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人在政治上的成功相對來得較晚。第一位義大利人當選為參議員是在1950年，第一位義大利人被任命為內閣成員是在1962年。某些義大利裔候選人贏得過本族選民的多數選票，某些猶太裔候選人照樣也能贏得多數義大利選民的選票，約翰·F·肯尼迪於1960年競選總統時曾在馬薩諸塞州獲得義大利人85%的選票。一般說來，在義大利選民當中，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得人心，但兩黨的極端自由派——如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市長約翰·林賽——都在義大利選民中遭到慘敗。

隨著義大利人在整個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崛起，他們也開始了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並於後來在這個領域里發展到獨霸一方的地步。在義大利人參與其中之前，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在美國早就存在了。一直到20世紀20年代，犯罪團伙的頭目多是愛爾蘭人或猶太人。美國憲法禁酒修正案付諸實施之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大規模地發展起來，而此時又適值義大利後裔大批加入了犯罪團伙的行列。偷運私酒及違禁開設秘密的酒館（通常又和賭博或賣淫相勾結）成了賺大錢的生意，而且也是競爭性極強的生意。義大利裔的犯罪頭目在這種暴虐而殊死的競爭中，具備兩條足以決定勝負的長處：第一，他們在販運私酒時能克制自己，不致酗酒；第二，正如家庭忠誠對一般義大利社會生活是關鍵因素一樣，他們在營運私酒時，全家人也能守口如瓶，毫不走漏風聲。從事一種生死存亡的買賣，頭腦清醒和家庭忠誠是兩大格外重要的條件。

義大利自然條件的先天不足，既表現在農業方面，也表現在工業方面。高山和丘陵佔據了該國陸地面積的75%。只有一半的國土屬可耕地，可耕地又大多集中在北部。在南部，高山一直「綿亘到海外，所以可耕地只局限在山村周圍、高原和海岸邊的平地」，而海岸邊的平地一般又都十分「狹窄」。不管是從質還是從量上來看，義大利還缺乏冶鍊鋼鐵——現代工業的支柱——所必需的煤和鐵礦石。

1820～1850年，移居美國的義大利人充其量不足5000人。在19世紀50年代的10年裡到達美國的義大利人約為9000人，在19世紀60年代的10年裡，這個數字增加到12000人。他們大多是北部義大利人，其數量仍屬微不足道，沒有引起美國公眾多大的注意，儘管當時本土主義之風頗盛。這些義大利人當中，只有約1/7的人是勞工，其餘多屬工匠和小商。他們散居在美國各地——在紐約，他們以販賣水果出名，在加利福尼亞他們種植葡萄來釀酒——而不像後來抵美的南部義大利人那樣，大批集聚在少數幾個港市。這批人在南部義大利人潮水般地湧進之前，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當地社會所接納，手頭也很富足。

作為一個移民種族，義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們所犯的罪一般都屬賭博、鬥毆之類，而非盜竊、詐騙或武裝搶劫一類的職業犯罪活動。19世紀的義大利移民，曾被描繪為「誠實不亞於魯莽」的人，就是說，別人不招惹他們，他們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別人來，他們不太會「捅婁子」。他們不像愛爾蘭人那樣動不動就吵得不亦樂乎，打架對南部義大利人來說，是件了不得的大事。義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帶一把刀或一桿槍，誰敢攻擊他們，那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有人認為，他們在19世紀大批遷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後，那裡的打鬥事件就減少了。在愛爾蘭人稱霸于移民「集居」的貧民窟時，無端毆打陌生人或向過路人行竊，乃屬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個不肯讓步而又手持尖刀的義大利人時，搞這類欺侮行人的小動作就十分危險了。

對於美籍義大利人來說，正如對其他一些缺少發家資本或教育傳統因而無從在商界或學術界平步青雲的種族一樣，體育、娛樂圈和政治，也像犯罪活動一樣，都能給他們提供向上流動的渠道。美籍義大利人進入體壇的時間，要遲于愛爾蘭人，而且從未在這方面像愛爾蘭人那樣取得過壓倒性的優勢。但是像喬·迪馬丘、洛基·格拉齊亞諾、文斯·倫巴第、約基·由拉和洛基·馬齊亞諾這樣一些響亮的名字，確實代表著義大利人對體育界的重大貢獻。在音樂界——古典的和通俗的——義大利人在美國也和在歐洲一樣，是無可匹敵的。他們在古典音樂方面出過像恩里科·卡魯蘇、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安娜·莫弗以及賈恩—卡羅·梅諾梯這樣一些大家。流行歌曲明星有弗蘭克·辛那特拉、佩里·科莫、迪安·馬丁和托尼·本內特，這些人也只是著名美籍義大利人歌唱家的一長串名單上的幾個罷了，其中許多人改用了英國式的名字，如康妮·弗蘭西斯或勃比·達林等等。

隨著社會——經濟方面的進步，內部也產生了差別。在起色不大的美籍義大利人當中，求學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仍被視為可疑之舉，學生沒興趣和家長認可的逃學是兩個主要問題。今天，美籍義大利人上大學的不如在一般美國人當中那樣普遍，儘管差距已不如過去那麼大。即便是在那些到高等學府去深造的美籍義大利人當中，老的傳統習慣仍在各方面留下它的痕迹——例如，閱讀習慣差，或情緒上有矛盾，覺得脫離了家庭的軌道似乎就「背叛」了家庭等。傳統上對教育所持的功利主義觀點，可以從美籍義大利學生所選擇的專業上看得出來，他們一般都報考「實用的」或應用的學科，比如男的讀工程，女的選師範。

隨著時間的推移，義大利人的不少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都在美國的環境下發生了變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與其他移民種族一樣，學校里灌輸的是美國的價值和方式，孩子們由於在兩個世界里長大，也就講兩種語言，體現兩種文化。這固然有利於他們向上流動，卻也在家庭里造成了兩代人之間的衝突，而且也時常造成個人內心的矛盾。

在同一個種族之內，先期到達的人和後期到達的人，二者之間的關係乃是多數美國少數種族歷史上的一個事關重大的因素。一般來說，先期到達的人已經處在有利的地位，除去物質方面的優勢之外，這還表現在對當地社會的法律、社團、行為準則和文化有所了解，並已在某種程度上被當地社會所接受，懂得如何與之打交道。這些有利條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來緩解後期抵美同胞在過渡階段遇到的困難，這就要看哪個種族，也要看在歷史上是哪個時期，不可籠統而論。有的將本族的後來者看做兄弟，熱情而自豪地予以歡迎，並認真地開導他們去適應美國的行為規範，有的則公開對本族的後來者橫加挑剔，以避免這些未經美國文化洗禮者的不良行為會招致對他們整個種族進行責難。這是兩種極端的態度，居間者的做法不一而足。北部義大利人就曾公開指責南部義大利人，且其態度之激烈實在是美國任何少數種族所望塵莫及的。好多北部義大利人「寧願自稱是美國人」，而不願遭到本土主義者對南部義大利移民的那種欺辱。他們一口咬定，義大利南北兩部分人不是同宗，以致美國政府後來也就把他們在人口調查資料上分開統計。資料顯示，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差別確實不少。

甚至在南部義大利人大規模向美國移居以前，義大利人就已經有過向鄰近較為富庶的歐洲國家——法國、德國和瑞士——以及南美（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遷徙的歷史。在19世紀，義大利移民去南美的人超過去北美的人，儘管這一趨勢在20世紀發生了逆轉。義大利移民的來源和性質，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過重大的變化，數量和目的地亦不盡相同。

在某一特定的街道上，可能集中居住著不少那不勒斯人或西西里人，然而在美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大型居民區里，義大利裔很少能構成多數。其他的移民種族——愛爾蘭人、德國人、猶太人等——通常會和義大利裔共處一居民區。外國移民居住區通常很少有美國本地人夾雜其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義大利移民與外界社會離群索居的情況，和其他同時代的移民是相同的。不過，在選擇居住地方面，義大利人絕不是隨遇而安的。在1880年和1910年，義大利人的「隔離」狀況（從統計數據與理論上的隨機定居數據二者的差距來看）甚於其他移民，也甚於同時期的黑人。

在加利福尼亞，許多北部義大利人變成了種植水果、蔬菜和釀製葡萄酒的企業家。在世紀之交，加州的義大利人有半數在從事農業，這與全美各地的義大利人普遍都在都市就業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通過為加州的農業投資提供財政服務，A·P·賈尼尼建立起日後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家銀行——美國銀行。另一個由北部義大利人早在1860年就開發出來的農業區是在威斯康星州。他們也搞得十分成功，並與當地的社會生活打成一片。在其他州也有義大利人辦起來的小型農業社區，尤其是在得克薩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紐約州西北部。定居在這些地方的多屬來自南部的義大利人，發家的速度慢，遇到當地民眾的抵制也多。但是，他們在義大利擅長於耕作貧瘠土壤的經驗，使他們敢於購買被當地美國人視為「無用的」貧瘠土地，並將之變為良田。這樣，許多開始時十分貧窮的南部義大利人後來就成了地主，為國家增加產出，也使他們本身逐漸富裕起來。他們最終也被接納為這些地區企業社會的一部分。

和包工頭制度一樣，美籍義大利人的互助會可算是向現代意義上的組織——一種由陌生人所組成的社會結構，該結構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邁進了一步。通用汽車公司、紅十字會、政治運動、工會或體協等，都是這種意義上的組織。南部義大利人一般尚未締造過此種意義上的組織。他們的那些團體都是由彼此已經熟識的人組成的，一般來說，相互之間或者有血緣關係，或者有教父教子關係，或者（像在美國）有來自同一省份的同籍關係。但是，要把陌生人組織起來進行大規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義大利或者在美國，對於南部義大利人來說，那都是困難的。在南部義大利，正式的組織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來的，這種外部力量就是義大利政府或羅馬天主教教會。全國範圍內的美籍義大利人的組織，其形成的時間一般要比其他種族的全國性組織形成的時間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猶太人的布內—布里茨反誹謗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那樣進行著有效的活動。

義大利人能和他人共處，但這並不意味著ｈｔｔｐｓ://ｒｅａd•９9ｃｓｗ.cｏｍ能被他人同化。例如，義大利移民的擇偶對象幾乎從不超出本族的範圍，即使是第二代的義大利裔仍然大致如此。先是，義大利移民通常在故國的本省——甚至本村——同鄉中擇偶。一樁義大利移民的婚事，幾乎總是一個義大利人與另一位有本族血統的人之間的嫁娶，但卻從不會是一個北部義大利人和一個南部義大利人結為秦晉之好。進一步說，即便發生了與異族通婚的事，那與其說是向種族融合邁出了一步，還不如說是某些個別人士生活中的孤立事件罷了，這些人士因飛黃騰達而從本族社區中遊離出去了，僅此而已。美籍義大利人社區仍然保持原來的風貌，這些後來發生的個別與異族通婚現象，基本上對它沒有什麼影響。

按美國的普通標準來衡量，苦幹精神和強烈的「事業」心不能混為一談。所謂事業心，它牽涉到一系列具有既定目標的前進步驟，通常從大學就開始，其感情投入的程度也時常會和對家庭的承諾相衝突。此種職業進取精神在美籍義大利人當中形成風氣，但進程是緩慢的。為家庭多干、苦幹，向來是義大利人的一種氣質，為工作而犧牲家庭，則為義大利人所不取。美籍義大利人世世代代都樂於在文官體系中供職，上班時間固定，恪盡職守自會得到報償。而耗盡精力和時間的職業，比如當經理或做學問，義大利人向來不敢問津。

如同愛爾蘭人和其他種族所走過的道路一樣，祖籍國的狀況繼續影響著在美國生活了幾代人的美籍義大利人。從20世紀美籍義大利人的居住模式，四分五裂的組織，甚至投票模式等方面，人們仍可以看到當年義大利地方主義和地區主義的影子。

歷史加重了大自然造成的問題。義大利南部長期是歷代爭霸帝國和王朝的戰場。至少是從羅馬帝國的時代以來，這些帝國和王朝在義大利半島反覆較量過。在中世紀，該地曾有兩百年遭到入侵，「不時發生，甚至每年一次」。在各個不同的時代，義大利南部被形形色|色的外族人征服過，包括倫巴第人、阿拉伯人和諾曼底人。當地民眾生來就是燒殺搶劫、奸淫擄掠和被奴役的對象。在義大利，「各民族的鮮血融匯在每一條河流里」，正如義大利是各個不同歷史時代在這個半島上來去匆匆的許多外族人語言的大雜燴一樣。

美籍義大利人講話的一個特點，是生造混合詞，即半是英文半是義大利文。他們這樣做，有時完全是因為義大利農民的詞彙里原本就沒有相對應的單字，如把car（汽車）說成carru，把factory（工廠）說成fattoria，把refrigerator（冰箱）說成frigidaria等等。

職業性的犯罪活動在南部義大利已是一門高度發達的藝術，特別是在黑手黨的老巢西西里。大多數義大利移民並不參与這類活動，雖然他們也遭到連累，被無辜地打上黑手黨的印記，豈不知他們自身就是黑手黨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國，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此時尚未發展到後來在禁酒運動時那樣的猖獗程度。更何況，在義大利移民來美的那段時期，美國有組織犯罪的頭子大多是愛爾蘭人和猶太人。各移民種族按照美的時序而在職業和居住區方面帶有繼承關係，這後來也體現在有組織的犯罪上。

捍衛家族的榮譽，也包括保護年輕女子的貞潔。盡量把姑娘們關在家裡，出門要有人護花，其男性親屬刻意保護她們，在必要時也會為她們報仇。在公開場合調情，在羅馬向屬司空見慣，南部義大利人對此則嗤之以鼻。進入20世紀時，義大利南部的私生子在比例上連北部各省的一半都不到。那不勒斯周圍地區的私生子比例，只相當於羅馬周圍地區的1/5左右。

包工頭制度是移民義大利人的另一個特點。所謂包工頭，也就是義大利勞動力的招募者、組織者和監督人。包工頭形成的各個聯絡網，可伸到美國好幾個城市，甚至直通到義大利本國。包工頭為鐵路、建築公司或其他需要非熟練勞工的廠家，提供大批義大利移民，併為之充當翻譯和工頭，使得這些勞動力能更有效地為美國老闆賣命，否則的話，美國老闆若直接與這些義大利人打交道，對其情況又一無所知，社會存在不少麻煩。對移民工人來說，包工頭可幫助他們聯繫上僱主，提供趕赴這個陌生國度各地區的交通服務，提供他們吃得慣的食物，提供信貸、銀行以及其他各項雜七雜八的服務。凡此皆屬人地生疏的移民難以獲得的東西，或根本摸不著門路，僱主就付錢給包工頭，包工頭再付錢給工人，當然先要除去工頭自己的費用、花銷、墊付款、房租和信貸利息。

按照早期義大利移民的狹隘觀念，「要上學而不願工作的兒子是個『壞兒子』，要讀書而不願幫助母親做事的女兒是個『壞女兒』」。受教育意味著和家庭離異。堅持深造的個別學生，內心感到矛盾和自責，妨礙他們和那些升學受到家庭和朋友支持及鼓勵的人進行競爭。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義大利兒童時常在班上年齡偏大，而且這種偏大的程度超過其他多數主要移民種族的孩子。1911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南部義大利移民的子女有63%的人，比所在年級的「正常」年齡大。這當中，部分的原因是有半數以上的學生是7歲或7歲以後才入學的，但即便是在6歲入學的兒童當中，也幾乎有半數人在被調查時落在正常班級的後面。

與義大利人的崛起相伴而生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分化，還有他們在社會上的差別。甚至在各階層中，家庭一詞的意義也變得不完全相同了。在義大利裔的中產階級人士當中，親戚之間的拜訪頻率僅略高於一般的美國中產階級。但義大利裔工人階級走訪親戚的頻率，仍是其他美國工人階級的兩倍。中產階級的義大利開始重視教育，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越來越多的人將其子女送到教區學校就讀。由於義大利裔充當了教士和修女，學生家長已不像早期的父母那樣，害怕其子女會在教區學校里「變成愛爾蘭人」。

在義大利南部，可耕地少而零散，致使許多村社相互阻隔——這反過來又加劇了語言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差距。此外，這裏也很少有可為貿易和交通提供舟楫之便的長江大河。在向美國進行大量移民的時代，諸如廣播、鐵路和航空這類現代旅行和通信工具，在義大利南部尚未出現，或者說尚未起到顯著的作用。及至20世紀中期，義大利南部的某些村落仍然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

南部義大利人在美國的就業模式，從各方面都反映出他們在祖國時的背景。來自森林被毀的義大利南部的移民，極少有人在美國從事伐木行業，但卻有很多人挑選了與利用石料有關的職業，因為在缺乏森林的義大利，石頭是常見的建築材料。與在祖國時一樣，義大利移民從事捕漁業的人也很多。

在職業上，義大利人趕上了愛爾蘭人，而在業主人數所佔的比例上，則超過了他們。在1909年，波士頓的義大利人有22%是經商的，相比之下，愛爾蘭人經商的只佔5%。到1950年，這兩個種族的職業分佈幾乎毫無二致。到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籍義大利人的收入已經超過了愛爾蘭人，而愛爾蘭人來美的時間卻比義大利人早30多年。

南義大利人不僅有著與眾不同的以及悲慘的歷史，而且其貧困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也是少見的；他們還有自己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其中不少一直體現在美籍義大利移民及其後裔的身上。

北部義大利人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向來更接近於其他歐洲人或美國人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在他們看來，南部義大利人的作風，有的屬古怪，有的屬落後，有的屬野蠻，有的則屬莫名其妙。北部義大利人對南方同胞的屈尊——甚或成見——可以追溯到義大利歷史上很久以前的年代里，到他們都抵達美國時也沒有消失。如同等級森嚴的社會種姓制度一樣，地區性的貴賤秩序也是層次極為分明的，托斯卡納人在最上層，西西里人在最下層，「身居義大利中部的那不勒斯人蔑視北方弟兄們向他們擺出的那副屈尊俯就的面孔，但一提起南方的同胞，他們馬上就會表現出不屑一顧的神色」，甚至在到達美國之後，「西西里人仍遭到其他義大利人的排斥」。

在某些義大利移民中，父母將讓自己的孩子跟著包工頭當學徒，包工頭就將這些孩子送到鄉下去勞動，或讓他們在城市裡當報童、小販，或在馬路上演奏樂器，掙幾個小錢。

家庭對正規學校教育的支持不力，表現在許多方面，比如逃學率高，放學后要幹活，一到法定年齡（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就立即退學，等等。此種風氣不僅反映出父母的想法，孩子在學校里也有其難處。義大利移民的孩子在美國的學校里，從言語、衣著到其他許多文化特徵，一切都使得他們成為別人嘲諷的對象，誠如當時一位人士所言，學校的教員也對招收這些孩子入學感到「遺憾和不安」。掙錢的誘惑力還體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中：在芝加哥，出生於美國的義大利人子女，其輟學率甚至比在外國出生的義大利人子女還要高，而後者在就業方面是不如前者的。

在義大利的南北兩部分，人的差別可以和地理及經濟上的差別等量齊觀。下面讓我們看看這方面的情況。

在早期移民時代，人們觀察到的奇怪現象之一，就是義大利裔工人身材瘦小，或者說缺乏體力。這種現象當時很普遍，但後來卻有所不同，從而迫使人們發問，美籍義大利人的體格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變化。更好的營養可能是一種解釋。不過，當義大利工人在鐵路修築線上、工地上或其他一些非熟練行業里取代了愛爾蘭工人的時候，他們並不比愛爾蘭人更窮苦，而愛爾蘭工人卻從未被認為是缺乏體力的羸弱之輩。還有一種解釋似乎更加可信。就是，世世代代居住在孤立的小村落里，許多人相互都難免有某種血緣關係，儘管這種血緣關係可能遙遠，一般人還意識不到。而一旦他們開始和原來小村落之外的人通婚，其後代的體形就會高大起來。這是一種遺傳現象。移民代的義大利人，雖然和來自同村或同省的老鄉結婚的特別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就開始在更加廣泛的義大利裔社區里尋找嫁娶對象。這樣，美籍義大利人甚至用不著和異族通婚，其後代就足以形成一個使體形增大的遺傳基礎。美籍愛爾蘭人在擇偶時從未受到內部分裂和地理因素的限制。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義大利移民當中，有一項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項調查發現，在紐約或費城，幾乎沒有「義大利妓|女」。正九_九_藏_書如美籍義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許許多多現象一樣，這一點同樣反映出南部義大利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

代與代之間的職業變化也反映出美籍義大利人地位的上升。在紐約，1916年義大利裔工人約有一半是干體力活的，但到1931年，這個比例就降到了31%。義大利人的職業也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有人當上了電工、油漆工、承包商和工頭等。到20世紀20年代，義大利人開始在服裝行業取代了猶太人，後者已經更上一層樓了。

義大利移民及其後代儘管如此強烈地抱著祖國的文化特徵不放，他們卻未能相應形成全美義大利人強烈的種族認同感，對義大利的民族感情就更弱了。在日益美國化的過程中，美籍義大利人也多少意識到他們在美國是個單一的種族群體，對祖國義大利也有某種關切感，但與美籍愛爾蘭人對愛爾蘭或猶太人對以色列的操心程度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美籍義大利人曾一度對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感到一陣子欣喜若狂，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義大利裔之外的美國人也曾懷有同樣的情緒，當時報界對墨索里尼的有利報道就可證明。從未有人當真要把墨索里尼的意識形態移植到美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籍義大利人欣然地參加了美軍進入義大利的戰鬥，並未產生愛國心方面的矛盾感。他們在美軍中的存在很可能促進了義大利民眾對美軍的友好態度。

某些愛爾蘭裔神職人員甚至對義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個人就宣稱：「義大利人不如我們聰穎。」有的教士在佈道台上稱義大利人為「黑不溜秋的」，叫他們到後排與黑人坐在一起。義大利移民也與許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組織保持著距離。這又是南部義大利人價值觀念的反映。自立感使義大利人恥于向別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於警察為之伸張正義，遇到困難也不求慈善機構以苟全。遇到這兩種情況，義大利人寧可自謀出路。義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單身，即便餓著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願意干」。只有在家眷遷來之後，他們才會在走投無路時去求助慈善機構，以免老婆孩子跟著受罪。義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捨之日，也就是他們到了「奄奄一息，貧病交迫」之時。此種對施捨堅持不受的態度，隨著時代的前進似曾有所改變，特別是在大蕭條的20世紀30年代實施大規模救濟計劃的時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義大利人仍保持著這一與眾不同的特點。

在20世紀中期，約佔義大利人口和耕地40%的南部，其產出只佔全國的20%左右，北部人均收入高出南部大約2/3～4/5。19世紀時，義大利南北兩部分地區的文盲都很多，但南部的文盲（占人口的84%）比例大大高出北部（占人口的59%）。

美籍義大利人不僅苦幹，而且也能攢錢。早期的義大利移民——大部分都是打算把家眷接過來或攢錢回國成家立業的男子——省下所得的一半是普遍現象。避免揮霍一直是義大利裔人士後代的一個特徵。強調自立是他們的另一個特徵，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包括拒絕接受政府給予他們的法定救濟，甚至在收入低微時也保持良好的銀行信譽，不熱衷於政治或投機事業。

在南部推廣教育的嘗試，所獲成功是緩慢而不平衡的。近至1900年，南部義大利的文盲比例仍達70%，高出同期英國、法國或德國的10倍還不止。愛爾蘭人確實也缺乏教育傳統，往往對之漠不關心，但尚不至於像南部義大利人那樣極端地敵視教育，並在家中公開地詆毀它。這種態度後來頑固地體現在美籍義大利移民的身上，並在某種程度上傳給他們的後代。

來自義大利南部的移民，確實是別具一格的。遷徙美國后又大批返回故國的現象，首次發生在來自義大利南部的移民當中。這在當時美國的歷史上固然是獨特的，但在義大利的歷史上卻算不上稀奇。從1875年到20世紀初期，義大利外遷世界各地的移民，暫居者多，久留者少。此期遷徙到歐洲其他地區的義大利人，回國者佔90%左右。從美國返回故土的難度相當之大，但是，當時已有輪船可乘，返回老家去是可行的，比起風帆船時代的愛爾蘭人來，早已今非昔比，那時漂洋過海，走一個單程都可能葬身魚腹。義大利移民從美國迴流的比例起伏不定，大致保持在11%～73%之間。大多數返回故土的義大利移民，是在抵達美國后5年之內起程的。

一般來說，移民子女離校輟學是常見的現象，但這種現象在義大利人的子女當中顯得特別突出。1908年，紐約八年級的學生人數，只相當於三年級學生人數的1/3。而對義大利子女來說，部分地反映出教育設備之不足。學生只有在達到給定年級的標準時才能獲准升級，「超齡生」和「留級生」比比皆是。當然，和各移民種族的子女相比較，義大利兒童的「超齡生」和「留級生」的比例又是偏高的。在那一時期，讀完中學的俄國猶太人子女佔16%，德裔子女佔15%，愛爾蘭裔子女不足1%，而全紐約市的義大利裔子女讀完中學的卻連一個也找不到。到1931年，紐約全體中學生讀到畢業的佔42%左右，而美籍義大利人的子女讀到中學畢業的卻只佔11%。

美籍義大利人對接受正規教育是很遲疑的，認為它會威脅到家庭的價值觀念，並使孩子失去就業的機會，無法找工作賺點錢來貼補家用，在經濟上划不來。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義大利，義大利人都高度重視實用知識，但正規教育卻被認為是不實用的。在義大利南部，對於遷居美國的那些階層的人們來說，正規教育確實是不實用的，從來美的第一代移民所從事的那些職業來看，正規教育的實用性也不怎麼明顯。在那時候，他們所能找到的工作機會根本就超出了他們的經驗或領會的範圍。《教父》一書的作者馬里奧·普佐本人就是義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曾說過：

在敘述美籍義大利人的發展史時，人們容易忘記這段歷史的代價。約瑟夫·羅普里阿托曾令人信服地描述過義大利人的苦楚：「憤怒的愛爾蘭人；傲慢而又驚慌的『美國人』；貪得無厭而又詭計多端的包工頭；不可靠的職業；逃不脫的工傷事故；在老闆的大聲呵斥之下，從早到晚彎腰低頭，掄動鐵鍬幹個沒完；帶有侮辱種族色彩的玩笑和髒話；貧民窟斗室之內的噁心氣味；子女生病；孩子放學回家后希望知道為什麼做個『熱那亞人』是不好的……」等等，義大利人什麼痛心的事都碰到過。

大批人返回對仍然留居美國的義大利人和義大利本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美國返回的人，不但給義大利帶來了物質財富，也引入了他們對世界的不同看法，包括對教育的格外重視。而在美國這一邊，對返回義大利的期待心理減弱了走向美國化的刺|激。這對於那些僅打算在美國作短期旅居而後來又不得不推遲返回，及至最終只好永久定居下來的義大利移民來說，就構成了一個老是無法擺脫的障礙。有資格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義大利移民，真正變成美國公民的實際人數，在比例上遠低於其他移民種族，掌握英文的人數也極少。此種狀況亦見諸于其他進出美國頻繁的種族當中，例如居住在美國東北部的加拿大法裔和住在美國西南部的美籍墨西哥人，就是這樣的。

和其他方面一樣，義大利人進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也與籍貫有密切的關係。大多數從事有組織犯罪的義大利家庭，都來自西西里（現在仍然如此）。西西里的黑手黨傳統給美籍義大利人的犯罪辛迪加提供了結構框架，然而美國的黑手黨卻既非西西里黑手黨的分支，亦非其簡單的移植。有組織的犯罪是美國的既存事實，自有其一套機構，美籍義大利人實際上不得不經過一番較量，才得以打入其中。美籍義大利裔的黑手黨分子，大多有共同的祖籍，此點可由這樣一個事實加以證明：即便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禁酒時期，美籍義大利人作為一個種族，總體上的犯罪率仍比其他美國人偏低。

美籍義大利人新近的種族認同感，與某些其他種族那種抱成一團的態度或在政治上清一色地選舉本族人的做法，仍然存在著極大的差別。義大利裔的候選人仍不能像其他種族的候選人那樣，完全可以指靠本族選民的選票。1965年在爭取提名為審計官候選人的預選運動中，馬里奧·普羅卡西諾將本族的選票丟給了猶太裔競選對手，其所以能獲得提名，只因為他在猶太人選區反倒贏得了多數選票，豈不怪哉！在後來的一次選舉中，普羅卡西諾獲得了義大利裔選民的支持，但那顯然不是因為他有個義大利的名字，而是因為他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對義大利裔選民的利益十分重要。在1962年的馬薩諸塞州州長競選活動中，義大利裔候選人約翰·伍爾普在與他的老對手、盎格魯撒克遜裔恩迪科特·皮博迪的角逐中，只贏得了51%的義大利裔選民的選票。

義大利南部農民不單是貧困和無權，而且也被人看不起。當地的一位小說家曾借他書中的人物之口說道：

他們對飲酒也持同樣嚴肅的態度。儘管飲用葡萄酒的人很普遍，但是喝到失去自我控制的酗酒程度卻十分罕見，美籍義大利移民及其後裔仍保持著這種適可而止的酒量。這種局面可能是由義大利的土質和氣候適合於生產酒性發作相對較慢的葡萄酒，而愛爾蘭的土質和氣候適合於釀製烈性酒的原因造成的。

義大利人多年來藉以發家的那些渠道，一般都不要求受過正規的教育。美籍義大利裔工人逐漸掌握了技術，其工資所得也超出了單憑他們的正規教育所達不到的水平。極端的肯干一直是他們發家的強大力量，普遍很低的酗酒率也使老闆覺得他們是可靠而又可取的僱員。有趣的是，義大利人滴酒不沾的在當時（乃至現在）極少，吃飯時都會把盞小飲一番（有時連小孩也喝上一點），但喝醉卻是禁忌。

義大利人也進入了市政管理人員的行列，起步時是小股的，並從職業階梯的最底層干起。19世紀90年代在芝加哥，義大利人當清道夫的有100多人，其他還有人當上了下水道挖掘工、垃圾搬運工，也有人在各種建築工程或維修部門找到了差使。19世紀末，有3個義大利人在芝加哥當上了警察，其後不久又有幾個人當上了消防隊員，這些數字雖然不多，但一直在增加，20多年之後，就上升到好幾十人。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年代，芝加哥的義大利人做小學教員的僅10人左右，但到20世紀20年代初，這個數字就緩慢而穩步地上升到42人。在義大利裔人口顯得多得多的紐約，義大利人充當教員的在1905年也只有200人出頭，1915年增加到400人出頭。相比之下，早在19世紀末，在紐約公共工程充當市政職工的義大利人就有8000人之多。同樣在舊金山，義大利裔的市政職工多是清道夫（有人說他們在這裏「享有壟斷權」），下水道、自來水管道和煤氣管道的挖掘工，也在橋樑、運河及港口等建築工地上和維修場所幹活。在全美其他城市，也存在類似的情形。https://read.99csw.com

在義大利移民當中，酗酒率低，這是他們從祖國帶來的傳統。所以就這點而言，美籍僱主對他們印象很好，認為他們比愛爾蘭人更能自我克制，上班守時，工作可靠。然而，美國僱主也抱怨說，義大利移民工人缺乏主動精神，因而需要付出昂貴的監工費。缺乏主動精神，也是南部義大利社會背景的反映，在那裡，主動精神只會惹麻煩而得不到好報。總的來說，美國僱主並不認為義大利移民勞工格外可取，主要是因為他們需要有人監督，在管理上開銷較大。義大利裔工人的日均產出量趕不上其他種族的工人——包括當時的愛爾蘭人和黑人——所以付給他們的工資也就相應較低。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對的。在阿根廷，義大利移民工人的勞動效率就被認為比阿根廷當地人要高。這可能反映出北部義大利移民大批來到了美國，也可能反映出美國和阿根廷的勞動標準有差別。

儘管就歷史的創傷和極度的貧困而言，南部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是難兄難弟，然而他們在某些氣質方面，卻又彼此有所不同，從而導致他們在對待創傷和貧困時各有各的對策和文化上的適應辦法。愛爾蘭人所受到的壓迫，來自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異族，所以在回應時具有強烈的全民族意識，而義大利農民則長期遭受宗教信仰相同的本族人（或與本族混血的人）的壓迫，這種情形使他們不能形成民族團結，而是導致各顧各的絕望做法——完全仰仗直系家庭的其他成員。兩國的授命當局都被認為是不合法的，但在愛爾蘭產生的那一系列嚴密組織卻從未在義大利南部形成起來，這裏人最信得過的小圈子很少超出近親的範圍。南部義大利人的回擊方式——族間報復和黑手黨——也都是以對方的家庭為目標。

在世紀之交的年代里，來自義大利南部的移民充當海員、泥瓦匠、裁縫、鞋匠和理髮師，外加十多萬勞工，但是他們之中當上醫生、律師和教員的人，加在一起尚不足100人。

放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就可能會理解義大利人和黑人之間的今昔關係所發生的微妙變化了。早期的義大利移民對黑人所表現出來的敵意較少（特別是在美國南方），然而在目前，義大利人對黑人的輿論與其他白人相比，是很不妙的。黑人領袖所強調的種族進步之路，恰是美籍義大利人所排斥的道路，認為靠政府救濟和特殊照顧違背他們的價值觀念。這兩個種族的生活作風也相互衝突。雙方都視對方的言語和肢體語言是故意的侮辱，而實際上，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里，這些都有完全不同的內涵。下述事實又加劇了二者之間的衝突：和其他白人的慣常做法不一樣，義大利人在黑人遷入其地段時，恰恰不願意搬走，堅持住在原地（哈萊姆至今還有一個義大利人的社區），從而使他們比其他種族有更多的機會和黑人發生摩擦。美籍義大利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間也有類似的問題，但與美籍華人卻並非如此。華人雖然膚色不同，但其價值觀念和生活作風卻與義大利人並無相悖之處。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相處得很好，遠勝過他們與愛爾蘭人的關係，愛爾蘭人的生活作風——特別是在19世紀——就是20世紀城市黑人生活作風的先兆。總而言之，籠統地用「種族主義」這個字眼來解釋，無法找到族際間敵對關係的緣由。

義大利北部可謂得天獨厚，輔之以人和。春天和夏天，當莊稼需要水時，這裏正值雨季。北部有「好幾條因阿爾卑斯山積雪融化而水量相對較為穩定的河流」，這些河流「為工農業提供了可觀的水源和動力」。此外，至少在義大利人大批向美國移民期間，北部還存在著「一個世界上無與倫比的灌溉體系」。說到義大利北部的農業，那是「滿田濃綠繁茂」，產出「各色作物」。南部那種森林被毀和其他自然或人為的災害，在北部不太常見。

與家庭甚至與同村人的密切關係，限制了義大利移民和外界社會的有益接觸。反過來說，全體義大利移民相互缺乏強烈的認同感又使得他們不敢與其他種族發生摩擦。美籍義大利人與各式各樣的種族都能和睦為鄰（這與愛爾蘭人的經歷就形成鮮明的對照）。大約同時於19世紀晚期抵達紐約的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相互之間歷來就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暴力事件，甚至也未在政治上形成強大的對立面。同樣在波士頓，「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相處得很好，勝過他們任何一方與愛爾蘭人的關係」。在全美各個城市裡，美籍義大利人與歐洲其他各種族都不錯，甚至膚色的差別也沒有妨礙此種和平共處的格局。義大利人在紐約唐人街一隅長期與美籍華人混居，很少發生齟齬或動武。在美國南方，美籍義大利移民對南部維持傳統的膚色|界限根本不當回事，以致他們自身成了南部本土白人攻擊的對象，被認為破壞了「白人至上」觀念。紐約的美籍義大利人一直和格林威治村的先鋒派分子及異端文化相安無事，儘管他們本身很少或根本就不參与其活動。

和在其他領域一樣，義大利人在農業上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們願意比別人更加賣力的苦幹精神。許多義大利裔農場主都是從農場勞工和交谷租農干起的。由於缺錢，甚至購進低價的荒地和肥料，墾伐點林地等等，都時常需要他們不分晝夜地苦幹，打零工，全家操勞，長年的積攢和借債，才能最終把借貸償還清楚。在某些地區，比如在紐約州的奧斯威戈縣，義大利人後來終於在當地的水果和蔬菜種植及經銷方面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義大利文化復興的碩果，是義大利北部的產物，對南部的影響很小。哥倫布、但丁、米開朗基羅和羅西尼都是北義大利人。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對羅馬帝國的歷史——「光榮歸於羅馬」——也絲毫不會感到驕傲，因為他們的祖先在那時長期淪為奴隸，羅馬的光榮沒他們的份。那場由斯巴達率領9萬奴隸進行的造反行動，就爆發在義大利南部。多少世紀以來，這裏還曾發生過無數次的起義和反叛，但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因為當地人民團結不夠，無法形成協調一致的區域性運動。

要直接了解究竟迴流者當中有多少人從一開始就沒有長遠打算，只準備暫居一段時間，或究竟有多少人是由於失望才返回的，雖然現在已無法弄個水落石出，但是仍可以尋找到不少蛛絲馬跡。遷徙者當中男性所佔的比例——不管是在一國之內流動或向國外移民——是判斷其打算永久定居還是暫時或試探性旅居的一個線索。意在永久定居者，在搬遷時往往攜帶妻小，兩性人數比例相當，愛爾蘭人和猶太人當初就是如此。但是義大利人早期遷居許多國家時，有近90%的人是男性，隨後也佔到80%左右。從義大利來美的移民，其中小孩所佔的比例低於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自美返回的義大利人當中，約有2/3的人當初並未攜家眷同來。有相當可信的證據表明，他們來美從一開始就是暫時的，或帶有試探性質，返回故土既非失敗亦非失望的表現。不少返回的人都在美國掙了一筆可供回國后購置田產或充當體面公民的錢財。

一如棲身於貧民窟的其他種族一樣，美籍義大利人也不斷地受到改革派人士的慫恿，讓他們到農村去紮根。也正如猶太人、愛爾蘭人或其他種族一樣，義大利人基本上對此不感興趣。多數人沒錢購置農場，不少人打算返回義大利，很少有人願意到那些與世隔絕的孤零零的農場上去了此一生，尤其擔心在那裡甚至連「遙遠」的鄰里都聽不懂他們的語言，更不用說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了。當然，也確有某些義大利人下鄉了，那是集體去的，大多是在農忙季節跑到鄉下打零工，有的則辦起了鄉村企業。

義大利半島的悠久歷史，可以追溯到耶穌基督之前的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然而作為一個國家，義大利相對來說又是年輕的，僅始於1861年。這一年，義大利各省在歷經多少個世紀的分裂后首次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離開這個相對年輕的國家而到達美國的那些人，當時只知自己是那不勒斯人、敘拉古人或加拉布里亞人，只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明白自己是「義大利人」。就語言和地理而論，義大利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好多地方的土語，外地來的人根本聽不懂。有人說過，「不僅是每個地區，即便是每個小鎮，都覺得本身具有自成一體的獨特文化，其百姓對幾英里之外的人都感到極為陌生」。各個村莊，即使雞犬之聲相聞，語言和文化也相去甚遠。在地理上，該國被亞平寧山脈一分為二，形成了許多相互隔絕的山谷，西西里島和撒丁島是兩大島嶼。

多年來，家庭的人口不管從相對或絕對的意義上來說，也都發生了變化。在1910年，美籍義大利人家庭的平均人口仍在全國家庭人口的平均線之上，但到20世紀60年代，美籍義大利夫妻的子女數量已經比其他美國人要少，且只相當於早期義大利夫妻所生子女的一半。在1910年，35～45歲左右的美國婦女平均有3.4個孩子，而同一年齡段的義大利裔婦女則平均有5.5個孩子。到1960年，此項全美平均數是3，而對美籍義大利婦女來說，則只有2.4。曾是美國各種族中家庭人口最多的義大利人，現在則和猶太人走到了一起，家庭人口變得最少。

被認為對這種家庭以及對南部義大利生活方式構成威脅的因素當中，就有教育這一項。這種教育是在統一之後由北部義大利人引入和掌握的。1877年，義大利首次通過了實施義務教育的法律。該項法律遭到反對和抵制，甚至有人掀起騷亂並焚毀校舍。農民認為受教育不能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實際上在那樣一種等級森嚴的社會裡，農民的這種看法恐怕不無道理。教育反倒被認為是對家庭神聖性的一種侵犯，是把一個兒童作為一個孤立的個體抽調出來，教之以與其家庭信奉相左的一套價值體系。對於貧困潦倒的平民百姓來說，失去一個孩子做幫手或出外掙錢的機會，實在是一種不堪忍受的損失。

正如南部義大利文化的其他內容一樣，宗教是高度個人化的。沒有幾個義大利人願去當教士，而在由愛爾蘭人操縱的美國天主教內部，義大利裔教士也極少有升遷的機會。在移民時代，義大利人子女極少在教區學校上學。這些學校即便設在義大利移民街區，也由愛爾蘭裔修女來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愛爾蘭人手裡是一樣的。譬如在芝加哥，義大利裔的學齡兒童在教區學校就讀的不到5%，而在紐約，義大利人的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人數是入教區學校人數的7倍，相比之下，九-九-藏-書愛爾蘭人子女在公立學校讀書和在教區學校讀書的人數，大致是相等的。用義大利文出版的報紙公開倡導不要到教區學校去讀書，理由是宗教教育應當在家庭里進行。

義大利移民積极參与其他人所創造的工會，並在組成美國服裝工人協會時發揮過作用，但總的來說，他們建立的組織極少。甚至在為共同的目的而採取聯合行動時，他們也打個人的小算盤，對不屬於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過。義大利人的這種作風，在南部義大利以及在現代美國，都可以看得出來。

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反映了義大利南部的現實。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多屬宿命論者，相信運氣，這和天下所有莊稼漢都是一樣的，因為他們是靠老天爺吃飯。20世紀中期進行的一次心理學實地研究表明，義大利南部一個村莊里人們的態度和北部義大利人的態度大不相同，兩者又都和美國人的態度不同。義大利南部鄉下的村民普遍有一種大禍臨頭感，也同樣覺得任何能獲得的好處，不是來自命運的賞賜，就是來自大人物的恩典，而與個人的主動性或長遠計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南部義大利農民講話時，幾乎不使用將來時態。對鬼神和宗教的態度也反映出類似的影響。南部義大利人對宗教和靈性的體驗，並不意味著要遵循一套既定的規矩以求最終得救，而是去討好眼前那些捉摸不定的力量——守護神、撒旦，巴結諸如「毒眼」或神奇的數目字這樣一些非基督教的魔力。鬼神的力量一旦不靈驗——比如維蘇威火山爆發造成的災難——那就很可能被拋棄在一邊，和乞求時只從個人出發，是一樣的短期行為。

1905年在紐約的第一代義大利移民當中，從事白領工作人士的比例依其居美時間的長短而異。但不管在美時間的長短，有40%的人屬非熟練工人。居美時間不足25年或達25年的人，從事高級白領工的實屬微乎其微（即不到2%）。居美達25年以上的人，有14%從事著高級的白領工作，但這個比例不但反映了時間因素，也反映這樣一個事實，即1880年之前遷居美國的義大利移民大多來自義大利北部。就那些居美不足25年或長達25年的人而言，從事一般白領工作的比例有一個幅度，具體說來，居美在7年以下的人，從事白領工作的佔9%，居美在15～25年之間的人，從事白領工作的則高達24%。在波士頓的義大利移民當中，幾乎有2/3的人在1910年是低層次的體力工人，但這批低層次的體力工人在他們職業生涯的後期，其比例就下降到了38%。該市1910年義大利移民從事白領工作的只佔12%，但在這些人退休之前，這個比例就升高到37%。

義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種族一樣，較高的犯罪率都發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間。在紐約市，美籍義大利人的犯罪率在兩代人之間增加了一倍。

甚至農民自己也真的以為他們是「有別於他人的異種」。在南部義大利這樣一種等級高度分明的社會裡，對於一個農民或農工來說，不管是在工作上、自我進取方面或在公共和政治事務中想發表點意見，表現出任何主動性都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太主動不可能招致好報，反而會引起那些高高在上的權貴們——這些人農民實在得罪不起——的憤懣。農民自己心裏明白，必須老老實實地賣力幹活，永遠聽從指揮，不可越雷池一步。後來，美國老闆不無沮喪地發現，美籍義大利人身上仍然帶有這種消極性格的烙印。

儘管紐瓦克和費城等地黑人與義大利人之間的政治（及其他方面）對抗，曾被廣為宣傳，然而這些膚色及種族間的衝突，也是因對社會問題比如警察權力和控制犯罪等看法上的強烈分歧所致，當然與族際敵對情緒也難以截然分開。在1968年，對民權運動持反對觀點的總統候選人喬治·華萊士仍在紐瓦克獲得21%義大利裔選民的支持，在克利夫蘭獲得29%義大利裔選民的支持，在全美獲得10%義大利裔選民的支持，相比之下，除去南部，他只獲得全美8%選民的支持。但是也就在同一年，競選馬薩諸塞州美國參院議員的共和黨黑人愛德華·布魯克，獲得該州義大利裔選民40%的選票，比該黨的總統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鬆在馬薩諸塞州贏得的義大利裔選民的選票還要多。1970年在紐約，一位競選州府公職的候選人，在紐約州西北部獲得大多數義大利裔選民的支持，而在紐約市他就不行了，因為該市的黑人和義大利人在地方問題上時常是壁壘分明的。與1928年南部——這裏的天主教徒極少——不投阿爾·史密斯的票因而也是反對天主教徒的情形相反，義大利人和黑人在政治上的對抗，看來主要發生在那些二者之間因利益或價值觀念發生現場衝突而使他們各執一端的地區，而不主要是因為存在一般的種族主義，一般的種族主義應當適用於不管附近有無黑人的任何地方。

1910年，美籍義大利男子的年收入，低於本土白人男子或黑人男子。

南義大利人所遭受的屈辱和蹂躪，不僅僅是有一套不公正或壓制性的法律被強加在他們頭上而已。因為缺乏強大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貴族和領主直接主宰著百姓的命運，他們主觀武斷、剛愎自用。對民眾來說，問題不只是要遵守一般的法律，而且還要討好手中握有大權的人。此種傳統的後遺症，即便是在20世紀中期義大利南部的鄉村裡仍可觀察到：

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美國，來自義大利北部的移民只有12%是文盲，來自南部的移民卻有54%是文盲。義大利北部移民工人參加工會的佔40%，南部義大利移民工人參加工會的只佔11%。雖然在大規模移民結束之前，500萬遷居美國的義大利人當中從北部來的只佔15%，但獲得專業職稱的美籍義大利人大多是從北部來的，或雖來自南部但卻不是農民出身的義大利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即便是在工廠和礦山就業的美籍義大利工人當中，北方人也比南方人掙錢多，文盲少。

家庭依然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仍是忠誠的歸宿。離婚、分居或拋棄妻室，在義大利人當中仍屬罕見，這與早先的愛爾蘭人或20世紀的黑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居家樸實無華也仍舊是美籍義大利人的風尚。此外，義大利人的家庭大體上也還是父親說了算，儘管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事多由母親做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掙得的大部分收入。

包工頭制度從19世紀80年代南部義大利人開始大批遷美開始，大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一直廣泛地存在著。這種制度不僅應用到美籍義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應用到從南歐和東歐來的其他移民身上。在19世紀末，包工頭們控制著紐約全部勞工的2/3。約在同時期的芝加哥，有1/5強的義大利人在為某個包工頭幹活。費城的工頭們在該市招攬義大利人到周圍的農業區去充當季節工。在包工頭制度下，白手起家的義大利移民得以擴散到全美各地，與其同胞一道生活和工作，文化上相互熟悉，並通常于積蓄了按當時標準算是一筆可觀的錢財時返回故國。也有不少人就在首次充當契約勞工的地方安家落戶，在當地建立起美籍義大利人的社區。這些社區至今仍存在於奧馬哈、鹽湖城、紐瓦克和底特律等城市。

宗教並不是與家庭在「競爭」忠誠方面的強大對手。儘管大部分義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義大利對他們並沒有強大的約束力，義大利普遍存在反對教會官僚的氣氛，而由愛爾蘭人把持的美國天主教與他們的關係就更加疏遠了。在南部義大利，教堂的祈禱禮儀很少有人參加，除非逢到聖誕節、復活節等重大節日。在美國，義大利裔天主教徒給教會的捐款，按人頭計，只相當於波蘭裔、愛爾蘭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愛爾蘭人和南部義大利人時常在天主教教義的觀念上發生衝突。南部義大利人的宗教觀念不那麼刻板，節日禮儀偏重熱鬧，注重對守護神和聖母瑪利亞的崇奉，而不拘泥於意識形態上的正統性，對聖餐或念珠祈禱也不在乎。

在一個嶄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里，義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於自衛的目的，他們組織起互助會。互助會根據其成員在祖國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幾，山頭林立。這種狀況亦見諸于阿根廷的義大利移民當中。在19世紀末期的阿根廷，僅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個這樣的互助組織。在芝加哥，義大利人的這種互助會在1910年有400個。在同期的紐約，義大利人的這種互助會則多達2000個。他們從未能合併起來，成為一個為全體美籍義大利人服務的互助總會。不管怎麼說，這些互助會總算是一種比南部義大利共濟範圍優越的合作形式，在那裡，像這種承擔家庭之外義務的做法，可謂是聞所未聞的。一位研究義大利社會的知名學者曾經指出：「要在南部義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區』一詞的同義語是困難的。」甚至義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團也是以家庭為中心來展開，後來到了美國仍是如此。

美籍義大利人的居住模式，反映出他們在義大利時的地區主義格局。從義大利同一個村莊或省份來的人，往往「集居」一處，社會交往也局限在本村老鄉或同省人的範圍之內。在一個人給定的美國城市裡，可能有幾百個義大利人的互助組織——每個組織僅為義大利某一特定地區來的人服務，而不可能聯合起來為全體「義大利人」提供方便。這種奇怪的狀況不只存在於美國，同時也存在於阿根廷的大批義大利移民當中，從義大利某一地區來的人同樣也打不進從義大利另一地區來的人所組織的互助社團中去。在美國，義大利人的互助社團往往以該社團成員在故土時居住的那個村莊的名字或那個村莊的守護神的名字來命名。美國老闆從經驗中體會到，rｅad•９９csｗ.com僱用來自義大利不同村莊的意裔工人在同一個單位幹活，是自找麻煩，必將引起暴力事件。

美籍義大利人長期以來對學校、民居計劃和其他局外人硬性規定的「美國化」計劃，儘管感到憤懣並進行抵制，但他們卻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變成了地道的美國人，尤以其愛國主義著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士兵仍以種族劃分編製時，美籍義大利人應徵入伍的比例高出其他種族，最終的犧牲人數在比例上也同樣高於其他種族。儘管他們只佔美國總人口的4%，但在戰時的傷亡人數卻佔到美軍傷亡人數的10%。

在美國和在南部義大利一樣，家庭對於義大利人來說，是壓倒一切的關鍵組織。確實，家庭幾乎是能夠要求人們效忠的唯一組織。

今天，美籍義大利人在收入、教育、智商得分和其他許多指標上面，都與其他美國人大體相仿。最近對人口統計的研究表明，義大利裔家庭的收入，稍微超出全國的平均水平，但這些義大利裔家庭大多都居住在城市地區，而大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及生活開銷）是普遍偏高的。近年來，義大利人的家庭收入高出其他美國人平均水平的12%，這一事實可能只反映了地區性或城鄉差別。但無論怎麼說，對於在本世紀第一個10年其收入仍只相當於全美平均數45%的義大利人而言，能趕上全美平均數就已經相當不簡單了。

值得一提的是，義大利人的崛起基本上並未藉助于通常認為是必經之路的教育或與教育相關的職業。時至1969年，35歲以上的美籍義大利人比起同年齡段的其他美國人平均受到的教育，幾乎要少兩年，上過大學的也不到其他美國人的2/3。他們在專業人員當中或在其他需要受過教育的高級職位上，人數很少。在紐約市，義大利裔的專業人員，在比例上還不如黑人高。在紐約市立學院和大學里，義大利裔的教授人數一直很少。到1972年，年青一代的義大利人（25～35歲）在受教育的年限上趕上全美平均水平，在大學畢業率方面才接近全美平均水平。這種教育上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義大利人經濟騰飛的結果——父母有條件讓子女去讀大學——而顯然不是騰飛的原因，因為經濟騰飛早就實現了。義大利人的收入在1968年就超過了全美的平均線。

義大利南部的氣候和地形造成了該地的貧困。氣溫雖說相對還算適中，但降雨量偏低而且又集中在少數幾個月份。作物生長季節恰是乾旱的——「旱情可能持續6個月或更久」。雨季到來時，往往又是傾盆而下，造成水土流失。生長季節缺雨反過來又限制肥料的使用。丘陵地帶的土質吸水性差，一旦下雨，勢必形成湍急的水流，一瀉千里；一度覆蓋著義大利南部的濃密森林被毀壞之後，既加劇了水土流失，又使溝壑、池塘積滿死水，孳生瘧疾。義大利在歐洲是瘧疾鬧得最凶的國家，而其南部又是本國受瘧疾危害最嚴重的地區。瘧疾除了直接造成痛苦和死亡之外，還帶來了經濟上的損失。因為土質最肥沃的低地同時也是瘧疾最易感染的地方，故此農民和工人就住到山坡上，以避開夜裡出來咬人的帶有瘧原蟲的蚊子。這樣一來，白天有不少時間就得花在下田和回家的路上，時常往返要走好幾英里，實際幹活的工夫沒多少。

19世紀晚期大批遷入美國的義大利人，有半數是勞工，相比之下，此期美籍德裔人只有1/7是勞工，美籍愛爾蘭人也只有1/3是勞工。他們很少有人從事在義大利慣於從事的農業，原因是他們所定居的那些港市幾無農業可談。在很大程度上，義大利移民踏上了先前愛爾蘭移民走過的老路。他們是工廠的工人，是礦山的礦工，或在建築工地上掄鍬揮錘，包括參加修建鐵路和地鐵。在紐約，很多義大利人專門以揀垃圾為生，也有人以擦皮鞋為業（紐約州擦皮鞋的有90%以上是義大利移民）。來自義大利南部的移民，從事專門行業的只佔其總人數的0.5%弱。義大利移民當中，小業主的人數似乎比愛爾蘭移民中的小業主人數要多些，但這兩個移民種族中的小業主人數都不算突出。

從長遠觀點看，確實證明美國是從義大利來到這裏的那些人的機會之邦。但是把機會變成現實，也的確要付出艱苦的勞動並具備持久的毅力。某些早期的義大利移民用他們的雙手獲得了新生，當他們舉起自己的雙手說「美國就在這兒，這就是美國」時，他們對此已作了最好的總結。

和在義大利南部的老家不一樣，義大利移民的婦女在美國也工作，但卻幾乎從不給人家當女傭。這和不從事無專長職業就去當家佣的愛爾蘭裔婦女或黑人婦女的就業方式是有明顯區別的。去做傭人並住在僱主家裡——就像19世紀的愛爾蘭婦女那樣，一方面違背南部義大利人的傳統，因為他們歷來不讓女人拋頭露面，以杜絕發生兩性曖昧關係的任何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與南部義大利人的家庭觀念不相容，因為他們認為，婦女是賢妻良母，照顧家庭是她們的天職。家庭血汗工廠是解決既要就業又不離家門的一個折中辦法。這種辦法又使得孩子們從小就學著幹活，這是移植到美國來的南部義大利人的另一生活特徵。哪一個移民種族也不像義大利人那樣，常常硬是讓自己的子女輟學，留在家裡幹活或外出打工，這是盡人皆知的。

美籍義大利人在政壇上發跡較慢，但最終也造就出市級、州級和全國性的政界名人。第一位義大利裔政界大員是費奧萊羅·H·拉瓜迪亞，此人是深知基層民眾並有巨大號召力的極少數「改革派」人士之一。缺乏從政經驗，缺乏種族內部凝聚力，是影響義大利人政治努力的兩大障礙。直到本世紀初年，義大利選民區在政治上仍由愛爾蘭人充當其代表。此種狀況開始時並未遇到挑戰，後來當義大利人嶄露頭角時，才巧妙地使選區分化，並逐漸控制了自己的選區。經過幾十年的奮鬥之後，義大利裔政客才掌握了與愛爾蘭人或其他更富於政治經驗的種族成功地進行較量的本領。卡爾明·德薩皮奧在1949年首次以義大利裔的身份當上了紐約坦慕尼協會的首領，儘管義大利人早就是該市人口最多的種族之一了。然而義大利裔的候選人仍不像其他種族的候選人那樣，總能贏得本族人的選票。甚至連名聞遐邇的拉瓜迪亞市長在1941年與愛爾蘭裔對手（威廉·奧杜瓦爾）競選連任時，也未能贏得紐約多數義大利裔選民的選票。就是在20世紀70年代，猶太裔的紐約市市長候選人（阿布·比姆）也曾比其義大利裔對手贏得過更多的義大利人選票。

儘管義大利南部大多屬丘陵和山巒地帶，但其間高原的高度恰恰不利於農業。一方面這些高原太高且崎嶇不平，所以不宜種莊稼，另一方面卻又嫌太低，因為無法積雪。倘能積雪，春天就可融化，形成緩慢而平穩的水流，滋潤農田。除了缺乏歐洲其他某些國家普遍存在的有利條件之外，義大利農田的土壤在冬天也得不到大自然的恩賜，因為沒有嚴寒去形成次第的結冰和解凍，從而使土質鬆軟。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完全憑人力及耕畜來完成鬆土的繁重勞動。

第一代義大利移民絕大多數都是非熟練勞工，而第二代人就在職業的階梯上爬高了一步，就業的範圍和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第一代移民在世時也有向上流動的。

直到向美大量遷徙的時代，多數民眾依舊是農業工人——其中少數人擁有小塊農田，多數人不是租別人地種就是在別人的地上幹活。就那些在世紀之交的年代移民來美的人而言，其中有77%的人是農業工人，專業人員連0.5%都不到。

義大利人子弟在公立學校的成績是如此之差，致使當時許多「專家」們斷言他們在遺傳上和智力上是屬於「劣等」的。在那一時期，義大利裔的成年人和少年在智力測驗中的得分都很低（不比今天的黑人高），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整合程度的加深，義大利人的智商得分在近幾十年來就有所提高。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籍義大利人的智商得分一直在全國平均數的上下浮動。

南部義大利人長期保持著格外強大的家庭紐帶，以此作為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社會組織。按照西方世界其他多數地區的準則來看，南部義大利人對家庭的依附太過分了——超出了國家、宗教和道義對個人的要求。感情、忠誠和道德幾乎只存在於家庭的範圍之內。例如，義大利的民族主義只對北部人才有重大意義，是他們在19世紀統一了義大利，也是他們在20世紀成了墨索里尼的主要追隨者。南部義大利人認為教會組織和自身有距離，甚至對它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相比之下，愛爾蘭人篤信宗教，教會也和民眾一直長期受到欺壓。甚至在20世紀，南部義大利人的哲學也還一直被人稱為是「與道德無涉的家族主義」——盡量擴大直系核心家庭的眼前福利，維持家庭的榮譽，併為此二者不惜付出一切代價。

由於僱主或司法當局對包工頭承辦的各種合同很少或沒有進行監督，又由於勞工對美國通行的房租標準、旅費開支或工資所得的利息減免根本不了解，包工頭時常都撈得肥肥的。包工頭一般是些強悍而貪婪的領頭人，身上帶有武器，也可能會有其他武裝分子的支持，以便保護其在勞工身上預先支付的這筆投資。有的甚至對沒有完成預定任務的勞工——不管成人或兒童——施以肉刑。由於本身也有義大利南部的背景（時常和他們手下的工人來自同一省份），這些包工頭們知道，工人是不會去當局告發自己遭到的任何欺詐或凌|辱的，更不用說組織起來與他們作對了。不過，這種制度還是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關注，引起他們的警覺，於是他們掀起一場運動，堅決要將其根除之，並得到義大利政府和美國當局的支持。這些努力基本上是失敗的。儘管通過了禁止勞工承包制度的法律，義大利移民卻很少承認他們是出了錢才找到工作的。他們對包工頭制度利弊得失的衡量，顯然與改革家們的衡量大不相同。雖然改革派的努力沒有能阻止包工頭制度的存在，但它卻被時代所逐漸淘汰。隨著美籍義大利人日趨熟悉所在國的語言和文化，有本領去自謀職業，能適應美國的工作環境，包工頭提供的那些方便對他們來說就越來越沒有什麼價值了。20世紀初，這個制度很快就消亡了，但其殘留的痕迹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然存在，主要體現在年齡較大的工人當中。

世界上有這麼多的東西是個人無法控制的，但這決不意味著對個人能控制的也採取不負責的態度。恰恰相反，在義大利南部，人們苦幹、節儉，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家庭的福利和榮譽，並參与五花八門的宗教和巫術活動，以求上蒼賜福驅邪。他們的文化觀念，強調男女對家庭所擔負的重任。好漢並非匹夫，匹夫對個人逞能，自找麻煩。譬如，偶爾的爭吵是應當避免的，但嚴肅的戰鬥一定要進行到底，不容含糊。南部義大利人奉行的準則是，客氣但堅定地警告對方不可輕舉妄動，一旦對方置之不理，繼續尋釁，則毫不留情地進行報復，這與愛爾蘭人那種一觸即發、瞬息和好的風格形成極為鮮明的對照。