡是46歲，比黑人、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或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齡要高出一倍以上。這使得在高層次行業中就業的猶太人顯得特別的多，因為這些行業需要豐富的經驗和知識。

很多猶太小青年，甚至還未到上大學的年齡，就已開始工作了。在1880年，38%的紐約服裝工人是不滿20歲的猶太後生。1914～1915年，紐約市給20歲以下的青少年發放的工作許可證，有37%被猶太人子弟拿走。

猶太人在東歐時多集中在服裝行業，而他們抵達美國時又恰逢大規模的成衣縫製業正在興起之際。在1880年，美國男式服裝屬成衣的尚不到一半。自家縫製或定做服裝，在當時算是盛行的習俗，並存在著很大的估衣市場。然而，艾賽克·M·辛格推出他那完美精良的縫紉機之後，一下子改變了人們的整個穿著時尚。到1885年，紐約市就有241家服裝廠，其中有234家是猶太人開辦的。老闆大多是德國猶太人，僱用東歐來的猶太人為夥計。一代人之後，按照種族交替的老規矩，東歐來的猶太人「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當了這些服裝廠的老闆，轉過來再雇義大利移民或其他種族移民當夥計。紐約在後來就一直是美國服裝工業的中心，而業主則大多是猶太人。在1890年，在美國工業界謀生的猶太人約有半數是制衣工人。

一旦經濟狀況允許，東歐猶太人就辦起自己的慈善機構。該項事業始於19世紀80年代末。其中一家慈善機構宣稱：在給窮人施捨錢財和麵包時，應當承認大家都是一個始祖的子孫，不應以出生地的不同而人為地畫線。

猶太移民的子女也在血汗工廠或其他地方幹活，但很少一天干到晚，因為他們的父母希望他們能上學。在學校里，教員多是愛爾蘭人，很少是猶太人，而且教室里擁擠不堪。在19世紀80年代末，據估計，在低年級，一個老師平均有87個學生——即便如此，還有成千上萬的適齡兒童因教室不夠而被拒於校門之外。甚至在世紀之交的年代，60個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里、3個人坐在一個座位上的現象仍是很普遍的。而在19世紀中期的愛爾蘭移民期，紐約市一個老師帶的學生要更多。在曼哈頓東南端，不少學校的在校生有90%以上是猶太兒童。為了緩解校舍的擁擠狀況，當局曾試圖用汽車把學生接送到曼哈頓西區愛爾蘭居民段的學校去就讀，這引起了軒然大|波，招致抗議，猶太人的報紙也就此發表了怒氣沖沖的社論。該計劃只好作罷。

住在這一地區的多數人，都是體力勞動者（有技術，但干體力活兒），甚至那些被明確統計為「白領」階層的人，也常常是使用手推車的小販、屠夫、雜貨店老闆，或在其他一些書本知識根本派不上用場的行業中營生。但他們不僅愛讀書，而且還出席各式各樣主旨與他們的日常生計毫不相干的報告會。有一位躬逢其盛的人，後來感嘆道：「你可以想象，我們當時多麼需要一位赫伯特·斯賓塞在我們當中啊！」

另一個猶太人進展緩慢的領域是體育。這也反映出他們長期的傳統是重視讀書、下棋或演奏樂器，而不強調體育和消遣活動。當肖洛姆·阿萊漢姆說「最佳小提琴手總歸是猶太人」時，他未必絕對正確，但顯然也不可否認，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當中，猶太人占的比例是高得出奇。但猶太人出身的運動健將就寥寥可數了。在拳擊和棒球運動方面，愛爾蘭人捷足先登，很快就佔領了這兩個陣地，並叱吒風雲達幾十年之久，而第一批傑出的猶太裔拳擊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嶄露頭角。猶太裔棒球運動員只是在20世紀20年代才打進主要的球隊，當漢克·格林伯格於1933年加盟底特律老虎隊時，還仍然被認為是新鮮事。此外也還有其他幾個猶太裔棒球明星——例如艾爾·羅森和桑迪·柯法斯等，但與他們之前的愛爾蘭人和德國人，或他們之後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相比較，猶太裔棒球運動員的人數還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